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绍钧（1894—1988），江苏苏州人，字圣陶，是文学研究会的12个发起人之一，20年代相继出版了《隔膜》、《城中》等5个短篇小说集。

叶绍钧的小说创作经历了由问题小说向“为人生”派拓展的过程。在江南小镇一直担

任小学教员的经历，使他把目光投向周围更为广阔的生活，小说呈现出较为开阔的社会画面。小市民的灰色生活是他在这时期表现得最为成功的对象。《隔膜》、《遗腹子》等篇无情地讽

刺了小市民无聊、庸俗、空虚、陈腐的心态和习气。对作为知识阶层一部分的教员的形象，

也有着严峻的解剖与审视，如《潘先生在难中》（1925）。潘先生是一个带有浓厚小市民气味的卑琐形象，软弱、自私、畏葸、空虚。他的苟安侥幸的心理和表里不一的性格被刻画得淋漓尽致。这类作品与同时期以探索国民性为追求的鲁迅小说一样，都有着独特的价值。

茅盾：“要是有人问道：第一个‘十年’中反映着小市民知识分子的灰色生活的，是哪

一位作家的作品呢？我的回答是叶绍钧！”《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国

新文学大系》，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１９３５年版。

茅盾：“在叶绍钧的作品，我最喜欢的也就是描写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几篇；现在还深深地刻

在记忆上的，是那可爱的《潘先生在难中》。这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没有社会意识，卑谦的

利己主义，precaution(戒备)，琐屑，临虚惊而失色，暂苟安而又喜，等等心理，

描写得很透彻。这一阶级的人物，在现文坛上是最少被写到的，可是幸而还有代表。” 沈

雁冰：《王鲁彦论》，《小说月报》第19卷第1期（1928年1月）。

　　《倪焕之》（1928）是叶绍钧唯一的长篇小说，比较完整地写出了青年知识分子从辛

亥革命到大革命失败这期间的追求与遭遇。倪焕之的性格被置放在一个比较广阔和较为

长久的时空环境中来刻画，发展有层次，侧面也较丰富。在20年代长篇小说还相当冷清的时

候问

世的《倪焕之》，显示了作者的现实主义趋向，曾被誉为“扛鼎的工作”茅盾：《

读〈倪焕之〉》，《文学周报》第8卷第20期（1929年5月）。。

叶绍钧小说以对灰色人生的冷静观察和客观描写，表现了写实主义特征。同情与讽刺

兼备，是叶绍钧对小市民知识分子用笔的基本特色。潘先生、吴先生（《饭》）、叔雅（《

校长》）以及《一包东西》、《英文教授》等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在生活的碾盘重压下的

知识

者，作者看不惯他们的怯弱、空虚、自私，不由要刺它一下；但是他也深知这些人物身上沾

有的细菌是那个社会的赐予，因此又毫不含糊地把笔锋指向其背后的黑暗现实制度，讽刺

也

就显得温婉、醇厚，不失客观写实的基本风格。叶绍钧“除了稳健的技巧之外，他的

作品还具有一份醇厚的感性，虽是孕育于当时流行的观念和态度中，却能不落俗套，不带陈

腔”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友联出版有限公司１９７９年版（据美国耶鲁

大学出版社1961年英文版）。

。

叶绍钧对灰色人生冷静客观的再现与同情讽刺兼具的风格，与契诃夫小说异曲同工。

而对卑琐小人物的刻画，又得陀斯妥耶夫斯基“抹布”情结的精髓。他的文字整饬、严谨、

平实、纯正，既无欧化的成分，又没有半文半白的现象，讲究规范化。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

和严肃的写作态度，使叶绍钧的文学作品为中国现代汉语的规范、纯洁作出了贡献。

叶绍钧还是现代中国童话的开山者。从1921年开始创作《小白船》到出版《稻草人》

（1

923）、《古代英雄的石像》（1931），鲁迅的评价是：“十来年前，叶绍钧先生的《稻草

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鲁迅：《译文序跋集·〈表〉译

者的话》，《鲁迅全集》第１０卷，第３９４页。

　　许地山（1893—1941），祖籍广东，出生于台湾省台南府，笔名落华生，又作落花生，

父亲是台湾近代著名的诗人许南英。许地山也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他的小说在“为

人生”的文学研究会作家中以传奇色彩独树一帜。

他的小说故事往往发生在缅甸（《命命鸟》）、印度（《商人妇》）、新加坡（《醍

醐天女》）、马来亚（《缀网劳蛛》）等异域，国内的“生活区”大多在闽、粤等地（《换

巢鸾凤》、《黄昏后》等），一切都呈现着馥郁清新的南国风情与异域色彩。其次是他小说

中的宗教氛围：法轮学校、涅、晚祷、讲经说法、极乐寺、放生池，还有

敏明、加陵以情

死为超度，尚洁以宗教精神对待生活中的不幸以及惜官的乐天知命、克己容人，都流溢出宗

教气息。在情节上，几乎都贯穿着一条爱情的线索，男女主人公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都相当

曲折离奇。异域色彩、宗教氛围、爱情线索的交织融合构成了许地山初期小说倾向于浪漫传

奇的三个主要因素，隐伏其下的是作者深沉的身世之痛、家国之思。

《命命鸟》讲述仰光一对青年男女——世家子加陵和俳优之女敏明——因爱情受到家

庭反

对，遂双双携手投湖殉情的故事，控诉了封建制度对青年的戕害，也流露出明显的消极出世

、重返极乐国土的宗教情绪， “好像新婚的男女携手入洞房那般自在”。故事的结局处理

得颇为别致，富于传奇性。

《商人妇》中的惜官、《缀网劳蛛》中的尚洁，都曾被丈夫遗弃，后历遭劫难、流落

异邦，但她们在命运的拨弄面前，以宗教的容忍心、苦乐观处事待人。惜官被发达致富的丈

夫卖给一个印度商人，在印度商人病故后，她又重游旧地。在她看来，“人间一切的事情本

来没有什么苦乐的分别，你造作时是苦，希望时是乐；临事时是苦，回想时是乐……”《缀

网劳蛛》里的尚洁，“表面看来是逆来顺受的弱者，实际上却是达天知命的强者”

陈平原：《饮过恒河圣水的奇人》，《走向世界文学》（曾小逸主编），第１０６

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缀

网劳蛛”包含了作者对人生的一种深刻独到的隐喻。他的小说里徘徊着释伽和基督的幽灵，

但在本质上，他从哲学角度来对待宗教，使作品颇富宗教哲理色彩

刘勇：《许地山创作中的宗教文化印迹和心态》，《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

》，第１１６—１２７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６月版。

，他也

因此而被称为“中国的夏多布里昂”。

许地山把对人生的思考探究推到了哲学的、形而上的境界。他真实的意图是从教义里

“拈取一片”，放进一个他自认为合理的人生观，而并没有把小说化为形象的宗教教义。他

“借用宗教的哲理，没有导向现实人生的否定，而是通过平衡心灵，净化情感，进一步强化

生存的意志和行动的欲望，这是许地山小说特殊的宗教色彩”。

陈平原：《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

年第3期。

作为宗教

学者，许地山小

说创作受印度文学与佛教思想的影响，他接受了泰戈尔的宗教思想与文艺观。难得的是，“

他把基督教的爱欲，佛教的明慧，近代文明与古旧情绪糅合在一处”沈从文：《

沫沫集·论落花生》，上海大东书局1934年版。，由此形成了他特异

的东方式的情调风格。茅盾认为，许地山在五四初期的作家中是“顶不回避现实的一人”茅盾：《落华生论》，《文学》第3卷第4期（1934年10月）。。

中篇小说《玉官》（1939）写一个甲午海战阵亡士兵的未亡人玉官，靠着坚韧的意志

顽强地生活下来的故事，但是，在她的灵魂中，却是对基督教义的虔信与对民族之恨的淡忘

，这集中地暴露了许地山创作思想的矛盾。

1934年发表的《春桃》和1940年发表的《铁鱼的鳃》标志着许地山创作的转向。《春

桃》刻画了一个在命运恶浪的拨弄面前不屈地驾驶着人生之舟的春桃。当兵匪战祸使春桃的

生活中同时出现了李茂和刘向高这两个男人的时候，这位朴实坚强、地位卑微的劳动妇女作

出了

自己勇敢的选择，她和两个男人开起了“三人公司”，以自己的生活逻辑来安排自己的命运

。春桃的性格在苦难命运的反衬下显得高洁华美。《铁鱼的鳃》以报国无门的科学家雷

教授的不幸遭遇为基干，全篇袒露着雷教授深沉执著的爱国情怀，风格苍劲坚实。这种变化

是许地山在抗战爆发后的香港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所留下的鲜明印迹。

许地山的小说资质清纯、独立不群，在新小说发展中占有特殊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