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家简介：个人命运与农民历史命运的契合

柳青(1916—1978)，原名刘蕴华，陕西省吴堡县人。1928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学时代，接触鲁迅、高尔基等中外作家的作品，并开始习作。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用柳青笔名在《中学生文艺季刊》上发表第一篇作品《待车》。1938年到延安，先后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部队和文艺界抗战协会工作。这一期间写的短篇小说，后来部分收入短篇小说集《地雷》。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柳青于1943年到米脂县民丰区三乡担任乡文书，历时三年。他根据这一时期的生活积累，创作了第一部反映陕北解放区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种谷记》。抗战胜利后，柳青几经周折回到延安，深入沙家店等地采访，后来(1951年)创作了第二部表现陕北农民英勇支前的长篇小说《铜墙铁壁》。

从1952年起，为了进一步密切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柳青离开北京回到陕西，在皇甫村安家落户，先后长达14年之久，其间曾任长安县委副书记。在亲身经历从互助组到合作化的过程中，他悉心体验现实生活，细致观察、研究各类人物，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创作了散文特写集《皇甫村三年》、短篇小说《王家父子》、中篇小说《狠透铁》等。但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第三部长篇小说《创业史》的创作上。经过多年的酝酿、准备，到1959年《创业史》(第一部)终于问世，它标志着作者的思想和艺术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创业史》是一部探索中国农民历史命运和生活道路的多卷本长篇小说。原计划写四部：第一部写互助组阶段，第二部写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第三部写合作社运动高潮，第四部写全民整风和大跃进，至农村人民公社建立。“文革”到来，作者的写作计划被迫中断，实际完成的只将近一半左右。于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一部残缺不全的史诗性著作。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创业史》第一部33万字，先在《延河》杂志上连载，1960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单行本，1977年修订再版。“文革”结束后，作者改定出版了第二部上卷和下卷第14—17章(在《延河》杂志上连载)，第18—28章未及修改和加工，柳青就不幸离开了人世。

《创业史》问世以后，好评如潮。仅一年多的时间，全国报刊就发了五十多篇评论文章。评论界普遍认为，这是一部反映我国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史诗性”的、“纪念碑式”的著作，在同类题材的作品中，它是取得显著成就的一部；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1963至1964年，严家炎发表了有关梁生宝的真实性、典型性的批评文章，曾在学界引起一场热烈的讨论和争论。当时的《文艺报》、《文学评论》、《上海文学》、《延河》等报纸杂志，均发表争鸣文章，柳青本人也撰文参与了辩论。但总的来看，大多都给予高度的肯定和热烈的赞扬，像严家炎那样持批评立场的并不多。80年代以后，尤其是80年代后期“重写文学史”讨论以来，人们对《创业史》的评论又产生了新的、更大的歧义。有人指出该书的创作受了当时“左”的思潮的影响，对梁生宝、梁三老汉等人物形象需要再评价。也有的评论者表示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这种否定性的观点。虽然至今人们还没有也不可能取得较为一致的意见，但基于文本的客观事实，谁都不会否定柳青这部作品的重要地位及其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

二、 评论文章选萃1． 时代内容的把握虽然在《创业史》第一部当中所表现的，还只不过是全国农村进行全面社会主义改造以前的那些年月的生活，而作品当中所集中描绘的，也只不过以西北终南山麓农村中一个劳动互助组的成长和发展为中心的斗争故事，但我们却可以毫不迟疑地肯定：这部作品，是一部深刻而完整地反映了我国广大农民的历史命运和生活道路的作品，是一部真实地记录了我国广大农村在土地改革和消灭封建所有制以后所发生的一场无比深刻、无比尖锐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作品。

(冯牧：《初读〈创业史〉》，《文艺报》1960年第l期) 如果从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历史真实的概括之广度和深度以及宏伟的艺术构思来看，《创业史》仍然是首屈一指的。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农民为什么要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柳青用这部以毕生心血写成的书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创业史》不是轻飘飘的作品，它可能还要经受时间的筛选。但是，退一万步说，即使若干年后这一段历史的功罪要重新予以评说，《创业史》仍然有沉甸甸的认识价值。它那扎实、深厚的“生活故事”将告诉人们：中国农民走过这样一条路！……柳青有自己深入的观察和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合作化运动是一场“靠优越性、靠多打粮食的革命”，这是柳青从生活中得到的真知灼见。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深入开掘和精心描绘了梁生宝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对党的政策的那种兢兢业业的态度，而没有让他去和郭振山、郭世富伸胳膊踢腿地“面对面搏斗”。这正是《创业史》至今仍闪耀着思想光芒的地方。可惜后来生活的轨道没有按照柳青的预见发展，皇甫村胜利一队发生了由富变穷的历史演变，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梁生宝”(王家斌)被穷困、屈辱和忧愤折磨得一身重病，当皇甫村又开始了由穷变富的新的历史演变时，他已经失去了工作能力。这是《创业史》的“生活版”，它以现实生活的雄辩力证实了柳青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历史真实的忠诚。

(刘思谦：《对建国以来农村题材小说的再认识》，《文学评论》1983年第2期) 从《创业史》中，可以得到两种相互矛盾的评价。这种价值判断的矛盾性来源于该作品内在的深刻矛盾。一方面，单一的政治视角把作品中的人物和行动全部纳入阶级、阶层的矛盾和斗争的框架中，使人感到作品的所有叙述都趋归于一个结论，而这个结论是“先验”地在作品之上高挂着的，这就是表现“党的指引和历史发展必然要求的一致性”，这是柳青“永远听党的话”，忠于政治的表现；另一方面，在人物的行为方式、情感方式和言语方式上，又使人感到扑面而来的真切的生活气息，这又是柳青忠于生活、长年落户农村的感受的收获。一方面是依据狭窄单一的尺度对现实生活的取舍存留，另一方面是在尺度允许的情况下竭力表现生活的原生状态的独有美感，这就出现了一种矛盾的混合现象：作品被夸大了的理论体系笼罩着全篇，这种理论体系一方面帮助作家整理生活素材，组织配备人物，结构情节网络，“合理地”完成主题的实现；另一方面，这种理论体系的自我封闭性又钳制了生活的真正丰富多样性，它就地“消化”那些逸出该理论规范之外的生活现象(包括这些现象所反映的本质)，从而妨碍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本质特征的不断追寻和艺术表现。

(宋炳辉：《“柳青现象”的启示——重评长篇小说〈创业史〉》，《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 在《创业史》第一卷中，柳青精雕细刻地创造了中国农村合作化过程中各种类型的农民心理变迁的图画，为中国大地上曾经发生的这一巨大生活变动留下了一份深刻、独到的艺术记录。柳青是忠实于他所看到的生活，但是，柳青不可能完全认识到中国农村这一生活变动先天带有的悲剧性。他不可能看出，这一生活变动乃是急于改变自己贫穷面貌的中国农民在一种躁进的、主观的社会思想影响下所做的探索农村生产力发展道路的巨大的悲剧性的尝试。当时全部的生活现实和人们的心理状况都没有向他提供达到这种科学认识(为了得到这种科学认识，中国人经历了漫长的经济停滞时期，付出了巨大的历史代价)的感性材料。他能够在梁三老汉等人物身上，深邃地观察到这一生活巨变给农民造成的精神痛苦，这已经很不容易了。他的局限是他所目遇神接的活生生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现象造成的。与其责备柳青歪曲了生活，不如责备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蒙蔽了柳青作为艺术家的洞察力。人们现在可以很容易地嘲笑柳青图解了当时的政治，图解了农业合作化的政策，但如果不看到当时的政治和政策已经溶化到整个生活和社会心理中去了的现实，不看到造成艺术家局限性的深渊的生活根源，那么这种嘲笑就比较肤浅，有失史家的同情和公允。我总觉得，我们不能苛求前人。《创业史》作为当时农村生活变动的一份真实的、有的方面异常深刻的、又具有艺术独创力的艺术证词，其艺术价值是不可抹杀的。基本上它不是政策的宣传品，而是活生生的生活的写照。它为人们留下了那个特定的时期中国农村人心的变迁史。即使是它的局限，也昭示着中国人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时所带有的那种巨大的悲剧性，留给后人以深沉的回味和思索。

(曾镇南：《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近况与前景——答客问并志中国当代文学四十年》，《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1990年第4期) 新时期以来由于出现家庭联产承包，对《创业史》和反映农村合作化的作品如何评价，曾发生争议。对此，我们首先要看到，中国的农村合作化运动是一段客观存在的历史。应该说，一切按照艺术规律真实地、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段历史生活的文学作品，都具有不可抹杀的审美认识意义。就《创业史》这部具体作品而言，它虽然直接地讴歌了农村合作化运动，作者力图回答50年代初期中国农民为什么只能选择以及如何选择农业合作化道路这样的时代问题，但他在作品里所做的并不是简单地图解政策以配合运动，而是真实、深刻、艺术地再现了他所熟悉的现实生活……其次，从表面上看，对待合作化运动的态度是作者用来区分人们之间是非、善恶、美丑的一个基本价值尺度，但究其实质，作者真正要讴歌的，还是梁生宝和他的同志们所追求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对于中国人来说，直到今天，这依然是一个既具有现实意义又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时代课题。文学作品表现这样的时代课题是不会因为所描写的具体事件成为过去而失掉其思想和艺术价值的。

(张炯：《新中国文学史》，第156—157页，海峡文艺出版社1999年12月版)2． 草棚院里的矛盾和统一

梁三老汉在互助合作初期所表现的那种精神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这种代表性的。从许多单干农民，到郭锁这样的互助组员，一直到任老四这样的积极分子身上，我们都可以程度不同地发现不少本质上相同于梁三老汉思想的因素。梁三老汉这样的农民走向哪一方面，被哪一种力量拉引过去，就会影响着两条道路斗争的胜负。当然，梁三老汉最终走向哪一方面，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会经历怎样的曲折，这些都不是由谁的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它归根到底取决于老汉本身的经济地位，取决于党对农民的领导和党的政策的贯彻。柳青同志塑造梁三老汉形象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一方面按照生活实有的样子，充分写出了他作为个体农民在互助合作事业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怎样的苦恼、怀疑、摇摆，有时甚至是自发的反对，另一方面，又从环境对人物的制约关系中充分发掘和表现了梁三老汉那种由生活地位和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终于要走新道路的必然性，从而相当深刻和全面地揭示了生活发展的辩证法。

(严家炎：《论〈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文学评论》1961年第3期) 十分可贵的是，小说对两条道路的描写没有简单化、表面化。首先，它大胆地揭示了错综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在作家的笔下，贫农阶层也不是铁板一块。有坚定地同梁生宝站在一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分子高增福、冯万有；也有梁三老汉、王二直杠等不同程度地落后于时代革命潮流的人。梁三老汉长时间对互助组持怀疑的态度，王二直杠至死也没有接受社会主义，他们头脑中的私有制观念，也构成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种阻力……它们都直接或间接地跟合作化运动中的两条道路斗争联系在一起，真实地再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

(十院校编写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第309—31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2月版) 互助组这个社会主义新生幼芽的出现，不但父子之间出现了矛盾，打破了草棚院的宁静，而且震动了整个蛤蟆滩，引起了各种人物的密切关注。在激烈的斗争中，梁生宝和互助组依靠党的领导和国营经济的支持，冲破种种艰难险阻，夺得了秋季丰收，既给农民增加了收入，又把余粮卖给国家，支援了建设。互助组因此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并且转为初级社。在事实面前，梁三老汉服气了，他由反对合作化变成赞成合作化……从草棚院到蛤蟆滩，各种矛盾都发生了转化，出现了新的统一。小说通过描写社会主义力量和自发势力的初步较量，歌颂了合作化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形象地说明农民只有走合作化的道路才有光辉灿烂的未来。这是真正的创业史、幸福史。

(二十二院校编写组：《中国当代文学史》，第155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3． 蛤蟆滩上的矛盾和统一

《创业史》(第一部)描写的是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相对平静时期。土地改革的暴风骤雨过去了，合作化的高潮还没有到来，阶级斗争的形势是这样的：地主作为一个阶级已被从经济上消灭，他们的政治威风也被彻底打垮，而其他各个阶级的关系则按照新的原则重新进行了安排。一方面，富农从土改以来的惧怕和不安中镇静下来，仗着他们雄厚的经济力量蠢蠢欲动。而以富裕中农为代表的庄稼汉人(包括大部分新老上中农)发家致富的兴头正浓，他们希望过几天庄稼人自由竞争的好日子，这是农村的自发势力……他们的思想甚至在梁三老汉这样的贫雇农身上也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形成草棚院里的矛盾关系。

(何文轩：《论〈创业史〉的艺术方法——史诗效果的探求》，《延河》1962年第2期) 小说的正文围绕着梁生宝互助组的巩固和发展，直至灯塔社的建立，深刻而完整地概括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两条道路斗争。这场斗争是遵循着三条线索进行的：一是同富裕中农郭世富的斗争，这个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代表人物，凭借优厚的经济力量，用自己的“榜样”去吸引个体农民，公开跟社会主义对抗；二是同反动富农姚士杰的斗争，这个狠毒的阶级敌人站在郭世富的背后，施展阴谋诡计破坏互助组；三是同党内的自发势力的代表人物郭振山的斗争，他是土改后的新中农，热衷于个人发家致富，暗中抵制合作化运动。这三个人的社会地位不同，相互之间也有矛盾，但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意向上，却无意中结成了同盟。正是在这场斗争中，梁生宝互助组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团结、教育农民群众，取得了节节胜利，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十院校编写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第309页，1980年12月版) 梁生宝和郭振山之间的明争暗斗是贯穿全书的主要冲突线索，第一部还有点隐隐约约，以后越来越明显，笔墨越来越浓重，气氛越来越紧张。计划中的第四部将是矛盾的顶点，双方将展开面对面的斗争。但作者面临着险境，第二部下卷里梁生宝提出了“三年实现合作化”的冒进计划，照此写下去，很难设想梁生宝将成为什么样的形象。农业集体化道路的困境，现实生活的逻辑冲击着作者的理念逻辑，使他陷入深深的苦闷和自省之中，写得很慢，写不下去。加上“文革”的迫害摧残了他的身体，于是耗尽心血的《创业史》还没有写到合作化高潮便终了稿。

(黄修己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第83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版)4． 历史认识的局限和缺失

《创业史》是柳青创作上的里程碑，但其思想与艺术也还存在某些缺点。它虽是写合作化初期的生活与斗争，但完成于人民公社化以后，因此不能不受当时“左”的思潮的影响。作者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分严重，对富裕中农作为劳动人民的革命性和接受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注意不够，过分强调了他们的保守性、落后性和资本主义的自发性，把郭世富这样的富裕中农当作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把他的各项活动和一般属于思想认识上的分歧都上升为两条道路斗争，以致把一些富裕中农统统摆在互助组的对立面，这显然是不恰当的。有时还把富裕中农和富农相提并论，流露出对富裕中农甚至他们的子女的嘲笑，有失分寸。还有，过分渲染小农经济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简单地把解放初期农民要求劳动致富的愿望当作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来批判，把梁三老汉的梦和资本主义道路联系起来，把“三合院长者”和梁生宝的事业对立起来，强调尽快消灭农民赖以发展生产的个体经济，消灭私有制，以致急匆匆地交待了灯塔社的成立，这些都是当时急躁、冒进、“左”的思潮的反映。至于1977年版《创业史》(第一部)中的几处“重要的修改”，则是严重的失误。

(汪名凡主编：《中国当代小说史》，第146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版) 根据我们上面提到的一些“标准”来重读柳青的《创业史》的时候，的确会有许多的遗憾，看到它的许多局限。例如整个作品，从主题、情节到人物和人物关系都是以阶级斗争、阶级路线、阶级分析的观念和方法来设计构思的，所有的人物都生活在一种敏感尖锐的政治氛围中(有时甚至在人物的名字前冠以表示他阶级地位和政治态度的职别、名称。如叫欢喜为“死了父亲的少年先锋队员”，称白占魁为“前国民党军下士”等)。情节提纯到不带任何偶然性，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左”的偏颇，对农村生活中丰富多彩、欢快古朴的一面，对宗法伦理、文化心理在农村稳固而影响久远的一面，也很少着墨。

(孔范今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第1052—1053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版) 在作为时代与历史局限的一个牺牲品的意义上，《创业史》无疑有着令人尴尬的重大缺陷：首先，小说作者对农业合作化毫无保留的乌托邦信仰，使得作品当初所谓的“史诗性”不幸成为对于历史的讽刺；其次，由《山乡巨变》透露出来的意识形态高调和指令性阶级斗争，在《创业史》中发展成为自觉的、愈加理性化的情节结构，表明愈演愈烈的政治风潮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创业史》的写作；再次，据材料载，柳青和小说主人公梁生宝的原型王家斌相知甚深，王家斌在合作化运动初期曾经萌生过发家致富的正当念头。同时，1958年“大跃进”以后，特别是“文革”以后，王家斌及其生产集体已经彻底破产，贫困不堪。所有这些问题非但未能在《创业史》中有所体现，相反，“文革”结束后出版的《创业史》第二部还增添了有关阶级斗争和极左思想的分量，这使作家引为自豪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大打折扣。

(杨匡汉主编：《惊鸿一瞥——文学中国：1949—1979》，第34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