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当代中短篇小说走过了近30年的创作历程。时代的剧烈变化，使每一位中国人从内心深处都表现出一种昂扬乐观的精神风貌。无论是从解放区、国统区过来的老作家，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培养成长起来的年轻作家，他们都为这种可喜的新变和惊人的成就所感染，从而创作出了大批的中短篇小说，其中以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两个方面，成就最为显著。

历史题材方面，具体又可分为以反映民主革命为主的题材和中国古代历史题材两大类。就民主革命题材而言，王愿坚的《党费》、《七根火柴》，热情地描写了长征时期的斗争生活，刻画了英勇悲壮的共产党人形象。峻青的《黎明的河边》、茹志鹃的《百合花》则致力于表现解放战争的生活，揭示正义斗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民众之中的主题。朱定的《关连长》歌颂了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赞扬了解放军指战员舍己救人的崇高品质。就古代历史题材来说，50年代末，产生了徐懋庸的《鸡肋》、师陀的《西门豹的遭遇》等短篇历史小说。60年代初，短篇历史小说创作一时蔚然成风，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开风气之先，黄秋耘起而响应，相继发表了《杜子美还家》、《顾母绝食》、《鲁亮侪摘印》。之后又出现了冯至的《白发生黑丝》、姚雪垠的《草堂春秋》、蒋星煜的《李世民与魏徵》、李束为的《海瑞之死》等。据粗略统计，从1961年到1963年，各类刊物发表了四五十篇短篇历史小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盛况呢?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有些作家感到写现实生活题材受“左”的条条框框限制太大，不如写历史题材灵活方便；二是主流意识形态在60年代初调整了文艺政策，作家们摄取题材的视域进一步扩大。

与历史题材相辉映，现实题材也成为这时期中短篇小说创作中另一个突出的景观。在现实题材中，又以反映农村题材的小说为最。从土改到农业合作化，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到农村政策的调整，五六十年代农村所进行的一系列变革，都在中短篇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马烽的《一架弹花机》、赵树理的《登记》、谷峪的《新事新办》等反映翻身解放了的农民新的思想观和道德观。反映互助合作运动的小说有李準的《不能走那条路》、秦兆阳的《农村散记》、康濯的《春种秋收》、马烽的《三年早知道》、西戎的《宋老大进城》等。这些为数众多的作品，真实地记录了农业合作化的历程，以及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新与旧、个人与集体、先进与落后等各种思想斗争。因为直接触及现实，它们在当时影响很大，政治寓意十分明显。

继农业合作化之后，此期还出现了不少继续关注农村生活和农民问题的中短篇小说，如王汶石的《新结识的伙伴》、李準的《李双双小传》等。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由家庭走上社会的夙愿，打破了几千年来“男主外女主内”的封建传统生活模式，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作家对农村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揭示，提出了批评。像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茹志鹃的《静静的产院》、西戎的《赖大嫂》、赵树理的《实干家潘永福》、张庆田的《“老坚决”外传》等，就讽刺了浮夸风、粉饰生活、弄虚作假等不良现象，弘扬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除此以外，这一阶段在现实题材中还有两类影响深远的小说，一类是敢于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大胆干预生活，表现了强烈的批判精神的作品。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刘绍棠的《田野落霞》、李国文的《改选》、李準的《灰色的帆篷》、白危的《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等，就是其中的佳作。另一类是打破人性禁区，表现人的内心复杂世界、充满人情味的作品。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宗璞的《红豆》、丰村的《美丽》、李威伦的《幸福》、陆文夫的《小巷深处》、高缨的《达吉和她的父亲》等，可以视为优秀的代表。

从艺术上看，此期中短篇小说创作也在不断地走向成熟，不少作家熟练地掌握了艺术表现生活的规律和特点，以小见大，往往从平凡的小事着笔，进行深入的挖掘，结构精致紧凑，语言朴实洗练，努力塑造富有个性特征和时代风貌的人物形象，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和创作风格。

然而，尽管如此，由于“左”倾思想的干扰，作家的自由创作受到束缚。同时，过分强调文艺的政治功用，对一些表现人情味、人道主义的作品进行错误的批判，打击了作家的创作积极性。有的作家甚至身陷囹圄，遭到迫害。如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是解放后最早受到严厉批判的小说，作者因此而被划为“右派”，无法再执笔从事写作。路翎则由于所谓“胡风集团”的牵累，不仅其小说《洼地上的“战役”》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而且在1955年还被打成“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而关进监狱。1957年的“反右”斗争扩大化，使王蒙、刘绍棠、邓友梅、陆文夫等一大批作家被打成“右派”分子，他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逐出文坛，不能从事创作。60年代初，随着文艺政策的调整，文学创作出现了某些转机，但是由于受流行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观念的影响，小说创作再次陷入困境，并且愈到后来愈公式化、概念化。不少作品直露地图解政治，缺乏最起码的生活基础和艺术表达，纯粹成为一种宣传政策的工具。

“文革”十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黑暗萧条的时期。在这十年中，林彪、江青窃取了文艺的领导权，大搞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使文艺园地出现了一片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凄凉景象。就中短篇小说创作来说，也跟其他类型的文学样式一样十分萧条。其主要表现，一是数量少，二是质量低劣，三是大批优秀作家被打成“走资派”下放到农村、农场改造，被剥夺了创作的权利。因此，从1966年到1971年间，很难看到一篇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较好的中短篇小说。当时充斥在报刊上的中短篇小说大多是语录的图解，假、大、空现象十分严重。

1971年以后，中短篇小说的创作出现了某种转机，产生了一些相对较好的作品，如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孙健忠的《山鹰展翅》、侯建水的《路标》、张登魁的《带响的箭》等。它们热情地塑造了老干部、深山老看山员、部队指战员和英雄少年儿童等形象，有一定的艺术性。但从这些作品的艺术水准上看，大多远远地逊色于“文化大革命”前的中短篇小说。

1976年，文学重获新生。短短的两年多时间，中短篇小说创作就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继刘心武的《班主任》之后，至1978年，中短篇小说不仅数量猛增，而且质量也有显著的提高。以短篇小说为例，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卢新华的《伤痕》、莫伸的《窗口》、邓友梅的《我们的军长》、周立波的《湘江一夜》、王愿坚的《足迹》、成一的《顶凌下种》、李陀的《愿你听到这支歌》、宗璞的《弦上的梦》等作品，从多方面揭露了“四人帮”给我们国家和民族所造成的空前的灾难，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刘心武的《班主任》、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卢新华的《伤痕》等，堪称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并开启了新时期“伤痕文学”的先河。另外，像周立波的《湘江一夜》、邓友梅的《我们的军长》和王愿坚的《足迹》等，也较成功地塑造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形象。这些虽然都是初步的，但它们对当代文学的发展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