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沫的《青春之歌》一、 作家简介：一生为青春歌唱

杨沫(1914—1995)，原名杨成业，用过笔名杨君默、杨默、小慧。祖籍湖南湘阴，生于北京。她出身于书香世家，少时父母失和，在缺少抚爱和无人照管的劣境中生活，养成大胆、倔强、有耐性和疾恶如仇的性格。小学时代便如饥似渴地阅读文学作品，从中寻求安慰与快乐，培养起对文学和正义事业的热爱。14岁入北京西山温泉女中读书，初中将毕业时为抗婚而走上社会，先后当过小学教师、家庭教师和书店店员，并曾在北京大学旁听。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历任妇救会主任、分区妇救会宣传部长、《黎明报》编辑、分区“反攻建国同盟会”秘书长、《晋察冀日报》编辑和文艺增刊的主编。1949年回到北京，曾任北京市妇联宣传部长、中央电影局和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曾两次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历任第三、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作协北京分会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

193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发表了相当数量的短篇小说、报告、通讯和散文。1958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几十年来，她始终紧握手中之笔，勤奋耕耘，已经出版的作品有：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东方欲晓》、《芳菲之歌》、《英华之歌》；中短篇小说集《苇塘纪事》、《红红的山丹花》、《杨沫小说选》；散文集《不是日记的日记》、《杨沫散文选》、《大河与浪花》、《自白——我的日记》及电影剧本《青春之歌》等。

《青春之歌》因写革命时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成长道路和奋斗历程，曾在当代文坛产生很大的影响，它也成为杨沫的最优秀的代表作。

二、 评论文章选萃1． 独特的“题材意义”《青春之歌》所反映的，是从“九一八”到“一二·九”这一历史时期党所领导的学生运动……它通过卢嘉川、江华、林红几个英勇不屈的共产党员的形象告诉读者，党的优秀儿女曾经怎样地忠心耿耿、艰辛斗争，为革命事业、为今天的我们广大人民的幸福生活，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最后，这部小说还通过林道静这个人物的具体事实，指出了当时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在党的领导之下，把个人命运和人民大众的命运联结为一，这才是真正的出路；指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经过思想改造才能真正为人民服务。

(茅盾：《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中国青年》1959年第4期) 《青春之歌》中出现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较之过去的作品有了很大的发展。30年代学生运动领导人、共产党员林道静，同20年代“恋爱至上”的子君和“教育救国”的倪焕之迥然不同了。目光短浅的子君个人终于抗争不过旧势力，被黑暗的社会扼杀了年轻的生命；而被组织到无产阶级先锋队伍中的林道静，把个人的命运同人类解放事业放在一起，终能“永葆其美妙之青春”。这充分显示了时代在前进，阶级营垒更加分明，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的影响更为深入，而此时趋于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吸引力也日益增强。现代文学史上很多作家都在自己的作品中探讨过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而林道静形象的完成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摸索过程进行了总结，做出了答案。这正是《青春之歌》特殊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张钟等：《当代文学概观》，第8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7月版) 《青春之歌》叙述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如何自觉地承担起决定民族命运的“历史责任”，组织民众，不避个人受难和牺牲进行英勇斗争。这是胜利者对其历史所作的确认。这种确认在小说中主要通过对英雄形象(卢嘉川、江华、林红等)的创造来达到。因而，尽管卢嘉川等在小说中并非主要人物，当时评论在肯定这部作品时，他们的存在却是首要理由。当然，小说也存在一些特殊的因素。首先，它同时是关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道路的故事，另外，还多少牵涉到女性命运的主题。林道静的爱情、婚姻遭遇，隐含着复杂的女性问题。但有关女性命运的主题因素，在作品中是被压抑、被淡化，被主要当作阶级立场、阶级意识的矛盾和转变的因素来处理的。小说在否定戴愉、余永泽、白莉萍等的选择的同时，通过林道静的“成长”来指认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引领下，经历艰苦的思想改造，从个人主义到达集体主义，从个人英雄式的幻想，到参加阶级解放的集体斗争——也即个体生命只有融合、投入到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革命事业中去他的生命价值才可能得到真正实现。这一道路的叙说虽说早已做出，但在知识分子改造以获得“本质”成为严重问题的五六十年代，又是必须着重强调的。这是这部小说的“题材意义”，是它虽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仍获得充分肯定的原因。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11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2． 林道静形象

作家把人物置于特定的时代环境里，写出时代浪涛对她的冲击和影响，这既为人物行为与思想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社会依据，又使人物形象概括了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道静的成长变化自然引起她与远离政治、整日钻在故纸堆里的自私平庸的余永泽之间的分歧与矛盾。两种人生追求与道路，分野的矛盾冲突日渐激化和尖锐，终于导致了林道静与余永泽的最后决裂。虽然，道静的这一抉择也经历了彷徨、犹豫乃至痛苦的内心斗争，还有淡淡的怅惘与感情的缠绵，但她毕竟毅然迈出了这关键的一步。这是林道静人生道路的新起点。它表明在林道静身上两种引力的彼消此长，她终于冲破小家庭牢笼，全身心地投人民族解放运动的洪流；也表明道静又一次摆脱中国妇女传统的依附地位，为维护独立的人格和自身的尊严而解放自己，奋力搏击时代的风雨。此后，她又经历了群众斗争的锻炼与两次被捕的生死考验，不断克服自己身上的弱点，逐渐成长，成熟，入党，成了北京大学学生运动的坚强的领导人和无畏的革命者。作家严格按照生活逻辑和性格逻辑，脉络清晰地写出了林道静性格发展和思想变化的过程。她从反抗封建包办婚姻、要求人的尊严和个性解放到谋求全民族的解放，从同情劳动人民到为劳苦大众的利益而奋斗，从天真幼稚的少女到坚定成熟的革命者，是她性格发展之必然，生活发展之必然，也是时代潮流使然。林道静的道路概括了那个时代多数青年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也概括了那一代不甘受人摆布而成为封建婚姻牺牲品的觉醒了的青年知识女性的人生之路。因此，这个艺术形象具有很高的典型意义和美学价值。

(王晓琴：《中外文学名著精品赏析》，第355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1958年出版的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是一部很合时宜的书，它通过青年学生林道静从一个单纯、软弱的姑娘经过多重战斗洗礼成长为一个共产党员的道路，形象地说明了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必要性和艰苦性，这使它成为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生活教科书，在读者中产生过强烈的影响。

林道静的成长道路伴随着她在家庭、爱情、婚姻方面的遭遇，表现了她比较丰富的内心世界。这个一出场就“穿着白洋布短旗袍、白线袜、白运动鞋、手里捏着一条素白的手绢，——浑身上下全是白色”(连她包裹乐器的也是一块“白绸子”)的少女，正是从这样一种纯洁的、混沌的、可塑性无限大的状态中走向革命人生的，她具有一种很强的象征性，小说又带有某种自传体的性质，因而使看惯了剑拔弩张的紧张斗争作品的读者有一种亲切感。林道静是一个不需仰视就可以看清的、生活在他们周围的人物，头上没有灵光，身上没有光环，可以就近学习和效法。她那时常伴随着忧伤、孤独、苦闷的个人奋斗的历程，也容易引起敏感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共鸣，这种亲切感也是《青春之歌》广为流传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作品中流露的这种“小资产阶级情调”一度使它招来种种批评。《青春之歌》也存在着某种用观念来组装生活的痕迹(如后来增写的“林道静在农村”的那几章)，而且它的语言缺少特色。

(孔范今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下册］，第1026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9月版)3． 艺术成就与不足

《青春之歌》以学生运动为主线描绘了当时抗日救亡运动的面貌，结构和气魄是比较宏伟的，情节较生动，作者对主人公一些心理活动的刻画，十分细腻、真实，小说中革命青年的光辉理想和献身革命的热情，形成一种促人奋发的艺术感染力……

《青春之歌》在艺术上仍有明显的不足之处。如后半部结构比较松散，语言不够丰富多彩，人物的对话缺乏个性，而且不只一处通过人物的讲述来平铺直叙局势的变化、交代环境背景，更显得作者手法不多、不巧。

(张钟等：《当代文学概观》，第8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7月版)三、 作家自述：写出知识分子的精神史

我常常感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每一个人的每一点有益的活动，都不是任它自生自灭，而是有多少人在关怀，在帮助。《青春之歌》要不是得到许多同志认真热情的帮助决不可能是这个样子。像江华这个人，我过去一直写得很不好，很概念。(今天看来仍不够好。)后来作家欧阳凡海同志看了这部原稿，他提出江华不像工人出身的革命者，刚一到定县，不该不先了解当地情况就向林道静夸夸其谈……我觉得他提的意见很好，我根据他的意见修改后，江华这才比较像个样子了。

(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编：《中国现当代作家谈创作经验》［下］，第758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我塑造林道静这个人物形象，目的和动机不是为了颂扬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她的罗曼蒂克式的情感，或是对小资产阶级的自我欣赏。而是想通过她——林道静这个人物，从一个个人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变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过程，来表现党的伟大、党的深入人心、党对于中国革命的领导作用。我知道在文学作品中，表现这种主题和思想可以从多方面、用种种不同的方法来进行。而我只能从我自己比较熟悉的生活，用我自己感受最深的东西来表现。因此，我选择了林道静，写像她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样改造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过程。

(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编：《中国现当代作家谈创作经验》［下］，第762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欧阳山的《三家巷》一、 作家简介：“南国历史的写手”

欧阳山(1908—2000)，原名杨凤岐，笔名凡鸟、罗西、龙贡公等。湖北荆州人。因家境贫寒，出生数月即被卖给人家，从小随养父四处奔波。在五四运动影响下，16岁开始文学创作。1924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那一夜》。在广州读书期间，曾参加省港大罢工。此后在北伐军中担任政治工作，组织广州文学会，主编《广州文学》周刊。1926年发表长篇小说《玫瑰残了》。翌年组织南中国文学会，创办《南中国文学》杂志。1928年连续写了《桃君的情人》、《爱之奔流》等七八部中长篇小说，成为职业作家。1931年发表描写工人斗争的长篇小说《竹尺与铁锤》，发起组织广州普罗文学同盟，主编《广州文艺》周刊，致力于文学大众化工作，倡导粤语文学，因受反动派通缉，被迫离开广州到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曾任文总宣传部长，并在左联小说研究会工作，得到鲁迅的指导与帮助。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赴延安，先后任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委委员、华北文协常务理事、《华北文艺》主编等职，投身解放区的文艺工作。1947年创作反映陕甘宁边区合作社经济发展的长篇小说《高干大》，以新的风格为世人瞩目，成为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最早的成果之一。

全国解放后历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中国作协副主席、广东省文联和作协主席等职。写有中、短篇小说《英雄三生》、《乡下奇人》等。1959年开始创作长篇巨著《一代风流》，其第一、二卷《三家巷》和《苦斗》分别于1959年、1963年面世，后三卷《柳暗花明》、《圣地》和《万年春》于1981年、1985年先后出版。五卷中以第一卷《三家巷》成就最高，广为流传，人物刻画、语言表达独具匠心。从1989年起，陆续发表系列杂文《广语丝》等。

二、 评论文章选萃1． 《三家巷》的独特意义建国十年来的长篇小说，反映北方革命斗争的较多，反映南方革命斗争的较少；反映30年代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的较多，反映20年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战争前期的较少。《三家巷》以20年代的广州为背景，通过三个家庭的变化、矛盾和斗争，亲戚朋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真实地、生动地、历史地反映了省港大罢工、沙基惨案、国民革命军北伐、“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白色恐怖和广州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描绘出1925—1927年大革命前后中国人民走过来的光荣道路，纪录下这一段时期中国人民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并且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的以周炳为代表的正面人物形象和以陈文雄为代表的反面人物形象，在我们的文学画廊中，恰好填补了这一片空白，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在思想意义上来说，《三家巷》对于大革命前后南中国革命形势的来龙去脉、阶级力量的消长的矛盾斗争、政治舞台的风云变幻，还是作了比较准确的描写的。尽管在概括时代的深度和反映革命气氛的强度上，还有若干不足之处，但仍然可以说，它成功地勾勒出一幅广阔而丰富多彩的时代生活的画卷……

《三家巷》之所以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除了它较全面的反映出20年代的广阔社会生活和革命斗争外，应当说，主要得力于它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和语言运用上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浓烈的地方色彩。欧阳山同志在过去的创作中笔调较为“欧化”，民族风格并不突出，这个缺点在他创作《高干大》时已有所改正，而在这部新作中，都已经完全克服，这和他近年来致力于学习我国古典文学的艺术技巧是分不开的。书中许多塑造人物和写景状物的技巧，都可以看得出来是师承于我国古典文学作品。如写人物，多用白描，主要是对具体对象进行直接的描绘，而较少借助于其他方面的烘托，主要是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来表现他们的性格特征，而避免采用冗长沉闷的静态心理剖析。整部小说的情节也非常紧凑，高潮紧接着高潮，矛盾孕育着矛盾，大营包小营，后浪推前浪，故事性很强，而且层次分明，很少采用倒叙。写景状物，也瑰丽可观。

(昭彦：《革命春秋的序曲——喜读〈三家巷〉》，《文艺报》1962年第2期)2． 周炳形象

《三家巷》和《苦斗》对周炳这一形象的塑造，给人印象十分突出的地方是对这个人物外貌以及外貌所起的作用的描写。作品津津有味地渲染着周炳的外形美，细致描绘着别人被他的美貌所引起的迷恋。这样一类的描写在作品中并不是个别的、少量的，而几乎比比皆是，构成了一种情调和气氛。

有的同志曾经指出周炳的形象，与《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很相像。这种印象我以为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把20世纪新民主主义运动中的革命者写成类似18世纪封建社会的人物形象，这就模糊了时代和人物的区别。

(蔡葵：周炳形象及其他——关于〈三家巷〉和〈苦斗〉的评价问题)，《文学评论》1964年第2期) 周炳这位历史长卷中的主人公，在五六十年代文学人物长廊里是非常特殊的一个艺术形象，作家把他定性为“打铁出身的知识分子”。打铁出身，不仅指他出身于世代打铁的家庭里，身上流着早期工人阶级的血液，而且他自己也打过铁，与一批城市手工业劳动者结成真诚的友谊，这就决定了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实践中将逐渐磨练成坚强战士的阶级基础。但同时他又是知识分子，虽然没有接受过系统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却从小在一批青年知识分子的哥哥姐姐的温柔爱护下，几乎是本能地接受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这也注定了他在参加严酷的阶级斗争过程中必将接受严峻、甚至痛苦的考验。作家既不把他当作英雄人物来塑造，也就没有一般作家难以甩掉的思想包袱，能够比较放手地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敢于直言不讳地暴露人物的内心世界，敢于直言不讳地暴露人物的憨直、软弱、幼稚、温情、不切实际、富于幻想等性格弱点，使人物形象始终具有独特的个性和鲜活的特征。作家笔下的周炳，是一个“长得很俊的傻孩子”，这又俊又傻的特点，构成了他“现代贾宝玉”式的独特个性。他既对革命胜利充满浪漫主义幻想，但又经受了革命失败的打击，虽然作家通过他一次次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得到锻炼，写出了他的成长和转变，却没有急于完成这个转变过程。尤其是他在国民党“清党”以后躲避乡下时一再写信给恋人陈文婷，以致暴露了地址，连累大哥周金被害。广州起义时，他已经成长为勇敢的起义战士，但其思想觉悟却仍然停留在“为区桃报仇”的革命狂热性的水平上，这些情节都体现了人物性格发展的复杂性，同时，也符合多卷本长篇小说的创作需要。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81—8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3． 几种新的评说

欧阳山30年代曾经以粤语写过文学作品。后来创作《高干大》，吸收了不少陕北口语，但经过他选择加工之后，并没有艰涩难懂的成分。欧阳山主张学习语言要采用一个“东南西北中外古今法”，也就是同时吸收东南西北各个地区语言的精华，糅合成一种丰富多彩的、使群众喜闻乐见的现代文学语言。《三家巷》的语言就是实践了他自己的这个主张的。作品有选择地吸收了不少广州方言土语，经过加工改造，溶入普通话之中，使地方色彩与民族风格调合得水乳交融。在作品中也可以看到像“大不列列”、“一个劲儿”、“图个快活”、“害臊起来”、“差不大离儿”之类的北方口语，有人说这是南北夹杂，不够纯净，其实正是体现了“东南西北中外古今法”。《三家巷》表现了浓郁的地方色彩，这跟作品中吸收了不少广州方言土语有直接的关系。《三家巷》中提炼的广州方言土语并没有加注，但各地读者从字面上或上下文的联系中完全可以理解它的意思，可见欧阳山把方言融会到普通话里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张维耿、黎运汉：《从〈三家巷〉看文学作品如何吸收方言土语》，《作品》1980年第10期)。 《三家巷》的故事发生在五四运动后和“大革命”时期的广州，而《苦斗》则写到“大革命”失败后广州近郊震南村的农民和农场工人的生活。《三家巷》、《苦斗》对“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的叙述，有着当时表现“革命历史”的“史诗性”小说不同的特点。它选择了对重大的历史事变的侧面描述的角度。五四运动、五卅惨案、省港罢工、中山舰事件、北伐战争等，没有成为小说的中心情节，而只是作为背景，在小说中构成特定的时代氛围。人物对革命斗争的参与，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不被安排为描述的重点(周炳参加广州起义的部分，应该说是个“例外”)。《三家巷》中几个家庭的日常生活和父辈、儿女之间的复杂关系，构成故事的基本线索。周、陈、何三家分属不同的阶级(分别为手工业工人、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地主)，对时势、政治有不同的反应和态度。但他们是近邻，之间有密切联系；尤其是周陈两家，既是连襟亲戚，儿女又是同学。基于人情、事理、利害等复杂纠葛的都市日常生活、家庭关系，在书中得到细致描述。另一特点是人物创造上。能留给读者较深印象的，不是那些作者并非不经意的革命者、共产党员形象，而是周炳、陈文雄、陈文婷等有着性格复杂性的人物。

这两个“特色”，也是60年代对小说评价上分歧的焦点，同时，也是小说内在结构矛盾的“根源”。《三家巷》、《苦斗》出版后，发生了评价上的争论。侧重日常生活情景和亲友、恋人之间纠葛的描述，重视社会风俗的细致描写，以及周炳、陈文婷等的行为和思想感情状态，在小说的批评者看来，是以生活风俗画冲淡了革命气氛，粉饰了残酷激烈的阶级斗争现实。即使是为两部小说辩护的论者，也会指出这种描述方式对反映“整个”阶级斗争形势和面貌存在的不足，指出对周炳的弱点的“批判”不够，对他与诸多女性关系的描写格调不高。这里，涉及的是“革命小说”与过去的“言情小说”的关系问题。从晚清到现代，“革命”与“恋爱”已经是小说的基本模式之一。50年代以后，由于“革命”的崇高地位的强化，也由于现代“言情小说”受到的“压抑”，作家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更加谨慎、节制。欧阳山却多少离开了这种严格的局限。“革命加恋爱”的人物关系和情节类型，传统“才子佳人”言情小说的叙述方式和语言格调，在他的小说中有许多表现。正因为如此，认为借鉴白话言情小说的方式来表现现代革命是不协调的，当时批评界便会把《三家巷》、《苦斗》的这种表现，看作是对陈旧的美学情调和气息的不健康的迷恋。60年代围绕这些小说的争论，如果从小说类型的层面观察，提出的正是“言情小说”在当代的合法性和可能性的问题。《三家巷》的作者当然是要严肃地讲述，也多少明白“才子佳人”和他们的爱情，在现代革命小说中，既不应占有太多篇幅，也不具独立的性质——只有作为对“革命”的或正或反的证明才能存在。但情爱的纠葛可能展示的细腻、曲折，加上中国言情小说“传统”所提供的强大的艺术经验，在写作中显然成为更具生命力的东西，而在具体的描述中，有时反而会衬托所着力的“革命”的干枯和简陋。小说在确立表现对象、叙述方式、语言风格上的犹豫，导致了内在结构能上能下的矛盾。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11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三、 作家自述：叙述风格与抒写故事

《一代风流》是我从1957年开始写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它一共有五卷。它的内容叙述一个名叫周炳的打铁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半生经历，从1919年到1949年，这里面不知包含了多少的悲欢离合，也不知包含了多少苦辣辛酸。

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十年，但是这三十年却内容丰富，变化多端……

这种历史发展所牵涉的时间那么长，区域那么大，人物那么多，而且情节变幻诡谲离奇。要讲起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来，恐怕整整一个世纪也讲不完；而听起那些鬼斧神工的故事，恐怕世世代代、永远也听不厌……

我很惭愧，因为我这部长篇小说只说了这些伟大而美妙的故事的一点点，很微小的一点点，而且很可能说得粗糙，不中听。然而我是诚实的。我介绍给读者们的一些男、女朋友，读者们会同情他们，敬佩他们，爱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和他们的命运连在一起，一起去憎恨和诅咒那些坑陷损害他们的恶鬼。如果能够这样，我就心满意足了。

(欧阳山：《〈一代风流〉序》，广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9月版) 那么周炳的模特儿究竟是谁呢?欧阳山同志说，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很难指定是生活中的某一个人，因为他是很多人的概括。不过有一点作者是肯定的，那就是基本上都是作者年轻时候生活环境中所接触到的一些手工业工人。当时的一些手工业工人是很少有机会读书的，但是其中一部分人通过各种办法也能读一些书。周炳就是这样一种人。他一方面有手工业工人的思想意识和感情，因此生活上和各行各业的工人接近；但他又有知识分子的气味，例如要求个性解放，想通过读书向上爬等。周炳就是那样有两种内在因素在矛盾斗争中发展着的人物。

(《欧阳山谈〈三家巷〉》，1959年12月5日《羊城晚报》)四、 编者评点：“长篇巨制”时代的知识分子及其心路历程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许多反映知识分子的作品，但它们大都描写的是找不到生活出路的彷徨不定的知识分子，且作品大多为短篇。五六十年代“长篇巨制”时代的到来，曾给知识分子题材创作带来了新的生命和活力。杨沫的《青春之歌》、欧阳山的《三家巷》以及高云览的《小城春秋》等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它们用各具特色的艺术描写，展示了大批的知识分子艰苦奋斗并成功的心路历程。

《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经历了从反对封建家庭的婚姻迫害而出走到跟余永泽恋爱结合；从参加除夕茶话会、受到潮流和进步思想的启迪，到学习革命理论、参加革命活动，与余永泽决裂；从被捕、出狱，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北大学生运动三个性格发展阶段，表现出她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历程。这三个发展阶段是由心灵创痛与血与火的洗礼垒就的。同样，《三家巷》里的周炳，也是经历了爱情的失败、亲戚间的纠葛、兄长的被害等多种磨炼之后变得成熟的。因此，两部代表性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知识分子成长的崎岖之路。

但这批作品并没有把视野局限在林道静、周炳等个别知识分子身上，而是放眼于动荡年代知识分子的形形色色，以他们为中心，描绘了不同道路的知识分子群像的历史图画，再现我国二三十年代急剧动荡社会的一个重要侧面，深刻揭示整个社会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当时知识分子阶层的主要历史趋向。并以他们的成长过程为中心情节，揭示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激烈的旧时代，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的追求与苦恼、动摇和彷徨、分化与觉醒、前进与沉沦，从而形象地展现伟大时代“大浪淘沙”的严峻历史规律，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社会历史的主导风貌和动向。

另外，这批作品还注重知识分子成长过程中丰富复杂的思想情感、精神状态，以及对革命的不切实际的狂热和个人英雄主义的披露。善于通过不同人物对同一事物的不同反映来展示各自的心理特征，通过富有个性特征的细节来展示不同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同一人物不同时期的心理状态，并把人物外貌描写与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巧妙地结合起来，因此，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当然从现在的角度来看，这类作品有明显的理念化倾向，它对人物和事件的描绘也并不完全，有时甚至失之浅显，缺乏深度和力度，但无论如何，它们的出现填补了当代知识分子题材的空白，这点是肯定的。

五、 参考文献与思考题

1．参考文献

杨沫：《青春之歌》，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欧阳山：《三家巷》，广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2．思考题

① 试析林道静的性格特征及其发展。

② 简述《三家巷》的开创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