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开始，中国文学现代化发生期的观念变革，首功归诸梁启超。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笔名有饮冰室主人等），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学者。他中过举人，拜康有为为师学习经世致用之学，协助发动“公车上书”，投身变法维新活动。他主编创办过《中外纪闻》、《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创“新文体”，提倡“新民说”，广泛介绍西方近现代文化思潮，宣传思想启蒙。他著名的《新民说》的中心思想就是启蒙，就是提出批判、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制造中国魂”。所谓“新民”，就是呼唤新人，这是对20世纪中国社会现代化与“人”的观念现代性的呼唤。有论者认为，梁启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对于中国国家新的风貌的想象”李欧梵：《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李欧梵自选集》，第270页，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与公共领域（包括文化与文学的发展）的建构，可以被认为是梁启超与他同时代知识分子关于“人”的现代性与文的现代性观念的两个重要因素，因此也决定了中国近代新文学创作与文学观尤其注重文学的社会性、政治功利性的总体特征，并且一直影响到五四及以后新文学的整体走向。
“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变革观念都是由梁启超倡导的郭沫若在《文学革命之回顾》中说：“文学革命的滥觞应该追溯到满清末年资产阶级意识觉醒的时候。这个滥觞期的代表，我们当推梁任公。” 。将小说、戏剧以及白话文从不入文坛的末流提升到文坛正宗的地位，这是梁启超与他的追随者对文学观念现代创新的最大贡献。和他同时的一批有识之士们又提倡言文合一，为五四白话文运动打下了基础。他们的文学观念都服从于“新民”的目的，如黄人以进化论、真善美标准建构中国文学史观念，王国维强调文学“超然于利害之外”，追求“文学自己之价值”。这样，一个完整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观念就呼之欲出了。
中国文学发展到清代，以诗文为正统，以古人约束今人为特点。晚清文学的革命就是要打破这种格局。“诗界革命”的口号是梁启超提出来的，他在写于1899年的《夏威夷游记》中说：“……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今日者革命之机渐熟，而哥伦布玛赛郎之出世必不远矣！”而当得哥伦布资格的诗人，“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造新国者，莫如黄公度”。他评价谭嗣同：“其诗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还说：“吾尝推公度、穗卿、观云为近世诗家三杰，此言其理想之深邃闳远也。”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之2”、“之39”，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公度”为黄遵宪，“穗卿”为夏曾佑，“观云”为蒋智由。诗界革命要达到三个标准：“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梁启超：《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专集》卷22，中华书局1936年版，1989年影印本。他所说的新意境，就是“理想之深邃闳远”；新语句则是指来自欧洲、表现新思潮的名词术语；以古人之风格入之，说明他的诗界革命是革其精神而不一定革其形式，是谭嗣同那样的“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梁启超揭起“诗界革命”的旗帜，是以诗评家的身份出现的，其保留诗歌旧形式的革命终不彻底，真正以诗人面目倡言诗界革命的是黄遵宪黄遵宪在1868年的《杂感》中，就有“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斑斓”的诗句，直接用了俗白的文字。。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总结“诗界革命”：“清末夏曾佑谭嗣同诸人已经有‘诗界革命’的志愿，他们所作‘新诗’，却不过检些新名词以自表异。只有黄遵宪走得远些，他一面主张用俗话作诗——所谓‘我手写我口’——，一面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谓‘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入诗。这回‘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对民七（1918）的新诗运动，在观念上，不在方法上，却给予很大影响。”
“文界革命”在中国文学现代化先导期内最有成就，然而在观念上的揭示则不多。梁启超在1897年《与严又陵书》中，曾以舆论界与文界的“陈胜吴广”自命。梁启超称自己亡命日本时的文字为“新文体”，他的这些政论文章具有空前的开拓创造精神，思想新颖，文字介于文言白话之间，“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77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有很强的鼓动力。他在游记《汗漫录》中评价日本著名政论家德富苏峰：“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他的为文风格也可以称作“雄放隽快”。他要引进的“欧西文思”，除了有利于思想言论的自由发挥外，还有意用于破桐城古文义法。他后来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谈到新文体时说：“超夙不喜桐城古文”②，他幼年作文就不走唐宋的路子，而喜欢晚汉魏晋。他像德富苏峰辈日本政论家那样，吸纳西方希腊罗马的雄辩体与英法近代随笔体，结合魏晋文章的旷放，把古文从义理、考据、词章中解放出来，以西方近代思潮替代圣贤经典章句的义理，以丰富的世界进化维新的史实突破拘谨的考据，以俗语、外来语入文以丰富文章的表达方法。他在钱玄同攻击“桐城谬种”以前，就以实际创作突破了桐城古文的藩篱。
“小说界革命”声誉最著。中国小说观念的变化始自1897年天津《国闻报》所刊载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执笔者严复、夏曾佑称“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所持”，并说“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鉴于历来小说在四部中只能附于子、史，他们从小说营构人心的角度强调“小说为正史之根”，一改历来小说评点家的攀附经史的做法，将小说凌驾于经史之上。梁启超更是充满激情地夸示小说的社会功能，把自古为小道的卑贱文体提到“不可思议之力”的高度。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一文中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梁启超看重的只是小说启蒙、新民的工具性作用。
小说观念在被无限提升其社会作用以后，又有其自发的矫正。1908年徐念慈（1875—1908，江苏常熟人）发表《余之小说观》，指出：“昔冬烘头脑，恒以鸩毒霉菌视小说，而不许读书子弟一尝其鼎，是不免失之过严；今近译籍稗贩，所谓风俗改良，国民进化，咸惟小说是赖，又不免誉之失当。”他还指出“小说与人生，不能沟而分之”。徐念慈（觉我）：《余之小说观》，《小说林》第9期（1908年）。这是五四时期文学研究会作家提出的文学为人生的主张的滥觞。徐念慈更强调小说的审美价值，他的小说观念介于梁启超的社会功用与王国维的独立价值之间。西方小说的翻译对中国小说观念也有影响。徐念慈在《小说林》上发表英美法等国的翻译小说。林纾没有像徐念慈那样的小说观念，也没有梁启超式的启蒙主义观念，他甚至还将狄更斯小说与我国的《史记》、《汉书》相比附，但他依赖自己的体悟也说出了狄更斯小说写实主义的成功经验，在许多译序中总结概括出一些西方小说的艺术经验。
提倡戏剧观念更新的代表有陈独秀。据载，189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已有学生自编之时事新戏的演出据朱双云：《新剧史》；参见《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范伯群、朱栋霖主编），上册，第24页。。1904年，陈独秀在《论戏曲》中指出“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大教师，世上人都是他们教训出来的”，他认为戏剧改良有小说、报馆不及的方便，不识字的人也可以由看戏而开通风气。陈独秀（三爱）：《论戏曲》，原载《安徽俗话报》第11期（1904年9月10日），引自《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8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陈独秀另有文言同题论文一篇，发表于《新小说》第2卷第2期（1905年）。这一年，后来成为南社领导人的陈去病、柳亚子创办了我国最早的戏剧专门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1906年李叔同、曾孝谷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了春柳社，不久欧阳予倩、陆镜若也参加活动，宗旨是“研究新旧戏曲，冀为吾国艺界改良之先导”《春柳社开丁末演艺大会之趣意》，《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第1辑，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版。。次年，他们首先公演的剧目有《茶花女》（第三幕）、《黑奴吁天录》，是为新派剧开端。新剧家王钟声在上海发起成立春阳社，也演出新派剧《黑奴吁天录》。1908年，他又在从日本回来的任天知的帮助下，以通鉴学校的名义演出根据杨紫麟、包天笑翻译的英国小说《迦因小传》改编的同名新剧，该剧摆脱了京剧的戏曲特征，标志着国内新兴话剧的萌芽。新派剧被称为文明戏，是中国现代话剧的早期形态。
文体观念革命有着相应的语言观念改变的背景。提倡白话（“俗语”）在当时是许多先进知识分子的共识，几乎形成了一个白话文运动。最早提出“言文合一”主张的是黄遵宪，曾游历欧美、日本诸国的经验告诉他，“言文合一”使各国文化普及，科技发达，社会进步；中国的言文乖离致使科技文化落后。他在《日本国志·学术志二·文学》中论述各国及中国言文之间的关系，并指出：“……若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则语言文字几几复合矣。余又焉知夫他日不更变一文体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黄遵宪：《日本国志》，第33卷，光绪富文斋刊本（1895年）。裘廷梁1897年旗帜鲜明地倡言“白话为维新之本”，他详细论述了白话有“省力”、“免枉读”、“便幼学”、“炼心力”、“便贫民”等八项益处，说文言误了中国历史两千年。“文言之美，非真美也。汉以前书曰群经，曰诸子，曰传记，其为言也，必先有所以为言者存。今虽以白话代之，质干具存，不损其美。汉以后说理记事之书，去其肤浅，删其繁复，可存者百不一二。”他的结论是：“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实学不兴，是为无民。”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引自《清议报全编》第26卷附录“群报撷华·专论”，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编第15辑，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维新志士之一陈荣衮也撰有《论报章宜改用浅说》一文，主张报纸改用白话，“用文言，全民如处黑暗；改白话，人民嬉游于不夜”。在中国文学现代化先导期内，全国白话报刊有170多种。他们提倡白话，几乎都是从维新的社会用途着眼，是为经世致用的实学打算，并非专从文学角度考虑。从文学功能出发论白话的还是梁启超，他在《小说丛话》中指出：“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苟欲思想之普及，则此体非徒小说家当采用而已，凡百文章，莫不有然。”梁启超：《小说丛话》，《新小说》第1卷（1903年）。他的主张后来被胡适更为彻底的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主张的光芒所掩盖，正体现了先导者与主导者的必然关系。
诗歌、小说、戏剧、文体诸文学观念的现代性初展，终将上升为中国文学史学观念的现代性萌动。1904年，京师大学堂的林传甲、东吴大学的黄人分别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同时问世，这是中国人自撰的首部《中国文学史》成立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与成立于1900年的东吴大学（苏州），都于建校后不久即在校内延请名师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1904年，林传甲、黄人分别在京师大学堂、东吴大学同时开设了这门课程，边授课边编写给学生使用的教材。由中国人自撰的首部《中国文学史》，在南、北同时问世。(转下页)
。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启动了新的文学史观念，在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具有划时代意义。黄人（1866—1913，苏州常熟人，原名振元，字慕庵，一作慕韩，中岁易名黄人，字摩西，别署蛮、野蛮等），1901年起受聘为东吴大学国学教习，同时创办《小说林》。他编撰的东吴大学教材《中国文学史》全书29册，前3册为总论、略论、分论，后26册是作家评点与主要作品辑录，体现了清末民初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学术自觉，钱仲联称其“多石破天惊的议论”(接上页)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基本持封建正统文学观念，将戏曲、小说（包括汤显祖、金圣叹）排斥在外，也不谈诗歌（甚至李白、杜甫也不予叙述）。参见陈国球：《“错体”文学史——林传甲的“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第45—6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黄人《中国文学史》始撰于1904年，当时边授课边编写教材发给学生，全书于1907年印行。1907年6月出版的《东吴学报》第11期“论说”部分，刊载了黄人《中国文学史》（原注曰：“节录正科第一年文学讲义”）的《分论》中的《华离期及暧昧期 横决力及反动力》，同年底出版的《学桴》第2 年第1期续载。参见王永健：《中国文学史的开山之作——黄摩西所著中国首部〈中国文学史〉》，《书目季刊》第29卷第1期（1995年6月）；王永健：《“苏州奇人”黄摩西评传》，第4章之“中国第一部古代文学史著述——《中国文学史》的成书过程”，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参见孙景尧：《沟通——访美讲学论中西比较文学》，第五章之“真赝同‘时好’——首部中国文学史辨”，第170—189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钱仲联：《梦苕庵诗话》，齐鲁书社1986年版。。黄人的学术自觉源自其文学观的自觉。他用进化论来阐释与叙述中国文学史的变化与发展历程，注重在世界各民族文明撞击的背景下，在近代建构民族国家话语体系的文化自觉中，建构进化的中国文学史观。他论文学的标准，要求真、善、美的统一：文学尽管是倾向于美的，但“远乎真者，其文学必颇”，“反乎善者，其文学亦亵”，“从文学之狭义观之，不过与图画、雕刻、音乐等，自广义观之，则实为代表文明之要具，达审美之目的，而并以达求诚明善之目的者也”。黄人：《中国文学史·总论》，据国学扶轮社版。这样的文学观念几乎完全是现代性的文学思想了。由此出发，一方面，他既重视小说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在清末夸大小说作用的潮流中，批评“昔之视小说也太轻，而今之视小说又太重的”黄人：《〈小说林〉发刊词》，的偏颇；他批评传统历史与文学史“守四千年闭关锁港之见，每有己而无人，承廿四朝朝秦暮楚之风，多美此而剧彼，初无世界之观念，大同之思想”。他阐明文学史的意义“不仅为文学家之参考而已，凡欲谋世界文明之进步者，不数既往，不能知将来，不能知将来，不求远因，不能明近果”，文学史“亦不过就既往之因，求其分合沿革之果，俾国民有所称述，学者有所遵守”。而其欲以科学的文学史矫正学界“见蟹形文字，则欢迎恐后”，“授以祖国之字，则攒肩掉首”的不良风气，以求“动人爱国保种之感情”黄人：《总论·中国文学史》，据国学扶轮社版。，则显示了其文学史研究的鲜明时代精神，为现代的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建立起了奠基性作用。
与此相呼应，当时在苏州任教的王国维（1877～1927，浙江海宁人，字静安，号观堂。在其所著《〈红楼梦〉评论》（1904）、《人间词话》（1908）及此后的《宋元戏曲考》（1912）中，从理论上表述了具现代性的文学观念。王国维的理论是引叔本华和康德的哲学思想进入文学的精神世界，较之同时代人由进化论哲学进入文学，更接近文学本体。他从叔本华的“意志”（欲）说出发，作《〈红楼梦〉评论》，认为现实生活中的“‘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要想超然于意志欲望不能满足而造成的痛苦，只有“美术”（艺术）最合适，“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红楼梦》的厌世解脱精神是“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是悲剧之最上乘者，是“悲剧中的悲剧”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王国维遗书》第5册，第42—44页，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他的《人间词话》借用这一研究对象来表达他的新的诗学理论，以境界作为诗论的中心概念，以分类的逻辑思维方式，将境界分为两类：“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现实二派之所由分”。他进一步作出了境界与主观世界的关系分析，有“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区分。《宋元戏曲考》专为戏曲做史，具有划时代意义。王国维推许元杂剧为“一代之绝作”，是“中国最自然之文学”。王国维没有梁启超提倡文学革命的煽动力，却建构实实在在的文学本体新品质。他将文学从“文以载道”的定位上解放出来，成为本体自主的独立存在，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他的研究在学术史上的影响要比在实际创作中发生的影响大得多。
在本时期提出较有价值的现代性文学观念的，还有以后领导五四新文学潮流的周树人、周作人。他们在1908年的《摩罗诗力说》与《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等文章里，既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又强调文学自身的内部规律。他们提出“文章者，国民精神之所寄也” ，“文章或革，思想得舒，国民精神进于美大，此未来之翼也”，反对“谓著作极致在怡悦读者，令得兴趣，有美感也”的“纯艺派”和“谓文章绝端在于自白”的自我表现派的文艺观念。同时他们还提出：“文章中有不可缺者三：具神思、能感兴、有美致也”，认为文学的作用仅在“涵养人的神思”，并且必须通过“意象、感情、风味三事”为中介才能“妙夺人意”。因此，文学仅有“远功”而“非实用”，只能通过对国民灵魂的潜移默化的熏陶、影响来达到振兴民族的功利目的。如果“立劝惩为臬极”，追求立竿见影的实用效果，必然将文学趋于“最隘之界”。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陈子善 张铁荣编：《周作人集外文》上集，第33—58页，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他们以改造灵魂为中心，将时代发展对文学的要求与文学自身的规律统一，但周氏兄弟的文学主张在当时影响并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