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文化与文学已开始了民族存亡背景上的外部与内部双重的现代化努力。经《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论证，许多观念的现代性变革，其起点是在1898年前后发生的参见范伯群、朱栋霖主编：《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上册，第4—23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这种现代性的观念实际上是从晚清到五四逐渐酝酿出来的，一旦出现就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历史观、进化观和进步的观念。”李欧梵：《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李欧梵自选集》，第268页，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想象中国的方法》，第３页，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版。

甲午战争失败后，知识分子意识中的民族危机感日益强化，这种危机感对民族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严复的译书将西方19世纪主要思潮的一部分介绍到中国来，《天演论》《天演论》原名Evolution and Ethics，今译《进化论与伦理学》，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T. Huxley）所著论文集。今可见到的最早严复译本封面题乙未年（1895年），1897年12月至1898年2月曾以《天演论悬疏》为名在《国闻汇编》第2、4、5、6册刊载，此后单行版本渐多。把进化论思想引进中国。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以近代科学的眼光来思考民族命运，从人类世界发展历史的角度看到了古老的中华民族正面临着被淘汰的民族危机，于是有了强烈的变革要求，有了追随日本明治维新的想法，有了学习西方国家工业化的自觉。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1922）中指出：“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最近之五十年——〈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1992年版。他所说的第二期的时间“从甲午战役到民国六、七年间”，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的先导期基本一致。

这一历史阶段，民族先觉者们从社会的组织结构上寻求变革，必然要触动文化，带来文化机制的变化，从而影响到文学。其影响体现在：第一，法律对从事文学活动者和报刊繁荣的基本保障。虽然慈禧把持下的清王朝在新政措施上左右摇摆，但还是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文化生产的法律。1906年公布了《大清印刷物件专律》， 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规定了给予臣民言论、著作、出版等的有限自由其所附“臣民权利义务”共9条，第2条：“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1910年公布了《著作权章程》（1915年北洋政府颁布的《著作权法》，内容与此基本相同），1911年颁布《钦定报律》此报律规定“每月发行四回以上者”，交“保押费银300元”，但是“其宣讲白话报，专以开通民智为目的，经官鉴定者，得全免保押费。若专载学术、艺事、章程、图表及物价报告者，毋庸附缴保押费”。，同年《大清民律草案》完成，虽未及公布，但它是民国初年暂行民法典的蓝本民国元年刊行的《民国暂行民律草案》“其基本体例和主要条文与《大清民律草案》没有区别”，见杨立新点校《大清民律草案 民国民律草案》之序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辛亥革命后的《临时约法》中更明确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在第2章“人民”中列出人民得享之7大自由权，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列为第四。并且先后颁布了《出版法》、《著作权法》、《著作权法注册程序及规费施行细则》。这些法律从制度层面保障和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第二，报刊、书籍等现代出版业的发展。维新时期发生过作用的报刊传媒，在清末的十年里有了相当的规模，在民国更是大步地前进了。梁启超在1901年就称，“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到1921年，报刊、杂志增加了十倍左右；据统计，1902年—1917年间，以“小说”命名的杂志就创办过27种（含报纸一种），１８４０到１９１１年间出版小说（含翻译）二千余种，为文学的现代化发展准备了充足的外部条件据陈平原《小说的书面化倾向与叙事模式的转变》，《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王晓明主编），第1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报刊编辑在栏目、体裁、题材、主题上都追求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力，以保证其销场，刺激文学的发展。报刊的繁荣与政治的封建色彩的褪减及文学的现代化同步进行着。从1904年起，出版重心已经转移到民营出版业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册，第384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与官办和教会出版事业不同的是，民营出版业向产业化方向的发展，受制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它与大众的文化需求保持着联系，决定着现代出版业的大众性与平民化特性。它给以具有现代思想的独立知识分子为主的、进行文学创作的人提供了理性交往的空间，保证了文学的现代性实现的机会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和其自身的媒体密不可分，如印刷文本和后继的电子信号。”“对于早期现代国家以及其他先行的现代制度的兴起来说，印刷是主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第26、27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三，现代社会分工在文学创作队伍方面率先实现。1905年废科举的新政措施将一批读书人抛到了独立知识分子的境地，另有一批知识分子从官场退出也转入了自由撰稿人的行列，上海、天津等现代都市成形的过程为自由撰稿的知识分子提供着活动空间，一些接受新式教育的人与上述两种知识分子一起活跃在文学领域。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的编辑者和主要撰稿人，如梁启超、李伯元、曾朴、徐念慈、黄摩西、周树人兄弟等即是代表。

在报刊传媒繁荣、出版业平民化和自由的文学撰稿人队伍不断壮大的基础上，文学的接受机制也发生了变化。朝廷的策论变为报刊上的自由论述，小说由对说书人叙述表演的欣赏变成了阅读的理解。文学接受者的队伍随着维新、立宪和革命的进展而日益扩大，同时伴随着社会思潮的迅速更新、市场机制的调节，文学接受者也唯新是鹜，推动着文学自身的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