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史，就文艺思想与外国的关系而言，某种程度上是欧化的历史，与外来文艺思潮的影响分不开。没有中国社会变革的内因，就不会有文学革命；同样，没有外来文艺思潮影响的外因，也不会有文学革命。“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之所以迫切地取西方文化为参照系，正是因为历时两千余载的中国传统文化迫切地需要改造自我，审时度势地改变自我形象，以崭新的文化面貌回应新世纪的召唤。正是由于近代中国社会自身的经济与政治条件变化的原因，才导致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变化。”“正是中国文化机体自身需变、思

变，才引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在中西文化的碰撞、冲突、对话中寻求自我的文化出路。”

范伯群、朱栋霖：《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上册，第45—46页，江苏教育

出版社1993年版。

五四文学思想的根本是对“人”的发现。西方文化刺激了中国对“人”的不断发现，

启发了五四文学如何表现“人”。五四对“人”的发现，以受到近代易卜生、卢梭、尼采和

弗洛伊德的影响为最著。他们对五四的重要意义

在于启发中国人重新认识人的内涵。易卜生主义是理性的个人主义，体现了个人自由、自尊

、人格、人权的理性主义价值；卢梭呈现人性的负面，揭示人性的复杂性，使人的真实自我

获得理想主义的确证；尼采则把人的自我张扬到极致，并且极度颂扬个人对传统社会的叛

逆精神；弗洛伊德透视人的深层意识、个人潜意识中涌动着的原欲。他们为五四文学家认识

人的现代性内涵提供了新的视界，五四文学观就是建构于这一新的“人”的观念上的。

　　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们从西方文艺思潮中汲取理论源泉，提倡文学革命。胡适1916年在美国就注意欧美诗坛上的意象主义运动，认同其形式上追求具体性、运用口语等主张；在

“意象派”的启发下，他写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文学改良“八事”。胡适根据“意

象派”诗人庞德关于诗歌要靠具体意象的主张，提出写“具体性”、“能引起鲜明扑人的影

象”的新诗，倡导白话新诗运动。胡适：《谈新诗》，《星期评论》1919年10月10

日。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也号召学习欧洲文艺复兴以

来的文学运动，发动中国的文学革命。他的“三大主义”中所要建设的“国民文学”、“写

实文学”、“社会文学”，即脱胎于欧洲19世纪的写实主义文学。

　　胡适、陈独秀的文学史观也是来自于西方的社会进化思想。文学历史进化论是他们的文

学革命理论的基础。他们强调“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坚定

认为新文学必定取代旧文学。尽管这种见地难免肤浅，他们还是急于表明旧文学是如何地不

合时代要求，“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正是在社会进化的历史观念引导下

，人们认识到新旧文学的交替是历史的必然，新文学阵营对旧文学的进攻至此才获得了进步

文化界的认同与支持。

　　如何建设中国的新文学，文学革命的发动者们主要也是借鉴外国文艺运动与创作的经

验。他们描述西方文学进化史，是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新浪

漫主义，认为中国文艺“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

参见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青年杂志》第1卷第3、4期（1915年11月、12

月）；沈雁冰：《小说新潮栏宣言》，《小说月报》第11卷第1期（1920年1月）；沈雁冰：

《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学生杂志》第7卷第9号（1920年）。

文学应反映怎样的内容

？周作人的回答是反对“非人的文学”，提倡“人的文学”。他在《人的文学》一文中着力介绍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怎样发现了人，人道主义怎样主张“灵肉一致”的人生，西方和俄国的人道主义作家的反映社会人生的严肃作品又是如何区别于我国古代一些“非人的文学”。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期（1918年12月）。他的这种

关于人的论述，来自于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其直接来源，却是当时日本文坛上

兴起的“白桦派”人道主义文学理论。李大钊倾向于用历史唯物论来解释“什么是新文学”

，这明显地是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现实主义文学观点的影响。他们思路的延伸，形成

了下一个十年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与其他人文主义文学思潮并存的格局。

　　在关于新文学的文体与创作的讨论中，大家都有意识地直接、间接运用外国的文艺理

论与文学创作的经验。受外国文艺思潮启发而展开的关于新文学建设的理论探讨，在逐步深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对它的更大需求，反过来又促进了更大范围的对外国文艺理论与思潮的介绍与吸收。

　　与文艺思潮引介相伴而行的是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这些作品影响着新文学作家

的创作，形成了中国文坛由封闭向开放、由本土向世界努力的真正起点。大规模翻译先进的外

国文学作品实际上是文学革命的重要与有机的构成部分。《新青年》从第1卷开始就先后译

介了屠格涅夫、王尔德、契诃夫、易卜生这些俄国、法国、北欧作家的作品。在新文学

实绩还比较贫弱的文学革命初期，新文学的作品在量上不足以与当时文坛上旧派言情、黑幕

小说相较，而翻译介绍的这些严肃的外国文学作品却在客观上有力地与传统势力相对峙，并

在质量上

显示着优势。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6号推出《易卜生专号》，主旨在反传统、反专制，提倡个性自由、妇女解放的作品《娜拉》、《国民公敌》，恰好和五四精神相吻合，

形成了巨大影响。报刊上都在谈论易卜生，受新意识熏陶的人没有不喜爱他的思想（易卜生

主义）与作品的。新文学作者的创作也都经历过仿效易卜生的阶段，一批问题小说、问题剧

产生了，并由此引发一批关注与反映社会现实人生的创作。

　　文学革命的所有发起者与参加者几乎都做过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工作，新文学期刊大

量刊载翻译文学作品，形成了翻译潮流。胡适、刘半农、鲁迅、周作人、沈雁冰、郑

振铎、耿济之、田汉、瞿秋白等人都是极为活跃的译介者。《新潮》、《少年中国》、《小

说月报》、《文学周报》等许多刊物都大量刊载翻译作品。《小说月报》是20年代文坛的第

一刊物。自从沈雁冰1920年11月受命全面改革《小说月报》以来，他与继任者郑振铎专辟《小说新潮》、《海外文坛消息》栏，每一期都发表外国文学的翻译作品，报道西方文艺思潮和文坛动态，介绍外国著名作家传略及其创作。郑振铎还倡导“文学统一观”，主张融合中西、贯通古今，对文学作整体的考察。在他们的影响下，当时一般的报刊出版界（包括一些旧派刊物）也对外国文学取“趋时”、改良的态度，以为凡外国的都是“新派”的，以此投合时代潮流。

　　在五四以后的短短几年里，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文学思潮和左右着它们的哲学思潮

都先后涌入中国。文学思潮如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印

象主义、心理分析派、意象派、立体派、未来派等等；哲学思潮如人道主义、进化论、实

证哲学、尼采超人哲学、叔本华悲观哲学、弗洛伊德主义、托尔斯泰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

、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它们与中国的固有文化与传统文学发生着撞击

，比晚清改良主义输入的思潮更具有冲击力，经由先进知识分子的选择，在不同程度上被扬

弃、吸纳、消化，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发生着方方面面的深远影响。

　　这些思潮与创作方法，经一批文学革命先驱们的实践被移植到中国的土地上。在创作

实践中，他们从中国社会与时代的需求出发，对外来的思潮进行选择，将其中国化。新文学

的创造者们运用各种文学样式和创作方法，倾吐自己内心的苦闷和愿望，表现五四时代的叛

逆、自由、创造的精神，成为第一代带有鲜明印记的现代作家。鲁迅小说集《呐喊》中

的作品，就是在现实主义的基本精神与手法之外，广泛汲取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等多种手法

，写出的一批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作品。郭沫若的《女神》受到泰戈尔、歌德、惠特曼、

雪莱和斯宾诺莎等外国作家的多元影响，形成了浪漫主义的风貌。郁达夫的“自叙传”抒情

小说则是兼取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与日本私小说的产物。此外，易卜生与问题小说、问题剧，泰戈尔诗歌、日本俳句与“小诗”、英国随笔与杂感等，都证明着外来思潮的影

响和中国作家的本土化的努力。

　　五四文学革命以破坏旧文学开道，必然要与守旧的文学思想与势力发生冲突和斗争。发

生在20年代的文学论争主要体现在新文学的意识、语言与封建的旧的文学传统之间的分歧。

1919年初，新文学阵营展开了对以林纾为代表的旧知识分子的斗争。1919年3月，

北京大学里的旧派人物刘师培、黄侃等人办《国故》杂志，与《新青年》、《新潮》相抗衡。

近代翻译文学先驱林纾，引介西方文学卓有成绩，但旧的文学观念十分顽固，视文学革命为

洪水猛兽。为维护封建道统，他写了《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致蔡鹤卿太史书》，对白话

文大加讨伐，攻击北京大学的新派人物“颠孔孟，铲伦常”，表示要“拼我残年极力卫道”

。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鹤卿）在《答林琴南书》中义正词严给予驳斥，并宣称“对

于学说，信世界各大学之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蔡元培：《答林琴南书》，《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168页，上海良

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支持文学

革命与新思潮的传播。林纾又袭用旧派文人含沙射影的故技，发表摹仿古人的文言小说《荆

生》、《妖梦》，咒骂文学革命人物。新文化阵营对此进行了反击，李大钊写了《新旧思潮

之激战》，揭露林纾之流的阴谋，鲁迅在“随感录”等一系列杂文中讽刺抨击了“国粹家”

，《新青年》对《荆生》逐字进行批驳。林纾最终自叹老迈，寄慨将来，哀哀收场。

　　1922年，新文学阵营又与《学衡》派进行了斗争。1921年，南京东南大学的梅光迪、胡先NF9C5、吴宓等创办了《学衡》杂志，因诸人观点态度相近，被称为《学衡》派。他们留学西洋，在美国受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潮影响，尊崇中国的古圣先哲，以融贯中西古今的姿态，标榜“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反对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思想倾向稳健保守，是“穿西装的复古派”。梅光迪写了《评提倡新文化者》，在融贯中西的表面态度下，攻击文学革命为“标袭喧攘，侥幸尝试”，“提倡方始，衰象毕露”，

称倡导者为“政客”、“诡辩家”、“功名之士”等等。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

者》，《学衡》第1期（1922年1月）。吴宓、胡先NF9C5都持“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立场写了《论新文化运动》、《评〈尝试集〉》。他们也击中了新文学倡导者

的某些弱点，如白话诗创作的简单化倾向，以及过多否定传统文化、传统戏曲等的偏激情绪

。鲁迅对《学衡》派的驳斥最为尖锐有力，《估〈学衡〉》说这批学兼新旧的学者们“于新

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学衡》虽然到1933年才终刊，但这场论争以后已无力与新

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相对抗。

　　与《学衡》相呼应的是章士钊在《甲寅》上的复古论调。《甲寅杂志》（月刊）1914年

在东京创刊，曾支持资产阶级革命，历时两年出10期后停刊。1925年《甲寅》（周刊）复刊，封面上印有黄斑老虎标志，杂志成了身为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的章士钊的“半官报”。《甲寅》周刊第1卷第9号重刊章士钊写于1923年的《评新文化运动》，接着在第14号上又登载他的《评新文学运动》，该文集中攻击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他从逻辑学、语言学、文化史等方面来论证文言文的优越，归结为“国性群德，悉存文言，国苟不亡，理不可弃”

章士钊：《评新文学运动》，《章士钊全集》，第5卷，第366页，文汇出版社2000

年版。

。追随附和他的人甚至公开宣扬要取消“白话文学”这一名词。由于章士钊是北洋军阀政府文化统治机构的掌权者，新文学阵营动员了大部分力量写文章批驳反击

有高一涵的《新文化运动的批评》、郁达夫的《咒〈甲寅〉十四号〈评新文学运动〉》、成

仿吾的《读章氏〈评新文学运动〉》；沈雁冰、邓中夏等一批人也撰写了许多文章，有

理有据地对守旧复古思潮进行反击。鲁迅在这场斗争中也写了《评心雕龙》、《十四年的“

读经”》、《古书与白话》、《答K S君》等杂文。

，揭露《甲寅》派提出的

“读经救国”、“废弃白话”只是“阔人”愚弄统治群众“偶尔用到的工具”。在新文学阵

营的反击下，《甲寅》派随着段祺瑞政府的垮台，也销声匿迹了。

　　新文学阵营内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和退潮时期也发生着分化与斗争。胡适由1919年提倡《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到1923年大力提倡“整理国故”，引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但这些论争本身，其实正标志着新文学倡导者自身的日渐成熟和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深入发展。胡适因与《新青年》的其他编辑在指导方针上的分歧，退出该刊。1924年，胡适支持陈源、徐志摩等创办《现代评论》，标榜自由主义。《现代评论》派成员和撰稿者思想倾向各异；在文艺创作主张上，他们否定功利主义，提倡唯美主义艺术。1927年《现代评论》迁至上海出版后，一部分成员脱离；1928年底停刊后，《现代评论》派即随之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