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新民歌一、 作品简介：自上而下的群众诗歌运动

大跃进新民歌运动开始于1958年，是全国范围的一次大型的诗歌运动。它的出现是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产物，并反过来构成对1958年大跃进的配合和支持，因而带有明显的政治性质。从文学的角度看，它既是50年代以来对新诗在走向上进行规范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是经历了1957年反右派斗争之后，惶惑中的作家努力与那个时代取得一致的仅此一端的艺术选择。这次诗歌运动，对当代新诗和当代文学在一段时间内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1958年2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一些代表在发言中引用了一些歌谣化了的政治、生产口号，来说明工农业生产的“跃进”形势和群众的劳动干劲。诗人萧三挑选了其中一部分，集中在报刊上登出，并称它们是“最好的诗”(见1958年2月11日《人民日报》)。3月，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我国诗歌的发展道路，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并倡议在全国范围内搜集民歌，认为民歌是中国新诗的一条出路。根据这一倡议，《人民日报》于4月14日发表了《大规模搜集全国民歌》的社论，强调这是“一项极有价值的工作，它对于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首先是诗歌和歌曲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号召“需要用钻探机深入地挖掘诗歌的大地，使民谣、山歌、民间叙事诗等等像原油一样喷射出来”。此后，毛泽东在郑州会议和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又两次谈到搜集民歌问题，并谈到搜集的方法。《人民日报》于7月3日和8月2日，又相继发表了《要抓紧领导群众文艺工作》和《加强民间文艺工作》的社论，对汹涌开展的民歌创作、搜集运动进行政治领导。从4月开始，全国文联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地、县党委，都纷纷发出相应的通知，要求成立“采风”的组织和编选机构，开展规模浩大的“社会主义采风运动”，并强调“这是一项政治任务”。5月，当时分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以《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为题发言，把新民歌作为毛泽东提出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范例，对新民歌的思想艺术价值，及它对新诗发展的意义，都作了极高的评价，称它“开拓了民歌发展的新纪元，同时也开拓了我国诗歌的新道路”。在毛泽东的倡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新民歌创作，成为由领导部门发动、组织的一个自上而下的群众运动。

各地的新民歌运动，有的是举办各种赛诗会、民歌演唱会、诗歌展览会、诗擂台等等，以口头演唱、诵读为主；有的是开辟诗歌园地，名目有诗棚、诗亭、诗窗、诗栏、诗碑、田头山歌牌、献诗台等等；有的是成立各种组织，许多省、市、县、区、乡都召开了群众创作大会、文艺跃进大会、民间歌手大会等，成立各种“民歌创作组”。全国各地报纸、刊物，纷纷以大量篇幅刊登新民歌作品。新民歌的各种出版物数量惊人。“诗写在街头上，刻在石碑上，贴在车间、工地和高炉上。诗传单在全国飞舞。”徐迟：《1958年诗选》，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二、 评论文章选萃1. 新民歌的精神指向大跃进民歌反映了劳动群众不断高涨的革命干劲和生产热情，反过来又大大地鼓舞了这种干劲和热情，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新民歌成了工人、农民在车间或田头的政治鼓动诗，它们是生产斗争的武器，又是劳动群众自我创作、自我欣赏的艺术品。社会主义的精神渗透在这些民歌中。这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民歌；它开拓了民歌发展的新纪元，同时也开拓了我国诗歌的新道路……新民歌充满了这类大胆的幻想，火一般的热情和轻松愉快的幽默。作者们的想象力像脱缰之马一样地自由驰骋。他们神往于更加美好的未来生活。他们根据自己的革命经验和劳动经验，相信世界是可以改造的。他们正凭自己的双手在从事着这个改造世界的巨大工作。他们的幽默，就是相信自己正确，相信自己有力量，而蔑视敌人，蔑视困难的一种表示。他们敢于幻想，并且能够用自己的双手把幻想变成现实。这就是民歌中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的根源……劳动成了新民歌的支配一切的主题。诗劳动化了，劳动也诗化了。

(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红旗》1958年第1期)“种田要用好锄头，唱歌要选好歌手，如今歌手人人是，唱得长江水倒流。”从这首民歌的最后两句，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诗人众多，一个是诗歌众多，它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我们整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它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党的社会主义整风运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1958年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产物……大跃进以来的民歌，形式是多样的，风格是豪迈的，情感是真挚和强烈的。今天的民歌，质高量多，同时又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这不是劳动人民掌握了文化后来反映自己生活的有力的证据吗?

(新民歌研究组：《试谈新民歌产生的基础》，《开封师院学报》1960年第7期)2． 新民歌与我国诗歌的发展道路

有人认为民歌形式有局限性，不能充分表达现代生活中的感情，觉得还是自由诗好，也有人对自由诗采取排斥的态度，我以为这两种态度，都不免有点主观……现在新民歌实际上是在突破形式的限制，而且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承认新民歌形式有更主要的优越性的一面。它继承了古代人民诗歌中的优良传统，具有劳动的节奏，语言上的简练、明朗，易于上口，易于流传，所以劳动人民自然地选择这种形式来表现他们的劳动感情，如果仅仅用五言、七言这些理由，认为它有局限性，这是不能说服人的……我以为民歌应该是诗歌中的主流。我认为，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提倡民歌，在民歌和古典诗歌基础上发展新诗；我们不排斥自由诗的形式，而采取自由竞赛的方法，我们所反对的，是那种欧化的、矫揉造作的、没有生命的东西。

(邵荃麟：《民歌·浪漫主义·共产主义风格》，《文艺报》1958年第18期)我觉得去年的大跃进的新民歌，也和去年工农业的大跃进一样，最主要的并不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诗歌形式，而是指出了一条诗歌发展的道路：第一，它充分说明了从实际斗争(包括阶级斗争和对自然的斗争)产生的诗歌是生活内容最丰富的，它的语言也是最直接、最具有感染力量的；这是我们所有写诗的人都应该认清的事实，因此不但要深入提炼、吸收旧诗精粹语言的传统，而不是脱离这个基础来做。第二，它也充分显示了诗歌必须是可以歌咏的，是应当琅琅上口的；换句话说，诗歌必须要有起码的节奏或者格律。不过问题还不止这一点；新民歌歌唱性特别显出了我们常看见的那种诗与歌脱节的现象是不健康的。

(周煦良：《论民歌、自由诗和格律诗》，《文学评论1959年第3期》)3. 新民歌的形式、韵律与语言

文艺的韵律是同劳动生产分不开来的。从来的民歌民谣主要表现着农业生产的旋律，今天的大跃进之歌大部分也产生自农村，思想内容已有极大的跃进，但在形式和韵律上的变化不很大，基本上还是七言诗的调子。随着农业的机械化，农村的电气化，我相信将来的歌谣形式可能会发生较大的变革……这可能是歌谣的一种新形式，是以既成的歌谣体和旧诗词为基础的一种发展……这却是从农村里产生出来的歌，而韵律也差不多摆脱了固定的形式，更加生动活泼了，这里似乎显示着新诗的一个方向。

(郭沫若：《“大跃进之歌”序》，《诗刊》1958年第7期)新民歌的创作者也就是活跃在生产战线上的劳动者。因而读着新民歌，我们不仅感到生活的气息跃然纸上，也亲切地感到劳动集体的脉搏跳动，那是很自然的了……新民歌的语言是精练、朴素、生动、新鲜的，很富于形象性。像“汗水落地摔八辦”、“牵着淮河鼻子走”、“桃杏梨柿碰鼻梁”、“大红苹果落到嘴里头”，这样的诗句是很多的，有些是民间的口头语言。

(李霁野：《略谈新民歌》，《新港》1958年第11期)就民歌来说，形式也是多样的，决不能认为民歌就是一种单调的呆板的形式。主要是在传统的基础上来发展和创造诗歌的更完美的民族形式。

(邵荃麟：《民歌·浪漫主义·共产主义风格》，《文艺报》1958年第18期)三、 作家自述：我手写我心

写诗哪有窍门，就靠自己心里生，写出来是自己的心里话。要说得巧妙，别人见了才爱读，又对他有教育意义。

(王老五语，转引自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5月版)我是田间向日葵，主席亲自来栽培。根深叶茂长年绿，开花结果放光辉。

(王老五语，转引自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5月版)四、 编者评点：大跃进时代的民歌与民歌的大跃进

大跃进新民歌运动中产生了数以万计的作品，其中也不乏有一定思想艺术价值的诗歌存在。各地开展的民间民谣搜集、整理、出版及研究工作，应该说也是有意义的。大跃进的新民歌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但是，在给后人提供了若干了解当时政治、经济情势和社会思潮的资料的同时，从思想艺术倾向上看，这一时期的新民歌既无法从美学和诗歌艺术的层面上给予估价，在最重要的基本点上，也失去了它作为“民歌”、“民间文学”的性质。严格地讲，新民歌已不是人民自发的创造，在实质上它已经成为当时实施的政策和流行的政治口号的命题作诗，失去了民间创作的特征。诗作反映的内容也是些浮夸的虚假的现象，它按照统一的思想和艺术格式生产，并在发表过程中，经过了各级干部和文人的加工，因此，很难表现出民间诗歌的单纯、质朴、清新的特点，创作手法也颇相似。

当然不容否认，大跃进新民歌也扶植了不少的民间歌手。他们的出现被视为工农兵走上诗坛的壮举。其中的代表有：王老五、霍满生、殷光兰、李跟宝、黄孝生、刘章等。他们既受民间创作方面的影响，也受到了古典诗歌和五四以来新诗传统的影响，给诗坛带来了一股新风。

天安门诗歌一、 作品简介：来自“广场”的呐喊

1976年清明前后，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了一场波澜壮阔、震惊中外的群众性的革命文艺运动，这就是天安门诗歌运动。

天安门诗歌运动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刻的历史背景。1976年，周总理与世长辞，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无比悲痛。然而“四人帮”却不择手段地压制和阻挠人民悼念周总理的活动。1976年3月25日的《文汇报》，在报道批林批孔的文章《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中，又提出“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散布流言，继续陷害周总理。“四人帮”的行为激怒了全国人民。在北京、南京、郑州、西安以及其他一些城市的悼念总理的活动中，不仅有黑纱、有花圈，也有诗词和演讲，矛头对准了“四人帮”。这种形势发展到了清明节前夕，在天安门广场形成了悼念高潮。那几天，汇聚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后有数百万人次，他们将诗词贴在纪念碑的汉白玉栏杆上，贴在广场的灯柱上，挂在松柏枝叶间，还有的写在花圈的缎带上，并在人民群众中朗诵。有些人当场将诗词谱曲，带领群众歌唱，很快形成了千百万群众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示威活动。但是，“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天安门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天安门诗歌被定为“反革命诗歌”，参加“四五”运动的广大群众遭到镇压，天安门诗歌的作者、抄者和朗诵者都受到清查和迫害。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昭雪，天安门诗歌才重见天日。

粉碎“四人帮”之后，童怀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16位同志的集体化名)把自己抄录、收藏和征集的大量诗词编辑成《天安门诗抄》，于1978年1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天安门诗抄》共分三辑：第一辑收诗、词、曲、挽联；第二辑收新体诗；第三辑收悼词、祭词、誓词、散文诗等。

二、 评论文章选萃1． 来不及雕琢的悲壮政治诗天安门诗歌，首先是一场政治斗争，是一曲悲壮的政治史诗；同时它本身又是一部光彩夺目的诗史，是一次规模最大的群众文艺运动……

在天安门革命运动中，人民的意志、人民的愿望、人民的爱憎、人民的选择、人心的向背，这些具有极其严肃政治内容的问题，大多是凝聚成诗的语言，通过艺术形式，主要是通过诗歌的形式表达出来的……

在文艺界，常常有人把作品的政治性和艺术性对立起来，以为概念化、公式化和标语口号化，是强调政治的结果。天安门的诗歌运动，对这种观点作了最有说服力的回答。天安门诗歌是政治诗，并且是最尖锐、最严肃的政治诗，但是能够说这些诗歌缺乏艺术感染力吗?这些用血和泪谱写出来的诗篇，凝结了亿万人民的共同心声，拨动了每个人的心弦，在人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难道其中不包括它本身的巨大艺术力量吗？

(戚方：《艺术是属于人民的——谈天安门诗歌的历史意义》，《文艺报》1979年第1期)天安门诗歌不是一般的诗歌，它是应着斗争需要而发出的呐喊和呼号。它的作者们当时的写诗以及决定张贴出来，它的读者们当时的吟咏、传抄，以及随后冒着风险收藏、保护，都不能以正常时日的诗创作视之。它是一种战斗，它是一种的的确确、切切实实的战斗。这些诗，与其说它是艺术品，不如说它是来不及琢磨的武器。拿一般的艺术品去要求它，不尽合适，也未必公允。《天安门诗抄》给我们的启示，首先是、而且主要是政治内容方面的，诗歌作为武器的现实作用方面的。

(谢冕：《人民的心碑——论〈天安门诗抄〉》，《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天安门诗歌”的意义，主要是在政治方面……如果从艺术的角度来观察这一诗歌运动，“天安门诗歌”也从另一个角度给我们以启示。当把诗单纯作为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或武器来对待时，写作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政治意念，大体上不会有强烈的“艺术创造意识”。即使她所服膺的政治目标是正确的，符合大多数人的愿望和历史的发展趋向，这种“艺术创造意识”的淡漠仍是必然的。它再次表露了我们诗坛长期所信奉的“工具论”的矛盾。诚然，对于主要出自不知名姓的群众之手的，也不可能有充裕时间进行琢磨、锤炼的“天安门诗歌”，它在艺术上比较粗糙是可以理解和谅解的，对它提出过分的艺术苛求，既不现实，也无必要。但是，如果因此可以作为我们诗歌的楷模，则仍然是一种用政治替代艺术的值得讨论的观点。这种观念的推行，不仅不会给诗歌艺术的发展带来好处，相反倒可能造成艺术发展的障碍。

(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第2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5月版)2． 独特的古诗文运动

几十年来，文艺界反复讨论旧体诗和新诗的改革问题。出路在哪里?天安门诗歌用具体的艺术实践作了最好的回答。仅就这一点不就说明了天安门诗歌的巨大艺术贡献吗?

(郑汶：《学习天安门诗歌的彻底革命精神——祝贺〈天安门诗抄〉编辑出版》，《文艺报》1978年第6期)必须指出，天安门诗词，在诗歌艺术上也是有其独特的创造和贡献的。天安门诗歌中，有充满革命激情的战歌，有充满深情的抒情诗，也有嬉笑怒骂的讽刺诗；有古体诗，也有现代诗歌，充分表现了风格和体裁的多样化。与此同时，在这个诗歌运动中，又形成了一种共同的天安门诗歌的独特风格。它将在当前以及将来的政治生活中和文艺创作中，发生深远的影响……在天安门事件中，还有一个特别发人深思的文艺现象。那就是一向被认为不适于表达新思想、新感情，容易束缚青年的旧体诗，却在天安门诗歌中占了极大的比例。人民运用了这种艺术形式，充分发挥了它的长处，写出了大量战斗性很强的优秀诗篇，从而突破了这种古老艺术形式对思想的束缚，使它获得了新的强大的艺术生命力。

(戚方：《艺术是属于人民的——谈天安门诗歌的历史意义》，《文艺报》1979年第1期)这确是一次突发的古诗文运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古文运动，然而没有这次具有这样急切的紧迫感，自然也没有达到有如此巨大的现实政治意义。产生这个运动的政治历史和社会心理的原因是深刻的……“四五”诗歌运动在审美范畴中所体现出的那种苏醒，实际上是很短暂、有限甚至是肤浅的，因为几个月以后，伴随着政治状态的根本变化，一个崭新的以建设和开发为特征的时代开始了。文学第一次获得向内反思的权利，也第一次获得了向外探视的可能，这两方面的现实使命和任务，迫使文学不能沉溺留恋在古诗文运动中，必须走向当代，必须走向世界。“四五”诗歌运动，这一次短暂勃发的古诗文运动，却以其现实主义传统的第一次恢复和传统审美意识的第一次苏醒而十分有意义于新时期十年文学的发展。

(宋耀良：《十年文学主潮》，第35—4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7月版)3． 语言形式与民间色彩

就诗的语言而言，有的华丽，有的典雅，有的婉约，格调各不相同，因为它的作者也各不相同。尽管有种种不同，它的语言的最主要的、最基本特色是质朴真纯，是粗犷的喊叫，是通俗、生动、泼辣。它是群众的创作，因而，心中怎么想，口中怎么说，就成了它的突出特点——口语入诗……

《诗抄》来自群众，自然就带有浓郁的民间色彩，带有群众喜闻乐见的作风气派。群众不熟悉、不喜欢的词汇、形式和格式，群众就不会采取，他们采取的总是他们以为是最合适的和美的。在群众创作中，诗歌群众化的问题自然地得到了解决。这么多的诗人和诗作，又吸引了这么多的诗的读者，这正是诗走向群众的一个极其壮观的场面。

(谢冕：《人民的心碑——论〈天安门诗抄〉》，《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真正实现了诗歌形式上的百花齐放……一些优秀诗篇蕴涵了多姿多彩的诗的意境……一些优秀诗篇富有独具特色的语言……其语言在寄托哀思时，朴实，深沉；在表明斗志时，雄浑，坚实；在刺向敌人时，锋利，峭拔；在展望未来时，乐观，豪放……它恢复和发展了我国当代文学上的革命现实主义优秀传统。

(彭礼贤：《“四五”运动与五四诗歌：纪念天安门诗歌十周年》，《吉安师专学报》1986年第1期)三、 作家自述：“愤怒出诗人”

“愤怒出诗人。”愤怒的人民以诗词为武器，向“四人帮”呼啸着发起了冲锋，无情地揭露了这些政治流氓、江湖骗子的丑恶嘴脸，同时沉痛悼念和尽情歌颂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周总理，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时真是“诵者声泪俱下，抄者废寝忘餐”。一首诗词是一把匕首，无不击中了“四人帮”的要害。一首诗词是一把火炬，使人们对“四人帮”的满腔仇恨烧得更旺。这些凝聚着革命人民的血和泪的诗词，无不出自作者们灵魂深处的呐喊，因此具有强烈的战斗力和艺术感染力。革命群众看了愈益斗志昂扬，敌人看了则心惊肉跳，坐立不安；真正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巨大作用。

(童怀周：《革命人民的呐喊——〈天安门诗抄〉前言》，1978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尽管抄诗的一些群众被围殴打甚至深陷囹圄，诗词被当场撕毁或抄走，但勇敢机智的人民还是想方设法把天安门诗歌保存了下来。人民群众珍藏诗歌的巧妙办法有许许多多，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物中藏诗，诗中藏诗，心中藏诗……人民群众是最公正的评论员。早在1976年清明前后，群众就以刀丛采风、巧妙珍藏等实际行动，对天安门诗词作出了高度评价。当时有人作诗赞道：“敢有歌吟动地哀，‘四五’诗词溢情才”，“碑高千丈诗万首，篇篇惊雷云中吼”。这些惊雷般的战斗诗篇，不仅当时震撼着人民群众的心，而且至今还拨动着人民的心弦。

(童怀周：《自有人民写春秋》，《文学评论》1978年第9期)在关系着祖国命运的时刻，谁能沉默?革命青年不正是要在这样的时刻站出来宣战、冲杀!革命先辈不怕抛头颅、洒热血，我们还怕什么遭受迫害!“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我正是这样怀着难以抑制的悲忿，把事先写好的几首诗，在四月初的那几天内，贴到了纪念碑上。

(王立山：《扬眉剑出鞘》，1978年11月11日《中国青年报》)“四人帮”把我关进了牢房。但是他们只能囚住我的身，不能囚住我的心。想到当时全国人民、首都人民和青年，同“四人帮”战斗的情景，感到浑身都是劲。我文化不高，平时极少写诗。这时，却有许多话要说、要写……我只有把满腹的激愤，凝成短短的句子，反复在心里默颂，用它诅咒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抒发对战友的怀念，也借此鼓舞自己继续战斗的勇气。

(贺延光：《囚身牢底无寂寞》，1978年11月11日《中国青年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后，“四人帮”一伙对周总理的无耻攻击和对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的种种压制，使我怒火满腔!也正是从这些事情里，我提高了觉悟，看清了敌人。我想到，这不仅是正确对待周总理的问题，还必须警惕有人反对毛主席，要警惕篡党夺权。但是这场严重斗争用不上枪也用不上炮，我决心学会用革命的诗歌为武器，去进行斗争。为了悼念敬爱的周总理，为了声讨那些与周总理和人民为敌的丑类，为了人民的未来，我决心要写，一定要写好。

(景晓东：《满腔悲忿写〈告别〉》，1978年11月11日《中国青年报》)四、 编者评点：诗从讲真话、抒真情开始

天安门诗歌运动是一场真正的群众革命文艺运动。参加群众广泛，声势浩大，战斗力强，影响深远。其意义主要在于，在政治上，它为最后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群众自发地把诗歌当做武器，发挥了文学组织群众、激励抗暴的作用。“‘四人帮’篡党夺权首先从文艺战线开刀，人民则用文艺的重锤敲响了他们覆灭的丧钟。”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文艺报》1979年第11、12期。另一方面，它又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天安门诗歌是在不许人民说话的高压下被迫发出的战斗呼喊，是在不准歌吟的情况下无顾忌的引颈高歌。它是开展思想解放运动的开端。在文艺上，它为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尤其是诗歌创作的繁荣，提供了宝贵的启示。首先，文艺要讲实话、抒真情，力求真实性与倾向性的统一，恢复并坚持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天安门诗歌表现人民的理想和愿望，抒发人民真情，扫荡着一切瞒和骗的文艺。其次，文艺创作必须在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文艺方向的前提下，可以而且应该进行题材、形式和风格的多样化。天安门诗歌在诗体上是百花齐放的。有诗、有词、有曲，诗有格律诗、自由诗、散文诗，形式和风格多样，较好地为思想内容服务。此外，天安门诗歌运动也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如：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主观意志和客观规律的关系，传统资源与现代意识的关系等等。

五、 参考文献和思考题

1.参考文献

天鹰：《1958年中国民歌运动》，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10月版。

童怀周：《天安门诗抄》，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2月版。

2．思考题

① 从大跃进新民歌和天安门诗歌运动看文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② 试述天安门诗歌运动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