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一、 作家简介：敏锐捕捉新的社会矛盾
萧也牧(1918—1970)，原名吴承淦，又名吴小武，浙江吴兴人。1937年参加革命，194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做过编辑、演员、宣传干事、记者、副政委等，解放后曾任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副主任。
1937年，萧也牧在晋察冀的《边区文化报》上发表诗歌，热情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斗争。1941年发表小说，对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军民生活进行了热情的赞扬。解放后，他出版了一系列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作品，比较有影响的作品有中篇小说《锻炼》、短篇小说《识字的故事》、《我们夫妇之间》、《海河边上》等。他的作品散发着浓烈的泥土气息，跳动着时代的脉搏，朴素真实，干净洗练。这些作品受到了广大读者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当时全国曾有一二十家报纸转载，其中包括一些地方党报和团报，《海河边上》还被某些地方的青年团组织定为团员课本或必读书，而且很快被改编成话剧或连环画。《我们夫妇之间》被搬上了银幕，在工人和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与反响。
1951年6月，《人民日报》首先指出了萧也牧作品中的错误倾向。紧接着，《文艺报》也陆续发表了许多读者和作家的文章，对他的作品进行批判。有的还上纲上线，将正常的文学批评变成了“扣帽子”、“打棍子”式的政治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他被迫写出《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一文，承认和检查了自己作品存在的错误与问题。但后来，他还是被打成了“右派”。当时批判《我们夫妇之间》这篇作品的“错误”，归结起来，主要有三点：第一，作者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歪曲了党的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政策，歪曲了客观现实；第二，丑化了劳动人民出身的革命干部；第三，散布了庸俗的资产阶级的情调。今天看来，这部作品恰恰较为敏锐地反映了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如何适应新的生活，提出了如何解决社会生活、家庭生活之间出现的新矛盾，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二、 评论文章选萃1． 平淡中的审思这是一篇具有一定思想内容的作品，情节单纯、明显，描写细腻、委婉。尤其在语言上更显得生动朴素，读起来也动人，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有感染力的短篇。
(肖枫：《谈谈〈我们夫妇之间〉》，1950年7月12日《光明日报》) 《我们夫妇之间》，所描写的是一件很平凡的事，但这篇小说中写出了两种思想态度的斗争和真挚爱情。虽然不是轰轰烈烈的事情，但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白村：《谈“生活平淡”与追求“轰轰烈烈”的故事的创作态度》，1951年4月7日《光明日报》) 第一，我反感作者的那轻浮的、不诚实的、玩弄人物的态度。例如《我们夫妇之间》，作者对于女主人公——女工人干部张同志——的态度，是怎样的一种态度!从头到尾都是在玩弄她!写到她高贵的品质，也抱一种玩弄的态度；写到她的缺点，更不惜加以歪曲，以满足他玩弄和“高等华人”式的欣赏的趣味。特别是从头到尾，从里到外，我都感觉不到一点作者对自己的这个女主人公的爱和热情来!然而这个女主人公却是一个革命的工人，而且是战斗多年的干部，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作者所要肯定的人——对于这样的人，作者就只是拿来玩弄，并用歪曲的办法去不合理地扩大她的缺点来让他自己和读者欣赏!这证明作者对于我们的人民是没有丝毫真诚的爱和热情的。我们表扬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自然要有高度的热情和出于真诚的爱。然而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作者，却是完全相反!
因此，我觉得如果照作者的这种态度来评定作者的阶级，那么，简直能够把他评为敌对的阶级了；就是说，这种态度在客观效果上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对我们劳动人民的态度。
我认为这是最严重的一点，而且我并不觉得我说得“过火”。但不知道您们以为对不对?请指教!
这种玩弄人物的态度，以及对于劳动人民没有爱和热情，在《海河边上》里也是同样的。
可是，不，作者萧也牧同志也有爱，就是爱《我们夫妇之间》里面的那个李克。作者并没有真的批评了李克的缺点和他低劣的品质，也没有真的要李克改造；作者只要李克的爱人——就是女主人公——改造，所以胜利的还是原封不动的李克，“有文化”的李克。从这点上说，作者的“阶级立场”的确是很坚定的；但是什么阶级立场呢?陈涌同志已经说过，小资产阶级!
实在奇怪，作者萧也牧同志对待小资产阶级分子，还能够坚定地站稳小资产阶级立场表示了他的爱；而工农分子，却甚至赢不到他一点小资产阶级之类的热情!
唉，真的，比起敌对阶级的玩弄态度来，我真的以为小资产阶级的热情也还是可贵的呢!
这实在奇怪!可是这却是一个岔路口，一个危险的征候。譬如当年的玩世主义者现在的白话作家林语堂，起初也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作家，并非是一出娘胎就是一个有钱的买办。可是，林语堂满意他的玩世主义，也似乎爱过他的小资产阶级，然而他就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要爱“下等华人”。所以林语堂是问题简单的，他虽然也经过岔路口，却用不到迟疑或徘徊，从来就很顺利地一往直前，从玩世主义者到买办到白华作家，总是“上升”。因此，对我们的作者，这样的危险是不至于会有的，首先我们现在就没有这样的可能，但我们仍旧要在悬崖的边沿，竖一块牌子，上面画一个骷髅，请玩世主义者留心，特别对劳动人民没有爱和热情的人要留心!
假如我把林语堂的骷髅画在悬崖边上的牌子上面，您们说我故意吓人，我一定承认，但我们如果把左琴科的照片贴在牌子上面，你们总不会同意的罢? 萧也牧同志，我读你的作品，可真是替你提心吊胆呢，然而我也热烈地希望你留心!
真的，你不能再向前进了，立刻回头来，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去，热爱劳动人民，脱胎换骨地抛弃你的玩世主义的倾向!
(李定中：《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文艺报》1951年第5期)2． 质朴的真实感
萧也牧40年代写真人真事的通讯、速写、小故事，有一百多篇。它们报道了战争时期的各种动人事迹，描绘了各种各样的人物……他的作品语言大众化，风格质朴，情节动人，富于我们民族文学的讲故事的传统特色。1949年进城以后，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程。他一方面继续反映战争时期的斗争，同时也描绘新时期城市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但和过去不同，这些作品已经不是对真人真事的速写，而是在努力概括生活，从各种角度来塑造典型人物。他曾经说，要写“有感情”的作品。对于生活，萧也牧既不贬低它，也不拔高它，而总是按生活的本来面目进行提炼、集中、概括，重视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和复杂性，不回避那些幼稚的、粗糙的、有缺憾的事物。他笔下的人物并不常常是丰满的，但大致都能给人一种质朴的真实感，不像那种高调子的神和脸谱化的鬼。无论先进的、一般的或反面的人物，都使人觉得那正是我们熟悉的同时代人。
(李士文：《不忘记萧也牧》，《当代文学》1981年第1期) 小说对建国初年干部生活中的新矛盾、新变化作了敏锐的思考和反映，写出了一定的生活真实，提出了某些令人关注的问题，很有现实意义。从艺术上说，它尝试通过日常生活的角度表现工农及干部的生活，侧重抒写他们的感情波澜和心灵历程，探索了新的创作题材的表现方法。
(昊肇荣：《重要的在于探讨经验教训——重读〈我们夫妇之间〉》，《新文学论从》1983年第4期)3． 关于趣味、格调及其他
我以为作者的趣味是不高的，喜欢玩弄人物，就不是一种高级的趣味。轻浮和不诚实，也都不是高的品质。萧也牧同志这两篇作品的文字风格不是高级的，而是卖弄的、虚伪的、没有真实的情绪和感情的。这是一种矫揉造作地做出来的风格，是没有坚实的思想和作者的可贵的素质做基础的风格，是带着欺骗性的风格。所以。这两篇作品，虽然很多读者因为没有提防而会“津津有味”地读下去，然而它会提高读者的感情和趣味么?普通的读者，如果不留心，就会不知不觉地受了坏影响。
尤其内容上那些所谓“平凡生活”的“描写”，则作者简直是在“独创”和提倡一种新的低级趣味。我这里实在不耐烦来举例，在两篇作品中，几乎都充满着低级趣味的“描写”。陈涌同志已经指得多了，所说的那种“细致入微”，我看没有一处不是宣泄作者的低级趣味的。
(李定中：《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文艺报》1951年第5期) 作品散布了庸俗的资产阶级的兴趣和情调。作者在创作中以追求所谓新颖题材、新的表现手法为名，散布庸俗的资产阶级的兴趣和情调，严重歪曲和诬蔑了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至于《我们夫妇之间》，可以说整个作品从头到尾都浸透了资产阶级的兴趣和情调。李克这个人物，虽然参加革命十多年，然而一进入城市，一听爵士乐，心就怦怦地跳，就感到那么熟悉，感到“新的生活开始了”。
(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稿》，第86—87页，科学出版社1962年9月版)三、 作家自述：从“琐事”中描写“新人物”
写《我们夫妇之间》的原来企图是：通过一些日常生活琐事，来表现一个新的人物。这个人物有着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憎爱分明，和旧的生活习惯不可调和；这个人物的性格是倔强的，直爽的，然而是有缺点的，那就是有些急躁，有些狭隘。但这些缺点并非是本质的。这个人物就是小说中的张同志。为了烘托这个人物，拉了个知识分子出身的李克来作陪衬。
在写这篇小说的时候以及写好之后，我也曾经考虑到一些问题，主要是李克这个人物。他既然是经过改造的，然而确有些荒唐，说不过去。但我想：所写的都是些日常生活琐事，并非是他的主要一面，并不影响大体。同时，我认为还表明自己需要继续改造。我想这样一来，就可以交待得过去了。
在1950年秋，《我们夫妇之间》这一篇，我曾经作了两次删改，例如：张同志不骂人了，李克一进北京城那段城市景色以及“爵士乐”等等删掉了，张同志“偷”李克的钱以及夫妇吵架的场面改掉了，凡“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等字样删掉了。结尾李克的“自我批评”中删去了“取长补短”等字眼，在李克自认错误之前，加上了“严重”、“危险”等形容词，并且把李克改成参加革命才四五年的一个新干部等等。
(萧也牧：《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文艺报》1951年第1期)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一、 作家简介：充满战斗激情的文学家
路翎(1923—1994)，原名徐嗣兴，祖籍安徽无为，生于江苏南京。在南京读完小学并上了初中。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南京沦陷，路翎随家迁往四川重庆，转入四川中学。因家庭经济拮据，高中未毕业便辍学，先后当育才学校艺友、图书馆的管理员、码头的办事员。但路翎对文学情有独钟，在工作之余，广泛涉猎中外文学名著，为后来的写作打下了深厚的文学基础。
1937年，路翎发表了处女作《古城上》。随后，他更加勤奋地写作，在《抗战文艺》、《七月》、《希望》、《文艺杂志》、《文艺复兴》和《人世间》等许多刊物上发表小说，逐渐知名于文坛。1944年，他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青春的祝福》。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路翎回到他的家乡南京。起初在南京一个经济机构任办事员。不久，受聘于中央大学任讲师，主讲《小说创作》。1946年路翎出版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小说以苏州大地主、大资本家蒋捷生的家庭为中心，试图反映“一·二八”后的十年间中国社会的生活面貌，探索在这个大动荡的时代中知识分子所走的道路。1948年，他发表了第二部长篇小说《燃烧的荒地》。这部小说以四川某村镇为背景，描写农村中压迫者的奸诈、狠毒与凶残，被压迫者从忍受、挣扎走向自发性的反抗，显示沉滞的农村中蕴藏复仇的火焰。两部大作出版后，路翎成了当时引人注目的文坛新人。
解放后，路翎担任南京市文艺创作组组长。除继续创作小说外，还写作了不少话剧。其中著名的有《迎着明天》、《英雄母亲》。剧本以工人生活为题材，表现工人的斗争精神和高贵品质。1950年路翎奉调北京，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副组长。抗美援朝开始后，他被派往朝鲜前线实地采访，写作了不少朝鲜战地通讯和短篇小说。195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路翎的《板门店前线散记》。这部散文报告集，以清丽的笔触抒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军民的高尚品质和战斗精神。不久，《人民文学》又先后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初雪》和《洼地上的“战役”》。两部小说生动地表现了志愿军战士与朝鲜人民的血肉关系和在战斗中结下的深厚情谊。《洼地上的“战役”》因写志愿军战士与一位朝鲜姑娘的爱情，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最后，还被冠以“反革命”的帽子。
1955年，文艺界一桩涉及面很大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发生了。路翎成为受害者之一，蒙冤入狱多年，身体和精神受到极大的损伤，从此停止了文艺创作。1979年被平反，重新回到中国戏剧家协会剧本创作室工作。1981年，《江南》文学季刊连载了他的长篇小说《战争，为了和平》的第一部《群峰顶端的雕像》。编者称“它是战斗的颂歌，是瑰丽的油画，是青春的诗篇”。同年9月，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合集《初雪》。80—90年代路翎主要从事诗歌、散文和文艺评论的创作。1994年在北京病逝。
二、 评论文章选萃1． 罗曼·罗兰式的浪漫色彩作者无论怎样描写王应洪的勇敢和自我牺牲，描写王应洪牺牲以后金圣姬的坚毅和自持，但是由于作者立脚在个人温情主义上，用大力来渲染个人和集体——爱情和纪律的矛盾，前者并且战胜后者的结果，无论如何也无法弥补金圣姬心灵上的创伤，无法改变在战争中丧失了个人幸福而造成的悲剧。这种把人民军队所进行的正义的战争和组成人民军队的每一个成员的理想和幸福对立起来的描写，是歪曲了士兵们的真实的精神和神圣的责任感，也是不能鼓舞人们勇敢前进，不能激发人们对战争胜利的坚强信心，不能照亮王应洪和他的战友，以及青年读者们的前进道路的。
(侯金镜：《评路翎的三篇小说》，《文艺报》1954年第12期) 《洼地上的“战役”》写朝鲜房东女儿金圣姬，对志愿军侦察员王应洪产生的微妙而纯洁的爱情。王应洪记取班长的话，严格遵守纪律，但他执行任务时，却以姑娘的真挚感情为动力，最后以鲜血染红了姑娘送给他的绣有他们两人名字的花手帕……
路翎是以自己切身的生活体验和艺术感受来创作小说的。他那种沉痛愤激的心灵狂潮，那种拥抱现实的强烈的战斗热情，促成了他在艺术世界里的执著追求，而他由南京流浪到重庆，从重庆流浪回南京的坎坷曲折、艰难痛苦的生活经历，造就了路翎式的充满原始生命精神的、富有青春气息的血气方刚的性格，也使他的作品涂抹上战争时期粗犷豪放的罗曼·罗兰式的浪漫色彩，且有了流浪汉式的沉郁而悲壮的精神气质。路翎是真诚地关注现实的作家，他看到的是苦难与仇恨、挣扎与反抗，对这种现实，路翎不是静观地叙述，而是以自己的胸怀去拥抱并切身投入其中，进行灵魂的血肉搏斗。因此，路翎在其小说创作中，专注于人物的精神世界，用“灵魂辩证法”透视人物的内心世界，不厌其烦地拷问人物的灵魂。
(孔范今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下］，第899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9月版)2． 战地爱情与人物塑造
《洼地上的“战役”》敏锐地抓住了处于战争漩涡中心的革命战士心底深处的感情波澜，以优美动人的艺术笔触，塑造了金圣姬、王应洪和志愿军侦察班长王顺三个十分可亲可爱的人物形象，细腻而又真实地再现了他们丰富却又单纯的精神世界和朝鲜的战地生活。小说用一个志愿军侦察班在紧张练兵和浴血奋战中，与朝鲜人民休戚与共、相互关怀的国际主义背景作衬托，以朝鲜姑娘金圣姬和志愿军战士王应洪的爱情线索贯穿全篇。通过对这一爱情故事发生、发展及其解决过程的描写，着力刻画了三个主要人物高尚的操守、真切的感情和无私的现实表现。小说似乎是以“爱情与纪律的冲突”为题材来展开主题的，但作品实际所描写和所达到的效果，却远远高出于这一题材本身。小说为我们矗立起了血肉丰满、灵魂纯净的活生生的三个人。在炮火中成熟起来，坚信“战争总归是要过去的”，憧憬着在战后建立起“和平的、劳动的生活”。把纯洁的爱情大胆地奉献给年轻的中国志愿军战士的19岁朝鲜姑娘金圣姬；怀着“惊慌的甜蜜的感情”而又自觉地服从战争的需要，绕开了爱情，怀揣着金圣姬偷偷塞在他换洗衣服里的一方手帕，连同对于母亲、亲人、毛主席和伟大祖国的思念之情，勇敢地牺牲了生命的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以及最早发现并同情、理解、关怀着金圣姬与王应洪之间的爱情，又为这一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爱情采取恰当措施与方法，充满革命人情味的侦察班长王顺，都使我们感到亲近、可信、崇高而赢得了我们理所当然的尊敬。
作品严格地从生活的真实出发，毫不回避现实中完全可能出现和存在的矛盾、冲突，使描写的人物在尖锐的思想、感情交锋与纠葛中经受考验，从而在生活聚光的焦点中闪耀出照人的光彩。不是爱情妨碍纪律，也不是纪律破坏了爱情，而是更加深广的爱和崇高的理想准则的人，超越于狭隘的亲人爱情与对纪律的理解之上，一方面小心翼翼地保护和珍藏萌生在心底的爱情，另一方面又严格地服从军队纪律和战争胜利的需要，自觉地献出自己的青春、爱情乃至生命。作品正是在这样的无私、无瑕的纯化境地中，使普通战士和活泼少女在斗争激流中达到了崇高人格的自我完成，为战地爱情和革命的理想主义谱写了一曲壮丽的凯歌。
小说的起点是高的，基调是健康的，色彩是明朗的，境界是开阔的，而对部队生活的反映也是真实的，对于革命战士内心世界的开掘是深邃而细致的。它对于读者，包括当时身为志愿军指战员的我们来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野艾：《对一个熟悉的陌生人的问候——向路翎致意》，《读书》1981年第2期)三、 作家自述：艺术与“国际主义精神”
战士们为和平而战。为和平而战的崇高志愿，具体地表现在战斗行动中，也表现在现实生活里的战士和人民的联系和对人民的深厚感情之中。战士们珍贵那两母女的热爱志愿军的感情，同情人民的和平劳动、重建生活的愿望，但对这愿望抱着更深刻的见解：虽然不能接受金圣姬的爱情，但却被这爱情所代表、所反映的事物所感动，从而更感觉到自己的战斗的意义和价值。
批评家们的基本观点是：集体主义的内容是和战士们与家乡、亲人的感情联系对立着的。按照他们的观点，描写了战士对于和祖国的斗争现实结合着的家乡、亲人的感情，就是描写了个人和集体的对立，就是宣扬个人主义。
由于这种横暴的气势，我的批评家们就充满了“左”的激情，他们在作品的任何词句、任何形容词里都可以找出“资产阶级”以至“反抗祖国”的罪名来。这种批评的危害性是很显然的，它严重地摧残着文学创作的生机。在这种批评面前，文学作品非放弃它的以丰富的生活形象来教育人的职能不可，文学作品里的人物也不能按照他们的性格和具体感情来说话和思想，而非要说大家都说过的、报纸上在说着的话不可。
我的批评家们是以“立法者”的姿态来说话的。
(路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文艺报》1955年第1—4期) 我在1952年底去朝鲜，1953年7月朝鲜停战后回国。在朝鲜半年多的时间里，我先后访问过志愿军几个部队，到过开城、平壤等地，接触到志愿军的一些指战员，听到了在几次战役中朝中人民军队英勇作战的事迹和战斗情谊。也到过许多朝鲜人民家里作客，和他(她)们同桌共餐，欣赏他(她)们的歌唱和舞蹈，也听过他(她)们倾诉这几年间经历的患难。我也在前线阵地和战士们一起在壕沟里躲避美帝国主义B26轰炸机……朝中两国人民和军队的国际主义精神，志愿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朝鲜人民和军队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都使我深受感动，并在激动之余写了些东西……这些作品，从各方面介绍了志愿军和朝鲜军民的生活和战斗情谊。
(路翎：《初雪》后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版)四、 编者评点：“另类”的现实主义小说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的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已经结束，由此中国进入全面的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当时除台湾之外，全国刚刚解放，大批干部从山村、乡村来到城市这个不熟悉的新战场。如何在这种新形势下开展工作，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决新的社会矛盾，显然是革命队伍面临的现实问题。特别是在新的社会环境之下，人的情感和精神世界会发生极大的变化，那么作家怎样把现实生活中的这一变化反映到文学艺术中，这本身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然而，当时主流话语所要求的是革命英雄的重大题材，而对关注人性与人情的作品基本采取排斥和不予承认的态度。这就使那些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的人性和人情的小说成为“另类”现实主义作品，并与主流话语所界定的现实主义作品相区别。
在“另类”现实主义小说中，萧也牧、路翎是成绩显著者。他们分别创作了影响于世的《我们夫妇之间》、《洼地上的“战役”》。这两篇现实主义小说发表之后，立刻受到了读者的好评，但随之也引来了激烈的批评，有的论者甚至上纲上线，对作家扣帽子、打棍子。
其实，这些小说另辟蹊径，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革命战士和知识分子的真实生活。作家抓住人物的情感世界和心灵变化来表现当时的现实环境，这本身就是一种可贵的探索；他们就是要以小见大，以平见奇，用以情动人的细节来感染读者。而我们若固守唯一的政治话语标准，自然就会将这些现实主义小说划到所谓的“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范畴里去。
《我们夫妇之间》虽然没有了战斗的硝烟，写李克和张同志一对夫妇进城之后的思想情感的变化，但同样表现了生活的真实，其中张同志的思想保守顽固，的确代表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一大批农民出身的干部的实际境况。小说着重描写了夫妇之间的思想和情感的矛盾，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作品提出了革命胜利后，革命者如何加强世界观改造的问题。这篇小说在艺术上很有特色，首先抓住男女主人公思想感情的变化来刻画人物的性格。妻子张同志是一位农民出身的劳动英雄，在艰苦的革命岁月里，与丈夫李克关系亲密融洽。解放进城后，他们的关系起了变化，一系列的矛盾冲突使他们格格不入：李克对城市文化感兴趣，妻子却反感；李克讲排场，妻子却小家子气。这样，一方面显示了妻子的朴素、心地纯朴和狭隘、保守的特征，另一方面又表现了李克图享受、易忘本和知错就改的性格。其次，小说构思精巧，结构严谨。整篇小说以第一人称“我”来叙述，给人一种真实的感受。叙事流畅，重点突出。全篇安排了三个小标题，每一标题都围绕一个中心，但每一中心又都围绕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变化来着笔，完整地展示了人物性格变化的过程。
而《洼地上的“战役”》这篇小说，恰恰也说明了革命者并非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者。他们具有崇高的思想，但同样具有凡人的丰富的情感。小说集中描写了志愿军侦察员王应洪与朝鲜房东的女儿金圣姬之间的真挚纯洁的爱情，尽管一方面王应洪以军队的纪律严格约束自己，但另一方面他还是从内心深处产生了对金圣姬的爱情，这种情爱不是以火热的外在行动爆发出来，而是以委婉含蓄的方式表达。小说充满了革命的人情味。
萧也牧、路翎两位小说家从小处、细处着眼，挖掘人的深层次的情感世界，使其小说充满了人情味，没有图解生活的政治说教，这应该说是当代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一个新形态和新起点。
五、参考文献和思考题
1．参考文献
萧也牧：《萧也牧作品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10月版。
路翎：《初雪》(短篇小说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版。
2．思考题
① 为什么说《我们夫妇之间》是“另类”的现实主义小说?
② 《洼地上的“战役”》是怎样把战争与情感结合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