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把我记忆中保存的关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切多少是有趣的和重要的事情写下来，这是我的责任。有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跟他很接近，尤其是在办杂志那个时期，他是杂志的领导人。因此，最有可能要求和期待我来叙述他在从事这一公共事业期间的见解和情绪。我们关系密切，所以我有充分的机会去了解他的思想和感情，我将尽我所能，根据我所记得的，我所能够理解的，努力加以叙述。这几个杂志的命运，波折和变化的历史，现在别人未必见得能像我一样说得那么详细；而这段历史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生活中却有着重要意义，又构成他的写作生涯中的重要方面。我也将努力以全部的真诚和准确指出我所能够了解的他个人的特点与态度。不过，我叙述的主要对象毕竟还是我们作家的文学活动。不仅作为一个艺术家，长篇小说的作者，而且作为一个办杂志的报人，他在文学史上将成为值得纪念的人物。我还是从叙述他办杂志业务开始我的回忆录，这样最为合适。
尼·斯特拉霍夫一初 期 会 面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办杂志工作，如果统统加在一起，恐怕有相当大的分量。他对这种工作怀着极大的兴趣，他的绝笔之作恰恰是他的最末一期《日记》即《作家日记》。中的几篇文章。
他作为办杂志的人，也就是作为编辑、政论家和评论家办过的刊物有如下几种： 其一，《当代》(《Время》)，大型月刊，由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哥哥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主编，自1861年1月至1863年4月底出版。
其二，《时代》(《Эпоха》)，同样的大型月刊，从1864年初至1865年2月底出版，起先也由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主编，他死后，1864年6月起由亚·乌·波列茨基主编(波列茨基如今已作古)。
其三，《公民》，弗·彼·梅谢尔斯基公爵于1872年创办的周报。第一年的编辑是格·康·格拉多夫斯基，后来，1873年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他在这里开始写作标题为《作家日记》的小品文；这是下一个刊物的胚胎。
其四，《作家日记》，月刊。1876年与1877年出版。1880年出了一期八月号；1881年的一月号出版时编者已去世。
这些杂志的精神和方针在彼得堡的期刊中构成完全别具一格的版面，大家知道，彼得堡的期刊的特点是意图完全相同，这大概是因为它们是在相同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缘故。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活动与彼得堡的这种普遍的情绪截然相反，他多半以其强有力的才能和热情的宣传，使另一种情绪，比较广阔的——俄罗斯的情绪而不是彼得堡的情绪，受到很大的重视。
我试着合情合理地指出这件事的过程。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正是在办刊物生涯中开始相识的，还要早一些，是在《当代》出版之前。1859年底就宣布第二年有新的月刊《火炬》出版，由德·伊·卡林诺夫斯基主编。这本杂志的主要撰稿人是亚·彼·米柳科夫，当时是我同一个学校的同事。我把我的作品交给他供杂志创刊号用，这是我的第一篇大块文章，我是以这篇文章开始彼得堡的报人生涯的。1860年第1期《火炬》上刊登了斯特拉霍夫的文章《黑格尔哲学的意义》。令人十分高兴的是文章得到赞扬，米柳科夫请我去参加他的文学小组，每星期二例会，地点在军官街的雅科勃斯家。从我去参加这个小组的第一个星期二起，我认为自己仿佛终于被一个真正的文学家团体所接纳了，对一切都很感兴趣。陀思妥耶夫斯基两兄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与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原来是米柳科夫的主要客人，又是房东的老朋友，互相很要好的，所以经常在一起。除去他们之外，经常来的有阿·尼·迈科夫、符·弗·克列斯托夫斯基、德·德·米纳耶夫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米纳耶夫(1835—1889)，讽刺诗人。、斯·德·亚诺夫斯基医生、亚·亚·楚米科夫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楚米科夫(1819—1902)，作家。、弗·德·雅科夫列夫 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雅科夫列夫(1817—1905)，作家。等等。在小组中占首位的自然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 他是大家公认的大作家，他的首席地位不仅因为他有名，还因为他有丰富的思想和他表达它们时的热情。小组不大，成员之间很亲密，因而所有俄国人团体中司空见惯的拘束气氛这里是连影子也没有的。不过就是在那时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平常说话的习惯也是颇惹人注目的。他常常轻声和人谈话，几乎耳语一般，直到有什么事情特别刺激了他，这时他精神来了，才骤然提高声音。不过，这种时候以他通常的情绪而论可说是相当快活了。他身上原本还有许多温柔的地方，到后来几年，他经受了无数艰难和焦虑以后，全变了。他的外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那时他只蓄着小胡子，尽管他脑门大，眼睛很美，却完全是一副当兵的面孔，也就是一副平民百姓的相貌。我也记得，我初次看见他的前妻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几乎是匆匆的一瞥；她的苍白而柔美的面容给我十分愉快的印象，尽管这面容显得纤细，也不规则；看得出患病的迹象，这病引她走向坟墓。
小组里的谈话使我极其感兴趣。这是一所新的学校，我有机会得以毕业于这个学校，这一派人在许多方面跟我已经形成的见解与趣味都是相左的。在这之前，我也参加过—个小组，不过是自己的小组，不是公开的文学小组，纯粹是私人性质的小组。这样的小组在彼得堡一向是很多的，往往是读书小组，求知识，好学习，养成自己的好恶，但是根本不打算公开活动。
我相识的这一类朋友尽是些年纪比我轻的人；我报出名字来： 在世的人当中有德·瓦·阿韦尔基耶夫德·瓦·阿韦尔基耶夫（1836—1905），作家。；去世的有米·巴·波克罗夫斯基、尼·尼·沃斯科鲍依尼科夫、伊利英、伊·格·陀尔戈莫斯季耶夫及费·伊·陀谢这些人*后来都属于文学界，尽管有些人很少参加，甚至根本不为人所注意。——斯特拉霍夫注*米·巴·波克罗夫斯基是1861年“大学生风潮”的参加者，大学生组织领导人之一。
尼·尼·沃斯科鲍依尼科夫(1838—1882)，政论家，《读书文库》及《莫斯科电讯》的撰稿人。
伊·格·陀尔戈莫斯季耶夫，新闻记者，翻译家。
费·伊·陀谢(1831—1876)，作家，1863年“大学生风潮”的参加者。。这些人非常崇拜科学、诗、音乐、普希金与格林卡；他们态度严肃，情绪很高。我参加纯文学小组时所抱的那些观点也是在这里形成的。
那时我研究动物学和哲学，因而我自然勤奋地阅读德国人的著作，把他们看作启蒙教育的领袖。文学家们却是另一种情况；他们都十分热心地阅读法国人的著作，对德国人的却颇为冷淡。不过大家都知道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例外，他懂德文，能看书和翻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则尽管学过德文，可是和其他人一样，全荒废了，一辈子只看法文书。在流放中，看来，他原本打算认真学习一番的，曾请他的哥哥把黑格尔的哲学史的原著寄给他见《书信集》，第1卷，页138—139。，然而书寄来后没有看过，跟我认识之后立即把书送给了我。
小组的趋向自然也是在法国文学的影响下形成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在组里占主要地位，往往超过对纯艺术的兴趣。按照这个观点，艺术家应当关心社会的发展，引导人们认清社会上所产生的善与恶，因而要做引导者、揭露者和领导者；这样一来，无异直截了当地声称永恒的、共同的利益应当服从暂时的、局部的利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充满了这种政论式的倾向，并且保持终身。
文学艺术家的活动主要应当是观察和描写各种不同类型的人，大部分是卑贱、可怜的人，把他们在环境的影响下，在周围情况的影响下是怎样定型的表现出来。文学家往往有这样的习惯： 有机会时常到最肮脏的下等地方去走走，和一些为商人和官吏所厌恶的人作友好的谈话，又满怀同情地看待各种最粗野的现象。小组里谈话的话题总是落到这种人的各种类型上，从这种生理学的见解中透露出许多机智和细致的观察。开头一个时期，对人的特性和行为，不是从道德要求的高度，不是按照理性、崇高和美的标准来判断，而是从各种影响的无法避免的威力，从人的不可避免要顺从的本性的观点出发来作判断，这种方法着实使我吃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独特的思想情绪，比这种生理学高出一筹，我是在后来才恍然大悟的，起初在大家滔滔不绝地谈论对我来说是新鲜的见解中，我并没有发现他的独特之处。
这一思潮显然是在法国文学的影响下形成的，是富有成果的四十年代的思潮之一，那时，欧洲的精神生活格外蓬蓬勃勃，对我们俄国人产生巨大的影响，在我国撒下种子，后来终于长期地蓬勃生长起来。［……］至于我，在文学方面我也是属于四十年代的一个流派的，不过比文学小组还要资格老一些；说到这个流派，它认为了解黑格尔、熟读歌德就是文明的顶峰。因此，又由于其他导致不一致的原因，文学小组的情绪十分引起我的注意。
这种情绪的基础自然是在于美好的感情，人道主义的精神，对处于困难境地的人的同情以及对他们的弱点的谅解。其实，我们在指出别人不能实现的要求——哪怕是道德上的要求时，很容易犯硬心肠的毛病。因此，我所参加的文学小组，对于我，在许多方面是人道主义精神的学校。不过这里的另外一个特点，极为错误，使我颇感吃惊。我惊奇地发现，这里对任何一种肉体上的放纵和违反常规看得毫不重要。在道德方面极为敏感的人，具有最高的思想方式，大部分人自己甚至没有什么肉体上的放纵，可是看待这种混乱却全然无动于衷，谈到这种混乱情况好像谈什么有趣的小事，空闲时逢场作戏也是完全可以的。精神上的丑陋会遭到严厉而细致的谴责，而肉欲上的丑事却不会被当作一回事。这种古怪的性的解放起着诱惑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引起的后果，回想起来是既可怕又痛苦的。［……］这里顺便概括地说一说，读者不应当把这几则笔记和下述笔记看作是企图完整地反映已故的作家的；我直截了当地、断然地否认这一点。他对于我是太亲密而又太不了解了。当我回想起他来，使我吃惊的正是他的才智的无限敏捷，心灵的永不枯竭的丰美。他身上似乎一点也没有定型的东西，思想感情如潮涌般地产生，在来得及表达的思想感情之下隐藏着如许没有表现出来的、人家无从知道的思想感情。因此他的文学活动也像某种热情迸发一般在开展，扩大，不符合一般的发展形式。在文学活动的平稳的进行中，甚至仿佛是在松弛之后，他突然显示出新的力量，从新的方面出来亮相。这样的高潮算来有四个： 第一，《穷人》；第二，《死屋》；第三，《罪与罚》；第四，《作家日记》。当然，这四本书里到处都是那个陀思妥耶夫斯基，但怎么也不能说，他充分表达了他的思想感情；死亡使他没有能够达到新的高潮，使我们看不到也许是更加和谐、明朗的作品。
一个人非常强烈地沉浸在某种思想感情中，可是心里却保存着不屈不挠、不可动摇的观点(他以这样的观点看待自己，又用来看待自己的思想感情)，这种独特的两重性在他身上流露得极其明显。他本人有时也谈到这一特点，称之为反射。这样的内心结构，结果往往是一个人始终有可能去判断他的内心充满了什么，不同的感情和情绪往往能够传入内心而无法彻底控制它；从这样深刻的内心中往往会产生—种能量，使思想和创作的全部活动和整个内容得以活跃和改观。
无论如何，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丰富的同情心，善于了解各种不同的乃至相互对立的观点的本领，总是使我颇为惊讶。初次认识他时，他是果戈理和普希金的五体投地的崇拜者，在艺术方面对他们无限钦佩。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第一次听他朗诵普希金的诗歌的情景。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分明很钦佩他的弟弟，要他朗诵，兴致勃勃地听他朗诵。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朗诵了绝妙的两个片断：“春雪消融的地方”指1828年的《寒风还在吹》一诗的草稿，第一次由安年科夫在《普希金的生平传记的材料》（1855）中发表。和“春暖时节”指《大狗熊的故事》草稿的开头部分，属于1830年前后的作品，第一次由安年科夫在《普希金的生平传记的材料》（1855）中发表。，他对这两节诗评价很高，后来挑选后一片断在普希金纪念会上诵读。我初次听他朗诵是在这个纪念会之前的二十年，我还记得我当时的失望心情：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朗诵得很好，不过是用稍稍克制的、压低的声音念的，是那种没有经验的人朗诵诗歌时通常所用的声音。我还记得他朗诵过其他的诗歌和散文： 当时他确实不是一个很有技巧的朗诵者。我顺便提到此事是因为他在世的最后几年朗诵得好极了，确确实实以自己的艺术使听的人赞赏不已。
五十年代末期，果戈理在大家的记忆中还很鲜明，尤其在文学界，大家都还记得他，谈话中经常引用他的文句。我记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果戈理笔下的各种典型的耐人寻味，像赫列斯塔科夫、波德科列辛、考奇卡列夫等人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果戈理是他不断地受到吸引又不断地被他排斥的核心。他从别林斯基的论述和理解中去领会果戈理，也知道对果戈理的一些摇摆不停的看法。因此，他在世的最后时期，在1876年的《作家日记》中，他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了别林斯基的话，说“果戈理在他的《通信集》中是差劲的，尽管有个性；果戈理在《死魂灵》中有些地方不是作为一个艺术家而自己直接开始议论的地方，简直是差劲的，甚至也没有个性，然而他的作品，他的《结婚》，他的《死魂灵》又是最深刻的作品，内容最丰富的作品”等等。（《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250）在四十年代，作为自然派的首领、艺术家的果戈理和作为思想家的果戈理之间的这种区别，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更加明显。
四十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与兄弟的通信中一直把自己和果戈理作比较，寻找不同之处的根据，他对别林斯基的比较感到高兴： 他，陀思妥耶夫斯基，“运用分析法而不是综合法”，果戈理则是“整个儿直接拿来，因而就不那么深刻”。（《书信集》，第1卷，页86—87）他的早期作品，尤其是《穷人》，是按照果戈理风格的途径创作出来的。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果戈理喜剧中人物的独特理解见本书魏恩贝尔格的回忆录。的生命力，曾经作过非常精辟的论述。一般说来，文学在当时对大家还有着那样的作用，对于现在这一代人却已经没有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则是自己全身心地投入文学中，不仅从普希金和果戈理那里受教育，也经常以他们的作品为养料。他在普希金纪念日发表的演说超过所有其他人的演说，给他赢得了胜利，没有亲眼看见他的人很难理解这一胜利，我不禁屡次想到这一褒奖归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所得完全是公平的，所有的崇拜者和颂扬者当中，没有人比他更爱普希金的了。
二创办《当代》整个1860年，我几乎只在米柳科夫处才见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尊敬而又好奇地倾听他的谈话，我自己则未必说什么；不过在《火炬》上登过我几篇自然哲学的小文章，引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注意。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那时已经邀集一些撰稿人，他们决定明年创办大型的《当代》月刊，早就在诚恳邀请我去工作。我虽然在文学上已有了小小的成就，引起米·尼·卡特科夫卡特科夫于1860年3月请斯特拉霍夫参加他的杂志工作。这样在《俄国导报》五月份第2期上出现斯特拉霍夫的文章《物质的原子论》，在七月号和八月号上又发表他的两首诗。与阿·亚·格里戈利耶夫对我的几分注意，但我毕竟应该说，在这方面首先要感谢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他从那时起就对我另眼看待，常常鼓励我、支持我，并且比别人更热心地始终肯定我的作品的优点。读者对此自然可能看作是他那方面的一个错误，然而我应当提到这一事实，尽管那好比他的文学上的偏爱的一个小小的例证，我心甘情愿地承认，我本人常常看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我的活动赋予重要意义，其中确有夸大之处，尽管我的虚荣心在小声嘀咕。
1860年9月，各主要报刊上刊登了《当代》出版的广告下面斯特拉霍夫引用了这则广告的全文，这里从略。（见《1926—1930年版全集》，第13卷，页496—502）广告是由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拟的，刊登在第1期杂志上。主要意思是必须把“俄国的知识阶层”和民间因素结合起来，他们的分离是彼得大帝的改革引起的，这种状况行将结束： 俄国人相信他们永远也不会变成欧洲人，他们有独特的民族性，俄国人的任务是替自己创造一种形式，来自民间土壤里的形式。俄国的思想有可能成为欧洲各民族中所发展的思想的综合体。，还贴出海报。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自然是希望自己担任杂志的真正编辑并予以宣布的；可是他当时是受警察监视的，所以后来也未批准他任《时代》的编辑。只是在1873年，这一障碍消除了，他才正式被任命为《公民》的编辑。因为两兄弟很合得来，所以开始时作了非常恰当的分工： 一切物质上琐事由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自己担任，思想领导归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三新的流派——乡土派作家回过头再来谈谈创办《当代》的主导思想。为了理解我们大家当时的情绪以及在这种情绪影响下所形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对杂志的看法，有必要回忆一下这一切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那是1861年，也就是农奴解放那一年，上一个朝代最光明的时刻，真正令人欢欣鼓舞的时刻。在俄国，新的生活好像应该是开始了，有的地方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好像最大胆的、令人振奋的希望正在实现而且是可能实现的；轻松地相信一切都很美好也就很自然的了。［……］书报检查制度逐年放松，出版的书籍和杂志如雨后春笋。1855年之前的沉默时期所产生和郁积下来的意见和情绪，这时表现出来了，毫无保留地发表出来了；在没有拘束和普遍的活跃气氛中，各报刊勇敢地办起附刊来，而且方式方法有了发展；从前的老习惯和书报检查机关监督的放松使一切都呈现出很不错的诱人景象。
这样一来，这七年中形成了一些流派，直到现在还占主要地位。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所推行的《当代》的流派是这种流派的最新现象。按照他的推测，那完全是新的、特别的流派，与分明已经在俄国开始的新生活相适应，它应当取消或超过从前的西欧派与斯拉夫派。想法本身的含糊并不使他感到担心，因为他坚信想法是在发展的。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情况下文学界有些古怪的特点，使他以为过去的文学流派——西欧派与斯拉夫派已经枯竭或者行将枯竭，新的情况就会产生。问题在于那时各派的区别不是很清楚的，整个文学界是打成一片的。我还记得当时在耍笔杆的人之间盛行的几乎是友好的感情。由于不久前才得到发言权，由于对共同的看管人——过去很吓人的书报检查机关还余悸犹在，文学家们认为自己有必要互相保护，互相支持。一般认为，文学是一种共同的事业，意见的分歧在共同的事业前面应当退居次要地位。确实，大家一致赞成教育、言论自由，解除一切束缚与限制等等，总而言之，赞成最流行的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这种原则被理解得非常抽象，以致各种极不相同的以及互相抵触的意图都可以装在这些原则下面。各种不同流派的代表人物自然知道各自的差别的界限，可是对于一般读者及大部分搞写作的人来说，文学界却是个统一体。其实这是一片混乱，形状模糊而又五花八门，所以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愿望： 给它形式，或者至少从中区分出某种比较明确的派别来。至于直接涉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那么，纵观他办刊物的整个活动，不能不说，他的愿望是实现了的。在彼得堡文学界，有时他的声音很高，尤其是他在世的最后几年，他甚至压倒其他人的声音，抗议着，指出另外一条道路。
无论如何，在《当代》创刊时就断定斯拉夫主义者们和西欧主义者们已经过时，该有新的东西问世了。下面是1861年第1期上的编辑部按语全文（《1926—1930年版全集》，第13卷，页502—503），这里略去。文中也发挥了斯拉夫主义者与西欧主义者已经过时，该是有新的东西开始出现的时候了的看法，并指出杂志将“特别注意［……］一切现代的现象，但愿我们多少能用这些现象来证实和透彻表达我们的思想”。
……在《广告》中对西欧主义与斯拉夫主义谈得过于粗率，需要更明确地表述关于取消这两种派别的想法。除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以外，这一看法还得到阿·格里戈利耶夫的全力支持，他从第2期阿波隆·亚历山大罗维奇·格里戈利耶夫（1822—1864），著名评论家，诗人。从1850年起，格里戈利耶夫在所谓“莫斯科人”的“青年编辑”中是为首的，参加的有奥斯特罗夫斯基、皮谢姆斯基、费特、波捷欣*等等。1856年起他在各种极不相同的杂志中工作，1861年起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办的杂志编辑部的固定撰稿人，在他们当中以名为“乡土派”这一社会思潮的主要理论家的面目出现，这一思潮基本上与斯拉夫主义相近。阿·格里戈利耶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不仅在哲学方面，就是在社会思想方面也是很显著的。
*亚历克赛·安季波维奇·波捷欣（1809—1865），散文家，戏剧家。起开始热心地为《当代》写稿。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促使他参加杂志工作的，我过去认为，直到现在仍认为他是我们最好的评论家。我还记得那次谈话。他们一定要我写文学评论文章，我拒绝写，坚持指定叫格里戈利耶夫去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声称他本人很喜欢格里戈利耶夫，很希望他来合作，这使我喜出望外。可是邀请已经有点儿嫌迟了，第1期出来时没那个评论家的文章，后来，直到他去世，我们一直认为他在文学判断方面是我们的领袖。［……］这一在彼得堡文学界长期以乡土派闻名的流派便是这样形成的，说我们脱离了自己的土壤，我们应当去寻找自己的土壤，这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所喜爱的语汇，在他的第一篇文章中便可见到。见《论俄国文学中的几篇文章。序言》。（《1926—1930年版全集》，第13卷，页47、60）斯特拉霍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复述不甚准确。［……］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是彼得堡文学直接培养出来的；在评价他们的文学方法和见解时始终要记住这一点。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自然是比较温顺的、冷静的，或者甚至对斯拉夫主义者们是抱着成见的，这一点在他提出的问题上也反映出来：“霍米亚科夫亚·斯·霍米亚科夫（1804—1860），斯拉夫主义者，作家。和基列耶夫斯基伊·瓦·基列耶夫斯基（1806—1856），政论家，哲学家，斯拉夫主义的理论家。究竟算是什么深刻的思想家?”这一问触到了阿·格里戈利耶夫的痛处。格里戈利耶夫在发自奥连堡的第一封信中把这个问题当作促使他在发了四篇文章以后为什么想要离开杂志的直接原因提出来的。见《时代》杂志1864年十月号上《回忆阿·格里戈利耶夫》一文*。——斯特拉霍夫注*阿·格里戈利耶夫与《当代》杂志编辑部(主要就是与杂志的思想领导人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分手，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几篇连续性文章的第四篇《俄国文学中人民性思想的发展》(《反对停滞不前》）中维护了斯拉夫主义者的思想，称霍米亚科夫和基列耶夫斯基是“深刻的思想家”。斯特拉霍夫所引用的格里戈利耶夫在1861年6月18日发自奥连堡的信中写到，他必须离开《当代》，因为照他的意见，杂志不应“与《现代人》保持可耻的友谊”。(《阿·格里戈利耶夫。传记材料》，克壤日宁编，彼得格勒，1917年，页267）格里戈利耶夫在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屡次谈到这一想法：“《当代》有明显的倾向性，偏向车尔尼雪夫斯基及其同伴。”(同上，页278)格里戈利耶夫对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阿克萨科夫的《日报》的激烈论战深表不满（同上，页286），一般说来，《当代》对斯拉夫主义者的态度，他也是不满意的。下面斯特拉霍夫承认这是“杂志和格里戈利耶夫之间产生小小分歧”的原因。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当时和斯拉夫主义者们几乎不认识，自然不想去反驳格里戈利耶夫，而且以他广博的头脑，他感觉到真理在谁一边。［……］因此，乡土派自有它的信奉者，并且正如我已指出的，它也有单独存在的几分理由。无论如何，这是一种俄国的流派，爱国的流派，它在给自己寻找定义，正如逻辑所要求它的，最终又归附于斯拉夫主义了。可是在若干时间内它保持独立，这有双重的原因： 一是它相信自己的力量，希望独立；二是希望尽可能比较顺利地把自己的思想传播到群众中去，引起他们的兴趣，避免和群众的成见冲突。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作很大的努力要使他们的杂志办得引人入胜，有更多的人看。考虑刊物上文章的多样化，作品的影响，避免一切艰涩枯燥的东西，这都是十分重要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在杂志上会出现像《让·卡赞诺夫从威尼斯的普洛姆勃逃跑》让·卡赞诺夫的回忆录的这一片断刊载在《当代》第1期上。、《拉赛涅尔讼案》《拉赛涅尔讼案。法国刑事案之一》这篇文章发表在杂志第2期上，加了这样的编者按语：“我们今后如将不时刊登一些著名的刑事诉讼案例，那是因为我们想以此满足读者的需要。且不说刑事案例比形形色色的长篇小说更加引人入胜，尤其因为案例亮出了人的灵魂的丑恶方面，那是连艺术也不愿触及的方面［……］，我们觉得，看看这样的诉讼案对于俄国读者不无裨益。”等等文章。同时其他文章也力求轻松诙谐，滔滔不绝，当时整个杂志界盛行的是这种风气。《当代》在轻松和趣味性方面不想落在别人后面，又考虑到刊物要获得成功，不但一般地承认它对自己、对公众双方都有利，而且直接是为了尽可能广泛地传播杂志带到文学界来的思想。就因为这个原因，杂志即使打算直接引用斯拉夫主义者的话引用斯拉夫主义者的话，就是引用霍米亚科夫、基列耶夫斯基，甚至《火炬》的出版人（即布拉契克、扎果斯金及其他人）的话，在阿·格里戈利耶夫发表在《当代》上的第一篇文章上就有了。（《当代》，1861年，第5期，《评论概述》，页4、9）也是不适宜的。杂志与阿·格里戈利耶夫之间产生小小分歧的真实原因就在这里。格里戈利耶夫的几篇文章我们《当代》的同事们很用心地看过，其他派别的认真的文学家们大概也看了；但是对于公众，这些文章分明是不合适的，因为要看懂它既要大费脑筋，还要熟悉现在不大用到的文学界的传闻。明显地引用斯拉夫主义也会给杂志带来某些不便。下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斯特拉霍夫的《回忆阿·亚·格里戈利耶夫》一文所作的内容丰富的“注释”，这里从略。（《时代》，1864年，第9期，《1926—1930年版全集》，第13卷，页350—353)
四疾病——作家的劳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以惊人的热情开始工作。他从第1期起发表他的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还主持评论栏，开头的文章是《关于俄国文学的几篇文章》的“序言”。但此外他还参加了杂志的其他工作，编辑刊物，选文章，约稿，创刊号上还担任写小品文。其实小品文本来是约德·德·米纳耶夫写的；我不知道他写的小品文的内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为什么不满意，他自己匆匆写了一篇，题目叫《诗歌和散文中的梦》，按照当时流行的风气，把米纳耶夫的小品文里所夹的诗句统统放在自己的文内；这风气似乎正是杜勃罗留波夫在《现代人》上著名的“口哨”栏里杜勃罗留波夫在“口哨”栏发表的一些小品文确实是散文中夹了诗句，不过这种“风气”早已存在（例如帕纳耶夫在《现代人》上的小品文，阿尔马若夫在《莫斯科人》上的小品文均如此）。所开创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终于支持不住这样的工作，到第三个月他生病了。四月号的《当代》上他的长篇小说没有五印张或六印张，只有十八页，加了个编辑部按语，说是作者病了。这病是可怕的癫痫症，他躺了两三天，几乎人事不省。
我记得我们大家都惴惴不安，尽管一般说来，他的病对于他的亲友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
文学写作使他付出重大的代价。后来我无意间听他说，为了治疗他的癫痫症，医生们提出的主要条件之一是完全停止写作。这样做自然是不可能的，即使他本人能下决心过这种生活，不去做他看作是自己使命的那种工作。而且连好好地休息一年或两年都不可能。只是在他临死之前，他的事务首先多亏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的操心安排，他才有休息的可能；可是临死前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愿意半途而废。
他的病大致上一个月发作一次，一般情况是这样。但有时候发作的次数还要多些，常常是一星期发作两次，虽然这种时候很少。在国外时，处于病情很稳定的时期，又因为气候良好，结果四个月左右没有发作。发病前往往有预感，但也可能不灵，上当。长篇小说《白痴》中详细描绘了病人在发作时所体验过的感觉。《1956—1958年版十卷集》，第6卷，页253—257。我自己有一次曾亲眼看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一次普通的发作。那大约是在1863年，正好是复活节那个礼拜天的前夕。深夜十点多钟，他顺道来到我处，我们很兴奋地谈话。聊的什么事情我想不起了，只记得是很重要而又抽象的题目。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兴奋，在房间里踱起步来，我则坐在桌子旁。他讲着什么崇高而又令人愉快的事情；我不知以什么意见支持他的看法，他向我转过脸来，满面欣喜的神色，看得出，他兴奋达于极点。他停顿了片刻，似乎在寻找话语以表达他的思想，嘴已经张开。我全神贯注地望着他，感觉到他将要说出什么不寻常的话来，我就要听到什么启示了。突然从他张着的嘴里吐出一种古怪的、没有意义的拖长的声音，接着就失去知觉倒在房间中央的地板上。
这次癫痫发作并不严重。由于抽搐，全身挺直，嘴角冒出白沫。半个钟头以后他苏醒过来，我步行送他回家，他的家就在不远处。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多次向我详细讲过他在发病之前常常有一个极度兴奋的时刻。他说：“有片刻工夫我感觉到通常情况下不可能有的幸福，其他的人是根本不会知道的。我感觉到自己身上和整个世界都十分和谐，这种感觉是那样强烈，甜美，为了这无限愉快的片刻可以付出十年生命，也许整个生命。”由于癫痫发作，跌倒时常常摔伤，肌肉抽搐得发痛。脸上偶尔出现红斑，有时出现乌青。但主要的是病人丧失知觉，有两三天工夫觉得自己完全像个死人。他的心情异常沉重；他几乎承受不了苦闷的心情和异常强烈的感受。这种苦闷的性质，用他的话来说，在于他觉得自己是个罪人，他似乎感到他的头上压着无人知晓的罪孽和深重的恶行。
血往头上涌，主要是写作所引起的一切后果，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显然是很有害的。这是作家不得不忍受的苦难的许多例子之一。有的人，他们的劳动不一定会破坏机体的平衡，不会随之而产生近于害病般的紧张和强烈感受，从而不可避免地引起痛苦，这样的人大概可以算是例外。创作的喜悦和想象的快乐有它相反的一面，很少有人能避免得了。飞得越高，跌得越痛；敏锐的感觉往往是由痛苦的环境造成的，但无论如何敏锐的感觉会把普通的环境变成痛苦的环境。
这里我要说一说写作方法，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注释”见本书页222注②。的开头情不自禁地以抱怨口吻提到过。
通常他总是写得很匆忙，快要到期时才写，急就章，又往往脱期。原因在于他是单靠写作为生的，到最近，到近三四年来，他穷了，所以预先支钱，答应了人家，订了合同，以后不得不执行。他的开支没有做到依靠卖文为生的人所需要的那种高度的克制和调度有方，文学写作没有定法，没有定则。他一辈子负债，写了借据，像落在网里，一辈子很紧张，匆匆忙忙写作。不过还有一个原因，更为重要的原因，经常加剧他的困难。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总是把活儿放在一边，直到期限到了，不能再拖了。等到剩下的时间恰恰足够把东西写完，他这才动手，奋力写了起来。这是一种惰性，有时候达于极点的惰性，但不是普通的惰性，而是一种特殊的、作家的惰性，我曾有机会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身上十分清楚地观察到这种惰性。问题在于他经常进行着内心的劳动，产生思想活动和思想的发展，他的写作往往很难脱离这种劳动。表面上他很空闲，实际上他不倦地在工作。不进行这种内心劳动的人，或者虽有内心劳动而十分轻微的人，通常因为没有外部工作而烦闷，便兴味盎然地进入这种内心劳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脑袋里有那么丰富的思想和感情，他从来不因空闲而感到烦闷，极其珍惜这种内心劳动。他的思想沸腾着；不断创造新的形象，产生新的作品计划，而老的计划酝酿成熟，发展。他把自己也写进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的场面里，他在一页上说：“顺便说说，我一向比较喜欢反复酝酿我的作品，设想着我将怎样去写，这比真的去写更有意思，真的，这可不是因为惰性。究竟为什么呢？”见《1956—1958年版十卷集》，第3卷，页7。
我们来代替他回答试一试。他的写作几乎始终是内心劳动的一种间隙，一种叙述，所叙述的东西本当还可以长久地发展下去，直到形象完美的程度。有一些作家，他们的作品从构思到完成之间的距离是很小的；他们的思想几乎是和形象与语言同时出现的；他们能够表达的只是完全形成了的思想，而且一旦说出就不能说得更好。可是大部分作家却要进行艰难而持久的工作，尤其是在写作篇幅巨大的作品的时候；他们没完没了地修改和重写，把产生时模糊的形象修改得越来越清晰、鲜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常常幻想： 如果他有空闲的时间，他能写出多么优美的东西来；不过，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作品中最精彩的篇章是一气呵成的，没有经过修改，——这自然是因为思想已经酝酿成熟。
他几乎毫无例外地在夜里写作。十二点钟左右，等整幢屋里的人都躺下睡觉了，他独自一人与茶炊作伴，喝着不太浓的、几乎是凉的茶，一直写到清晨五六点钟。他不得不在下午二点甚至三点钟起床，白天接待客人，散步，拜访朋友。
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像他这样思想丰富的作家来说，写作是一种多么巨大的劳动。他仅仅把自己头脑里进行的连续不断的劳动的一个部分写到自己的作品里。大家知道，有时候读者常有轻率的看法，认为对于有才华的人来说，写作算不了一回事，而且误以为诗和散文的写作是轻而易举的。其实读者在评价作者的劳动时是很少会出错的，因为一般说来，只有引起作者兴趣、打动了作者的东西才会引起读者的兴趣，打动读者的心，而且作者在作品中注入多少热情和劳动，作品才会对读者产生多少作用。
至于作品写得匆促与粗糙，那么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很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这些缺点而且直率地承认的。此外，尽管他也为这些“不完美的创作”感到惋惜，可是他不仅不为自己的匆促而后悔，反而认为那是必要的、有益的事情。对他来说，重要的是打动读者，表达自己的思想，对某一方面产生影响。重要的不是作品本身，而是作品发表的时刻和影响，哪怕是不充分的影响。从这一意义上说，他完全是个新闻记者，纯艺术理论的背叛者。由于他的提纲和构思没有完成，他总是几个题材同时酝酿，他老是幻想着等以后什么时候有整块的、比较清静的空闲时光，他要把这些题材作充分的修饰加工。可眼前他写呀，写呀，写出的都是半成品，——一方面是为了获得生活费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经常发出呼声，用自己的思想去提醒读者。［……］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喜爱期刊杂志，心甘情愿为杂志效劳，他自然明确意识到他在做什么，在哪些方面偏离严谨的思想和艺术的形式。他自小就受期刊杂志的熏陶，终生忠实于它。按照斯特拉霍夫的看法，陀思妥耶夫斯基属于这样的作家，对他们来说，“长远的和共同的利益”服从于“暂时的和个人的利益”（前面斯特拉霍夫写过类似的看法）。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中确实始终十分关心期刊杂志和政论性文章。1845年他曾准备和涅克拉索夫一起出版文集《揶揄者》，并拟了广告。（见《书信集》，第1卷，页82—83）1847年他在《圣彼得堡公报》上发表四篇题为《彼得堡年鉴》的文章。（《1926—1930年版全集》，第13卷，页8—32）在西伯利亚时他苦恼地渴望着能重新发表文章，在进行艺术作品构思的同时，还产生一些政论性的构思： 在外省来信的“标题下”动手写了一系列论述现代文学的文章。（《书信集》，第2卷，页570、585）1861至1864年间，出版《当代》及后来的《时代》杂志，他的理想实现了。187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版《公民》，后来，1876至1877年，1880至1881年，出版了《作家日记》，这本杂志的最后一卷，陀思妥耶夫斯基直到去世前一天还在修改、校订。他全身心投入在他周围沸腾的文学界，从来没有站在一旁，也没有脱离过。他经常阅读俄国的报刊杂志。他的注意力常常集中在收集一部分精彩的文学作品，搜集所有对他本人和对其他人的批评性的评论文章。他十分重视一切好评，一切赞扬，对攻击和谩骂又十分伤心。他的主要的思想兴趣在此，他的物质利益也在此。他只靠文学劳动为生，从来不打算去搞其他工作，也没有打过什么公家机关或私人机构的主意。没钱的时候他很洒脱地到各编辑部去借钱。他不在彼得堡的时候，我按他的要求几次替他到各编辑部去商量借钱，他希望以他未来的中篇小说例如，见1863年9月18日（公历30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书信集》，第1卷，页332—334）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上说自己手头很紧，请斯特拉霍夫有便去找一找《读书文库》杂志的编辑波波雷金（他在《当代》停刊后曾邀请陀思妥耶夫斯基去合作），代借三百卢布，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打算写的作品的预支。这部作品就是未来的《赌徒》，到1866年底才写完。预支一些钱。商量的结果大多遭到拒绝，我有时不禁很痛苦地想到，他在向什么人提要求啊，何况这种要求都是白提的。然而他却把这种情况看作是他的职业无可避免的艰辛，他清楚地知道他们怎么也不能责备他的。依赖编辑部和书商，一切买卖和商量始终是一件和气的事情，是平等的人之间的交易，永远也不会像人与人之间的其他关系那样令人难受。
所以，文学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最血肉相连的领域；他选文学作职业，有时甚至以自己的处境自豪。他勤奋工作，写作，达到了目的： 他在辉煌的文学事业的一个方面进展顺利，获得了巨大的声誉，传播了自己的思想，到了生命的暮年，也获得了富裕的钱财。
因此，很容易明白，他是多么喜爱文学，尤其是开头，使他与彼得堡的期刊杂志界的普遍情绪相对立的分歧还没有尖锐地暴露出来的时候。他不能一下子与斯拉夫主义者们接近其原因也在此。他强烈地感觉到他们历来由于坚持自己的原则而对流行的文学所抱的那股敌意。1861年，伊·谢·阿克萨科夫开始出版《日报》，在头几篇文章中就很雄辩地对各杂志所盛行的流派表示谴责。根据这一情况，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热情地为文学辩护。阿克萨科夫的《日报》1861年10月15日起开始出版。1861年第11期《当代》上出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文学界近况。〈日报〉》。但是这篇文章主要的打动人的力量在于它不仅保卫了文学，而且像斯特拉霍夫所证实的那样，还表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斯拉夫主义的反感，因为那是“贵族式的”、狂热的、“非常激烈的”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斯拉夫主义在生活和文学中，除了自己的理论之外，不愿看见任何其他的东西。《日报》第4期上署名恩·勃的文章和编者按特别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气。编者按说到过去的农奴制，“在普遍的复杂之中，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私人关系倒是颇有人情味的”。对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人要愚蠢到什么程度才会相信农奴制的仁慈的合理性。”（《1926—1930年版全集》，第13卷，页154）陀思妥耶夫斯基把阿克萨科夫比作“戴黄手套、拿马鞭”的贵族少爷，看到干粗活的小工“连八普特重的东西也扛不动”，他会觉得惊奇。（同上，页150）和阿克萨科夫的报纸的论战在1862年的第1、2期的《当代》上继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 《两个阵营的理论家们》）。十分明显，首先是阿克萨科夫的报纸的政治路线引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憎厌。斯特拉霍夫显然是想抹去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1至1862年间对斯拉夫主义者的思想意识的极端憎恶的态度。［……］五《当代》的成功——同事们《当代》杂志迅速获得了决定性的成功。订户的数字对我们大家都至关重要，我记得清清楚楚。头一年，1861年，是两千三百户，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说在费用账上能够收支相抵了。第二年订数达四千三百零二份；订户名单按省份刊登在1863年一月号《当代》页189—210上。创刊第三年的四月份，订户已达四千份，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说剩下的三百份到年底一定要达到。这样，事业一下子就变得牢靠了，从第二年起就有了大收入，因为两千五百家订户就足够抵消刊物的开支；那时作者的稿酬比现在低，每一印张大致五十卢布，很少有高出此数的，有也几乎从来没有超过一百卢布。
《当代》取得这样迅速而巨大的成功，其原因应当认为首先是由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气响亮；他被流放去服苦役的事尽人皆知；这一段经历反而扶持和扩大了他在文学上的名声。“我的名字值一百万！”有一回在瑞士他带着几分自豪地对我说。
另一个原因是出色的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尽管有种种缺点，对于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名声所吸引的读者，是一种相称的报答。据杜勃罗留波夫证明，这部小说在1861年是文学界的一件大事。这位评论家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君的长篇小说写得很不错，看这部小说的人几乎无不怀着愉快的心情，谈到它时也几乎都赞不绝口……”接下去又写道：“总之，陀思妥耶夫斯基君的长篇小说直到现在(即直到1861年9月)仍是今年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杜勃罗留波夫》，第3卷，页590—591)斯特拉霍夫这里引用了杜勃罗留波夫的《逆来顺受的人》一文。
第三个原因应该认为是公众的普遍的情绪，他们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如饥似渴地追求新的文学作品。头一阵热潮之后，继之而来的往往是迅速的失望；可是这一回情况却非常好。杂志非常有趣味；刊物上感觉得到令人鼓舞的气象，除此以外，还出现十足自由主义的倾向，不过那是一种特殊的倾向，与许多人已经开始感到腻烦的《现代人》的倾向迥然不同。但是《当代》在实质性的要点上显然与《现代人》没有分歧。在第9期的《现代人》上，不仅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的文章中对之大加赞赏，我们已从中引用了几行，而且《当代》一创刊《现代人》就友好地欢迎它了。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现代人》编辑部在《当代》创刊之初就断言，《当代》在许多问题上，包括在上流社会可能存在意见分歧的一些问题上的观点，要与《现代人》发生分歧。车尔尼雪夫斯基写道： 如果我们没有搞错的话，《当代》既不打算成为《现代人》的相似之物，也不打算成为《俄国导报》的相似之物。（《新时期的出版物》，《现代人》，1861年，第1期，页90；见《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7卷，莫斯科，1950年，页956）《当代》杂志存在的头两年尽管与《现代人》也发生争论，但在很大程度上是支持它与《俄国导报》论战的（例如，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口哨〉与〈俄国导报〉》、《答〈俄国导报〉》、《文学界的一次歇斯底里大发作》及《有感于〈俄国导报〉的伤感的札记》诸文）。《当代》与《现代人》之间的关系在1862年底复杂化了。《现代人》第1期出版于一月底，即《当代》创刊号问世后约三星期光景，就在这一期上刊登了《〈当代〉的颂歌》(大概是杜勃罗留波夫或库罗奇金写的)《〈当代〉的颂歌》系涅克拉索夫所作。（《涅克拉索夫》，第2卷，页478—480，763—764），诗中告诫新杂志要谨防敌人和危险。这个时候的《现代人》的一句话可是举足轻重的啊，它当时处在繁荣的顶峰，完全控制着彼得堡的公众；它的欢迎词比一切广告都管用。1861年十月号的《当代》上甚至出现涅克拉索夫的诗歌《农民的孩子》，同时还有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喜剧《巴尔扎米诺夫的婚礼》；1862年的《当代》四月号上又出现谢德林的剧本《当代》1862年第4期上刊登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协议》与《追求幸福》。。这样一来，《现代人》杂志文艺方面的最著名的同事，为这个刊物倾注了全力的涅克拉索夫和谢德林，连他们都对《当代》另眼看待。从这里当然也可看出《当代》所取得的成功，甚至可以看出对它的流派怀有几分敬意，这种敬意，我以为，涅克拉索夫是一直保持到去世的。
不管怎样，《当代》在读者心目中声望迅速提高，与此同时，老的杂志如《祖国纪事》、《读书文库》及其他刊物却纷纷下跌，唯独《当代》蒸蒸日上，几乎开始与《现代人》—争长短，起码它光凭自己的成就也有理由渴望这种竞争。这一成就无论如何不是一种虚假现象，就是说，不是在我国公众中司空见惯的一时轰动。后面我要详细叙述它是怎样衰落的，现在我只指出，迅速的成功使我们产生强大的自信，这种自信心，在顺利情况下于事业大有裨益，然而在不顺利的情况下于事业却十分有害。［……］《当代》存在期间它的撰稿人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人围绕在阿·格里戈利耶夫身边，他善于以自己的思想和心灵上的诱人的特点，尤其是以真诚关心青年人的文学事业，把他们拉在自己身边；他善于激发他们的才干，引导他们作最大的努力。另一群人是由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和我组成《当代》编辑部内有两部分人的说法与事实不符。斯特拉霍夫与阿·格里戈利耶夫的通信（见弗·克壤日宁编的《阿·亚·格里戈利耶夫。传记材料》，页266—297）中反映得很明白，这个时期斯特拉霍夫的思想与阿·格里戈利耶夫大大接近，而不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接近。关于格里戈利耶夫在《当代》杂志的作用，见本书页220注②及页221注*。；我们特别友好，天天见面，甚至一天好几次。1861年夏季我从瓦西里耶夫岛搬到商人大街(如今的喀山大街)木工胡同对面的一幢房子里。编辑部设在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家，他当时住在商人小街一家煤炭铺的宅子里，正面朝叶卡捷琳娜运河；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则住在商人中街。阿·格里戈利耶夫和他的年轻伴侣居住于沃兹涅先斯克大街索勃列夫斯基家的带家具出租的房间里，已经住了很久。我详细写到这些情况是为了说明我们彼此相距很近；不过我马上回想起当时这些街道的鄙陋情景，都比较肮脏，住满了境况并不怎么好的彼得堡居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许多长篇小说中，尤其在《罪与罚》中对这些街道及其居民的面貌作了惊人的描绘。［……］下午三点左右，我们通常在编辑部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碰头，他喝过早茶，我呢，上午工作完毕。我们在那里浏览报纸，翻阅杂志，打听各种新闻，然后我们常常一起散步，直到用餐。六点多钟，黄昏时分，他往往顺道到我处来喝茶，在夜色降临那段时间里，总是有几个人来我处喝茶的。一般说来，他上我处来的时候比我到他那里去的时候多，因为我是单身汉，拜访我不必担心打扰了什么人。如果我有已经写好的文章，或者甚至只写了一部分，他总是坚持要我念给他听。直到现在我还听见他那亲切而迫不及待的声音在喧闹的闲谈声中响起：“念一念，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念念吧！”不过，当时我并不完全懂得这种迫切之中包含着那么多的对我的赞美。他从来没有与我发生过矛盾；我记得总共只有一次争论，是因为我的文章可能是指《论战琐记》一文。（《当代》，1861年，第8期）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吹口哨，尤其是吹得太多，对于吹口哨的人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这在某种程度上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是相左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有时候吹吹口哨也有好处，真的！”（见《〈口哨〉与〈俄国导报〉》一文，《1926—1930年版全集》，第13卷，页196）后面，斯特拉霍夫自己说，编辑，即陀思妥耶夫斯基，怎样坚持要在他的文章里加上这样一句话的：“伏尔泰一辈子吹口哨，不是没有道理的，也不是没有影响的。（要知道，正是为了吹口哨，人家对他是多么恼火！）”（《当代》，1861年，第8期，页135）而引起的。不过他也从来没有夸奖过我，从来没有表示过特别的赞许。
我们当时的友谊尽管主要是建立在思想上的，但十分亲密。人与人之间的接近一般说来决定于他们的性格，在最顺利的条件下不超越一定的限度。我们每个人仿佛都在自己周围划上一条界线，不允许任何人越界，或者，毋宁说是决不会允许任何人越界的。我们的接近在我们的精神气质的特性方面也遇到阻碍，我丝毫不想为这一阻碍承担些微的责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常有疑心病发作的时候。这时他就怀疑地说：“没人跟斯特拉霍夫说话，所以他才缠住我。”这种一时的怀疑只表明我们一向是非常坚信我们相互之间的好感的。最初几年，这是一种感情，后来变成了柔情。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癫痫发作，苏醒过来以后，首先是心情沉重极其难受。一切都惹他生气，使他害怕，连得最亲近的人在场他也感到厌烦。这时候他的兄弟或妻子便派人来找我——和我在一起他觉得好受些，稍稍得到恢复。回忆这些事情，我重又想起我的某些最美好的感情，我想，那时的我自然要比现在的我好。
我们的谈话没完没了，这是我一生中所能参与的最精彩的谈话。他用朴实、生动、毫不自以为是的语言说话，这种语言是俄国人谈话中最迷人的地方。同时他常常开玩笑，特别在当时；不过我不太欣赏他的机智，那往往是一种表面的机智，法国式的，多半是在词藻上和形式上玩花样，而不是在意义上，读者可以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评论文章与论战文章例如《关于俄国文学的几篇文章。序言》。（《1926—1930年版全集》，第8卷，页36—40）中找到这一类机智的例子。可是他身上使我着迷，甚至使我震惊的最主要的地方是他的非凡的智慧，敏捷的才思，他能凭一句话、一个暗示迅速抓住任何意思。谈话的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这种敏悟，思想可以随意地从容表达，不需要坚持和解释，问题立即得到答复，不同意时可以针对中心思想直接反驳，你对他有所求时他会当场表示同意，没有任何犹豫不决，含糊其词。因此我想象当时那些没完没了的谈话对我是一件天大的乐事，是一种骄傲。谈话的主要题目自然是关于刊物的事务，不过除此以外也还有各式各样的话题，很多时候常常是极抽象的问题。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喜欢谈谈事物的本质、认识的极限等这些问题。我记得，每当我把他的议论归纳到我们从哲学史上知道的各种哲学观点上去的时候，他可乐了。本来嘛，提出新的见解，哪会这么容易！所以他就开玩笑说，他的看法与这一或那一伟大思想家的见解不谋而合，以此来自嘲。
六 作为小说家和报人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不谈他对周围的事物和现象的观点和感情。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了他心灵中的最美好部分。为了某些没有经验的读者，我只说，这是最真诚的作家之一，他所写的一切都是他体验过、感受过的，甚至是怀着巨大的热情和兴致体验过、感受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主观的小说家之一，几乎总是照着自己的面貌和类似自己的面貌来创造人物。他很少做到充分的客观。对于熟识他的我来说，他的描述中的主观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作品的印象往往有一半要化为乌有，而这些作品，作为纯粹客观的形象，使其他读者大为惊奇。
看到他描写自己的某些阴郁的病态心情，我常常感到诧异，为他担心。比如，在《白痴》中这样描写癫痫症发作，医生嘱咐羊痫风患者不要去回忆病情，那可能引起病的发作，就好比别人的发病情景会引起他旧病复发。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顾一切，无论他描写什么，他自己总是坚信他在化腐朽为神奇，使描写的对象具有充分的客观性。我屡次听见他说，他认为自己是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构成他的小说的常见情节的犯罪、自杀以及种种精神错乱、精神反常，这些原是现实中长期存在的常见现象，只是我们忽略过去了而已。抱着这样的看法，他大胆地着手描绘阴暗的图景；在刻画人的形形色色的灵魂堕落方面，谁也没有他走得那么远。他达到自己的目的，也就是说，他终于使自己的创作具有那样强的现实性和客观性，使读者为之惊讶，为之着迷。他所描绘的场面具有那么丰富的真实性，心理刻画的深度和准确性，这些场面，连对小说情节完全陌生的人都是明白易懂的。
我常常想到，如果他自己清楚地看到他描写的场面渲染着多么强的主观色彩，那可能会妨碍他写作；如果他发现自己创作中的缺点，他就可能无法进行创作了。可见，正如任何作家一样，一定程度的自欺自慰还是必要的。
然而，众所周知，每个人不仅优点之中包含着缺点，有时候缺点之中也包含着优点。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这样勇敢地把可怜又可怕的人物、各种精神上的溃疡描绘在场面中，是因为他能够，或者他认为自己能够对他们进行最高审判。他在最堕落的、最乖戾的人身上看到神的火花；他注视着这种火花的最微弱的闪露，从我们惯常以轻蔑、嘲笑或厌恶对待的现象中窥察到心灵美的特点。在丑陋、畸形的外表之下，他发现心灵的美，为着这种美的闪耀，他宽恕人们，热爱他们。可能是他的缪斯唤起他的崇高而又温柔的人道主义精神，是缪斯给了他衡量善恶的尺度，他带着这一尺度下到最可怕的灵魂的深渊。他坚定地相信自己，相信人，这就是为什么他那样真诚、那样容易把自己的主观性当作十分客观的现实主义。
我因为了解他本人的思想和感情，我无论如何可以作证，他以自己心灵中最纯洁的血液在哺育读者。负有使命感的真正的作家都是这样做的，他们对读者的强大影响就在于此，虽然公众往往以为作家不过是虚构得好，编得巧妙而已，而评论有时候硬要把自己的某个目的强加给读者，而不是读者自己的心灵向他们指出的那个目的。［……］我从纯粹个人的性格特点说起。在他身上从来没有发现任何由于他受过苦难而产生的哀伤或冷酷，从来没有丝毫想要扮演一个受难者的愿望。他对当局绝对没有任何恶感。他竭力要维护和扩大的，仅仅是文学上的威望；从来没有表现过受过苦难的人的威望，除非是为了他必须要求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除非证明谁也没有理由认为他对政府的看法是姑息或奉承讨好。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保持这样的态度，好像他过去毫无特殊的经历，既不让人家觉得他是个灰心失望的人，也不让人家看出他是心灵受过创伤的人，恰恰相反，当健康状况允许的时候，他还显得快乐而且精神饱满的样子。我记得，有一位女士初次参加在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处(好像是每逢星期日)举行的编辑部的晚会，她聚精会神地打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临了说道：“看着您，我似乎从您的脸上看到您受过的苦难……”这话显然使他很不痛快。“哪有什么苦难！……”他高声说了一句，然后又开玩笑扯到完全不相干的事情上去了。我还记得，有一次要他为当时很风行的文学朗诵会准备一段朗诵，挑选作品时，他为难了。他对我说：“需要新的、有趣的东西。”我提出：“从《死屋手记》中选一段怎么样?”他说：“我经常朗诵的，不想再念了。念的时候我老是觉得我好像是在公众面前抱怨诉苦，老是抱怨诉苦……这可不好。”总之，他不喜欢回顾过去，似乎要把过去彻底抛弃，即使回顾，也停留在愉快的事情上，好像以过去的快乐自夸。从他的谈话中很难了解他从前的生活情况，其原因就在这里。
对待当局的态度，他始终坚持那种对于所有真正的俄国人来说都是坚定而明确的观点。他使自己的见解极其严谨明确，但是摒弃任何不服从的想法。他既无意不负责任地随口乱说，也不想恶意诽谤，尽管他有时也极为痛苦而又愤慨地说起有些人物和有些事情的处理。他对自己的事不仅毫不抗争地忍受令人不快的现存秩序，而且常常十分心平气和，仿佛这件事情是普遍的情况造成的，与他本人无关，而普遍情况的性质又是不取决于这种个别情况的。比如，我就不记得他什么时候曾经对书报检查制度表示过深恶痛绝。对这种情况，有理由不太相信斯特拉霍夫的证词。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书报检查机关对《地下室手记》作了修改而写信给他的哥哥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说：“倒数第二章与其像现在这样胡乱删节文句，弄得自相矛盾地发表，还不如不发表的好［……］。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书信集》，第1卷，页353）［……］七自由主义——大学生风潮一般说来，《当代》圈子里的人绝无丝毫革命情绪的迹象，也就是说，不仅没有什么计谋，而且不与图谋不轨的人往来，也不去纵容和鼓励图谋不轨的人。我们，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为首的所有的人，在混乱透顶的时候，我们所想的、所希望的还是仅仅限于文学上的角色，也就是为了使社会的道德和思想朝着我们认为是最好的方面转化而劳动。实质上我们是些只会务虚的报人，我们只谈论一般的问题和观点，在实际方面，我们停留在纯粹的自由主义上，也就是停留在绝难同意暴力改革思想的那种学说上，即使主张对现存秩序进行某些改革，也要单靠信仰和启发开导来实现。［……］至于自由主义者，按事情的实质来看，在大多数情况下应是保守主义者，而不是进步人士，更无论如何不是革命者，这一点，许多人未必知道，未必清楚地懂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保持这样真正的自由主义直到生命的终了，正像一切受过教育的人那样，保持这种观点而不会盲从。
在这里我详细说一说那时候的一件重大事件，所谓大学生风潮1861年10月底，彼得堡大学的学生因警察扣留了他们派去与局长谈判的一群学生，他们撕毁学业成绩簿，在校院里举行集会以表示抗议。警察试图驱散他们，未成。于是在普列奥勃拉任斯基团的一个连队的协助下，逮捕了约两百名学生，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发生在1861年底，再好不过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这一事件大概有各种内部的因素在起作用；但我且不去说它，我只讲讲事件的表面的、公开的概况，对于大多数人、当事人及旁观者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大学生们由于自由主义泛滥，越来越生气勃勃，然而可惜的是这股热心的劲头把他们的功课给断送了。学生们举行集会，设立互助贷款，办图书馆，出版集子，审判自己的同学等等；可是这些活动如此吸引他们，刺激他们，大多数人停止学习，连得许多最聪明、最能干的学生都是如此。也发生不少骚乱，就是越出一切特许范围之外的行动，上级最后决定采取措施以制止事态扩大。为了预先取得无可争辩的威信，上司呈请最高当局下令禁止集会、设立互助金、推派代表之类的活动。命令是夏天下达的，秋季学生返校就应该执行。学生们打算反抗，但是决定作自由主义的校方所能允许的唯一的抵抗，也就是纯粹消极的抵抗。他们果然这样做了；他们牢牢抓住各种借口，以便尽可能多给当局制造些事端，把所有的事情都公开出去。他们非常巧妙地打听最大的丑闻，只要能够打听得到。当局不得不大白天在街上两次或三次大批地逮捕他们。使大学生们更高兴的是当局把他们关在彼得保罗要塞。他们毫不抗辩地接受这次逮捕，后来服从法庭的审判，最后服从判处流放，对于其中的许多人来说，这是沉重难熬的、时间很长的流放。做到这一步之后，他们想，该做的一切他们都已经做了，就是说，他们大声宣称他们的权利遭到侵犯，他们自己并没有越出法律的范围，好像仅仅为了一些坚决的要求而遭到沉重的惩罚。［……］全城的人自然只谈论大学生。允许和被关押的人见面，所以每天有许多人到要塞去探监。《当代》编辑部也派人去给他们送慰问品。在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处烤了一大块牛肉，再添上一瓶白兰地和一瓶红葡萄酒，送到要塞去。当局认为最有罪的大学生们终于被押送出去流放，亲属朋友们给他们送行，直到城外很远。告别时人很多，喧闹嘈杂，去流放的人大部分看上去像英雄。
这一事件后来完全照此继续下去。关闭大学，彻底进行改组。这时教授们便请求准许他们上公开课，这一请求毫无困难就得到批准。议会让出大厅供讲课之用，于是大学的课程竟在大学之外几乎以原班人马开办起来。学生们自己设法安排上课，维持秩序，对这所新型的自由的大学十分满意，也很以此自豪。
表面看来，他们为学业而奔忙，然而他们的心思不在学业上，他们感兴趣的是别的东西，这就把事情搞糟了。1862年3月2日在鲁阿兹大厅举办了一次著名的“文学音乐晚会”成了对办在议会厅里的大学进行破坏的理由。举办这个晚会的目的似乎是要展示所有先进的、进步的文学力量。从这方面来说，文学家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听众也是经过仔细选择的。甚至在文学朗诵中间穿插演出的小曲子也是由思想倾向进步的作家的妻子和女儿们来担任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朗诵者之一，他的侄女是演出者之一。在这个晚会上朗诵的有车尔尼雪夫斯基（念他的回忆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普·弗·巴甫洛夫（为了这次朗诵遭到流放），还有库罗奇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念了《死屋手记》中的一段，据目睹者潘捷列耶夫证述，听众“对他也发出最令人感动的欢呼声”，因为人们“尊敬不久以前受过苦难的人”。（尤·费·潘捷列耶夫，《回忆录》，国家文学书籍出版社，莫斯科，1958年，页225）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十七岁侄女，著名的钢琴家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和他一起参加这个晚会。问题不在于朗诵什么和演出什么，而在于热烈的欢呼声，那成了先进思想的代表。
欢呼声和喧闹声响彻大厅，后来我老是觉得，这个晚会是我们社会自由主义运动所达到的最高点，也是我们的非常轻松的革命的顶点。［……］八论战——虚无主义1861年，1862年，那时的思想状况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高度激荡的，乡土派的作家们自然同样具有这种激荡的情绪。似乎一切旧的生活方式都行将变化，消失，新的生活可能开始，人民的思想情绪可能在新的自由的创作中流露出来。［……］与虚无主义思潮作斗争的序幕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自己在《——波夫君与艺术问题》一文（《当代》，1861年，二月号）中揭开的，他在文中批驳了企图将艺术作为纯粹的服务工具的观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波夫君与艺术问题》一文，根本不是与“虚无主义”（用斯特拉霍夫的术语来说），即与《现代人》的进步的政治信仰作斗争的开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责备杜勃罗留波夫对待文学的功利主义态度的同时，也看出他是个天才的、聪明的评论家，肯定“他的见解的主要本质是正确的”。（《1926—1930年版全集》，第8卷，页73）整个186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当代》上与《俄国导报》的反动的保守立场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为进步青年作辩护。他在《答〈俄国导报〉》一文中写道：“就算他们有时不对，走得太远，轻率，不知分寸，但他们的思想却是好的。”（同上，第8卷，页203）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卡特科夫说：“谁会想到要去嘲笑这样的人呢”，他们“正在寻找公式”，“不满足于仅仅从因循守旧中去找出那现有的和应有的公式来自慰，他们要自己去找出公式来”。（同上，第8卷，页230—231）他以相当温和的反驳开始；他主要是反对破坏艺术规律，反对那种认为没有鲜明的倾向性的艺术作品是无用的看法。可是我没有耐心，想快些对虚无主义的理论采取直率而果断的态度。可以说，我对虚无主义常有一种本能的厌恶，从1855年起，当虚无主义开始引人注目地出来发表意见的时候，我便十分愤怒地看着它在文学中表现出来。1859年与1860年，我就试图反驳如此明显而又放肆地发表的荒谬言论；可是我去找两个刊物的编辑，都是老朋友，他们断然拒绝刊登我的文章，说是往后也甭想刊登。这时我明白了，这一派别的机关刊物有着多么高的威信，我很担心我在《当代》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因此，当我的《再论彼得堡的文学》一文在《当代》1861年六月号上刊登出来时(自然是多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于我是一件极大的快事；那时我开始几乎在每期刊物上都写这一类的文章。我详细讲这些情况是为了评述当时的文学界。我本人真诚地认为，这些小文章与其说是正经事，不如说是消遣，因而它的出炉就比较愉快。不过开始时编辑部方面有过—些小小的抵制。编辑常常在我的文章所攻击的作者的名字前面添上称赞的修饰语，例如天才的，有才华的，或者加上括号： (然而是值得尊敬的)之类。还有增添的文句，如《且说论战》一文中就增添了下列文句： “伏尔泰一辈子吹口哨，不是没有道理的，也不是没有影响的。(要知道，正是为了吹口哨，人家对他是多么恼火！)”这种一般地称赞吹口哨，特别地称赞伏尔泰吹口哨，破坏了文章的基调，所表达的根本不是我的喜好。可是编辑部不能不维护按当时的风气所拥有的权力，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有充分的权利。文句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加上去的，我对他的相当激烈的坚决要求让了步。不过，所有这一类的增饰很快就停止了。见本书页230注①。
这些文章都是用笔名科西扎写的，——我斗胆以费奥费拉克特·科西奇金为榜样，尽最大努力在对待我所攻击的对象上做到与人为善和准确。我一点不吹口哨，但是，我的文章越有影响，文章所阐明的问题越引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兴趣。
我详细谈到这些是因为这件事情有很重大的影响： 导致《当代》与《现代人》的彻底决裂，后来造成几乎彼得堡的所有搞刊物的人一致对《当代》抱有敌意。斯特拉霍夫显然夸大了《当代》“几乎”与彼得堡“所有”办刊物的人之间的敌意。
一般地说，对于我们的文学，我们的社会意识，主要是由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明确提出的我国出现的否定一切的问题，虚无主义者一词第一次也就是出现在这部小说里，从这部小说开始谈论新人，总而言之，一切情况都已明确了，大家都知道了。《父与子》自然是屠格涅夫的最出色的作品，不是在艺术性方面，而是在富有政论色彩的态度上。屠格涅夫时常观察我们这里大多数人的情绪变化，注意考察当代英雄的理想，那是在先进的文学小组里形成的理想；这一回他作了重大的发现，刻画了一个典型，先前几乎谁也不曾留意过，这下子大家豁然开朗，发现自己周围就有这样的典型。大家大为惊讶，引起一片混乱，因为被描写的人不知所措，起先他们不愿在小说中认出自己，尽管作者根本没有以绝对恶感的态度去对待他们。［……］ 1862年四月号《当代》上刊登了我的文章，文中对屠格涅夫评价甚高，称他是纯客观的艺术家，论证了他所描写的典型的真实性。斯特拉霍夫的《〈父与子〉和屠格涅夫》一文不具名刊登在杂志上。斯特拉霍夫以皮萨列夫与安东诺维奇的意见为出发点，肯定屠格涅夫“有胆量、有意图去创作一部反映各种思潮的长篇小说；他崇拜永恒的真，永恒的美，抱着一个足以自豪的目的——从暂时的现象中指出永恒的东西，写出了一部既非进步又非保守，而是所谓‘永恒的’小说。［……］总之一句话，屠格涅夫拥护人类生活中的永恒的基本原则。［……］巴扎罗夫毕竟失败了；不是被个人和生活中的偶然事件所击败，而是被这种生活的思想本身所击败。”（《当代》，1862年，第4期，页78、81）文章发表后不久屠格涅夫即到彼得堡来了，通常他是准备到俄国来过夏天的。他拜访了《当代》编辑部，遇到我们正好都在编辑部，他请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与我到他下榻的克列雅旅馆(如今的欧洲旅馆)去午餐。已经掀起一股反对他的风潮显然使他颇为不安。席间他的谈话极其热烈，生动迷人，主要话题是外国人对待侨居国外的俄国人的态度问题。他详细描述外国人如何使用卑鄙、狡猾的手段，欺骗俄国人，诈取钱财，搞到遗嘱，捞到好处等等，讲得绘形绘声，极为生动。后来我多次想起这一番话，他长期居住在国外，类似这样的细致的观察必定是不少的，我惋惜的是他始终没有形诸文字。
虚无主义问题后来闹成什么样子大家都知道了。责难和谩骂纷纷落在屠格涅夫身上，持续达数年之久。他本人也长期感到困惑，有五年工夫(直到1867年写《烟》为止)，他一点也没有写过类似从前的富有政论色彩的长篇小说，而且一般说来写得很少。这期间，1866年《罪与罚》问世，以惊人的力量描绘了虚无主义的某些富有特征的、极端的表现。［……］九第一次出国旅行这一年，1862年的夏天，6月7日或8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踏上旅途，第一次赴国外。我将尽我所能回忆起这次出国之行的情况；他自己在《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一书中记述了这次旅行的印象《冬天记的夏天印象》发表在1863年第2、3期的《当代》上。。他去巴黎，后往伦敦，会见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赫尔岑在国外的初次见面是在1862年7月16日（俄历4日），地点在伦敦。1862年7月17日赫尔岑在给奥加辽夫的信中写道：“昨天陀思妥耶夫斯基来，他是个纯朴的、不很开朗、然而十分可爱的人。他满怀热情地相信俄国人民。”（《赫尔岑》，第27卷，页247），如同他自己在《公民》的《日记》上所提到的那样。见《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6。他那时待赫尔岑很客气，他的《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一书受到这位作家的某些影响；但后来几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常流露出对他的不满，因为他没有能力了解俄国人民，不珍惜俄国人民的生活特点。以有文化修养自傲，对朴实善良的人抱着厌恶轻蔑的态度——赫尔岑的这些性格特点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愤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的发展变化上，赫尔岑对他的影响不见得比别林斯基对他的影响小。“乡土派”的思想最初是在《当代》上形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二个创作时期（直到他在普希金纪念会上发表演说为止）的整个创作都渗透了这种思想，它和赫尔岑的观点有着密切的、然而又是独特的联系。（详见多利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赫尔岑》，《素材及研究1》，页275—324)
与赫尔岑在思想上的呼应，在四十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三篇小品文中便可见端倪。这篇文章刊登在1847年5月的《圣彼得堡公报》上，是受到赫尔岑的《莫斯科与彼得堡》（1842）及《耶特罗伏车站》（1846）两篇文章的影响写的。在《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中，赫尔岑的影响表现得特别明显，包括修辞方面在内。《冬天记的夏天印象》有很多方面是与《法意书简》直接相呼应的。从苏斯洛娃的日记中，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她的信中（见《素材及研究2》，页216—217，261—265）可以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很重视赫尔岑的友好感情的，即使在后来几年，至少是他逗留国外时期（1867—1871）之前，在他与“老朋友”——别林斯基及赫尔岑的分歧明确形成的时候是如此。在1873年的《作家日记》中赫尔岑已经被称为“过去农奴制的产物”，“以最鲜明的典型反映了”“我们受过教育的阶层的大多数人是脱离人民的”。（《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7）但即使在这个时期，在《群魔》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没有像对付别林斯基那样用残酷无情的、侮辱性的语言来对付赫尔岑。一般说来斯特拉霍夫对赫尔岑在俄国的思想和文学方面的出色功绩还是抱着深深的敬意的，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斯特拉霍夫对赫尔岑的评价（《赫尔岑的文学活动》，《霞光》，1870年，第3期）时，他完全同意这一看法。（《书信集》，第2卷，页259）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赫尔岑的整个活动中发现悲观主义，看到他的“苦闷”以及想让自己转向俄国人民的“要求”。（《书信集》，第2卷，页259、357）我们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一次提到赫尔岑是因为赫尔岑的女儿自杀，从此事引出一个对照性的题目叫《温顺的女人》。（见《作家日记》，1876年十月号，《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424）后来，无论在文章中还是书信中都没有再提起过赫尔岑的名字。，所以他不仅谴责过我们的革命者与渺小的揭发者身上所存在的这种缺点，就连格里鲍耶陀夫的作品中所存在的这种毛病也不放过在《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到恰茨基，说这是个“机智的、痛苦的、向俄罗斯和乡土呼唤”的典型，可是他宁肯“溜到”国外去也不愿在国内工作。（《1956—1958年版十卷集》，第4卷，页82—83）。
那时我收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从国外的来信。下面斯特拉霍夫引用了1862年6月26日的信。（《书信集》，第1卷，页309—312）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封信中表示非常担心《当代》杂志的工作，建议斯特拉霍夫到日内瓦去。
复信时，我答应按期到达日内瓦。我于七月中旬动身，在柏林逗留两三天，又在德累斯顿逗留两三天，然后搭车径赴日内瓦。为了找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使用人所共知的办法： 到湖滨散步，进最著名的咖啡馆。结果似乎在头一家咖啡馆里就找到了他。我们好像在陌生人中间待得腻味了似的，彼此都十分高兴，于是大声说话，呵呵大笑，把庄重而安静地坐在小桌子旁的和看报的其他顾客给打扰了。我们赶紧溜到街上，自然就此形影不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是旅游的大行家，自然风光也罢，名胜古迹也罢，艺术作品也罢，除去特别了不起的之外，他都不太感兴趣；他的整个注意力集中在人身上，他只捕捉人的个性和本性，还有就是街头生活的总的印象。他热烈地向我解释，说他可瞧不起千篇一律的刻板的做法，按导游的指点参观名胜古迹。我们果然也没有去参观什么，只往人多的地方去散步，聊天。我本来就没有一定的目的，也就努力去捕捉这种我还从来不曾见识过的生活和自然风光的概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发现日内瓦总的说来是阴郁的，乏味的。按照我的提议，我们去卢塞恩；我很想看一看四州之湖，于是我们乘船作了一次愉快的湖上之游。天气晴朗，我们得以尽情欣赏无与伦比的美景。后来我又觉得一定要到佛罗伦萨一游，阿·格里戈利耶夫曾经在信上热烈称赞过这地方，口头上也谈起过。阿·格里戈利耶夫于1857至1858年间出国旅行，在佛罗伦萨待过。他在《伟大的悲剧演员》一文中写到佛罗伦萨。（《俄罗斯的话》，1859年，第1期）我们踏上旅途，经蒙塞尼西奥与都灵往热那亚；在那里乘轮船赴里窝那，再搭火车往佛罗伦萨。我们在都灵过夜，这个城市的街道直而平坦，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想起彼得堡。我们在佛罗伦萨待了约一星期，住在简朴的Pension Suisse(Via Tornabuoni)瑞士公寓。旅馆。我们住在这里觉得挺不错，因为这旅馆不仅舒适，而且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古老的传统的气氛，还没有染上那种叫人讨厌的追求奢侈的时尚，也没有那些厚颜无耻的处处敲竹杠要你多花钱的办法。然而1875年，当我凭着过去的良好印象，再次下榻在这家旅馆，敲顾客竹杠的办法已经大为时行了。我们在这里也没有像一般旅游者那样去观光。我们除了在街上散步之外，还看书。当时雨果的《Les Misérables》雨果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于1862年问世。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在年轻时就高度评价雨果的天才。(见《书信集》第1卷，页47、58)1862年底至1863年初，看完《悲惨世界》之后，他写了一篇文章(没有保留下来)，想对小说进行评价。(见《书信集》，第1卷，页313)1877年4月17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信给索·叶·卢里耶说：“我自己也很喜欢《悲惨世界》［……］，但是我对它的喜爱并不妨碍我看出其中的重大缺点。”(《书信集》，第3卷，页264)在长篇小说《少年》中维尔西洛夫对阿尔卡季说：“伟大的艺术家的诗卷上，有时候常有这样使人难过的场面，看了以后一辈子都怀着痛苦想起它。例如莎士比亚的奥塞罗的最后的独白，奥涅金跪倒在达吉雅娜的脚边，或者像雨果的《悲惨世界》中逃犯在寒夜与小女孩在水井边的见面；这种场面一刺痛了心，以后［……］就永远留下了伤痕。”(《1956—1958年版十卷集》，第8卷，页524)论到雨果1861年的创作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他的思想是十九世纪整个艺术的基本思想，“其公式是： 堕落的人的恢复，他们是被环境的不公正的压迫、几个世纪的停滞和社会偏见所毁灭的”。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雨果是“这种‘恢复’思想在本世纪文学中的几乎是第一个……几乎是主要的预言人”。(《1926—1930年版全集》，第8卷，页526)刚问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卷接一卷地买。他看完后把书交给我，—个星期工夫看完三到四卷。但我不愿意轻易放过参观伟大艺术品的机会,试图从静静的、专心致志的观摩中去揣摩和分享创造美的喜悦，所以我几次去参观galleria degli Uffizi乌菲齐画廊。。不过我们去还是一起去的;因为我们没有订出明确的计划，一点也没有准备仔细观赏，所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快就感到腻味，我们也就走了，大概连美第奇的维纳斯都没有去看。尽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有时也发现阿尔诺河使他想起丰坦卡，尽管我们一次也没有去拜访过卡希纳卡希纳是佛罗伦萨的郊区。阿·格里戈利耶夫在《伟大的悲剧演员》一文中提到过。，但是我们在城里的散步却是挺愉快的。然而最愉快的还是临睡之前，一杯本地产的红酒在手，作夜间的聊天。提到酒（这一回的酒比啤酒稍浓)，我总是要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这方面是极其有分寸的，二十年来，我记不得有哪次曾发现他有饮酒过量的迹象。他倒是流露过对甜食略有嗜好，不过一般说来他吃得很有节制而已。
我们在瑞士公寓吃饭时发生了一件事情，记载在《冬天记的夏天印象》页423上(《文集》，第3卷)见《1956—1958年版十卷集》，第4卷，页112—113。。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位在谈话中占了首位的大块头的法国人，确实相当使人不快。不过小说里把他的话语写得太生硬粗暴了；还漏了一个细节： 这一番话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产生了这样的影响，当大家还在喝咖啡的时候，他愤而离席了。
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写的《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中，读者定会极明显地看出，他在国外也像在任何地方一样，他的注意力是集中在什么东西上的。他感兴趣的是人，仅仅是人，连同他们的精神气质，他们的生活、思想和感情的方式。
我们在佛罗伦萨分手。如果我没搞错的话，他想到罗马去(没有成行)，我想到他已去过的巴黎去一次，哪怕待上一星期也好。对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引用过的法国警察的警惕性，我还要再补充一点。我乘轮船从热那亚见《1956—1958年版十卷集》，第4卷，页85—88。到马赛去，离岸几个钟头后，天色已经全黑了，他们忽然向我要护照，而且只向我一个人要护照。我记得，这使某些旅客大为吃惊，有人向我解释说，法国害怕形形色色的外来人。也许是某种类似的情况使警察上当了。
十杂志的第三年——波兰事件九月份，我们回到彼得堡，我们编辑部的全体人马也到齐了： 阿·格里戈利耶夫仲夏时就从奥伦堡返回。大家尽各人的能力着手工作，事情进展顺利，甚可乐观。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头一件事便是为九月号草拟1863年《当代》出版的长篇广告，读者在这一期刊物的《附刊》上可以找到该文。这则广告的主要的感人之处在于：“道德上应当和人民完全相通，尽可能密切地和他们打成一片，道义上和他们站在一起，如同一个人一样。”(见《1926—1930年版全集》，第8卷，页509)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含着明显的敌意暗示，在杜勃罗留波夫去世、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以后，《现代人》里尽是些“吹口哨的人，为了啖饭而嘘溜溜地吹口哨”，“出则乘车骑马，满嘴拾人牙慧”。(见《1956—1958年版十卷集》，第4卷，页511—512)广告写得很好，真诚而有鼓舞力。主要内容除了坚定地重申刊物的主导思想以外，就是评论性地描述对手。用阿·格里戈利耶夫的术语来说，其中一部分人被称之为理论家——这是指虚无主义者；另一些人被称之为空论家——这是指正统的自由主义者，例如当时的《俄国导报》。整则广告几乎是专为理论家与揭发者而作的。不过也有溢美之词，像1862年的广告一样。1863年的广告是一大成功，就是说它刺激了文学界的各派，大多数是敌对的派别。“鞭挞因循守旧的自由主义”这种生动的说法，得到小刊物的响应，他们知道这指的不是他们。
次年，1863年，在我国社会的发展中是个重要年代。一月初爆发了波兰起义，使我们的社会陷入极大的动乱，造成某些看法大转变。［……］彼得堡的文学界从起义一开始几乎就是一片沉默，这或者是由于它不知道说什么好，或者是因为从自己的抽象的观点出发，甚至要直接对起义者的主张表示同情。这种沉默把莫斯科的爱国人士以及政府机关圈子里具有爱国情绪的人惹火了。他们感觉到当前社会上存在着敌视国家利益的情绪，他们对这种情绪公正地感到愤慨。一片沉默暂时只反映着一些隐秘的感情，只要有一种现象把这些感情最先露骨地表现出来，愤慨之情便必定会猛烈地发泄到这种现象上去。它果然发泄出来了。但由于不十分理解，怒气没有落在有过错的人身上；意想不到的讨伐把《当代》杂志搞垮了。
应当直率地承认，这份杂志没有很好履行当时摆在一切杂志，尤其是爱国的杂志面前的职责。1863年的《当代》在文学方面办得极有趣味；出的刊物不仅很厚，花色也很繁多，充满了好作品。可是对波兰问题只字不提。关于这一事件的第一篇文章是我的《致命的问题》，发表在四月号上。这篇文章被人误解，导致杂志停刊。
自然，无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还是我，都没有亲波兰的迹象，也不打算说什么对政府不满的话。［……］斯特拉霍夫的文章可以概括为这样的意思： 俄国人在道义上不可能与波兰人和解，因为波兰人认为自己的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欧洲的文明，而俄国的文明则是野蛮的。可是由于叙述得极其抽象，含糊不清，斯特拉霍夫所举的波兰人的看法的那些话也可能被人当成是作者的观点，这样一来，由于误解，斯拉夫主义者的斯特拉霍夫就被指责为亲波兰派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两兄弟起先对我的文章很满意，作过称赞。实质上这是我们从事的共同事业的继续，也就是把问题上升到一般的、抽象的形式。可是生活以它自己的具体的感情与事实进行得那么紧张，这一回它受不了抽象的东西。这篇倒霉的文章在这方面自然是写得很糟糕的。刊物被禁以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稍稍责备我叙述的笔调抽象、枯燥，我当时对这种意见稍感不快；但现在我很乐于承认这种意见是公正的。［……］有谣言流传说杂志受到危险的威胁，我们一下子不能置信，——我们的良心是干干净净的。谣言传得越来越厉害的时候，我们只想到在下一期《当代》上写一则声明辟谣。但最后原来一天时间也不能浪费了，于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便草拟了一则关于此事的简讯，以便立即刊登在《彼得堡公报》上。简讯被采用，已经付排，但是书报检查机关不许它刊出。下面是《〈当代〉编辑部答〈莫斯科新闻〉的攻击》。这篇答复在斯特拉霍夫的《回忆录》中才初次发表。（《传记》，页249—254）文中从乡土派的观点出发，特别强调波兰人连同它那整个欧洲文明“从根本上给自己带来死亡”，再次申述了斯特拉霍夫文章的基本论点。这里予以删去。
书报检查机关禁止这则简讯，是因为它已经获悉，事情已报告皇上，决定杂志停办。我们被认为有过错，不准我们申辩。杂志无条件地永远停刊。自然，错误越大，受到严厉的措施后，再去揭露这措施是因为误解而采取的，也就更加难堪，这是可以理解的。从我自己这方面，我做了我所能做的以及人家劝我做的一切。我当即写信给米·尼·卡特科夫与伊·谢·阿克萨科夫，给内务部长写了声明，建议向皇上提出请求。但毫无结果，毫无作用。卡特科夫与阿克萨科夫立即作出反应，并竭尽全力采取行动。需要刊登一则启事，声明纯系误解。可是书报检查机关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关于此事的消息连一行字也不让刊登。只好去见部长，坚持自己的请求。我给《日报》写了一篇长文章，没有刊出。我和已故的尼基简科商量去向皇上请求，打算由他转呈请求书。经过几次磋商后，他断然劝我放弃这一打算。
我们的处境不但是极其令人懊丧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很艰难的。我一度以为他们会把我逐出彼得堡。所有在杂志社工作过的人都失去工作，编辑面临的是停止业务，停止业务后有大量清理工作落在他们身上。但是，尽管这样，也不能说我们感到痛苦了。我们谁也没有垂头丧气，大家都愿意把发生的事件看作是文学界习以为常的风波迭起中的—桩大事而已。到现在我们的事业进行得相当顺利而令人快慰；所以我们认为，往后即使再碰到十次波折，我们也经受得起，而且会得到更好的结果。社会上及各文学团体掀起的喧嚣也有它好的一面——我们的名气在公众中传开了。但是，这种希望和安慰的兑现毕竟远未超出我们所预期的程度。
最后，《俄国导报》上刊登的一则简讯终于使事情起了决定性的变化。《莫斯科新闻》的编辑部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有过错，便竭力张罗，患难相助，在彼·亚·瓦鲁耶夫部长彼·亚·瓦鲁耶夫（1814—1890），伯爵，1861至1868年间任内务部长。处磨叨了许久之后，终于争取到给该报(但不仅仅给该报一家)把发生的混乱解释清楚的机会。这篇声明出现在五月号《俄国导报》上，但是因为通路子通了很久，而不登一篇声明编辑部又不愿让刊物出版，所以五月号的刊物书报检查机关6月28日才签字，到七月初才出版。简讯叫作《关于〈致命的问题〉一文》，以惯常的技巧见长。文中我受到许多责难，形式上十分严厉，实质上倒并没有多少使人难堪的地方；完全否定和驳斥了我的文章中所有论点，但同时也完全肯定与证明了我的文章的无辜。在编辑部的简讯《关于〈致命的问题〉一文》中说到，“写文章的本意完全不是文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在［斯特拉霍夫的］文章里感觉得出从情绪方面来看是良好的思想，不过这种思想是在无所事事的抽象议论中，在毫无成果的概念的概括中养成的”。（《俄国导报》，1863年，第5期，页400—401）这样一来，所有对我的文章表示愤慨并把事情闹到使杂志停刊的人就皆大欢喜了，同时《当代》编辑部和我也避免了一切令人不快的后果。不过，对《俄国导报》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以及它的简讯似乎应当补上一笔： 我们之中没有人再遭到麻烦，八个月之后，又允许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创办新的杂志了。
不过我却从此受到特别的注意，一直受了十四五年，以致有两三次杂志出版人提出要我担任编辑工作，而书报检查处不批准我担任编辑的职务。［……］十一第二次出国旅行1863年夏季，大概是夏末吧最迟是八月中旬。（见1863年8月28日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巴黎给其弟弟尼古拉的信，《书信集》，第1卷，页321），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出国去了。上次旅行对他的健康十分有益，从那时起，每当他感觉到需要恢复一下健康，调剂一下精神的时候，他总是想法到国外去。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空气的变换，还是他的非常消耗体力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反正旅行对于他大有裨益就是了。旅行的好处可以用癫痫发作次数迅速减少作为尺度来证明，这是丝毫没有疑问的。
根据我所能回忆起来的种种迹象来看，根据事业的整个情况来判断，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带了足够的钱去旅行的，但是到国外试了试轮盘赌，结果输了。1863年9月，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在巴登巴登把他身上所带的钱——将近三千法郎输光了。（见《书信集》，第1卷，页326—329）他第一次出国时还没有到巴黎就熟悉了一下轮盘赌，当时赢了一千零十一法郎，对于一个旅客自然是逢场作戏。可是也只有初次得手，之后便没有再交好运，只是引得他着了迷。他看不出轮盘赌对自己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因为小说家体验一下这种消遣，熟悉一下赌场和赌徒的习气并非多余。果然，由于这种体验，我们有了中篇小说《赌徒》，里面对赌博有十分生动的描写。
无论如何，九月底我接到他［……］的来信，［……］信中描写了当时的几乎全部情况，说明了他自己的生活方法与习惯。下面斯特拉霍夫引用了1863年9月18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他的信。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请他赶紧将一篇未写完的中篇小说卖给随便哪一家杂志，甚至卖给一家报纸也行。小说中的主要典型人物应是“在国外的俄国人的典型”，他的整个“一生的精力、精华、胆量和暴躁脾气都耗费和发泄在轮盘赌上。他是个赌徒，但不是普通的赌徒［……］。他是个独特的诗人……”（《书信集》，第1卷，页333）这部小说的构思无疑就是《赌徒》，直到三年以后的1866年才付诸实现。
这封信中也反映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所过的日常生活的艰难处境，为了搞到费用而让自己沦为奴隶的办法，他向人央告借钱的方法，焦急而又固执地央告，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详详细细地说明，变换着花样说。从信中也可看出我们的编辑部情况不妙。问题在于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像我们的许多贵族一样，缺少搞事业的人精明老练的性格。他生活俭朴，处事比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谨慎周到得多；然而他家口众多，他的工厂又早已亏损，只是个让他继续得到贷款与逐渐增加债务的摊子而已。杂志办得非常成功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摆脱无利可图的业务，清偿债务，把厂卖掉。我记得1863年初，他拿出一叠撕碎的票据给我看，很以工厂盘出自夸了一番。他的打算是很好的，但是等到刊物突然遭到禁止，他一下子变得既没有钱，又没有任何买卖了。这对他的打击是很大的。再加上我们这些同事不了解他的处境，一味沉浸在我们的文学幻想中，不知道他的倒霉，甚至生他的气，以为四千份订户的订款，出四期刊物是不可能把钱花完的，所以他没有理由抱怨，哇哇叫。
接［……］信之后，我当即去找彼·德·波波雷金，他对我说，事情非常合适，他可以出钱。他当时担任《读书文库》的编辑，尽心竭力要把这本杂志搞上去。到1863年，赫赫有名的《读书文库》订数惨跌，只剩下几百份订户。假如我没有搞错的话，从第3期起，彼得·德米特里耶维奇把编辑工作揽在自己身上。要使正在下跌的印数回升，在极不恰当的时刻开始去办一件事，是极不慎重的；这件工作果然耗费了不少金钱和精力。然而当时工作进行得热火朝天，编辑部千方百计要抓住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这样的撰稿人。
第二天，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来我处，向我打听托办的事情和我的交涉情况。他要我稍待时日，说是他也许自己能搞到钱。自然，他为兄弟感到遗憾，也为中篇小说可惜，本来这篇小说是可以刊登在他自己预期要办的杂志上的。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从1864年1月起会准许他出版《真理》杂志。（见《书信集》，第1卷，页358—363；《素材及研究2》，页570—571）我狠着心回答说我不能等了，当晚就对波波雷金说，希望他不要拖延。第三天事情就告结束；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不愿意一争短长，把别人的钱汇去给他的弟弟。
然而这篇预约出去的小说注定不会刊登在《读书文库》上。编辑等了它很久，到《时代》创刊后他开始来讨还预付的稿费，也不是很快就讨了回去的。事情的过程便是如此，令人甚为不快。我由于不知究竟，完全怪罪于可怜的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至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完全是一些极正当的原因使他未能履行自己的诺言。他的妻子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快要死了，他得待在她的身边，也就是待在莫斯科，是医生建议把她送到那里去的。现在已经不是治病的问题，而仅仅是减轻病痛的问题，因为肺病已经到了晚期。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1864年4月15日死于莫斯科。（见《书信集》，第1卷，页373)
十二批准办新杂志我说不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究竟什么时候从国外回到莫斯科的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处去的。但是保存下来的他给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信是写于这个时期的头几天。下面引用了1863年11月1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兄弟的信，谈新杂志《真理》的出版计划。（《书信集》，第1卷，页340—341)
这封信中提到张罗办杂志的事我记得不太详细了。我只记得，书报检查部门非常迟钝。《致命的问题》事件显然把书报检查机关搞糊涂了。因为在它完全没有料到的地方出现纰漏(和当时刊登出来的所有文章一样，这篇文章是经过审查的，而且没有遇到一点儿阻挠)，所以书报检查机关已搞不清什么东西是它该阻止的，什么东西又是它该禁止的，于是它只好将把守的关口收得紧而又紧。刊物名称叫《真理》吧，好像是一种公然的暗示，没有通过；叫《行动》与其他类似的名称同样也被认为是危险的；经过长久的交涉，编辑部不得已用了一个并不令人满意的名称——《时代》，书报检查机关终于找不出任何不妥之处。非俄国的名称闹得叫人很不愉快；遇到有的读者记不得，管它叫《Эпоха》《时代》原文Эпоха,重音在第二节п上，念成Эпох，把重音搞错了。，或者跟“回声”混淆了“回声”的俄语读音与“时代”相近。，使我们很恼火。
此外，我记得，杂志的审批一直拖延着。不知为什么，从停刊时起经八个月才通过。照这样计算，新杂志要到1864年1月起才准许出版；但是由于种种使我们所有的人都很苦恼的拖延，《时代》创刊的广告只是在1864年1月31日才得以见诸《圣彼得堡公报》。广告刊登在1864年1月31日和2月1日的各报上，不是费·米，是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拟的，主要内容是与1863年的《当代》订户结账。关于杂志的纲领，只说到《时代》将继续《当代》的方针。［……］广告拟得很精彩，正好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意图吻合。不能要求更明确的了，尤其是上面用黑体字排着：“《时代》杂志征求订户，《当代》订户结清账款。”但是这里也看得出过去造成的错误。如果只有一百个订户要求退款，那么另外几千个订户没有写信到编辑部来，他们大概是在等待编辑部为他们采取某种满意的措施，或者哪怕只给个答复，然而报上没有向他们打任何招呼，他们当然大为恼火。接着又是一连串的其他错误及不幸，以致事情每下愈况。
我竭力详细列举这许多不幸和倒霉的事情，一部分是因为它们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有重大意义，一部分也是为了指出当时文学工作进行过程的特点，甚至各杂志业务衰落的一般特点，众所周知，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是很稀松平常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俩是属于不会打算，或者不大会打算的人。［……］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不能完全说是不会打算，他相当谨慎周到，瞻前顾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则尽管才思敏捷，尽管胸怀崇高的目的，而且始终在他的整个活动和所有行动中加以贯彻，但是，不如说，他正因为这些崇高的目的，吃尽了不会打算的苦头；他办事情时办得很好；但是他做事情凭热情，往往只是短短的一阵子，很容易感到满足，停顿下来，于是他周围的混乱便与时俱增。《时代》白手起家；一年以后，当刊物结束时(1865年第2期后停刊)，不仅所有的订费全部亏损光了，连得陀氏兄弟从莫斯科一个富裕的亲戚那里继承来的那部分遗产(他们提前去讨来的，每人大约将近一万卢布)也亏损光了，此外还有一万五千卢布的债，那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杂志停刊后欠下的。见陀思妥耶夫斯基1869年12月26日给索·亚·伊万诺娃的信。（《书信集》，第2卷，页241)
十三《时代》及其衰落《时代》开办时情况十分不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莫斯科，陪伴垂死的妻子于病榻前，他自己也是个病人，所以什么作品也不能写。我的《转折》一文遭到书报检查机关的禁止，该机关如惊弓之鸟，总是疑神疑鬼地监督着《时代》，把我当作极端危险的人物，不让我的一些文章发表；我在那几篇文章里恰恰急于要表白我的爱国主义，洗刷受指责的屈辱。所有的同事思想也有些不一致。但主要的是——读者和文学界的情绪变了。［……］在这种情况下要求编辑部方面有特别的毅力。但这时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确实精神委顿，可能是过去的烦心的事情折腾得他够呛，也可能是他已经得了病，不久这种病就送他进了坟墓。怀念过去《当代》的辉煌成就对眼前的事业十分不利。在《时代》存在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两兄弟怎么也不肯相信他们会遭到失败，因而常常十分疏忽大意。无论如何，《时代》的第1期能够出刊已经是二月份的事了，若不是早作准备的话，连三月上半月都出版不了。本来决定一月号和二月号合刊出特大号，结果未出，直到四月初才出来。出版特大号的广告刊登在1864年3月24日的《彼得堡公报》上。这时杂志的订户自然早已定局，脱离常轨的读者对文学界的新现象丝毫未予注意。下面引证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兄弟的信的片断，信中也评论了《时代》的第1、2期，对书报检查表示不满。（《书信集》，第1卷，页352—354)
从这一片断很明显可以看出我们这期特大号的可怜相，其原因之一是书报检查机关的严厉控制与惊惶失措。另一原因则是编辑部的疏忽大意： 封面难看，铅字缺损，纸张蹩脚，排错的字很多——凡此种种极其令人不快，又丝毫没有理由请求原谅。善于享有成功、保持成功的杂志是从来不允许发生类似的草率的毛病的。例如《现代人》，无论刊物怎样空洞，没有分量，却始终以外表装帧漂亮见长，校对方面也十分认真。
《时代》就这么以一本面目可憎、没有生气的刊物苟延下去，还经常脱期。其实它和《当代》一样，只不过以前一切都自行向好的发展，现在也同样自行往坏的变化而已。同时死亡又接踵而至： 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及阿·格里戈利耶夫相继去世。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于4月15日病故，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立即驰往彼得堡。过去一直腿上有病的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生了短短的几天病之后，于6月10日猝然病故。
这是个残酷的打击。原本就脱期的杂志，停刊两个月，用来物色和报批新的编辑，把工作整顿就绪。书报检查机关方面自然没有任何着急的理由，时间上拖延了很久。合适的文学界人士书报检查机关是怀疑的，所以只好请亚历山大·乌斯季诺维奇·波列茨基当编辑。亚·乌·波列茨基还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流放之前，在迈科夫家及亚诺夫斯基医生家遇到过他。波烈茨基在《时代》的作用，见《素材及研究2》，页574—577，以及《书信集》第1卷页495—496多利宁的注释。他在林业局任职，在文学界默默无闻，不过人很聪明，有教养，除此以外，他还有一些特点： 罕见的精神品质，无可指责的仁慈，心地纯洁。他衷心同情《时代》的方向，担任了正式编辑的职务，这时一切事务自然是由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来管。顺便说说，读者中间一些对名字不太留意的人也产生了一点混乱，许多人以为当时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就是著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死了。所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还得格外使把劲儿，千方百计让人家知道，他，著名的作家活着，死去的是他的哥哥。
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手里，事情立即变样。他以做这一类工作时特有的细致周到进行工作，精力相当充沛。遗憾的是这份精力集中在对事业无关紧要的目标上，白白耗费掉了。原先估计主要任务是在开办的头一年里要把刊物出下去，按期出版，征求新的订户，也就是根据过去情况看，应达到四千来份光景，或者更多些。到那个时候整个情况又会好转，一切费用就有着落了，忙碌操心也会得到补偿。刊物一期接一期在出；1864年的最后几个月，编辑部一个月内出了两期，因而1865年的一月号在2月13日即已出版，二月号在三月份出版。印刷和纸张也变了样；校对也认真了；再者，刊物的篇幅也在增加，1864年一月号几乎达到四十印张，而不是原定的二十五印张。这里我按刊物上所标明的，把书报检查机关审查通过的时间摘录如下： 三月号是4月23日通过的，五月号是7月7日，六月号——8月20日，七月号——9月19日，八月号——10月22日，九月号——11月22日，十月号——10月24日（！），十一月号——12月24日，十二月号——1865年1月25日。不过这些标明的时间并不确切，因为有时是在刊物开印时注明的（在首页），有时在印刷快要结束时加注的（在末页）。混乱到这样的地步，十月号上排印着： 10月24日，分明应当是11月24日；六月号的封面上印着： 7月，第6期，上面印的杂志发行人是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家属。——斯特拉霍夫注然而编辑部越是努力去改善刊物的外表情况，就越是缺少时间和精力去提高刊物的内容质量，读者对此不可能没有察觉，尤其是在文学刊物达到这样大的规模的时候。刊物编得很有格调，很有味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可能刊登十分低下的作品，然而出色的作品还是没有，——他自己不能写，又没有地方去给一期又一期的杂志搞到有意义的作品。主要是刊物丝毫没有表现出现代性，对当前现实无关紧要；这只是些普通的集子，尽管可读，却毫无吸引人的东西。在《时代》开头几期上还能遇到多少算是精彩的文艺作品： 屠格涅夫的《幽灵》(第1期)，符·克列斯托夫斯基的速写《鲈鱼》(1—2期)，高尔斯基的短篇小说(1—2期)，迈科夫与波隆斯基的诗歌(第3、4期)，阿·格里戈利耶夫、斯特拉霍夫、米柳科夫的文章，最后，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第2、4期)。 1864年的最后几期杂志(第11、12期)，除去巴比科夫*的长篇小说《偏僻的街道》和查耶夫**的剧本《亲家法迪伊奇》之外，没有刊登过一部文艺作品。刊物上是一些不著名的文学家——伊·格里戈利耶夫、伏龙诺夫、菲利波夫、希拉科夫、伊万宁、费奥多罗维奇及米隆诺夫等人的文章。批评栏由尼·索洛维约夫与德·阿韦尔基耶夫撰稿。
*康·伊·巴比科夫（1841—1873），作家，《酒杯》杂志编辑。
**尼·亚·查耶夫（1824—1914），作家，接近斯拉夫派。刊物出得越快，越厚，这种情况就越明显。读者对它不可能有好感，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读者是出于责任才看刊物，为了对作者或刊物有个了解，为了研究问题，为了能够谈论谈论，发表意见等等。因而，如果读者预先没有任何想要看看它的愿望，是不会去看的。《时代》编辑部就出版了八期或十期这样的刊物。频繁的出版反而使读者和文学界厌烦，没有一期刊物能引起读者和文学界的注意。
不仅书报检查机关的毫无必要的严厉措施损害了刊物的内容，没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自己的作品也削弱了刊物的内容。阿·格里戈利耶夫于1864年9月去世了，他的文章对于刊物是至关重要的。诚然，读者是几乎不看他的文章的，就如现在不去看它一样；不过在我们的心目中，对于严肃的文学家来说，这些文章却是给刊物增加分量、增添色彩的。他死后我替他发表的两组书信，自然是真正给《时代》增添了色彩。
最后，还有一个方面，给事业的进展带来异常的损害的，恰恰是经营管理方面的混乱，在分送杂志、迅速而准确地满足订户方面存在的混乱。事情搞得如此之糟，不得不公开向订户道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灾难显然是继承得来的，在他手上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趋恶化了，编辑部深受其苦。经营管理没有直接掌握在他的手里，他也并不想紧紧地抓在自己手里，他对管理不感兴趣，他认为还是文学方面比较重要些。这个时期编辑部的现金十分短缺，常常是空空如也，因而，管理上的各种活动都拖延下来。最后，在征求新订户的关键时刻，订户的强烈要求传到编辑部来，却没有告诉编辑，这种情况屡次发生。
尽管整个情况如此，——真是怪事！——1865年的《时代》还是达到一千三百份订户，这个数字意味着，虽然稍有困难，新的杂志已经可以开办了。可是老杂志受到已经花去的费用的拖累，却维持不下去。二月号出版后编辑部里已一文不名，无法支付同事们的薪水、纸张费及印刷费。大家作鸟兽散，各奔前程。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家属分文没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负了一万五千卢布的巨债。
《时代》就这么完蛋了。讲起它的历史，有一个情况我没有提到，这个情况也有它的意义，那就是其他文学刊物对该杂志的态度，主要也就是彼得堡的一些出版物，直到现在大多数仍是定期刊物的态度。这种态度自始至终都是敌意的，而且，由于《时代》本身的努力，这种敌意逐月增加并且愈趋激烈。《时代》上的论战是斯特拉霍夫首先发难。第1期上就刊登他的《致〈时代〉编辑部的信》，文中由于“年轻一代”的“唯物主义”而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抨击；第3期上斯特拉霍夫又触犯了《现代人》，该刊在五月号上登载了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剧《雨燕》作答，连《地下室手记》也遭到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利用《现代人》与《俄罗斯的话》的论战，在第5期上以《谢德林君或虚无主义者的分裂》一文出来发言。《现代人》在第7期上以安东诺维奇的《胡诌者的胜利》以及《致雨燕（书致首席雨燕陀思妥耶夫斯基君）》两篇文章作答。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时代》第7期上发表《对种种牟利问题和非牟利问题必要的文学解释》进行答辩。《现代人》继续论战，在第8期上刊载《向雨燕提出问题》，第9期上刊登《雨燕落入圈套》（两篇都是安东诺维奇的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时代》第9期上发表《为了结束》一文以中止变为人身攻击和愚蠢的丑化的论战。《现代人》以冷嘲热讽的《和〈时代〉作一番含情脉脉的解释》（第10期）作答。（见斯·斯·博尔谢夫斯基的《谢德林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莫斯科，1956年，页107—108；还可参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论战》。弗·爱·博格拉德的文章及广告——列宁格勒，第67卷，页363—402)
《当代》尽管与《现代人》有过论战，然而在1862年底(在九月号上)还登过谢德林的文章，1863年第1期上还发表过涅克拉索夫的诗《普罗克之死》。1862年《当代》第9期上发表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我省一日》；1863年第1期上以《普罗克之死》为标题，刊登了涅克拉索夫的长诗《严寒，通红的鼻子》中的第一、二、六、七章。但是《时代》却与《现代人》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了。《时代》的方针已是有意识地斯拉夫主义化。我记得，有一回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为了一篇袒护《日报》的什么文章，直率地说：“这样好，要尽可能帮它的忙。”和虚无主义派的决裂是很彻底的，有论战也仅仅是对虚无主义派而进行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向是很喜欢进行论战的。他有讽刺挖苦的才能，有时是很愉快的揶揄，在《当代》的最后几期上他就曾经十分尖刻地刺伤过谢德林斯特拉霍夫是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答〈口哨〉》、《稚嫩的文笔》（《当代》，1863年，第2期）及《再谈稚嫩的文笔》（《当代》，1863年，第3期）三篇文章。，尽管是在与派别无关的问题上。同时，不仅有1863年起便是《现代人》的最佳撰稿人的谢德林给刊物带来他的机智和讥讽挖苦，1864年，这本杂志又开始进行论战，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斯特拉霍夫显然是指1864至1865年间《现代人》与《俄罗斯的话》及《时代》的论战。掀起一场可怕的战争，《时代》先是欣然迎战，最后不得不落在对手的后面，因为无论是论争的狠劲，遣字造句的强横，还是在容纳这许多词句的巨大篇幅上，《时代》都无法与对手相抗衡。继《现代人》之后，其他出版物也吸引到这一方面来了。对于那些充满了公民的激情，然而既无本事又无机会出来表现的人，再没有比在自己的圈子里寻找敌人并千方百计杀戮之更为合适的了。这么一来，论战就逐渐变成一件国民的大事，这就是论战有时会扩大的最重要原因。在这场笔墨官司中，《时代》的表现几乎是无可指责的，始终站在纯粹的文学的基地上，始终顾及原则，因而它自然不及论敌们强大，因为对手们是肆无忌惮的，他们放任自己，不仅进行种种尖酸刻薄的挖苦与谩骂，比如，称论敌为坏蛋、夹肉面包、雨燕等等，而且竟放肆地暗示说我们不老实，拍政府的马屁，充当告密者等等。我记得，当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与订户结清账目》在某地遭到严厉批评，并且人家证明他蒙骗订户时，可怜的他真是沮丧极了。［……］下面删去斯特拉霍夫的回忆录第十四章《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当代〉及〈时代〉工作的叙述》——公开发表陀思妥耶夫斯基1865年3月31日给弗兰格尔的信。（《书信集》，第1卷，页396—403)
十五艰难的一年——《罪与罚》1865年夏天，七月底，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到国外去了。九月、十月他在威斯巴登度过(见他给弗兰格尔的信)。十一月，他又回到彼得堡，一直待下去，过了整个1866年。这一年在他的生活中有重大意义。从一月份起，他的长篇小说《罪与罚》开始在《俄国导报》上发表，秋天，1866年的10月4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与他未来的妻子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斯尼特金娜相识。见本书后文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相关回忆录。
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们没有见过面。我们之间发生了第一次小争执，内容我不准备细说了。一部分是因为共同的事业遭受挫折时往往会有的困难和不满，不过这仅仅是极微小的一部分。共同的不幸要大家分担，每个当事人自然竭力想让自己分担的那一份尽可能地小一些。回想起由此而暴露出来的利己主义的面目是很令人伤心的。但是我再重复说一遍，在我们的争执中，业务是丝毫不重要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关心同事，所以大家对他也怀着尊敬和好感，这是用不着说的。但是他自己身陷困境，情不自禁要发火罢了。然而这种不满的阴影很快就过去了。德·瓦·阿韦尔基耶夫与我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婚礼上是他的证婚人，还有许多其他人也在教堂里见面，行过圣礼以后又到他家去聚首。据陀思妥耶夫斯基证述，争执起于《时代》的失败，仅仅随着《罪与罚》的成功才告结束。（见《书信集》，第3卷，页155）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信给妻子谈到《时代》失败后与斯特拉霍夫的分手时说，未必是仅仅因为思想性质方面的原因而分手的。他们之间首先是因为《时代》停刊经济状况严重恶化而引起误会。［……］成了鳏夫以后，尽管他境况窘迫，有时候看上去还像个未婚夫的样子，至少妇女的敏锐的眼睛在这方面看来是如此。这股子热情和生活的欲望达到了目的。新的婚姻迅速为他带来了他如此渴望的美满的、甚至异常的家庭幸福；这时，他与穷困和债务的残酷搏斗也变得比较轻松顺利了，但是胜利的结局姗姗来迟，直到不倦的斗士去世前两三年才来临。［……］长篇小说《罪与罚》产生了非凡的影响。1866年那年，人们只看这部小说，爱看书的人只谈论这部小说。谈论的时候，人们常常抱怨这部小说的强烈的压抑感，给人沉重的印象，神经健全的人看了几乎要生病，神经衰弱的人不得不掩卷而罢。然而最令人惊奇的是小说与现实的吻合。当时，《俄国导报》出版，刊载了一篇描写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罪行的文章，各报纷纷登出消息，报道在莫斯科发生的完全相似的罪行。有个大学生杀死了高利贷者，抢走他的钱，从各种迹象来看，这个大学生这么干是出于虚无主义的信仰，可以不择手段地去改变不合理的情况。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杀人案是在《罪与罚》问世前两三天发生的。斯特拉霍夫是指轰动一时的大学生丹尼洛夫的案件。1866年1月底《呼声报》及《莫斯科新闻》开始刊登该案的审判消息。我不知道读者对此是否感到震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很注意此事的，常常谈起，经常以艺术上的洞察力有这种成就而自豪。我还想起，已故的米·巴·波克罗夫斯基六十年代初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波克罗夫斯基就是“斯特拉霍夫的伟大的朋友”。(潘捷列耶夫，《回忆录》，页246；又见《书信集》，第4卷，页386—387)许多年后还谈到这部小说对一群年轻人产生过多么强大的影响，他们曾在俄国欧洲部分的一个城市里流放过。有一个青年，站在拉斯柯尔尼科夫一边，一度也想犯一桩类似的罪行，后来才回心转意。作者掌握那些脱离原则、胆大妄为地违背自己良心的人的思维逻辑是如此准确。
成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但也不是没有人反对。1867年初，我在《祖国纪事》上发表一篇分析评论《罪与罚》的文章，是用非常克制而又枯燥的笔调写的。斯特拉霍夫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文章发表在1867年第1—4期的《祖国纪事》上，以《我国的小说文学》为题，连续发了几篇文章。第一篇专门就当时刚由斯捷洛夫斯基出版社出版的两卷集概括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第二篇及第三篇文章论《罪与罚》。斯特拉霍夫此文的主要意思可以归结为：“作者所写的虚无主义是发展到了极端的，再下去几乎已经无可发展了［……］。显然，作者在这里选取了极端的形式之后才有可能以完全正确的态度作完整的表现。”这样，照斯特拉霍夫的看法，小说中的虚无主义“不是作为一种可怜的野蛮现象，而是以悲剧的形式，作为一种伴有残酷的痛苦的灵魂扭曲”而表现出来的。（《祖国纪事》，1867年，第3期，页330—331）这篇文章有两方面使我难以忘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看过以后对我说了称赞的话：“只有您一个人了解我。”可是编辑部不满，直率地责备我讲交情，大肆赞扬小说。我则相反，恰恰因为冷淡地、没精打采地谈到如此惊人的文学现象而深感内疚。斯特拉霍夫的回忆录的下一章《普希金纪念日》见本书后文。［……］题解：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斯特拉霍夫(1828—1896年)，哲学家，文学批评家，按所受的教育是个自然科学家(毕业于数理系，写过动物学方面的硕士论文)，有许多哲学著作（《论自然科学的方法及其在普通教育中的意义》，1865年；《宇宙一体》，1872年；《哲学摘记》，1895年)，写过许多文学评论文章(论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及当前文学状况)。还写过一些心理学论文，三本著名的哲学修养方面著作(《我国文学中与西欧的斗争》，1882—1887年)以及其他作品。
1860年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刚从西伯利亚回来不久，斯特拉霍夫便与他相识。他们两人经常到当时颇受欢迎的作家和教育家米柳科夫处去(关于米柳科夫的情况见本书页150—151)。早在四十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就和作为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杜罗夫小组成员的米柳科夫关系密切。米柳科夫是1860年1月刚创办的《火炬》杂志的实际上的编辑，每逢星期二，各种文学家在他那里聚会，有诗人阿·迈科夫，年轻的符·克列斯托夫斯基符谢沃洛德·弗拉基米罗维奇·克列斯托夫斯基（1840—1895），俄国作家。及其他人，斯特拉霍夫也在受邀请之列。
他们刚相遇时是兴趣和倾向截然相反的两种人，是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的两个代表人物。斯特拉霍夫，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搞哲学和动物学的，“勤奋地阅读德国人的著作，把他们看作启蒙教育的领袖”。在同一时期，米柳科夫小组的文学家们，首先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则恰恰相反，他们“十分热心地阅读法国人的著作”，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在他们那里“占首位，简直好像压倒了对纯文学的兴趣”。斯特拉霍夫的斯拉夫主义思想在米柳科夫的小组中看上去至少应是一种异己的思想。可是斯特拉霍夫看出在他们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些思想之间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1年就《当代》杂志的出版所发表的《广告》中正是以这些思想为基础，他在文中强调说，在我国，人民和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这是彼得的改革以后产生的，必须赶快回到自己的土壤中去，回到人民的基本原则中去，但不是为了拿它们去与全人类的高度文明的原则相对立，而是要完成某种综合，也就是要找到能调和“在人类历史上”暴露出来的一切矛盾的办法。以为俄国人民具有这样的特性和使命，这一想法，“构成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纪念普希金大会上的演说的内容，可见他是信奉到底的。”——斯特拉霍夫这样写道。
不过在拟定《广告》的主旨时斯特拉霍夫大概也起过重要作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编《当代》杂志(1861—1863)和《时代》杂志(1864—1865)，是充分信任斯特拉霍夫的，让他主持评论组，当时这个组比其他的组重要，甚至比小说散文组重要，因为评论组决定刊物的面貌。斯特拉霍夫的作用首先表现在一场斗争中，这是他在《当代》中进行的反对“虚无主义者”与“理论家”——即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及皮萨列夫的斗争。正是他，斯特拉霍夫，开始了《当代》与“虚无派”即革命民主派的斗争。诚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波夫君与艺术问题》(1861)一文中已经与革命民主派的美学观点展开论战了。“不过我受不了，”斯特拉霍夫说，“我想快些以直率而坚定的态度对待虚无主义的理论。”在《当代》1861年七月号上《再谈彼得堡的文学》一文中，他果然首次采取这种直率、坚决又怀有敌意的态度，以后在每一期的《当代》上，后来在《时代》上，几乎都继续采取这种态度。斯特拉霍夫始终是唯物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理论的激烈的反对者。
斯特拉霍夫约略提到过1865年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生了小争执，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结婚(1867年)之前，他们没有见过面。为什么争执，为什么分歧，斯特拉霍夫没有提起，应当认为这不仅仅是因为生活琐事问题。关于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在他给托尔斯泰的信中有这么几句话：“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深为不满： 他分明逐日衰老了。”(《列·尼·托尔斯泰与斯特拉霍夫通信集》，第2卷，托尔斯泰纪念馆出版，圣彼得堡，1914年，页27，1873年3月15日的信)“我［……］不喜欢自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同上，页185，1878年9月14日的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信中几次提到斯特拉霍夫对他的态度不好，最后一次态度不好的原因是长篇小说《少年》。显而易见，小说发表在涅克拉索夫与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祖国纪事》上这件事本身，不仅使斯特拉霍夫极为反感，连迈科夫也大不愉快。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我不喜欢他们两人，尤其不喜欢斯特拉霍夫本人；他们两人都有脾气。”(《书信集》，第3卷，页154)《少年》这件事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书信中再也没有提起过斯特拉霍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前的最后五年，他们显然没有会过面(当然，意外的碰头与社交场合的见面除外)。
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后，斯特拉霍夫立即又激动又伤心，写信给托尔斯泰诉说他觉得“非常空虚”，可是即使在这里，他也不能不添上一句：“后来我们一直合不来。”(《托尔斯泰与斯特拉霍夫通信集》，第2卷，页266)特别典型的是他公开承认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态度，证明他们彼此非但格格不入，而且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种明显的反对态度，几乎怀着憎恨。他把他刚写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略寄给列夫·托尔斯泰时也写到自己的“忏悔”：“我在写作期间一直在斗争，我和心里冒上来的厌恶感斗争。［……］我既不能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当作好人，也不能认为他是个幸福的人(实质上他是符合的)。［……］这真是个不幸的人，愚蠢的人，他自以为是幸运儿，是英雄，多情地爱着他自己。［……］我如果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方面记下来，讲出来，那么，在我想象中许多情况会比我所写的更生动，叙述也会真实得多，不过，还是让这种真实隐去吧，我们将只显耀生活的正面，就像我们到处在做的那样。”(《托尔斯泰与斯特拉霍夫通信集》，第2卷，页307—309，1883年11月28日的信)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在她的回忆录的结尾以恰当的方式评价了斯特拉霍夫的为人，援引大量事实揭露他在对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面貌方面的谎言。（《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回忆录》，页285—292)因此，为了判明真相，倒是极有必要尽可能小心谨慎地去研究斯特拉霍夫所说的那些事实，必须从可靠性的观点出发来分清事实，尤其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社会政治信仰有关的事实。问题与其说是在于事实本身，倒不如说是在于带着一定的目的对事实作与众不同的解释。这尤其是指斯特拉霍夫回忆录的头几章——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杂志的历史。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时代人中实际上唯有斯特拉霍夫一个人清楚地了解和记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办杂志活动中独特地反映出来的社交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作为亲密的同事，他了解并且很积极地参与了当时的文学派别斗争。他抱定宗旨在各方面无论如何永远不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成是他的志同道合者——忠诚的斯拉夫主义者，反“虚无主义”的斗士等等(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斯特拉霍夫的关系的更详细情况见多利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斯特拉霍夫》一文，在多利宁的《最后几部长篇小说》一书中)。
根据圣彼得堡1883年版《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卷，《传记、书信、笔记本摘记》删节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