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50至70年代，散文是个涵盖面广泛的体裁概念，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散文指的是所谓“抒情性”散文，以抒发感情为主的艺术性的散体篇章，也称之为“艺术”散文。广义的散文概念，还包括叙事性的具有文学性的通讯、报告(特写、报告文学)，也包括以议论性为主的文学性短论(杂文、杂感等)。文学性的回忆录、人物传记等，有时也被列入散文的范围之内。

当代的散文作家中，有不少是偶一为之的“业余”散文作家，他们的主要身份是小说家、剧作家、诗人、理论家、艺术家、学者、教授等，如沈从文、赵树理、老舍、曹禺、冯雪峰、侯金镜、丰子恺、黄苗子、常书鸿等。同时又有一批“专业”散文作家，以散文写作为重要方面，成就也突出，如杨朔、刘白羽从写小说、通讯转向写散文；袁鹰、魏钢焰从写诗转向写散文；秦牧写作兴趣广泛，却明显主攻散文；被归入“专业”散文作家行列的还有菡子、碧野、郭风、柯蓝、陈残云、林遐、何为等。另外，冰心、巴金、吴伯箫、曹靖华等老作家，邓拓、翦伯赞等学者，以散文写作的数量和成就而论，也可归入“专业”散文作家之列。

一、 抒情散文的两次高潮

17年期间，抒情散文有两次创作高潮。第一次发生在1956年和次年的一段时间里，有一批优秀作品集中问世，如老舍的《养花》、丰子恺的《庐山面目》、秦牧的《社稷坛抒情》、杨朔的《香山红叶》、魏巍的《我的老师》、周立波的《灯》、姚雪垠的《惠泉吃茶记》、碧野的《天山景物记》、万全的《搪瓷茶缸》、徐开垒的《竞赛》、方令孺的《在山阴道上》、钦文的《鉴湖风景如画》、叶圣陶的《游了三个湖》、端木蕻良的《传说》、沈从文的《天安门前》、茅盾的《斯德哥尔摩杂记》、峻青的《欧行书简》等。在抒情散文的第一次创作高潮中，涌现的作品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建国来六年的总和，而且表现出作家要回到个人性情、体验上的努力，并探索个性化的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杨朔发表了《香山红叶》，标志他由“通讯特写”走上了“抒情散文”之路；秦牧发表了《社稷坛抒情》，创作从“杂文”转向了“散文”；魏巍发表了《我的老师》，一改过去的“报道气”而透出了“散文味”。另外，何为的《第二次考试》、白桦的《洛阳灯火》、筱石的《入学》等显示出散文“小说化”的艺术尝试。

第二次发生在1961年，并延续至1962年上半年。1961年年初，《人民日报》开设“笔谈散文”专栏，对散文进行讨论。随后，《文艺报》、《文汇报》、《光明日报》、《长江文艺》等起而响应。老舍、冰心、李健吾、吴伯箫、秦牧等踊跃参加“笔谈”。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对散文创作和理论问题的全面讨论。同时。《人民文学》、《人民日报》、《文汇报》、《红旗》等辟出阵地，登载了一批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作品。如《人民文学》上刘白羽的《长江三日》、杨朔的《茶花赋》、冰心的《樱花赞》；《人民日报》上曹靖华的《花》、刘白羽的《红玛瑙》、杨朔的《荔枝蜜》；《红旗》上杨朔的《雪浪花》等作品。在其他报刊上发表的有秦牧的《古战场春晓》、吴伯箫的《菜园小记》、曹靖华的《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巴金的《从镰仓带回的照片》等。还有郭沫若、茅盾、孙犁、柯蓝、叶君健、何为、袁鹰等作家也都发表了散文作品。同时又有一批散文集出版，如秦牧的《花城》、杨朔的《东风第一枝》、刘白羽的《红玛瑙集》、冰心的《樱花赞》，以及周立波选编的《1959—1961散文特写选》、川岛主编的散文选集《雪浪花》等。由于散文的理论建设和创作成果双双获得丰收，以至于1961年被人们称作“散文年”。当时，散文作家在探索个性化的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上，普遍重视借鉴我国古代散文和五四以来散文小品的艺术经验，注重于诗意的捕捉、情感的抒发和语言的锤炼。但是在另一方面，却普遍存在着隐藏作家自我、淡化个人性情的通病，使得散文创作的发展空间受到了限制。

“文革”期间的抒情散文创作极为萧条。极其少量的作家做过艰苦的努力，例如谢璞的散文集《珍珠赋》，以诗意的构思和激情的笔调抒写了洞庭湖的新面貌。

二、 报告文学的涌动

50年代初，报告文学走在最前面，率先掀起了创作高潮。报告抗美援朝的英雄事迹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喜人成绩成为两大主题。抗美援朝期间，作家们奔赴朝鲜前线，深入战地慰问、采访和写作，诞生了两部大型的军事通讯报告集：《朝鲜通讯报告选》，全书3辑109篇作品；《志愿军一日》，全书4编426篇作品。在这些通讯中，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影响最大。此外，巴金的《生活在英雄们中间》、刘白羽的《英雄平壤城》、华山的《歼灭性的打击》、靳以的《耸天的白杨》、菡子的《和平博物馆》、黄钢的《最后胜利的预告》、老舍的《无名高地有了名》等，也都是感人之作。报告经济建设所获得的巨大成就的作品汇辑成两部大型专集：《祖国在前进》收文75篇，集辑了新华社记者为庆贺建国三周年所写的一批经济建设通讯；《经济建设通讯报告选》选文123篇，辑录了开国至1954年各主要报刊上报道经济建设的一些优秀文章。那些报道工业、农业和边疆建设等的作品中，主要的有刘白羽的《从富拉尔基到齐齐哈尔》、杨朔的《石油城》、柳青的《一九五五年秋天在皇甫村》、靳以的《到佛子岭去》、李若冰的《陕北札记》等。

1956年，在“双百”方针和苏联“批评特写”的影响下，出现了一批“干预生活”的特写作品。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等，打破了“讴歌文学”的一统天下，及时地发现了沸腾生活中潜藏的暗流，真实地揭露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合理现象。

1958年，《文艺报》开辟了“大家来写报告文学”专栏，并发表专论《大搞报告文学》。作家们下厂下乡下兵营，写出了一批好的作品，如巴金等的《创造奇迹的时代》、房树民等的《向秀丽》、郭光的《英雄列车》、王石等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徐迟的《祁连山下》等。但是，这个阶段的报告文学创作中也有明显的虚假和浮夸的不良倾向。

1963年，人民日报社、中国作家协会举行报告文学创作座谈会，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关于报告文学的专门会议。此后3年中报告文学又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其中较突出的作品有：崔家骏等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郭小川等的《无产阶级战士的高尚风格》、袁木等的《大庆精神大庆人》、孙谦的《大寨英雄谱》、魏钢焰的《红桃是怎样开的》、黄宗英的《小丫扛大旗》、穆青等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等。

“文革”期间，至1969年以后才有报告文学出现，如《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们来自好八连》、《来自坦赞铁路的报告》、《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王进喜》等。这些作品虽然写的都是工农兵的事迹或祖国建设的新成就，但是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大都存在着一些问题甚至严重的问题。

三、 杂文的沉浮

建国初始，聂绀弩就写下一批讽刺性杂文，用以回击中外反动派对新中国的污蔑和诽谤；夏衍在《新民晚报》上开辟杂文专栏“灯下闲话”，歌颂新中国的变化和取得的成就。稍后出现了针对人们思想问题或论说革命道理的“思想杂谈”一类的杂文，影响最大的是陈笑雨、郭小川、张铁夫三人以合用的笔名“马铁丁”在《长江日报》副刊上主持的杂文专栏“思想杂谈”，文章说理形象、分析透彻，但是缺乏辛辣的杂文味。

1956年，杂文也有了一个蓬勃开展的局面。这一年，《人民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等先后开出了杂文专栏，吸引了不少著名的作家为其撰稿。茅盾、夏衍、巴金、叶圣陶、唐弢、吴祖光、邓拓、林淡秋、舒芜、秦似、蓝翎、邵燕祥等都加入了杂文写作的行列。夏衍的《“废名论”存疑》、唐弢的《“言论老生”》、巴人的《况钟的笔》、秦似的《比大和比小》、叶圣陶的《老爷说的没错》、严秀的《九斤老太论》等都堪称精品，以生动的形象和锋利的文字，对官僚主义、保守主义、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和不良作风，进行了鞭辟入里的针砭和讽刺，显示了杂文小品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生命力和战斗力。辍笔多年的徐懋庸是这次杂文振兴中的代表作家，他写下了《真理归于谁家》、《不要怕民主》等一百多篇颇有分量的杂文，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发挥了杂文的讽刺艺术。徐懋庸又发表了引起争议的《小品文的新危机》一文。不久，《文艺报》举办了杂文写作问题的讨论会。《人民日报》、《文汇报》、《新华日报》等都发表了讨论文章。而随着1957年反右斗争的到来，杂文的发展夭折了。

60年代初，杂文写作又一度活跃。邓拓是这个时期杂文写作的代表，他以“马南邨”为笔名从1961年3月起在《北京晚报》上开设“燕山夜话”专栏。同年10月，又由他发起与吴晗、廖沫沙以共同的笔名“吴南星”在《前线》杂志上开辟“三家村札记”专栏。邓拓等通常从介绍历史故事入手，针对现实发表议论，将思想性、知识性和艺术性结合起来。1962年5月，《人民日报》的副刊上辟出“长短录”专栏，由陈笑雨主持，约请夏衍、吴晗、廖沫沙、孟超、唐弢等为专栏撰稿。60年代初的杂文大都以古论今、旁敲侧击，向人们灌输知识道理，同时又提倡讲科学、讲民主的作风。然而这些作品实际上大多是知识小品、札记、随笔，即使有些“杂文”，也是文笔肖似而锋芒大减了。1962年9月以后，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刚刚活跃起来的杂文创作从此又日趋艰难了。四、 史传文学的生长

在五六十年代，史传文学(人物传记、革命回忆录等)得到大力提倡。50年代前期，侧重于记写英雄人物，如柯蓝等的《不死的王孝和》、黄钢的《革命母亲夏娘娘》、韩希梁的《黄继光》等，还有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高玉宝的《高玉宝》等文学自传。《欣慰的纪念》是建国后出版的第一本鲁迅传记，由许广平在鲁迅逝世后发表的一些零星的感想和片段的回忆组成。

1956至1965年，史传文学逐渐地成为有计划、有组织的写作活动，形成了持续的创作繁荣。195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志愿军英雄传》是建国后第一部集体创作的作品，也是当代传记文学中第一部重要的作品。全书三辑，收录了64位英雄、模范、功臣的事迹，作者绝大多数是部队里的军事或政工人员。随后是大型作品集《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的组织撰写。《红旗飘飘》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一套革命回忆录丛刊，1957年创刊，至“文革”前出版了16集。作者大多是参加过革命斗争的老干部。其中的作品有：傅连璋的《毛主席在于都》、魏国禄的《跟随周恩来副主席长征》、杨得志的《大渡河畔英雄多》、杨成武的《飞夺泸定桥》以及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的《在烈火中永生》等。《星火燎原》是一套回忆中国人民军队建军以来的英雄业绩和光辉历程的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从1958至1965年出版到第10集(其中第5、8集因故未能出版)。该丛书中的作品有：罗荣桓的《秋收起义与红军初创时期》、刘伯承的《回顾长征》、陈毅的《江南抗战之春》、杨尚奎的《艰难的岁月》等。此外，单行本的革命回忆录中流传较广的有陶承的《我的一家》、陈昌奉的《跟随毛主席长征》、缪敏的《方志敏战斗的一生》、杨植霖的《王若飞在狱中》等。1958年，在群众文艺运动中兴起了文艺性“三史”(公社史、工厂史、部队史)的写作，记写劳动人民的血泪史、斗争史、翻身史和幸福史。

进入60年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组织多方面人士撰写回忆录和自传，大多辑成了《文史资料选辑》，由中华书局在1960至1965年间陆续出版。这些作品回忆了从晚清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约半个世纪里发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里的历史事件，也包括宫廷秘闻、政治内幕、名人轶事等。作品写作目的大多意在保存史料，有些作品也具文学性。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溥仪的《我的前半生》。1961年起，周作人应在香港的老友曹聚仁的约请，写作了《知堂回想录》。

“文革”期间，陈毅、谭震林、肖克等同志写下一些革命回忆录，用铁的事实揭发了林彪在历史上的问题，但未能正式发表。彭德怀的《自述》也写于其时，后于1982年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