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家简介：政治诗人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在20世纪20至40年代，他以诗人、学者、政治活动家三者并兼的身份，活跃在文学、历史学和政治斗争领域。到了50年代后，则主要是以一个国家领导人和社会活动家的身份出现。他的文学创作，特别是诗创作，基本上是他政治活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50年代以来，郭沫若出版了《新华颂》(1953)、《毛泽东的旗帜迎风飘扬》(1955)、《百花集》(1958)、《百花齐放》(1959)、《潮汐集》(1959，其中“潮集”收40年代旧作)、《长春集》(1959)、《骆驼集》(1959)、《蜀道奇》(1963)、《东风集》(1963)、《邕漓行》(1965)等。去世后由他人编选的有《沫若诗词选》、《东风第一枝》、《郭沫若游闽诗集》。他在五六十年代所写的作品中，旧体诗词约占1／3。

二、 评论文章选萃1． 关于《百花齐放》无论是对政治形势的配合，创作过程的“群众路线”，还是10天百首的“大跃进”速度，都十分吻合当时的“时代精神”，因而受到极高的推崇。比起作者前此一些由政治概念组成的诗，《百花齐放》有更多的形象具体性，而且，能够把自然界的100种花与当时流行的政治概念一一相连，虽说有些过于牵强附会，但也确实是很费心机，颇不容易。《百花齐放》的诗在结构上表现为“形象描述——政治概念”的公式，即从花的形态、肌理上某一特征的描述上升为对政治命题的说明……《百花齐放》可以说是开了从“大跃进”民歌到六七十年代时兴一时的简单比附的咏物诗的先河。(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第4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5月版)也许有人会说，这是文字游戏。如果真有这种想法，我认为是不对的。我们如果不反对文学作品中可以用植物或其他的东西加以人格化，以人的一切特征，展现在读者的眼前，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说这是文字游戏了。既然承认这是合符文字要求的，那么，我们也就无可否认，《百花》诗尽管吟咏的是花草，然而也并不失去它的文学意义……作者还给生物学家提供了一些资料。

(王绍明：《〈百花齐放〉试论》，《红岩》1995年第5期)2． 以政治价值为核心的诗歌创作

郭沫若热烈地关注着世界和我国政治生活重要时期以及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这些成为他的诗歌创作的素材。我们几乎可以在他作品的编年中，来寻找当代政治社会的重要事件的线索。他通过这些作品，歌颂新中国的成立，赞颂领导革命夺取政权的共产党和领袖们……强烈的政治激情，使他已置诗歌艺术于不顾。在他的诗集中，出现大量这样的标题：《史无前例的大事》、《庆亚太和会》、《记世界人民和平大会》、《访“毛泽东号”机车》、《纪念孙中山》、《先进生产者颂》……这些代替了他在20年代初《女神》中的“自我”形象和个性化的情感表现，是概念的堆砌和对事实的一般性描述……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成为他的诗创作的最高目的，他实践的正是这种以切近的政治价值为核心的诗歌主张。

(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第38—3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5月版) 他在建国后写的诗，除了《骆驼》、《玛娜娜》等少数诗外，多数是政策的图解。像《学文化》、《学科学》、《防治棉蚜歌》和《百花齐放》组诗等就是为配合政策和中心任务而写的，急功近利，味同嚼蜡。作为《女神》作者、新诗奠基人、曾经高举个性解放的旗帜写出热情奔放诗篇的诗人，把诗写成这个样子，不能不使人感到悲哀。

(孔范今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下］，第1078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9月版)三、 作家自述：“当一个留声机器”

诗歌应该是最犀利而有效的战斗武器，对友军是号角，对敌人则是炸弹。因此，写诗歌的人，首先便得要求他有严峻的阶级意识，革命意识，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为政治服务的意识。有了这些意识才能有真挚的战斗情绪，发而为诗歌也才能发挥武器的效果而成为现实主义的作品……形式可以有相对的自由，歌谣体，自由体，甚至旧诗体都可以写诗，只要意识正确，人民大众就能懂。但如所谓商籁体，豆腐干式的方块体，不遵守中国的语言习惯分行分节，则根本是脱离大众的东西，是应该摒弃的。为了使人民大众能懂，诗歌的语言选择应该大费苦心。

(郭沫若：《关于诗歌的一些意见》，《浙江文艺》1977年第6期) 我的“当一个留声机器”也正是要人不要去表现自我。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第7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口号标语诗也不失为诗的一种，做到好处也正好。它之所以受批判，是策略上的问题。假使社会的情况许可，那种露骨的诗正是大有价值的。尊重意识不必就是要你去叫口号，去做标语，但标语做得好，口号喊得好，也未始不好。事实上，标语和口号实在是最难做的，有经验的人自会知道。这层是应该亦请评者们注意的。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第18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今天的诗歌必然要以人民为本位，用人民的语言，写人民的意识，人民的情感，人民的要求，人民的行动。更具体地说，便要适应当前的局势，人民翻身，土地革命，反美帝，挖蒋根，而促其实现。

(郭沫若：《开拓新诗歌的路》，《郭沫若谈创作》，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我的看法是：不管浪漫主义或者是现实主义，只要是革命的就是好的。革命的浪漫主义，那是以浪漫主义为基调，和现实主义结合了，诗歌可能更多地发挥这种风格。革命的现实主义，那是以现实主义为基调，和浪漫主义结合了。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第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版)四、 编者评点：老诗人面临的艺术困惑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也对新诗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促成其产生新变。这个新变是以诗服务于政治，诗与现实生活、诗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新的诗歌观念的确立为前提的。所有迈入新中国门槛的诗人，都必须面对这一新的现实，接受时代的选择、检验和改造。因此，在新时代如何继续歌唱，就成了老一辈诗人首先面临的重大问题。这些老一辈的诗人大多是在民主革命时期登上诗坛，在或长或短的创作生涯中，大致在对社会、对人生的理解和情感体验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题材领域、艺术个性和创作风格。面对新的时代内容，他们普遍感到过去的感情积累和艺术积累，难以适应新的艺术观念所提出的要求。因此，他们或改变、更新、调整自己的创作个性；或转移到其他创作和实际工作中去，放弃诗歌创作；或继续坚持自己的风格个性，而因此遭到批评，被迫放弃诗歌创作……其中以郭沫若为首，臧克家、冯至、卞之琳、何其芳等老一辈诗人，都面临着这样的困惑。

对于郭沫若建国以后的诗歌创作，新时期以来的研究基本上采取了回避的方式。但是要全面评价郭沫若就不能只注意他建国前的创作，不能把对诗人的研究，局限于名作欣赏，而应该全方位地去审视。

五、 参考文献和思考题

1．参考文献

郭沫若：《新华颂》，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3月版。

郭沫若：《百花齐放》，人民日报出版社1958年7月版。

《沫若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3月版。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三、四、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8月版。

2．思考题

① 从《百花齐放》看郭沫若建国后以政治价值为核心的诗歌创作。

② 简述郭沫若后期诗歌的主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