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知道是谁叫他，为什么事情叫他，极其拘束地来到我处。他穿的是一件灰色的士兵军大衣，红色竖领，红色肩章，苍白的病态的脸，布满了雀斑，神色抑郁。淡黄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身材中等以上。他那聪明的、灰蓝色的眼睛凝然地打量我，他似乎要看透我的心，似乎在说： 你是什么人？后来他向我承认，当我派去的人对他说，“刑事案件诉讼代理人先生”叫他去时，他是忧心忡忡的。我当即表示歉意： 我没有首先亲自去看他，我把信件和包裹转交给他，转达别人对他的问候，诚恳地和他谈了话，他立即改变了态度，心情快活起来，对人也比较相信了。［……］1854年春天，解除苦役后，大家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被调到塞米巴拉金斯克去无期限地当兵。他和其他人一起经犯人歇宿站被解到该地。刚到时，他和士兵们一起在兵营里住了一个短时期，但是不久，经伊万诺夫将军及其他人的请求，允许他单独生活，住在兵营附近，由他的连长斯捷潘诺夫替他担保。此外，他还受司务长的监督，这位司务长因为贪图一点小小的“贿赂”就不常常去打扰他了。［……］我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时［……］这地方一半像城市，一半像乡村。所有的建筑物都是木头的、圆木造的，木板盖的倒不多。居民连同驻卫军、亚洲人以及从科坎德、布哈拉、塔什干与喀山等地来的商人一起才五六千人。半定居的吉尔吉斯人住在左岸，大部分住帐篷，有些富人虽然也有小屋，不过只是过冬才住。他们共计约有三千人。［……］我想，全城大约有十至十五人订阅报纸，这也不足为奇，当时在西伯利亚的人只对打牌、吃喝、搬弄是非感兴趣，还有就是自己的买卖。不要忘记，当时克里木战争正在进行，不过很少有人去关心它： 因为相距实在太远，再说这又不是“西伯利亚人”自己的事情。当时西伯利亚人自己表示特殊，往往说：“他是俄国人。”我订了三份报纸： 《圣彼得堡科学院公报》、《Augsburger Allgemeine Zeitung》(《奥格斯堡汇报》)及《Independance Belge》(《比利时独立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极为高兴，他特别喜欢看《比利时独立报》，俄国报纸更不用提了。《奥格斯堡汇报》他碰也不碰，那时他对德语懂得不多，又不喜欢德语。
塞米巴拉金斯克被砂砾的荒原分隔成三个部分。北部是个哥萨克镇，是塞米巴拉金斯克最舒适、最美丽、最清洁、最幽雅的地区。那里有街心小花园、菜园以及相当漂亮的建筑物： 团长官邸、团部、军事学校和军医院。供哥萨克住的营房是没有的，所有的哥萨克都住自己的房子，靠自己的家产过日子。
城的南部是鞑靼人的村镇，是最大的镇；同样的木头房子，不过有朝着院子的窗户，那是为了他们的妻妾而设的。高高的院墙把穆斯林居民的室内生活遮蔽起来，不让好奇的人去窥望；房子周围连一株树也没有，是一片光秃秃的砂砾荒原。［……］坐落在这两个村镇之间、和它们连成一片的，是俄罗斯人自己的城市，附带着还被称之为城堡的部分，尽管当时就已经没有人提起它。城堡的围墙早已拆毁，壕沟为沙土所淹没，只留下几道石砌的大门作为纪念。所有的军队都居住在这里： 常备军营，哥萨克骑炮兵，全体长官，总警卫室与监狱——这是我工作的部门。没有一棵小树，没有一丛灌木，唯有一片流沙，遍地荆棘。
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住在这里。我手头保存了他的小屋的一幅画。
我住在额尔齐斯河边，省长官邸附近；不远处有小岛，岛上有菜园和瓜田，种着香瓜和西瓜。我窗外的河对岸是吉尔吉斯人的村庄，伸展着无边无际的草原，地平线上是蓝莹莹的群山，那是远在七十俄里以外的萨米塔乌山。［……］我租了三个房间一套的住所，外带前室、马厩、堆房，还有三个人住的地方，连我们的伙食与取暖费在内，每月付三十卢布。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连住宿、洗衣服及伙食在内付五个卢布。然而，一般说来，他吃的是什么伙食呀！士兵的口粮当时是发四个戈比，面包在外。这四个戈比，连长、炊事员和司务长还要从中揩油一个半戈比。当然，那时的生活便宜： 一俄斤肉半戈比，一普特荞麦三十戈比。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每天把自己那份白菜汤、粥及黑面包领回来，如果他自己吃不掉，就给可怜的女房东吃。［……］诚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常常在我处吃饭，不过朋友们也请他吃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屋坐落在最凄凉的地方，周围一片荒漠，流沙，既无树林，又无灌木丛。小屋是用圆木建造的，古老，往一边歪斜，没打过地基，房子往地下陷，没有一扇朝外的窗户，因为怕强盗和小偷。他的房间里有两扇朝院子的窗户；院子宽阔，有水井和辘轳架。院子里辟了一块小小的菜园，园地里有一丛野生的覆盆子，还有一丛野生的醋栗。房屋和院子都有高高的围墙围着，墙上有大门，还有低矮的边门，我总是猫着腰走进边门；造低矮的边门在当时也有历史原因： 据人家告诉我，敌人若偶尔闯进来，他低着的脑袋就容易砍。一只凶猛的狗用链子锁着看守院子，夜里则把链子放掉。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间房间，相当大，但十分低矮，里面永远是半暗不明的。圆木的墙壁抹上了黏土，从前是曾经粉刷过的；沿墙两边是宽阔的长凳。墙壁上，这里那里挂着些简陋的木版画，停满了苍蝇，污渍斑斑。进门靠左首是一只俄罗斯大炉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床铺，小桌子，一只代替五斗橱的简陋的木箱子，就放在炉灶后面。这些卧房用具以一道普通的印花布的帷子跟其他东西隔开。布帷前面房间的主要地方摆着一张桌子，一面木框小镜子。窗台上放着几盆天竺葵，挂着窗帘，从前大概是红色的。整个房间被烟熏得黑糊糊的，而且那么暗，傍晚点上油脂蜡烛，——硬脂蜡烛那时是十分奢侈的东西，而煤油灯当时还没有，——我才能勉强看看书。凭着这样的灯光照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怎么彻夜写作，我压根儿不能理解。他的卧室还有一个愉快的特点： 蟑螂成群在桌子上、墙上和床上爬，夏天跳蚤尤其叫人不得安宁。这种情况在一切砂砾地带是屡见不鲜的。
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天天接近起来。白天他开始越来越频繁地随时上我的住所来，在他的士兵职务和我的军官职务所能允许的范围内，他常常在我处吃饭，尤其喜欢晚上过来喝茶(一杯又一杯，没完没了地喝)，用长烟管抽我的“包斯坦柔格洛”(当时一家烟草行的）烟草。他自己像大多数俄罗斯人一样，平常抽“茹科夫”牌烟。不过他常常连这种烟也买不起，于是他就掺和一些最蹩脚的马合烟抽，我每次上他那里去，抽过这种烟草之后总是头痛欲裂。
塞米巴拉金斯克是没有任何娱乐的。我在那里的两年间没有听过一个过路的音乐家的演出，城里连钢琴也只有绝无仅有的一架，像什么稀罕物儿似的。连得一些粗俗的消遣如杂耍和变戏法之类也没有。我记得，有一回，营部的文书们在练马场演出一个什么戏。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一些意见帮助他们，他带了我去看。［……］由于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交往日益密切，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极为单纯自然，我的房门对他是日夜敞开的。我下班回来经常在自己屋里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已比我先到，或者是操练回来，或者从团部办公室回来，他在那里担任各种文牍事务工作。他解开军大衣的纽扣，嘴里衔着长烟管，一边在房间里踱步，一边常常自言自语，因为他的头脑里总是冒出一些新的想法。他处在这样时刻的情景，我依旧如在眼前，当时他在构思写《舅舅的梦》与《斯契潘奇科沃村》(见给迈科夫的信）。斯特拉霍夫文集*。——弗兰格尔注*指1856年1月18日给阿·尼·迈科夫的信，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五十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给迈科夫的唯一的一封信。斯特拉霍夫在1883年发表了这封信。（《传记》）从信中可以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确实在写“喜剧性的长篇小说”——显然是《斯契潘奇科沃村》。（《书信集》，第1卷，页163—168）1859年5月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信给兄弟说他写完《斯契潘奇科沃村》，写了两年，中间停顿，写了《舅舅的梦》。（同上，页244—248）他心情很愉快，富有感染力，笑呵呵地给我讲了舅舅的历险情节，唱了歌剧的某些片断，可是看到我的亚当端进来琥珀色的鲟鱼汤，他便催促亚当快给他吃饭。［……］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喜欢看果戈理与维克多·雨果的作品。［……］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情绪好的时候喜欢朗诵，尤其喜欢朗诵普希金的诗；他喜爱的诗是《克娄巴特拉的宴会》（《埃及之夜》)。当他念起： 富丽的宫殿里灯火辉煌。
歌手伴着长笛和竖琴齐声歌唱。
女王的流眄和美妙的声音使欢宴的人群活跃而欢畅！他的脸上容光焕发，眼睛闪射着光芒。
在这样的时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嗓音不知为什么有种庄严而热情奋发的味道。［……］不过我们还是回到亲爱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身上来，我那时就已经打心坎儿里喜爱他了；至于我对他的评价是多么高，我在西伯利亚写给亲属的信件可以作为最好的证据，这些信至今还保存着。我在其中的一封信(写明日期是4月2日，发自塞米巴拉金斯克)上写道：“命运驱使我和一个人接近，他无论心地还是资质都是罕见的人物；这个人就是我们的不幸的青年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我非常感激他，他的话，他的意见和思想将一辈子增强我的力量。我每天和他一起工作，现在我们要翻译黑格尔的哲学和卡鲁斯古斯塔夫·卡鲁斯（1789—1869），德国医生。的《心理学》。他是个极其虔诚的人，身体有病，但意志如铁……”［……］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待人的宽厚简直世间少有。他为人的最丑恶方面寻找辩解的理由，把一切都归诸人的缺乏教育，归诸人所生活、成长的环境的影响，有时甚至归诸他们的性格和禀赋。
“唉，亲爱的朋友亚历山大·叶果罗维奇，你可要知道，是上帝把他们创造成这样的呀，”他说。一切受命运打击的人，不幸的人，患病的人和贫穷的人他都格外同情。所有深刻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的心地善良是非常突出的。谁不记得他为他的哥哥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一家人操心(见他给我的信），他对小帕沙·伊萨耶夫即帕塞诺克·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其他许多人的关怀。
我也经常和他谈谈政治性的话题。关于他自己的案件，他不知为什么愁闷地闭口不谈，我也没有问他。我只听见他说过，他不喜欢彼得拉舍夫斯基，很不赞成他的意图，他发现，在俄国，政治上的变革暂时还是毫无意义的，还为时过早。至于按西方形式的宪法，在民众尚处于愚昧无知状态的时候，连想想也是可笑的。我有一次从哥本哈根写信给他说，俄国还没有进步到可以实施宪法的地步，而且很长一个时期内也达不到，倒是需要一个咨议性的缙绅会议。对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回信说，他在很多地方同意我的意见。显然是指1866年2月18日给弗兰格尔的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中写道：“你这样关心我们俄国的、内部的、公民的思想生活，我十分高兴。”他没有举出弗兰格尔在信中提到的问题，只是告诉弗兰格尔说他“虽然不是全部”，但“在很多地方”同意他的意见。（《书信集》，第1卷，页433）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态度见本书页120注①；又见《在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中间》。
自己的同志中，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常常回想起杜罗夫、普列谢耶夫与格里戈利耶夫。他和他们谁也不通信，只有他给兄弟米哈伊尔的信，偶尔有一次给阿波隆·迈科夫的信，给姨妈库玛宁娜和小雅库什金的信是经过我的手发出去的。［……］我们的生活单调得令人厌烦地过去。我很少去拜访什么人，多半待在家里，看很多书，写了很多东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交游比我稍广，尤其是常常去拜访伊萨耶夫一家。晚上他待在他们家里，答应给他们的独生子帕沙上课，帕沙是个八九岁的机灵聪明的孩子。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伊萨耶娃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康斯坦特，跟她的前夫姓伊萨耶娃，她后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说，“她聪明，可爱，有教养，是知识妇女中少见的人物”。(《书信集》，第1卷，页208)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她的悲剧性的爱，这一私人生活“事件”在他的创作中的反映，可看多利宁的注。(《书信集》，第1卷，页516—517)是阿斯特拉罕一个寄宿中学校长的女儿，嫁给教师伊萨耶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伊萨耶夫是玛·德·伊萨耶娃的前夫。。他是如何来到西伯利亚的，我记不得了。伊萨耶夫是个病人，害的是肺病，好喝酒。人倒是个性子沉静而温顺的人。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年纪三十出头，中等身材，相当纤瘦，金发碧眼，很有风韵，性格热情又容易兴奋。那时，她的苍白的脸上已经闪耀着不祥的红晕，几年以后，肺痨把她拖入了坟墓。她博览群书，很有修养，求知欲甚强，秉性善良，异乎寻常地敏慧。她热烈同情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待他很亲热，我不以为这是她看重他，倒不如说她怜惜受到命运打击的不幸者。她知道他有癫痫，经济极其拮据，再加上他又是个像她所说的那样“没有前途”的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则把怜悯和同情当作了相互的爱，以年轻人的全部热情爱上了她。陀思妥耶夫斯基整天在伊萨耶夫家，硬把我也拖去，可是因为她丈夫的缘故，我觉得那里的人并不可亲。［……］塞米巴拉金斯克的夏天非常难受，闷得要命，如烤如燎的阳光下，砂石火烫火烫。最轻微的一阵风也会刮起一阵灰沙，极细小的沙子迷人的眼睛，到处钻。六月份在荫影处也热到摄氏三十二度。我决定四月份等草原和树林刚绽出绿芽便搬到城里去。整个塞米巴拉金斯克城里，只有一所带大花园的别墅，在哥萨克镇后面，营房附近。这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很方便，因而我建议他也离开那个窝，搬到我的住所来。这所别墅属于一个富裕的哥萨克商人，所以叫作“哥萨克花园”。［……］早在冬天时我就从里加订购了各种花卉、蔬菜及葱、蒜之类的种子。在城里的院子里我们已预先做好温床，准备育苗。这引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兴趣，他极其高兴，不止一次回想起他的童年时代和故乡的田庄。
四月初，我们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搬到我们的黄金国意即异常美妙的地方。——“哥萨克花园”。我们所住的木头房子相当破旧，屋顶漏雨，地板坍陷，不过屋子相当宽敞，我们的地方是够大的。当然，室内家具是一件也没有——空空如也，像个大木棚。大厅朝着凉台，屋子前面我们修了花圃。［……］我们的庄院坐落在额尔齐斯河的高峻的右岸，一片平缓的绿茵草地直达河边。我们在河边搭了个洗澡用的棚子；浴棚四周是各种灌木丛、浓密的柳树林和大片的芦苇。绿叶丛中这儿那儿露出春汛泛滥所形成的小湖和水塘，有许多鱼和水禽。五月间我们开始洗澡。
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热心种植花圃，很快就把它侍弄得一片花团锦簇。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形象十分鲜明地印在我的脑子里，他热心地帮我浇秧苗，满面流汗，脱去士兵的军大衣，穿一件洗得褪了色的玫瑰红的布背心；脖子上经常晃荡着一圈长长的、天蓝色的细小的玻璃珠串，那是手工制品，不知是谁送给他的，珠子串上挂着一只很大的胖壳儿银怀表。他常常全神贯注地干活，分明在这消磨时光的活儿中找到极大的乐趣。［……］有一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皱着眉头、怏怏不乐地回家来，难过地对我说，伊萨耶夫要调到离塞米巴拉金斯克五十俄里的库兹涅茨克去了。“可恨的是她已经同意了，没有表示反对！”他痛苦地一再说道。
不久，伊萨耶夫果然调到库兹涅茨克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绝望至极；想到他与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要分别，他像发疯似的直打转；他似乎觉得他生活中的一切都失去了。这时伊萨耶夫家出现亏空，只得把所有的家产变卖了，待到动身时已经所剩无几。我救了他们急，他们才终于上路。
分别的情景我永远不会忘记。陀思妥耶夫斯基哽咽着失声痛哭，像个孩子。过了许多年之后，他在1865年3月31日给我的信中还提起此事。是啊!这一天是刻骨铭心的一天。
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乘着车去送伊萨耶夫夫妇，在美妙的五月之夜，深夜出发。我带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坐上自己的敞篷马车，伊萨耶夫夫妇乘坐无篷大驿车——他们没钱购置带篷马车。离开之前他们乘车顺路来到我处，我们喝了送行的香槟酒。我想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安排一个机会，让他跟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告别时亲亲热热嘟囔一阵，在我家里时，我就拼命给她的丈夫斟香槟酒。到了路上，我又按照西伯利亚的风俗，一再给他斟酒。这时他已经完全听我摆布，我立即把他带到我自己的马车上，他很快便睡去，睡得像个死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坐到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身旁去。道路被来往车辆轧得平展展的，周围是密密的松林，月色溶溶，空气甜美，困人。车子走呀，走呀……然而离别的时刻还是来临。我那两个可爱的朋友像鸽子般拥抱，都在揩眼睛。我把喝醉了酒、沉沉睡去的伊萨耶夫拖到大车上坐好；他顿时鼾声大作，分明不知道什么时候，身在何处。帕沙也睡着了。马猛然奔跑起来，马车飞驰，扬起一团团的尘土，转眼之间，驿车和车上的乘客便去得影影绰绰，驿马的铃铛声也渐渐听不见了……可陀思妥耶夫斯基依旧像生了根似的站着，垂着头，默默无言，眼泪顺着脸颊潸潸地流下。我走过去，拉起他的手；他仿佛久梦初醒，一句话也不说，和我一同坐上马车。我们回到住所时天色已经微明。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躺一下，一直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自言自语。一夜未睡，离别的忧伤使他精疲力竭，他到近旁的兵营去上操了。回来后他整天躺着，不吃不喝，只是神经质地一支接一支抽烟……时光发挥了作用，这痛苦的绝望心情开始缓解。和库兹涅茨克频繁地通起信来，不过这种书信来往并不总是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愉快。他感觉到有点不妙。况且她的来信中老是抱怨生活的困苦，诉说她的病，她丈夫的治不好的病，抱怨未来毫无欢乐可言——这一切不能不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感到压抑。他更瘦了，心情抑郁，容易发火，像幽灵似的徘徊。他甚至把不久前那么兴致勃勃地动手写作的《死屋手记》也丢下了。喜爱的消遣是在暖和的夜晚，我们摊开手脚仰卧在草地上，仰望繁星在碧空深处闪烁。这样的时刻使他感到宽慰。静观造物主的伟大，无所不能、无所不见的神的力量使我们受到某种感动，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不知怎么使我们的心灵趋向宁静。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少谈论宗教。他是个比较虔诚的人，不过很少上教堂，他讨厌神甫，尤其是西伯利亚的神甫。谈起基督，他非常高兴。他说话的习惯十分特别。一般情况下他说话声音不响，开始时往往是耳语，但是他越说越兴奋，声音也越来越响，在特别激动的时刻，他说话有点儿气喘喘的，热情的言词吸引了听者的注意力。我和他一起度过了美妙的时光。和这样禀赋卓绝的优秀人物接近使我得益良多。在我们一起生活期间，我们之间没有出现过一丝阴，不曾有过一点儿误解。他比我年纪大十岁，比我经验丰富得多。那时我不得不和一些卑鄙的人一起工作，当我由于年轻，缺乏生活经验，屡次被周围的人弄得灰心丧气，似乎再也没有力量与邪恶作斗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却屡屡千方百计地以他的热情来支持我，以他的劝告和同情鼓励我。我在许多地方感激他。在许多事情上他打开了我的眼界，我尤其牢记不忘的是他启发了我的人道的感情。［……］……我想再说几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社交场合的举止是多么尊严和敏感，尽管他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需要他小心翼翼地去应付。因为我们经常接触的那些人没有突出的文化修养。此外，这里的长官是典型的“行伍出身”，粗鲁，而且傲慢自大。
当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从来没有表现出一点儿谄媚、奉承，从来不想往上流社会钻，同时他是极其沉着、谦逊的人，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上的所有突出的优点。正如我在文章的开头就提到的那样，靠着他的老成持重，他赢得普遍的尊敬。［……］我们的生活照老样子过去：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心情忧郁，或者一阵子发狠工作。我尽我所能地使他快乐。然而我们那沉闷的生活简直是死水一潭。对我们的职务无论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还是我都不感兴趣，每天在乏味的几个钟头的例行公事之外，拿什么来填补我们的日子呢?依旧是沿着额尔齐斯河散步，侍弄花草，洗澡，凉台上喝茶，抽长烟管。不过我作为一个钓鱼迷，还捕鱼；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常常躺在草地上，大声朗读，把我们贫乏的藏书大部分都反复念了不知多少遍。不过，我记得，他念书给我听是“为了指导”我，他念了阿克萨科夫的《钓鱼》与《带枪的猎人的笔记》。城里是没有图书馆的。我带来的许多是地理、自然科学及其他专业书籍，我已经看过，而且大概早已记得滚瓜烂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喜欢文学，每一本新书我们都贪婪地抢着看。不过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创作热情勃发的时候，我们的单调乏味的日子也就从中得到了补偿。在这种时刻，他的情绪那么昂扬，他的兴奋也不由得反映在我的身上。似乎连塞米巴拉金斯克的生活也变得比较过得去了；遗憾的是这种情绪像来的时候一样突然消失了。从库兹涅茨克传来的不愉快的消息太多，——于是一切都完蛋了，我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精神颓唐，消瘦下去了。［……］有一回［……］亚当跑来报告说来了一位年轻女士，想要见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还有你老爷”。
他们放她从花园进来；陀思妥耶夫斯基老远就认出她是监牢里的难友瓦妮卡塔妮卡。她是茨冈女人的女儿，这女人因为吃醋杀了自己的丈夫而被流放。塔妮卡本人则被流放的波兰人与匈牙利人的案件所牵连，而且还与其中两个人于1854年从鄂木斯克监狱逃跑的事有关。
这次越狱逃跑的目的是极其荒唐的： 溜到草原上去，发动不满的吉尔吉斯人，联络可汗的军队，和他们一起来解救同伴——真是荒唐透顶。
这不，我们的新客人兴高采烈地、闹闹嚷嚷地向我们跑来。这是个皮肤黝黑的女子，年纪在二十至二十二岁左右；乌黑的眼睛像燃烧的煤，闪闪发亮，并不柔顺的鬈发围住她的脸盘；她一直在微笑，露出亮闪闪的牙齿，犹如精心挑选过的珍珠。中等身材，瘦小，柔软，又高度灵活，我们的来访者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见面显然使她由衷地感到高兴，而且按照监狱里的习惯，称他为“你”。她跟我可是不拘礼节，不等我们问话，她先就泼辣地在我们身边坐下，发出响亮的笑声，她分明是想给她还不认识的我一个印象。人家说她喜欢卖弄风情得要命，她不能容忍有谁从她身边走过而不被她迷得神魂颠倒的想法。［……］这次会面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他的《死屋手记》增添新的一章(第九章《逃跑》)的原因。上文我已提到，在我们一起生活的时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正在写他的著名作品——《死屋手记》。我有幸第一个看到在创作期间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第一个听到这部无与伦比的作品草稿的朗读，直到现在，过了许多年之后，我还怀着特殊的感情回忆起这些时刻。从他的闲聊中，我可以吸收多少有趣的、深刻的、富有教益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命运给他种种沉重的考验： 苦役，流放，可怕的疾病以及经常的物质上的困苦，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心里却怀着最崇高、最坦荡的人道的感情，永不熄灭。无论如何，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这种异常的宽厚善良始终令我吃惊。［……］经过长久的请求，在总督的帮助下，我终于得到营长的同意，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我一起到兹梅因诺戈尔斯克去一趟，盖尔格罗斯将军请我们去。这地方离库兹涅茨克不远，所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盼望着能有机会与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见上一面，再说到兹梅因诺戈尔斯克去跟有教养的人待上一阵对我们也是个不小的诱惑。
在去洛克吉夫斯克养牧场的路上，我们带了总督的副官杰姆青斯基同行。因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与他很熟悉，有些小事常常要烦他出力，在给我的信中提到他的名字，所以我要交代几句关于这个人的情况。除了两个炮兵军官以外，他是我们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结识的唯一的年轻人。他是从无知的士官生提拔成军官的，因为托人情，他很快又戴上了副官的披带的肩章。这是个二十五岁左右的美男子，颇为自信的花花公子，性情快活，很幽默。他自以为是所向无敌的唐璜，对待妇女，他是个无耻之徒，对于塞米巴拉金斯克的丈夫们，他是个威胁。他看到他的上司和其他当权人物待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么亲切，他也想到我这里来托人情，于是他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表现了极大的关切。真实的感情是没有的： 他本人过分追求外表的鲜亮，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灰色军大衣和那副寒酸相，自然是不合杰姆青斯基的口味的。一般说来，他对塞米巴拉金斯克的所有政治犯都不大喜欢。后来，他当上了宪兵，或者，照那时的说法，当上了“蓝衣警察”。在奉命押送一批流放的政治犯到西伯利亚去的时候，他对这批犯人表现得极为粗暴，毫无人性。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能不跟他打交道，仅仅是因为杰姆青斯基的副官职务，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得不时常去找他，那家伙果然屡次给过他好处。在洛克吉夫斯克养牧场过了一天以后，我们继续前行。［……］我们在兹米耶甫做客逗留了五天；按照风俗，他们带我们到一位富裕的商人家里住宿。山区的长官们殷勤接待我们，不知道怎样让我们消遣才好——又是宴会，又是野餐，晚上甚至还举行舞会。场长波列季加上校有个合唱队，由养牧场的职工组成。这些活动搞得那么简单，快乐，可爱，无拘无束，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情也愉快起来，尽管玛·德·伊萨耶娃这一次又没有来，因为这时她的丈夫病势很重，可是她又连一封信也没有寄给在兹米耶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这一回可是穿戴得漂亮极了。他头一次脱下他的士兵的军大衣，穿上我的亚当缝制的常礼服，我的灰裤子，背心和浆洗过的高高的硬领，领角一直翘到耳朵上，这是当时流行的款式。再加上浆洗过的胸衣和黑缎领结，他的打扮才算齐全。［……］谈到兹梅因诺戈尔斯克，我不能对著名的喀勒望湖略而不提。喀勒望湖离矿山十八俄里。凡是到兹梅因诺戈尔斯克来的人都认为到湖边一游是题中应有之义。著名的龚色尔特男爵看到这一奇妙的自然美景为之陶醉，说是走遍天下不曾见过比这里更美的地方。
我未能免俗，也到湖边一游。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身体不适；他又心绪不好，留在家里。［……］我这一辈子见过许多山区的湖泊，可是像这里那样令人陶醉的美景，我至今难以忘怀。我简直像着了迷似的，目不转睛地看着，不忍离去。我感到十分遗憾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与我同来，我认为自然界的美妙景色定会唤起心境最淡漠的人的欣赏兴致。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一直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那时对自然的美景会全然无动于衷： 既没有打动他，也没有使他激动。他全身心沉浸在对人的研究中，研究人的一切优点、缺点与欲念。其余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次要的。他以一个伟大的解剖学家的技巧去发现人类灵魂中最细微的曲折……［……］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筹划将来，我们毫不怀疑，他很快就会得到赦免，我最近得到的来自彼得堡的消息也是令人宽慰的。离开我如此依恋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深感惋惜， 何况还有我的小说，当时在我心目中占据极重要的地位，它也把我牢牢地拴在这里。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打定主意，我到巴尔纳乌去谋个职位，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幻想着自己获释以后迁居到那里去，他快活地幻想着，开玩笑说：“我离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受苦的地方会近一些，您离慈爱的×也可近一些。”［……］最近来看望我们的少数人之中，我记得有个青年人顺路来见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是个极可爱的吉尔吉斯军官，鄂木斯克武备中学的学生，中亚汗国最后一个可汗的孙子穆罕默德·哈纳菲雅瓦利哈诺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给我的最后几封信中提到瓦利哈诺夫的名字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56年12月4日给乔·钦·瓦利哈诺夫的信中说：“我对任何人(包括亲兄弟在内)都从来没有像对您那样产生过仰慕之情。”陀思妥耶夫斯基建议他写些草原生活的随笔，“在幻想中……安排和珍惜”他的命运，给他描绘一下受过充分的欧洲教育的、第一个哈萨克学者的未来。(《书信集》，第1卷，页200—202)在1859年10月31日给弗兰格尔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请他在地理学会中打听一下瓦利哈诺夫：“我很爱他，也很关心他。”(《书信集》，第1卷，页279))。
他在鄂木斯克的伊万诺夫家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相识，很喜欢他。［……］瓦利哈诺夫的外表是个受过充分的教育、聪明、很有修养的人。我很喜欢他，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很乐于见到他。后来我在彼得堡和巴黎遇见过他。据我所知，这可怜的人不久就害肺病死了——彼得堡的气候断送了他的性命。［……］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伊萨耶娃的眷恋一向是很深的，现在，她只剩下孤单单一个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立即把庇护她和她的孤儿帕沙当作他的生活的目的。应当知道，他得知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在库兹涅茨克喜欢青年教师万［尔古诺夫］尼古拉·鲍里索维奇·万尔古诺夫，1832年左右生于托木斯克。经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张罗，他在库兹涅茨克得到教师的职位。，当时他是很高兴的。万尔古诺夫是她去世的丈夫的同事，据说这个人极其平庸。我不认识此人，也从未见过。陀思妥耶夫斯基自不免也有妒忌的感情，但是对他的高贵的灵魂不能不表示敬佩，他忘了自己，全身心地为伊萨耶娃的幸福和安宁而操心。
为了想把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安置好，他的心情很是苦恼，这从他的信中可以看出。例如，下面这几行摘自1856年1月18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给迈科夫的信： “我不能写作。一个情况，一件事情，在我的生活中拖延了很久，最后终于降临到我身上，吸引了我，将我整个儿吞没。我不能工作，然而我是幸福的。后来，忧郁和痛苦降临到我的头上。”从我离开塞米巴拉金斯克之后，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给我的所有信件中，这一时期他的生活充满了对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的担忧。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弗兰格尔的信见《书信集》第1卷。他到了完全绝望的境地。1856年4月13日，他写信给我说，他多么忧愁，处于可怕的境地；如果他从兄弟处要不到他到库兹涅茨克去所必需的一百卢布的话，将使他陷于“绝望”。“怎么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应当认为，他是暗示某种悲剧，可以假定为： 他认为在类似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悲剧性的结局。我和他闲聊时屡次谈到过这一话题。1856年11月9日给我的信中，他也说过：“近来我对您想念得不得了(而且我近来常常生病)。我想象您发生了什么悲剧，类似我们从前谈过的悲剧。”1856年4月13日给我的信中他补充道：“我的朋友，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来求情，而是为了我现在生活中仅有的最珍贵的一切来求情。”1856年5月23日的信中他写道：“我的事情糟透了，我几乎陷于绝望。我尝过的辛酸是难以忍受的。”1856年7月14日的信中说：“我简直像发了疯……现在已经晚了。”7月21日的信中说：“我心里突突直跳，但愿她别嫁人……老天爷——哪怕投河，哪怕开始酗酒。”“但愿您知道我现在是多么需要您的爱。要是我能拥抱您，也许我会轻松些。抑郁得叫人受不了。尽管我也知道，您如果不来西伯利亚，那自然是因为您留在俄罗斯将更为有利，不过还是原谅我的自私吧。我连睡觉也想着快些在这里见到您。我需要您，那么需要您！……”看到他为自己的情敌——教师万［尔古诺夫］而操切不安地张罗，您自己去判断吧，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灵魂是多么高尚，善良，没有丝毫妒忌。在他给我的一封信(奥列斯特·米勒在他的文集中提到过这封后来丢失了的信弗兰格尔引用1856年12月21日的信不确切。（《书信集》，第1卷，页206）在米勒的《材料》中这封信大致上写明日期是12月1日。(《传记》，第一种页码，页152—153))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 他愿意“跪下来”为他，为教师万［尔古诺夫］而求我。“眼下他对于我比亲兄弟还亲，我于心无愧地求您，他值得……看在上帝分上，做点儿什么吧——考虑考虑，做我的亲兄弟吧。”这样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天性，为别人的幸福而忘了自己的人世上未必很多。
1856年12月21日，命运之神终于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微笑了。1856年12月21日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我写道：“如果没有什么干扰的话，那么，在谢肉节之前，我要结婚了，您知道我娶的是谁。直到现在她仍爱我……她亲口答应了我。我在夏天的信中告诉您的她的情况，丝毫没有影响她对我的怀恋。她爱我。这我确切知道。夏天我写信给您时就知道。她很快就不再相信她的新的恋情了指她对万尔古诺夫的爱。……还在夏天，我从她的来信中就知道了。一切情况都已向我公开了。她对我从来没有什么秘密。啊！如果您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女人那就好了［……］”从巴尔瑙尔回到塞米巴拉金斯克，我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容消瘦，抑郁不乐，活像个死人。因为我来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才稍稍振作了一些，但我不得不让他痛苦，告诉他，我很快就要离开塞米巴拉金斯克。
临别之前的最后几天飞快地过去。十二月底，我准备上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整天和我待在一起，帮我收拾行装……我们两人都心情抑郁，凄惶不安。情不自禁地想到……我们还会再见面吗?！我敢说，这两年间，我们两人相处得很融洽，亲密无间，情深意笃，依依不舍，共同分享了西伯利亚生活的欢乐与痛苦，像俗话所说的，互相掏出心来了。在远离一切亲人的艰难时刻，这是多么难能可贵，遇到过这种情况的人都会懂得，这样的友情会减轻人的痛苦。［……］然而……我出发的时刻终于来临。
暮色渐渐浓了。
亚当出来，扛起皮箱，我们紧紧地、紧紧地拥抱。热烈地亲吻，一吻再吻，互相发誓决不忘记。我尽我所能，千方百计鼓励他，给他打气。
我们两人好像初次见面一样，眼泪汪汪的。
我坐上马车，最后一次拥抱我那可怜的朋友。
车夫抖了抖缰绳，我的三驾马车猛地向前滚动……我走了。
我再次回头望去： 昏暗的暮色中，只看到沮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影渐渐模糊了。
题解： 亚历山大·叶果罗维奇·弗兰格尔男爵(1833—？)，律师，外交家，考古学家。1854年被任命为塞米巴拉金斯克的检察官，当时，流放到西伯利亚的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在该地当兵。弗兰格尔的检察工作有自由主义的倾向，他企图改善低微阶层出身的“身不由己的”罪犯们的命运，和流放的波兰人来往，这些行动引起地方当局的不满(这是弗兰格尔很快离开塞米巴拉金斯克的原因之一)。在西伯利亚，他结识了十二月党人伊·伊·普辛、姆·伊·穆拉维约夫、恩·弗·巴沙尔金、伊·亚·安年科夫与普·恩·斯维斯土诺夫，并长期和他们通信。
业余时间，弗兰格尔用来研究自然科学和旅行。1857年春，他返回彼得堡，同年，他随一支分舰队出发考察，这支分舰队将环游世界，到中国的东海岸、日本及阿穆尔河口；弗兰格尔被任命为考察队队长的秘书，担负特殊使命： 搜集自然历史的收藏品，对行程作准确的描述。
1858至1859年，弗兰格尔参加与中国签订《瑷珲条约》的准备工作。从这时起，到1906年(中间只有—些小小的间断)，他在外交部门任职，晋升很快。退休后，弗兰格尔写了一本书： 《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1854至1856年在西伯利亚》，最初发表在1908至1909年间的《新时代》报上。(关于弗兰格尔的详细情况，参见《书信集》，第1卷，页517—518；又见《二百五十年至今的弗兰格尔家庭史》，柏林和德累斯顿，1887年，第1卷，页381—387)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弗兰格尔的友谊开始于1854年。弗兰格尔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引入塞米巴拉金斯克的高级行政官员界，因此而减轻他当小兵的艰苦处境。弗兰格尔很有教养，性格温和，富有同情心，陀思妥耶夫斯基常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弗兰格尔在物质上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多帮助，不仅在他们的友谊比较亲密的时候给过帮助，而且在以后的六十年代也是如此。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56年1月18日给阿·尼·迈科夫的信中写道：“亚历山大·叶果罗维奇，即弗兰格尔男爵，人很年轻，心灵很美，心地极好，抱着了解边疆、做点好事的宏大理想，从利采伊直接来到西伯利亚。他在塞米巴拉金斯克任职，我们和他意气相投，我很喜欢他。［……］他为人过于善良，没有任何特别的信念，心地高尚，有头脑，——可是心太软，脆弱，尽管他的外貌乍看起来有几分难于接近的样子［……］。他生长在那个半贵族式的或四分之三贵族式的男爵圈子里，我不太喜欢这种圈子，他也不太喜欢，因为他有优秀的品质，但是看得出也有许多旧的影响。［……］他为我做了许多好事。［……］然而我之所以喜欢他，却不仅仅是因为他为我做过好事之故。”（《书信集》，第1卷，页164—165)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弗兰格尔的通信中断了一个时期，1864年恢复，继续到1866年，中间停顿过一个长时间。186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复弗兰格尔的信中向他诉说了自己的不幸——妻子玛·德·伊萨耶娃及兄弟相继去世，物质生活境况艰难，这和《时代》杂志停刊有密切关系。陀思妥耶夫斯基赴巴登巴登治病，回国途中顺便到哥本哈根去看望了弗兰格尔。他们在彼得堡也会过几次面。可是从前的友谊关系没有恢复。1873年，他们在彼得堡最后一次见面。
弗兰格尔所写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是同时代人关于作家在西伯利亚流放时期的生活的为数不多的见证之一。书中详尽叙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日常生活情况，描写了这一时期他与之交往的人们的特点。书中也反映了作家私生活的几个插曲： 他娶伊萨耶娃的经过以及从西伯利亚流放获释的经过。出于他对地志学研究的兴趣，弗兰格尔在书中也记载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待在西伯利亚期间当地居民及流放者的政治与经济状况。
弗兰格尔的回忆录选自他的《回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1854—1856）》，圣彼得堡，19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