摘自第一卷《童年时代与青年时代（1827—1855）》兄弟和叔叔离开彼得堡以后，在我与达尼列夫斯基一起生活期间1845年秋谢苗诺夫天山斯基和达尼列夫斯基住在彼得堡瓦西里耶夫岛上。，我们的熟人圈子显著扩大了，主要是因为达尼列夫斯基没有任何财产，他必须以写作来维持生计，写作内容丰富的、有根有据的学术性文章给《祖国纪事》刊用。这使他不仅认识了杂志的编辑克拉耶夫斯基，还认识了许多其他的文学工作者及批评家——别林斯基与瓦列里扬·迈科夫。他们器重达尼列夫斯基的逻辑性非常强的头脑，惊人的辩证法和渊博的、多方面的学识修养。这么一来，在我们去大学听课期间，我们的关系密切的朋友的圈子里，不仅有大学生，还有年轻的、已经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属于这个圈子的不仅有某些青年学者，还有已开始文学活动的青年文学家，如达尼列夫斯基的高等政法学校的同学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及梅伊列夫·亚历山大·梅伊（1822—1862），诗人，剧作家。，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德·瓦·格里戈罗维奇，亚·尼·普列谢耶夫，阿波隆·迈科夫，瓦列里扬·迈科夫以及其他人。我们不太经常互相串门，不过我们交往的主要地点和时间是固定的，每逢星期五这一天，我们在我兄弟和达尼列夫斯基的高等政法学校的同学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布塔舍维奇彼得拉舍夫斯基处聚会。我们在那里和当时彼得堡青年知识分子界相识，这群人之中，我最了解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中吃过苦头的斯佩什涅夫，迪布两兄弟伊波里特·马特维耶维奇·迪布（1821—1890），康斯坦丁·马特维耶维奇·迪布（1810—？），均为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杜罗夫，巴尔姆，卡什金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卡什金（1829—1914），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傅立叶学说的拥护者。以及逃脱了他们被捕命运的德·瓦·格里戈罗维奇，热姆丘日尼科夫热姆丘日尼科夫（1821—1908），俄国诗人。，迈科夫两兄弟，拉孟斯基拉孟斯基（1825—1902），经济学家。，别克列米谢夫别克列米谢夫（1824—1877），傅立叶主义者，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活动。，摩尔德维诺夫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摩尔德维诺夫（1827—？），内务部官员，参加杜罗夫小组活动。两兄弟，弗拉基米尔·米留金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米留金（1826—1855），经济学家，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帕纳耶夫及其他人等等。这些人乐意到殷勤好客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家去，主要是因为他有自己的住宅，可以举行对我们来说是极为有趣的诸如此类的晚会，尽管我们觉得彼得拉舍夫斯基本人太古怪了些，如果不说他狂妄的话。许多友人显然都这样看待彼得拉舍夫斯基。他的传记作者写道：“关于彼得拉舍夫斯基，颇有许多不友好的看法，有几分同情和尊敬，但很少有好感的。与他比较接近的人客观地高度评价他，也只是因为他的渊博的学识修养［……］以及他在社会文化上所起的作用，但是作为一个人而真正爱他的，却一个也没有。任何人看出他身上古怪的、可笑的、不好的地方，都一点也不肯原谅他［……］。外界与彼得拉舍夫斯基接触的人［……］最多不过看到他身上的无益的古怪，‘好标新立异’，想要‘与众不同’而已。”（《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页64）作为高等政法学校的学生，他是担任公职的人，在外交部当翻译。他唯一的职责是外侨进行诉讼案件时派去当翻译，比较多的是去编制外侨的因无继承人而充公的财产清单，尤其是图书的清单。后一项差使很合彼得拉舍夫斯基的胃口： 他从图书中把所有外文版的禁书挑出来，以非禁书补进去，而把这些禁书拿去充实他自己的藏书了。他购买各种图书补充他的收藏，供所有的朋友使用，甚至包括商会会员、市民董事会会员及市杜马议员，他本人是市杜马议员。作为一个极端的自由主义者，当时的激进主义者、无神论者、共和主义者及社会主义者，他天生是个卓越的宣传家的典型： 他所喜爱的正是宣传鼓动工作，他竭力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展开这一工作。尽管他的宣传很不连贯，自相矛盾，他所宣传的却是一种反君主制思想乃至革命思想及社会主义思想混合在一起的大杂烩，不仅在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圈子里宣传，还在市杜马选举人阶层中宣传。为了宣传的目的，他竭力要在军事学校当教师。当罗斯托夫采夫请他自报一下他能教些什么科目的时候，他交出一份单子，上面开列了十一门科目。校方允许他试教其中的一门科目，他用这样的话开始他的试教课：“这门课可以从二十个观点去看，”他果然讲了二十个观点，不过他并没有被录用为教师。他的衣着是古怪的奇装异服，显得与众不同，且不说他的长头发、小胡髭和长胡须当时被人侧目而视，他还常常穿西班牙式的短斗篷，戴四只角的大礼帽，千方百计要引起人们对他的注意。他想方设法要吸引群众，譬如，放烟火，发表演说，分发小册子等等，然后开始跟他们进行秘密谈话。有一次他身穿女人的衣服来到喀山大教堂，站在妇女中间，假装虔诚地祈祷，可是他那没有特别仔细加以遮掩的、带有几分强盗气概的面孔和那一把黑胡子引起旁人的注意。临了，警察分局的警官走到他身边，对他说：“阁下，您大概是个乔装打扮的男人吧。”他回答道：“阁下，我可觉得您是个乔装打扮的女人。”警察分局的警官大窘，彼得拉舍夫斯基趁机从人群中溜之大吉，回家去了。
我们朋友圈子里的所有的人，自然并没有把彼得拉舍夫斯基本人当作是什么了不起的重要人物，不过每逢星期五都去拜访他，每次都在他那里看到一些新的人而已。在圣灵周的星期五，平时摆冷盆小吃的桌子上，他摆上了圆柱形甜面包、奶渣糕、红蛋等等。星期五的晚间集会，往往进行活跃的谈话，尤其是青年作家纷纷倾吐自己的积愫，抱怨当时沉重地制约着文学工作的书报检查制度的压迫，除此以外，还有文学作品朗读，各种各样学术问题和文学问题的简单的口头介绍，这种口头解释自然带有当时书刊出版物的语言中所不容许存在的自由主义思想色彩。我们当中许多人的理想是要使农民从农奴的依附地位中解放出来，可是这种企图还停留在空想的范畴，只在亲密的友人圈子里才作比较认真的讨论，后来通过一个参加晚会的人传来一份报告，在小组的部分成员的一次集会上念过，这是国有财产部部长基萨列夫基萨列夫（1788—1872），伯爵，1837至1850年间任国有财产部部长。的同事安·巴·查勃洛茨基杰谢托夫斯基安·巴·查勃洛茨基杰谢托夫斯基（1807—1881），政论家，经济学家，参加1861年农奴改革活动。他的秘密报告《关于俄国农奴的状况》（1841）被当作农奴制必须废除的根据。
就尼古拉一世所提出的农奴解放问题而作的报告，是当时的国家机密。
达尼列夫斯基念过许多关于社会主义，尤其是关于傅立叶主义的文摘，他对傅立叶主义极为向往，以异常引人入胜的逻辑发展自己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读了他的中篇小说《穷人》与《涅朵奇卡·涅兹万诺娃》的片断，热情洋溢地发表了反对地主滥用农奴制的意见。书报检查制度为全体人所痛恨，如何向书报检查机关作斗争的问题被提出来讨论，彼得拉舍夫斯基提出一项试验作为试金石，他的小组里的许多人参加这项试验。他们着手出版读物，标题为《俄语中使用的外来语词典》，每一个词常常写出从当时书报检查机关的观点看来是不许可的条文。检查机关审查这本少量印行的词典，审查的人各不相同，所以如果一个审查人通不过的条文，他们把它几乎原封不动地搬到另一词目的条文中去，送给另一个人审查，这样就能勉强通过审查，尽管遭到一些删削。彼得拉舍夫斯基亲自校对送审的条文，他用了巧妙办法： 放上标点符号，等拿到审查者已通过的原稿后，他再重新改动标点符号，改动几个字母，把审查者已经通过的文句的意思完全改变过来。这本词典的发起人和最初的编纂者是个军官，军事学校的教员基理洛夫，从书报检查机关的观点看来完全是个可靠的好人，压根儿想不到他这本献给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大公爵的著作书名全称是《基理洛夫出版的俄语外来语袖珍词典》。1844年12月24日的《俄国残疾人》报上登出广告称该词典有四千条词目释文，是科学史方面一本按字母排列的特种百科词典。这本词典共出了两卷，第一卷1845年4月，次年出第二卷，到“玛尔太教团”这一条目戛然中止。词典的护封上印着“出版者的话”，说明这本词典“是艺术与科学的简明百科词典，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欧洲文明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概念的简明百科词典”。词典的出版，作为彼得拉舍夫斯基提出的“一次试验”，作为与书报检查机关进行斗争的一块试金石，这一说法大概不无根据。彼得拉舍夫斯基决定参与词典的出版工作，他能够遵循这一宗旨。但是想起编词典的不是他，是词典的实际上的出版人，即在巴甫洛夫中等武备学校教务处工作的近卫军炮兵上尉尼古拉·萨尔盖耶维奇·基理洛夫。据佐托夫证明，基理洛夫是“以尼·德聂伯罗夫斯基的笔名发表很不错的短篇小说的作者”。1845年，在基理洛夫主编出版的《现代风习典型》一书中收了他的短篇小说《捻碎的白面包，外省生活散景》。基理洛夫是访问穷人协会的秘书，该会的主席是奥陀耶夫斯基。(见佐托夫的《四十年代的彼得堡》，载《历史通报》，1890年，第6期，页554)转到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手中以后成了什么东西。
彼得拉舍夫斯基当时二十七岁。斯佩什涅夫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斯佩什涅夫(1821—1882)，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中最具有革命情绪的人之一，给予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不可磨灭的影响。论信仰，他是个无神论者、空想共产主义者，看过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可能也看过《共产党宣言》。
关于他，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这个人的遭遇好极了！无论他走到哪里，无论他怎样出现在那里，最直率、最迟钝的人立即怀着崇拜、尊敬的心情围住他。”(《书信集》，第1卷，页140)斯佩什涅夫意志坚强，有过神秘的风流韵事，目光敏锐，善于观察，爱思索，几乎总是沉默寡言，又是个很有魅力的美男子。他对大多数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都带有一种优越感，这倒也为大家所承认。在某种程度上，他可能是《群魔》中的尼古拉·斯塔夫罗金的原型。在《少年》的草稿中，写到陀尔古辛派分子小组成员坚决与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的团体采取联合的态度，有个青年，是个富裕的地主，曾在德国人工厂里的工人中学习过，建议要密切注意技术革命，“这比向人民作一切［……］呼吁都还要无可比拟地有力又有效”，这个青年应当就是斯佩什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补充说：“有一部分是斯佩什涅夫。”(《最后几部长篇小说》，页84)和他几乎是同年，斯佩什涅夫以杰出的才能著称，后来被判了死刑。斯佩什涅夫又以出众的男性的英俊美貌著称。若要画救世主的头与身躯可以直接照着他的模样画。他在高等政法学校求学，受过良好的教育，博览群书，有文化素养，出身于富裕的贵族家庭，本人就是个大地主。他生活中的风流韵事迫使他在四十年代初期及中期到法国去住了几年。［……］旅居法国六年，他成了典型的四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者，他的理想是解放农民与人民代表制。他具有良好的欧洲语言知识，学识又渊博，在法国居住期间不仅醉心于乔治·桑与贝朗瑞的作品，奥古斯特·孔德的哲学著作，还热心研读圣西门、欧文与傅立叶的社会主义理论。不过，斯佩什涅夫是作为人道主义者而赞成他们的理论的，同时又认为这些理论是无法实现的空想。他没有护照逃跑到国外，得到赦免以后，他来到彼得堡，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发现有许多人的观点和理想与他一致，他成为这个小组中最杰出的活动家之一。他相信，必须通过书籍刊物上言论宣传的办法使俄国社会对接受农民解放与人民代表制的想法有所准备，他憎恨国内的书报检查制度的压迫，第一个想到在国外创办一份自由的俄语刊物从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案件的材料中可以看出这指的是在彼得堡办秘密印刷所刊印各种文章，但是并没有关于在国外创办杂志的材料。
，而不考虑他将怎样回到俄国来。要不是落到一群犯了叛国罪的人当中，斯佩什涅夫的意图无疑是会付诸实现的。
他在苦役中度过六年，丧失了领地，在他被剥夺一切财产权期间，领地归他姐姐所有了。仅仅因为逢到亚历山大二世接位，才恩准将财产发还给他。他忠于自己的理想，欣喜万分地注视着农民解放事业的进展，1861年2月19日以后，他成为最优秀的首届调停人之一。他判罪后，我在1863年第一次见到他，其时他正担任这一职务，虽然他正当盛年（四十二岁），看上去却仿佛是个高龄老者，只不过身躯尚魁伟而已。
小组里的著名人物是迪布兄弟，哥哥康斯坦丁是外交部亚洲司的一个科长。与斯佩什涅夫相反，他们在地方上无根无叶，属于京城里的官僚知识分子。迪布两兄弟都是大学毕业，1848年便在外交部担任行政职务。和当时的许多自由主义官员一样，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博览群书，埋头研究政治学与经济学，把废除农奴制度，实行宪法治国作为理想。然而对于以何种革命方法去实现这些理想，迪布兄弟俩连想也没有想过。他们之所以和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接近，是因为他们在小组里遇到许多人赞成他们的理想，为了能和这些比他们更了解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的人热烈地交换思想。迪布老大异常深入地研究过法国革命的历史，另一方面他又拥有过多的行政经验，以致他不会不知道在当时的俄国是无从发生革命的。向京城的知识分子无论提出什么希望，尤其是提出要求，都是徒劳的，甚至是发疯。而被地方上的同样一些知识分子所迷惑的民众，则是连手脚都被农奴制捆住了的。
然而四十年代末期席卷全欧洲的那场运动，恰恰在京城的知识分子身上（不仅彼得堡的，还有莫斯科的知识分子身上）得到反响和同情，他们的情绪当时很明确地反应在阿克萨科夫的下面的一首诗中： 站起来了，匈牙利，斯拉夫各民族……大家都振作精神，奋勇向前；我们欣喜地凝神倾听远方传来的神圣斗争的喧闹声，我们的胸膛直颤抖，紧张不安地等待着决定命运的搏斗。
我们把自由的捍卫者当作兄弟，我们无法不爱他们……强大的精神会激励人民！能不使我们折服？谢苗诺夫错把拉甫罗夫*的一首以手抄本广为流传的诗《响应宣言》当作阿克萨科夫的诗了。（拉甫罗夫的诗见《十九世纪下半期自由俄国诗集》，列宁格勒，1959年，页619—627)
*彼·拉·拉甫罗夫（1823—1900），民粹派革命家。
然而像迪布兄弟那样的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官员（这种官员很多)只是欣喜地凝神倾听远方传来的争取自由的斗争的喧闹声而已，他们自己不是革命者，并没有进行任何斗争，只局限于争取些许出版自由。
被判过刑的人当中最独特、最与众不同的是伟大的俄国作家—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
达尼列夫斯基和我跟陀思妥耶夫斯基两兄弟认识的时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正好以他的长篇小说《穷人》一下子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但已经和别林斯基及屠格涅夫争吵过。他完全脱离他们的文学小组，开始经常去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与杜罗夫小组。这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照例在和穷困作斗争。《穷人》的成功起初给他带来一些物质上的利益，可是随后物质方面给他带来的害处却多于益处，因为初次成功刺激了他的难以实现的希望，引起他后来不加计算地花钱。1846年给哥哥的信中，一部分1847年的信中，包含着“花钱不精打细算”的含糊的暗示。（见《书信集》，第1卷，页87、88、97、107、111）他后来的作品，例如他下了那么大工夫的《两重人格》，他抱了很大希望的《女房东》，都告失败，这使他得出结论： 用普希金的话来说，名声仅仅是……歌手的破烂衣衫上一块彩色斑斓的补丁。引自普希金的诗《书商与诗人的谈话》。
有人详细写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自然首先是指奥·费·米勒的《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材料》及尼·尼·斯特拉霍夫的《回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可是某些传记作者的两个结论我无论如何没法表示赞同。谢苗诺夫天山斯基批驳了亚·米·斯卡比切夫斯基的意见。（《最新俄国文学史》，圣彼得堡，1891年，第1版，页183）第一个结论是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人似乎看书虽多，却没有受过教育。我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很了解，1846—1849年间他经常上我们住处来，与达尼列夫斯基进行长时间的谈话。我可以和奥·费·米勒一起断定，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惟博览群书，而且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童年时，他从有科学知识的父亲，一个莫斯科的军医那里受过出色的准备教育。陀思妥耶夫斯基懂法文、德文，足以充分了解他所阅读的法文、德文书籍。他的父亲甚至教过他拉丁文。一般来说，在他十六岁进入高等学府——工程学校之前，他受过正确而系统的教育。在工程学校时，他也进行过系统的学习，除了普通教育科目之外，还学过高等数学、物理、机械学以及与工程学有关的技术科目，大有收获。1843年他学完课程，当时二十二岁。他的博览群书又大大地补充了他所受的教育，尽管这种教育是专业性的，然而也是系统的高等教育。他从童年起就读过，而且多次反复阅读所有俄国诗人与小说家的作品，卡拉姆津著的历史他读得几乎滚瓜烂熟。关于这件事，他在1873年《作家日记》的《现代的虚妄之一》一文中写道：“我才十岁时便知道卡拉姆津的俄国史中几乎全部主要内容，那是父亲每天晚上大声朗诵给我们听的。”（《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139）他以极大的兴趣研究法国与德国作家，特别喜爱席勒、歌德、雨果、拉马丁陀思妥耶夫斯基喜爱拉马丁可能是在青年时代，当时他和全体俄国的进步知识分子一起兴奋地感受了1848年革命时期法国发生的事件以及拉马丁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作家日记》中只有一处以极其讽刺的口吻谈到拉马丁，“对他说来，没有比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更愉快、更美妙的事情了［……］。这些演说他那时可能作了几千次。这是个诗人，天才”。他“写《诗与宗教的和谐》——‘长得没有尽头的非凡的诗卷’，已有三代大学毕业的小姐陷在里面了”。（《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197）、贝朗瑞、乔治·桑的作品。反复研读过许多法国历史著作，其中包括梯也尔、米尼埃及路易·勃朗梯也尔（1797—1877），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
米尼埃（1796—1884），法国历史学家。
路易·勃朗（1811—1882），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参加过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法国革命史，孔德的《实证哲学的发展》，看过圣西门与傅立叶的社会主义著作。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没有提到过米尼埃与奥古斯特·孔德以及他们的著作。但是这里既然讲的是他四十年代的情况，也就不能否认谢苗诺夫的论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在这里列举的其他法国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评论证明他确实很仔细地研读过他们的作品。如果考虑到上述情况，那就无法不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有文化素养的人。无论如何，他比当时的许多俄国作家，如涅克拉索夫、帕纳耶夫、格里戈罗维奇、普列谢耶夫更有文化修养，甚至比果戈理本人更有修养。
不过我大致能够同意传记作者们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歇斯底里神经质的都市之子”的看法。他确实是歇斯底里神经质的，但那是天生如此，即使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童年时代度过最美好年头的农村这一点不对： 从1832年到1836年，以及1838年，夏天他们才到乡下去（约三个月）。，他仍旧可能是歇斯底里神经质的。
在这些年头他比较接近农民，比较了解俄国人民的生活和整个精神面貌，这一点，不仅童年时代与青年时代从来不曾到农村去过的京城里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有知识的官员不及他，甚至许多上了年纪的京城里的世袭贵族，像亚历克赛·托尔斯泰伯爵、索洛古勃伯爵，乃至屠格涅夫也可能不如他熟悉(屠格涅夫在打猎巡游中比较熟悉了农村，不过那已经在他的生活的稍后一个时期了)，他们的父母都有意与农民保持距离，不愿有任何交往。
我们只要回想一下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他哥哥的童年时代的记述谢苗诺夫是指奥·费·米勒引用在他的《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材料》一书中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记述”。（《传记》，页12—16）见本书页23—31。，我们所听到的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说过的农村对他的一生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再回忆一下他自己写的关于农民马列伊的故事，他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处的晚会上所作的关于地主怎样对待农民的充满激情的报告以及他对俄国人民（意思是指对农民这样的乡村居民）所抱的深刻的信心这一信念确实贯穿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个创作中，是他的所有长篇小说中正面主人公们的主要特点，也是他在《当代》及《时代》上所发表的一些文章的中心思想。，就可以确信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乡村之子，不是都市之子。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具有高度艺术性的创作特点是： 他所能够描写，而且是以非凡的力量去描写的仅仅是他十分熟悉的人，他似乎钻到他们的心里去了，和他们合而为一，以他们的痛苦为痛苦，以他们的欢乐为欢乐。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童年时他帮助农民们干活时便提一壶水给干渴的孩子喝。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讲到过这件事。（《传记》，页15；本书页29）他最初写长篇小说《穷人》的时候，除了“城市无产者—平民知识分子”以外，他手头暂时没有其他可供他创作的对象。
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既不是平民知识分子，又不是无产者。他即使在服役时也觉得自己是个贵族，他不是同实际的需要作斗争，而是同自己的与环境不相称的经济状况作斗争，甚至不是同实际生活上的需求，而往往是同他的变态心理的要求作斗争。譬如，就拿他向父亲讨野营的开销来说见1839年5月10日给父亲的信。（《书信集》，第1卷，页52—54），我和他同在一个营地，我住的帐篷和他的一样是麻布帐篷（当时我们还未相识），离他的帐篷总共才二十来俄丈。我凑合着过日子，没有自备的茶喝（公家供应我们早晚喝两次茶，在工程学校一天喝一次茶），没有自备的靴子，只好满足于公家的供应，又没有装书的箱子，尽管我看书不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少。所以，这些都不是实际的需要，仅仅是为了不让自己显得不如其他同学而已，他们有自备的茶喝，又有自备的靴子和箱子。在我们那个比较有钱的贵族化的学校里，我的同学们露营时平均花去三百卢布左右，也有一些人花费达三千卢布的；至于我，寄到营地供我花的钱，不过十个卢布，而且寄得也不准时，但我并没有因手头拮据而感到苦恼。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工程学校肄业，到退职，他得的薪水和从监护人那里得到的钱，总共五千纸卢布。见1845年3月24日给哥哥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收到莫斯科人寄来的五百银卢布。”（《书信集》，第1卷，页74）我在军事学校修完课程后，在大学听课期间，一年总共才拿到一千纸卢布。
只是在他退职后的头一年(1844)，到他的《穷人》获得成功，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确实是穷困的，因为除了写作的收入以外，他一无所有。从1841年到1849年，达尼列夫斯基也一无所有，毫无任何收入，以卖文为生，却并没有陷于穷困，尽管那位克拉耶夫斯基付给他的稿酬比付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作品的稿酬要少。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即使在1845年一下子名声大噪之后，慢性病似的相对穷困情况也并未停止。
那时我们交往密切，他生活在“时刻要预先算计生活来源”之中，但是1854年解除苦役后便同确确凿凿的贫穷结了不解之缘。1859年从流放地回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获得了他理应享有的声誉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回来以后一下子“名声大噪”的，而是过了两三年，发表了《死屋手记》之后。一年之前在《当代》杂志上出现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在思想意义方面得到杜勃罗留波夫的肯定的评价（在《逆来顺受的人》一文中），可是并没有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造成什么声誉；杜勃罗留波夫这样论述长篇小说，说它“低于文学批评的审美标准”。，尽管他在钱财方面还缺乏，但他不是，也不可能是个无产者。
服苦役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些什么确凿无疑的影响，这一点我在下面另行叙述。这里我只能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革命者，然而，作为一个重感情的人，看到有人对被压迫与被侮辱的人施加暴力，譬如，当他看到或者得知芬兰团的司务长被逼着通过队列一种体罚。，他的愤懑乃至憎恨的感情便会油然而生。只有在这样激情勃发的时刻，陀思妥耶夫斯基才会扛着红旗走上广场，而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几乎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这一点。
已经获致盛名的抒情诗人亚历克赛·尼古拉耶维奇·普列谢耶夫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年轻。他金发碧眼，仪表俊秀，但“他的面容苍白，朦胧如雾霭”……这位理想主义者，性格温和善良的人，他的内心倾向也同样朦胧模糊。他赞成一切他觉得是高尚的、人道主义的事物，然而他没有明确的倾向，他之所以参加小组是因为他看到组里的理想主义的愿望比实践的渴望更强。他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里获得Andre Chenier法语： 安德烈·谢尼埃。安德烈·谢尼埃（1762—1794），法国诗人。1794年在巴黎被雅各宾派以叛国罪送上断头台。的雅号。
所有被判刑的人当中最年轻的是卡什金，第十五届高等政法学校学生，刚从皇村高等政法学校毕业，出身于拥有大量领地的富裕贵族家庭，故而在此之前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卡什金具有相当浓厚的人道主义观点，是个极其讨人喜欢的青年人。他把解放农民作为自己毕生的主要理想之一。他忠于这一理想，和斯佩什涅夫一样，1861年以后当了第一届调停人。
格里戈利耶夫、毛姆贝利、李伏夫和巴尔姆都是近卫团的军官。
前三位以认真好学的精神著称。他们反复阅读了彼得拉舍夫斯基收集在“禁书图书馆”里的许多著作。彼得拉舍夫斯基想把这批书变成社会性的藏书，让大家可以借阅。有军官参加他的小组他甚为高兴，他把希望寄托在他们的宣传上，他们不是在低级官员中间作宣传（除了也是很有分寸的《士兵闲谈》的作者格里戈利耶夫之外，谁也没有想到这一点），他们在自己的同僚中进行宣传，这些人出身于俄国最优秀的贵族家庭。
第四个人近卫团军官巴尔姆，为人浅薄而心地善良，出于年轻人的兴趣而参加小组，没有任何既定的目的。
被判刑的人当中，除了彼得拉舍夫斯基之外，只有一个杜罗夫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杜罗夫是诗人、作家。所谓杜罗夫小组经常在他的寓所聚会，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中的左翼人士也经常去参加。（见本书页134注②）杜罗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向来不接近。服苦役时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疏远的，但不是敌对的（正如马尔季扬诺夫所写的，见本书页187—188）。从苦役监狱释放回来，杜罗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住在克·伊·安年科夫家整整一个月。（见1855年9月18日给波·叶·安年科娃*的信，《书信集》，第1卷，页162）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56年12月14日给乔·钦·瓦利哈诺夫的信中写道：“替我问候杜［罗］夫，祝他诸事顺遂。告诉他，我爱他，真诚地忠实于他。”（《书信集》，第1卷，页202)
*波林娜·叶果罗夫娜·安年科娃（1800—1876），十二月党人安年科夫的妻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算是革命者，也就是希望通过暴力的途径进行自由改革的人。然而彼得拉舍夫斯基与杜罗夫之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彼得拉舍夫斯基按才能是个革命家，对他来说，革命不是达到任何既定结果的手段，而是目的；他喜欢宣传者的活动，他渴望为革命而革命。对于杜罗夫则相反，革命分明是一种手段，但不是达到既定目的的手段，而是摧毁现存制度的手段，是为了个人在新产生的制度中达到某种超群出众地位的手段。对他来说这一点尤其必要，因为他由于一连串的放荡行为在关于杜罗夫的传记札记里对这一点写得很含糊：“雅·伊·罗斯托夫采夫伯爵的一位亲戚，抛弃原来的熟人圈子，离开亲人，置身于年轻的生活浪漫的名士中间。”而和家庭及社会断绝了关系，唯有期待革命活动才能恢复名誉。他以成立（杜罗夫派分子的）特别小组来开始他的革命活动；该小组与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小组既分不开，又合不到一起。已经知道杜罗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蓦然间来到同一所“死屋”服苦役时，他们两人一致得出结论： 他们的信仰与理想中丝毫没有共同的东西，他们之所以落到同一地方来坐牢是由于命里注定的差错。
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接近（我重复一遍： 与小组接近，因为在当时情况下从来没有过正式组织起来的、纵然是秘密组织起来的社会团体）的人当中，有两个人没有被审查委员会列为犯人，那是因为他们恰巧在该委员会着手工作时死去。这两个人，一是瓦列里扬·尼古拉耶维奇·迈科夫，他非常积极地参加了彼得拉舍夫斯基所组织的基理洛夫那本词典的出版小组，工作很有才气，1847年夏天在水滨浴场中风死去。另一个是维萨里昂·格里戈利耶维奇·别林斯基（1848年春去世），在四十年代的所有小组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的那些书报检查机关未通过的文章在各小组里被人们如饥似渴地传诵，其中一人因散布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而被判处死刑谢苗诺夫不可能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因此而被“判刑”的，这里没有提到他的名字，未悉何故。）。其他经常来圈子里走动的人之所以逃过审查委员会的注意，是因为他们没有在会议上发表过任何讲话，而他们的学术性文章与文学作品没有带上太强烈的倾向或反对书报检查制的味道。也许米哈伊尔·叶甫格拉福维奇·萨尔蒂科夫除外，他幸亏在大逮捕开始之前受到书报检查机关的行政性的控告，1848年初春被按行政方式放逐到维亚特卡。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８日，萨尔蒂科夫因为在《祖国纪事》上发表的中篇小说《矛盾》与《莫名其妙的事》而被流放到维亚特卡。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案件的大逮捕开始于１８４９年４月２２日。萨尔蒂科夫被人从第三厅拉到工作地点按问题逐项进行审讯。（见斯·马卡申的《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第１卷，莫斯科，１９５１年，页2７７—2９８，３１９—３３２)
1849年4月底，我们中间便迅速传开一个消息，说彼得拉舍夫斯基以及许多经常去看望他的人已被捕，他们的寓所遭到搜查，他们被判处叛国罪。我们特别感到伤心的是斯佩什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列谢耶夫与卡什金的被捕，也为某些人如别克列米谢夫［……］，还有弗拉基米尔·米留金的被捕难过，不过他们后来获释了。搜查米留金的住宅时找到一本秘密的笔记本，是查勃洛茨基杰谢托夫斯基按秘密指示调查了解俄国各地的地主对农奴的态度，呈交给国有财产部部长基萨列夫的一份报告。这本笔记本是第一份对俄国农奴制度的极其大胆的起诉书，在渴望解放农奴的小组中宣读以后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米留金家的人当中，只有弗拉基米尔一个人经常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他的兄弟们，即基萨列夫伯爵的亲侄子们担心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找到查勃洛茨基的笔记本会造成许多人被捕，更何况皇帝尼古拉一世还不知道这本笔记本，基萨列夫不敢呈给皇上，因为他发现自1848年起国内想要把农民从农奴制的依附地位解放出来的热潮已骤然冷却下来。米留金家的家庭会议上决定想尽一切办法把笔记本找回来，免得落到审查委员会的手中。这一任务委托给家属中办事最谨慎、最周到的德米特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后来的伯爵与元帅）。米留金当时在总参谋部任上校，去找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高黎曾公爵，高黎曾公爵很敬重基萨列夫伯爵，原任接受呈文委员会的御前大臣，被皇上亲自任命为审查委员会成员。幸亏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公爵酷爱搜集珍贵手稿。德·亚·米留金以最委婉的方式提出问题： 在审查委员会的案件中公爵有否见到过查勃洛茨基的关于俄国各省农奴情况的笔记手稿，高黎曾公爵一句话也不答，只是把米留金请到自己的卧室，打开秘密的书橱，让他看放在书橱的一只抽屉里的手稿，上面批着：“余一人已阅。余在世一日，决不让此文流传出去。”［……］过了一个月，1849年12月，全体犯人由审判委员会最终审判，判决之严厉，使我震惊。他们全体一无例外地被判处死刑，1849年12月22日日期错误，应为12月29日。被押到谢苗诺夫练兵场的断头台上。
在我面前自然产生一个问题： 说实话，四十年代经常参加我们的小组来活动的一些最极端的人，他们的罪行究竟是什么？他们与其他没有受审判、没有被判刑的人究竟有什么区别？我如今栩栩如生地回想起我们借助欧洲语言的基本知识，怀着多么喜悦的心情，轻而易举地阅读外国著作，既有严肃的科学著作、哲学著作、历史著作、经济著作及法学著作，也有小说、散文及政论作品，当然，我们看的是原著，没有任何书报检查机关的荒谬绝伦的涂改和删节，尤其是那些严肃的科学著作，没有充分的理由书报检查机关是根本通不过的。我难以忘记的是来自我们中间的一些最有才华的作家多么愉快地在我们面前倾吐他们的积郁，向我们朗读他们的作品，也朗读我们最喜爱的其他同时代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不是经过当时书报检查机关之手被弄得面目全非的样子，而是发自心底的歌声的原样。
我们之中许多人都喜欢热烈地谈论他们对出版物上的言论自由与理想的司法制度的向往，司法制度将使俄国从警察国家变为法治国家！倾听这样无拘无束的言论，我们为“旋风在空中自由地呼啸”而感到高兴，却不明白“它来自何处，飞向何方”。当然，在我们听到的这些谈话中有某种令人精神振奋的东西，我们都为那一刻所主宰。然而我们毕竟感觉到，对俄国来说，最伟大的事情可能是从农民解放中产生，我们期待着不是通过革命的途径，而是“奉沙皇之命”来实现农民的解放。
四十年代的人，在当时的自由主义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和其他小组里经常碰头的人，便是这样一种共同的思想情绪。被判处死刑的人，在愿望和倾向方面与其他人很少有差别。只有对彼得拉舍夫斯基一个人，可以指出他有几分像狂妄的鼓动家，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想方设法要唤起他所熟悉与不熟悉的人去反对政府。其他的人，在他那里碰头或者相互间来往的人，都没有组织过任何秘密团体，没有犯过任何罪行，不仅没有犯过，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过，而且也没有追求过任何明确的反政府的目的，没有作过任何犯罪的宣传鼓动，根本也没有为自己的理想而互相来往过，像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杜罗夫关押在同一犯人连队时所表现的关系一样。
唯有一件事情，如果付诸实现的话可能被法院判刑，那就是打算在国外出版俄语杂志，不受书报检查机关的钳制，不必担心杂志在国内的流通，必定会自行渗透进来。但是这一意图并没有着手去实现，所以审查委员会对此一无所知。因此唯一的过错依然只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里的人对待禁书的随便态度，以及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晚会上闲谈时所采取的某种形式，其实也不过是在议论任何题目的时候推选一位主席，他摇铃让想说话的人发言而已，这种形式也只是最近几年才采用的。给我以惊人印象的是所有判处死刑的人几乎都是偶然地从小组中抓来的，说句良心话，从他们的行动上，甚至信仰上，我找不出任何犯罪的地方。显然，刑法法典中关于死刑的条款以及一般的关于政治犯罪的条款，定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天山之行》第二卷摘录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我没有什么事情要做，除了去拜访省长，因为总督曾经把我介绍给他。我对这个小县城及附近的郊区没有什么兴趣，因而我决定在这里只逗留一昼夜。这期间我受到省长、总参谋部的潘诺夫少将方面极其殷勤的接待。少将事先得知我要来，便派出副官来迎接我。副官是个出色的陆军军官，名叫杰姆青斯基，殷勤邀我去他那里暂住，因为当时的塞米巴拉金斯克还没有一家旅馆。不过最使我高兴的是杰姆青斯基精心安排的一次意外的会见： 他在自己的寓所里，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地把身穿士兵军大衣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我的彼得堡的亲爱的朋友引来见我。我初次见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他的《死屋》出版后在彼得堡的一个友人处。这次见面是在1856年8月。陀思妥耶夫斯基迅速把他在流放期间所遭受的种种事情告诉我。同时他告诉我，他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的处境很过得去，他认为这不仅多亏了他的顶头上司营长待他好，整个塞米巴拉金斯克的行政当局对他也不坏。不过省长认为把降职的普通军官当作朋友对他是不合适的，但他并不阻止他的副官跟陀思妥耶夫斯基保持几乎是友好的关系。应当指出，当时，在西伯利亚，上级对待已经获释的流放者或被监视者一般来说态度都是比较宽容的。潘诺夫将军家晚上的“常客”，玩惠斯特时做将军的老搭档的，是一位医生，他同时也照顾省长的衰弱多病的身体。亚历山大二世发表即位宣言时，潘诺夫正式接到通知，经他的推荐而晋升为五等文官的这位医生已被解除警察的监视，省长由此才初次知道他原来是受警察监视的人，因而省长对我开玩笑说，自从他受命当省长以来，不是医生受他的监视，而是相反，他受医生的监视。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了我一个希望，他跟我约好，在我回去时，他将到我在巴尔纳乌的冬季寓所来看望我，事前他会和我先通信联系的。［……］我在科帕尔只逗留了一天，告别了我亲爱的阿巴库莫夫，我那有趣的库尔德扎之行完全应该感谢他，经过驿道上三天马不停蹄的奔波，回到塞米巴拉金斯克谢苗诺夫在1856年11月1日回塞米巴拉金斯克。，依旧在好客的杰姆青斯基处落脚，这一次住了四五天，很愉快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度过这几天。
这时我才彻底弄清楚他的整个精神状态和物质生活状况。尽管他已经享有相对的自由，但是，要不是命运在他对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伊萨耶娃的亲切关系中赐给他一线光明，让他在她的家里和交往的人们中找到每日的栖身之处和最温暖的同情的话，他的处境就会依旧是凄凉的。
伊萨耶娃是个年轻妇女，还不满三十岁。她的丈夫受过充分的教育，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有优越的职位，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搬进去住后不久，便对他抱友好的态度，在自己家里殷勤地接待他。年轻的妻子伊萨耶娃是阿斯特拉罕人，他在阿斯特拉罕任职时娶她做了妻子。伊萨耶娃在阿斯特拉罕女子寄宿中学顺利地完成学业，因此她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的社交界是最有教养的知识妇女之一。但是，不管陀思妥耶夫斯基怎样看待她，她是个“好人”，是个名副其实的“好人”。他们很快就同居了。她的婚姻是不幸的。她的丈夫为人并不坏，然而是个无可救药的酒鬼，经常出现无责任能力一个人因神经不正常而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法律责任叫无责任能力。状态，表现出极其粗野的本能，她无法提高他的精神状态，只是为自己的孩子操心。她每天得保护孩子，免得他受到无责任能力的父亲的伤害，就是这一点牵挂在支撑着她。忽然间有个人出现在她的生活的地平线上，他有那么崇高的精神品质，那么细腻的感情，这就是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俩当然很快就互相了解而且同居了，她从他那里得到多么温馨的同情，她和他每日闲谈，从中得到极大的愉快和精神上的提高，她发现了崭新的生活。同时，在他郁郁不乐地滞留在毫无精神乐趣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城期间，她又怎样成了他的快乐的泉源。
1856年8月我初次经过塞米巴拉金斯克时伊萨耶娃已不在那里了，我只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讲述中才了解她。她搬到托木斯克省的库兹涅茨克去住，因为她的丈夫不能胜任塞米巴拉金斯克的职位而被调往该地。她和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开始了热烈的通信，大大地鼓舞了两人的情绪。可是秋天我路过塞米巴拉金斯克时两人的境况和关系大变了。伊萨耶娃成了寡妇谢苗诺夫搞错了： 亚·伊·伊萨耶夫死于1855年8月4日。，但是，尽管她没有能力迁回塞米巴拉金斯克，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想和她结婚。主要的障碍在于他们两人都近乎贫穷，物质生活上完全没有保障。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然可以从事文学写作，但他那时还远远没有充分相信自己的强大的才能的力量。她则由于丈夫去世而完全为贫困所压倒。
无论如何，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所有的计划都告诉了我。我们约定，等冬天一到，我在巴尔纳乌安顿好以后，他到我处来做客，彻底决定自己的命运。如果与她的通信有了预期的结果，而经济情况又容许的话，他到库兹涅茨克去找她，和她结婚，他将带着她和孩子到巴尔纳乌来，在我处做客小住几天后，回塞米巴拉金斯克去住，一直逗留到他完全获得大赦。
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会面以及1856年的旅行便是以这样的打算结束的，1856年11月初我回到巴尔纳乌的冬季寓所。［……］1857年1月，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来我处，我感到很高兴。他事先与玛丽娅在信中商量定当，玛丽娅已打定主意把自己的命运和他的命运永远联系在一起，他到库兹涅茨克去，以便在大斋期来临之前举行婚礼。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我处逗留了两星期左右为自己的婚礼作些必要的准备。一天总有几个小时我们进行有趣的谈话，逐章朗读当时尚未完成的《死屋手记》，用口头的叙述加以补充。
可想而知，这部作品的朗读给了我多么强烈的、震撼心灵的印象，我活龙活现地想象着受尽苦难的人可怕的生活条件，他们从艰苦的斗争中表现出比任何时候都更纯洁的灵魂，更清醒的智慧，这场斗争“沉重的大锤，锻打利剑，震动窗上的玻璃”引自普希金的诗《波尔塔瓦》。。当然，从来没有哪一个这样规模的作家曾经被安置在比这更有利的环境中去对性格截然不同的人物进行观察和心理分析，他却有机会和这些人过同样的生活，而且为时很长。可以说，在“死屋”里的生活经历使天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心理学家。
可是以这样的方法发展自己的天赋才能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他落得一辈子的病痛。癫痫发作时看到他真难受，那时候他不但周期性地发病，而且次数相当频繁。再说他的物质状况也极为艰难，开始过家庭生活时，他得准备好应付种种匮乏，可以说是为了生存而进行艰苦的斗争。
我感到幸福的是我首先有机会用生动的语言，以自己的深刻的信心去鼓舞他，说是《死屋手记》中他已经有了那样一笔财富，可以保证他摆脱艰难的贫困，其他一切即将滚滚而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到美好未来的希望的鼓舞，去到库兹涅茨克，一星期后，带着年轻的妻子与继子，心情极为舒畅地回到我处，在我家又客居了两个星期后，到塞米巴拉金斯克去了。［……］我于［1857年］4月21日晚乘驿车离开鄂木斯克。［……］4月26日傍晚，我已乘车抵达塞米巴拉金斯克。在那里我见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心情极其舒畅： 期望得到大赦和恢复他的公民权利已经没有疑问；唯有物质状况没有保障仍旧使他苦恼。
题解： 彼得·彼得罗维奇·谢苗诺夫伯爵（1827—1914），为了纪念他的1856至1857年间著名的赴天山的旅行（当时的天山还是欧洲人难于到达的荒僻之地），被人称为天山斯基。他是著名的学者、地理学家、植物学家与昆虫学家，重要的国务活动家（密切参与1861年农村改革的准备工作）；他又是人数众多的探险活动的组织者与思想领导人（普尔日瓦尔斯基、波捷欣、克鲁鲍特金、柯马罗夫等等）；对俄国统计学的发展起过重大作用（列宁用过他的统计学著作）。收藏、搜集了极其丰富的十六与十七世纪佛来米人佛来米人是居住在法国、比利时、荷兰的日耳曼语系民族。与荷兰画家的画，齐全的程度居欧洲第二位（1910年转赠给爱尔米塔什博物馆），出版过内容丰富的著作： 《尼德兰绘画史探讨》（1885—1890）。
彼·彼·谢苗诺夫著有内容充实的《回忆录》四卷。这是一个博闻强识的学者根据个人回忆写成的一种“家庭纪事”。他始终竭力设法准确传达事实，在这里是传达他那个时代的俄国历史与生活中的现象和事件。其中，对待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论在私人生活方面还是思想方面，彼·彼·谢苗诺夫尤其表现出他的不偏不倚的态度，对于围绕着作家和他的创作进行的长达十年之久不曾平息的那场斗争，他置身事外。他是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达尼列夫斯基（1822—1885），自然科学家，评论家，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六十年代是斯拉夫主义者。的亲密朋友；达尼列夫斯基在四十年代极其向往傅立叶主义，在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的团体中看过许多论述社会主义的文摘，谢苗诺夫和这个团体也有过接触，不仅把“某些青年学者，也把已开始创作活动的青年文学家”如米·叶·萨尔蒂科夫、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亚·尼·普列谢耶夫、阿波隆·迈科夫及瓦列里扬·迈科夫当作自己的亲密朋友。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从西伯利亚写给某些亲密友人的信中，以很亲切的口吻提到谢苗诺夫，好像在彼得堡时就与他很相知。例如1859年10月给他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的朋友弗兰格尔的信中，他这样问道：“您认识彼得·彼得罗维奇·谢苗诺夫吗？他在您之后到西伯利亚来看过我们，他是我的出色的朋友。这是个优秀人物，而优秀人物是应该去寻找的。如果您认识他，请代我向他致意并告诉他我的情况。”（《书信集》，第1卷，页262）1856年12月14日给瓦利哈诺夫乔坎·钦根索维奇·瓦利哈诺夫（1835—1865），哈萨克启蒙民主主义者，人种学家，旅行家，民俗学者。在鄂木斯克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识。的信中也提到他。（同上，页202)
这里是根据彼·彼·谢苗诺夫天山斯基所著《回忆录》第一卷《童年时代与青年时代（1827—1855）》，彼得格勒，1917年，页194—207，212—215；第二卷《天山之行》，莫斯科，1946年（第二卷的初版），页69—70，123—124，127—128，130刊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