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家简介：自觉的农民作家

浩然(1932—)，本名梁金广，河北省宝坻人。1946年参加革命工作，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过8年农村基层干部。1954至1964年先后任《河北日报》、《俄文友好报》记者，《红旗》杂志编辑。1976年因受“文革”牵连，被取消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现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副会长，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文学》、《苍生文学》主编。

浩然自1949年起立志文学创作事业，一面工作，一面练笔，走自学成才的道路，身体力行地贯彻“写农民，给农民写”的创作主张，长期扎根在北京郊区和冀东农村，先后达四十多年。他以歌颂新人新事的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苹果要熟了》、《杏花雨》等步入文坛，以描述社会风云的长篇巨作《艳阳天》等闻名，以表现互助合作运动的《金光大道》引起争论，以反映农村改革的《苍生》再次崛起。他的主要著作被搬上银幕、荧屏，在电台连续广播，改编成连环画册，被译成多种少数民族文字，在日本、法国等国翻译出版。《大肚子蝈蝈》获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二等奖，《苍生》获首届大众文学特等奖。后来，他在家乡一面体验生活，一面写自传体小说，已完成自传体长篇三部曲《乐土》、《活泉》、《圆梦》。他的长篇小说《艳阳天》，特别是《金光大道》，不仅在粉碎“四人帮”初期，就是在90年代也曾几度引起争议。

二、 评论文章选萃1． 关于《喜鹊登枝》《喜鹊登枝》里这11篇小说，每一篇都透露着新生活的气息，读了以后，好像自己也下了一次乡，置身于新农村里，看到了一个个精神饱满、积极、勇敢而又活泼的青年男女，也看到了笑逐颜开，正直、纯良，从旧生活和旧思想中解放出来的年老的一代。小说的基调充满乐观主义的精神，是新生活的颂歌。文风也明净流畅。作者对农村新妇女似乎很感兴趣，着笔特别多。其中有五六篇主要是写青年妇女的。《新媳妇》里的边惠荣，《春蚕结茧》里的兰芬，《监察主任》里的白桂花，都写得很可爱。从这些篇幅里，让人突出地感到在农村生产力解放的斗争中，农村妇女在精神上的解放。这似乎是合乎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实际的，看来作者颇具有洞察新生活的敏感力，并且能从生活实际中看出党的政策精神所贯彻的生活面貌的特点……对作者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作者笔下的人物精神面貌虽给人一种新鲜的感觉，但是人物还不够有突出的个性，即还不够有永远活在读者心里的力量。第二，理解我们党的政策是好的，是十分必要的，但怎样才能更深入地挖掘为政策所渗透的生活的特征，使作品有更丰富的生活基础。

(巴人：《略谈〈喜鹊登枝〉及其他》，《人民文学》1959年第11期)2． 关于《艳阳天》

《艳阳天》(第一部)对农村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描写有着明显的特色。它写的是一个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年轻的党支部书记依靠贫下中农向阴谋夺取高级社领导权的阶级异己分子作斗争的故事。这一内容的重要意义，在于反映出社会主义改造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基本完成以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的新的特点。这个特点是：阶级敌人力图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方式来篡夺我们的基层的领导权，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来恢复资本主义，对作品内容的这一特点，我们应该充分予以重视。

(范之麟：《试谈〈艳阳天〉的思想艺术特色》，《文学评论》1965年第4期) 这部长篇的第一、二部分出版于1964年底和1966年初，第三部的出版则迟到1971年底。《艳阳天》的故事发生于1957年夏天，写北京郊区东山坞农业社围绕“土地分红”和粮食问题所发生的冲突。农业社党支部书记、社主任萧长春，是作者着力塑造的英雄人物。他带领“贫下中农”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对立面的，有农业社副主任、“老党员”马之悦，“反动地主”马小辫，另外，也有动摇于“两条道路”之间的“中间状态人物”。农村题材长篇小说的这种结构形态，在五六十年代的若干长篇中已具备，但《艳阳天》却更分明，更切合激进派所描述的社会结构和文学模式：对立的阶级力量的性质更加清晰，“阵线”更加分明，之间的冲突更加尖锐激烈，而且，“阶级斗争”已被组织成笼罩全部社会生活的网。50年代农村生活的这段“历史”，在60年代的浩然的笔下，有了与《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既有些相似、但也不同的叙述。它被誉为“深刻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成功地塑造‘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领头人’”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当然，《艳阳天》在根据“本质真实”的规定来构造历史时，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有特色的叙述语言，“现实主义”小说对生活色彩(习俗、语言、情感方式等)的重视，使这部小说具有一定程度的丰富性，而在当时拥有大量的读者和听众。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20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3． 关于《金光大道》

浩然同志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第一、二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出现的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这部多卷头的小说通过对华北一个农村建立农业互助组和合作社斗争历程的描绘，深刻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翻天覆地的革命变革，生动地描写了当时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尖锐复杂的斗争，热情歌颂了亿万贫下中农蕴藏着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特别是全力塑造了高大泉这一社会主义带头人的光辉形象。

(金梅、吴泰昌：《打着火把的领头人》，《文艺报》1981年第5期) 我相信，绝大多数从“文革”中过来的普通读者，提到《金光大道》这个名字，产生的联想总是不愉快的。这不仅是这部作品与一段毁灭人性、极其黑暗的历史联系在一起，而且作品本身从头至尾充斥的豪言壮语及陈旧的情感表达方式，完全是“文革”特有的。所以，就是人们今天再来读这部作品，也很难感受到作者自己所说的那种表现50年代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农民思想的变化，以及对这种变化进行歌颂的意图。在我的记忆和个人感受中，《金光大道》与其说在表现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中国农民的正确、伟大，还不如说是在为“文革”历史粉饰、唱赞歌，否则，在那个万马齐喑的时代，这部《金光大道》绝不会一枝独秀，成为那个时代的“经典”之作。

浩然作为《金光大道》的作者，的确在这部作品上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和劳动。他说：“这部长篇小说，1970年12月动笔，历经七度春秋陆续写完，共分四部，约计190万字。”“《金光大道》是我艺术生命青春季节，是我年富力强、文思敏捷、创作欲旺期的产儿，是我在写出一百多个短篇，有了长篇的实践经验、信心十足的状态下写作的。”(浩然《有关〈金光大道〉的几句话》)从浩然的这段文字中，我深深感到浩然对自己以往创作的痴迷，但我还想说浩然对于自己以往创作的这种热情和眷恋是盲目而狭隘的，甚至是极其可悲的，因为作者太痴迷于自己以往的“辉煌”历史，而对自己在那一段黑暗历史时期所写的作品，竟连一丝一毫的警觉和反省都没有，这种痴迷，不要说与作家所应具备的自我反省要求，相距甚远，就连一般人对“文革”所具有的最最起码的憎恶和反省要求，都没有。也正是浩然太迷恋他那个极其封闭的情感世界，迷恋到甚至可以不顾及基本的历史事实，所以，这不能不影响到他对自己以往的创作和过去的历史，作出准确的判断和评价，也阻碍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自己的创作才能。事实上，《金光大道》在艺术表现上并没有什么成就，更谈不上是什么经典之作，那种概念化的描写，那种假、大、空和佯装的幸福感，那种谎言式的寓言故事方式，都是“文革”特有的东西，也构成了该书的“精粹”部分。今天，人们之所以有时还提到《金光大道》，或者说文学史教学中还提到它，并不像浩然所认为的是因为这部作品真实描写了历史，相反，恰恰是因为这部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面教训，人们是从吸取历史教训和文学史经验教训这一角度，才提及《金光大道》，除此之外，大概很少有人还会将这部作品视作经典了。

(杨杨：《痴迷与失误》，1994年11月13日《文汇报》)三、 作家自述：四个“重新认识”

“写农民，给农民写”，这是我自觉自愿挑起的一副担子。从17岁开始练“肩膀”、练“力气”：一边生活、一边学习、一边写作，至今整整35个年头。除了“十年动乱”最初那5年间，被迫而不得已地停下笔，不论在什么样的境遇之中，我都信心十足、劲头十足地写作，从未撂过挑子，从没停过步子；即使病倒在床上，也要读书自修、翻阅笔记，或闭着眼睛琢磨怎么写、怎么写得更好些。大估摸，总共写了500多万字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农村生活，并以农民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决心早已下定，要把这担子挑到“走不动、爬不动”，再也拿不起笔的时候为止。

(浩然：《写农民，给农民写》，《小说创作经验谈》，第47页，中原农民出版社1989年版) 老实说，我想不通，因为他们的做法仍是“左”的一套，仍是以“整人”为出发点。但是，归根到底我要感谢他们。他们的当头一棒，起到一点“歪打正着”的作用，把我给打清醒了——从听到非议之后，我就渐渐地清醒起来，感到自己走过的道路并非笔直无弯，并非正确无误，并非像“圣水”那么干净无尘；意识到再按部就班地走下去不行了。随着人们解放思想的新潮流，我们摆脱那几个人的纠缠，也努力于切实地解放自己的思想，不甘做僵化守旧而停步不前的人。

1977年1月7日，对我还只有窃窃非议，而没有杀气腾腾地大批判的时候，我写完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的长篇朗诵诗《丰碑颂》之后，便带上行李，回到我的“生活根据地”，跟那里的农民和基层干部一起“反省过去，思考未来”。就个人来说，我要重新认识历史，重新认识生活，重新认识文学，重新认识自己。通过这样的重新认识，凡是过去做对了的，就坚持在今后做下去；凡是做错了的，就毫不犹豫地改正，学习新的、正确的做法。我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山水情》，就是这场“反省过去、思考未来”，即“四个重新认识”的头一个成果。

(浩然：《怀胎，不只十个月》，《小说创作经验谈》第49页，中原农民出版社1989年版)四、 编者评点：从写运动到写人生的转换

浩然抱着“写农民，给农民写”的创作宗旨，撰写了《喜鹊登枝》、《艳阳天》、《金光大道》、《苍生》等五十多种作品。他是一位自学成才的作家，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文革”)，他虽曾名噪一时，但他能够自省，并不悲观地看待自己和一切，重新地进行调整，当然文学界、评论界对此颇有争议，特别是当浩然重版《金光大道》之后，两种态度可以说是截然对立，甚至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这里我们不妨结合不同时期的评价以及作者自述，作如下几点梳理：

(一) 从《艳阳天》到《苍生》，是浩然从写运动斗争到写人生大计的转换。在《艳阳天》中，作者敏锐、真切地传达出了农民翻身解放的由衷的喜悦，表现出了拥有土地后的兴奋与希望。小说所反映的乡村处在动荡与变革的焦点之上，一次次的运动，随着庄稼人的当家做主而变得频繁，成了时代社会的敏感神经。农民们企盼丰衣足食，共同富裕，他们为了自家的土地而自豪，也为了自家的土地带来的矛盾而困惑不已。而《苍生》则歌颂改革开放以来给农村带来的活力。作品用田家庄各式各样的“婚姻大事”，来折射深邃变革的农村的生活和日新月异的人生景观，多层次地展现大变革时期农村新的社会关系。两者比较，后者已不再是简单廉价的歌颂，而是少了青年的明朗欢快，多了中年的忧思，还有着深深的困惑和发自内心的怜悯和同情。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浩然愿作“苍生”的代言人，他既是在修正自己的文学观点，也是历史发展地在调整轨迹。但其中创作的《金光大道》，作家更多地充当时代的“歌手”，思想艺术的滑坡是明显的。

(二) 相当真实地展现了庄稼人心态的复杂与变化的艰难。《艳阳天》里马学怀、韩百安、马大炮、弯弯绕，可以说是栩栩如生。他们执拗、卑琐，狭隘自私，但这些都是千百年土地观念所赋予的。而《苍生》里的邱志国，这样一个一贯“革命”的人物，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由本能抵制一变而为偏激，怨毒、狡猾、贪婪，又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迅速堕落为田家庄的“土皇帝”：“坐在共产党支书的位子上，他干的不是共产党支书的事儿。他跟旧社会的地主老财、保甲长没两样儿。”而田保根则是耳目一新的青年农民形象，质朴而又油滑。正是在这种人物转换中，《苍生》创作已在向个性化创作发展，反映出作者个人话语的回归。

(三) 作品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从东山坞到田家庄，乡土气息十分浓郁，地方色彩的语言与生活也常浮现在读者眼前。

(四) “金光大道”现象耐人寻思。《金光大道》是浩然按“三突出”和“主题先行”原则创作而成的作品。它在“文革”中曾风靡一时，成为那个时代的典范之作，但其思想艺术价值受限。而前几年，作者却要再版《金光大道》，并归其为创作的结晶，这是值得深思的。它反映了作者对自我及历史反思的粗浅和不彻底。

五、 参考文献与思考题

1．参考文献

浩然：《艳阳天》，人民文学出浩版社1976年版。

浩然：《金光大道》(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5月版。

浩然：《活泉》、《乐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中国当代方学研究资料·浩然研究专集》，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4年版。

2．思考题

① 试述《艳阳天》的思想艺术特色。

② 如何评价“金光大道”现象?第八章“山药蛋派”、“荷花淀派”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