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家简介：诗人型的散文家

杨朔(1913—1968)，原名杨毓瑁，字莹叔，山东蓬莱人。1937年初到上海集资开办“北雁书店”，抗战爆发后到延安。1938年辗转到广州，写了处女作中篇小说《帕米尔高原的流脉》；另有一些通讯和短篇小说，后来结集成《风暴》。1939年参加作家战地访问团到华北抗日根据地采访，后留在山西八路军总部担任文化宣传工作，采写了不少反映抗日战争的报告文学、一些短篇小说，后来编成《月黑夜》。1942年回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在“整风”运动后创作了中篇小说《红石山》。解放战争时期，作为新华社特派记者随晋察冀野战军参加了石家庄、平津等著名战役，并创作了中篇小说《北线》、《望南山》，短篇小说集《北黑线》以及一些散文特写。

1949年北平解放后调任中华铁路总工会文艺部长。1950年创作了反映铁道兵战斗生活的中篇小说《锦绣河山》，同年12月随中国铁路工人援朝大队入朝，后写有中短篇小说集《中国人民的脚步声》和被誉为建国初小说创作“重要收获”的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奠定了他在当代文坛上的重要地位。1954年回国后赴西北、西南及沿海地区参观访问，写出了一批反映经济建设的散文。1956年调至中国作家协会，担任外国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亚非作家常设局联络委员会秘书长等职，从事人民外交工作，常驻开罗并经常出访。工作之余钟情于散文创作，写下了大量反映祖国建设新生活和各国人民反帝反殖斗争的散文，确立了当代散文大家的不争地位。此外还有儿童文学集《雪花飘飘》、中篇小说集《越扑越旺的烈火》、长篇小说《洗兵马》(上卷《风雨》)、短篇小说集《大旗》等。“文革”期间遭受残酷迫害，于1968年8月3日含恨去世。

杨朔先后发表了二百多篇散文，出版了9个散文集：《潼关之夜》、《美军是披着人皮的畜牲》、《鸭绿江南北》、《万古青春》、《铁骑兵》、《亚洲日出》、《海市》、《东风第一枝》、《生命泉》；另有《杨朔散文选》、《杨朔文集》等。在五六十年代，杨朔是“诗化散文”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的散文受到高度评价，影响深广。而在80年代的散文创作的变革潮流中，“诗化散文”从内容到形式的多方面都遭到了质疑和批评。

二、 评论文章选萃1． 关于《荔枝蜜》以“我”的梦境收尾，不仅强化了主题，而且增加了含蓄美。“我”对蜜蜂的感情已经完全改变了，由嫌到看，由看到赞，由赞到“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小蜜蜂”，感情已十分浓烈，却静静地、轻轻地、淡淡地收了尾，出人意料、不露声色地把诗意又升高了一层。余音不绝的结尾，给读者留下了无穷的回味。作者在提炼诗意、开拓意境方面有三个层次：其一，由喝蜜而动情想去看看蜜蜂；其二，我观察、了解了蜜蜂的生活后，心不禁一颤，赞叹之情油然而生；其三，“我”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小蜜蜂。作者缘意造境，境随意高，使意境层层加深，这三个层次，又是作者抒情的聚焦点和升华感情、点化主题的阶梯。有了这三个层次，使文章具有一种“曲径通幽”、“峰回路转”的变化，产生了形散神凝的和谐美。

(张学正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名著选读》，第190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版)杨朔的《荔枝蜜》，写在从化温泉看到的酿造荔枝蜜的蜜蜂。他写这些“可爱的小生灵”，写它们的辛勤劳动，以此来歌颂我们祖国千万辛勤的农民为后世酿造甜蜜生活所付出的劳动。他写道，这些蜜蜂，多听话，每只蜜蜂都愿意用采来的花糖供养蜂王，“酿的蜜多，自己吃的可有限。每回割蜜，给它们留一点点糖，够它们吃的就行了。一只工蜂只能活六个月，寿命这么短，而且很懂事，活到限数，自己就悄悄死在外边，再也不回来了”——这是一种忘我的可贵的精神，但这里也深藏着一种尚未有更高觉悟的愚昧，有并不值得歌颂的成分。当作家为他所要追求的“诗意”所限制，未能对复杂的生活矛盾作深刻的透视和思考时，这种“诗意”的光芒是相当有限的。

(洪子诚：《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第17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8月版)作者把具有一定美学意义的蜜蜂作为寓意对象，并抓住蜜蜂的勤劳与劳动人民相类似的这一点，作为比喻象征的桥梁……借赞美蜜蜂来歌颂劳动人民忘我劳动、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不仅如此，艺术变形的作用，势必扩展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容量。随着蜜蜂这一形象的外延扩大，它的内涵也随之加深，使读者由蜜蜂这一单一形象，会联想到生活中许多相类似的形象和相类似的事物。这篇散文的生命力也在这里。

(王彬等主编：《中国散文鉴赏文库》［当代卷］，第274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9月版)开头先设置一个悬念，引人入胜，文章先写人人喜欢的蜜蜂，我可不喜欢，因从小被螫过。接着文章撇开蜜蜂不写，却大写山水景色，而后又集中写荔枝树、荔枝，反复渲染荔枝的鲜美可口，但“我偏偏来的不是时候”，看来是等不及吃鲜荔枝了，这时作者笔锋突然一转“吃鲜荔枝蜜倒是时候”。然后由吃蜜想到看蜜蜂，由看蜜蜂到爱上蜜蜂，最后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蜜蜂。这样一个由不爱到爱，甚至要变成一只蜜蜂的全过程，作者用转弯艺术把它写得曲曲折折，全文的意境也就在这精巧的布局中不断转深。

(金汉等主编：《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第111页，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版)2． 关于《雪浪花》

好文章在曲不在“直”，在含蓄不在“露”。这篇文章起得妙。整个篇幅都充满了结构的美丽，有起、有承、有转、有合，写得匀称，写得舒坦，仅仅两千五百字左右的文章，写出深藏在一个普通人物心中永不磨灭的真理。

(曹禺：《雪浪花》，《文艺报》1961年第12期）老泰山的形象，峭拔、洒脱而出奇，虽说是平常的人，但毕竟不凡，因为在这个人的身上，分明飞溅着时代的浪花。炫目而动人。这篇散文，字数不多，写老泰山的神态，虽不足以言酣畅淋漓，但总算是得神之实了。凡写他的神情的地方，不论声音笑貌、神情举止，恣肆渲染，然而没有写尽，留着思索和回味余地，那段“竟不肯告我”的结尾，是含蓄的文字，也是一幅想象的翅膀，蕴蓄着所谓“神味”在里面的。

(洁泯：《谈杨朔的几篇散文》，《文学评论》1962年第2期)《雪浪花》中的老渔民作为一个普通劳动者，也许是可爱而可敬的。但当作家为了在他身上寄托更多的思想意义，对他的语言、行动做出某些象征性的处理时，对这一人物的描写就略带造作，感到作家做得有些过分了。

(洪子诚：《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第17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8月版)《雪浪花》一开始，就描绘出富有诗意的环境：天海之间，云飞浪涌，月照礁石，构成一幅优美的图画。在此背景下，在姑娘们议论声中，老泰山飘然而止。作者满含着情思，对人物展开多方描写，特别是在作品最后，作者让西天上“金光灿烂的晚霞，把老泰山的脸映得红彤彤的”，来实现人与景的交相辉映；接着，又让老人“弯腰从路边掐了枝野菊花，插到车上，才又推着车慢慢走了，一直走进火红的霞光里去”。以达到景与人的融而为一。

《雪浪花》在结构上，精巧严密，跌宕多姿。作者要赞美劳动人民而起笔却先写浪花，由浪花再引出老泰山这一人物。写老泰山，是先听到他的见解，再看到他的行动。进而了解到他的过去。按照生活的逻辑，完成对人物的点染之后，再回到浪花，并且由一朵浪花引申到无数浪花，让读者从人与浪花的联系中，洞悉作品的主题。

(马德俊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评》［上册］，第326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3． 诗体散文的开拓者

在中国现代作家行列里，杨朔同志是独具一格的散文大家。他的文章像他的人一样，干净利落，幽雅含蓄，保持着自己的特点。他的文章结构严密，用字精练，描写优美，一字一句，都是经过琢磨推敲，仿佛围棋盘上一颗棋子，落在木板上，铿锵有声。他在创作的时候，常常苦苦构思，一笔画龙点睛，点出主题的妙处。

杨朔同志是一位文学修养深、阅历广、才华高、创作勤奋，而又态度严谨的作家。他写文章，不喜欢拖泥带水，生拉硬造，真是惜墨如金，虽然篇幅不长，却能成为艺术的珍品。

(马加：《〈杨朔文集〉序言》，《杨朔文集》［上卷］，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1月版)前几年，我读过杨朔的部分旧体诗，其功力之深厚，使我惊叹不止。现在回想起来，正是探本求源。杨朔对于文学的民族传统是认真继承的。他的散文之所以有着诗的构思、诗的境界、诗的语言，实在是由来有之。杨朔所达到的境界正是他所追求的目的。他的散文同当代一些名家相比，既不同于邓拓，也不同于吴晗；既不同于秦牧，也不同于何为。他的散文是抒情的，运用诗化的语言，饱含深沉的诗意。这是体现杨朔的艺术个性的艺术风格。

(吴奔星：《〈蓬莱诗魂〉序》，《蓬莱诗魂》，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杨朔是一位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鲜明的、独特的艺术风格的散文作家。这种风格的最大特点就是散文的诗化倾向。杨朔是当代“诗体散文”的开拓者。他的创作成就也标志着“诗体散文”在作者手下已达到相当成熟的境界。诗体散文，自古有之。而将现代的生活节律和时代气息与诗体散文的创作结合得如此完美的，在当代文坛上杨朔无疑是第一人。

(李复威等：《简明中国当代文学》，第303页，作家出版社1990年11月版)4． 主观抒情与艺术锤炼

杨朔写文章态度严谨，为写好一句话，用活一个字，呕心沥血，一再推敲，追求语言的概括力和表现力。他常常用清新飘逸的语言点染出湖光山色的奇丽美景；常常用隽永含蓄的语句，作为“人物”对话的内容，以勾勒出鲜明的艺术个性；常常用简洁洗练的语言叙述事件经过，交代人物身世；常常用感情色彩浓郁的警句，淋漓尽致地抒发自己的真实感受，从而形成了他散文语言的清新洗练、秀逸婉丽的基本风格。

杨朔的散文是诗化的艺术精品，而他像诗那样锤炼语言则是构成诗化散文的重要因素之一。

(卢启元主编：《中国当代散文史》，第54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版)他根据创造意境的需要，在艺术构思中善于借助景物寄情写意，往往在每篇散文中缀合众多的风景画和风俗画，让它们展现在读者面前，历历如绘，美不胜收。对风景画与风俗画的缀合和抒写，杨朔把它们有机的统一在具体作品特定的意境之中，所以，这些风景组画因意境的制约一一赋予了主观抒情的音调和色彩。同时，这些组画反过来又完整地构成了作品的意境和抒情基调……杨朔在具体作品中所描绘的一幅幅景物画面，正是作者感情抑扬升沉的波澜，是内在情感的外在表现的状貌，他的景物描写正是他内衷情感的具体化、形象化和物质化。美的情感和美的画面的这种内外统一，使笔下情与景的抒写，达到了水乳般的交融，这是杨朔散文情景交融的特点。

(吴周文：《散文十二家》，第9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版)他总是紧紧围绕着主旨去剪裁、布局，将那些同主旨无关，或关系不大的“繁枝密叶”尽皆删削。即使是展开回忆、驰骋想象、发挥议论，也总是给人以不枝不蔓之感。且不说像《荔枝蜜》、《茶花赋》、《雪浪花》那样的作品，由一个人物、一个片断、一片景色加以发挥，构思集中、单纯，即使像《印度情思》那样的散记，虽说从自然到风俗，从宗教到艺术，从传统到古迹，见闻驳杂，涉笔甚广，然而，作者却能举重若轻，删繁就简，做到杂而不乱，广而不漫。

(余树森等：《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第4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5月版)作为一位散文作家，杨朔有比较深厚的古典文学特别是古典诗词方面的艺术修养，对艺术的意境又有比较自觉的追求，因此他的散文中的情感的抒发总是伴随着或者寄托于相应的景物人事，通过这些景物人事，构造一个个含蕴无穷的艺术画面，让读者从这些艺术画面中产生丰富的联想，把读者的思绪带入一个无比深远的艺术境界。而且作者又往往喜欢把这些“含不尽之意”的艺术画面设置在文章的结尾之处，使其发生一种深化主题和引人回味的艺术功用。例如《荔枝蜜》的结尾处。作者望见农民在田间劳动的画面，《茶花赋》中孩子的小脸和童子面茶花交相辉映的画面，《雪浪花》中老泰山推车走进霞光中去的画面等等，都是这些作品的情感和主题凝集的焦点，也是这些作品最能发人深思、引人联想之处。这些精心构造的艺术意境不但使杨朔的散文有一种诗的美感，而且在总体上也有一种象征的意味。

(於可训：《中国当代文学概论》，第114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6月版)5． 模式化与时文倾向

笔墨简洁，叙述明白，是作者的特长；然而也许因为过于矜持吧，文字上微露人工斧凿的痕迹。文章要做，又不宜不做，这是辞章家们容易碰到的关卡。我们相信，凭依作者的努力，一定会超越这关口，抵达比之现在更为高妙的境界。

(周立波：《战斗和建设的赞歌——1959—1961散文特写选》序言，《文艺报》1962年第11期)杨朔散文的表现手法有时显得单调。托物言志是他常用的方法，如果过多运用这一手法，又缺乏变化，难免不给人雷同之感。诸如：用雪浪花寓“老泰山”，用香山红叶寓“老向导”，用采花的蜜蜂寓劳动人民，用童子面茶花寓祖国少年，凡此种种，就成了套子，就成了模式。套子和模式是窒息艺术的工具。我们说：创新，就不是抄袭别人，不摹今人，也不能依然故我。就以上几篇散文而言，单篇观赏，都是绚丽的鲜花。若把诸篇放在一起，其立意造境之法，给人有相似之感。杨朔善于托物言志、以景寓人，这显然是其散文的特点，也确实是他散文的弱点。有人说，“甲”寓“乙”(或托“丙”言“丁”)就等于“杨朔式”散文。虽言辞苛利，但不无道理。

(邓星雨：《蓬莱诗魂》，第6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杨朔散文与先秦诸子、唐宋八家、桐城古文相去较远，却和八股“时文”惊人地相似。首先，就立意构思而言，二者都是代圣贤立言，抓住一两句经典，便东拉西扯，演绎成篇。只不过杨朔的圣贤，已经不可能是朱注四书，而是当时被奉若神明的什么社论、选集、讲话、文件等等；命题虽然不是钦定，但都是来自权威的报章杂志，起码是替别人而不是自己说话……其次，就谋篇布局来说，杨朔与八股更是何其相似乃尔。以其最为人称道的《荔枝蜜》、《茶花赋》、《雪浪花》为例，第一段无论正起反起，酷似八股的破题、承题，第二段照题起讲，中间部分展开的风景和对话描写好像四比八股。有所不同的是，八股重在说理，故必须收结在议论上。杨朔虽也有纯以议论结尾者，如《蓬莱仙境》、《画山绣水》等，但更常见的是把议论稍提前一二段进行，最终以一句紧扣题目而又相关描写的话收煞，这种形式常被人们称作是曲终奏雅。

(马俊山：《论杨朔散文的神话和时文性质》，《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在杨朔写作的年月，寻常事物、日常生活不具有独立的价值，只有寄寓、或从中发现宏大的意义，才有抒写的价值。杨朔的散文，在贯彻这种从一切事物中提取宏大政治性主题的写作模式时，靠某种带有“个人性”特征的取材，也靠与古典散文建立的联系，给这种已显得相当僵硬的文体增加了一些“弹性”，使观念的表达，不至于那么直接、简单。这种“弹性”，在当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他因此受到广泛的赞扬；而在写作的个人想象空间有了更大拓展的80年代中期以后，散文的“生硬”在读者的阅读中便急速凸显，“开头设悬念，卒章显其志”的结构模式，也转而为人们所诟病。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15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杨朔的所谓“意”基本上是一套既定而僵化的“17年理念”或当时的路线、方针、政策，所谓的“境”则是作者于浮光掠影的走马观花中撷取的所谓新人新事、新变化、新面貌，其所谓意境则是上述两者的生硬拼接，既未能展示出作者主体的精神发展与真实的主体自我，所选择的客观物象也与主体自我的生命旅程或生命律动全无内在的呼应，因而仅仅是一种特殊时代被扭曲了的灵魂所炮制出来的畸形产物。

在杨朔的全部散文“名篇”中的确存在着一个前后雷同的构思模式：想去看某某景物，碰到一个人(此人往往身历新、旧两个社会，因而此人在作品中的出现或此人在作品中的忆苦思甜也就暗示了“新旧社会两重天”的主题)，最后，此人今天的生活与作者所看到的景物互相衬托，从而明确地揭示出“今天的生活是多么幸福美好”这一主题。

(沈义贞：《中国当代散文艺术演变史》，第88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三、 作家自述：思想·情感·意境

我素来喜欢读散文。常觉得好的散文就是一首诗。还记得我是孩子时候，有一个深秋的夜晚，天上有月亮，隔着窗户听人用高朗的音调读着《秋声赋》，仿佛自己也走进诗的境界。

当然，我喜欢散文，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散文常常能从生活的激流里抓取一个人物、一种思想、一个有意义的生活断片，迅速反映出这个时代的侧影。所以一篇出色的散文，常常会涂着时代的色彩，富有战斗性。

于是我也学着写散文。学着运用这种形式来描写人民的斗争、劳动，以及人民的思想感情。特别是对于我不熟识的异国人民，小说无法写，写散文也有藏拙的好处。

(杨朔：《〈海市〉小序》，《杨朔文集》第642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1月版) 我在写每篇文章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我向来爱诗，特别是那些久经岁月磨炼的古典诗章。这些诗差不多每篇都有自己新鲜的意境、思想、情感，耐人寻味，而结构的严密，选词用字的精练，也不容忽视。我就想：写小说、散文不能也这样么?于是就往这方面学，常常在寻求诗的意境。

不要从狭义方面来理解诗意两个字。杏花春雨，固然有诗，铁马金戈的英雄气概，更富有鼓舞人心的诗力。你在斗争中、劳动中、生活中，时常会有些东西触动你的心，使你激昂，使你欢乐，使你忧愁，使你深思，这不是诗又是什么?凡是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就要反复思索，到后来往往形成我文章里的思想意境。动笔写时，我也不以为自己是写散文，就可以放肆笔墨，总要像写诗那样，再三剪裁材料，安排布局，推敲字句，然后写成文章。

(杨朔：《东风第一枝·小跋》，《杨朔文集》，第646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1月版) 我们最摸得准的人，常常是我们最熟习的人。所以我决不放松去观察了解我周围的人。这些人整天在你身边，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看惯了，你也许会觉得没什么。要知道。就是这些身边的人，在写作时，常常会给我们以最大的帮助。

(杨朔：《答习作者》，《杨朔文集》，第626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1月版)四、 编者评点：诗化散文时代的开始和终结

杨朔是一位具有诗人气质的散文作家。这不仅仅是说他把散文“当诗一样写”，也是说他对祖国和人民的无比忠诚，对生活的无比热爱。他早年的一首《雪夜遣怀》中有这样的诗句：“自有诗心如火烈，献身不惜作尘泥。”从30年代末开始，一直写散文。以1956年发表的《香山红叶》为标志，他的散文开始追求诗的品格。从60年代初的《荔枝蜜》起，诗的意境创造臻于成熟。其后的《雪浪花》、《茶花赋》等作品的发表，奠定了他在当代散文中的突出地位。

杨朔散文的内在诗质是赞颂火红的年代和普通的劳动者。他总是热情饱满地投入到生活的急流中，及时地用散文形式描绘出一个个时代的侧影；时代的侧影又是通过一个人物、一种思想、一个有意义的生活片段来表现的。《香山红叶》、《海市》、《雪浪花》中，“昨天”生活的阴影、“今天”生活的甜蜜和“明天”生活的灿烂，在鲜明的对照中表现出了时代的巨大变化。活动在这个时代背景下的是普通的劳动者，如《香山红叶》中的老向导，《雪浪花》中的老泰山，《荔枝蜜》中的老梁，《茶花赋》中的普之仁，他们在辛勤的劳动中寻求人生的意义，在日常的工作中体味生活的价值。杨朔笔下的一个个普通劳动者形象构成了独特的人物画廊，他们来自生活，显示了劳动人民的建设精神和高尚品格，也显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断变化和蓬勃发展。

杨朔独创的风格，表现为执著地追求和创造一种诗体散文。他第一个明确地提出了“以诗为文”的艺术主张，这在当代的散文写作上是独树一帜的。而且，他以自己丰厚的艺术实践证明了它的可行和成功。杨朔散文最鲜明的艺术特色是境界优美、诗意盎然。他善于构造境界，一段对话、一个场面或一种氛围，只消精练的几笔白描就能勾画出一种优美的境界。如《海市》中的海上幻景，《泰山极顶》中的天光山色和流水松涛，《雪浪花》中拍打着礁石的浪花，都显得神情毕肖，引人入胜。“诗意”来自整体的构思，运用古典诗词中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方法，使抒写的景物和抒发的情感交织在一起。如《雪浪花》中借浪花来表现老泰山的性格和激扬的时代；《海市》中用海市蜃楼来衬托现实中的幸福生活；《茶花赋》中以茶花之美来比喻劳动人民和祖国。

杨朔的散文有着精巧的结构布局和凝练的语言，使意境更加深沉含蓄，诗意更加浓郁感人。他的文章讲究“起笔”，起势不凡；中间行文跌宕起伏、往复三折，见曲径通幽之妙；最后卒章显志，骤然翻出新意，含蓄止笔。但在结构布局上又力求变化多姿，或起伏多变、抑扬得体，或曲折有致、藏锋不露，或穿插罗织、对照鲜明。杨朔熟谙古典诗词的表现技法和语言艺术，讲究修饰文辞，注重锤炼语言，追求语言的洗练、清新、别致，这些与他散文玲珑的风格、隽永的诗意显得十分谐调。杨朔尤善“练字”，如《雪浪花》中“叫浪花咬的”一个“咬”字；《茶花赋》中“一脚踏进昆明，心都醉了”，一“踏”一“醉”，确属形神俱现、含义丰富。

在60年代发生的散文“诗化”运动中，杨朔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他的“寻求意境”的主张，影响极为深广。他的作品广受好评。《荔枝蜜》等篇章被选入大、中学校的语文教材，许多青年作家从学习他的散文起步写作，直至新时期初期依然有人模仿杨朔的散文写法。然而，60年代就有人指出其作品在篇章结构上有模式化的倾向、语言上有刻意求工的凿痕等瑕不掩瑜的不足。在80年代散文的变革时代里，杨朔散文遭到较多的批评。例如说，只是着意赞美生活中光明和美好的一面，忽视了对社会生活矛盾的思索；诗情偏于阴柔纤巧，运用过滥；较多地刻画人物、使用对话，有通讯化和小说化倾向，较严重地偏离了抒情散文的内在轨迹。有的批评甚至十分严厉，认为杨朔散文的意境基本上是表现特定时期的流行政治，而作者的主体自我和精神发展则基本缺损。在杨朔写作的年代，日常生活只有与宏大的意义联系在一起才具有抒写的价值。杨朔的散文既认同这种写作模式，同时却又能独创性地借鉴和融会古典诗文的艺术表现手法，从而使抒情散文这种文体不至于过于乏味，也是难能可贵的。而在抒情散文写作的讲究个性表达和个人想象的80年代，杨朔散文“意境”的贫血和结构的模式化，自然就会招致较多的批评了。

五、 参考文献和思考题

1．参考文献

《杨朔文集》，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1月版。

王大钧编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杨朔专集》，徐州师范学院出版社1979年4月版。

2．思考题

① 如何理解杨朔散文的“诗体”风格。

② 简析《雪浪花》人物和景色描写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