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家与流派简介：诗体小说家和他的创作流派

孙犁(1913—)，原名孙树勋，又名振海，河北省安平县人。从初中开始写作，高中毕业后，曾用“芸夫”的笔名在《大公报》发表文章。1937年在家乡参加抗日活动，从事文化工作，并在冀中地区《红星》、《冀中导报》上发表《现实主义文学论》、《战斗的文艺形式》、《鲁迅论》等文，一时声名鹊起，被誉之为“冀中的吉尔布丁”。1939年到阜平，先后在晋察冀通讯社、晋察冀文联、晋察冀日报社、华北联大做过编辑和教学工作，同时进行文学创作，发表《一天的工作》、《识字班》等最早一批小说和散文。1944年奉调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当研究员，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荷花淀》、《芦花荡》等短篇小说，其独有的风格得到进一步发展，艺术技巧也日趋成熟。

孙犁解放后的创作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年至1956年。1949年初，孙犁随《冀中导报》人员进入天津，在新创办的《天津日报》工作，编辑《文艺周刊》。此时期发表的作品有：中篇小说《村歌》，短篇小说《吴召儿》、《山地回忆》、《秋千》，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小说的基本主题是通过对过去战争岁月的回忆，来赞美冀中地区人民为了争取民族和阶级的解放，所表现出来的坚强不屈、乐观向上、战胜艰难困苦的革命精神。第二阶段，从1956年到1976年夏天，完成中篇小说《铁木前传》。以后20年，由于有病，又遭逢“文化大革命”受批判并下放干校劳动改造，基本上中断了文学写作。这一时期，孙犁密切关注时代变迁，艺术触角伸向社会主义新农村，刻画了一批较成功的人物形象，保持了其疏朗清新与含蓄凝练的艺术风格。第三阶段，从1976年至今。孙犁重登文坛，又迎来了创作上的一个新的阶段。相继出版了《晚华集》、《瞻定集》、《曲终集》、《芸斋小说》等10部集子，以饱满的激情抒发了人生晚年的华章，风格清峻、幽远而沉郁。他那现实主义的创作浸透了浓厚的浪漫精神，其清新优美的文笔所构成的如诗如画的艺术风格深受读者喜爱。

就文本创作来说，孙犁解放后小说中受评论最多、最引人关注的是《风云初记》和《铁木前传》。

孙犁的小说对建国初期的一些青年作家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并以他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荷花淀派”。“荷花淀派”得名于孙犁40年代发表的短篇小说《荷花淀》。除孙犁之外，该流派的代表作家还有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等。其中，刘绍棠(1936—1997)的创作以京东地区运河两岸农村生活为背景，注重揭示劳动者的人性美、人情美，追求传统的中国气派和民族风格，形成新的乡土文学。从维熙(1933—)早期的创作，也有不少着意描写故乡河北农村生活的篇章，吐露出华北农村泥土的芳香和水乡的清新气息。而新时期受“荷花淀派”影响并有较突出成就的则是青年女作家铁凝(1957—)。她生长在保定地区，艺术上师承孙犁。其成名作短篇小说《呵，香雪》是一篇抒情诗式的小说，透露出作家对自然风光和人情世态洞察入微的诗意般的描绘。

20世纪80年代初，对于“荷花淀派”是否存在，文学史上曾展开过激烈的争论。以冯健男、鲍昌等人为一派，不仅肯定该流派的存在，而且还总结了该流派的突出特征以及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以郭志刚等人，包括孙犁本人为一方，否定了“荷花淀派”的存在。郭志刚认为，由于缺少足够的反映着同一气质、同一命脉的作家组成这个流派，所以该流派是不存在的。至于以后是否会有，还要看实际的发展。但是，大多数文学史家、评论家肯定了“荷花淀派”的形成与存在。

二、 评论文章选萃1． 关于《风云初记》《风云初记》刻画形象的手法，显示了作者一贯的艺术风格。他不完全借助人物重大的行动和肖像的描绘，而善于用抒情的笔调，诗意的遐想，从容自若的态度，通过家常说话、生活琐事细腻入微地勾勒出人物的性格，而又与抗日斗争的脉搏息息相通。有时，作者又能抓住人物最有典型意义的特征，用一句话、一个动作表现出来，寥寥数笔，就能挖到人物心灵的深处，使之生气盎然，呼之欲出。

小说名为《风云初记》，所反映的也是风云变幻的伟大的抗日战争，然而书中并没有大规模的惊心动魄的场面。日本鬼子像一只巨兽一样时时要扑过来，但终于没有来。群众性的大场面也很少出现；偶尔出现时，也不用很多笔墨去渲染热烈的气氛，而往往略勾几笔以后，就“顾左右而言他”，去表现人与人之间动人心弦的“小事”。整部小说着力描写的是急雨飞云的时代在人们心灵深处的震荡之声。所写的大多像是时代波涛扩散出来的波纹与浪花，但是读者可以沿着这波纹与浪花，看到抗日时期雄伟的“乱石崩云”之状，“惊涛裂岸”之声。此所谓“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作者把所写的故事放在阔大的背景之中，善于采用侧面的描写表现正面的斗争，较多地以日常生活来反映出风云变幻的时代面貌。这正是《风云初记》的特色。

《风云初记》有很浓郁的抒情味，给人以丰富的美感享受。人们好把诗情画意连起来说。这部小说所写的景物，都有动人的画意：写山，“太阳直射到山谷深处，山像排起来的一样，一个方向，一个姿态……”；写水，“她无数次在奔腾的河流上，小心地走过颤动的浮桥。她的身影和天上的星月，一同映进碧绿的水流”。类似的例子俯拾皆是。作者善于把写景和抒情有机地结合起来，或缘情布景，或触景生情，使情和景和谐地统一起来，情景相生，情景交融，产生强烈的艺术魅力。

(钟本康：《风格独特的〈风云初记〉》，《文艺报》1963年第5期) 孙犁在建国后创作的中短篇小说，写的虽然多是战争年代的生活，但在作品中却避开了严酷的战争场景，即使是《风云初记》这样的长篇小说，也没有写正面的厮杀斗争，他只是真实地、真诚地、审美地用白描手法写出环境、人物、细节，以表现一个民族或一个人的精神和心灵，和他对于人性冲突和人生意义的思考。他遵从艺术创作的规律，又有着深厚的理论修养，他坚持真善美的文学创作主张，像一棵大树，从不随风摇摆，他像一泓泉水，从不哗众取宠，他的“阅世之深和行文之力”，也是同时代作家中少有的。他那种朴素的生活真实和诗化的艺术美感，在17年文学创作中从一个寂寞的位置上发出过幽静、宽阔、美丽的光芒，当人们回顾那一段为了政治而歪曲生活、糟践艺术的惨痛教训时，更加清醒和钦敬地发现了孙犁的价值。

(孔范今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下册］，第1030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9月版)2． 关于《铁木前传》

浓重的诗意和醇厚的抒情昧，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清新的泥土气息，在这个故事中也随时散发出来。这些特色，不但有利于这个作品的艺术风格的形成，而且有利于这个作品的思想内容的表现。例如，作者以童年回忆的诗意抒情开始和结束他的故事，就不但是适应了这首散文诗的形式的需要，更重要的是适应了题材和主题的需要：新的社会来到了，新的革命开始了，新的人物成长起来了，童年的回忆“像航行在春水涨满的河流里的一只小船”，充满了轻松愉快，但也有风雨和礁石。这个故事中的半数以上的主要人物，例如九儿、四儿、六儿、小满儿，在故事开始时只有十来岁，在故事结束时也不过20岁，他们的童年是美丽的，也是痛苦的，而他们的前景是光明的、远大的、幸福的，但也是充满了斗争的；就是像傅老刚、黎老东这样的老一代，也有过他们的美丽而又痛苦的童年，也有着他们的光明和幸福的前景，当然，他们的思想斗争，会更加严重。让旧的、丑的、痛苦的回忆快快成为历史吧!欢呼和争取新的、美的、幸福的现实吧!让光明和青春永在吧!

浪漫主义的诗情，表达了现实主义的图景，寓严峻于明快，是这个小说的总的特色。在这个作品里，基于对生活的深刻观察和分析的革命现实主义，有了非常明显的表现和进一步发展。在正面人物的塑造上，还不够深刻、鲜明、丰富和有力。这主要是指的九儿和四儿的形象。这两个青年团员是小说中的两个主要正面人物，改造社会、实现理想的重任和希望主要寄托在他们身上，如果赋予他们以更有力的行动、更鲜明的性格特色和更强烈的理想化色彩，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必会进一步提高和加强，同时，也会受到更多读者的欢迎，对于这个作品的分歧意见也有可能较少发生甚至不会发生。其实，从作者的创作经验来看，从这个作品已经提供的基础来看，这一点是完全有可能达到的。幼年的九儿的形象本来是很动人和富有性格特色地表现出来了的，但后来，在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却嫌火色不足，就形象的鲜明性和性格的深刻性来说，不足以和小满儿的形象和性格相抗衡。四儿的形象，整个说来比较平面，缺乏浮雕性，也不足以和六儿的形象争辉。有的很重要的场面，例如青年人开会的场面，青年人打井的场面，也还有进一步发掘生活和驰骋想象的余地，还需要运用更多的思想、热情、色彩、节奏来加以深化、美化、充实和提高，以建立和封建残余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作坚决斗争的强大阵地。由此也可以看出，塑造新型英雄人物的形象，是我们的作家、艺术家的一个头等重要的课题，特别是在写新与旧的斗争的时候，新的英雄人物的形象需要毫不含糊地、出人头地塑造起来，达到足以长自己志气、灭敌人威风的地步。孙犁同志曾经塑造出水生妻、秀梅、吴召儿、水生、新卯、李三、老邴等出色的、各种不同的正面人物形象，我想这一点在铁木故事中也是不难达到的。《铁木前传》不过是一部生活史和革命史的一部分，斗争还仅仅是在开始，新人的成长和发展，正自不可限量，现实生活为他们、也为作家提供了远大的前程和广阔的天地，这是用不着我多说的了。

(冯健男：《孙犁的艺术》，《河北文学》1962年第2期) 《铁木前传》中的小满儿的身上，鲜明地表现着新旧生活的尖锐、复杂的冲突和斗争。小满儿在作品中是一个性格较为复杂的人物，她性格中的矛盾。实际上就是新旧意识的冲突在她身上的具体表现。这本来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富有才能和反抗精神的姑娘，她不是没有理想和追求的人，她非常不满意母亲和姐姐对她的唠叨，而是正正经经地沉默、思想着。但是，她前进中的阻力太大了，旧意识的惰力在她生活道路上设下了重重障碍，当她还没有认清谁是自己的真正引路人时，她却抛费着那样宝贵的年华，在危险的崖岸上回荡着。如果说作者对这个人物是同情的，那正是对旧社会的强烈的控诉与批判。在小说中，和其他人物的性格一样，参加建设新的生活，她的性格必将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化和农村的发展最终完成。在小满儿的身上，是充满着作者的激情的，这也正是对新制度的信赖，对新生活的热烈的歌颂，希望并相信新的生活将会把她纳入正轨。这时，难道不是鲜明地表现了作家歌颂与批判的巨大的艺术力量么?

(冉淮舟：《美的倾歌》，《新港》1962年第5期) 为了思考中篇写作问题，阅读了《铁木前传》。但读完之后，它教给我的东西还要多些。读这种作品，一点不吃力，因为它是那样诚挚、率直、多情和富于奇异的表现力。我进入一个生活境界、作者和读者完全平等的境界，远离“政治”却不知不觉透出爱憎的境界。然而，它决不是“轻音乐”。它是风云的时代中人情世故的生动写真。如音乐之悦耳，却非一味的轻松。当一部文学作品，它的作者的政治与艺术高度融合之后，人们看到的既不是政治，也不是艺术，而是生活，生活的美。

描写是如此简洁、隽永、秀丽。然而，决不刻意雕饰。你把白描的手法运用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你把绚烂的五彩云霞，用清澈见底的水色映衬了出来。你寥寥几笔就可以使人物神情毕见的手法，实在高超。你运用文字经济到了极点。“绚丽之极，归于平朴”，把你聪明和文采藏在平朴的背后。“红装素裹”就是孙犁的艺术形象。

你在处理叙述和描写、高大与平凡、政治与生活、正写与侧写、烂漫与朴素、人物与事件、表扬与批评、爱与憎、恨敌人与恨铁不成钢、人的完整性与复杂性、理智与感情、生活的直录与诗意的发掘、高调与强音、动辄说教与平等待人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艺术风格。你的这种已经成熟了的艺术风格，在历经动乱的文坛上，显得分外动人。

(阎纲：《关于中篇小说〈铁木前传〉的通信》，《小说创作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3． 现代新写意小说与写意小说的新形态

孙犁写于四五十年代的作品是蕴含着诗韵的山水画卷，是融战争风云于诗情画意之中的新散文化小说，作者善于将风俗画和风景画的描写融入日常生活中，以白洋淀的胸怀和情趣来拥抱他的人物与生活，从平常的题材中发现充满人性美和人情美的诗意世界。《荷花淀》所取的题材并不新鲜，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故事在孙犁的笔下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水生嫂柔情似水的内心世界和明晓大义的情怀完美地统一起来，残酷的战争场景被融化在女人的纯洁高尚的心灵世界中。可以说，孙犁写的不是战争本身，而主要是写战争背景中的人性世界和风情世界。《嘱咐》、《芦花荡》等作品也写出了不同人物的美好的心灵世界。孙犁那些描写农村变革的作品也充满了诗情画意，《村歌》写出了一个清新单纯的女孩子双眉的形象，《铁木前传》以童年的回忆视角、浓郁的风俗色彩和乡土气息的笔，写出了从抗日战争到农村合作化前夕十多年的历史变迁，《风云初记》以随笔散记的体式，再次回到了风云变幻的战争时代，它同样是在战争背景上描写各种人心灵世界，创造出一个诗意盎然的艺术世界。

(孔范今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下］，第866—877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9月版) 孙犁的小说是结合了现代性格小说和写意小说的特点，又加以适当的民族化和大众化而形成的一种小说体式。有人将他的小说称之为“诗体小说”，这是不准确的。从基本的构成形态看，孙犁小说大致可以归为写意小说的写法，尽管其中包含着一定的抒情气息和诗情画意，只能说是“诗意”小说。从文学风格的承接关系看，孙犁小说同自废名起始到沈从文兴盛的田园派小说有着一脉相承的艺术渊源，不过受解放区文艺思潮的影响，孙犁小说克服了田园派小说过于文人气的格调，吸收民间艺术风格入小说，显得更为质朴通俗。

同二三十年代的写意小说相比，孙犁小说具有如下一些新的艺术变化：二三十年代的写意小说一般注重的是对意境的创造和意绪、情调氛围的渲染，为了在较大程度上达到诗意化的表现效果，所以小说对人物的描写往往具有较大的提纯性和想象性，不太注意用写实的笔墨去刻画人物，也不太重视塑造完整而丰富的人物性格。很多写意小说的人物往往剪影化或间象化(如废名《竹林的故事》中的三姑娘、沈从文《菜园》中的玉家母子等)。孙犁小说则适应解放区文学新的审美需要，吸收了性格小说的人物写实方式，在意境创造和情调氛围渲染的同时比较注意对人物性格的深入刻画。他的一些小说往往能塑造出比较完整且有相当深度的人物形象。像《村歌》中的双眉、《光荣》中的秀梅、《“藏”》中的浅花，都不只是表现出一般性的品德美、人情美的农村妇女形象，小说用写实的笔法发掘了在她们一般性的美好品格深入更为丰富的心灵内涵。双眉在遭到人们普遍误解时的好胜心与竞争意识；秀梅在温柔、善良性格中潜藏的对爱情的执著与坚强；浅花在和丈夫的关系里从温柔、真诚中体现出的小小的猜忌与狡黠，都显示着孙犁小说对人物把握的深入性和写实特征。

(冯光廉主编：《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史》，第221—22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4． 关于《蒲柳人家》

《蒲柳人家》的篇幅并不算长，但它有着丰富的艺术内涵。它以何满子的一段童年嬉游生活为经线，交织上周檎与望日莲的爱情、周檎回村从事抗日活动、望日莲挣脱花鞋四家的樊笼、村中几户劳动人民同董太师、麻雷子的明争暗斗等几条纬线，跌宕起伏，错落有致。乍一看去，你会眼花缭乱，不知它的主题是什么。然而，你却会被它的内容所吸引，进入它描写的生活，同小说中的人物一同苦恼、一同欢乐；你还会品味出一种田园诗式的优美韵味，得到一次艺术享受。只有当你认真思考之后，你才会发现：《蒲柳人家》的主题是在讴歌作者的故乡，讴歌故乡的风土人情美。而这种主题思想，在小说中是含蓄的、隐晦的。它不表现为能被人立刻悟出的概念，而表现为能使人留恋故乡、思忆童年的情绪体验。这是《蒲柳人家》的又一项成功，它完全符合故人说的“诗贵含蓄”的要领。要知道，从来的艺术品，贵在含蓄。所谓含蓄，就是要求作者把自己的倾向和作品的主题隐晦起来，含而不露，蓄而不显。愈是含蓄的作品，愈有艺术感染力，也愈能引人思考；而读者愈去思考，就愈会有思想的收获。这正如刘知几在《史通·叙事篇》中说的：“言近而旨远，辞浅而意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句外，晦之时义，不亦大哉!”遗憾的是，近来的一些中短篇小说，常常有倾向过于外露、主题过于简单之弊。这些作者，是可以从《蒲柳人家》得到一点启示的。

(鲍昌：《重新溢放出的泥土芳香——评刘绍棠的中篇小说〈蒲柳人家〉》，《十月》1980年第6期) 绍棠对其故乡，京东通县一带，风土人物，均甚熟悉，亦富感情，这是他创作的深厚基础。然今天读到的多系他的童年印象，人物、环境比较单纯，对于人物的各种命运，人生的难言奥秘，似尚未用心地思考与发掘。人物必与社会风貌关联，才能写出真正的时代色彩。绍棠的作品，当代色彩并不凝重。人物刻画重在内心，从内心反映当代社会道德伦理，最为重要。然做到此点，不似风花雪月描写之易于成功。在作品中，人物必须与社会结构、社会风尚结合起来写。不如此，所谓时代色彩，则成为涂饰标签，社会、时代、人物，不能实际融为一体。

(孙犁：《读〈蒲柳人家〉》，《新港》1980年第10期) 《蒲柳人家》正是以独特的角度，通过充满稚气、机敏灵巧的何满子的眼睛，为我们勾勒出了几个世代栖息于运河边上的农民的性格和命运。他们的义侠血性、慷慨豪宕和博大宽厚的灵魂，被写得情真意切、淋漓酣畅。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读了《蒲柳人家》，浮现于我们眼前的人物，不论是一丈青大娘、何大学问、望日莲、周檎，还是吉老秤、柳罐斗，都那么热忱，那么浑朴，那么富于乡土色彩，那么独具丰姿。他们朴素，同时他们单纯；他们忠厚，同时他们刚强；他们爱得深沉细致，同时他们恨得果决分明。应该说，作为一部中篇，出场的人物也许过多了，也许还有些可有可无的枝蔓，但是作者似乎并不在意，他不刻意追求严谨的结构，无拘泥于完整的情节，通篇作品似乎只是在激情的推动下，任凭形象仓库中蜂拥而来的印象、感受、性格，行云流水般地自然发展。而作者勾勒性格特征，探测人物内心状态的本领，竟使他用寥寥几笔，就准确地刻绘出几个主要人物的音容笑貌、喜怒悲欢，使我们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唐挚：《漫评〈蒲柳人家〉》，《北京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5． 关于“荷花淀派”及其他

所谓“荷花淀派”，实际上就是以河北省老作家孙犁为代表的文学流派……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成，大概需要这样几个因素：(一)一个志同道合的作家群；(二)彼此相同或近似的创作风格；(三)共同的文学见解和主张……

今天我们来谈“荷花淀”流派。到底有没有这个流派呢?我觉得可以用上述的标准来衡量衡量。首先来看看它的作家群。应当承认，从50代初期开始，就有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房树民、苑纪久等同志，崇拜而且追随孙犁，直到现在，他们还坚决地自称为孙犁的弟子，而且竭力提倡“荷花淀”流派。从这一点上看，“荷花淀”流派是有一个作家群的。其次，看看这些作家的风格。在50年代初期，他们的作品都是模仿而且颇为接近孙犁风格的。但我要指出：经过了二十多年，特别是十年浩劫后，这些同志的创作风格有了不少的变化。例如从维熙同志，由于他22年的独特经历，现在他写了许多揭露阴暗面的作品，这与孙犁的风格就有了差异。绍棠在粉碎“四人帮”后头两年，也写些“伤痕文学”，直到最近的《蒲柳人家》，才又重新回到孙犁的风格。关于共同的文学主张，情况与此类似。大家都愿学习孙犁同志，坚持一条积极而又深化的现实主义道路。但在选择题材、运用语言乃至具体的描写用法上，现在也未必完全一致。从这后两点来看，“荷花淀”流派似乎又没有正式形成。用句古诗来形容，是一种“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情况。孙犁同志和我谈话时，十分自谦，也说并没有形成“荷花淀”流派。

那么，要不要在今天提倡“荷花淀”流派呢?我的意见是肯定的。多年以来，我们的文学不讲追求风格，更不提倡流派，严重地影响了文学创作发展。今天的情况不同了。我们粉碎了“四人帮”，双百方针可以贯彻了，我们就应当来提倡风格与流派。既然孙犁的作品拥有广大的读者，也有一些作家愿意来创立“荷花淀”流派，我们就该提倡它、支持它，以便繁荣文学创作。而且，提倡“荷花淀”流派，还可以进一步发扬我们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我是这样来看“荷花淀”流派的：它是一种植根于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民生活)的积极而深化的现实主义文学。提倡这个流派，有助于这一文学传统的发扬。

(鲍昌：《中国文坛上需要这个流派》，《河北文学》1981年第3期) 概括地说来，“白洋淀派”的特色是：

一、以写农村生活见长。孙犁就是农村生活的出色的歌者和描绘者，他写白洋淀(这是主要的)，写冀中平原，写冀西山区，而很少写城市生活；他进城后虽然住在大城市，但一写起小说来，所歌者绘者还是他热爱的农村。韩映山一直是写农村的，并且主要是写白洋淀的。他自称他的作品“就像淀边初拱土的苇锥锥”，是它们的“一枝一叶”(《紫苇集》后记)，而孙犁嘉许“他热爱农村农民，这是可供文学才力驰骋的广阔天地”(《紫苇集》小引)。刘绍棠说他别无他求，“只想住在我的运河家乡的泥棚茅舍里”写小说，因为，“我喜欢农村的大自然景色，我喜欢农村的泥土芳香，我喜欢农村的安静和空气清新，我更热爱对我情深义重的乡亲父老兄弟姐妹们”(《野人怀土》)。热爱农村，热爱农民，从农村的日常生活中汲取和提炼题材，这是“白洋淀派”作家的一个共同之点。当然，孙犁培养的青年作家之中也有写城市生活和工厂题材的，但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们跟“白洋淀派”似乎是联系不起来的。

二、以挖掘和表现生活中的“美”见长。孙犁作品的主要特点，就是给人民很高的美学享受，他的文章真是美文。孙犁说过，“人天生就是喜欢美的”(《画的梦》)；当然他不是唯美论者，所以他又说，“作家永远是现实生活的真美的卫道士”(《文字生涯》)。他还说：“善良的东西，美好的东西，能达到一种极致。在一定的时代，在一定的环境，可以达到顶点。我经历了美好的极致，那就是抗日战争。”他说他的作品通过描写农民的“爱国热情”和“英勇参战”表现了抗日战争这种“真美善的极致”(《文学和生活的路》)。由于致力于表现生活之美，人情之美，醉心于美的形象，美的境界，因而孙犁对于艺术技巧是刻意以求的。为此，他向鲁迅学习(当然，向鲁迅学习不只是学习他的技巧)，向中外的古典作家学习。孙犁的这种爱美和捕捉美、创造美的特点，对于一些青年作家是有很大的魅力和影响力的。刘绍棠说：“是孙犁同志的作品，唤醒了我对运河家乡的母子连心的觉悟，打开了我认识生活和表现生活的美学眼界。”(《开始了第二个青年时代》)在这里，“美学眼界”四字是值得注意的。孙犁的作品真是“打开了”一些青年作者的“美学眼界”(这与“唤醒了”他们对于他们家乡人民的“深情”是分不开的)，于是人才被发现了，受到培养了，这也正是“白洋淀派”得以形成的关键。对于他们，这个“美”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从维熙说，“文学有个强大的内涵，那就是——美”(《关于〈大墙下的红玉兰〉的通信》)。由此可见“美”在“白洋淀派”作家心目中和作品中的地位和分量。

三、以现实主义的描写和浪漫主义的气息见长。孙犁作品的重要特点，是现实主义的真情实景的深刻描写和浪漫主义的诗情画意的浓郁气息的水乳交融的统一。这一点，是和他的美学观念和艺术追求分不开的，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不如此，就不能“表现真美善的极致”。孙犁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很喜欢普希金、梅里美、果戈理、契诃夫、高尔基的作品，“我喜欢他们作品里那股浪漫气息，诗一样的调子，和对美的追求”(《勤学苦练》)，这样的作品“合乎我的气质，合乎我的脾胃。在这些小说里面，可以看到更多的热烈的感情、境界”(《文学和生活的路》)。由此可见，在孙犁看来，诗和小说，美和人的感情、气质、境界，浪漫主义的气息和现实主义的描写，是可以而且应该结合和统一起来的，他所喜欢的这些作家体现了这一点，他自己的作品也体现了这一点。从维熙也说，“古今中外的艺术大师，如雨果、莎士比亚、曹雪芹、屠格涅夫、梅里美……都为了追求作品中内在的美和真正的浪漫主义(不是被四人帮扭曲玷污了的浪漫主义)而呕心沥血，我喜欢这些作家作品的艺术气质”，他还说，“我爱文学中美的、真正的浪漫主义内涵”(《关于〈大墙下的红玉兰〉答读者》)。很显然，从维熙这番话固然是出于他自己的爱好，但也可以说是从他的老师孙犁那里学习和感染得来的。他们都是把“美”和“浪漫主义”看成是在同一“内涵”的。确实，离开了现实主义笔力和浪漫主义精神，那就没有什么“白洋淀派”的美的创造。

四、以生动的故事和画面表现渗透了政治内容和革命激情的日常生活见长。孙犁的作品从不脱离政治，但又从不贴政治标签。他的作品的革命和人民性总是从现实生活中的诗情画意的抒写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写出的东西要离‘政治’远一点，这个‘政治’应该是加引号的。我的意思是，我不在作品里交政策，不写一时一地的东西。但并不是说我的作品里没有政治。”(转引自《语重心长话创作——访孙犁同志》)“政治作为一个概念的时候，你不能做艺术上的表现，等它渗入到群众的生活，再根据这个生活写出作品”，这样，政治倾向就“溶化在艺术的感染力量之中”(《文学和生活的路》)。以他的代表作《荷花淀》为例，他说，“《荷花淀》所写的，就是这一时代，我的家乡，家家户户的平常故事”，通过这个故事，“我写出了自己的感情，就是写出了所有离家抗日战士的感情，所有送走自己儿子、丈夫的人们的感情”(《关于〈荷花淀〉的写作》)。又以《山地回忆》(这也是孙犁的代表作)为例，他说：“我想写的，只是那些我认为可爱的人，而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间，占大多数。她们在我的记忆里是数不清的。”“我在写她们的时候，用的多是彩笔，热情地把她们推向阳光照射之下，春风吹拂之中。”(《关于〈山地回忆〉的回忆》)这样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和意境，当然不是那种图解概念、交代政策、“写一时一地的东西”所能望其项背的。而从他学艺的那些当年的青年作者、如今的中年作家们也正是这样进行他们的创作的，正是因此，他们的创作是有生活有感情有形象的，不大有那种令人乏味和生厌的概念化的东西和脱离艺术的政治喧嚣。

(冯健男：《漫谈“白洋淀派”》，《河北文学》1981年第4期)三、 作家自述：时代与个人的完美结合

当我的家乡遇到外敌侵略的时刻，我更清楚地看到了中华民族的高贵品质。在八年的抗日战争里，我更深刻地了解到中国农民勤劳、勇敢的性格。他们是献身给神圣的抗日战争的，他们是机智、乐观的。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在最危险的时候，他们也没有低下头来。他们是充满胜利的信心的。这种信心，在战争岁月里，可以说是与日俱增的。

伟大的抗日战争，不只是民族的觉醒和奋起，而且是广泛、深刻地传播了新的思想，建立了新的文化。

在这个历程里，我更加热爱着我的家乡，这里的人民，这里的新的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甚至一草一木。所有这一切都在艰苦的战争里，经受了考验，而毫无愧色地表现了它们是不可战胜的。

所有这一切，都深刻地留在我的印象里，和我的思想、情感融合起来，成为一体。

所以，当1950年我在天津一家报社工作，因为环境比较安定，我想写部比较长的小说的时候，我只是起了一个朦胧的念头，任何计划、任何情节的安排也没有做，就一边写，一边在报纸发表，而那一时期的情景，就像泉水一样在我的笔下流开来。

大家开卷可以看到，小说的前二十章的情节可以说是自然形成的，它们完全是生活的再现，是关于那一时期我的家乡的人民的生活和情绪的真实记录。

我没有做任何夸张，它很少虚构的成分，生活的印象、交流、组织，构成了小说的情节。

我重复地说。再没有比战争时期使我更爱我的家乡，更爱我家乡的人民，以及他们进行的工作，和他们所表现的高尚品质。

我特别喜爱他们那种随时随地表现出来的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这可以被称作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我的作品自然反映了这种精神。它在我的心灵里印象最深，它是鼓动我创作的最大动力。

(孙犁：《孙犁文论集》，第520—5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3月版，为外文版《风云初记》写的序言) 文学是反映现实生活并且推动现实生活前进的，作者如果没有生活，自然就谈不到创作了。这样明显的问题，也有时确为作者、读者所忽略，舍本逐末而求之。因为有时我们常常抽象地谈艺术的政治性，或是文学的艺术性，反倒把生活性忘记了。没有丰富的切实的生活经历，政治性和艺术性都不能产生。生活才是创作的本钱，当然还要有一定的技巧、政治的见解和修养。初学写作，必须像初学画画一样，实地写生，而力求不遗漏情节。没有生活的作品，只能唬人，而不能使人爱好和受到教育。亲身经过和采访来的生活也有其分别，硬凑硬编的故事，就更低一格。然而《水浒传》不是编的吗?历史上不是有很大影响吗?那是因为被编进的小故事都保证了生活的丰富性，并没有被编者分割。

初学写作，有什么就写什么，老老实实。参加过抗日战争，我就写抗日战争，不和人家跑。我要写一点别人还没写过的生活，这样才能丰富我们的现实。如果大家只写千篇一律的文章，那不是浪费纸张吗?经历过的，就说是经历过的，不要把没有经历过的硬说是经历过的。别人也不要这样捧场。对于创作的不切实作风，只能给文学工作一种玷污。

生活当然要求丰富。如果只有一点点生活，那就左支右绌。对生活自然还要选择、分析和研究，但今天的问题，是要求我们把作品里的生活丰富起来。

(孙犁：《关于文艺作品的“生活”问题》，《孙犁文论集》，第48—4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3月版) 我最喜爱写的抗日小说，因为它们是时代、个人的完美、真实的结合，我的这一组作品，是对时代和故乡人民的赞歌。我喜欢写欢乐的东西。我以为女人比男人更乐观，而人生的悲欢离合，总是与她们有关，所以常常以崇拜的心情写到她们。我回避我没有参加过的事情，例如实地作战。我写到的都是我见到的东西，但是经过思考，经过选择。

(金梅编：《孙犁自叙》，第375—376页，团结出版社1998年1月版) 土气，在我看来，就是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特色；也就是从内容到形式，都表现出强烈的中国气派。我还没有真正做到，但是我想努力做到。

作家必须深深植根于本国和本民族的社会土壤中。脱离本国的国情和本民族的传统，脱离本国和本民族的社会生活而写出的作品，只不过是空中楼阁，虽然耀眼夺目，但是转瞬即逝。我们引进和借鉴外国文学作品，并不是为了打造，而是要吸收和融合其某些可用的艺术技巧，以丰富我们的表现手法。然而，任何形式必须取决于内容的需要，而不能削足适履，强使内容屈从于形式。

《蒲柳人家》中的人物，除了一闪而过的周文彬外，其他都是我亲眼见到、留下深刻印象的人。而周文彬也是我的母校的学生，比我年长28岁，我知道他的事迹，但是没有见过他。

因此，我是怀着要写这些我所熟悉的人的激情，创作这部中篇小说的。

在艺术上，我想使它具有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这不是单纯追求形式，而是我在作品内容中所反映和表现的人与事，非这样写不可。

(刘绍棠：《我是一个土著》，《十月》1980年第6期) 《蒲柳人家》的艺术风格是怎样形成的?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要请研究我的作品的同志们进行全面深入的剖析，帮助我认识自己。

我只能提供几点抽象的线索：

一、我熟悉运河滩的农村，热爱运河滩的农村。我熟悉运河滩的农民，热爱运河滩的农民。我熟悉和热爱运河滩农村的风土人情，我熟悉和热爱运河滩农民的语言情趣。

二、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我从初学写作，就比较自觉地注意讲究语言和文字，也比较自觉地在人物、情节、故事、格调、色彩和趣味上，力求与众不同，至少颇有所异，跟别人的作品不一个模样，不一个味儿。

三、我深受中国古典诗、词、散文、传奇、小说、戏曲以及民间故事、评书的影响。我比较自觉地师承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品的优良传统。

四、我也深受那些各自具有本国和本民族风格特色的外国大作家的名著的影响。

(刘绍棠：《〈蒲柳人家〉二三事》，《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四、 编者评点：人情味·诗意化·乡土气

孙犁是一位在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优秀作家。解放以后，他依然坚持和发扬在40年代形成的清新明净、诗情隽永的风格。他写战争小说避开了悲惨与剧烈的战争场面，而重在描写战争对人的内心情感以及精神世界的影响，细腻入微地展示人的心灵变化的历程。他写农村生活题材的小说往往从小处着眼，避开重大的生产关系变革和农村中农民与地主之间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风云初记》是孙犁写战争题材的小说。它歌颂了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斗争。然而，他却没有正面再现战场的风云叱咤、火光硝烟，而是通过日常生活的侧面反映时代的风貌。它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在战争进程中多种人物心理的发展变化，表现出革命战争如何排除社会的污浊、清洗人们头脑中的污垢，赞颂了人民的精神解放。在这部小说中，乐观耿直、富于斗争精神的农民高四海，雇工出身、成长为连指导员的芒种，有才能的民间艺术家和革命文化战士王变后，单纯、憨厚的农家少女吴春儿，淳厚的长工和战士老温，大贼、兵痞高疤，以及生活放荡、轻浮卑贱的蒋俗儿，都以他们鲜明的个性特征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以他们之间错综的关系，反映了当时各阶级各阶层的动向与态度，交织成抗日根据地社会生活的多彩的画幅。

《铁木前传》虽然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作为题材，但孙犁主要描写的不是社会的变革运动及其所带来的农村土地生产关系的变化，他突出展现的是人的命运、人的心灵、人生历程的变化过程，而对农村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图景仅仅一笔带过。相反，对农村的一般社会生活、风习，特别是农民内在情感生活的图景，则给予了浓墨重彩。小说描述了两个老人(即铁匠傅老刚和木匠黎老东)、两个青年(即九儿和六儿)的交好和交恶：铁匠和木匠在旧社会苦难生活中相依相怜，是一对患难的好朋友，但在土改以后，在新的制度下，友谊却破裂了；六儿和九儿从小也是亲密的伙伴，长大成人后，由于性格的差异和理想目标的悬殊，最终两人也不得不分道扬镳。小说以人际关系的变化为主线，内中充满了北方农村的乡土气息，流露出作者的真情实感和对生活的美好向往。

总之，孙犁重视在创作中挖掘人物的内心感情，他把时代风貌的真实画面同人物的真挚情感交融在一起，突出主人公丰富、复杂的感情世界；致力于从主人公命运的变化和内心波澜，反映阶级和民族的历史内容，跳动着时代的脉搏。所以，他的小说充满了人情味，体现了人间的真情，处处使读者感觉到人情的美妙。

在艺术上，孙犁的小说擅长从多方面勾勒时代和社会的风俗画面，以明丽流畅的笔调刻画了众多的劳动者，具有浓厚的乡土风味。他所写的多是河北白洋淀、平原和山区的农村生活，为我们精心描绘一幅幅北方农村秀美的风景画和清新的风俗画，作品中的人物就在这些画境里劳动、生活，演出各种故事。作家写人叙事着力追求一种美的境界，他倾心倾情地赞颂故乡的风光美和人民的精神美。难怪所有评论家都称赞他的小说具有诗画的韵味和高雅的格调。他的小说既是写意性的，有真情，不雕琢，又是诗意性的，有境界，不浮浅。读他的作品，犹如久渴的人畅饮甘泉，犹如亲临桂林山水的旅客，美不胜收。他的小说诗意浓郁，平易清雅，含蓄凝练，在中国当代小说史上独树一帜，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孙犁的风格影响了一大批中青年小说家。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等注重农村生活勾勒与描绘，处处突出劳动者的人情味，追求一种诗情画意的美学风格。清新、飘逸、洒脱，几乎是这些作家的共同性特征。具体说来，“荷花淀派”的小说创作，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首先，“荷花淀派”的作家善于挖掘普通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其内在的心灵之美。他们的作品都焕发着劳动人民的人情美和人性美，激荡着亲如骨肉的阶级感情。不论是孙犁笔下的水生、水生嫂、小满儿和秀梅，还是刘绍棠笔下的望日莲、何满子，从维熙笔下的秋儿娘，都处处体现出一种人格之美，情操之美。他们没有豪言壮语，有的只是合情合理的朴素语言。而这些渗透情感的语言，读来感人肺腑。其次，“荷花淀派”作家一般对剧烈的战斗细节和矛盾斗争场景描写铺排较少，而特别擅长描写具体的社会环境和自然景物，融风俗画和风景画于一体，并且竭力渲染诗意的氛围，用诗的语言去对应人的内心的浓浓情意，使其作品具有浓郁的、醇厚的抒情味。风格清新自然，不雕琢。再次，“荷花淀派”作家都具有浓郁的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他们把眼光锁定在他们生长、生活和所熟悉的运河两岸、河北平原和白洋淀等地区，集中描写了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初期这些地域的人民的斗争和生活，透露了相同的时代气息。他们所描写的都是家乡的农民，特别是农村妇女，而且这些妇女都有着聪明、智慧、勇敢和多情的性格。她们的音容笑貌，跃然纸上，打动着读者的心弦。

在中国现代小说的百花园中，“荷花淀派”的作品像荷花那样亭亭玉立，带着清新莲香，显得天然、淡雅，显示了作为一个创作流派共同的思想特征和艺术风格。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产生了广泛而深远影响，深为广大读者所喜爱。

随着时代的发展，“荷花淀派”的创作风格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到了新时期，孙犁本人主要从事散文创作，作品宏深高远，情思幽渺，但仍不失其明净清澈。该派其他作家，如从维熙，新时期“回归”之后，着意写“大墙文学”。

五、 参考文献和思考题

1．参考文献

《孙犁文集》(八册)，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8月版。

郭志刚、章无忌：《孙犁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10月版。

郭志刚：《孙犁创作散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5月版。

张学正、刘宗武选编：《孙犁作品评论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6月版。

2．思考题

① 试析孙犁小说的艺术特色。

② 简述“荷花淀派”的重要贡献。第九章柳青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