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6年到“文革”开始的1966年，这十年间，主流意识形态控制的文艺政策发生多次变化与调整。中国文坛受政治时局的影响，始终处在摇摆不定的状态。1956年，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但没过多久，就迎来了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1958年“大跃进”，人们似乎“意气风发”，然而在1959却又开展“反右倾”和批判“修正主义”运动；1961年刚刚调整了文艺政策，1962年又号召人们“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还进行“整风”和“四清”运动；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正式揭开了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56年5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文艺界因之受到极大的鼓舞。同月，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有知名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参加的会议，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代表中共中央对这一方针作了权威性的阐释，指出：“双百”方针“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同时说明这一方针的实施界限和范围，“是人民内部的自由”。这极大地鼓舞了当时的知识分子，使他们逐渐从胡风事件的阴霾里走出。理论家们也消除了顾虑，在短短几个月里，写出了许多有影响的文艺理论批评文章，如何直(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周勃的《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等，集中强调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及其对社会生活的积极干预，肯定了主体性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表达了对50年代以来日趋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的质疑和反思；巴人(王任叔)的《论人情》、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等，则对文学中的人性和人道主义进行了较深入的阐发，他们与有关典型、形象思维等问题的讨论一起，从另一个角度对文学创造中的教条主义和公式化倾向提出批评。这些不同观点或新的见解，对推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研究的深入，繁荣活跃文学创作，无疑起到了很有益的作用。

也是在1956年，我国文坛提出了“干预生活”的口号。这个口号的出现，是与现实生活和文学自身内部规律的发展密切相关的。9月，中共中央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及其对当时形势的正确分析，不仅为文艺的政治稳定和艺术民主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而且也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正视日益突出的人民内部矛盾以及工作中存在的缺点错误，充分发挥文艺的特殊功能效应，推动时代和社会前进。在此之前，苏联文艺界对“无冲突论”和“粉饰生活”现象的批判，以及特写《区委的日常生活》、《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等反映现实矛盾的作品被介绍到我国，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于是，在1956年前后，文学创作生机勃勃，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收。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李国文的《改选》等，均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大胆地干预生活，及时反映人民内部的复杂矛盾，揭露和批判官僚主义和其他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消极现象以及政治经济体制上存在的种种弊端。总之，此时的文学创作无论在反映生活的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有所拓进，现实主义的精神加强了，由片面单一的“颂歌”转为歌颂与暴露并重。

但上述这一良好发展趋势很快就中断了。1957年夏，政治形势突然发生逆转。4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全国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运动；5月，毛泽东撰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指出“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认为“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6月，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印发，《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7月，《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于是一场波及广泛的“反右”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中国作家协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丁玲、陈企霞、冯雪峰“反党集团”，拉开了文艺界“反右”运动的序幕，一大批作家、艺术家、理论家、编辑被打成“右派分子”，他们的文章也被定性为“大毒草”而遭到公开批判。“双百”方针竟然被曲解为“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政治斗争手段，结果致使全国有55万人被划为“右派”，其中大部分是知识分子。文艺界的这场扩大化了的“反右”斗争，使我国当代文学遭到极大的挫折。它不仅剥夺了大批有才华、有思想的作家的创作权利，而且严重地影响了当时及后来广大作家的创作心态与生存状况。他们在创作中普遍谨小慎微，如孙犁就谈到：“赵树理的作品从1956年以后，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因此，就失去了当年的年轻泼辣的力量。”孙犁：《谈赵树理》，1974年1月4日《天津日报》。

随后的1958年，在经济建设领域出现了不切实际的“大跃进”。忽视客观规律，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3月，毛泽东对我国新诗发展的道路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提出要收集民歌，开展采风活动；同时，提出“两结合”(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这种“两结合”在当时被认为是“最好的创作方法”。于是在“大跃进”的背景下，出现了数以万计的粗制滥造的“大跃进民歌”，它们绝大部分是对流行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政治观念的图解；而此时，来自知识分子的批评力量则几乎丧失殆尽。

1959年夏，在全国范围内又一次掀起了“反右倾”运动。它可看做是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在文学领域的一个曲折的反映。这场文艺批判主要是针对巴人(王任叔)为代表的“人性”、“人情”、“人道主义”观点以及李何林为代表的关于文艺批评标准和“写真实”观点。反映在社会现实层面，则出现了在全国高等院校里的所谓“拔白旗”、批“白专道路”运动，许多著名文学家、理论家受到公开批判。这一切，客观上也就为第三次文代会的召开定下了基调。

1960年7月22日至8月13日，第三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是在中苏关系恶化、国际反华势力嚣张、国内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左”的错误导致国民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召开的。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周扬和茅盾分别作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道路》、《我国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的报告。报告的中心是谈文学的方向和发展道路问题。周扬的报告再次阐释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他指出：“为工农兵服务，在今天就是要为千百万群众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党的总路线服务。”他认为“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最好的创作方法”，“这两种精神的结合，不只适用于文艺创作，也适用于文艺批评”。这次会议对“左”倾对文学造成的严重危害尚未认识清楚，仍强调“持续跃进”和加强“反修斗争”，一再肯定了第二次文代会以来的一系列文艺批判运动。

在文学界第三次文代会之后，直至“文革”，虽然中间也有文艺政策的调整，如1961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简称新侨会议)、故事片创作会议；1962年的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简称广州会议)；也出现了文艺界领导人总结经验教训，以文件的形式传达的《文艺八条》，甚至周恩来、陈毅等高层领导曾对文艺发表意在纠偏的讲话，但都无力挽救已经被政治运动严重伤害了的文艺事业，无力应对随后的更为严峻的政治形势。

1962年7、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开始强调阶级斗争。9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召开，由于“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毛泽东重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他在讲话里指出：“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这次会议标志着文艺形势的又一次巨大的动荡即将到来。

对文艺形势产生直接重大影响的是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他在1963年的第一个批示(毛泽东在中宣部文艺处编印的《情况汇报》上的批示)中指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中宣部、文化部直属的各文艺单位、文联各协会根据批示精神进行了历时半年的整风。1964年，毛泽东在中宣部整风总结的报告上作了第二次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批示下达后，在第一次整风范围内的单位、团体再度整风，文艺界不久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毒草的运动。毛泽东的两个批示几乎全盘否定了周扬等人领导的中宣部的工作。与此同时，他还亲自过问思想文化领域的每次“反修”批判运动，包括对田汉、夏衍、阳翰笙等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以及“写中间人物论”等理论的批判运动。愈演愈烈的极“左”路线，几乎宿命般地逼近了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指责《海瑞罢官》这部历史剧是“为彭德怀翻案”，是“反对三面红旗运动”。全国主要报纸均予转载，成为“文革”的导火线。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形成“纪要”，由江青、张春桥、陈伯达定稿，经由毛泽东审阅修改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下发。“纪要”内有“文艺黑线专政论”、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破除对30年代文艺的迷信等十条内容。其中“文艺黑线专政论”是其核心和要害，意指建国以来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并进而宣称要“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它第一次阐述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8月，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两个文件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文件，也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从此一场空前浩劫席卷全国。

十年“文革”期间，文艺界遭受灭顶之灾。先后被迫害致死的有作家老舍、赵树理、田汉、吴晗、杨朔、闻捷、魏金枝、陈翔鹤等，理论家叶以群、邵荃麟、邓拓、巴人等，翻译家傅雷，艺术家马连良、严凤英、蔡楚生、郑君里等。除了极少数“紧跟”者外，几乎所有的作家、艺术家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斗、打击，幸存者也都遭受到很大的身心摧残。“文革”伊始，“革命样板戏”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文艺作品。1966年，首次将《红灯记》、《沙家浜》等称为“江青同志”亲自培育的8个“革命现代样板作品”，后来逐渐增添到18个。在“样板戏”的推行过程中，形成了所谓的“三突出”创作原则，即“在所有的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创作上出现了大量的“瞒”与“骗”的反现实主义的作品。文学被强行纳入为极左政治路线摇旗呐喊的轨道，甚至堕为“阴谋文艺”。

在这一个特殊的政治高压的时期，作为人类良知的知识分子，不仅有遇罗克、张志新等的精英式的悲壮反抗，也有忍辱负重的坚毅担当；不仅有或隐或显的批判揭露，更有强烈的生命意识的苏醒。尤其是一批作家的秘密写作或曰潜在写作(如丰子恺、穆旦、牛汉、曾卓等散文和诗歌的写作)，为即将到来的新时期文学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这就使得五四新文学传统在阴霾之时仍不绝如缕，延续一线香火，同时年轻一代(如食指、赵振开等)也在时代风尘的磨砺之下不断得到锻炼成长。它预示了文学在以后的日子里萌生的令人惊诧、敬佩的价值重建。潜在写作的“存在意义不仅仅限于与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直接对立，而在于不论是老作家，还是年轻一代新人，他们都在那个价值失落的疯狂年代，找到了现代作家应有的写作立场：这就是相对于当下的所谓的红色主流文化的个人化的边缘立场，这不仅使他们找到了可以清醒地思索和看待现实问题的角度与视点，而且也找回了作者作为人文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传统，这是扭转当代中国作家与诗人多年来写作的‘政治迷失’、重建‘人文写作’的关键所在和真正的开端”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17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