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家简介：政治型的杂文家

邓拓(1912—1966)，原名邓子建，福建闽侯(今福州)人。1929年秋考入上海光华大学政治法律系。1930年加入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此后一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同时研究中国历史，1937年出版历史著作《中国救荒史》。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晋察冀边区创办《抗敌报》，后改名《晋察冀时报》，担任社长兼总编辑，撰写了大量的社论，并发表通讯报道、散文和诗歌。1945年，主编我国第一部《毛泽东选集》。

解放后，邓拓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又创作散文和诗歌。1958年调任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兼任理论刊物《前线》主编，同时研究明清史论。1961年3月在《北京晚报》副刊上开辟“燕山夜话”专栏，以笔名“马南邨”写作杂文，从开篇《生命的三分之一》至1962年9月的《三十六计》止，共153篇。1961年9月，又与吴晗、廖沫沙在《前线》杂志开辟“三家村札记”专栏，三人共用笔名“吴南星”(“吴”是吴晗；“南”是马南邨即邓拓；“星”是繁星即廖沫沙)发表杂文。至1964年7月共发表的65篇杂文中，吴晗写有《古人的业余学习》、《神仙会和百家争鸣》等21篇；邓拓写有《伟大的空话》、《专治“健忘症”》等18篇；廖沫沙写有《从走路和摔跤学起》、《志欲大而心欲小》等21篇；他人代写5篇。“文革”爆发后，林彪、江青一伙制造了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邓拓被诬为“三家村主将”，遭受残酷迫害，于1966年5月18日含冤辞世。1979年，“三家村”冤案得到彻底平反，邓拓的作品重新与读者见面。

邓拓以杂文写作享誉文坛，主要的有《生命的三分之一》、《欢迎“杂家”》、《一个鸡蛋的家当》、《事事关心》、《说大话的故事》(以上《燕山夜话》)、《伟大的空话》、《专治“健忘症”》等(以上《三家村札记》)。其他较有影响的是：特写《访“葡萄常”》、《陈仓道上》；游记《令人怀恋的漓江》、《一个新发现的神话世界》；抒情散文《可贵的山茶花》等。邓拓和他的杂文的命运极其坎坷，他通过写杂文来传播知识和曲折地批评时弊，却经历了一场最大的“文字狱”。新时期以来，人们肯定他在十分困难的时候说出了一些真话，也称道他知识的广博和对知识的灵活运用。

二、 评论文章选萃1．关于《燕山夜话》《夜话》中150多篇文章，内容的确很杂，有读书的态度、目的和方法，有革命的思想、作风和修养，有社会、历史和自然的科学知识，甚至有养蚕、养蜂、养牛、养狗、养猫等等。这些杂文并不一定是完美无瑕的，有的也难免有片面性和不够确切的地方；但是它们没有油腔滑调，没有八股气味，也没有“假大空”的毛病。每篇文章都提出一个问题，力求有观点、有材料、有分析，其中大都是针对时弊而发的。这本杂文集最突出的特点，我觉得就是在“左”倾思潮日益滋长和传播的形势下，思想比较解放，眼界比较开阔，提倡实事求是，提倡科学与民主，用锋利的杂文笔法同“左”倾思潮作斗争。

(沙英：《重读〈燕山夜话〉杂感》，《人文杂志》1981年第1期)和那种以辛辣的讽刺见长的杂文不同，邓拓同志的这些杂文大都以传播知识、启发思想见长，可以说做的是正面文章，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杂文中没有对现实中某些消极面、阴暗面的否定。这不仅因为他也写有少量直接讽刺和鞭挞丑恶现象的作品，而且表现在他的杂文的共同的基调是提倡实事求是，提倡科学精神，重现文化知识，对于提高人们社会主义觉悟的重大作用。这本身就是对当时现实生活中“左”的错误思潮和某些假、大、空的恶劣作风的一种否定和批判。

（周扬：《〈邓拓文集〉序言》，1983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邓拓的这些随笔文字，不同于思想杂谈和社会时评，在文章中鲜明的形象和典型，优雅的文气，凭借着学者的素养，行文中的文化内涵，谈天说地式的叙述方式，平实而晓畅的文风，以及鲜明的读者意识，造就了她们的不胫而走，传诵一时……

邓拓的随笔不仅是针砭时弊，思考重要的社会问题，有相当的篇数是他以一个学识广博的杂家，对一些知识性、趣味性的问题，发表了很有见地的看法。他不是正襟危坐地向社会和读者发号施令，或者耳提面命式地讲大道理，故作高深，而是对一些身边事、生活事，娓娓道来，如同夏夜乘凉谈天闲聊，这些内容和话题，见微见著，包罗万象，有文史掌故、天文地理、读书求学、农桑医术、军事棋艺、花鸟虫鱼……就题材而言，这些论题的总和，是一个富有的精神世界和知识天地，是作者以丰富的知识绘就的一幅趣味盎然、启迪人智的长卷。

(王必胜：《〈邓拓散文选集〉序言》，《邓拓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12月版)作者写作了大量的关于读书、学习、求知的“夜话”，像一个在学海夜航中孜孜前行的学子，留给读者关于学习的许多宝贵知识和经验。然而，作者是一个政论家，出于对社会生活的热情和沉思，他又把手中的笔触伸到政治思想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留下了对时弊的针砭和不良的思想的批评，成为它的主干和骨架。

(王必胜：《文化赤子邓拓》，《名人与冤案》［第3集］，第117页，群众出版社1998年10月版)2． “三家村”杂文

邓拓在《三家村札记》中发表的几篇杂文，表现出更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现实针对性。《伟大的空话》是这方面的突出作品，与在“燕山夜话”专栏里所发表的《说大话的故事》，异曲同工，但言辞更为直率。作家勾勒了浮夸吹牛者的可笑嘴脸，抨击了这种并非罕见的社会现象……经过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左”倾运动以及1959年的“反右倾”，党内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民主空气非常稀薄，很多人有口难言，心有余悸。邓拓敢于坚持真理，顶住“左”的严重干扰，发表出如此尖锐的真知灼见，充分表现出一位真正革命者的勇气和胆识。

(卢启元主编：《中国当代散文史》，第265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版)吴晗是一位专攻明史的著名历史学家，史学功底十分深厚。谈古道今，论史鉴戒，是作家写作的明确的意图，也是他的杂文内容的一个主要方面。如《赵括和马谡》，通过历史教训，指明教条主义的危害；再如《况钟和周忱》、《海瑞》、《文天祥的骨气》，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正确分析和评价，充分肯定历史上的清官，并以此倡导勇于说真话的精神。可以说，丰富的历史知识在吴晗的杂文中俯拾即是，这也构成了他的杂文创作的一个显著的特色。除此之外，吴晗也写了不少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的杂文作品，针对各种社会问题，提出了自己积极而有益的见解。如杂文《神仙会和百家争鸣》、《多写一点杂文》等即是如此。

(金汉等主编：《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第144页，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版)邓拓等，既是历史学等的学者，同时又是政府机构的高层官员，加上这个时期所实施的提倡“轻松”的、“软性”的文化方针，使《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等呈现了那种谈心、引导式的叙述风格，和对知识(尤其是历史知识)的重视的风貌。从尖锐讥刺和直逼主旨，到这时的曲折开展、温和节制的态度和语调，这种文类的当代变迁，包含着复杂的政治文化内涵。不过，在这些平易、委婉、朴素的文字中，确有不少“不为陈言肤词，不为疏慢之语”的篇章……邓拓(也包括吴晗、廖沫沙)的杂文，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思想态度和文体风格：在宽宏、中庸的形态中，来寄托他们对现实生活缺陷的敏感、关切，容纳他们对于现代教条、对于僵化思想秩序的质疑性批判，从而也塑造了叙述者的正直、坚强的思想品格。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15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分阴集》收集了作者(廖沫沙)50年代至60年代初写的杂文。这些杂文大多针对现实问题而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乱弹杂记》谈的是八股文的危害，实际上批评的是官僚主义：“老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我现在发现：官僚不死，八股文不止!”《怕鬼的“雅谑”》……从古代《雅谑》里的怕鬼的故事入手，层层剖析，生动形象，富于哲理。《〈师说〉解》借古论今，于娓娓的论述之中隐含劝喻式批评。《郑板桥的两封家书》则从“扬州八怪”郑板桥的两封家书说起，告诉人们教育儿子“第一要明理作个好人”。

(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上卷］，第358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三、 作家自述：宁做“小园地”里一朵带刺的奇葩

有的同志问我：为什么近来有个别问题，分明有不同的意见，却不见你们正面交锋，互相辩驳呢?这种态度你以为是正确的吗?

我认为这是涉及如何正确看待百家争鸣的原则问题。多听听各种不同的意见，只有好处，决无坏处。如果听到一点不同的意见，马上就进行反驳，这样做的效果往往不太好，甚至于会发生副作用。正确的方法应该首先让别人能够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真正做到百家争鸣。

(邓拓：《编余题记》，《燕山夜话》，第305页，北京出版社1979年4月版)我认为现时文章的通病，就在于不能开门见山。许多文章的作者，即使有一二可取的见解或新鲜的知识，以及动人的事迹要传达给读者，但是他们往往不肯直截了当地写出来，却要写上一大套人云亦云的废话，然后才夹杂着写出自己的一点点新东西。如果这一点点新东西确有可取之处，那么，这样的作者未免不智，他好比把珍珠丢进了沧海，让泥水冲掉了金沙，多么可惜!如果连这一点点东西也不新，并无可取之处，那么，这样的作者未免令人可恼，他似乎没有什么真本领，只是存心骗人而已!至于有许多文章不属于这两种情况，而仅仅因为作者写惯了长文章，扭不过来，那就需要大家给以帮助，劝告作者极力写得越短越好，否则要使广大读者每天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才能得到很少的一些收获，未免太浪费了。

(邓拓：《奉告读者》，《燕山夜话》，第428页，北京出版社1979年4月版)《燕山夜话》接触到的问题，有的本来比较复杂，写一篇短文似乎不可能说得一清二楚。例如“谁最早发现美洲”这个问题，就牵涉到许多方面，需要详细论证。但是，《燕山夜话》的篇幅有限，而且从它一开始同读者见面的时候起，我便决心叫它在这一块小园地中生活，不许它多占篇幅，不许它浪费大家的时间和精力。那么，遇到复杂的问题怎么办呢?我的办法是分做几篇来写。因此，在发表了《谁最早发现美洲》之后，又发表了《“扶桑”小考》和《由慧深的国籍说起》两篇。

(邓拓：《卷前寄语》，《燕山夜话》，第99页，北京出版社1979年4月版)四、 编者评点：政论中见情趣，知识中出思想

邓拓兼具政治家与文人的双重性格。他是一位政治操守坚定、态度务实的政治家，同时又是一位见识广博、见解独立的文人。因此，他具有强烈的参与现实的精神，同时在面对社会现实时不愿一味赞美而要以讽喻的方式予以针砭。这种带有个人特点的声音就难以与时代的抒情共鸣合拍，最终却不意成了“左”倾政治的牺牲品。

邓拓的杂文，具有鲜明的现实性。他的思想锋芒深深地扎根于现实，从生活和人事中寻找话题。他用力最多的是对说大话、说假话、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等不良的思想作风的批评。他讽刺那些不讲实际内容和效果却专事欺骗和吓唬人们的套话、空话、废话(《伟大的空话》)；嘲笑那种说假话而自欺欺人的思想作风和想入非非的念头(《一个鸡蛋的家当》)；在讨论劳动力问题时，对社会组织管理中暴露出来的弊端也敢于大胆陈词(《爱护劳动力的学说》)。他又执著地对社会上流行的思想认识误区进行说理批评，倡导用正确的思想去实现人生的美好目标。如抨击做事不负责任、敷衍塞责的同志(《主观和虚心》)；鼓励青年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发扬青年的锐气(《说志气》)；强调理论和实际、知和行的结合(《事事关心》)；提倡追求真理、坚持独立的品格(《“颜苦孔之卓”》)；坚持实事求是，反对盲目从事和个人的专断(《智谋是可靠的吗?》)。

邓拓的杂文取材广泛，知识丰富，引入了大量的文史知识和文献资料，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和厚实感。他的文章中关于读书学问、农事生产、明清历史涉猎居多。《你认识“棋”吗》、《贾岛的创作态度》、《“批判”正解》、《杨大眼的耳读法》、《宛平大小米》、《北京的古海港》等文中，不论是谈及文化掌故，还是考证一些文字学、民俗学的典籍，他都是博学多识，辨真识伪，信手拈来。重要的是不在于引证史料的多少，而在于他在引述中活化史料，并且创造性地将历史知识和传统文化向读者推荐和宣传。他把丰富的历史知识熔铸在散文艺术的构造中，旁征博引，生发时见，形成了独特的政论中见情趣、知识中出思想的杂文风格。

五、 参考文献和思考题

1．参考文献

王必胜：《邓拓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王必胜：《邓拓评传》，群众出版社1986年6月版。

2．思考题

① 简述邓拓杂文的艺术风格。

② 试析“三家村”杂文的思想性。第五章杨朔、秦牧、刘白羽的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