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题叙题叙这种写法，不是柳青的发明。在过去许多著名的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碰到类似的写法，不过不叫做题叙罢了。读了柳青的题叙，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高尔基《母亲》开头的写法。把柳青的题叙与高尔基《母亲》的前两章加以比较，倒是很有意思的。表面看来，《母亲》的前两章与全书似乎有些游离，调子也不太一样，但是，正是在第一、二章中，高尔基以极为简赅的笔墨，通过对老符拉索夫及其生活环境的描写，给我们展现了一幅俄国工人世世代代的生活图景，深重的压迫使他们变得粗野不堪，苦闷、窒息、酗酒、斗殴，让人们感到这种生活一天也不能继续下去，非改变不可。这样的背景，就是巴维尔这一代觉悟起来的无产阶级战士活动的历史舞台，他们既是那种旧生活的必然产物，又是它的革命者和改造者。《母亲》前两章，篇幅不长，但却给全书的史诗的概括和规模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基础。《创业史》中题叙的作用与《母亲》前两章大致相同，但在写法上却是迥然不同。在苏联文学作品中，还可以看到的类似题叙这种写法的是萧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的开头，那里叙述了麦列霍夫家族的命运和血统，但是以其概括的历史深度而论，远没有起到《母亲》开头的作用……题叙的主要作用就是，把《创业史》的内线伸向中国农民历史命运的深处去，使《创业史》所描写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环节，同整个历史的链条结合起来。只有从各个历史的环节中看历史，才能看出真正的历史，《创业史》的史诗效果从这里得力不少。

题叙笔致细腻，然而构图宏阔，可以说是文无废字，经得起逐字逐句加批。在艺术上可以代表《创业史》的大部分特点。

题叙本身的结构，是三段。第一段从1929年大饥荒后的隆冬写起，这正是梁家家道第一个起落之后。在这里写了梁三娶妻、收子，打算创家立业。第二段写梁家父子再度创业的奋斗及其幻灭，事实证明，在旧制度下靠老老实实的劳动是创不了业的。第三段写解放、土改、梁三老汉再萌创业的美梦，梁家草棚院父子的矛盾，这样的矛盾已经是《创业史》本身所展示的带有根本性的矛盾了。

题叙的艺术力量还在于，柳青通过各种有形无形的线索，把它同行将展开的两条道路的决战紧紧地连接起来。到了第一章，像大家所看到的，作家立刻把梁家草棚院的矛盾，在郭世富上梁立柱的爆竹声中，和热闹的酒席宴前，引向蛤蟆滩的总的矛盾中去，《创业史》的第一部揭开了。

(何文轩：《论〈创业史〉的艺术方法——史诗效果的探求》，《延河》1962年第2期) 位居篇首的“题叙”，通过概括梁家父子两代人在旧社会20年的充满着“劳苦、饥饿和耻辱”的发家创业史，构造了一座可以称为历史的缩影的舞台，上面敷演着中国农民旧的创业悲剧。这个纵览全篇、俯瞰整体的“题叙”和小说着重描绘的在更为广阔复杂的现实舞台上进行的创社会主义大业的历史形成了深刻而鲜明的对照。这一结构上的对比，十足地体现了党的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不是自上而下地带进蛤蟆滩，它是发自农民内心深处的历史的必然要求。

(邹贤敏：《论〈创业史〉的结构艺术》，《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2． 结构

取头去尾，《创业史》第一部共30章。分上下两卷。上卷17章，下卷13章。上卷的事件以活跃借贷为中心，下卷以梁生宝的互助组进山、出山为中心。两个中心的安排服从于两条道路的斗争，而两道路之间的斗争，又基本上围绕着这两个中心事件扩展而来。

在结构上，上卷是特别有意思的。梁生宝是第5章才出场的。作者是在比较充分地描写了蛤蟆滩的各种矛盾以后，特别是描写了自发势力的嚣张气焰以后，才把他的主人公迟迟地送上场来。这时在活跃借贷问题上同富裕中农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已经以毫无结果而告终，最有威望的郭振山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无力，他已无法控制蛤蟆滩的形势了，于是梁生宝的出场，就显然有了举足轻重之势。第9章是上卷的关键，小学校里，活跃借贷彻底成为僵局，两个营垒的界限再清楚不过地划了出来，真是逼上梁山，贫苦农民只有一条路好走了，这就是团结在生宝周围，以进山的行动回击自发势力的第一个挑战。9章以后，作者又很仔细地从活跃借贷失败后的反响中，描写了一次蛤蟆滩的各个阶层的新的动态，加深了各个人物的性格特点。

整个看来，《创业史》艺术结构的特点是谨严的，是于谨严之中见宏伟。

(何文轩：《论〈创业史〉的艺术方法——史诗效果的探求》，《延河》1962年第2期) 艺术世界的宽狭，相应地制约着作品的结构方式：《三里湾》基本上是“现在进行时”时态和故事结构，是单线条地叙事写人，依次是写农业合作社的扩大过程的；《山乡巨变》中采用的是“散点透视”，暗合于中国画所富有的画境诗意的表现力，点染出清溪乡的此时此刻的生活氛围；在空间上，两者都刻意于作品中的特定村落，很少把视线转向别处；《创业史》的史诗结构，则要开阔得多，历史的纵线上，设置了梁三老汉当年失败了的个人创业史以与梁生宝所代表的合作化集体创业形成鲜明的对照，把蛤蟆滩的过去和蛤蟆滩的现在连接起来，获得历史的深度；在现实生活中，梁生宝与蛤蟆滩“三大能人”郭振山、郭世富、姚士杰的斗争，在《创业史》第一部中刚刚铺开，甚至还很少正面交锋，预示着今后错综复杂的、长期而艰苦的斗争(不像赵、周那样在作品中为人物的事件做出尽可能完美的结局)。同时，改霞进工厂的情节把城市和乡村联系在一起，把国家的工业建设与农业合作化运动联系在一起，梁生宝的妹妹作为志愿军的未婚妻，又把作品的视线引向50年代的朝鲜战场，较好地概括出时代的整体特征。

(张志忠主编：《中国当代文学艺术主潮》，第75—7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月版)3． 心理描写

心理描写在《创业史》里比重很大，每一个人物的描写都不例外，给人的印象很深。你能忘记第一章梁三老汉叫“梁伟人”起床以及第一部“结局”里他排队打油的心理活动吗?你能忘记郭世富赶粮食市集对蛤蟆滩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策略的成套设想吗?我们也不能忘记：郭振山受批评后“病”在炕上对于是不是要“在党”的想法；姚士杰对于白占魁和高增荣求借时所用的心计；王二瞎子这个清朝的冤魂对处世哲学、治家之道和伦理观念的自我欣赏；改霞在婚姻问题上的一系列的苦闷和打算，以及郭世富架梁时和梁生宝分“百日黄”稻种时各类人物的心理反应。尤其写得引人入胜的，是梁生宝的心理活动，这种描写几乎渗透在这个蛤蟆滩为众人特别注目的人物性格历史的全过程。

(阎纲：《〈创业史〉艺术谈——在“对立”中刻画人物》，《上海文艺》1978年第7期) 柳青同志的眼光主要不是落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般行程上，他要揭示伟大的历史变革初期时代的生活和情绪的变化，描写农村各阶层人物的精神面貌，表现广大农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从向往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开始到走向社会主义这一转变的情绪过程。他不精心于一个完整故事的编造，不着眼在故事情节的纵向发展，而是“对农村社会各阶层人物的精神状态进行系统的勘察、掘进、开采、提炼和加工”，既充分地揭示各阶层代表人物富有个性的独特的内心世界，又把大多数农民群众如何“带着各种复杂的感情，和几千年的生活方式永远告了别，谨小慎微地投入新的历史巨流，探索着新生活的奥秘”表现得异常鲜明。他善于抓取典型的人物和典型的环境深入开掘，不到把每一个情节所蕴藏着的全部社会政治意义正确地发掘出来，决不罢手，不到把人物心灵的每一悸动都传达给读者，决不罢手；有时为了这样的目的，他甚至把正在向前发展的情节搁在一边，领着读者进入特定人物的精神状态，去追寻人物心灵的踪迹。因此，作品中情节的故事性和戏剧性不是很强烈，而更多地带有心理的性质。以这样的情节为材料组织矛盾，安排人物和事件．主要的就不是迅速地展开情节，变换场境，而在逐章逐节地解剖人物的灵魂。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都有专门的章节，根据矛盾冲突和性格发展的不同，分别被配置在总体情节发展的每一个大的阶段上。这样，全书每一章都差不多集中刻画了一两个人物，或者集中描写了一两个群众场面，组成一篇篇精彩的个性心理特写和深刻的集体心理的鸟瞰图。作者以梁生宝为小说的灵魂，把以梁生宝为中心、以互助组的巩固和发展为主要内容的线索作为情节的主线，由它织络起全书的生活内容和人物关系，以它为中心把那些比较单纯的、表面逻辑不太强的情节有机地结构进来，从而集中而强烈地概括了时代的精神面貌，自然而清晰地再现了历史发展的行程。

(邹贤敏：《论〈创业史〉的结构艺术》，《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 柳青研究过心理学、教育学和逻辑学，吸收了我国古典小说和外国优秀小说中心理描写的经验，加上自己对生活的细心观察、分析和体会，在运用心理描写塑造人物方面进行了长期的创造性的艺术探索。他的作品几乎全部是描写陕西农民心理变化过程的。《种谷记》写的是大生产运动中农民的心理活动；《铜墙铁壁》写的是解放战争中农民的心理活动；《创业史》则是描写农民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心理活动。在《创业史》(第一部)中，几乎每个人物都有丰富的内心活动。作者一层层打开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人物的灵魂，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梁生宝刚刚登上政治历史舞台，现实生活就给他提出了种种矛盾：贫苦农民的生活困难、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进攻、互助组的巩固、与郭振山的团结、家庭问题、恋爱问题、教育农民的问题，等等。一系列的矛盾像一层层波浪，在他的脑海中翻滚着、奔腾着。他总是不急不躁，从实际出发，联系党的教导，把许多事情联系起来思索，然后，按照党的政策、原则和群众的愿望，使问题一个个得到合理解决。这样，作者就把梁生宝忠于党、忠于共产主义理想的性格展示得十分鲜明、突出。同样，生活在蛤蟆滩的其他人物也都在考虑着自己最关心的问题。梁三老汉出出进进，想着叫儿子听他的，还是他听儿子的；郭振山躺在床上想的是“在党”，还是不“在党”；郭世富走在路上算计着是跟互助组比赛，还是不比赛；徐改霞在柿子院权衡着是跟梁生宝结婚，还是去考工厂；王二直杠念叨着什么叫“天官赐富”；姚世杰盘算着是否借粮食给白占魁和高增荣。一系列的心理活动，刻画得是那样真实细致、生动而又入情入理，使得每个人物形象不仅有一个独特的躯体，而且有一颗属于他自己的活的灵魂，让读者能够见其人，知其心。作者又往往把心理描写和景物描写、肖像描写、细节描写以及富有哲理性的抒情议论交织在一起，显得幽默活泼，又意味深长。

(二十二院校编写组：《中国当代文学史》，第160—161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三、 作家自述：“三个学校”和“六十年一个单元”

最困难的是结构，或者说组织矛盾。就是说，最困难的是开头到一半以前。这是非常困难的，许多原来毫无关系的人，被作家调动在一块工作和生活，性格各不相同，思想很不一致，多方面发生矛盾，要完成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在世界并不存在，只是作家的头脑想象出来的。组织这个矛盾，展开斗争，并不是没有限制。它在大的方面要合乎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在小的地方要合乎实际生活的细节，就好像世界上有过这个事一模一样。就好像这些人本来都在一块一模一样，不能给人看出破绽。

(柳青：《回答〈文艺学习〉编辑部的问题》，《文艺学习》1954年第5期) 作家在展示各种人物的灵魂时，同时展示了自己的灵魂。这是不可避免的，不可掩饰的，也是不容吹嘘的。作家的世界观，他的生活态度、写作态度、气质和性格，都在他的作品里找得到表现。

(柳青：《永远听党的话》，1960年1月7日《人民日报》)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新思想，还就跟十几年前一样，老生常谈。比如说，三个学校呀，六十年一个单元呀。十几年前参加这样会的同志，很熟悉这两个名词。

什么是三个学校呢?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

什么是六十年一个单元呢?意思就是：文学事业，是一种终生的事业，要勤勤恳恳搞一辈子，不能见异思迁。

(柳青：《生活是创作的基础——在〈延河〉编辑部召开的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录音］，《延河》1978年第5期)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要热爱这个制度，要描写要歌颂这个制度下的新生活。我写这本书就是写这个制度的新生活，《创业史》就是写这个制度的诞生的。我想能把它写完。虽然我只写到集体化这个阶段，但是，很重要的阶段，写社会主义思想如何战胜资本主义自发思想，集体所有制如何战胜个体所有制、农民的小私有制。

(柳青：《在陕西省出版局召开的业余作家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延河》1979年第6期) 作品转动的轴承是什么东西?就是人物。人物是你小说构思的中心，也是结构的轴承。没有人是不行的……一个作家学会了以人物为中心来构思，是很费劲的，这也是一个本事，要学会这个本事。一般的都是先想好故事，再找人物来说明故事，人物出来为故事服务。这也是难免的。我们要逐步做到让故事为人物服务，以人物为转移。作品不是故事发展的过程，不是事件的发展过程，不是工作和生产过程，而是人物发展的过程，是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过程，是作品中要胜利的人物和要失败人物他们的关系的变化过程。写失败人物由有影响变成没有影响的人，退出这个位置，让成功的人物占据这个位置。《创业史》简单地说，就是写新旧事物的矛盾。蛤蟆滩过去没有影响的人有影响了，过去有影响的人没有影响了。旧的让位了，新的占领了历史舞台。第一部大家已经看见了。第二部试办初级社，基本上也快写完了，没有多少了；第三部准备写两个初级社，梁生宝一个，郭振山一个；第四部写两个初级社，合并变成一个社，成了一个大社，而且是一个高级社。大体上这样。事情简单地说几句就完了，但作品中人与人的关系变化说起来就多了，处理起来就麻烦了，就复杂了。我用的是很陈旧的词句，简单一句话，就是新旧力量的斗争，就是毛主席在《矛盾论》里所讲的新的胜利了，旧的让位了。这个新的、旧的，就看你所写的历史内容了。这是第二点。人物是中心，写人的发展，人与人的关系，矛盾斗争。

(柳青：《在陕西省出版局召开的业余作家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延河》1979年第6期) 首先在哲学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是：任何杰出人物(英雄)都不能决定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而是他们自己顺应着社会发展的趋势而出现。根据这个原理我理解：是某个时期社会矛盾或者社会运动的性质和特点决定那个时期杰出人物(英雄)采取什么行动，而不是某个时期的杰出人物(英雄)的主观行动决定那个时期社会矛盾或者社会运动的性质和特点。在我看来：民主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和英雄行为的历史内容和表现形式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有原则的区别。具体地来说，民主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的历史内容是剥削和反剥削、压迫和反压迫与敌对阶级争夺社会统治地位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应该强调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反对恩赐观点，所以面对面的斗争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但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合作化运动初期，阶级斗争的历史内容主要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地主和富农等反动阶级站在富裕中农背后。在这个斗争中，应该强调坚持社会主义思想在农村的阵地、千方百计显示集体劳动生产的优越性，采用思想教育和典型示范的方法，吸引广大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孤立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和站在他们背后的富农，只有违法乱纪的、无法挽救的党员、干部，不守法的反动阶级分子，要受到群众的斗争和法律的制裁。根据矛盾的这个性质和特点，互助合作的带头人以自我牺牲的精神，奋不顾身地组织群众集体生产，以身作则地坚持阵地和扩大阵地，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就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其次在美学上，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个根本规律是：内容决定形式，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创业史》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这个主题思想和这个题材范围的统一，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具体内容。小说选择的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一次成功的革命，而不是以任何错误思想指导的一次失败的革命。这样，我在组织主要矛盾冲突和我对主人公性格特征进行细节描写时，就必须有意识地排除某些同志所特别欣赏的农民在革命斗争中的盲目性，而把这些东西放在次要人物身上和次要情节里头。根据我的思想感情、多年的亲身体会，这是指导互助合作运动的党成熟了，而不是梁生宝成熟了。梁生宝只不过是一个由于新旧社会不同的切身感受而感到党的无比伟大，服服帖帖想听党的话，努力捉摸党的教导，处处想按党的指示办事的朴实农民出身的年轻党员……简单的一句话来说，我要把梁生宝描写为党的忠实儿子。我以为这是当代英雄最基本、最有普遍性的性格特征。在这部小说里，是因为有了党的正确领导，不是因为有了梁生宝，村里掀起了社会主义革命浪潮。

(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延河》1963年第8期)四、 编者评点：现实主义的政治化与政治化的现实主义

探索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和生活道路，是柳青创作的基本主题。他的一生，想的是农民，写的是农民，农民问题不仅构成了他现实主义的主要特色，而且也成为其艺术探求的终极目标。

但柳青绝非一般的旧现实主义的农民作家，以普通的农民的眼光看生活，单纯地描绘农村的民情风俗；而是以一个革命者的姿态，站在时代历史的宏观高度，去探寻农民的历史和现实命运以及未来的发展道路。尤其突出的是，他总是把农民放在历史变革或转折的重要关头加以表现。《种谷记》取材于陕甘宁边区生产互助运动，《铜墙铁壁》描写的是农民在解放战争中的表现，而《创业史》则直接反映50年代初期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柳青上述这种创作态度和艺术使命，给他的现实主义平添了明显的理想化、政治化的色彩，使他的作品敏于对新事物、新思想的捕捉，通篇洋溢着浓烈的政治激情，有一种激动人心的感情力量。这些特点在《创业史》中表现得最为充分。相形之下，早期的《种谷记》就没有完全摆脱旧现实主义的影响，在那里，还可看到不少跟作者要表现的革命现实相游离的、并无多大意味的琐细的生活细节描写。《铜墙铁壁》克服了这种缺陷，但比之后来的《创业史》，则要粗糙、逊色得多。《创业史》的创作表明：柳青的现实主义不仅成熟了，而且与时代主流政治逐渐趋同，它不能不明显地具有政治意识形态叙事的特点。

尽管对《创业史》的评价有不同的看法，但多数同志认为：作品中的现实主义描写既有比较清醒的一面，也有不够清醒的一面。清醒的一面使他坚持了艺术的真实性原则，对于当时一些他不以为然的东西，有自己的保留态度和“曲笔”。如在情节构思上，坚持自己对农业合作化性质和特点的认识，没有迎合时尚将社会矛盾斗争庸俗化。不够清醒的一面，表现在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性估计偏高，对主人公梁生宝身上所固有的农民弱点认识不足等。至于在1977年的修改本中，牵强附会地加上批判刘少奇所谓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字句，更是令人深思和惋惜。当然，严格地讲，这不只是柳青个人的过错，同时也是那个时代中国社会作家的悲剧。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创业史》在艺术上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

(一) 宏伟结构与精细描写的结合。小说艺术时空深广阔宏，围绕梁生宝与梁三老汉、梁生宝与郭世富、梁生宝与姚士杰、梁生宝与郭振山四条矛盾线索展开对建国初期波澜壮阔历史内容的描写，将艺术笔触伸向生活的里层细处；而且还通过改霞进工厂、梁秀兰与杨明山的爱情，把蛤蟆滩的农业合作化与当时全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联系起来，从而使作品气势磅礴，构架宏伟。可是在具体展现时，作者又能够做到精细入微，尤其是对人物内在精神世界的状写，往往淋漓尽致，入木三分。这样，全书就显得大而不疏，细而不琐。

(二) 叙述与抒情议论的结合。小说既充分发挥现实主义客观叙述的特长，用酷肖逼似的精确还原和细节化的描写，如实再现了当时时代生活的演变及其心灵引起的震撼。严谨的创作态度和对生活的谙熟，使他笔下的人物如梁三老汉、“三大能人”等，其言行举止、精神貌态，简直叫人觉得与实际生活分毫不差，仿佛就是从生活中召唤而来的。然而这些描写又饱和着作者不可遏止的抒情议论，如对梁生宝换稻种的赞美，对郭振山害“病”的谴责，对郭世富卖粮的揭露。这些抒情议论的穿插引进，不仅成为形象和情节的补充，而且还有效地提高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感染力。

(三) 时代精神与地域风情的结合。柳青注意时代精神的把握，他通过梁生宝及其互助合作运动的“创业史”，体现我们这个苦难民族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顽强意志，奏响了一个时代高昂激越的主旋律。但他这种精神的表现是与关中地域风土人情的描写，如质朴的农民生活、淳郁的田园气息、渭河两岸的自然风光、陕北农村的民风民俗融为一体的。因此，读来既有强烈的时代性，又有浓郁的地方韵味。

五、 参考文献和思考题

1．参考文献

柳青：《皇甫村的三年》(特写)，作家出版社1956年11月版。

柳青：《创业史》(第一部)，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6月版。

柳青：《创业史》(第二部上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6月版。

柳青：《创业史》(第二部下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6月版。

2．思考题

① 简述梁宝生、梁三老汉的形象塑造。

② 《创业史》的“题叙”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