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志鹃的《百合花》一、 作家简介：抒写诗情画意的战争的艺术家
茹志鹃(1925—1998)，祖籍浙江杭州，生于上海。祖上经营生丝行业，后没落为城市贫民。2岁丧母，父弃家出走，家庭败落，全家成员星散。茹志鹃随祖母辗转于上海、杭州两地，依靠翻丝绵、糊火柴匣子、锁纽扣等家庭手工糊口。11岁才进上海市私立普志小学读书，一年后停学。13岁时祖母去世，孤苦无依，由三兄安排进上海市妇女补习学校住读。约一年后又转至一个教会学校读书，半年后辍学。
1943年茹志鹃随兄参加新四军，先为苏中公学学员，后为苏中军区前线话剧团演员、组长。1945年苏中军区因合并改编为华中军区，后又改为华东军区，她一直在军区文工团任组长、分队长、创作组副组长等职。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战争的年代里，她往往在通宵行军的间歇中，就着月光，垫着背包，写下歌词、快板、广场秧歌等创作，1947年写的歌词《跑得凶就打得好》，曾获军区文艺创作二等奖。1950年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她解放后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何栋梁和金凤》。1952年创作话剧《不拿枪的战士》，荣获南京军区文艺创作二等奖。
1955年，茹志鹃从南京军区转业到上海，任《文艺月报》编辑、作协上海分会理事。1958年发表短篇小说《百合花》，受到读者的喜爱。此后陆续发表了《高高的白杨树》、《如愿》、《春暖时节》、《静静的产院》等二十多个短篇。这些小说曾受到茅盾、冰心、魏金枝、侯金镜等老一辈作家、评论家的好评。其中许多作品被翻译成日文、法文、俄文、英文、越南文等。
“文革”期间，她被打成“文艺黑线人物”，被迫搁笔多年。粉碎“四人帮”后，她重又焕发了创作的青春，写作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草原的小路》，其中《剪辑错了的故事》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曾担任《上海文学》编委、中国作协理事。
二、 评论文章选萃1． 小说中的“这一个”一般说来，在五六千字的短篇里写两个人物(而且是差不多不分主次的两个人物)，是不太容易处理的。但《百合花》的作者处理得很好。全篇共六千余字，开头两千字集中写通讯员，然后引出第二个人物(新媳妇)，用了五六百字集中写她，接着就把这两个人物交错在一处写，而最后又集中写新媳妇，可是同时仍然在烘托通讯员，因为读者此时抑止不住的感情的情绪，一半为了新媳妇，一半也为了通讯员；——不，主要是为了通讯员，也可以这样说。
作者写两个人物先后出场，也用了不同的笔法。通讯员一上场时，作者并没集中地描写他的声音笑貌，而是随着故事的发展随时随地一笔一笔点出来；到小说的后半，通讯员回前线去了，作者还借“我”的想象描绘那想象中在前线工事里的通讯员。可是作者写新媳妇，却在她未上场前先写了她的家，然后，“一会，门帘一挑，露出一个年轻媳妇来。这媳妇长得很好看，高高的鼻梁，弯弯的眉，额前一溜蓬松的刘海”。先把新媳妇的面貌作一笔总描写，这才又集中地写她的举动表情——一言不发,低头咬嘴唇笑，听完了“我”的陈说，她就转身进房去抱了被子出来。然后作者又用数十字写这床被子(新婚夫妇的一床里外全新的花被子，被面是假洋缎的，枣红底上面撒满白色百合花)，点明她刚才为什么不肯借。这不是闲笔，这同时也和小说结束时动人的描写作了呼应。
作者善于用前后呼应的手法布置作品的细节描写，其效果是通篇一气贯穿，首尾灵活。这种前后呼应的笔法，举其显著者而言，在全篇中就有这么几处：通讯员枪筒插的树枝和野菊花，通讯员给“我”开饭的两个馒头，通讯员衣服上撕破的大洞，新媳妇的枣红底白花的新被子。特别是通讯员的被门钩撕破的衣服，这一细节描写，前后用了三次，这一次和最后一次上文都说过了，中间一次是写担架员抬了重伤员进包扎所，“我”听得新媳妇一声惊叫，急转身去看时，“……一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原来棕红的脸色，现已变得灰黄。他安详地合着眼，军装的肩头上露着那个大洞，一片布还挂在那里”。用这样的方法点明这个重伤员就是我们印象很深的通讯员，不但文字跌宕有力，而且唤起了我们的种种回忆——借被子，门钩挂破衣服，却又害臊，死活不肯让人为他缝好。
(茅盾：《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人民文学》1958年第6期) 首先，在取材方面，你善于从生活中截取一些富有特征性的横断面。这本来是短篇小说写作上常见的特点之一。但是你所截取的横断面又自有与众不同的特点。它们是在更为严格的意义下的横断面，你的解剖刀下得十分利落干净，毫无拖泥带水的感觉。横断面既经选定，你就在上面精心雕刻，仔细描绘，使它突出，使它发光。
其次，从结构上说，你的小说，故事都比较简单，既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也没有惊心动魄的冲突。格局近似速写，仿佛随手拈来，其实却经过细心安排。由于艺术构思精巧，剪裁组织严密，你能把平凡的事件处理得枝叶扶疏，灿然可观。在短小的篇幅中，起承转合，呼应陪衬，应有尽有。你特别善于运用细节和道具，让它们彼此呼应，前后贯穿，有时候还赋予他们象征性的风味，启发读者的思考与联想。
又次，关于人物塑造，你也有自己的独特方法，就是从小处着眼，通过一点显示全身。你不喜欢用强光灯来照明，而喜欢用手电筒来探视，集中一点，照得它毫发毕露，触摸到它的血管脉络。
再次，还想谈一谈你的语言和文体。这方面，我有个总的感觉：你是一个诗人。你的语言精练，流畅，委婉，而又饱和着感情。你的文体与其说是小说，还不如说是散文诗，读起来那么亲切，有味，娓娓动听。
(欧阳文彬：《试论茹志鹃的艺术风格》，《上海文学》1959年第10期)2． 纯洁鲜明的人物形象
小说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可爱可敬的通讯员形象。小通讯员原是个“帮人拖毛竹”的青年，从他送“我”到前沿包扎所的路上的动态以及与“我”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憨厚、朴实，还带有几分天真稚气的青年。他有一颗关心同志、处处为别人着想的美的心灵。去包扎所的路上，发现“我”走不动时，就“自动在路边站下”等着；当他了解到借来的被子是新媳妇唯一的嫁妆时，他感到很“不合适”，要“送回去”；当他回团部时，他还把自己的两个馒头留下来，给“我”开饭。这些虽是平常小事，却反映了通讯员处处为别人着想的高贵品质。在战斗中，当敌人撂下的手榴弹在人缝里冒着烟乱转时，他能临危不惧，毫不犹豫地扑在手榴弹上，为保护群众，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通讯员这种自我牺牲精神，正是他平时关心他人的高贵品质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而也揭示了人民子弟兵为人民的美好心灵。
新媳妇的形象，也塑造得十分鲜明、生动。她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少妇，长得很美，“高高的鼻梁，弯弯的眉，额前一溜蓬松的刘海”。作者不仅写了她外表的美，更写了她心灵的美。开始，她舍不得将自己心爱的唯一嫁妆的新被子借给伤员盖，后来却主动地用它盖在通讯员的遗体上；她到包扎所帮助护理伤员，开始她又羞又怕，放不开手，后来却主动地、虔诚地给通讯员解衣服，拭身子，流着眼泪为通讯员缝补衣肩上的破洞。这两种典型的事例，写出了新媳妇高尚优美的品格，以及她对人民子弟兵的真挚感情。
(陈其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第160—161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版)3． 委婉柔和与细腻优美的抒情调子
既然描写生活中的重大复杂的斗争题材不是她的所长，她就选取斗争中的一朵浪花、一支插曲而由小见大，在这类素材里施展她的创作能力。而这也就影响了作品的风采和调子。豪迈奔放、粗犷不羁的色彩很少，而委婉柔和、细腻而优美的抒情却成为她作品的基调。在主人公们突破了自己的弱点，精神提高到一个新境界的时候，作者善于抒发她们对新生活的幸福喜悦的感情；同时作者自己对人物也流露那么多的关心和爱护，即使是指出她们的弱点的时候，也没有急于谴责，而是分析这些弱点之所以产生的原因，倾听她们的心声，耐心地帮助她们。对人物感情的客观描绘和作者注入到作品里的自己的感情，两者统一起来，就形成了委婉柔和细腻优美的抒情的调子。所以引起读者共鸣的当然也就不是豪迈奔放，而是人们感情世界的另一个方面——生活在这大时代里不能不有的幸福愉悦的心情了。
(侯金镜：《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读茹志鹃小说有感》，《文艺报》1961年第3期)4． 艺术风格与生活经验
一般地说，扬长避短并没有什么不好，问题却在于侯金镜同志把茹作中所表现的长处和短处，归之于作者创作个性的关系，又归之于作者善于对付某些题材和不善于对付某些题材创作才能的关系，而不是经验不足或生活不足的原故……而生活和经验，恰恰又是“创作个性”和“创作才能”的基础。现在侯金镜同志却把它们截然分割开来，把茹作的所以有所长短，完全认为由于“创作个性”和创作“才能”，而与生活经验无关。所不同的是，细言同志是把茹志鹃同志的所以不正面描写英雄人物，认为是由于作者不愿描写一般所认为“慷慨就义或英勇牺牲之类的惊心动魄的场面”，而愿意写另一种“惊心动魄的场面——发生在人们思想即灵魂深处的惊心动魄的场面”……而侯金镜呢，则以为作者不善于“选取大题材，把人物放在尖锐斗争中，并用强烈的色彩烘托，用粗线条勾勒”，而善于“委婉、柔和、细腻的抒情描写”。而不是这样写，便会发生“不足”和“短”的毛病。两位同志所用的术语固然不同，而性质也稍稍有点各异，但在无视生活经验这点，却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魏金枝：《也来谈谈茹志鹃的小说》，《文艺报》1961年第12期)三、 作家自述：艺术是对生活材料的改造与综合
一个作者，必须写自己熟悉的生活，这是对的，但是如果只能发现生活中已经为大家所熟悉的人和事，也写这些人和事，作者对这些人和事的看法，完全和群众一致，这样，我想是比较难于写出比普遍的实际生活“更高”、“更理想”的作品来的。当然，我不是说作者要在生活中去猎奇，我想说的是，要做到毛主席所说的这几个“更”就得学会从普通的实际生活中去集中，提炼出它所没有的，然而又是必然会有的、十分会有的新的东西来。
(茹志鹃：《追求更高的境界》，1962年5月24日《文汇报》) 我拿来了原生活中与通讯员夜间竞走的一切，但我舍弃了夜间的景色，舍去了炮声呼啸的紧张气氛；我拿来原生活中通讯员和我拉开距离的情节，但去掉了原因是出于军事行动的需要，代替以性格。这一段路程的同行，对于刻画通讯员的性格来说，是一段重要的过程。“我”需要走得从容，紧张的战斗还在后面呢。而且有些内容，即使在一个紧张的军事行动中，也无法表现。因此，我把它处理在总攻的前夕，一段平静的间隙时间里。使得“我”与通讯员是在完全正常的环境中同行，致使他和“我”拉开距离，更显得突出，也更能显出性格的矛盾，显出他怕女性的那种特定年龄。同时在这段路程中，要让“我”对通讯员建立起一种比同志、比同乡更为亲切的感情，但它又不是一见钟情的男女间的爱情。“我”带着类似手足之情，带着一种女同志特有的母性，来看待他，牵挂他。这个感情建立得越有说服力，那么，小通讯员这一人物在读者心目中也越具感染力。
总之，没有受原有生活素材的诱惑，而且不客气地把它们打碎，重新加以糅合、综合，创造出另一个似有似无，似生活中又非生活中的形象来，然后再根据这个人物形象的需要，再来选择改造原有素材，而未按真实生活去描绘。这是我感到庆幸的一点。
第二个感到可庆幸的，是当初把这个小通讯员，作为一个小战士，作为一个普通人来写的，一个年轻人，一个刚刚开始生活的人。我写的时候十分放松，毫无负担。写新娘子笑他，给他碰钉子；“我”又如何为难他，他又如何出了一头大汗等等。我写得很自如，一点也不怕会亵渎了英雄形象，会降低了英雄身份。反过来说，如果我当时要把通讯员作为一个英雄来写，或者是把那位英雄排长作为模特儿来写通讯员，那么，尽管英雄在生活中显得如何温和，温和得如何像个姑娘，也无法消除我心头的紧张，笔头的沉重。首先，我当然要考虑到他的英雄事迹，突出他在战场上，如何像个猛虎的一面。而他腼腆的一面，很可能成为一种谦逊的品德。新娘子也许不敢出现，出现了也不敢笑话他。英雄可以有暂时的失败(借不到被子)，但是受到嘲笑却是有损形象的。“我”和英雄同行，则可能要不断发现他的优秀品质，成为唱颂歌、受教育的机会。这样写来，结果，这个人能否站立得起来还是一个问题，别说是英雄了。
说一句不该我来说的话，现在《百合花》里的通讯员，够不上英雄的高度，但如细细推敲一下他的为人和救了民工这一点，似乎评个二等功臣还是可以的。不过这一点我很没把握。比较有把握的是：文学上的感染力，是不大受人物功绩大小约束的。就如作品的伟大与渺小，不受作品里人物地位高低的影响一样。这话大致是不会错的。
第三个感到庆幸的是，在当时那种向左转，向左转，再向左转的形势下，我站在原地没有及时动，(后来也动的，怎敢不动!)原因绝对不是自己认识高明，而是出于年轻无知的一种麻木。在这种情况下，我麻里木足地爱上了要有一个新娘子的构思。为什么要新娘子，不要姑娘也不要大嫂子?现在我可以坦白交待。原因是我要写一个正处于爱情的幸福之漩涡中的美神，来反衬这个年轻的、尚未涉足爱情的小战士。当然，我还要那一条象征爱情与纯洁的新被子，这可不是姑娘家或大嫂子可以拿得出来的。
(茹志鹃：《我写〈百合花〉的经过》，孙露茜、王风伯编：《茹志鹃研究专集》，第42—44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版)王愿坚的《党费》一、 作家简介；擅长描写普通革命者的作家
王愿坚(1929—1991)，山东诸城人。少时在家乡学校上学。1945年参加八路军，在部队任文工团分队长、报社编辑、新华社记者等职，常随部队行军作战。1952年后任《解放军文艺》编辑，并编辑革命回忆录《星火燎原》，曾到老革命根据地进行采访。
从1954年起，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他写出了十几篇优秀的短篇小说。其中《党费》、《粮食的故事》、《支队政委》等篇是描写苏区人民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进行英勇艰苦斗争的。《七根火柴》、《三人行》、《赶队》等篇歌颂在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红军战士的英雄行为。《普通劳动者》、《妈妈》、《休息》等篇描写了老一代革命英雄人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斗争生活。60年代以后，王愿坚又写作了《早晨》、《征途上》、《理财》等短篇小说。70年代，他与陆柱国合作完成了电影文学剧本《闪闪的红星》的创作，与肖穆合作，发表了电影文学剧本《映山红》。同时，他以充沛的激情，连续写作和发表了《路标》、《足迹》、《标准》等十个短篇小说。其中《足迹》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夜》、《肩膀》获儿童文学荣誉奖。
王愿坚是解放后成长起来的作家。他在自己的创作中选择了极其重要的题材——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和红军的战斗生活。通过真实的艺术图画来展示革命先辈们所走过的漫长而艰辛的道路，这是他在文学创作上的可喜收获。他还善于塑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战士的形象，用乐观主义精神表现他们的崇高思想和忠贞的品质。王愿坚还兼任八一电影制片厂编剧、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等职。
二、 评论文章选萃1． 对英雄人物精神美的挖掘在《党费》这个作品中，我很喜欢作者以主要的篇幅，以党员交纳党费这一个角度，细致地突出地刻画了黄新对党深刻的无限的爱。这些描写，使黄新这个英雄形象更加光辉夺目。当时，白军占领下的边区，人民生活在风雨飘摇中。黄新的女儿因为没有油盐吃，被折磨得“细长脖子挑着瘦脑袋，有气没力地倚在她妈妈的身上”。在这样的情况下，黄新把丈夫留下的银洋，买了“比金子还贵的”盐，和几个党员腌了点咸菜，交给党作为党费，给山上的部队解决点困难。缴党费，在身上只有两块银洋的黄新，已经是很不容易了。而她和其他党员还要买盐腌咸菜，这种感情不能不令读者感动。她曾经豪迈、有信心地对县委派来的“交通”程同志说：“……有我们在，有你们在，咱们想法把红旗再打起来!”腌咸菜交“党费”，就是她和人民支持党、热爱党的具体行动。在这些地方，作者注意描写了作为农村妇女的黄新所特有的细致的感情。为了党的事业，自己可怜的女儿吃一根咸菜也是不被允许的。即使在大敌当前，她决定牺牲自己保全组织、保全同志的生命的时候，她还指了指那篮菜，说：“你可要想办法把这篮菜带上山去，这是大家缴的党费!”正像作者在小说的末尾所写的那样，“一篮咸菜是可以用数字来计算的，一个共产党员爱党的心怎么能够计算呢?一个党员献身的精神怎么能够计算呢?”是的，这是不能用数字来计算的。作者从侧面来表现党的好女儿黄新和其他党员的优秀品质，以及对党的深情，是成功的，是深刻的。
读完这篇小说以后，我对作者产生了很大的敬意。在这篇小说里，从头至尾贯穿了作者自己激动的感情。如果作者自己没有相当高的政治热情，没有对党的高度的热爱和一定的思想、政治修养，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来，更不可能热情地歌颂黄新这样平凡又崇高的英雄人物。
(李长明：《一个农村女共产党员的英雄形象》，1956年1月21日《光明日报》) 文学作品是写人和人的精神生活的，而最能表现人们的精神状态的莫过于生离死别之类的事情了，王愿坚的不少小说写的正是革命战争中生离死别特别是骨肉之间生离死别的故事，他善于通过这种故事来描绘革命者崇高的思想情操，写出他们对自己子女、亲属的深切感情，表现无产阶级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他在塑造人物时，对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一般都不作全面的历史的勾画，而是经常裁取人物性格的横断面加以表现，正如侯金镜同志所说的那样，善于捕捉性格发出耀眼光辉的那一刹那。照我们的理解，这光辉的一刹那常常表现为革命者面临生离死别时所爆发的精神火花，作者对此作了淋漓酣畅的描绘，从而取得了强烈的艺术效果。读了《党费》之后，谁能忘掉黄新在被捕前同小妞儿的亲切吻别和她在关键时刻所说的一句带双关语的话：“孩子，好好听妈妈的话。”这既是她对亲生孩子的最后一次嘱咐，又是对藏在阁楼上的联络员的强烈暗示。母子间的深情，革命者对党的崇敬热爱，两者在这里显得水乳交融、吻合无间。
(孙光萱、曾文渊：《“要敢于写无产阶级的人性”》，《社会科学》1979年第3期) 在人物刻画上，作家善于让人物在严峻的考验中表现其精神美。这是《党费》在艺术处理上的一个特色。例如作家将黄新放在白色恐怖的特殊历史环境里，以及在同党组织失去联系的逆境中，在生死关头的选择上，描写她所经历的种种经验，表现她对党的忠诚及其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境界。
(陈其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第155—156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版)2． 新颖独特的艺术构思
王愿坚在《党费》和其他几篇短篇小说里(《粮食的故事》、《小游击队员》)表现了他的说故事的本领。他不在短篇里展开宏大场面，不去铺排许多琐碎的细节。他的笔触集中在一个人物身上，人物的行动性也很强；它不去描写人物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不去交代人物性格的来龙去脉，他只是抓住人物性格历史的一段，抓住人物性格闪出光辉的一刹那，这里也就显示了他驾驭短篇小说的才能，他常常用几个富有性格特征的情节，几笔就把人物的轮廓勾画出来。这是不易的，要有真本领——对生活有深切的感受和真挚而饱满的热情才能够做得到。
《党费》不过是七千字的短篇，生活的血肉很丰满，作者的思想和激情也饱和在短短的篇幅里面。它简练，作者所花的力量，并没有达到力竭声嘶的地步，而它感情充满含蓄，给读者留下了深思的余地。它是用第一人称来写的，全篇的主要情节不过就是作为“交通”的“我”和地下党员妇女黄新的两次会面。就在这极为匆促而紧张的会面中，黄新的高贵品质就活脱脱地出现在“我”，从而也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了。
(卞易：《党费——一个短而好的短篇》，《文艺报》1956年第24期) 小说以“党费”为题，看来并不新奇，而小说却把咸菜这种特殊的党费作为贯穿全篇的主线，展开一系列动人的情节，细腻地刻画了黄新的性格。这种艺术构思，是新颖独特的。例如，在“我”第一次与黄新接头时，就见到屋里有三个人在摘菜叶子。黄新让他们把这些菜先分分拿回去，“盐，等以后搞到了再分!”这里第一次提到了菜和盐，为情节的发展作了铺垫。在第二次与黄新接头时，黄新从女儿手中夺下那根咸菜，白匪搜人时发现一箩筐咸菜……所有这些细节和场景，都以咸菜为纽带，一环扣一环地推动情节的发展，又有力地塑造了黄新的典型性格。
另外，《党费》中伏笔的设计和细节描写也是颇具特色的。例如，“我”第一次到黄新家时，通过“我”的视线，交代了“靠房顶用几根木棒搭了个小阁楼，上面堆着一些破烂家具和几捆甘蔗梢子”。这为后面敌人搜索时，“我”躲进阁楼埋下了伏笔。此外，黄新耳朵边上的那颗黑痣、黄留给“我”转交的党证、银元等都是伏笔，前面有交代，后面有照应。这些伏笔不仅使情节前后照应，发展自然，而且使整个故事头绪清楚，脉络分明。作品的细节描写，对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例如黄新从女儿手里夺咸菜的细节描写，突出了咸菜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价值，表现了黄新对党的无限忠诚。
(陈其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第155—156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版)三、 作家自述：文学创作贵在“新”和“深”
1954年的“七一”快到了，《解放军文艺》需要发表宣传优秀党员的作品，我便想到了卢春兰的故事。这是听来的故事之一，大致情节是这样的：山上的游击队没有盐吃，在村里坚持斗争的青年妇女卢春兰，便组织各家腌了些咸菜，凑到一起交山上的来人带去，不幸，半路上遇到巡逻的敌人，咸菜落到了敌人的手里。敌人把全村群众逮捕起来，用枪杀威胁群众，要查出这事的组织人。当然谁也不肯供出实情。就在敌人要疯狂地开始屠杀的时候，卢春兰领着自己才五六岁的男孩子，从容地迎着敌人的枪口站出来，说：“是我!”
这个故事是很动人的，可是我几次把稿纸铺到前面，却不得不再把它收拾起来。我写不出，我被两道难关挡住了。
第一道难关是：我从来没有写过小说，我不知道怎样写才能把这个故事记述得像个样子。就在找些短篇小说来阅读、学习的时候，凑巧听到了编辑部一个同志调查读者意见回来之后的汇报，他谈到部队一个干部对《解放文艺》刊登小说的要求。他的要求是：第一，要有教育意义，“使我读了之后学到东西”；第二，要有点故事性，“使我读了之后还能讲给别人听”；第三，要短，“最好使我在睡觉以前几十分钟能看完一篇，否则，第二天一忙，我也许顾不上再看了”。这给了我很大启发。我想：这意见大概大体上能代表广大读者对短篇小说的要求。既然读者要这样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投其所好”呢?检查了一下卢春兰的故事，我发现这三个条件它都具备：教育意义和故事性没有问题，篇幅呢，有那么七八千字就够了。为了使读者读起来像听故事那样感到真实、亲切，和写起来方便些，我选择了第一人称的写法。
比起来，第一关还算好过些，可第二关就难了：卢春兰的故事发生在1935年，那年我才五六岁，对于当时的时代背景、斗争情势、生活风貌不了解，对于人物的精神状态不理解；摆在我面前的就这么孤零零的故事，可怎么能写得不失实、不歪曲，把故事所表露的动人的美表现出来?苦恼了好久，我想到这么个问题：这时期的斗争，虽然和以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有区别，但斗争形式、生活情景，人的精神状态等主要方面，还是有相通之处的。如果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中去找寻些相似的生活感受来作为通向当时生活的桥梁，去理解听来的故事，是不是可以呢?我的革命部队生活经历很短，但也有些难忘的事情。顺着卢春兰的故事所显露的特点，我想到这么两件事：1944年秋天，我刚参加革命个把月，便碰到日寇的扫荡。当时因为年龄小，上级把我送到一个老乡家里去打“埋伏”，做了一个大娘的“大儿子”。记得有一次上山“跑反”回来，大娘家里仅有的一点高粱被鬼子喂了洋马了。没有东西吃。当时大娘揭开锅盖，把仅剩的两个地瓜面窝窝递给我，自己抱着才两岁的小妹妹到里屋去了。在我快吃完窝窝头的时候，忽然听到小妹妹哭得很厉害，进屋一看，只见大娘正从篓子里抓出花生壳子，嚼烂了，抹到小妹妹的嘴里去。还有一件事：1946年一次战斗中，我在战地收殓烈士的遗体时，见到过这样一位烈士：他僵屈的手指上，密密地缠着手榴弹弦。为了记下他的名字，我翻遍了他那空荡荡的衣袋，只找到了一个笔记本，里面夹着两毛钱的北海币，钱下面写着：“要是我牺牲了，这钱就是我最后的一笔党费。”在另一个口袋里还找到了核桃般的一块窝窝头——记得后来同志们谈到这类的事时，一个同志说过：“我们的战士死得是那么不屈和无畏，生前却是这样的‘享受’!”
这两件事教育过我，在学习写作时，它们又使我找到了一条与听来的故事相通的道路，使我对自己所要描写的人物有了粗浅的却比较实在的理解。
这两件事和卢春兰的融合了之后，首先我觉得对原来的故事所包含的思想内容认识得清楚了些．理解到它们表露的不只是一般的群众支援游击队的行动，而是在革命落于低潮，处于困危中时一个党员与党的关系问题。于是作品的主题明确了。原来故事中的卢春兰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共产党员，为了表达这个主题，我把她写成了党员。其次，我觉得故事情节更集中、明晰了——我想，表现党员与党的关系，有形的东西莫过于缴党费了，于是便将送的咸菜改成为缴的党费。这使得故事获得了一条主线，一切事件都围绕着缴党费(咸菜)这条线铺展开来。随着这一番改造，我觉得人物的形象、性格在脑子里活了些，像看见了掩护过我的那位大娘一样看见了自己的人物；表现人物精神状态的细节也自然涌现出来了，我看到那位大娘嚼花生壳的情形便成了母亲从女儿手里拿下咸菜来的那个细节。此外，更主要的是，我觉得融进了自己的感受和激情，对人物的爱和写出她来的愿望更强烈了。材料已经不再是听来的故事，仿佛变成了自己亲历目睹的事情；卢春兰这个人物距我也不再那么遥远，她仿佛就是掩护过我的那位母亲，从而非把她写下来不可了。
(王愿坚：《在革命前辈精神光辉的照耀下》，《解放军文艺》1959年第6期) 现实的社会生活里，蕴藏着最新最美的形象和发人深思的思想。生活的多彩多姿，决定了文艺作品的丰富多样。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就要投身到工农兵斗争生活中去，通过体验和研究，去收集无产阶级的美，并且在自己的作品中把它表现得更美。
作品，不是从生活里来，就因为作者没深入到生活里去。这个道理看来好像不难懂，但真正懂得却很不容易。我曾经学着写过一些短篇小说，有篇把体验和感受得深一些，有的写的很差。过去，我总觉得自己只是技巧不行。1962年，一个老作家叫我去谈话，我以为大概要听到点技巧和诀窍了。便带上笔记本去了。谁知，他一开口就向我提了个问题：“你熟悉一个连队不?”见我摇头，他又问我：熟不熟悉一个村庄、一个车间，或者一个党支部?这么一问，使我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于是，我合上笔记本，静静地听他讲解熟悉、研究社会的一个“细胞”和懂得整个社会的关系，讲解了一个文学工作者扎扎实实地深入一块生活“根据地”是多么重要……
短篇小说虽短，但总要努力描绘一个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写过一点东西的，大概都有这样一种体会：把稿子铺在面前，看着想打算写点什么了。这时，稿子上那一格格方洞洞，就变成了一只只眼睛。它也在严肃地瞅着你，仿佛地问：你有什么新的东西要介绍给读者看?有什么有意思的新见解和道理要讲给读者听?“你有么?”有时候，如果多少有点，就能够鼓起勇气写下去；有时候，就会被它瞅得耳热心跳，不得不悄悄地把稿子收进抽屉里，这是一种经常的、严峻的考试。
(王愿坚：《新一点，实一点》，《人民文学》1977年第12期) “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丰富的生活库藏和对人生的真知灼见，对于创作者来说，就是这样的重要，又这样的迷人。然而，这两句话并没有把文学创作的问题全部说完。因为，真见和深知都要通过一个工厂——创作者的头脑，才能被加工成精神产品、作家的思想面貌决定和影响着作品的思想面貌。因此，通过学习马列主义和学习社会，不懈地改善和加强自己，像鲁迅所要求的努力作一个革命人，让自己的“加工厂”正确起来，干净起来，对于创作的意义自然是极其重要的。
(王愿坚：《见得真，知得深》，《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四、 编者评点：寻求战争、历史与现实的精神连接
从50年代至60年代，当代文学史上出现过一个短暂的反映战争和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繁荣局面。由于这个领域的创作不但受现实政治的干扰较少，而且现实政治活动还常常需要借助战争年代和革命历史作为参照，进行传统教育，故而在有意无意之间就得到了一种有力的呵护；由于以“双百”方针提出为标志的文艺政策的调整，打破了无形中形成的题材方面的禁忌，所以为战争和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繁荣局面的出现提供了可能；而1957年的反右运动，文艺界对“现实主义深化论”、“干预生活”的文学思潮的批判，又形成了新的禁区，使得作家不得不回避直面人生、指陈时弊的创作，只能转向历史，以曲喻隐指的方式表达他们对现实的多层次体验与感受。虽然从事这方面题材创作的中短篇小说作家的人数没有长篇小说家的人数多，但几位从事这方面创作的作家，却大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成了这个领域的中短篇创作的优秀代表。这几位代表性的作家在这个领域的中短篇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两种风格类型：一种是孙犁、茹志鹃的诗意的浪漫风格；一种是峻青、王愿坚的崇高悲剧风格。这两种风格在这个领域中互相映衬，互相补充，共同呈现了本期反映战争和革命历史题材的中短篇创作的总体特色和艺术风貌。
将军事文学从简单化了的“行业文学”引向复杂化了的“社会文学”，是五六十年代军旅作家的共同追求。他们不囿于战争场面的酷烈，而是深入战争对人的心灵影响，把前方与后方、边疆与城市、历史与现实、军人与非军人等交织在一起，相互对照，使作品具有历史纵深感和当代感。
王愿坚的《党费》集中刻画了女共产党员黄新这一典型形象。她不顾个人安危，为缺盐的游击队员腌制咸菜，作为党费上交组织，最后为掩护战友脱险，光荣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王愿坚小说的重要特色之一，就是他选择和表现了一些极其珍贵的、在当代文学创作中还涉及得不多的重大题材，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红军和苏维埃区域的雄伟壮烈的斗争生活。他通过真实的艺术形象描写表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普通党员和普通军民所历经的英勇斗争、流血牺牲的漫长艰辛的道路。黄新作为一个普通的党员，为了革命事业，可以牺牲一切。她舍不得把积攒下来的钱给女儿买衣穿、买东西吃，但她却把钱无私地献给了党。王愿坚的小说没有那种惊险曲折的故事，他比较注重描写一些平常的生活场景和细节以表现英雄性格，他不着力写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而是捕捉英雄闪光的一刹那，以此来凸现人物的心灵之美和情操之美。因而他笔下的英雄虽无惊人之举，表面看似平常，却有一种内在的气势和力度。这是王愿坚小说的另一重要特征。王愿坚小说的第三个特色，就是他采用横断面结构的方法，在具体细节场面上用力，手法精雕细刻，艺术的感染力强。他用平实的语言讲述英雄的故事，不事形容和夸饰。总之，他的小说富有特定历史时期的强烈色彩，使人物性格成为社会历史的产物，帮助读者通过这人物的性格去认识那一时代，使作品起到鼓舞人、教育人的作用。
茹志鹃的《百合花》以解放战争为背景，以战士向百姓借被子、保护伤员为基本情节，以一床绣有百合花的被子为道具，着力挖掘人物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歌颂了军民之间的深厚情谊和他们美好的人性和人情。茹志鹃的小说，虽然取材于部队生活，描写了战争景况，但是却没有轰轰烈烈的战斗场面；她塑造的人物不是高大完美的英雄，而是具有万种情怀的普通人，他们既能正视战场上淋漓的鲜血，又能够正视自己隐秘内心的自私。《百合花》这篇亲切感人的小说，以浓郁的抒情笔调、清新的艺术风格、成功的人物刻画、精彩的细节描写及巧妙的构思，深深地吸引了读者，打动了人们的心灵。它以新颖独特的构思，表现了拥军爱民的重大主题。《百合花》在艺术构思上最鲜明的特色，在于细致、严密，自然而巧妙地安排了一系列前后呼应的细节描写，而这些细节都是人物性格发展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小说成功的细节描写，使《百合花》具有鲜明的特色和极大的艺术魅力，它对英雄人物的刻画起着重要作用。《百合花》在艺术上的第二个特色是作者注重人物的心灵和情感的“诗化”，赋予人物的思想行为以一种独特的诗意。她善于经营一些富于诗意的画面，让她的人物置身其中，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描摹人物的音容笑貌，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因此她笔下的人物虽然出入于战火硝烟之中，但心灵却不染一点战争的灰尘，始终如山野的百合花一样圣洁、纯朴，透着自然的情韵。
从取材于革命历史的短篇小说来看，王愿坚、茹志鹃各有不同的特点。王愿坚注重场景的描绘和细节的设置，塑造人物追求平实自然；茹志鹃则追求诗意化的细节，塑造人物细腻真实，突出人物思想性格的变化过程。
五、 参考文献及思考题
1．参考文献
茹志鹃：《百合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版。
王愿坚：《普通劳动者》(短篇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10月版。孙茜露、王凤伯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茹志鹃研究专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版。何寅泰等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王愿坚研究专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3年3月版。
2．思考题
① 简述《百花合》的艺术特色。
② 王愿坚是如何塑造黄新这一人物形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