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梁生宝在众多的正面人物当中，写得特别出类拔萃的，是英雄人物梁生宝的形象……在梁生宝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崭新的性格，一种完全是建立在新的社会制度和生活土壤上面的共产主义性格正在生长和发展……他并没有让这个人物的活动占去作品中太多的篇幅；但是，通过“买稻种”、“割竹子”这样一些精彩动人的章节以及关于他在互助组工作上坚持党的路线、和一切困难进行顽强斗争的那些篇章的深刻描写，这个体现了崇高共产主义风格和新的性格特点的人物形象，就十分突出和高大地在读者眼前站立起来了。

(冯牧：《初读〈创业史〉》，《文艺报》1960年第1期) 王家斌就是长篇小说《创业史》中梁生宝在生活中的原型……作者改变了原型的部分面貌，集中先进因素于一身了。作者结合现实与理想创造了新的英雄形象。王家斌当然是英雄人物：他体现了社会主义因素的生命力和美，这是主要的；但在同时，也反映了一个农民从小农经济地位到无产阶级的转变过程。这样的人物，不能说没有典型意义。但是，为了更集中、更强烈、更理想地体现社会主义的美好，作者让小农经济的改造问题，体现在另外的人物——例如梁三老汉等——身上了；对于梁生宝，则通过革命理想的照耀，对广阔的生活进行概括，把当代英雄的先进因素集于一身，创造出了一个比原型更典型的革命的理想人物。这样，《创业史》表现的梁生宝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个具有相当觉悟的农民党员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分子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非无产阶级分子的改造过程。梁生宝正式出场的时候，就已经基本上走过了从农民到无产阶级的改造阶段了。在他的成长中，作者的笔端，主要是落在使党的政策思想逐渐照亮他的性格上面，落在阶级斗争的锻炼上面。他自己的思想斗争，主要是如何使自己提高到党的政策思想水平上来的问题，这虽然也是一个思想意识的发展和改造过程，却不是革命道路上的踌躇。非无产阶级的因素，已经不是他自我斗争的对象，相反地，对这种问题，从他的家庭矛盾和他在社会主义斗争中的表现看来，一开始他就是非常清醒的。

(李士文：《从生活素材到艺术形象——读〈创业史〉中的梁生宝的形象创造》，1961年8月9日《人民日报》) 归纳起来，梁生宝形象的艺术塑造也许可以说是“三多三不足”：写理念活动多，性格刻画不足(政治上成熟的程度更有点离开人物的实际条件)；外围烘托多，放在冲突中表现不足；抒情议论多，客观描绘不足。“三多”未必是弱点(有时还是长处)，“三不足”却是艺术上的瑕疵。当然，这并不是指梁生宝形象艺术塑造的全部而言的；如前所述，这个形象也有很多写得好的地方，有成功的一面。但是，这里毕竟提出了一个需要探讨的属于文学创作如何加高人物、如何塑造新人形象的艺术方法的问题……如果说梁三老汉这类老农是作家最能洞察肺腑因而虽然着墨不多却能入木三分、显得驾轻就熟、游刃有余的话，那么，梁生宝这类英雄形象虽也不乏若干生动描写、显得可敬可爱，但却总令人有墨穷气短、精神状态刻画嫌浅、欲显高大而反失之平面的感觉。这种情况毫不足怪，正说明了对新人了解和描写的不易。新人既“新”，变化复速，在生活中看到其闪光较易，真正对其性格和心灵了如指掌就较难。

(严家炎：《关于梁生宝形象》，《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 对梁生宝形象本身而言，柳青在对生活原型的艺术改造过程中，也超出了把生活艺术化的一般界限，放弃了许多具有潜在意义的生活现象，而以抽象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行为尺度作不恰当的拔高。如梁生宝的生活原型王家斌在外出为互助组买稻种时，还在为买不买土地犹豫着，对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也曾怀疑过。作为一个农村先进的党员农民，尚且有这样的心理矛盾，这也反映了当时的中国农民对党的合作化政策的理解程度，如果柳青能正视中国农民的落后性、狭隘性，挖掘出它的历史文化根源，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演变过程，倒或许能很好地实现他的史诗愿望。但柳青为了实现他的理想人物的典型塑造，轻易地从梁生宝身上剔除了这一性格内容，从而削弱了生活真实的深度和广度，忽视了历史进程的艰巨性、反复性。

(宋炳辉：《“柳青现象”的启示——重评长篇小说〈创业史〉》，《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2． 梁三老汉

《创业史》里的梁三老汉，则完全是背负着因袭重担的小私有者农民的一种典型。像几十年沉重的劳动在他脖项上留下的那一大块死肉疙瘩一样，苦难的生活在他的精神上也留下了一块死肉疙瘩——梦想成为一个三合院的长者、富裕中农梁生宝的爸爸!这个朴实勤劳的农民，全部梦想就是过好自己的光景，却成了农业合作化的自发的反对派。但是，作者丝毫没有把这个老农民性格的双重矛盾简单化，作为一个勤劳朴实的农民，他的“劳动者的善良”，“被剥削过的痛苦记忆”，“受压迫的心灵”，又终究使“他知道：他自己在精神上和王书记、党支部、生宝们挨近着哩”!

有人或许会说，像这种具有双重性格矛盾的老年农民的形象，在其他作品里也可以找到。自然这类艺术形象，在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里，是并不少见的。但是，我以为，能够高度概括这类农民的复杂矛盾的生活和精神的“耻辱史”，从他的自发倾向里生发出广泛联系着小私有者的充满矛盾的性格，使它成为整个农民旧历史的写照，毫无疑问，在我们目前的文学作品里，梁三老汉，是这类人物里的最完整的艺术形象。

(李希凡：《漫谈〈创业史〉的思想和艺术》，《文艺报》1960年第17、18期) 在有些反映互助合作运动的作品中，老一代贫农形象常常只被强调了保守、顽固的一面，仿佛连他们最后走上合作化道路都没有丝毫的内在要求，而完全是消极地迫于客观形势似的。这便难免会模糊了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到来的历史必然性。而《创业史》则在正面表现“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这个主题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它不仅写了年轻农民中成批的社会主义闯将，同时也写了老一代跟党走合作化道路的农民。在老一代农民中，又不止于从任老四身上发掘表现了穷庄稼人对互助合作如饥如渴的要求，而且还探索了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有一块“死肉疙瘩”的梁三老汉，毫不放松地抓住他潜藏的哪怕是些微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准确地加以表现。这样，作品不仅令人信服地描述了当时互助组的巩固和发展过程，而且向读者清楚有力地预示了未来合作化运动的磅礴气势……也许从作家的主观上说，梁三老汉并不是他所最要着力刻画的人物。但在实际上，由于这一形象凝聚了作家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熔铸了作家的幽默和谐趣，表现了作家对农民的深切理解和诚挚感情，因而它不仅深刻，而且浑厚，不仅丰满，而且坚实，成为全书中最有深度的、概括了相当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的人物。

(严家炎：《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文学评论》1961年第3期) 邵荃麟指出：《创业史》中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概括了中国几千年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但很少有人去分析梁三老汉及这个人物，因此，对这部作品分析不够深……我觉得梁生宝不是最成功的，作为典型人物，在很多作品中都能找到。梁三老汉是不是典型人物呢?我看是很高的典型人物。

(《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文艺报》1964年第8、9期) 梁三老汉是个典型性很高的艺术形象。在旧社会，这个老贫农经历了三起三落的创立家业的辛酸史，因而衷心拥护土改。但是他不能自觉地接受社会主义道路。他梦想利用新社会分给他的土地，用狠命的劳动真正地创立起个人的家业来，也做个郭世富式的“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这是他作为背负着几千年私有制观念因袭重担的小生产者的农民的保守性的一面。另一面，他还是个勤劳、善良、朴实的劳动者……他尽管怀疑、反对儿子办互助组，但心里却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互助合作运动的命运。这个矛盾着的双重性格，既说明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又说明在党的引导下，经过实际生活的教育，小生产者的农民是能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小说着重表现了这个人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历程……梁三老汉这样的曾经动摇于两条道路之间的艺术形象，虽然并不是《创业史》里所独有的，但是能够把一个农民在告别私有制时思想性格的转变，及其心灵上经历的艰巨的、痛苦的斗争过程，揭示得如此完整、细腻、入木三分和震撼人心，却是无与伦比的，是当代文学人物画廊里一个不可多得的艺术典型。

(十院校编写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第3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2月版) 梁三的“三合头瓦房院长者的梦”，如果脱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而孤立地看，是无可非议的。可是问题在于当时私有制并未改变，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决定了中国农村要走社会主义的路。“梁三老汉草棚院里的矛盾和统一”，正是土改后相当一部分农民劳动致富的愿望与这一历史选择的必然性的矛盾。梁三们的愿望，从靠自己的劳动创业这一点看，是合理的，但是从这种愿望是建立在个体经济私有制的基础上来看。又是无法实现的。正是这种劳动致富的合理性与历史选择的必然性的矛盾，构成了梁三老汉的悲剧性格。当然，合作化初期蓬勃发展的形势又使他的命运以正剧告一段落。

(刘思谦：《对建国以来农村题材小说的再认识》，《文学评论》1983年第2期)3． “三大能人”

“创业难”，难在何处?难在创业道路上的各种阻碍；阻碍在哪里?就蛤蟆滩这个具体地方说，阻碍主要来自以“三大能人”为代表的阶级和阶层的阻挠和破坏……他们三个不同程度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意图，从不同角度、用各自的手段对抗甚至破坏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是他们松散地结合在一起的思想基础，也是他们最重要的共同点。在这个问题上，甚至可以说他们在无意中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统一战线”。

“三大能人”的另一个相同之处是“能”。在蛤蟆滩，不但他们自己都觉得很能，彼此互不服气，就是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也都认为他们很能，而且很难说谁比谁更能。他们的差异只是在不同的政治形势下表现的程度和形式不同而已。

“三大能人”的“能”，和“创业难”的“难”遥相呼应，紧密相连。他们越能，合作化过程中的阻力越大，创立社会主义大业也就越难。突出地写“三大能人”的“能”，正是为了更有力地表现“创业难”的“难”。

(徐文斗：《蛤蟆滩的“三大能人”》，《山东大学学报》1963年第2期) 《创业史》还成功地塑造了蛤蟆滩“三大能人”郭振山、郭世富、姚士杰的艺术形象。

郭振山是土改时期叱咤风云的人物，是蛤蟆滩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在村里享有很高的威信。但当革命进入新的阶段时，他却被个人主义迷了心窍，只“给自己当家，不给贫下中农当家了”，一心埋在个人发家的“小五年计划”之中。作者抓住郭振山“最势利眼”、老谋深算、骄横强悍的特点，通过他动员“活跃借贷”、装病躺床上、教育徐改霞、参加支部大会、迎接杨副书记、向梁生宝挑战，以及灯塔社出事后的幸灾乐祸等描写，揭示了他自私自利、装腔作势、口是心非、阳奉阴违、阿谀逢迎、背后骂娘，名为共产党员，实为个人主义者的思想性格。作者写这个人物，没有简单化、表面化，而是从他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和思想意识出发，严格地区别于郭世富和姚士杰，因而他是一个很有性格深度和教育意义的艺术形象。

郭世富和姚士杰是既有共同点又有差别性的两个反面形象。在对待合作化的态度上，他们有共同点；但由于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的不同，他们在动机和行为上又带有各自的特点。富裕中农郭世富工于心计，精于盘算，善于随机应变地保护自己。他出于个人的发家愿望，反对互助合作运动，但他不搞非法的破坏活动，只是和互助组公开地开展和平竞赛。富农姚士杰，对共产党、对新社会有着刻骨的仇恨。他保留着国民党党证，妄图变天，但又不敢公开捣乱。他表面上装着“老实”、“积极”，内心则阴险狠毒、诡计多端。他偷运粮食、放高利贷、拉拢白占魁、素芳，暗中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企图搞垮互助组，表现了他作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后台的丑恶面目。

(汪名凡主编：《中国当代小说史》，第144—145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版)4． 同中见异与对立方法

《创业史》是用什么艺术方法塑造出如此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呢?我以为，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对比法。这个对比法，正是恩格斯所准确提出的那种“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的方法。这是一条异常宝贵的创作经验，是成功地塑造人物形象的一个“诀窍”。我觉得，肯于钻研生活、勇于艺术探索的柳青同志，是深得其法的。

为了使人物“彼此区别更加鲜明”，以完成人物的个性化、典型化，作者始终采用了“对立的方式”，这就是：一、性格化——写“对立”的性格……二、性格冲突——在“对立”中写性格……

(阎纲：《〈创业史〉艺术谈——在“对立”中刻画人物》，《上海文艺》1978年第7期) 虽然柳青也写出了各阶级、阶层人物政治面貌的多样性、差别性，但尺度的单一决定了所衡量对象的单一，《创业史》中的人物始终没有脱离“左中右”的三分法和“主导倾向”与“非主导倾向”的二分法。以阶级分析配置人物为起点，把人物之间矛盾线索的安排建立在阶级矛盾、阶层矛盾的哲学基础上，使作品的情节展开，从根本上失去了偶然性和独特性。一切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惨淡经营的多样化和差别化，并未脱离文学形式对政治运动直接模拟的樊篱，根本上还是人物性格的单一化、人物配置的类型化和情节安排的程式化。

(宋炳辉：《“柳青现象”启示——重评长篇小说〈创业史〉》，《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 《创业史》从根本上不是那种“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艺术赝品；相反，倒是对那种曾经一度流行过的狭隘的、简单的、教条主义的典型公式有力的打破。不同阶级、阶层的人物固然面目不同，同一阶级、阶层的人物也性格各异。对待互助合作化的态度，贫雇农阶级既非步调总是一致，富裕中农亦非铁板一块。梁生宝、高增福、冯有万、任欢喜们坚决要走集体化道路，梁三老汉、王二直杠、赵素芳却各有各的表现。郭世富对社会主义革命怀有强烈的抵触情绪，韩培生却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积极拥护者。就是同一个家庭，同是共产党员，政治态度、立身处世也往往很不相同甚至南辕北辙，梁生宝和梁三，梁生宝和郭振山不就是典型的例子吗?《创业史》遵循生活的辩证法，写出了生活的复杂性，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人的生活遭际、心灵历程的独特性和个别性。

(罗守让：《为柳青和〈创业史〉一辩》，《文学评论》199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