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木斯克城当时是西西伯利亚的军事与民政的管理中心，地处额尔齐斯河的河湾，靠近奥马河与额尔齐斯河的汇流处，有古老的城堡。城堡三面是郊野，额尔齐斯河从第四面，即城堡的正面流过，河对岸当时是草原。城堡是一座相当大的斜方形建筑，占地约有数俄亩，四周有土城墙及护城壕环绕。有四座大门： 一，额尔齐斯门——朝额尔齐斯河；二，鄂木斯克门——正对奥玛河口；三，塔尔斯克门——面向城里的花园及市政机关；四，托博尔斯克门——朝额尔齐斯河的河湾。每个大门都设警卫哨所，有军人站岗放哨。一般说来，城堡作为抵御敌人的工事，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尽管也配备了数量相当多的铁炮，锈迹斑斑，叫人想起戈罗赫沙皇时代的遗物；一堆堆摞成金字塔形的圆炮弹，缝隙里躲着毒蜘蛛、避日避日也是毒蜘蛛。及蝎子。城堡中央是个大广场；广场上，距塔尔斯克门不远处，耸立着一座规模宏大的东正教教堂，附带教堂职员的住房，这是城堡里的教堂；沿广场四周是一溜溜普通的古代营房式建筑物，这是各种公家机关用房，列成方方正正的阵式，式样整齐，气象肃穆。其中有总督的官邸，警备司令部，工兵部，军团部，宿舍——里面居住着上述各部门的长官，带家眷的职员。后面是第四、第五、第六常备军营的营房以及著名的鄂木斯克苦役监牢。所有这些房屋，除了军团部及常备军营的营房是两层楼之外，其余都是单层建筑物，偶尔来到这里的彼得堡人觉得它寒伧，小得可怜，不由得要想到从前闯入欧洲的野蛮民族的近乎荒唐的建筑。哈尔科夫大学的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克洛布茨基教授1840年在讲课时曾经讲到这些民族：“鬼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鬼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鬼知道他们溜到哪里去了。”城堡里大多数是军人： 军官，士兵，哥萨克，勤务兵，职员，辎重兵及苦役犯。到处只听见兵器的铿锵声，持枪的哨兵的吆喝声，行军礼的吆喝声，装载粮秣的大车的吱吱咯咯声，炮车的辘辘声以及囚犯身上的脚镣手铐的啷声。［……］当时对青年人来说，最苦的勤务是站岗，尤其是代替军官到要塞的监牢里去值班。这个监狱就是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中描写过的那座臭名昭彰的监狱。当时里面关着两名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及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杜罗夫。不知道彼得堡的青年们以前是否认识他们，但当他们关在监牢里的时候，青年人对他们的遭遇寄予热烈的同情，替他们做了一切能够做的事情。马尔季扬诺夫所说的“青年”是指七个海军少尉候补生，后来称他们为“海员”，这些人是彼得堡海军学校的学生，因微小的过失而被降为列兵，1850年1月被放逐到鄂木斯克。他们降职的事情详细记述在回忆录第一部《海军少尉候补生》中。
这些从前出色的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那时是一副极其凄惨的景象。身穿普通的囚服——半灰半黑的短上衣，背上有黄色棱形方块，夏天戴同样半灰半黑的无檐软帽，冬天穿短皮袄，戴耳朵套及手套，还戴着脚镣手铐，每走一步啷作响，从外表看，他们和其他囚犯毫无区别。只有一点，那就是无论怎样也永远消除不掉的受过教育和有教养的痕迹，使他们与许多囚犯有了差别。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外表像个结实、健壮、矮墩墩的工人，受过良好的军纪训练。陀思妥耶夫斯基外表像个“结实的工人，受过军纪训练”，这是第一次有人这样描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外表特征，其他的回忆录作者没有人这样写到当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可是意识到自己艰难的命运，毫无出路，似乎使他变得呆愣愣的了。他沉默寡言，笨手笨脚，动作迟缓。他脸色灰白，面颊枯瘦，布满了深红色的斑点，从来不曾露过一丝笑容，嘴巴只是在回答案情或苦役事务时才张开，简短地、断断续续地答复一声。帽子扣在额角上，一直压到眉梢，眼神忧郁、愁闷而专注，低着头，垂下眼睛望着地面。苦役犯们不喜欢他斯·恩·白拉依洛夫斯基也写到这一点，见《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鄂木斯克苦役监牢及波兰人中间。托卡尔日夫斯基的回忆录〈服苦役七年〉选》。（《历史通报》，1908年，第4期，页189—193），可是承认他的精神上的威望，不愉快地、不无憎恨地对待他的精神上的优越地位，看着他，一声不吭地让在一边。看到这一层，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自动避开大家，只是在极罕见的情况下，当他心情沉重，烦闷得受不了的时候，他才和几个犯人讲讲话。谢·费·杜罗夫则相反，即使身穿背上有个棱形方块的双色囚衣，他还是一副贵族子弟的派头。他身材高大，体格匀称，相貌英俊，头昂得高高的，乌黑的暴眼睛，尽管近视，眼神却很亲切，嘴巴似乎向所有的人微笑，帽子歪扣在后脑勺上，即使在最倒霉的时刻也是一副快活人的样子。他对待每个犯人都很亲切，因而犯人都喜欢他。对杜罗夫的这一番性格描写，基本上符合他的朋友——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巴尔姆对他的描写：“自己遭到不幸时，对友人的不幸异常敏感，异常亲切地同情，这种严格的坚韧不拔的精神，是高尚的、诗人气质的杜罗夫的主要性格特征。”（见《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页118）可是他被病折磨得体力衰竭，常常勉强支撑着走路。他的腿嗦嗦发抖，几乎撑不住他那消瘦衰弱的身体。尽管如此，他精神不垮，竭力表现出愉快的样子，以机智的玩笑和爽朗的笑声把身上的病痛压下去。
不过，在谈到“海员们”对待囚禁在监狱里的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的态度之前，我们先把“死屋”里几位最著名人物作几句交代。陀思妥耶夫斯基讲到阿基姆·阿基梅奇，说他曾在高加索当准尉，是某一处碉堡的头儿，邻近有位和气的公爵，夜间袭击了他的碉堡，放火烧了他的碉堡，过后不久，他把公爵硬拉来做客，用枪打死了这位公爵……这个人是别洛夫，高加索哥萨克军的大尉，根据他对“海员们”讲的事情经过说，他临时占领了边境上的一个哥萨克镇，当时的哥萨克镇一般都是筑了碉堡的。没有人来袭击这个小镇，也没有放火烧过小镇，可是山民们从城墙底下把哥萨克们放在牧场上的牲口抢走了。他偶尔从调查中得知这是住在邻近的和气的山民干的，便把山民中七个最有威望的人请来做客。他没有用枪打死他们，而是把他们吊死在碉堡前的斜坡上。就是为了这件事他被判刑，流放服苦役。他要是在公爵夜间偷袭碉堡和放火烧碉堡的时候把公爵打死，那他立刻会得到嘉奖而不是受到严惩了。贵族伊里英陆军少尉是因弑父罪被发配到这里来的“杀死父亲的贵族”在《死屋手记》中没有写出名字。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手记》的第一章中写道：“我自然是不相信这桩罪行的，不过他那个城里的人应当是知道他的身世的详细情况的，他们把他的案情全都告诉了我。事实是这样确凿，不由得人不信。”过了几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得知“杀父者”无罪的确切消息，他便在《死屋手记》的第二部分第七章中告诉读者。后来，在七十年代，这一事件成了他的一个作品构思的素材，这一构思与《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构思有关。（见《1956—1958年版十卷集》，第10卷，页465—467，格罗斯曼的注释）这里说杀死父亲的是伊里英，与马尔季扬诺夫的说法相仿。，他原在托博尔斯克门的常备军营服役。由于不道德的行为，根据法院判决，被降为列兵；至于杀死父亲的罪行方面，由于证据不足，法院便把他列为重大嫌疑。但是，军事法庭的判决书在呈送给皇上尼古拉·巴甫洛维奇审批时，他作了批示：“杀父之人不宜在部队中任职。服苦役二十年。”画家阿利斯托夫在《死屋手记》中阿利斯托夫首次出场时是没有名字的，仅是四个贵族之一，他们都是“卑贱下流的人，极其堕落，以当密探和告密者为业”。《手记》接近尾声时，在倒数第二章《逃亡》中，他已被称为“阿——夫”，其中讲到“他在我们这里多少也搞一点假护照买卖［……］，他的无耻到了令人愤慨的地步，引起人家最冷酷的嘲笑，使人产生克制不住的厌恶”。关于阿利斯托夫的情况，详见白拉依洛夫斯基的刑法法典著作，托卡尔日夫斯基引用了他的话。是告密者，也是少校教官的勤务兵斐迪克的朋友，曾经是属于纨绔少年一伙的。年轻时大吃大喝，把财产挥霍殆尽，后来为了搞钱又十分卑鄙下流，当了密探。在这里他想快点飞黄腾达，诬告将近十个无辜的人参与反政府的阴谋，等到调查证明这全是谎言诬告，他恶意为别人所设下的惩罚落到了他自己头上。在监狱里享有最大的同情的波兰人是马尔切夫斯基马尔切夫斯基参加1831年波兰起义，在鄂木斯克服刑。与茹科夫斯基茹科夫斯基即约瑟夫·若霍夫斯基（1800—1851），参加波兰的1848年起义，被判在鄂木斯克服苦役。在《死屋手记》中没有用他们的全名，仅称作“马——基与茹——基老头”（《1956—1958年版十卷集》，第3卷，页670），称作茹——基的自然是约瑟夫·若霍夫斯基无疑。马尔季扬诺夫显然把姓名搞错了，他也讲到这个人，说他曾当过教授（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是“他过去曾在某处当过数学教授 ”，马尔季扬诺夫则说得比较具体：“已撤销的维林大学的教授”）。马——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指亚历山大·米莱茨基，因参加1845年的密谋而被判刑，1849年关在鄂木斯克监狱。马尔切夫斯基则因参加1831年的起义而被流放，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他大概不在监狱里，已住在流放者的移居地。此外，米莱茨基与马尔切夫斯基不同，他不是贵族。（《1956—1958年版十卷集》，第3卷，页673），因参加波兰的尚达尚达是指1830至1831，1846，1863至1864年波兰民族解放斗争期间起义政权的中央组织机构。而被流放服苦役。马尔切夫斯基是个富裕的地主，拥有好几处领地，据说当过“掌礼官老爷”。他极端憎恨俄国人，但是个很有教养、知道分寸的人，即使置身在他所憎厌的人们中间，他也有很大的威信。茹科夫斯基是已撤销的维林大学的教授，波兰思想的狂热信奉者，不过作为一个人和基督徒，确实赢得大家的尊敬。《死屋手记》中讲到他的宗教信仰：“他整天跪着向神祈祷，因而得到苦役犯的普遍尊敬，直到他死去。”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我似乎觉得他的理智有点儿毛病。”（《1956—1958年版十卷集》，第3卷，页673)
当时对监狱的看守要求精力充沛，注意力集中，警惕性高。不仅犯人去干活时他要押送，犯人关在牢里时他也要留神注意他们。早晚点名检查人数，检查牢房的清洁与秩序，检查私自夹带进来的酒、烟草、纸牌及其他禁止的物品，注意犯人中间保持秩序与肃静，对犯人进行突击检查、突击搜查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使得看守长的职务极为繁重，责任十分重大。可是“海员们”特别乐意代军官们值勤，在监狱站岗，因为他们有机会在上司那里露面，同时可以减轻几分罪犯们的艰苦处境，他们的遭遇总是引起人们的同情。除去分配犯人在城堡及近郊干活之外，还安排若干犯人在监狱里面干活。后一种犯人归岗哨调度，乃至派他们到需要的地方去——或者到岗哨的哨所，或者到他们自己的牢房里去。逢到这种情况，“海员们”为了监狱里的活儿，总是能够把他们想留的犯人留下来［……］。想把某个犯人留下来在监狱里干活，头天晚上先写条子给第二天早晨由他去替代的看守长，后者便会把所要求的犯人留在监狱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及杜罗夫常常这样被留在监狱里干活，逢到老的看守换班，新的看守长把他们叫到哨所里，在看守长的房间里待上一阵，这时人家把白天的新闻告诉他们，把心肠慈善的人捐助的东西转交给他们，允许他们看看青年人带进来的书籍，看看彼得堡的亲属或伙伴们寄来的信。叫他们进来的时间往往正好是上级不会来巡查的那几个钟头里；不过为了防备万一，哨所里总是配备一名护卫兵随时押送他们去干活。特罗伊茨基医生在私下谈话时甚至将这种情况告诉管理犯人全部劳动的鲍里斯拉夫斯基将军与城堡司令德·格拉夫将军，他们只是笑笑，劝他转告青年们，还是小心谨慎为妙。
按一个“海员”的说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性格一般说来是不讨人喜欢的，他有一副狼落入陷阱似的神气；且不说那些犯人，他向来回避他们，不与他们有任何合乎人情的接触，就是那些对他的遭遇表示关切，想方设法尽可能要给他方便的人，他们的人道的态度，他也觉得受不了。他老是皱眉蹙额，脸色愁苦，远远避开众人，宁肯在闹哄哄、吵吵嚷嚷的牢房里独自待着，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跟一个什么人交谈，把话看得十分金贵。当他被“海员们”叫到长官的房间里，他对他们的态度更加拘束。他们请他坐下歇一歇，他常常拒绝，只是他们盛情难却，他才让步，勉勉强强地回答问题，但他几乎从来不让自己同他们作推心置腹的谈话，吐露自己的心事。任何表示同情的话他都半信半疑地听着，好像他怀疑在这种同情的话语后面隐藏着不良的动机。他甚至拒绝看青年人带进来的书籍，只有两三次，他对维坚斯基译的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与《匹克威克外传》发生了兴趣，带到医院里去看完了。狄更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喜爱的作家之一，给他以重大的影响。两人的题材相同： 城市与最穷苦的市民阶层；两人所喜爱的主人公相同： 受命运播弄的性格软弱的、不幸的被压迫者；对儿童有特殊的爱，对人的思想活动作深刻的心理上的议论；情节方面，都力求引人入胜。也可以说他有受狄更斯的直接影响的迹象： 狄更斯的《董贝父子》之于他的《涅朵奇卡·涅兹万诺娃》，狄更斯的《老古玩店》之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及《罪与罚》等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目中，狄更斯往往与莎士比亚、拜伦、瓦尔特·司各特、巴尔扎克、维克多·雨果及乔治·桑等人并列，他们都是不可超越的典范，都处在他的创作的源头，对他来说，他们永远是这样（例如1876年的《作家日记》中说到这些作家“在俄国他们始终‘最深刻、最亲切’地为人们所理解，所接受”，见《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309）。1868年1月1日及13日给索·亚·伊万诺娃*的信中，联系《白痴》的构思，谈到匹克威克，认为他是“肯定的、非常好的”，但又很可笑的人物典型。（《书信集》，第2卷，页71）《少年》中提到过《老古玩店》。（《1956—1958年版十卷集》，第8卷，页483)
*索菲娅·亚历山大罗夫娜·伊万诺娃（1847—1907），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外甥女。特罗伊茨基医生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体有病来解释他的孤僻与多疑，大家知道，他发过癫痫，整个神经系统受到损伤，尽管他外表上看来身体健康，结实，精神饱满，干什么活儿都不落人后。“海员们”的看法则认为他的孤僻是由于恐惧，怕让上司知道他的待人态度或者非法的包庇，怕他们会因此而使他的处境变得更困难。杜罗夫则相反，替自己赢得普遍的同情。尽管他的外表极其虚弱，疲惫不堪，他却对什么都感兴趣，喜欢接触他所感兴趣的监狱外的普通的人间生活，对人家给予他的力所能及的优待或物质上的帮助，他都表示衷心感谢。他什么事情都乐意谈，甚至参与争论，能以他的热烈而又生动的言论吸引听者。他的话语透露出诚实而又坚毅的性格，有真诚的信念，不幸并没有损害他的性格，因此他得到了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多得多的同情。不过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一句什么话触犯了他，他烦躁起来，就忘乎所以了。比如，只要在他面前说话时提到（哪怕是无意中提到）他的亲戚雅科夫·伊万诺维奇·罗斯托夫采夫将军（后来是公爵）的名字，他便会忘掉一切克制的分寸，落到偏激的程度。他喜欢看书，特别如饥似渴地阅读法国小说，例如大仲马的《玛戈皇后》、《沙尔尼伯爵夫人》及《基度山伯爵》，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与《流浪的犹太人》，保尔·费伐尔的《魔鬼的儿子》等。他向人借这些小说，几夜工夫囫囵吞枣地看完，又去借其他的书。他甚至等不及人家去叫他，在需要时，他做工回来，得知“海员”中某人在站岗，他就自行拐到警卫的哨所里来了。——马尔季扬诺夫注不过他的要求并不总是能够满足的，因为鄂木斯克的藏书实在有限。使“海员们”吃惊的是这两个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的性格，他们以心灵的全部力量互相憎恨着，从来不走到一起，他们关在鄂木斯克监狱期间，始终不曾交换过一句话。见本书页163注①。叫他们一起到军官房间里去聊天，他们两人你坐这只角，他坐那只角，皱着眉头，对青年们的问话，他们也只是简单地回答一声“是”或“不是”；因此只好把他们分开，一个一个叫他们进去。人家就这件事问杜罗夫，他回答说，他们两人谁也不会先开口说话的，因为监狱生活使他们成了敌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中提到了和他一起待在监狱里的所有最优秀的犯人，只有几个人是用他们姓名的开头字母来代表；可是对杜罗夫，无论是用全名也罢，用假名也罢，哪里也没有提到过他，好像监狱里没有他这个人似的。逢到实在无法不提到他的地方，陀思妥耶夫斯基用这种说法：“他们吓唬我们，就是我与另一个贵族出身的流放犯，我和他一起来服苦役……”或者：“我骇然望着我的一位（贵族出身的）同志，在监狱里如何像一支蜡烛般地熄灭了。他是和我一起进监狱的，那时他还年轻，漂亮，善良，出监狱时他的身体一半已经垮掉，满头白发，腿也没了，呼吸困难……”医院里的主任医生特罗伊茨基十分同情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他经常通过“海员们”通知他们（这个或那个），现在可以到医院里去休息一阵，于是他们去了，在医院里躺上几个星期，吃些丰富的伙食、茶、酒及其他食物，一部分来自医院，一部分来自医生的厨房。据特罗伊茨基对一个青年人说，《死屋手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得到他的同意之后，在医院里动笔写的，因为未经上级准许，犯人是不准持有任何文具的，该书的开头几章长期保存在老助理医生处。鲍里斯拉夫斯基将军通过他的管理处的副官伊万诺夫少尉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后来在工程总署供职。他娶了十二月党人安年科夫的女儿为妻。他千方百计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做了他所能够做到的一切。——马尔季扬诺夫注，对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也很照应。他允许给他们派最轻巧的活儿（下述情况除外： 他们——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跑去和其他犯人一起干活，尤其是刚到苦役监的初期），在城堡里面或外面，都派他们漆油漆，揩车轮，烧石膏，铲雪等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甚至曾经被派到工程管理处的办公室里去做案头书写工作，不过由于马尔吉上校向兵团司令作了报告，说是这一类工作不宜交给因犯政治罪而被流放服苦役的人去做，他很快又被退回来了。一个“海员”也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帮了不少忙。有一天他被派在监狱里干活，他待在自己的牢房里，躺在木板床上。少校教官克利甫卓夫——这个人在《死屋手记》中被写成是个衣冠禽兽——突然来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看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躺在板床上，他吼叫起来。“他为什么不去干活？”“他生病了，大人，”代替长官站岗的“海员”跟着少校教官走进监狱的牢房，回答道，“他有羊癫风。”“胡说！……我知道您在纵容他！……带到看守室去！……用树枝抽打！……”他们把这个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从木床上拖下来，带到看守室去，他果然被吓得突然发病了，看守长派上等兵去向要塞司令报告发生的情况。德·格拉夫将军立即驰马赶来，制止了即将执行的体罚，当众申斥了少校教官克利甫卓夫，厉声强调，绝对不能对患病的犯人施加刑罚。［……］他［特罗伊茨基］的一个助手，住院医生克娄让诺夫斯基，到彼得堡去告密，说他对政治犯过于纵容姑息。因此，那边派了专人来调查［……］。
按照住院医生克娄让诺夫斯基的指点，调查人员询问证人们，他们不给告密者的揭发作证明。审问政治犯时，他们仅作了模棱两可的寓言式的回答，使调查人员束手无策，只好骂娘。譬如，调查人员问陀思妥耶夫斯基： 他在监狱里或住在医院里时，有没有写过什么东西？陀思妥耶夫斯基回答道： “什么也没有写过，现在也没有写，不过我在为将来的写作收集材料。”“这些材料放在哪里？”“在我脑子里。”题解： 彼得·库兹米奇·马尔季扬诺夫（1827—1899），作家，在《世界作品》、《古俄罗斯与新俄罗斯》、《历史通报》、《涅瓦》、《士兵闲谈》及其他杂志上发表过许多诗歌、小说、历史著作及历史文学作品，还有论述军事问题的文章。又以不同的笔名（如爱佐普·卡克特乌斯、布姆布姆、彼佳、克留克等等）发表过幽默诗。单行本出过《士兵诗人心中的歌》（圣彼得堡，1865年），《春苗。论文、草稿、速写及诗歌》（圣彼得堡，1872年），《我国知识分子的精华。十九世纪俄国活动家影集——辞典》（出过几版），《生活、眼泪及笑声之歌》（1891年，第2版）以及其他著作。
马尔季扬诺夫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杜罗夫在鄂木斯克苦役监狱的情况是他的回忆录《世纪的转折时期》中的一部分。显然，这些回忆录确实是从当时凭着印象新鲜记在笔记本上的材料来的，不仅回忆录的基础是依据这些材料，连得具体叙述事实与细节时所依据的也是这些材料。首先，叙述的语调本身证明这一点，作者的语调客观而平静，间接地使人想到《死屋手记》的语调，倒好像回忆录的作者有意在回避任何激情，把唯有他一个人目睹的情况真实地再现出来作为自己的任务。
彼·库·马尔季扬诺夫的回忆录《世纪的转折时期（老笔记本片断）》最初刊登在《历史通报》1895年第10—11期。后来收入马尔季扬诺夫文集第三卷《世纪的事和人。老笔记本中的片断、论文与摘记》，圣彼得堡，1893—1896年。现在这里刊印的选自该书第二章《海员们》（页246—247，263—270，275—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