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家与流派简介：农民艺术家和他的创作流派

赵树理(1906—1970)，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人。青年时代，对乡村民间文艺的强烈兴趣，使他产生了为农民写作、做一个农民作家的愿望。30年代，在山西长治、上党地区参加抗日宣传文化工作，同时开始练笔写作，创作了《金字》、《盘龙峪》等几十万字的小说和鼓词杂文。40年代，赵树理的创作进入成熟期，发表了成名作《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此后，陆续创作了《地板》、《孟祥英翻身》、《田寡妇看瓜》等小说，蜚声文坛。

新中国成立后，赵树理从山西来到北京。进城不久，他感到不适，下决心重返农村。他吃住在山西农村，保持与农民群众的密切联系，熟悉了解农民的生活以及农村的急剧变化，这给了他永不枯竭的创作源泉。从1951年至1966年的十多年间，他陆续完成了长篇《三里湾》、《灵泉洞》(上)、短篇《登记》、《“锻炼锻炼”》、《老定额》、《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卖烟叶》等小说的创作，表现了艺术上的新进展、新成就。此外，赵树理还创作改编过《石不烂赶车》、《王家坡》、《十里店》、《三关排宴》等曲艺或戏曲作品。

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的当代文坛，围绕赵树理的《三里湾》和《“锻炼锻炼”》中的“中间人物”问题曾有过较大规模的讨论和争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赵树理的创作和他1962年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坦率直言农村的问题，被上纲上线成“政治问题”，受到“四人帮”一伙的残酷迫害，并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终于1970年7月23日，赵树理被迫害致死在批斗会场。

“山药蛋派”是以赵树理为主，由部分山西作家构成，以写农村题材小说为主的一个文学流派。除赵树理外，主要成员有马烽(1922—)、西戎、束为、孙谦、胡正，后继者有韩石山、韩文洲、李逸民、刘德怀、潘保安、田东照、王东海等。

“山药蛋派”的创作起源于40年代。1941年，赵树理和王春、林火组织通俗文化研究会，并集体撰写《“通俗化”引论》，提出“文化大众化”和“新启蒙”的主张，认为通俗化应该是文化和大众中间的桥梁，是文化大众的主要道路；一方面首先拆除文学对大众的障碍，另一方面是改造群众的旧意识，使他们能够接受新的世界观。赵树理先后创作了一系列有成就的文学作品，实现了这一宗旨。

这一流派真正形成集体阵势、出现繁荣昌盛景象是在工农兵文学思潮推向全国的五六十年代。在这期间，“山药蛋派”作家们继续立足山西，从事创作，除赵树理之外，其他作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长篇小说有胡正的《汾水长流》，短篇小说有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老社员》、《三年早知道》、《四访孙玉泉》等，西戎有《宋老大进城》、《马棚盖》、《赖大嫂》等，束为有《老长工》、《好人田木瓜》、《于得水的饭碗》等，孙谦有《奇异的离婚故事》、《伤疤的故事》、《南山的灯》等，胡正有《七月的庙会》、《两个巧媳妇》等。

这些作家都自觉地学习赵树理的风格，他们紧紧地围绕农村生活和问题来创作，反映农村生活变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竭力追求小说的平民化、大众化和地域性特色，刻画了许多性格鲜明的农民形象。如马烽《我的第一个上级》中的田副局长，就是一个具有“内在美”的英雄形象，这个人物外貌平平，甚至还有些相当古怪，给人一种难以亲近的感觉。但他熟悉业务，懂得技术，在关键时刻，他总是站在斗争的最前沿。为了堵缺口，他带头跳入冰冷的急流中。作者把他放在尖锐的斗争和现实剧烈的环境里来刻画他的性格，层层揭示人物的灵魂。西戎的《赖大嫂》中的同名主人公，更是一个浪尖上的人物。农村政策的变化直接影响了她的心灵和内心世界。在极“左”路线的倾轧下，她已经对养猪糊口失去了信心。尽管后来政策改变，但她仍然抱怀疑态度。关注农民的生活与命运，这是“山药蛋派”作家的共同特色。 关于这个流派，评论界使用的称谓有“山西作家群”、“山西派”、“《火花》派”等。围绕着“山药蛋派”是否存在和形成的问题，特别是艺术价值的估价问题，曾也一度引起过争论。

二、 评论文章选萃1． 关于《三里湾》作者以他特有的关于农村的丰富知识、热情和幽默，真实地描绘了农村中社会主义先进力量和落后力量之间的斗争，农民在生产关系、家庭关系和恋爱关系上的种种矛盾冲突，显示了农村新生活的风光。作者成功地创造了“糊涂涂”、“常有理”等几个老中农的典型形象，同时描写了农民中的新人物。

(周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第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像所有的评书、话本一样，《三里湾》的故事性也很强。秋收、扩社、整社、开渠是全书的四个大故事，而围绕这四个故事所展开的是两条道路、两种思想、两类家庭关系和两种生活方式的复杂微妙的矛盾。每一对矛盾都发生一连串故事。由于赵树理很好地掌握并运用了民间说书和章回小说的叙述方法，在讲述故事的时候注意从头说起、前后连贯，并尽量避免情节的跳跃，整部小说“从旗杆院说起”，一直说到扩社胜利开渠动工，主要事件和人物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又不是平铺直叙，而是竭力把故事说得迂回曲折、跌宕起伏。在故事叙述中还不时采用埋“伏笔”、设“扣子”的方法，既增强了小说的故事性，又起到吸引读者的作用。赵树理还特别成功地处理了叙述与描写、细说与略说、线索分明与头绪纷繁、节奏明快与曲折起伏的关系，给小说创作提供了很好的经验。从《三里湾》可以看出，赵树理从民间说书和中国古典小说中借鉴来的叙述方法，不仅已运用到相当娴熟的地步，而且有了创造性的发展，形成了赵树理自己所特有的叙事方法。

(金汉：《中国当代小说艺术演变史》，第33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 《三里湾》描写人物心理活动，就有这样三种方法：(1)根据人物的心理和个性来设计故事情节，又通过故事情节的描述来表现人物的心理状态；(2)通过一件事来表现许多人物的心理活动；(3)在故事的叙述中正面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

(王中青：《谈赵村理的〈三里湾〉》，转引自张器友：《近五十年中国文学思潮通论》，第192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版)2． 关于《“锻炼锻炼”》

第一，在大跃进中的农村，或者就退到1957年秋末的那个时期，像“小腿痛”、“吃不饱”这样典型的、落后的、自私而又懒惰的农村妇女虽然会有，但不是占农村妇女的大多数，而是极其个别的。

第二，这个社的主要领导人是王聚海、王镇海、杨小四、高秀兰和另外一个没有名的副支书，他们分别担任社的正副主任和正副支部书记。无论从哪方面说，他们都应该是党的政策的具体执行者，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人物，在大多数情况下，在他们的身上所体现的应该是党的化身。然而在作者的笔下，他们却成了作风恶劣的蛮汉，至少是严重脱离群众的坏干部。

第三，在这篇作品里，作者的爱憎是很分明的。对于好食懒做、损人利己的“小腿痛”、“吃不饱”之流，作者通过细致而又幽默的笔调非常成功地刻画了她们的内心世界和具体行动，然后又给以无情的批判、斗争，教育了每个读者，这是很大的收获……然而，从总的来说，在这篇作品里，作者所持的态度是错误的。错在哪里?作者对在自己笔下出现的其余几个社的主要领导干部，惯用捉弄、恐吓、强迫命令的群众路线的作风，给予极大的支持和同情，把他们这种恶劣的作风仅仅说成是“虽然有点开玩笑，可是也解决了问题”。我总不明白到底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与其说作者在歌颂这种类型的社干部，倒不如说是对整个社干部的歪曲和诬蔑。

最后，农业社的整风既要解决大是大非，又要解决小是小非，而且应该在解决大是大非的基础上再行解决小是小非。这在中央屡次的指示中已经明确地指出了。然而，这个争先社的整风，在作者的笔下又走了样，社内大是大非还未被解决，开头就指定社员检讨了，而且检讨的对象又是“每天不来今天来”的人。这就是说，一开头就要那些过去出勤或没出勤的人检讨了。这实在令人不可理解。除了说明社干部不执行党的指示以外，又能说明什么呢?

(武养：《一篇歪曲现实的小说——〈锻炼锻炼〉读后感》，《文艺报》1959年第7期) 大跃进以后，在放“文艺卫星”的狂潮中，编造民歌是极为吃香的，赵树理想写出《李有才板话》的续编，结果却用极其曲折的笔调写出了欲哭无泪的《“锻炼锻炼”》。这是一篇赵树理的晚年绝唱，他正话反说，反话正说，明眼人都能看出，他揭露的仍然是农村基层干部中的“坏人”。那些为了强化集体劳动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基层干部，不但作风粗暴专横，无视法律与人权，而且为了整人不惜诱民入罪，把普通的农村妇女当作劳改犯来对待。像“小腿疼”和“吃不饱”，这些可怜的农村妇女形象，即使用丑化白粉涂在她们脸上，仍然挡不住读者对她们真正遭遇的同情。这篇小说从表面文本上看，等于是把西门庆写成英雄，把武大郎写成自私者，但从文本潜在的话语里，真实地流露了民间艺人赵树理悲愤的心理。

(陈思和：《民间的浮沉》，《上海文学》1994年第1期) “小腿疼”和“吃不饱”两个人物的塑造是成功的。但这还不能说是这篇小说深刻现实主义精神的主要部分。仔细分析小说的情节就可以看到，构成小说斗争主线的，并不是广大社员、干部对那两个落后人物的批判和斗争，而是那两个人物所引起的农业社干部之间两种不同工作方法的冲突。老中农出身的社主任王聚海，“好研究每个人的‘性格’，主张按性格用人”，他给人们平息争端，主张“和事不表理”只求“了事”就算。小说不仅描写了王聚海在处理两个落后人物上“和事不表理”的具体情景，而且追述了他这个性格特征形成的历史渊源。现在，人民内部矛盾突出起来，他面对的又是一些乡亲、熟人甚至“本家嫂子”，这样，他就拉不开情面，只好把过去那一套“和事不表理”的办法做出来。显然，他这个“老资格”、老经验，在新的形势面前不适用了。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在指出王聚海的工作方法已落后于形势的同时，还说明，他的方法实际上在助长着“小腿疼”、“吃不饱”那种好吃懒做、损人利己的错误思想的发展。为什么那两个人物如此猖狂，破坏集体经济还振振有词，一个重要原因，是王聚海的做法起着包庇、姑息的作用。支书王镇海最后说：“你说那两个人物‘吃软不吃硬’，你可算没有摸透她们的‘性格’吧?要不是你的认识给她们撑了腰，她们早就不敢那么猖狂了!所以我说你还得‘锻炼锻炼’!”这是比较中肯的，也是点睛之笔。它说明，“争先农业社”此时此刻落后势力的代表人物是“小腿疼”和“吃不饱”，王聚海的“和事不表理”正好成为他们的掩护。

(董大中：《赵树理和他的〈“锻炼锻炼”〉》，《赵树理论考》，第63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5月版)3． 关于《我的第一个上级》

作者朴实无华地写出了这个朴实无华的性格，在表现方法上是很巧妙的。他把这个貌不出众的老田安排成一个刚从水利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所遇到的第一个上级，而作品就是通过这个名叫彭杰的学生的自述写的。这样，作者就达到了一个目的：让读者也通过这个学生的眼睛去看老田，并且和这个学生一起逐渐从一个看起来极平凡的人的身上看到了不平凡的东西。在这里，认识生活的逻辑和艺术的表现方法就巧妙地融而为一了，或者可以说，这个表现方法正是从生活中找到的。用这个方法，作者一步一步地展示出人物的性格，让我们层层深入地认识了老田。

(朱容：《读〈我的第一个上级〉》，《文艺报》1959年第12期) 不仅能够从多方面，通过更尖锐、紧张的斗争生活去揭示人物的精神面貌，而且作者笔下的英雄人物的崇高品质，不是明显地外露，甚至于为一些表面现象所掩盖，而是在不断的矛盾、冲突里，才逐步展示出来。这就加深了我们对英雄人物和现实生活的理解……篇中的主人公——田副局长的性格被作者描绘得淋漓尽致、生动逼真，读完之后使人受到强烈的感动……

在尖锐的斗争和现实急剧的发展里刻画人物，并通过周围环境与人物关系来表现主人公，让他的成长有真实可信的基础……在不断推进的情节里，层层揭示人物的灵魂，使读者逐步接触到英雄的思想、品质……作者笔下的人物坚实而厚实，不是一眼就能看到底的。

在写法上，这篇作品仍然采用了作者擅长的第一人称。但是由于作者对所处理的生活与人物十分熟悉与理解，因而能够对自己的题材、情节作适度的剪裁与精心的安排。在结构上也富于变化，有波澜，写来紧凑、跃动，引人入胜，扣人心弦。

(王若麟：《塑造更完美的英雄——读马烽的短篇小说集〈太阳刚刚出山〉》，《火花》1961年第7期) 作者创造性地吸取了中国古典小说和民间故事的结构手法，故事的每一步都出乎意料，而又尽在情理之中。小说不仅在纵的发展中注意了抑扬顿挫，而且在横的关系上注意了映衬对比……全篇形成了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表现了作者在艺术构思上的独到匠心……

语言平易朴实、精练生动，很善于运用白描……以极精练传神的笔触来显示文学语言的浮雕性和描摹性，同样可以在读者心目中唤起生动的想象，构成动人的艺术图画……

有些人物语言具有“闻其声如见其人”的艺术效果。

(张维安：《重读〈我的第一个上级〉》，《北京文艺》1978年第7期) (老田)是一个具有“内在美”的英雄形象，这个人物外貌平平常常，甚至还相当丑怪……脾性也不好……但为了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这个身体瘦弱的党的基层干部，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带头跳入冰冷的急流中堵缺口……在小说中，作者的艺术雕刀确是深入到了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真正做到了写出人的灵魂。

(昊松亭等：《人物形象的魅力——读〈我的第一个上级〉》，《新文学论丛》1980年第1期) 《我的第一个上级》是马烽的代表作之一。作者以独特的艺术构思、出奇制胜的故事情节，成功地塑造了县农建局田副局长的英雄形象。茅盾对此曾给予很高的评价：“老田这个人物，写得龙拿虎跳，在马烽的人物画廊中，无疑是数一数二的。”(茅盾《读书杂记》)作品对老田的刻画是通过“我”的所见、所闻、所感逐步展开的。最初老田给“我”的印象是“怪”、“慢”、“疲”。随着情节的进展，读者逐步看出老田的“疲”不过是“我”对他的熟谙全局、胸有成竹、沉着冷静的一种错觉，他的“怪”与“慢”，则是1954年防汛得了关节炎，损害了健康的缘故。接着，作品异峰突起，层层深入地描写了他在海门决堤抢险过程中果断、勇敢、迅速的行动，充分显示出这位“土”水利专家的英雄本色和精神风貌。作品正是从表象与本质、平时的言行与危急时刻的表现的对比、映衬中，逐步深入地揭示出人物的优秀品质，创造了一个既有革命英雄主义品格又有严格科学态度的农村干部的形象，联系到1959年的写作背景，人们不难看出作者可贵的现实主义精神。

(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4． 关于《赖大嫂》

我以为《赖大嫂》有积极教育作用：它反映了自私颇深的农民在最近三年来对党的政策心存怀疑之后又从事实教训中渐渐稳定起来了。过去。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之下作战，其目标是翻身。而翻身就是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统一起来的；但在农民，最吸引他的是个人利益，分土地。大跃进时期农民的干劲是真实的出于自愿的(例如修水利、深耕密植等等)，可是他们干劲之高也由于改善生活，而那时我们的宣传又太浮夸，空头支票开多了，而且兑现期又开的太近，到期挤兑，银行的信用自然动摇。有些“风”，违反农民生活习惯，不近人情(例如男女集体分居)，但大多数农民当时忍受一时，也因有“空头支票”在引诱。《赖大嫂》之积极的教育作用，即用事实教育广大农民，“挤兑”是一时现象，“老牌信用”是天长地久的。

由于《赖大嫂》之出现，评论工作者对它的赞扬，而引起了模仿，东一张大嫂，西一李大嫂，那也不好。评论工作者要善于从《赖大嫂》引导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的眼光注射到向来不大注意的方面——主题可以同是一个，题材应不雷同。

(茅盾：《读〈老坚外传〉等三篇作品的笔记》，《文艺研究》第1981年第2期) 《赖大嫂》是西戎1962年创作的一篇代表作。这篇小说一发表就引起了非议，有人说这篇作品是写“中间人物”的“标本”。其实，这篇作品通过农民日常生活的提炼与概括，提出了引人深思的问题。1958年以后，“左”倾思潮泛滥，“五风”盛行，农民的切身利益受到侵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赖大嫂开始了她的“养猪史”。第一次在1961年春，她领到了饲料却饿死了猪。第二次在同年秋，她又捉回一头小白猪，但“不圈不喂”，任其糟蹋社里的粮食，最后干脆杀了吃。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自私，但更重要的是她心有余悸，不相信队长宣布的“自喂自养，收入归己”的政策能够落实。到了1962年，赖大嫂看到“五风”渐息，政策兑现，懊悔不已。于是第三次捉回小猪，决心遵守养猪公约，争当全村养猪的“头一名”。小说通过形象的刻画和事实的对比，批判了“左”倾错误带来严重后果，显示出作家对待现实的严肃态度、敢于讲真话的勇气。

(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5． 民间资源与小说艺术的融合

他(指赵树理)是17年经典话语的经典性的作家之一。虽然他的本文往往并不直接涉及正面的阶级冲突和聚合英雄人物的符码，但他的本文却更其直接地表现出中国农村社会的各种问题。他的本文一直没有直接地进入当时主流(如“三红一创”)，他的本文也时常引起较激烈的争论(如《“锻炼锻炼”》)。因此赵树理的写作活动一方面受到了高度的肯定，但另一方面却又并未成为一种主流。赵树理的本文是新中国文化话语的一种较为特殊的类型。

这一特殊在60年代的特定政治／语言情势之下更凸现了其性质。当时对“新中国”的新的文学的表意系统有两种不同的指责和批评。一种是“大连会议”上形成的以邵荃麟的讲话为中心的见解，认为当时的话语较为僵硬，主张以“中间人物”等表意策略达到现实主义的“深化”，主张将赵树理的小说视为话语的中心。这种见解把文本与意识形态的缝合理解为较为深隐曲折的过程。而毛泽东的“两个批示”及当时进行的一系列极为激进的批判也提出了对当时文学表意系统的严厉的指责，这种指责认为当时的文学表意未能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实现缝合，主张更直接而明确地实现有力的缝合。这两种批评正好来自两个方向。但对当时的文学表意系统不满则是一致的。

(张颐武：《赵树理与“写作”》，陈荒煤等主编：《赵树理研究》（上），第271—273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5月版) 我觉得赵树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无法抹煞。因为唯有他，才典型地表达了那一时期新文化传统以外的民间文化传统与政治意识形态的龃龉。赵树理作为一位知识分子，他选择民间文化作为安身立命之地，完全是出于理性的自觉行为。这一方面取决于他来自民间生活世界的家庭背景和浸淫过民间文化的熏陶，更重要的是，他在战争的时代里看到了农民将会在未来的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民间文化也应该应运而生，获得复兴。他是属于中国农村传统中有政治头脑和政治热情的民间艺人，当他选择了“文摊”作为自己岗位以后，始终尝试着民间文化绕过新文化传统，直接与政治意识形态相沟通。他把自己的小说称为“问题小说”，要求“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都包含了这种意识。他所谓的作用，不仅仅是利用通俗手法，将政治意识形态普及远行，而且站在民间的立场上，通过小说创作向上传递对生活现状的看法。唯有这才是赵树理拥有一般工农作家不可取代的独特性，因此他的创作也不单是拥有了形式和枝节上的民族特色，而是整体精神上的民间意识。

(陈思和：《民间的浮沉》，《上海文学》1994年第1期) 民族风格是依靠具有民族特点的语言来表现的。赵树理作品的民族性，首先通过语言表现出来。为了使农民群众读懂、看懂，他十分注意博采农民的口语，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符合农民的口味的文学语言，既通俗易懂，又生动形象，具有丰富的表现力。他的叙述语言符合民族特性和群众习惯，人物对话则根据人物的身份、心理、状态、个性设计，什么人说什么话，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说什么话，都十分讲究，真正做到了闻其声而见其人。

(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上卷］，第111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6． 为人为文及其他

全国的胜利，是天大的喜事。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从山西来到北京，对赵树理来说，就是离开了原来培养他的土壤，被移置到了另一处地方，另一种气候、环境和土壤里。对于花木，柳宗元说：“其土欲故。” 他的读者群也变了，不再完全是他的战斗伙伴。

这里对他表示了极大的推崇和尊敬，他被展览在这新解放的、急剧变化的、人物复杂的大城市里。

不管赵树理如何恬淡超脱，在这个经常遇到毁誉交于前、荣辱战于心的新的环境里，他有些不适应。就如同从山地和旷野移到城市来的一些花树，它们当年开放的花朵，颜色就有些暗淡了下来。

政治斗争的形势，也有变化。上层建筑领域，进入了多事之秋，不少人跌落下来。作家是脆弱的，也是敏感的。他兢兢业业，惟恐有什么过失，引来大的灾难。

他的创作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因此，就多少失去了当年青春泼辣的力量。

很长时期，他专心致志地去弄说唱文学。赵树理从农村长大，他对于民间艺术是非常爱好，也非常精通的。他根据田间的长诗《赶车传》改编的《石不烂赶车》鼓词，令人看出，他不只对赶车生活知识丰富，对鼓词这一形式，也运用自如。这是赵树理一篇自鸣得意的作品。

这一时期，赵树理对于民间文艺形式，热爱到了近于偏执的程度。对于五四以后发展起来的各种新的文学形式，他好像有比一比看的想法。这是不必要的。民间形式，只是文学众多形式的一个方面。它是因为长期封建落后，致使我国广大农民文化不能提高，对城市知识界相对而言的。任何形式都不具有先天的优越性，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要逐步发展，要和其他形式互相吸收、互相推动的。

流传民间的通俗文艺，也类型不一，神形各异。文艺固然应该通俗，但通俗者不一定皆得成为文艺。赵树理中后期的小说，读者一眼看出，渊源于宋人话本及后来的拟话本。作者对形式好像越来越执著，其表现特点为：故事行进缓慢，波澜激动幅度不广，且因过多罗列生活细节，有时近于卖弄生活知识。遂使整个故事铺摊琐碎，有刻而不深的感觉，中国古典小说的白描手法，原非完全如此。

(孙犁：《谈赵树理》，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 全国解放后，我才认识赵树理同志。在20多年的交往中，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每读他的作品总有一种亲切之感。文如其人。他文好人也好，文章有特色，人也有特色。他最熟悉农村，最了解农民心理；他懂世故，但又像农民一样纯朴；他憨直而又机智诙谐；他有独到之见，也有偏激之词；他的才华不外露，而是像藏在深处的珠宝一样不时闪烁出耀眼的光芒。我喜爱他的为人，甚至对于他的某些偏见，也能谅解。他公正无私，对人民忠心耿耿。这是最可贵的。

(周扬：《赵树理文集·序》，1980年9月22日《工人日报》) 赵树理同志毕生对党和人民一片忠心，特别是对农民更其关怀、爱护和尊重，也极其了解；对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更了如指掌。进城以后，往往是任何事物也都要联系到农民头上。买一块手表，他默算一下，说：“够农民买五头驴呢!这是五驴表。”一本小说拿了稿费，也要算算够不够买抽水机。这习惯，曾使人感到未免偏激、过分、狭隘；然而相处一久，就会体察到他对劳动人民一腔火热的情意。因此，家乡的干部每找他协助集体买机器，他总是解囊相助。家乡亲友找他解决个人生活上的困难，要三十元，他总拿五十，为此并向我说明过：“人家找我开口不容易，总要替人着想，把自己克紧一些嘛!”赵树理和劳动人民之间的感情，深深体现了我们民族的勤劳、善良和朴实的优良品格。

(康濯：《赵树理文集·跋》，1980年9月22日《工人日报》)7． 关于“山药蛋派”

“文化大革命”以前，在文艺界和广大读者中间，人们常常把山西省的一批小说作家称为“山西派”或“《火花》派”，这种以地区和所创办刊物名称作为创作流派的命名，尽管是朴素的、直觉的，但却不是没有道理的。从抗日战争直到“文化大革命”前的二十多年间，以赵树理为杰出代表的一批山西省的作家们，确实以其优秀的长短篇小说……显示了作为一个创作流派的共同思想特征和艺术风格。正如人们决不会把他们与孙犁为代表的一部分河北省的作家作品所显示的另一种风格的流派相混淆一样。

赵树理的创作，在文艺家中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受影响最深、最直接的是山西省的一批作家，如马烽、西戎、束为、孙谦等。这些作家有着不同的艺术个性和独特的成就，并与赵树理差不多同时或比他稍后踏上革命文艺的战地。尽管他们之间存在差别，但是放在广阔的文学史的背景上，他们确是一个大的文学流派。以赵树理为代表，这些作家大抵处于相同的地域，有着相同的地方色彩，有着比较接近的生活经验和思想倾向，又有着比较共同的艺术趣味，因而在作品中表现了大体相同的主题、题材，使用了大体相同的表现手法和语言。他们在作品中提出的社会问题，提出问题的方式、方法和角度，也有某种近似之处。至于他们作品中的人物和冲突，大体上也都有一个相对稳定和可以互相联系起来的体系和网络存在着。因此，把他们归入“赵树理创作流派”，正是以这样的事实为依据的。

(刘再复、楼肇明、刘士杰：《赵树理创作流派的升沉》，《新文学论丛》1979年第2期) 用“山西作家群”这样的概念似乎不很准确，因为流派固然可以以某地作标志，如宋代的江西诗派、清代的桐城派，但现在以一省之大，作家众多，这种概念就显得不恰当。过去人们在口头上曾把山西的这个流派称为“山药蛋派”。为什么称“山药蛋派”?这是结合着山西在生产上和生活上的特点，又针对这批作家深深扎根于农村生活，作品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这些特点而命名的。

“山药蛋派”的形成在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如再向前推到40年代中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个流派的渊源。1942年后，赵树理首先发表一批具有浓厚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的作品，晋东南农村风貌宛然如画，人物跃然欲出。当时在晋绥地区的马烽等人也沿着这条路进行创作。马烽的《张初元的故事》、西戎的《谁害的》、束为的《红契》都具有这种特色。这是学习赵树理的艺术风格，不过这也是当时解放区大批作家自觉地按照毛主席《讲话》的精神进行艺术探索的结果。

(李国涛：《且说“山药蛋派”》，1979年11月28日《光明日报》)三、 作家自述：在“艺术与农村”之间

现在就以我写的几篇小说为例来谈谈我的体会。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常叫它是“问题小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又如写《三里湾》时，我是感到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就是农业合作社应不应该扩大，对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和对扩大农业社有抵触的人，应该怎样批评。因为当时有些地方正在收缩农业社，但我觉得社还是应该扩大，于是写了这篇小说。这篇小说里对资本主义思想和右倾保守思想进行了批判，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写的。有人说其中没有敌我矛盾是漏洞，我不同意。再如《“锻炼锻炼”》这篇小说。也是因为有这么个问题，就是我想批评中农干部中的和事佬的思想问题。中农当了领导干部，不解决他们这种是非不明的思想问题，就会对有落后思想的人进行庇护，对新生力量进行压制。这种现象虽然不是太普遍的，但在过去游击区和后解放的地区却远不是太少。这是一个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王聚海式的，小腿疼式的人，狠狠整他们一顿，犯不着，他们没有犯了什么法，可是他们思想、观点不明确，又无是无非，确实影响了工作进展。对于他们这一类型的人，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把事实摆出来，让他们看看，使他们的思想提高一步。

(赵树理：《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火花》1959年6月号) 《三里湾》说的是我国在农业合作化初期(1952年)山区农村一些人的表现。书中说到的人虽然不一定是真名实姓，不过都是我当时在农村常碰到的。其中我赞成的人，我就把他们说得好一点；我不赞成的人，我就把他们说得坏一点。作者的目的是要争取读者的同情的。同志们读了这本书，如果能同意我的看法，跟着我表扬我所赞成的人，批评我所不赞成的人，我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赵树理：《与读者谈〈三里湾〉》，《文艺报》1962年第10期)我以为深入生活最好是时间长一些。生活在不断变化，时间短观察得不深刻，也不全面。当然，深入到生活中去，首先还得树立做主人的思想，要参加一定的工作，因为农民没有义务把一切都告诉你，参加了一定的工作，有了责任，有些事情经过自己处理，才有亲身的体会。我觉得最理想的办法是在一定的地方立个户口，和农民过一样的生活，与农民的关系才更密切，不然，至少也要到一个核算单位去，不一定要有什么名义，但必须要有做主人的思想，不能做客人。

(赵树理：《做生活的主人》，1962年11月13日《山西日报》) 文艺工作者下农村，不仅要了解农村的现在，也还要了解农村的过去；不仅要了解生产过程、民情风俗、生活习惯、语言词汇等等，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人。因为文艺创作最重要的是要创造人物，通过栩栩如生的人物去表现主题思想。但了解人是最不容易的，这就需要下一番苦功夫，要和农民交朋友。首先是端正我们的态度，盛气凌人要不得，故作“谦虚”状也不好，不要弄虚作假，一定要以诚相见，要把自己作为他们中的一员。土改和“四清”时都有这样的规定：工作人员下去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种做法，深得农民欢迎。只有在共同生活、并肩战斗中，他们才能了解你，你也才有可能去了解他们；其次是到农村去，最好是担任一定的职务，或者是担任一定的工作任务，这比单纯去体验生活好处多；你不是去做客，你要完成你肩负的任务，就必须去调查研究，接近群众，和群众共同想办法出主意；群众也就不把你当客了，他有困难，有问题，有建议，也就要找你来谈。在这些交往中，自然而然互相就了解熟悉了；再其次是，文艺创作可能要描写到各种各样的人，那么我们在生活中也就要了解各种各样的人。但重点还是要去了解那些先进人物，因为他们才是现代中国农民以及农村干部的真正代表，也是我们文艺作品应该描写的主要对象。

(马烽：《到火热斗争中去》，《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我的文章大都是农民的话，因为我是想写给农民的。写作要看对象，要看写给谁看。要写给农民看，就要写农民的话，群众不懂，就换几个字……

我的作品大部分是写农民，但也不是绝对的。我似乎对农民有些偏爱，总觉得农民的语言比较丰富、粗野、生动。到农村，声音有多大就喊多大，到城市讲文明，有些话就不好讲了。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方法，却有其优秀的地方，可以互相学习。什么语言都可以写成文章，但中国文学还是运用中国语言为好。中国的作品，有些语言译到国外去，原来的情味就淡了，我们更重视自己的语言方法。

劳动人民说话不爱说长句子。长句子说起来误事，句子要短些。中国小说是从民间来的，要照顾这一点。

(赵树理：《生活·主题·人物·语言》，《新文学论丛》1980年第1期)四、 编者评点：农民文化与民族形式

起源于40年代，形成于50年代，以赵树理、马烽、西戎、束为、孙谦等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与好评。

“山药蛋派”作家的创作，既与他们之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些进步作家具有共同之点，又有着迥然的不同。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也先后出现了众多的以农民和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程度不同地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农民阶级的苦难、斗争和愿望。如鲁迅的不朽作品《阿Q正传》、《祝福》、《故乡》，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茅盾的《春蚕》、《秋收》、《残冬》三部曲，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以及王鲁彦、许钦文等作家的乡土文学，可以说，代表了那个时期描写农村生活和农民形象的最高成就。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作家自身的局限，这些作品在思想深刻程度和艺术水平上还很不一致，更重要的是，他们未能把农民作为革命的主力军之一来加以描写，也未能让作品直接走到群众中去，与农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在思想感情上和劳动人民还存在着距离，对群众的艺术要求也不够理解，因而写出来的作品，读者层面主要是知识界，缺乏面向人民群众的广度。

“山药蛋派”作家恰恰与此有别，一方面，他们出身于农民，长在农村，对农村生活和农民的具体情况较为熟悉，他们是从泥土的芳香中成长起来的作家；另一方面，他们生活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和革命斗争剧烈地改变着农村面貌的时代，他们投身其间，具有具体的感情经验和实践经验，这为他们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再还有，他们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开始创作的，他们具体实践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明确了创作的方向。因而他们的创作与农民群众结合紧密，并把农民作为革命主力军来加以描写。用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去反映农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这是“山药蛋派”作家取得成功的秘诀。在这一时期，赵树理创作了一批具有浓厚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的作品，《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受到了农民读者的欢迎。马烽写作了《张初元的故事》，西戎发表了《谁害的》，束为出版了《红契》。这些作品是按照“讲话”精神进行艺术探索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广大农村发生了比新民主主义革命更加深刻得多的伟大变革。“山药蛋派”作家站在较为客观的立场上，真实地反映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农村中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特别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他们不仅真挚地歌颂了先进的农民，同时也真实地反映了农民在抛弃几千年来所形成的习惯、传统、弱点时的思想斗争，表现了这个思想斗争过程中农民阶层中的一些落后面。他们这一时期的创作，丰富了当代文学史上农民形象的画廊。如先进人物王金生(《三里湾》)、陈秉正(《套不住的手》)、杨小四(《“锻炼锻炼”》)、潘永福(《实干家潘永福》)和田副局长(《我的第一个上级》)，落后保守的人物“小腿疼”、“吃不饱”(《“锻炼锻炼”》)、赖大嫂(《赖大嫂》)、马多寿、“常有理”(《三里湾》)、“三年早知道”(《三年早知道》)等。这些人物形象没有华而不实的豪言壮语，去掉了传奇色彩和浪漫情调。没有金碧辉煌的“高大完美”，有的只是泥土的气息。他们是生活中平凡的人物，却表现了不平凡的意义。“山药蛋派”小说家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它写出了真实的人物，这些人物是生活在50年代、60年代或70年代的山西某地的农民，而不是在今后的年代里、在其他地区出现的农民。而这就是“山药蛋派”塑造人物的特点。

总起来看，“山药蛋派”的小说创作，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首先，小说的题材具有地域性的特点，表现和服务的对象是农民，将地域性与农民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其次，作家们坚持写“问题小说”，不回避农村中的问题，从农村生活实际出发，抗拒了简单化和庸俗社会学批评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现实主义。再次，由于写农民，给农民读，这就产生了艺术形式上的特点：通俗化。所谓通俗化是指艺术形式，特别是语言方面的群众化，即易为文化不高的群众所接受。“山药蛋派”小说的通俗化是特别对农民而言的。“山药蛋派”作家注重农民群众的审美爱好和欣赏习惯，运用现代口语写作，着重吸收民族传统艺术中的表现手法和表达技巧，形成了劳动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叙述风格。

在“山药蛋派”作家中，赵树理不仅是主帅，而且也是成就最高者。赵树理这位从20世纪30年代参加革命工作后走上文坛的农民作家，始终关注着农村生活，以表现农民的生活变迁和历史命运为中心，其小说充满了山西农村地方特色和浓郁的农民文化色彩。他将民间艺术的长处融合进小说创作之中，从而使小说又具有了民族化与大众化特征。

赵树理在解放后五六十年代的小说，实际上是中国农村社会发展进程的形象化表现，说得具体一点，就是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社会主义农村政策在农民中实施的完整的体现，它涉及了农村中方方面面的问题，如农业合作化、集体农庄，落后人物的转变，封建习俗迷信的根除等，使其小说增添了许许多多的政治化色调。《三里湾》、《登记》、《“锻炼锻炼”》、《老定额》、《套不住的手》和《实干家潘永福》等，堪称这些内容的代表作。他将熟悉的农村生活加以提炼，用较多的笔法表现农村的现实问题。对于正确和错误，对于农村中盛行的极“左”路线，浮夸风气，他大胆予以揭露、抨击，他不是一位“顺风”的作家，而是一位“顶风”的作家(艾斐《论赵树理的方向》)，敢于仗义执言，实事求是，即使面临着政治压力与迫害时，他也没有妥协和苟且过，表现了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胆识与勇气。他坚持写农民，歌颂农民身上的正面素质和美好品德，但是，他又不回避社会矛盾，大胆地揭示农民的缺点，批判农民的保守落后特征。他表面上似乎有一些偏爱农民的落后情趣，塑造了一批“中间人物”。像“常有理”、“吃不饱”、“小腿疼”这些农民，既与先进的积极的农民王金生、陈秉正有区别，又与地主、富农等剥削者有本质不同。他们思想的特征恰恰是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所影响的结果。正如赵树理所说：“这是一个人民内部矛盾，王聚海式、小腿疼式的人，狠狠整他们一顿，犯不着，他们没有犯什么法……对于他们这一类型的人，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把事实摆出来，让他们看看，使他们的思想觉悟提高一步。”(赵树理：《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对落后人物给以善意的讽刺，这不仅是对落后农民的教育，而且也是对其他群众的警示。其意义十分重大。

赵树理所塑造的“中间人物”是对现实主义的深化。因为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人物，有先进的、有落后的、有反动的人物，作家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熟悉的对象去加以描写。同时，赵树理涉足了以前和同时代作家较少关注的领域——不好不坏的“中间人物”，这无疑是对农民形象的丰富性开拓。现实主义的关键不是看你写什么，而是看你怎么写。赵树理以自己的实绩，证明了他开创的路子的正确性。

赵树理从农民立场出发，着重突出小说的民族化与大众化。其民族化与大众化的方向，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首先，他根据农民的欣赏习惯，按照生活本身的逻辑，构造了一个有头有尾、首尾呼应、情节完整的故事。他采用中国传统古典文学“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结构形式，保证了小说故事的连贯性、明晰性、生动性。而且他的小说一般先介绍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的身份和经历，然后紧紧抓住某一事物突出的特征，或者人物的某一显著特征，演绎故事，调动观众或读者参与的积极性，使其产生浓厚的兴趣。短篇小说《登记》就是以“罗汉钱”这一富有地方风俗特征的定情物，引出农村三代妇女的故事，表现三代妇女的不同历史命运，讴歌了中国共产党的英明、伟大。其次，赵树理吸取了大量的民间口头语言，并对民间口语进行艺术加工，使其小说形成了一种真正的农民喜爱的口语化语言。他的语言不矫揉造作，又十分生动，俚语、谚语、歇后语乃至方言，都在小说中随处可见，体现了浓厚的地方性特色，从而使农民看得懂，理解得透。赵树理小说的语言还具有朗朗上口、平实质朴的特点，方便于朗诵。再次，赵树理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往往以比较客观的或站在说书人的角度来叙述故事。这种叙述方式由一个现代叙事学所谓的“隐含读者”所控制。加强故事的动作性叙述，轻描写和人物心理刻画，而注重本身的故事进程。

当然，毋庸讳言，以赵树理为盟主的“山药蛋派”作家的创作也有不足之处，其具体表现为：由于过分偏重于农村生活和农民形象，对于其他人民群众形象，如工人、战士、市民基本没有涉及，缺乏生活的广度，显得狭窄；同时又由于专注于民间的形式，而对横向性的，尤其是国外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吸收融合不够；注重了文学的普及，但在提高上却有欠缺；再者由于都重视共同的美学追求，致使模式化创作越来越明显，每个作家的个性风格反而被淹没了。

五、 参考文献和思考题

1．参考文献

《赵树理全集》(五册)，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版。

《赵树理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年6月版。

戴光中：《赵树理》，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年4月版。

陈荒煤、黄修己等主编：《论20年赵树理研究选萃·赵树理研究文集》(上卷)，中国文联出版社公司1998年5月版。

董大中：《赵树理论考·赵树理研究文集》(中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5月版。

黄修己：《赵树理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5月版。

2．思考题

① 试析赵树理小说的主要思想艺术特征。

② 简述“山药蛋派”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