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鹏程的《保卫延安》一、 作品简介：一本书的不幸命运
杜鹏程的《保卫延安》从1949年动手创作，先后九易其稿，于1954年出版。它反映1947年毛泽东、彭德怀领导的延安保卫战。出版后评价颇高。以后作者作了较大的修改，于1956年和1958年出版第二、三版。1959年，因彭德怀事件株连，这部小说也陷入长期不能摆脱的困境之中。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得到公允的评价。
二、 评论文章选萃1． 人民战争的形象图画这本书获得很大的成就，我觉得是无疑的。它描写出了一幅真正动人的人民革命战争的图画，成功地写出了人民如何战胜敌人的生动的历史的一页。对于这样的作品，它的鼓舞力量就完全可以说明作品的实质、精神和成就。
我们阅读的时候就会深刻地感到，这部作品中，作者所追求的、确信的，要以全身的力气来肯定和歌颂的，就是这次战争胜利的关键和达到胜利的全部力量。作者集中精神而全力以赴地来体现和描写的，也就是这次战争所以达到如此辉煌胜利的那种精神和力量。于是，作者不能不让全部篇幅都去描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指挥以及人民解放军和革命人民群众的艰苦卓绝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这种在作品中所表现的作者的创作精神，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对于他的作品是最根本的，也是这部作品成功的关键。
(冯雪峰：《论〈保卫延安〉》，《保卫延安》，第3页，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 《保卫延安》在艺术上有其独特的风格。作家着力开掘英雄人物的高尚、壮美的精神世界，和对战斗生活的深入思考、强烈的激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且通过从群众口语提炼而成的文学语言——有些是诗的语言表现出来。对于《保卫延安》的作者来说，这种对战斗生活的深入思考和强烈的激情，是在厚实的生活基础上产生的，是对生活的感受与认识的一种提高与升华，它往往是作品中英雄人物的又是作家的，所以它既不是空洞乏味的议论和矫揉造作的抒情，也不是附加、外在的东西。这就形成了这部小说独特的艺术风格：哲理性和诗情的有机结合。
(潘旭澜：《评林彪、“四人帮”对〈保卫延安〉的围剿》，1978年12月16日《文汇报》)2． 彭总形象
彭总的形象已不只是一个真实的指挥战斗的我军高级将领的生活记录，在我们文学创作上是第一个被塑造出来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典型。他既是一个真实的将军，又是一个概括了同时代的老一辈革命家们对党对人民鞠躬尽瘁、赤胆忠心的共同感情。他的朴素，正直，习惯于精确的思索，是他自己的独特个性。他同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的《报童》、《西安事变》、《东进!东进!》、《陈毅出山》中的周恩来、陈毅的形象，都是同一时代的典型。他与周恩来同志稳重、周到、临危不惧的政治家风度，陈毅同志胸怀坦荡、真诚豪爽的诗人气质都是不同的，这些都是他们的独特个性，也即人们经常所说的黑格尔的“这一个”。但他们相信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敢于向任何强大的敌人挑战，却是时代赋予他们的共同特点。
(思基：《再论彭总的形象》，《延河》1979年第10期)3． 典型化的成就与不足
作者没有以廉价的乐观主义来回避战争的严酷与惨烈，也没有丑化敌方将领，而是以写实的、严谨的态度，将哲理和诗情融注于战争和人中，显出一种庄严和悲壮。《保卫延安》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类战争报告文学式的如实记录和朴素描写了，作者经过反复提炼、修改，用生活和真诚弥补了某些文学技巧的不足，具有了较高的文学品位和典型化的意义。它继承了传统现实主义精雕细琢、创造典型的特点。但由于作者的情感介入过多，倾向性太鲜明，也给后来的长篇小说创作带来了一种缺乏节制的“浪漫主义”倾向。此外，战争的背景(只以一个连队为主)比较狭小，人物的内心世界缺少开掘也是这部作品的明显不足。
(孔范今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下册］，第102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9月版)三、 作家自述：“生活是创作的源泉”
钢笔把手指磨起硬茧，眼珠上布满血丝，饿了啃一口冷馒头，累了头上敷上湿毛巾……写到那些激动人心的场景时，笔跟不上手，手跟不上心，热血冲击胸膛，眼泪滴落在稿纸上……在四年多的漫长岁月里，九易其稿，反复增删何止数百次。
(杜鹏程：《〈保卫延安〉重印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在写作的时候，母亲的面容经常出现在我的眼前；那血染的山川河流，戈壁沙漠，也经常出现在我眼前!这粗劣的稿纸上，每一页都浇洒着我的眼泪!从母亲身上，我又看到了被压迫被欺凌了千百年的人民奋起抗争的那种排山倒海的力量。于是我觉得，眼前的这部长篇报告文学稿子，虽说也有闪光发亮的片断，但它远不能满足我内心的愿望。又何况从整体来看，它又显得冗长、杂乱而枯燥。我焦灼不安，苦苦思索，终于下了决心：要在这个基础上重新搞；一定要写出一部对得起死者和生者的艺术作品。要在其中记载：战士们在旧世界的苦难和创立新时代的英雄气概，以及他们动天地而泣鬼神的丰功伟绩。
写着写着，有多少次，遇到难以跨越的困难，便不断地反悔着，埋怨自己不自量力。可是想起中国人民苦难的过去，想起我们脚下的土地，想起了那些死去的和活着的战友。抚摸烈士的遗物，便从他们身上汲取了力量，又鼓起勇气来……
(山东师大中文系编：《中国现当代作家谈创作经验》，第669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吴强的《红日》一、 作家简介：从短制到巨构
吴强(1910—1990)，原名汪大同，曾用笔名吴蔷、叶如桐等。江苏涟水人。1933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先后发表过一些散文和短篇小说。1938年参加新四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部队从事政治工作和文化宣传工作，曾任兵团宣传部长。业余创作过短篇小说《激流下》，散文《夜行》、《老黑马》等，发表于《文艺阵地》(笔名吴蔷)等刊物。此外，还写过独幕话剧《一条战线》、《激变》等，并与李增援、王于畊合写过三幕话剧《繁昌之战》，与徐平羽、林果、王于畊合写过三幕话剧《丁赞亭》。1949年，在淮海战役结束后曾创作报告文学《英雄的业绩》，迅速地报道了这一震撼世界的伟大胜利，由新群书店出版。
全国解放初期，调至华东行政区和上海市工作，并从事文学创作。1953至1954年，连续写了两部中篇小说《他高高举起雪亮的小马枪》、《养马的人》。1956年春到1957年4月写成巨构性长篇小说《红日》。小说以涟水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为背景，真实地描绘和歌颂了我军广大指战员的英雄气概及其辉煌战果，备受好评。尤其是对反面人物和我军高级将领的形象刻画真切生动，赢得广泛的赞誉。1978年发表短篇小说《灵魂的搏斗》，1979年出版反映抗日战争时期反清乡斗争的长篇小说《堡垒》(上部)。此外，已出版的作品还有小说散文集《心潮集》和文艺评论集《文化生活》等。
二、 评论文章选萃1． 战斗主题与战争场面《红日》的结构是严密的，作者在思想上能够站得比较高，能够把明确的主题思想和他创造的具有时代特性的人物和生活环境，简明而匀称地交织在一起。整个作品的情节发展是有节奏的，不论是描写战斗生活或是后方生活，部队或是人民，我军或是敌人，处处都出现了构思得巧妙的穿插手法，有疾有徐，有劳有逸，有张有弛，因此，使整个作品毫不沉闷和单调，具有一种朴素的魅人的力量。
(冯牧：《革命的战歌，英雄的颂歌——略论〈红日〉的成就及其弱点》，《文艺报》1981年第2l期) 《红日》和《保卫延安》一样，是近几年出现的在比较广阔范围和巨大规模内正面反映我国革命军队生活和革命战争史迹的少数成功作品之一。不同于过去某些表现军事题材的作品，《红日》最引人瞩目的特色，是它没有停留在对于战争的表面和局部的观察和反映上；它跨上了一个更高的水平。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它的中心内容不是由一些富有情趣和色彩的虚构情节所组成，它的内容就是历史事件本身。作者所力图完成的任务不是仅仅叙说一些引人入胜的故事，而是把一段值得大书特书的可歌可泣的革命战争历史通过艺术构思体现在有血有肉的文学形象里。作者在整个作品里都站得很高，因此作者在作品里就不仅仅描写了悲壮激烈的战斗生活，而且也描写了宏大雄伟的战略思想；不仅仅描写了生龙活虎的普通战斗员的形象，而且也描写了光辉睿智的高级指挥员的形象；不仅仅描写了人民战士的气吞山河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而且也描写了革命军队中到处充溢着的深沉真挚的阶级友爱思想；它描写了前线和后方，战后和休整，军队和人民，战争与和平，仇恨和爱情……
我们发现，作者非常善于运用不同的手法表现那些表面上看来大同小异的战斗场面，在他的笔下，这些战斗被描绘得各有特色，互不相同：它们看来有时使人抑郁(如涟水之战)，有时使人快慰(如莱芜外围之战)，有时使人紧张(如吐丝口之战)，有时使人感愤(如孟良崮山头之战)。我们也发现：作者不但是熟悉火线上的细致的生活细节(在战斗火力间隙中的那些战士之间的对话，是写得十分真实而强烈的)，而且也善于把他的人物的思想行动和火线气氛十分和谐地交融在一起；他的英雄们在战斗中并不只是一群只会打枪投弹的射击手，而且是一群各有各的心理状态、各有各的生活特征的人；这些人物，也大多在这种战斗的场合下，才使自己的形象更加高大、更加凸现出来。
(孔范今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第1025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9月版) 吴强的《红日》也把真实的战争历史(40年代内战初期山东的涟水、莱芜、孟良崮战役)与艺术虚构加以结合。故事的展开方式和人物活动的具体描写，立足于对“正义之师”的力量源泉的揭示，和回答胜利获取的根据——这也是大多数革命历史小说所要表达的主旨。在表现40年代内战的小说中，评论界一般认为，比起《保卫延安》来，它在思想艺术上取得重大进展。主要理由是，对战争生活所涉及的方面，有比较开阔的展现：不仅指写到军队中的军、师、团以至普通士兵的各个方面，而且也指把军队和百姓、前线和后方、指战员的战争行为与日常生活加以联结的“横向拓展”的艺术构思，而表现了对社会生活的整体把握的意向。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109—1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2． 沈振新与梁波
几个人物(华静、阿菊、姚月琴、黎青)都显露各自不同的性格，给了读者较为清晰的印象。但是，作者在塑造这些女性形象时，大多偏重于写她们的爱情生活，较多地写了她们的儿女情长，而对于她们所经受的战争考验、承担的斗争任务，都写得较少，表现得不够有力。因此不能使读者感觉到她们是战争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人物，如同在爱情生活中少不了她们一样。特别是黎青这个人物，几乎成了沈振新的附属品。好像除了对沈振新表示柔情和温情之外，没有多少事情可做。华静的情况要好得多，但是她在沙河区保卫麦收、英勇战斗的一幕，给读者留下的印象，仍不及她和梁波之间的爱情生活那么深刻。因此，我认为，战斗的妇女形象，在《红日》中乃是较弱一环。作者似乎没有充分实现自己的创作意图。
(刘金：《〈红日〉试析》，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3． 张灵甫及其他
人物创造上，作家意识到人物性格“丰富性”的重要，而在维护(或不损害)性格的“阶级特征”的前提下，加强了思想情感、心理活动的刻画，并在同一类型的人物间，赋予将之区别的对比性特征，如坚毅、严格与开朗、幽默感等。在坚持“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对立结构的基础上，小说对“反面形象”(张灵甫等)也避免漫画化刻画，在对其反动、虚伪等“本质”的描写中，不回避表现其才干、谋略。这一切，是为了“惊顽惩恶”，为了更突出“反动人物的丑恶面目”所作的设计。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109—1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 另外，小说还通过张灵甫与张小甫的对比，写出了不同类型国民党军官的形象，张小甫投降并力劝张灵甫放弃孟良崮的情节也没有作简单化的处理，而是在体现中共政治攻势的威力时，也显示了大势所趋的压力和其对上司、对军人职责的忠诚的一面。在战争小说中，把敌方的形象作为一个有独立地位的艺术形象来描写，在客观上是对战争文化规范下“二元对立”艺术模式的偏离，使作品的人物较为丰富、生动、可信，在当代的战争小说中具有着特别的意义。
第三，小说在战争与和平场景的相互对照、转换的描写中，既在叙述上体现了适度的节奏感，又在战争观念上隐含了对时代共名的某些偏离。小说中用大量的篇幅反映非战争的现实场景，如医院、后方生活的场景，爱情生活的场景等，以此来衬托现代战争，使战争的叙述更加丰富生动。这一方面使小说叙述有张有弛，快慢协调，使读者获得一种阅读上的快感；另一方面，这些舒缓明朗的非战争场景和细腻感人的爱情画面，本身就是对战争暴力的一种对照，它的叙述行为就是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和美好人性的呼唤，客观上是对当时的战争观念的一种偏离。这也可以从《红日》在60年代的遭遇中看出，与《保卫延安》一样，《红日》也遭到了残酷的批判，而且原因复杂得多，其中“歪曲我军官兵形象”、过多和不恰当的爱情描写以及“美化国民党反动派的形象”是三条最主要的“罪名”，其背后隐含的正是与时代共名状态下的战争观念的抵触和背离。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6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三、 作家自述：创造，根源于生活的实际
文学作品通过一个作者的笔写了出来，绝不等于是作者个人的独力创造。首先作品所反映的是客观生活的存在，没有涟水、莱芜、孟良崮等等战事，没有广大军民的战争活动，我是无能为力的，《红日》的产生，也是不可想象的。在写作之前的思考过程里，在动笔写作的过程里，党的领导和党的组织、我所接触到的许多同志和他人的作品和经验、意见，都是我进行创作活动不可缺少的条件，离开这些条件，我同样无能为力。在作品完成、出版以后，领导上和许多同志、读者，热情地关怀我，给我鼓励、批评，参加过涟水、莱芜、孟良崮战役的战友们还特地开了一次座谈会，提出了很多恳切、正确的意见，促使我正视作品的缺点，接受这次写作的经验教训，推动我继续前进。这种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有的真诚的爱．深深地感动着我，同时也使我更明确地体会到：一个作品绝不仅仅是作者个人劳动的成果。
(吴强：《写作〈红日〉的几点感受》，《文艺报》1958年第19期) 创作的活动，是按照预先的打算进行的：在写从涟水战役，经过莱芜战役，到孟良崮战役的敌我斗争史实过程之中写人物，描写一群从军长到士兵的我方人物形象，同时着重地勾出两个敌方的高级将领的面貌来。我也打算过不按战争史实过程写，以塑造一个或几个人物为中心，使关于战争的描写完全服从创造人物的需要。这样写的好处，是可以纵横自由，可以写出人物的成长、发展的全貌来。但我没有这样做。第一，我以为从涟水战役到孟良崮战役的本身，就是人物行动创造出来的很有文学艺术意味的故事，何必去另起炉灶。第二，那些战役给我的印象，感受很深，我舍弃不开。第三，我以为以这个史实题材为依托，同样可以写出人物来。在文学史上，这种写法很多，《三国演义》就是一个先例。于是，我还是循着战争史实的历程写了。在写作进程里，我觉得在写人物方面，没有受到什么约束。因为故事的大体轮廓、发展，固然从属于当时的战争史实，而故事里的种种情节，则全是根源于生活实际，由作者自由虚构的，这些情节的虚构，又全是服从于主题和创造人物形象的要求的。
(吴强：《写作〈红日〉的情况和一些体会》，《人民文学》1960年第1期)四、 编者评点：战争·英雄·人
《保卫延安》和《红日》均是描写解放战争的作品，是长篇战争小说的重要收获。两位作者都很好地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在当代中国文坛上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可以说当时的好评如潮，很多评论史家，都热情地肯定了，广大读者也真诚地接受了它们。五六十年代和80年代初期对它们的评价明显是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话语文体的变化以及社会政治的淡出，对两部作品的评价自然而然地发生了一些变化。参照上面有关的研究成果，对此我们不妨试作如下的评点：
《保卫延安》是我国第一部大规模正面描写解放战争的较优秀的长篇小说。它写了一个战场的几次重大战役，这些是以往的战争小说从来没有过的。它描写的战争场面规模宏大，头绪繁多，内外上下，都十分逼真。它以热情高昂的笔调，成功塑造了从炊事员、连长、团政委、师长一直到彭德怀等我军各级指挥员的光辉群像。与《保卫延安》相比，《红日》又有新的发展。在战争规模上，它比《保卫延安》更广阔也更丰富多彩。在这里，既有前方的拼杀，又有后方军民的生活；既有高级将领(陈毅、粟裕等)的运筹帷幄，又有连队士兵的悲愤欢乐；既有我军上下同仇敌忾，又有敌方的内部勾心斗角。此外还穿插了战友间的情谊、干部的家庭生活等方面的内容，给人以难得的立体感。在人物塑造上也有崭新的创意，相当成功地描画了一批革命英雄的形象，如沈振新、梁波、刘胜等。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个性鲜明。对反派人物也一扫惯有的脸谱化模式，而给予惟妙惟肖的刻画。张灵甫的骄横狂妄和刚愎自用就写得颇为到位。这也是17年小说中少见的成功的反面形象之一。
作为史诗性或全景式的战争文学，《保卫延安》、《红日》表现的是战争的惨烈和英雄的无畏，它摒弃了正义战争中的非理性成分，摒弃了战争文学对人性的遮蔽。这些只有在80年代以后的《高山下的花环》、《灵旗》等作品中才得到展现，从而也把战争文学引向深入。
五、 参考文献和思考题
1．参考文献
杜鹏程：《保卫延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吴强：《红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思考题
① 简述《保卫延安》在战争小说中的开创意义。
② 试析《红日》在反面形象塑造上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