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平召开了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大会听取并通过周恩来的政治报告和郭沫若的《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报告，通过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选出了由郭沫若任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的全国文联领导机构。在大会期间，茅盾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周扬作了《新的人民的文艺》即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周扬特别强调了解放区的文学传统：“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这些讲话、报告连同其他有关的发言和专文，全面总结了五四以来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确定了新时代的为工农兵服务、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文艺总方针。这是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文艺队伍的大会师，标志着文艺界的空前大团结和大统一。这次大会，明确了建国后文艺的方针、任务，起到了继承革命文艺传统，动员广大文艺工作者为创造新时代文艺而奋斗的重大历史作用。

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虽表明新政权领导下的文艺阵营已经建立，但它并不意味文学自身内部思想斗争的结束。当代文学的两大传统(五四新文学传统与解放区文学传统)在两位报告人(茅盾与周扬)的报告中分清了主次，然而这两种不同文学观念、创作实践却内在地存在着矛盾与冲突。这种矛盾与冲突不仅通过具有政治倾向的文代会从正面加以导向与定性，而且通过范围广泛的政治运动，树立典型进行反面的教育与纠正。

50年代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与批判以及此后一系列的文学批判运动，便开了以政治运动对待思想批判、文艺争鸣的先例，开始了以政治思想批判取代文艺论争的做法。《武训传》是一部传记体影片，于1950年12月在全国上演。主人公武训是清末真实的历史人物，他出生于山东的一个贫寒的家庭，终生以行乞来兴办义学，受到统治者的赏识，清朝皇帝曾褒奖他“乐善好施”。虽然在该影片的开场和结尾处，对武训也有所批判，但从总体上讲对这个人物还是基本肯定的。1951年3月，当影片在全国的影响不断升温之时，中共中央发文要求开展对这部电影的讨论，《人民日报》、《文艺报》等相继发表文章批评这部电影。5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社论特别指出对《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于是，从11月起，全国文艺界进行了范围广泛、声势浩大的整风学习运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文艺思想。

随后，1953年9月23日至10月7日，在北京举行了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接见了全体代表。周恩来作了题为《为总路线而奋斗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的报告；周扬的主报告题为《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他在报告中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确定为整个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强调作家必须首先写光明、写正面人物，认为“当前文艺创作的最重要的、最中心的任务是表现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同时反对人民的敌人……创造正面的英雄人物，是为了以这种人物去做人民的榜样，以这种积极的、先进的力量去和一切阻碍社会前进的反动的和落后的事物作斗争”。同时他还指出：“自电影《武训传》批判以后，我们对文艺创作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以及文艺创作中的粗制滥造、不负责任的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这是完全必要的。”这次大会，明确了文艺在过渡时期的任务，比较深入细致地研究了创作的有关问题，并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塑造英雄形象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对此后的文艺创作和批评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在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各个文学领域里，一种新的文学范式开始出现，那就是“颂歌”样式，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权力话语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1954、1955年，毛泽东先后发动的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风及其所谓的“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可以说是上述两大传统矛盾的又一次尖锐激烈的碰撞。深受五四熏陶的俞平伯一生研究《红楼梦》，是现代很有影响的一位红学家。解放后，他把写于20年代的《〈红楼梦〉辩》一书作了修改，更名为《〈红楼梦〉研究》，同时将集中发表的文章汇编成《〈红楼梦〉简论》出版。应该说，他在学术上有许多开创性的贡献，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而他的“红学”研究之所以酿成一场全国性的批判运动，主要原因在于他的研究方法乃至观念颇受胡适的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比较推崇实验和证据。在50年代特定的政治文化语境中，这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因此，当李希凡、蓝翎著文对此进行批评、质疑，便得到了毛泽东的大力支持。他在给中央政治局写信时指出：“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并强调要开展“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一场反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从针对俞平伯进而发展为针对胡适，由文艺界迅速扩大到全国思想战线，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

如果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多少还有点学术性质的话，那么1955年的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则带有非常浓厚的历史悲剧色彩了。胡风，一个在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诞生的左翼文学理论家，曾任“左联”的宣传部长、常务书记。在此期间，他曾替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与周扬等人的“国防文学”口号展开论战。抗战时期创办《七月》杂志，主编“七月诗丛”、“七月文丛”，团结和培养了一批诗人、作家。他把世界革命文艺理论及其实践经验与五四新文学战斗传统相结合，总结出了一套自成体系的文艺思想。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事实上早在40年代就已开始，当时重庆、香港等进步文艺界人士如邵荃麟、胡绳、乔木(乔冠华)等都曾对他的文艺观点进行批评。1952年5月，武汉《长江日报》首先发表舒芜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自我检讨在1945年《希望》上发表《论主观》等文章的错误。《人民日报》6月8日转载此文，并加“按语”：“《希望》这个刊物是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办的”，胡风等人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1953年，《文艺报》第2、3期分别刊发林默涵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了公开的批判。1954年7月，胡风为了让毛泽东直接了解自己的理论观点，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认识，向中共中央提交了长达30万字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书”)，从现实主义问题、创作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作家思想改造问题、题材问题与民族形式问题等五个方面系统地阐述自己的理论主张，并逐条反驳了林默涵、何其芳等对他的批判。胡风的理论自成体系，有其独到的深刻性。但这些理论观点与当时社会和政治的要求不相协调甚至有冲突。1955年1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作出决定：“将胡风的意见书印成专册，随同《文艺报》一二月合刊附发”，“供读者研究，以便展开讨论”。同年2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举行扩大会议，决定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批评，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批判运动，不久就被升格为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胡风不得已，遂在5月31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我的自我批评》一文作检讨。《人民日报》在发表他的文章的同时，公布了第一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随后陆续公布了第二、三批“材料”，并均加上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编者按语”。由此，在全国迅速掀起了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运动，对一切与胡风有关系、有过交往的人进行政治审查，将关系密切的定为“胡风分子”，逮捕入狱；直至1979年，中共中央才发文宣布“胡风反革命集团”为冤假错案，对胡风及其所涉及株连的人陆续予以平反。这是建国后文艺界历时最长的一场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