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是相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近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称谓。就其性质来说，它属于我国的断代文学史之一，还寓有类似“本朝”、“国朝”的国粹的时间含义在内，因而是一个开放性的体系，只有起点而没有终点，并不可避免地受到当代主流政治权力话语的规约和影响。按照一般的惯例，人们往往将1917年新文学革命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这30年左右的文学，称之为中国现代文学；将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降至今尚在延续的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称之为中国当代文学。不过，随着21世纪的到来，这样的划分与命名，近年来开始受到质疑。有人主张更换现当代文学名称，将现代文学称为“20世纪上半期文学”，将当代文学称为“20世纪后半期文学”等等，认为不能无限延伸地永远“当代”下去，没有一个底线。这一问题的解决，只是时间问题。但在目前尚无更好的命名出现之前，这里姑且沿用通行的“当代文学”的概念。

据有关文学史家研究，最早使用“当代文学”这一概念的，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文学研究机构和大学编写的文学史著作。它的提出，不仅是源于单纯的时间划分，同时也有着有关现阶段和未来文学性质的指认和预设的内涵。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以往几乎所有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中，都无不将当代文学称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以强化和凸显文学发展的目的性的表达。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显而易见，这种意识形态性的命名，实际上隐含了当代文学是一个更高的文学阶段的判断，它是对文学的社会政治属性而不是对文学所在的时间尤其是对文学自身的判断。当然，这是就总体而言，并非所有的文学史家都认同或完全认同这一判断，有的论者使用“当代文学”的概念，主要强调的还是其中的时间的指向。尤其是90年代以来出版的史著，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从学理上讲，这一概念内涵虽可质疑，但剔除其厚积的意识形态因素，却也有一定的合理性。至少就语义学和词源学角度来看，“近代”一词来自日语，为英语的modern的意译，与“现代”一词所指完全相同；而“当代”一词除了与英语contemporary同义，还寓有“本朝”之类的时间含义在内。所以，用“当代”来概括1949年以来的文学仍有其部分的理由。这种意识形态性和知识性的复杂掺和，正是当今学界歧义有之，却难以就“当代文学”的概念内涵达成共识的真正原因。

中国当代文学虽然是“当代”的精神创造活动，但从纵向角度考察，它无疑属于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与传统文学文化具有内在的血脉联系，在诸如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民众，以及文学的本质、功能、作用，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通俗化等方面均受到来自传统的深刻的影响。一定意义上，当代文学是古代文学在当代的延伸与富有创造性的转换。至于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那就更直接、更紧密了。这不仅表现在有许多现代作家，如郭沫若、巴金、老舍、曹禺、赵树理、孙犁、艾青、柳青等，通过他们的“跨代”创作活动，把现代文学的艺术传统直接带入当代文学，同时，还体现为现代文学确立的现代性的原则和目标，在当代文学中继续得到继承和阐扬。特别是2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和形成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40年代延安革命根据地的工农兵文学以及有关的文艺主张与创作实践，更是被当代文学作为根本的源泉继承下来，并以压倒一切的绝对权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和扩大。这样的结果，就必然地决定了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难以切割的特殊关系。它们彼此的经纬交织，构成了一部整体的、连续性的文学家族的谱系，一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

说到当代文学的整体性或曰整体性的当代文学，我们还不能不提及母体祖国大陆以外的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文学。这就涉及整体的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外部的空间格局问题。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加上地理环境的差异以及与大陆文学文化发展的相对间隔，台、港、澳地区的文学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走过了一条与祖国大陆的文学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它们有自身的运行轨迹，也有自己的特色追求。但从总体来看，毕竟是中华大文学、大文化的组成部分，与大陆母体文学文化之间形成一种相得益彰的互补关系。按照有的文学史家的观点，中国20世纪文学在空间分布上可分三大区域：共产党控制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文学、国民党统治区的文学以及沦陷区的殖民地文学。1949年以后，文学的基本格局没有变化，只是地域的面积变化了，共产党控制的地域扩大到整个大陆，国民党控制的地域缩小到台湾列岛，而回归前的香港、澳门地区的文学仍然伴有某种殖民地文化的特征。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绪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我们讲当代文学，是可以而且应该将上述三大区域的文学作为一个有机体，纳入宏观统一的视野之中进行整合研究的。历史的发展和观念的开放，已对当代文学史的编撰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它要求我们必须面对“两岸三地”(即海峡两岸，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澳门地区)的文学事实。

如此说来，本书所谓的“中国当代文学”，其实包括三层含义：首先，它是一个时间范畴的概念，特指1949年以来这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历史。其次，它还是一个空间范畴的概念，指的是发生在特定的社会主义历史语境中的中国大陆母体的文学，以及母体以外的台、港、澳地区文学。再次，它在一段时期内还被赋予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内涵，被定性为20世纪革命文学的最高级的文学阶段，成为社会主义体制内的唯一可以合法存在的形态和规范。这种情况，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才产生了根本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