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份非常乏味，没有任何使人精神爽朗的新鲜印象或者令人难受的感想来冲破岁月的平淡。从我所待的新地方可以得到的好处都已为我享用殆尽，别的也想不出什么了，只好等待外面有什么事情降临到我的坟墓似的监狱里，我苦闷地落在监狱里，我似乎觉得我连生活下去的最后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即便是现在，当我回想起我那可怕的处境，即便是过了那么些年之后的现在，我仍觉得，要不是我的脑器官一辈子受到严重的损坏或伤残，我可能再也忍受不了单独的监禁，虽然我明知道在我之前或之后，有许多人忍受过为时更久的单独监禁。人的忍受力自然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健康的人生命力强，生活常常使我们相信，我们所能忍受的实际上远比我们所认为的要大得多。我蹲监狱已经七个多月了，心情苦闷，精神沮丧，达于极点，事情根本没有，无论怎么样，我再也不能使自己精神振作起来；我不再自言自语，机械地在牢房里走动，或者漠然地躺在床上。难以忍受的苦闷心情不时袭来，我坐在地板上的次数比从前更多，时间也比以前更长。做的梦惊悸不安，梦里见到的总是那些可怜的人，非常可怕的事情。这样一直生活到1849年12月22日。这一天，和平日一样，夜里过得惊恐不安，天亮以前，六点钟左右，我从床上起来，按照早已养成的合理的习惯，本能地走到窗口边，站到窗台上，打开气窗，呼吸新鲜空气，同时领略一下新的一天的天气的印象。这一天我和往日一样心情沮丧。

天色还暗，彼得保罗大教堂的钟楼上响起悠扬的钟声，接着大钟响了，报告时间已是六点半。不久，我看清地面上覆盖着一层刚下的新雪。传来不知什么说话声，看守们似乎担心着什么。我发现新的情况，继续留在窗口旁，这样更加发现这里那里有某种异常的动静，听到急匆匆的要塞职员们的谈话声。这时，天色渐渐亮了，要塞的长官来来去去地走动，心事重重的样子流露得越来越明显。这种情况继续了一个钟头左右。看到要塞里从来不曾出现过的这种异常迹象，尽管我心绪不好，精神却一下子提起来了。对于所发生的情况的好奇与关注，每时每刻在增长。忽然，我看见一队马车从大教堂后面驰骋而来，一辆，二辆，三辆……滚滚而来，滚滚而来，不见尽头，纷纷在白房子附近和大教堂后面停下。接着，我的眼前又出现新的景象： 一队人数众多的骑兵和许多宪兵连队，一队接一队驰来，在马车旁边站停……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又要埋葬什么人？那些空马车又是干什么的呢？莫非我们的案子要结案了？……心怦怦直跳……对了，这些马车一定是为我们而来的！……难道完蛋了？那么我终于等到末日了！……从4月22日到12月22日，我蹲了八个月监牢。现在又将如何呢？！瞧，这些穿灰色军大衣的勤杂们在搬不知什么衣服，搭在肩膀上，跟在军官后面快步朝我们的走廊走来；听见他们进了走廊；钥匙串叮当作响，开始打开锁着的单人牢房。轮到我了： 一个面熟的军官带着一个勤杂走了进来；给我拿来被捕时穿的衣服，此外还有暖和的厚袜子。他们对我说，要我穿好衣服，穿上厚袜，因为天气寒冷。“这是干什么？要把我们弄到哪里去？我们的案子结案了？”我问他。他匆匆离开，给了我一个简短又模棱两可的回答。我迅速穿好衣服，袜子挺厚，我好容易才套上靴子。我面前的牢门随即打开，我走出牢房。我从走廊上被带到台阶上，一辆马车立刻驶到台阶旁，命我上车。我跨进马车，一个穿灰色军大衣的士兵陪着我同时爬上马车，坐在我的旁边——马车是双座的。我们的马车开动了，车轮吱吱咯咯地响，滚过冻得结结实实的深深的雪地。马车上的玻璃窗是拉上的，结了厚厚的冰花，从玻璃窗里什么也看不见。到了一个什么停车站： 大概是在等其他的马车赶上来吧。随后又开始一齐快速行驶。我们在行进，我用手指甲刨去结在玻璃上的冰花，张望了片刻，玻璃又模糊了。

“我们往哪儿去，你知道吗？”我问。

“我不可能知道，”我的邻座回答。

“我们此刻到什么地方去？好像是到维堡？”他嘟哝了一句。我使劲往玻璃上哈气，从而片刻间总算从窗子里看到了一些什么。我们这样行驶了几分钟，越过涅瓦河；我不停地用指甲刨玻璃，或者往玻璃上哈气。

我们沿着复活节大街行驶，折入基罗奇街，再拐到士纳敏街，——到这儿， 我费了好大力气一下子把玻璃窗放了下去。这时我的邻座丝毫没有流露厌烦的样子。我顿时欣赏起晴朗的冬天清晨京城从睡梦中初醒的景色，我已经许久没有看见这样的景色了。过往行人纷纷驻足观看眼前这不寻常的景象： 一队飞驰的马车，四周团团围着宪兵，手持出鞘的军刀，骑在马上疾驰！人们从市场上回来；家家屋顶上的烟囱里冒出刚生火的炉灶的浓烟；马车的轮子在雪地上吱吱咯咯作响。 我朝窗外张望了一下，看到马车前后都是骑马的宪兵连。突然，一个宪兵纵马驰到我的马车旁，跳到窗口边，威胁地命令道：“不许开窗！”这时我的邻座才忽然想起，赶紧把窗子关上。我又只得从一闪而过的缝隙中张望！我们的车来到利戈夫卡，随即沿着环城运河行驶。这一段路走了大约三十分钟。然后往右拐，又行驶了片刻，车子停下；我面前的马车门打开了，我下了车。

环顾四周，发现这地方是我所熟悉的——他们把我们载到谢苗诺夫练兵场来了。练兵场上覆盖着刚下的新雪，四周围着军队，站成方阵。远处城墙上人山人海，在观看我们；晴朗的冬天早晨，一片寂静。初升的太阳，透过渐渐变浓的云雾，像一只又大又红的球，在地平线上闪射着光华。

我已经八个月没有看见太阳了，呈现在我眼前的美妙的冬天景色，从四面笼罩着我的空气，使我熏熏欲醉。我感觉到难以描述的幸福，片刻之间忘怀一切。旁边的人用手轻轻碰了碰我，把我从观赏自然美景的陶然忘情中拉了回来。不知是谁无礼地抓住我的臂肘，想推着我往前走，指了指方向，对我说：“朝那边走！”刚才和我同车的士兵押着我朝前走去。这时我发现自己站在深雪地里，整个脚板都陷在雪中；我感觉到寒气向我袭来。我们是4月22日穿着春天的衣服被捕的，12月22日依旧穿着春天的衣服被带到广场上来。

我从雪地上往前走了一阵，看到在我的左首，广场中央，搭起一座台，记得好像是正方形的，大小约有三四平方俄丈，有一节小梯子通往台上，所有东西都围着黑色丧布——这是我们的行刑台。这时我看到一群同伴，聚集在一起，互相在握手，经过飞来横祸般的分别之后彼此在问候。我打量他们的面容，变化之大使我吃惊；那里站着彼得拉舍夫斯基、李伏夫、菲利波夫、斯佩什涅夫以及其他人。他们的面容瘦削、苍白、痛苦不堪，脸孔拉得长长的，有几个人的脸上长满了胡子和毛发。斯佩什涅夫的脸尤其使我吃惊，过去他相貌英俊出众，身体健壮，朝气勃勃。如今英俊的相貌与健壮的体态消失了；丰满的圆脸变成了椭圆形；脸色灰白泛黄，脸颊瘦削，充满病容；眼睛似乎凹陷下去，眼眶四周是很大的黑圈；长长的头发和新长出来的一大把胡子把脸四周围住了。

彼得拉舍夫斯基也模样大变，皱着眉头站在那里。他长了一头浓头发，密密的大胡和络腮胡子连在一起。“想必大家都差不多，”我想。这些仅是一闪而过的感想。马车陆续来到，囚禁在要塞里的人一个接一个从车上下来。这是普列谢耶夫，哈南科夫，卡什金，叶甫罗彼乌斯……都很瘦，愁苦不堪。这是我的亲爱的伊波里特·迪布——他见了我，扑到我的怀里：“阿赫沙鲁莫夫！你也在这里！”我回答说：“我们永远在一起呀！”我们互相拥抱，心里充满了生离还是死别前途未卜之前仓促会面的特殊感触。我们的寒暄与谈话突然被骑着马奔驰到我们身边来的一位将军的大声吆喝所打断。他分明是向大家发话，使我们大家永远也忘不了他。

“现在用不着道别！阻止他们，”他叫嚷道。他不懂得，我们只不过刚见面稍微交谈几句，还来不及去想到面临的死刑。我们当中许多人确实有真挚的友谊，有的人是亲属——例如迪布两兄弟。他大声吆喝过以后，一个官员手捧名单来到我们面前，开始按名单点名。

彼得拉舍夫斯基第一个叫到，接着是斯佩什涅夫、毛姆贝利，再下去是所有其他的人——我们总共二十三个人（我挨到第八名）。点过名之后，一个神甫走过来，手里举着十字架，在我们面前站停，说道：“今天你们将听到对你们案件的公正判决，跟我走！”我们被领往行刑台，但不是直接领到台上去，而是沿着排成方阵的一排排军队绕圈子。据我事后得知，这样绕场一周，原意是给军队作前车之鉴，而且恰恰是给莫斯科团一个教训，因为我们之中有几名军官以前就是这个团里的： 毛姆贝利，李伏夫……神甫手里举着十字架走在前头，我们跟着他在深雪地里鱼贯而行。我似乎觉得有好几个团的军队围成方阵，因为我们沿着四面的队伍绕场一周花去相当长的时间。走在我前面的是身躯高大的巴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菲利波夫，他后来在1854年进攻卡尔施时受伤死去。走在我后面的是康斯坦丁·迪布。这支队伍的后面是： 卡什金，叶甫罗彼乌斯与巴尔姆。我们最关心的是接下来拿我们怎么办。我们迅即注意到埋在行刑台一边的灰色的柱子。据我记得，柱子有好多根……我们一边走，一边交谈：“他们要把我们怎么样？”“为什么领着我们在雪地里走？”“行刑台旁边的柱子干什么用的？”“待会儿用来绑人，军事审判……枪毙。”“不知道会怎么样，大概判我们去服苦役……”时而是前面的人，时而是我后面的人，大声表示着这样的看法。我们从积雪的路上缓缓地经过，走到行刑台旁。走到台上， 我们全都挤作一堆，又交换了三言两语。押送的士兵也和我们一起走到台上，在我们各人背后站停。随后有一名军官和一个手持名册的官员上来下命令。又开始点名，排次序，这时队伍稍稍有些变化。他们把我们分成两排，直对着城墙。一排人数少些，站在行刑台的左边，打头的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其他是： 斯佩什涅夫、毛姆贝利、李伏夫、杜罗夫、格里戈利耶夫、托尔、雅斯特尔若姆勃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另一排是谁打头，我记不得了，但第二个是菲利波夫，接着是我，我后面是迪布老大，他后面是他的弟弟伊波里特·迪布，然后是普列谢耶夫、季姆科夫斯基、哈南科夫、戈洛汶斯基、卡什金、叶甫罗彼乌斯与巴尔姆。我们总共二十三人，但是其余的人我想不起来了……等我们按指定的次序站好，士兵们奉令“举枪”，几个团的士兵同时做举枪动作，整个广场响起这一动作所特有的哗啦声。接着是命令我们“脱帽！”但我们对此毫无思想准备，因此几乎没有一个人执行命令，于是命令又重复了几遍：“脱掉帽子，宣读判决书了，”而且下令站在我们背后的士兵们，替迟迟疑疑不执行命令的我们摘去帽子。我们都觉得冷，尽管我们的帽子只是春季帽，毕竟还替我们遮盖一下脑袋。穿制服的官员随即开始宣读叙述每个人罪行的条文，一边读，一边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站停。他读得又快又含糊不清，再说我们又都冷得嗦嗦发抖，究竟讲的什么，一点也听不清。轮到我时，我的主要罪行是我在纪念傅立叶时说过的话：“论摧毁一切首都与城市。”宣读罪行持续了整整半个小时，我们大家都冷得要命。我戴上帽子，把冰冷的军大衣裹裹紧，可是很快就被发现，站在我背后的士兵又动手把我的帽子摘去。读完每个人的罪状之后，判决书以这样的话作结束：“战地刑事法庭判处所有罪犯死刑——枪决，12月9日，皇上亲笔批示：‘照此执行’。”我们全都吃惊地站着；那官员从行刑台上下去了。接着，发给我们白色的长袍、帽子及尸衣，站在我们背后的士兵替我们临死前穿上尸衣。等我们全体穿好尸衣，不知是谁说道：“我们穿上这样的衣服多神气啊！”这时，刚才领我们绕场一周的那位神甫，拿着福音书及十字架，登上行刑台，还有人替他搬了一张读经台上来，放好。他在我们对面的台口处站好，位置正好在两行队伍中间，对我们说了如下的话：“兄弟们!临死之前应当忏悔……救世主会赦免忏悔者的罪孽……我召唤你们作忏悔……”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去理会神甫的召唤，我们一声不吭地站着；神甫看着我们大家，再一次召唤我们去作忏悔。这时，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季姆科夫斯基，走到他跟前去，和他悄悄地说了几句话，吻了吻福音书，回到原地。神甫又朝我们看了一会，看到再也没有人表现出要忏悔的样子，便拿着十字架走到彼得拉舍夫斯基身边，对他进行劝说，彼得拉舍夫斯基回答他几句。至于他说的什么，却不得而知；彼得拉舍夫斯基的话只有神甫听见，也许还有站在他附近的极少数人，甚至可能只有旁边的斯佩什涅夫一个人听见。神甫什么也不回答，但是把十字架送到他嘴边，于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吻了吻十字架。这之后，神甫一声不响，拿着十字架在我们中间绕了一圈，大家都轻轻碰了碰十字架。做完这件事以后，神甫站在我们中间，仿佛陷于沉思。这时，骑着马，站在行刑台旁边的将军发话了：“神甫！您的事情完了，这儿没您的事了！……”神甫走了，顿时有几个兵上来，走到彼得拉舍夫斯基、斯佩什涅夫及毛姆贝利身边，抓住他们的臂膊，押到行刑台下，带到灰色的柱子旁，用绳子把他们一个个分别绑在柱子上。这期间，听不到谈话声音。犯人没有表示反抗。他们被双手朝后反绑在柱子上，腰间再绑上一道绳子。随后发下令来：“帽子遮住眼睛”，于是我们被捆绑着的同伴们的脸孔便被帽子遮住了。一声命令“举枪”，站在行刑台旁的约莫十六个士兵一齐端起枪来瞄准了彼得拉舍夫斯基、斯佩什涅夫与毛姆贝利……这个时刻真是可怕极了。看到快要开枪，并且是朝着亲爱的同志们开枪，看到枪杆子几乎对准了他们，又等待着——眼看就要血肉横飞，同志们立即会倒下死去，这种情景真是可怕，令人憎厌而又毛骨悚然……我的心在等待中停止了跳动，这可怕的时刻持续了约半分钟。在这片刻间，我倒是没想到我自己也面临着死亡，整个注意力都被那即将来临的血淋淋的场面吸引去了。等我听到鼓声响起来时，我的愤懑的心情更加强烈，当时，我这个没有担任过军职的人还不懂得鼓声的含意。“这下子全完蛋了!……”我想，可是紧接着我却看到瞄准好了的枪杆突然都举了起来，枪口朝天。我的心一下子轻松了，仿佛压在心上的石头落了地！随后他们动手替彼得拉舍夫斯基、斯佩什涅夫与毛姆贝利松绑，又把他们带到行刑台上原来站立的地方。一辆轻便马车飞驰而来，从车上下来一个军官——侍从武官，带来一张什么公文，交人立即宣读。来文通知我们，皇上赦免我们的死刑，各人按罪行分别处以特别的刑罚。

这件批文刊登在1849年12月的一期《俄国残疾人》报上，大概是在事情的次日，即12月23日的报上。我认为没有必要再扩散这些情况，所以我简单地提一提。据我记得，彼得拉舍夫斯基判终身流放，服苦役；斯佩什涅夫判二十年斯佩什涅夫不是被判二十年，是十年苦役。，其余的人各按罪状依次递减。我被判处流放到陆军部的犯人连充军四年，期满后到高加索独立军团去当列兵。迪布兄弟也被发配到犯人连，期满后进军人劳动连。卡什金与叶甫罗彼乌斯被判直接到高加索独立军团当列兵。巴尔姆以原来的军衔调入军队。这张批文宣读完，便有人把我们的尸衣与帽子脱去。

接着有些人来到行刑台上，好像是刽子手，身穿旧的印花布长袍，他们是两个人，站在以彼得拉舍夫斯基打头的那一排的后面，对着即将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跪在那里的人，把剑折断。这种举动，对大家都是无所谓的，只不过使我们这些本来就已经冻得直哆嗦的人在严寒中多待了一刻钟。这之后，发给我们每个人一顶囚犯戴的皮帽子，一件肮脏的光板羊皮袄和一双皮靴。我们不管那光板皮袄是什么样子，赶紧拿来穿上御寒，靴子，他们命令我们提在手里。

分发衣帽之后，他们搬了许多脚镣手铐到行刑台的中央，把这一大堆沉重的铁家伙扔在行刑台的木板地上，他们抓住彼得拉舍夫斯基，拉到中间，两个分明是铁匠模样的人替他戴上脚镣，开始用锤子敲钉子。彼得拉舍夫斯基起先平静地站着，后来从一个铁匠手里拿过沉重的铁锤，在地板上坐下，自己替自己钉镣铐。是什么东西促使他要自己动手给自己钉上镣铐，他想以这一行动来表明什么，很难说得清，不过我们大家的情绪都不大正常，或者过度亢奋。

这时，一辆由三匹快马拉的带篷马车来到行刑台下，车上乘着一个传令兵和一个宪兵，彼得拉舍夫斯基被指定坐到这辆马车上去，可是他看了看派来的马车，说：“我还有事情！”“您还有什么事情?”骑马来到行刑台下的将军似乎有些惊奇，问道。

“我要和我的同志们告别一下！”彼得拉舍夫斯基回答。

“您可以告别，”跟着来的是一句宽宏大量的回答。（可以认为，这个人不是铁石心肠，他按照自己的理解在执行落在他身上的艰难的使命，不过归根到底他的心情也并不轻松。)

彼得拉舍夫斯基第一次戴着脚镣走路，脚还不习惯，举步艰难。他走到斯佩什涅夫跟前，和他说了几句话，拥抱了他，然后走到毛姆贝利身边，也跟他告别，吻了吻，说了些什么。他按我们站立的次序，依次走到我们身边，和我们每个人默默吻别，或是说点儿什么告别的话。走到我身边时，他一边拥抱我，一边说：“永别了，阿赫沙鲁莫夫，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我流着眼泪回答他说：“我们也许还会再见面的！”只是在行刑台上，我才第一次爱他！和所有的人告别过以后，他再向我们大家鞠了一躬，挪动还戴不惯镣铐的双脚，在宪兵与士兵的搀扶下，顺着小梯子艰难地走下行刑台，坐上马车。传令兵坐在他的身边；腰佩军刀、挎着手枪的宪兵坐在车夫的并排；三匹强壮的马掉过头去，随即缓步走出拥挤围观的人群和人群后面的停着的马车，拐向通莫斯科的大道，从我们的眼前消失了。

他的话应验了——我们没有再见面；我还活着，而他的命运却比我坏得多，他已不在人世了！1868年12月7日，在叶尼塞省的密努辛斯克，他因心脏病突然死去，葬于1869年1月4日。彼得拉舍夫斯基不是死于1868年，是1866年的12月7日，也不在密努辛斯克，而是在别尔斯克村，葬于1867年1月4日。这些资料在阿赫沙鲁莫夫所提到的《俄国旧事》的简讯上都是有的，不过他显然是凭记忆引用日期，所以造成错误。

1882年，在别尔斯克和他一起生活过的尼基塔·符谢沃洛日斯基君在他的坟墓上临时安了个木头十字架。关于他的死亡以及最后一年在密努辛斯克地区艰苦的流放生活，1889年5月的《俄国旧事》上刊登过一则简讯，署名为姆·马克斯，结尾是这样几句话：“Gravis fuit vita, laevis sit ei terra!”(“他的一生苦难深重，让大地减轻他的苦难吧!”)眼前发生的情景使我们大家十分惊讶，彼得拉舍夫斯基乘车离去时，我们大家都裹紧了散发着难闻的气味的皮袄，还在原地站着。事情结束了。两三个在现场指挥的人登上行刑台，分明怀着同情的口气向我们宣布，说是我们不会直接从广场出发，动身之前先回要塞的原处去，大概允许我们同亲人告别。这时我们走动起来，开始互相谈话……举行死刑仪式，其后又宣布改判各种流刑，这几个钟头对我们大家所产生的印象是如此的不同，正如我们的性格各不相同。

迪布老大垂头丧气地站着，跟谁也不说活；伊波里特·迪布在我走到他跟前时，他说：“还是枪毙了我们的好!”至于我，那么我感到十分满意，因为我提出请求宽恕而没有受到重视(这个请求后来使我很苦恼)，又因为我终于从单独监禁中放出来了。我觉得遗憾的只是我被派到不知什么地方的犯人连，而不是被发配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去。可是我对遣往西伯利亚的极其新奇有趣的长途旅程颇感兴趣。后来，痛苦的现实证明我的遗憾是有理由的： 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国事犯中去，也就是到人们已经跟他们打惯交道的地方去，要比落到愚昧粗野的犯人连队中去，也就是沦落到盗贼与杀人犯中间去要好得多，何况后者还面对着人人望而生畏的长官。

但我毕竟还是幸运的，因为监狱生活已经结束，我被派去干活，再也不会一个人单独生活，而是和人们待在一起，这群人不管是什么样的，总是不幸的人，被活儿折磨得精疲力竭，按我的心境跟这些人倒是合适的。

在行刑台上的其他同志也流露了自己的想法，不过没有一个人是眼泪汪汪的，只除了一个人，按罪行排在最后面，免去了一切处分的，我说的是巴尔姆，他站在梯子边上，望着我们大家，眼里流下大滴大滴的眼泪。同志们从行刑台下去，经过他的身边，他就说：“上帝保佑你们！”马车纷纷驶过来，我们被眼前发生的事情弄得呆若木鸡，没有互相告别就登上马车，各自离去。这时，我们当中有一个人站在行刑台下来的梯子口等待马车，喊了起来：“放一辆车过来！”我等到自己的马车过来，便上了车。玻璃窗是紧闭的，骑马的宪兵举着出鞘的军刀，还是那样地包围着我们迅速返回去的马车行列，只是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彼得拉舍夫斯基的一辆马车不在其中了！题解：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阿赫沙鲁莫夫（1823—1910），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卡什金小组成员，傅立叶学说的拥护者。1848年春开始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星期五聚会。1849年4月7日在彼得拉舍夫斯基派纪念傅立叶的宴会上发表有力的演说，主要论点是：“由于已经建立的制度是跟人类生活的主要使命相抵触的［……］，因而它迟早必定会寿终正寝，将会有新而又新、新而又新的制度取而代之［……］。这座古老的、衰朽的大厦终究将完全倒塌，大厦坍毁时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会被压死，然而生活将会复苏，人们将生活得富足、自由、快活！”（《案件》，第3卷，页110)

逮捕阿赫沙鲁莫夫时，从他的住所抄出1848年版的《死屋手记》一本，第一页上作着笔记，大概是必须记下来的论题的细目：“论迄今为止用通常的方法——宗教及宗教所制订之规则，神甫的布道，法庭及法律制度以改善人性之不可能——论变革一切，改革社会一切基础，即改革我们整个的愚蠢、空虚而又无意义的生活之极端必要性。论消灭现今的使自己与他人疏远的家庭生活形式”，“论消灭现今的劳动形式，或互相并吞”，“论私有制”，论“国家与大臣、沙皇以及他们的永远无理、无益的政策之毫不中用”，“法律、战争、军队”，“城市与首都，人们在其中感到苦恼，还会痛苦下去，他们过着同样困苦的生活，患可恶的疾病死去”。（《案件》，第3卷，页89—90)

阿赫沙鲁莫夫的这些观点，一般说来，对于卡什金小组的成员如哈南科夫、伊·马·迪布及其他大学生是颇为典型的。他们受波罗新教授的讲课的影响，开始研究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研读路易·勃朗、傅立叶及蒲鲁东的著作，施泰因的论法国社会主义的书籍。根据审查委员会证实，卡什金小组“比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严整得多，思想一致得多”。成员中的某些人以无私的热情“醉心于空想社会主义的科学意义；某些人想把它应用于俄国生活，另外一些人则已经在考虑尽快实现这些空想的可能性”，他们在会上发表的讲话，远远超过彼得拉舍夫斯基处的聚会上的发言和谈话。（《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肖高列夫主编的材料汇编，第3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28年，页9、282)

1849年4月23日阿赫沙鲁莫夫被捕，和其他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一起被判处死刑，后又改判为流放和服苦役。流放回来，他念完外科医学院，当了医生，在乌克兰从事医疗和科研活动。

这里根据德·德·阿赫沙鲁莫夫的《我的回忆（1849—1851）》，圣彼得堡共同利益出版社，1905年，第十七章，页100—113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