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一、 作家简介:从硝烟中成长的作家
杜鹏程(1921—1991),笔名司马君,陕西韩城人。出生于贫农家庭,家境寒怆。3岁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11岁时结束私塾生活,去当学徒,开始了对人生的探索。1934—1936年,经人举荐到一个乡村学校半工半读,接受了爱国思想并向往革命。1937年,抗战爆发,他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投入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初夏,他奔赴延安,先后在八路军随营学校、鲁迅师范学校和延安大学学习。1944年,他被调到延安边区被服厂当基层干部,除专职搞政治文化教育工作外,还经常为红军和八路军老干部、战士写小传,从中了解了很多革命故事,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萌发了从事文艺创作的念头,并开始练笔,向延安有关报刊投寄通讯报告、散文、小说和秧歌剧。1947年,调《边区群众报》报社工作。延安保卫战战幕揭开后,他又当了随军记者。1949年,他随军挺进新疆,并且任兵团政治部副部长,兼任新华社第一野战分社主编。其间写了大量的通讯、散文、报告文学和剧本。
全国解放后,他从部队转业,任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1954年,他将平时生活中积累的素材提炼后写成了长篇小说《保卫延安》。这部作品直接以解放战争为背景,塑造了我党我军一系列的指战员和普通士兵的形象,特别是在塑造彭德怀形象方面所做的尝试为文学创作描写老一辈革命家的形象提供了新鲜的经验。《保卫延安》出版之后,他从新疆调到西安,担任中国作协陕西分会副主席,开始了专业作家创作的生涯。到西安不久,他又主动请缨要求下基层体验生活,深入到第六工程局等铁路建设工地,创作了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作品:《在和平的日子里》、《延安人》、《工地之夜》、《夜走灵官峡》、《速写集》等。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在和平的日子里》,该作品发表后不久,就受到了批判,罪名是“为知识分子树碑立传”。
60年代之后,杜鹏程受到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残酷迫害。1963年,《保卫延安》被封禁;1964年,被指令销毁;“文革”中,《保卫延安》还被强加上“利用小说反党的活标本”等一系列罪名。1966年,他返回西安作协不久,即受到冲击,长期遭受囚禁。粉碎“四人帮”之后,他重返文坛,并开始新的创作生涯。尽管他的身心在“文革”中受到极大的摧残,但仍坚持写作。1977年在《延河》上发表短篇新作《历史的脚步声》。1977年底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光辉的里程》。还应一些刊物之约撰写了大量的文艺论文。1979年,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91年10月在西安病逝。
二、 评论文章选萃1. 富有哲理意义的主题小说提出了一个富有教育意义的主题:人应该怎样生活?这里贯穿着这样一种深刻的思想:人们活着不是仅仅为了追求个人的幸福,而是应该为着追求和实现一种高尚的理想,才不是枉费了一生……小说深刻地揭示了持两种不同人生观的人的内心世界,这里饱含着作者的强烈的爱憎;他热情洋溢地歌颂着他所尊敬的人,认为他们是事业的主人,在他们身上渗透着强烈的时代气息,他们是属于这样的一种人:“是历史把我们这帮人选出来,时时把繁难的担子搁在我们肩上”,而且“只要还有战斗,就不能休息;只要任何地方还有贫困和落后,就算我们没完成任务!就寝食不安!”他毫不容情地鞭挞着另外一种人,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只有个人的名誉地位、爱情和享受,他们永远不会理解我们事业的巨大意义,是一种目光短浅、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人。
(罗荪:《在伟大历史进程中前进的人们——评〈在和平的日子里〉》,《人民文学》1959年第7期) 在《和平的日子里》,提出和描写了我们时代生活中一个极为重要而有意义的主题。通过书中所描写的事件,它向人们深刻地揭示了:一切革命的人民和革命的干部,其中也包括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受到严峻考验的人们,在不断革命的长河已经跨入新时代的今天,在社会主义建设生活的激流中,他们要接受新的考验,必须接受新的考验。考验他们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心,考验他们革命意志坚强的程度,考验他们的思想和脚步是否能赶上这飞跃前进的时代!
(胡采:《序〈在和平的日子里〉》,东风文艺出版社1959年9月第4版)2. 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
《在和平的日子里》的故事虽然并不复杂,但是情节和结构很紧凑,有许多章节都是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它集中地描写了发生在几天当中的斗争,这里面有英勇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变化莫测、冷酷无情的大自然的斗争,有崇高的共产主义思想和卑鄙的个人主义的斗争。这一系列的斗争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而几个中心人物在几天中的不平凡的生活、行动和遭遇,他们的血肉饱满、性格分明的形象,就通过这一系列的斗争表现得异常突出、生动而又有说服性……在艺术手法上,整个作品极其突出的特点之一,是作者决不孤立地描写他的人物。不论是在描写书里的主要英雄人物阎兴和刘子青的时候,或者是刻画那个革命队伍里的蜕化者梁建和逃兵常飞的时候,作者都没有花费多少篇幅来对他们作出种种性格介绍,而是采用了一种极其简练的手法:从一开始就把这些人物聚集在一项极为严重而艰巨的战斗任务之前,然后按照这些人物的生活和性格的发展逻辑,逐个地使他们在投入紧张而尖锐的冲突与斗争之中去表现自己,这样就突出了人物的性格,而使人感到分外简洁生动。
(冯牧:《一本具有革命风格的作品——读〈在和平的日子里〉》,《人民文学》1958年第7期) 作家善于选择具有重大意义的矛盾冲突加以提炼和典型化,在历史和现实的广阔背景之前反映生活的发展。从激烈、深刻的矛盾冲突,从严峻的考验中,或在从平凡的生活中来揭示英雄或其他正面人物心灵的美和诗;以炽热的诗情和警辟的哲理性相结合不断反映、评价生活。这几方面的特色是互相作用、互相渗透的。从而,叙事状物,笔触刚劲,力透纸背。人物不作细致雕镂,但却鲜明结实。气氛多严峻,节奏较急骤,情调高昂激越。作者与正面人物同呼吸、共脉搏,所以真切感人。对生活常有精湛警辟的评价,故能发人深思。如果要用几个字来概括的话,大致可以说是,劲道,深邃,真切,警辟。
(潘旭澜:《论杜鹏程的小说创作》,《文学评论》1980年第1期)3. 阎兴与梁建
《在和平的日子里》的阎兴,面临的是社会主义建设,是人民内部矛盾斗争,他的党性和忠心,主要通过人民内部矛盾斗争表现出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既要斗争,又要团结;斗争是为了团结,通过斗争达到团结和进步。正是在这一点上,在这个大前提下面,《在和平的日子里》的阎兴,比《保卫延安》中的周大勇,在思想性格方面,已经有了显著的发展。阎兴的性格中,有了许多新的东西。这种发展是革命生活发展的反映。作者着重刻画了阎兴身上这样一些美好的品德:勇于责己,宽厚待人,既有严肃的原则性,又有委曲求全的精神。他在处理和老战友梁建的矛盾斗争中,就同时表现了这两种精神。他的严肃的原则性,是为了维护党的根本利益;在关于工期问题的争论上,在桥墩返工的问题上,以及在其他一些重要问题上,他坚持原则,寸步不让;但是,在处理他和梁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在处理有关日常生活问题上,又表现出高度耐心和委曲求全的精神,其目的是为了达到革命内部的团结,因此也是一种维护党的利益的表现。
阎兴在对待梁建问题上所表现的原则斗争和委曲求全的精神,是和他对于自己老战友命运的深切关怀联系在一起的。他批评梁建,他和他作斗争,他鼓励他,无非是为了一个目的:诚恳地希望他的老战友,从歧途中走出来,恢复革命的活力,重新站在党这方面来。
(胡采:《序〈在和平的日子里〉》,东风文艺出版社1959年9月第4版) 梁建则是另外一种人。他脱掉军装,就放弃了历史的责任。他追求安逸,玩忽职守,诿罪于人。在阎兴看来,这当然是不可原谅的。因为它关系着战争胜利以后,中国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线,革命战士应该做一个什么的人的重大问题。作家从这一制高点上,让我们一眼就看清了阎兴、刘子青是在为着一个伟大的事业献身,而梁建只不过是在为自己个人着想。因而,刘子青即或默默地埋身在万山耸立的深谷之中,他那战斗者的浩气也是永远长存的。
(思基:《论杜鹏程的艺术独创性》,《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三、 作家自述:艺术是“一块混着血汗的泥土”
深入群众,使我理解了一个普通的道理,这就是:一个从事创作的人,要热爱党的事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人民。有了这种政治热情,住在穷乡僻壤,你也会觉得那是世界上最美好和最可爱的地方,人民群众的任何劳绩,都会使你深为所动,历久不忘。不和工农兵一块战斗,没有强烈的阶级感情,没有火一般的政治热情,你在工厂会觉得单调,你到农村会觉得农村平凡。这样,你在生活中就什么深刻的思想感情也学不到,什么动人的东西也看不到;本本上记的材料再多也是白搭!而且,要写出深刻动人的作品,那根本没门儿!好的作品是用生命和鲜血写成的。
(杜鹏程:《漫谈深入群众》,《延河》1977年第12期) 我曾写的一部小小的作品,叫《在和平的日子里》……这里边写了一个斗志衰退的老干部,多少反映了一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复杂斗争的实际情况。长春电影制片厂把它改成电影,决定拍摄。剧本一讨论,“长影”的人有了分歧,分成了两派,一派说这是污蔑老干部,是毒草;一派说这作品还不错。僵持不下,结果还是停拍了。反正我是写小说的,对拍不拍电影不感兴趣,也就没有再过问。稍后一段时间,《文艺报》就《在和平的日子里》开展讨论,发表了好多评论文章,意见也是尖锐对立的,有的认为是一部好作品,有的则认为严重错误,还有的人认为是毒草。他们责问:小说为什么要写一个老干部革命斗志衰退?而且为什么不迟不早,恰好在1957年7月发表呢?发表时我在书前面写的献词里说:“我献给人们的不是精雕细刻的碧玉,而是一块混着血汗的泥土。”这也是惹祸的原因之一。总之,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由此可见,要在作品中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是多么不容易的啊!后来,邵荃麟同志告诉我说,有人说我是“皱着眉头看生活”。我说,“皱着眉头”就“皱着眉头”吧,这又有什么!好在邵荃麟等同志这些真正懂得文艺的老前辈,是热情地支持我的。直到现在,想起这些文学界的老前辈,我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
其实,像梁建这种人,生活中确实是有的。但在1956、1957年,写这样的人物——也就是说,写这样的人物写得比较早,所以遭到了非难。的确,有许多清规戒律束缚着作家的创造力,如果没有这么多的束缚,让人们把生活的实情说出来,我们的好作品数量会多得多。应该放开手脚,让作家为无产阶级远大政治目标服务,可以写前进中的美好事物,也可以向丑恶的东西开战,光有歌颂而没有批判怎么行?批判是为了给新事物开路嘛。
最近,有人看了《在和平的日子里》之后问我,你怎么那么早就写了知识分子的优秀之处。我说,这不是冒碰的,创作不能靠运气瞎碰。对知识分子,我是做了长时期考察的。《保卫延安》里的营教导员张培、团参谋长卫毅、团政治委员李诚,都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那时我把他们作为艺术形象写入作品,是表明我的认识以及思想感情的,是倾注了我的心血的。《在和平的日子里》写了一个老工程师张如松和一个技术员韦珍,我在同他们一起生活以及战斗的过程中,了解了他们。他们身上有许多十分优秀的品质,我不能闭上眼睛说瞎话。要勇于说出真理,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不能因为赶浪头而玷污作家的称号。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与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处境大不一样。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经历过艰难困苦的生活,亲身体验过民族的屈辱与痛苦,爱国主义和正义感十分强烈。更不用说他们之中的先进分子,已经用马列主义武装了自己。从鸦片战争到全国解放,一百年来的中国历史是反抗史,也是屈辱史。除了极少数爬上去的知识分子之外,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希望我们这个国家强盛,都希望我们的民族能屹然站立起来。他们也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体验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他们建设新世界。因此,在战争中,在建设中,他们那样富于自我牺牲精神,行为那样动人,是很自然的,合乎逻辑的。至于解放后我们培养的知识分子韦珍,我把她看作一代新人的优秀代表予以歌颂,有什么不好呢?他们在今天现实生活中的地位和意义,证明我当初的看法并没有错呀!没有错还要挨批判,罪名是“为知识分子树碑立传”。真不知歌颂为社会主义事业献身的知识分子,何罪之有?
(杜鹏程:《漫谈生活和创作》,《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宗璞的《红豆》一、 作家简介:博采众长的小说家
宗璞(1928—),原名冯钟璞,曾用名任小哲、丰非等。祖籍湖南唐河县,出生于北京。未上完小学便于1938年夏到了昆明,先后在昆明上南菁小学、西南联大附中。1945年夏,抗战胜利后回到北京。先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学习英国文学,读两年后转入北京清华大学继续学习英国文学,并系统地学习了外国文学,为以后自觉地借鉴外国作家的创作经验和技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闲暇之余,她又广泛地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和现代文学作品。可以说,她的中外文学基础是相当扎实的,从她日后的小说创作中可以看出她博采众长的特色。
1951年8月,她大学毕业。毕业后,曾在政务院文教事务委员会宗教事务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文艺报》编辑部工作。1957年7月,宗璞创作的小说《红豆》由《人民文学》的“革新特大号”作为“新人的作品”推荐发表,《人民文学》的编辑当时的意图是为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但杂志正式出版时,文艺界的“反右运动”已经全面展开,所以这一期的《人民文学》成了短命的“百花时代”的最后一批绝唱。《红豆》发表以后,《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文艺月报》对它进行了将近一年的批判,认为作品宣扬了资产阶级的“人情味”和爱情观。其实这篇作品所包含的深刻的思想内涵与艺术激情,远远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爱情小说。
宗璞于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调《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196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主要作品除短篇小说《红豆》之外,还有《桃园女儿嫁富谷》、《不沉的湖》、《弦上的梦》、《我是谁》等。1980年发表的中篇小说《三生石》,荣获1977—1980年《文艺报》中篇小说奖。
二、 评论文章选萃1. 政治与爱情这篇小说的题材和视点都是新颖和独到的。50年代,写大学生生活的作品已属寥寥,写大学生或知识分子爱情生活的作品更属少见。因此在这方面,《红豆》具有突破性意义。由此可以看出初登文坛的宗璞的单纯、执著和艺术探索的勇气。《红豆》之所以受到普遍喜爱,还由于文笔的细致委婉。《红豆》在这方面完全有别于50年代许多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它既不贴政治标签,也不把爱情简单化处理。《红豆》的许多段落可以看作心灵工笔画。作家细致入微,如丝如缕地展现了青春少女江玫的绵绵情思,同时又极真实可信地展现了在光明与黑暗大交战的时代暴风雨冲激下她的觉醒,以及随之产生的理智与感情、现实与幻想、依恋与决绝的冲突。齐虹的爱虽炽热但却自私苍白,在这之上,人生显然应有更坚实的内容、更高远的境界和对国家民族更重大的责任。
(盛英主编:《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第657—65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 作品通过大学生江玫与齐虹由于生活态度和政治立场的分歧而导致的爱情悲剧,讲述了一个在时代巨变面前知识分子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的故事。爱情虽然是故事的主要内容,但并不是作品的主题。作家要想表现的就是这种人生在“十字路中的搏斗”。作家之所以选择一个爱情故事来表现这一主题,是因为“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不断出现十字路口,需要无比慎重,无比勇敢,需要以斩断万种情丝的献身精神,一次次做出抉择”。祖国、革命和爱情,家庭的取舍、新我和旧我的决裂,种种搏斗都是在自身的血肉之中进行,当然是十分痛苦的。而作家正需要用这种“在自身血肉中进行”搏斗的痛苦,来表现知识分子在十字路口进行选择的艰难和选择成功后的欢乐。我们从作家的自白中不难感受到与路翎创作《财主底儿女们》相似的精神格调与艺术追求。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教程》,第8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2. 独特的文人韵味与丰富的心理内涵
在人物的塑造上,宗璞完全是特立独行的,作品主人公江玫一开始不是英雄,最后也没有成为英雄,她虽然走上了革命道路,但却没有像林道静(《青春之歌》的主人公)等知识分子典型那样“与工农相结合”。作家大胆地深入江玫的内心世界,细致入微地写出她作为一个知识女性所特有的所谓“小资产阶级”感情和恋爱中的心理变化。江玫与齐虹的爱情始终是在时局的变化中发展的,始终是在江玫对社会形势越来越关心的背景下变化的,他们如痴如醉、如癫如狂的爱情,也因此而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作家对成长过程中的女大学生江玫的描写摆脱了公式化的影响,对学生运动领袖萧素的刻画也没有落入概念化的俗套。萧素在作品中的最大作用是影响江玫走上革命道路,但她有她自己的个性,坦率泼辣,正直勇敢,对人对事都一针见血;她有她自己的风格,不尚空谈,不讲大道理,脚踏实地,身体力行。在她的影响下,江玫的任何变化都不会让读者吃惊。相比之下,齐虹的形象则缺乏立体感,略显单薄。虽然作家表现了他自私本性的暴露过程,强调了他前后性格的鲜明对比,也注意到了他在恋爱过程中的复杂表现,但是对于“他真该是最懂得人生最热爱人生”的一面还开掘得不够,使江玫在已经清楚地看到他们之间的根本分歧成为学生运动积极分子之后,仍然不能与他一刀两断,仍然在最后一刻产生动摇等描写,缺少了充分的依据。
《红豆》虽然是一篇短篇小说,但所反映的社会层次和艺术格调都明显地高于当时以宏大历史叙事为主的现代历史小说。诗意化的意境和散文化的笔法,形成了作品独有的艺术风格,而温馨浪漫的情调和浓郁含蓄的人情味则形成作品独特的文人韵味。倒叙手法的使用有助于作家在疾风暴雨的时代氛围中营造出爱情的小天地,而江玫因“红豆”而引发的怀旧情绪和情不自禁的泪水,则使作品带有一种温情脉脉的“感伤美”。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教程》,第86—8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 宗璞的《红豆》是一篇几乎完全用回忆构成的小说。同当时普遍流行的故事化的结构方式不同,它把由外在人物矛盾关系构成的具有强烈故事性因素的叙事内容,通过主人公“回忆”这样一种叙述方法,转化为人物丰富而复杂的感情运动过程的描述,使其具有了较为丰富的心理内涵。小说的叙事背景是一个战争年代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实际的叙事过程中被纳入女主人公的一次旧地重返的回忆中,其事件过程的展开同叙述者的主观感情活动和独白式的文体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叙事效果。江玫和齐虹曾因共同的生活情调而相爱,又由于在政治信念影响下对人生道路的不同选择而导致爱情的夭折。小说在叙述这一事件过程时,有意淡化了其中原有的强烈的故事性因素,而在情节处理上强调了那些最能引动叙述者感情活动的生活场面细节(如林阴小径上的漫步、校园花丛中的情语、凝结爱情的“红豆”、因政治信念不同而导致的争吵等等),由此显示了女主人公作为回忆者在重新打开旧的感情闸门时那种特定的复杂而丰富心理动态。这在当时的小说中,也是一种很有个性精神的艺术尝试。
(冯光廉主编:《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演变史》,第2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三、 作家自述:“十字路口的搏斗”
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不断地出现十字路口,需要无比慎重,无比勇敢,需要以斩断万种情丝的献身精神,一次次作出决裂,祖国、革命和爱情、家庭的取舍,新我和旧我的决裂,种种搏斗都是在自身的血肉之中进行,当然是十分痛苦的。但只要有信仰,任何痛苦都是可以忍受的。在信仰和理想中,痛苦甚至于可以变成欢乐……
《红豆》写的也是十字路口的搏斗。那主题还可以用另一个故事来表现。那故事是:男主人公下决心离开了一个动摇不定的女学生,奔向革命。也许以后我还会把那故事写出来。在抉择中,选择献身祖国革命、人类进步事业的人,那总是想“给予”的人,应该是英勇的胜利者。只想到自己,只斤斤于“取得”的人,应该是怯弱的失败者。选择通向人的尊严的道路,需要信心和勇气。勇气是跟随信心来的。40年代50年代能做出抉择的,到60年代、70年代未必再有力量了。我想,使这种力量延续发扬,是一项大责任。
《红豆》还想写人的性格上的冲突。这种冲突不是环境使然,而是基于人的内心世界。封建制度下的父母之命产生的梁祝悲剧,那是环境使然。江玫和齐虹的政治立场不同,道路不同,只得分手。这牵涉到人的一部分内心。而在道路相同的人中,也还会由于性格冲突引起剧烈的痛苦。人的精神世界是极复杂的,如何揭示它,并使它影响人的灵魂,使之趋向更高、更美的境界,这真是艰巨的课题。
(宗璞:《〈红豆〉忆谈》,见尤敏、屈毓秀编《中国女作家小说选》[下],第135—13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 我的有些作品不注重情节,也不用白描叙述手法,有些费解,遂贻“曲高和寡”之讥。其实我以为小说之为小说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能够引人入胜,使人爱不释手。也就是说小说应该是让人看得下去,有其可读性。不过这里所说的可读性不是躺在花园里或坐在火车上翻翻,而是认真地读,小说要经得起认真地读,也要吸引人去认真地读。50年代我曾听我们的前辈作家老舍说,写东西要使人能感觉到。你描写冷,读者也打哆嗦,你描写热,能让人脱掉大衣棉袄……总之,小说应该能感染读者,使读者共鸣。
小说还要经得起思索,也就是要对读者有所启示。我们新时期的好小说在社会性、可读性上大体做得到,但还少真正有启示的作品……伟大作品总有巨大的思想内容,对人有所启示。但这思想内容绝非作者在说教,而是通过作品本身给予读者。
我自己在写作时遵循两个字,一曰“诚”,一曰“雅”。这是我国金代诗人元遗山的诗歌理论。郭绍虞先生将遗山论诗总结为诚乃诗之本,雅为诗之品,我以为很简约恰当。没有真性情,写不出好文章。如果有真性情,则普通人的一点感慨常常很动人。如果心口不一,纵然挥洒千言,对人也如春风过耳,哪里谈得到感天地、泣鬼神!文学必须真实地反映人生才能获得自己的生命,这一点是新时期作家们普遍的认识。
“雅”可以说是文章的艺术性。要做到这点,是否只有一个苦掘方法,就是改,不厌其烦地改。“文章是改出来的。”这是一句尽人皆知的话,但这句话包含多大的耐心,恐怕也只有作者自己知道。
我的作品简单地说,可分两大类。一类是现实主义的,照现实的样子写……我的这类作品有《红豆》、《弦上的梦》、《三生石》等,窃称之为外观手法。另一类我称之为内观手法,即透过现实的外壳去写本质,虽然荒诞不经,却求神似。中国画讲究“似与不似之间”,讲究神似,对我很有启发。中国画论以山水画为最高,并主张不做自然皮相之模仿,而为诗人理想之实现。有的名画看去似乎不成比例,却能创造意境,传达精神,给人许多画外的东西。绘画和文学是两种艺术,所凭借的手段不同,但也总有相通之处。我是在尝试这样写。
有的评论说我的两种写法有汇合趋势。我主观上不打算汇合,而想使之各自发挥,使各自特点更突出。不过我的外观写法有不少浪漫色彩。而用内观写法的,我主张在细节上注意符合现实。就是说前者也有不似处,后者要特别注意其似。长远以后也许会汇合,以后的事,现在难说。
读小说是件乐事,写小说可是件苦事。不过苦乐也难截然分开。没有人写,读什么呢?下辈子选择职业,我还是要干这一行。下辈子再下辈子,那时可能争夺读者的不只是电影、电视,还有新发明的想象不出的什么新奇物品。不过我相信总还是有人爱读小说,也总还是需要有人写小说。
(宗璞:《小说和我》,《文学评论》1984年第3期)四、 编者评点:新的社会矛盾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社会是太平了,但并不意味着和平的环境里没有矛盾和斗争。一方面,革命的胜利对许多革命者却是更加严峻的考验。因为在这个时候最容易令人产生懈怠情绪与懒惰思想,丧失革命斗志。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群体、新的生产大军和劳动力量,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这种社会新的形势变化,使不少敏锐的作家及时地调整创作方向,探索这一新的社会矛盾冲突。杜鹏程和宗璞就是这一类题材创作的佼佼者。
50年代,杜鹏程在推出《保卫延安》之后,又陆续创作出了一系列反映新的社会矛盾的作品。1957年发表的《在和平的日子里》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这部小说以一对出生入死的革命军人阎兴和梁建转业到地方铁路工地参加建设后所产生的种种矛盾冲突,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启人深思的话题:一个革命者应如何坚持不断的革命精神,如何追求和实现一种高尚的理想?同时,作者又通过对张如松、韦珍与刘子青等知识分子的描写,浓墨重彩地讴歌了社会主义时代知识分子的崇高的思想道德情操,批判了梁建的患得患失的个人主义思想。当然这部小说也有不足,正如评论家所指出的:梁建与阎兴是老战友,感情深厚,梁建对阎兴有那么多的怀疑与误解,似乎不能令人信服;此外,梁建蜕化的思想根源与过程及来龙去脉,也交待得不清楚,在某种程度上,使这一形象显得有些苍白。
宗璞的短篇小说《红豆》援用古典诗词中“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的爱情寓意,描写了大学生江玫与齐虹由于生活态度和政治立场的分歧而导致的爱情悲剧。女大学生江玫一度和资产阶级子弟齐虹相恋,在北京解放前夕,齐虹要飞离祖国,江玫则决心投身革命,他们的爱情破裂了。后来,江玫成为党的干部。可是,当她重返旧地时,却也不免触景生情,颇感惆怅。诚然,作者在小说中赞美了江玫的初恋,渲染了她对昔日之爱难以忘怀的感情,但小说通过江玫的行动和思想变化却主要是表现出“爱情诚可贵,甘为革命抛”的主题,从而显示出人的本性和爱情都不能不受阶级立场制约的道理。
这两部涉及知识分子生活,并以他们个人内心情感为波澜的作品,发表后立刻遭到了当时文艺理论界的猛烈抨击和批判。“为知识分子树碑立传”、“宣扬小资产阶级的爱情观”、“表现资产阶级人性论”等大帽子接踵而至,使两位作者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批斗与迫害。这个时代的悲剧值得我们记取。
五、 参考文献和思考题
1.参考文献
杜鹏程:《光辉的里程》(中短篇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12月版。
宗璞:《宗璞小说散文选》,北京出版社1981年4月版。
2.思考题
① 试析《在和平的日子里》中的梁建形象及其典型意义。
② 怎样评价《红豆》中的爱情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