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家简介：漫游在历史的王国里

姚雪垠(1910—1999)，原名姚冠三，河南邓县人。少年时代，因家贫只读过三年小学和不到一学期的初中。1929年从邓县到开封，考上河南大学预科。他曾希望做一个历史学家，后来又想在中国文学上作出贡献。然而，在预科读书期间，由于参加开封的学潮而被学校开除，流浪到北平，开始了穷困艰苦的投稿生涯。1938年春发表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受到文艺界的重视。40年代，先后出版了《牛全德与红萝卜》、《春暖花开的时候》、《戎马恋》、《长夜》等中长篇小说。在这些作品中，写得最好的要数带有自传体色彩的《长夜》，它大概是中国第一部比较真实而深刻地描写农村“土匪”生活的现代长篇小说，为他后来的《李自成》创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解放战争期间，姚雪垠一面在大学教书，一面着手研究明代以“东厂”和“锦衣卫”为镇压工具的特务政治以及崇祯的宫廷生活，发表了《明朝的锦衣卫》、《崇祯皇帝》等历史论文。建国后曾任教于上海大夏大学，后调至武汉作家分会。

姚雪垠早在30年代初就开始接触明末农民战争的史料，到40年代初产生了创作《李自成》的念头，开始搜研史料。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才有条件广泛深入地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并做了数以万计的资料索引卡片。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就在这年的秋天，他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正式开始了《李自成》的创作，并于1963年出版了第一卷。“文革”期间，因无法进行正常的写作，姚雪垠不得已上书毛泽东，请求帮助。后经毛泽东过问，姚雪垠移居北京，修改和撰写《李自成》的续作。“四人帮”粉碎后，《李自成》第二、三卷分别于1977和1981年出版。第四、五卷在他去世后不久的1999年出版。全书总计三百余万字，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篇幅最长的一部长篇巨著。其中第二卷曾于1982年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李自成》问世以来，评述很多。大体说来，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以赞肯为主，好评如潮。80年代后期始，多种批评包括严厉批评的声音陆续出现，散见于有关的报纸杂志。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在转型期多元共存的思想艺术观。

二、 评论文章选萃1． 题材开拓与文学史意义中国的封建文人也曾写过丰富多彩的封建社会的上层和下层的生活；然而，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解剖这个封建社会，并再现其复杂变幻的矛盾本相，五四以后也没有人尝试过，作者是填补空白的第一人。

(茅盾：《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文学评论》1978年第2期) 建国以来的历史题材作品(不算现代革命史题材的作品)，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写统治阶级中起过进步作用的杰出人物(如《林则徐》、《甲午风云》)，一是写历史上中下层知识分子(如《李时珍》)。这些题材都是需要的，有意义的。但用这两类题材表现历史，本身也有一定的局限……姚雪垠同志的《李自成》是建国以后第一部以农民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而且它选取的又是古代许多次农民起义中最著名、规模最大、最有代表性的一次……这本身就富于创造性，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但是，重大题材并不能决定作品的实际成就和价值……更为重要、更为可贵的是，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明末历史，形成了一些科学的深刻的独到的见解。这是《李自成》这部小说之所以能具有深刻的主题、震撼人心的思想力量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

(严家炎：《〈李自成〉初探》，《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 对于我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尤其是对于李自成，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曾多次提到，给予很高的评价，同时也指出要总结和记取历史上农民战争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述，也是姚雪垠同志写作《李自成》的指导思想。他严格遵循和力求充分体现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既要形象地再现明末清初的社会风貌，更要通过对人物性格的刻画，深刻地、全面地表现历史的本质，总结李自成的成功与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李自成》第一、第二卷出版后，它在读者中已经起到而且将会长时间地(不止一代、两代人)起到巨大的历史教育作用。

(江晓天：《评〈李自成〉》，《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9月版) 《李自成》另一个潜在的问题是对农民起义根本性质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缺乏必要的反思，因此在深厚的文学修养与清醒判断之间难以取得平衡，影响了作品应有的历史思考深度。坦率地说，《李自成》在当代文学史上有较高的地位，与当时关于农民起义的政治定性不无关系，在这种非文学的意识形态的簇拥之下，作为历史小说的《李自成》却以非历史的方式受到嘉奖，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其实，就作者塑造人物、结构情节、统辖全篇的高超艺术功力来看，小说理应取得属于自己的艺术成就和荣誉，完全不需要意识形态来帮忙的。无论如何，《李自成》在当代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中，其成就仍然是有目共睹、位列前茅的，而且对此后的创作也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杨匡汉主编：《惊鸿一瞥——文学中国：1949—1979》，第46—47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版)2． 李自成

小说将这位古代农民革命的领导者，写得十分光彩照人。他既是一个有宏伟抱负的政治领袖，又是一个有指挥才能的军事统帅。他胸怀大志，高瞻远瞩，骁勇善战，深思多谋，品格坚毅，作风民主，遇危难奋不顾身，与部下同甘共苦。特别到第二卷时，他已经以一个既能明确提出革命纲领又能灵活运用斗争策略、政治上成熟的革命领袖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了。这样写是否有点过于高大，有点不够真实呢?不!历史上的李自成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从艺术上说，李自成形象的塑造，贯穿着两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把人物放在斗争的急风暴雨、惊涛骇浪中，通过大起大伏、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来刻画人物性格，既突出他作为杰出的农民领袖的高贵品质和卓越才能，又合理地写了他在风浪中经受磨炼、逐渐成熟的过程……

贯穿在李自成形象塑造中的另一特点，是准确地选取一系列经过提炼的富有表现力的典型情节。

(严家炎：《〈李自成〉初探》，《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 李自成是整个小说的主人公。但是，作者并没有“过分欣赏自己的主人公”，更没有把他理想化，写得“高大完美”……作者只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尊重历史辩证法，力求正确、客观地塑造我国历史上这位杰出的农民战争领袖人物的典型性格。第一、二卷中，不仅写了他有帝王思想、天命观，还通过一些细节的、心理的描写，表现人物的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以后各卷还要逐步深入地写李自成的弱点、缺点和错误，最后终于失败的历史教训。这些，不但无损于李自成这个历史人物的光辉形象，反而显得更加真实。

(江晓天：《评〈李自成〉》，《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38页，上海文艺版社1979年9月版) 需要特别提及并予以讨论的是李自成的英雄形象问题。这个问题较复杂，也有争论。我不赞成把李自成的形象说得一无是处，予以全盘否定。平心而论，较之当前同类题材历史长篇中的其他农民领袖，我以为这个形象是达到了水平线之上的，确有自己特异的思想艺术光彩。他在政治上高瞻远瞩、英武果断和豁达大度的领袖风度；军事上骁勇善战、有胆有识、置身于惊涛骇浪而能指挥若定的英雄气概；以及坚定刚毅的品性，平易近人的作风……在小说中均不乏精彩动情之笔，血肉实躯确有嘘唏感人之处。这一切理应予以充分的肯定。

但是，正如历史上许多优秀作品常常存在的情况一样，作者着力刻画和歌颂的主人公李自成，在艺术上却难以令人满意，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也较为明显：落墨虽多，却缺乏更多的艺术创新、更感人的艺术光彩、更鲜明的性格特征；强调英雄的“理想”和“治国大计”时，却没有正确把握住农民造反者和封建地主阶级改革派之间的阶级差异，致使模糊了英雄思想性格质的规定性；但更突出的，我以为还是表现在为了理想忘了历史，为了或然性忽视必然性，把历史人物理想化、现代化。李自成形象有时何以给人以不真、不像、不亲之感，关键就在于此……造成这种理想化、现代化的原因可能比较复杂。一方面，思想感情上过分欣赏自己的主人公，颂爱之时，缺乏冷静有效的节制，以致把人物写得太高太完美了；另一方面，确实也有思想上受“四人帮”某些思潮影响的问题。最突出的例子是在第一卷修订本中增添了李自成对张献忠所说的“路子”对头决定一切的话。这显然是受了“四人帮”把一切都说成“路线问题”的形而上学观点的影响。

(吴秀明：《三百万言写史诗——读〈李自成〉前三卷》，《文艺报》1983年第1期) 从文学本身而言，我对《李自成》的第一卷印象较好，但遗憾的是，《李自成》后来一卷不如一卷，一卷比一卷粗糙，愈写愈差。这大概不是我个人的感觉。对于这种“一卷不如一卷”的走下坡现象，有的同志认为，这是因为姚先生的贪大求全。有人认为姚先生的写作，靠录音和靠秘书整理，这一方式用于创作故事性很强的类似“话本”、回忆录的东西还可以，而要写好文学性强的严肃作品，就很值得研究。另一些同志则认为，“一卷不如一卷”的原因，在于姚先生坚持了“三突出”、“高大完美”等文学观念。按这种理论精心设计自己的人物，人物就不能不成为抽象的寓言品和简单的时代精神的号筒，李自成、高夫人这些主要人物，都成了这种号筒。人为地把古人现代化，甚至把古人经典化，就显得不伦不类。

(刘再复、刘绪源：《刘再复谈文学研究与文学论争》，《文汇月刊》1988年第2期)对李自成这一“中心人物”和他所领导的军队的描述，被看作是这部小说的主要价值所在。李自成在作品中，以有高度智慧、才干和崇高品德的起义军英雄和领袖的形象出现，他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豪杰，而且是有着政治家和军事家才干的领袖。姚雪垠对于这一人物(以及高夫人等)和起义军的描写，明显地是以20世纪以井冈山为根据地的农民武装作为参照。李自成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他的卓越的军事才能，他的严以责己、宽以待人，以及他的天命观和流寇思想等弱点；起义军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原因，军队与百姓之间的“鱼水关系”，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对军队发展的重要性——所有这一切，都来自于对20世纪工农红军的经验教训的总结。这是作者考察明朝末年那支起义军的思想基点。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12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3． 崇祯

崇祯所以称得上是艺术典型，就因为在他身上概括了相当丰富的历史内容，集中了封建社会特别是晚期的反动没落统治者的许多共同特点，具有很深的社会意义：

第一，这形象显示了“绝对君权”制度下封建帝王那种令人难以想象的残酷专横……

第二，崇祯的形象也有力地显示了封建反动统治者在农民起义严重打击下极端虚弱的本质……

第三，崇祯这个形象也概括了历史上最黑暗腐朽的反动统治势力的一个重要特点：对入侵者妥协，对革命人民镇压。

(严家炎：《〈李自成〉初探》，《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 这是一个很有深度和力度的帝王形象，他的突出的个性和丰富复杂的思想性格在迄今的描写帝王典型的文学作品中是仅见的。作为一个“亡国之君”，崇祯确不像其他末代皇帝那样荒淫无度、昏愦无能，或年幼无知、大权旁落，而是以“中兴”朱明王朝为己任，宵衣旰食，亲理朝政，事必躬亲，励精图治。但是，由于当时政权的不可救药的腐败，也由于崇祯个人性格上的严重缺点，结果反而使他的一切挣扎显得“举措失当，制置乖方”，前途堪虞，大局日危。小说极其精细而传神地描绘了崇祯所演就的一出漫长的“聪明误”的悲喜剧，揭示了这个死要破落户面子的专制帝王在绝对君权制度造成和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下所形成的无限丰富复杂的思想性格内涵：横暴残忍、猜忌多疑、空虚孤独、悲观迷信、刚愎自用而又自谓英明果断，处事昏愦而又自以为谋虑深远，易受蒙蔽而又自以为明察秋毫……从而活画出了他的一副疯狂凶恶的嘴脸和畸形变态的精神状态，为我们进一步认识一切反动派纸老虎和真老虎的双重本质，提供了一面真实可信的镜子。崇祯形象所概括的丰富的历史内容和很深刻的社会意义，将使它当之无愧地可与中外文学名著中的阴险的埃古、伪善的塔尔丢夫、奸诈的曹操等反面典型媲美。

(吴秀明：《三百万言写史诗——读〈李自成〉前三卷》，《文艺报》1983年第1期) 如果说在《长夜》里，作者还停留于性格刻画的层次上，那么《李自成》已经涉足到人性描述的某些深层。特别是表现崇祯这个人物时，以“人化”来反证他的“异化”，从而大大丰富、深化了人物思想性格的内涵……

有关崇祯的人性描写是在其异化描写的时间性对照与空间性对照中完成的。这在作品有关崇祯—田妃的段落情节中尤其典型，当田妃与崇祯谈及李国瑞生病时，崇祯就意识(疑心)其与李有勾结，出于“天下共主”的尊严，他将田妃打入了冷宫。后来，又去后宫御探病中的田妃，七次揭帐被婉拒。从时间性对照看，前一段描写中，崇祯的行为时间性短，是出于一种惯性的社会应力；后一段则表现他复杂的情感，行为节奏缓慢，一连七次揭帐说明他对田妃仍颇有感情。一“长”一“短”的时间距离对照，展现了崇祯的情感世界的节候，与其说表现崇祯的“欲爱不能”，不如说表现他“不敢深爱”；从空间性对照看，两段描写从背景上叙述了人(异)化的存在。前一段描写中，在崇祯的空间里，田妃与李的勾结无疑将威胁他的帝王之位，出于“自我拯救”的欲望，他的行为其实是在消解不安因素，并以异化方式固定他的无形空间。后一段描写中，他对田妃的御探并不是以空间维护者的身份出现的，他是以“人”的存在方式出现的，并想以“人化”方式进入田妃的空间(“心”和“床”)，从而消解自我空间的膨胀与滞闷。

(成骏、吴秀明：《论大众视野中的姚雪垠及其〈李自成〉创作》，《通俗文学评论》1995年第1期)4． 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

关于这个问题，《李自成》的作者不仅在理论上有着精辟的见解，而且在实践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李自成》第一、二卷所写的主要事件，大都有历史依据；所写的主要人物，大都符合历史的原型。其他所写的“真人假事”、“真事假人”，或“人事两假”以及虚构的故事情节，有的虽非历史上所实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能产生。例如潼关南原大战历史上虽不曾发生，但由于刻画人物和突出主题的需要，作者却把它写得有声有色，从而表现了李自成及其将士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又如“谷城之会”本是李自成因势孤力弱往“投”张献忠，小说却改写为去推动张献忠重新起义，从而突出了李自成着眼革命全局的政治胸怀。这样写，虽然调动了历史素材，却符合了李、张政治品质的真实。又如商洛树旗，也是虚构的，其作用之一，是李自成为了策应张献忠的谷城起义，不惜冒被官军吃掉的危险，也要牵制敌人兵力，以减轻张献忠所承担的压力，从而表现了李自成的凛然大气，等等。由于这些虚构的艺术细节和典型环境都被融合在历史运动之中，而又把人物放在典型环境中去塑造，因而生动感人，真实可信。熟悉明末历史的读者，对书中的人物故事有着“似曾相识”的亲切感，这固然表现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同时也说明作品符合了历史的真实。

(李悔吾：《红杏枝头春意闹——〈李自成〉讨论会纪实》，1978年5月14日《湖北日报》)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的第十四、十五两篇中，概括了中国“讲史”(即历史小说)的两种类型……《李自成》似乎介于这两类“讲史”之间，作者既深入、广泛地发掘史料，使创作有所依托，又没有“拘牵史实，袭用陈言”，而是“深入历史，跳出历史”，正确处理了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的辩证关系，为历史小说的创作开辟了一条宽阔的道路……

小说这些“跳出历史”的艺术虚构，之所以是合情合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作者十分注重“细节的真实”，他把每一个细节都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从时间、空间的可能性上进行反复推敲，看其是否符合生活的客观规律，务使这些虚构的情节和人物，固然不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却必须是历史上可能发生和存在的。

(冯天瑜：《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二卷》，《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l期)5． 民族风格与地方特色

《李自成》字里行间洋溢着“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首先是由于作者对所要描绘的一切，大至轰轰烈烈的战争，小至打拳卖药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把握其民族和地方的特点，准确地描绘我们民族的历史生活，刻画了我们民族的历史人物。此外，小说出色地运用了我们民族传统的艺术表现手法。以刻画人物为例，小说中的人物性格、人物心理，不是像欧洲小说那样由作者出面作静止的、长篇的介绍和描写，而是密切结合故事的发展，让人物用自己的行为和语言来表达。像刘宗敏、郝摇旗的出场，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表现出他们各自的性格特点。至于李岩的起义就更为突出。小说先写他在红娘子破城后见到李侔先怨而后只好依从，见李字大旗先怒而后无可奈何；然后写他读汤夫人信而心潮起伏，激昂、悲哀、徘徊之情交织在一起；第三步写他下决心遣散家奴，处置财产；第四步写他在行军途中用不同面目对待三种不同人物的劝诱回头；第五步写他终于下定决心投奔闯王。把这个世家公子从不愿起义到犹豫彷徨，到最后决心起义的心理活动过程写得十分深刻，动作性强，有立体感。

我国古代小说常杂以诗词韵文和各种应用文体，或表现人物，或评价事件。《李自成》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古代各种文体的艺术作用，使之成为刻画人物不可代替的艺术手段。如李岩的《沁园春》一词，正好概括了这位生逢乱世，不屑求田问舍，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但又受旧思想束缚很深的世家公子的精神面貌。牛金星《游龙门题壁》三首绝句则“雍容凝重”，缺乏李岩那种关心人民疾苦的思想感情，表现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气派”。而初通文墨的张献忠，文风别具一格。谷城重新起义的“文告”的收尾，直截了当，不似文人们拐弯抹角，连那些举人、秀才也不得不服气，由衷称赞“收得十分有力”。

(张钟等：《当代文学概观》，第456—45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7月版) 首先，《李自成》的民族化是以现代化为前提的，是与现代化紧密结合着的。姚雪垠接受的是五四新文学的传统，他很早就坚决反封建，后来又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他写《李自成》，指导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这是最现代的思想，是人类思想史上的最新成果……我们可以说，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审美的角度，小说《李自成》都是文学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民族化是和现代化相联系、相渗透的，不带有任何守旧的意味，而是充满前进、创新的精神的。

其次，《李自成》所体现的民族化，不是外在的表面的，而是深入到民族生活和民族文化的骨髓里去的，是渗透在字里行间而且渗透得相当深的。《李自成》没有采取章回体，但由于相当有力地写出了民族的历史生活，深刻地体现出民族的审美心理、民族的文化心理，因而具有深沉的鲜明的民族风格……

还有，《李自成》艺术描写上的丰富多变，我认为也是和作者对传统美学思想的吸取有关系的。正像朱光潜先生所说，这部小说注意一张一弛，富有“节奏感”。一会儿金戈铁马、愁云惨雾，紧张得透不过气来；一会儿小桥流水、风和日丽，令读者心旷神怡。单元与单元之间的转换且不说，即使在同一个单元之内也常常有张有弛，富于变化……中国的文学、艺术历来都是讲究笔墨变化的。从楚辞起，就呈现出丰富瑰丽的色彩。姚雪垠很早喜欢《离骚》……创作《李自成》时，就有意识地作这方面的追求。

(严家炎：《漫谈〈李自成〉的民族风格》，《河南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作者认为，“用本民族的语言、本民族传统的艺术手法，写本民族的生活”，作品才会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这一艺术要求，在作品中得到了较完美的体现。小说真实地反映了民族心理、风俗习惯和具有地方色彩的风光，诸如明末清初的典章制度、社会风貌、民情习俗、山川景物，展现出民族生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它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民族传统的艺术表现手法，诸如采用以一目尽传精神的“白描”，有头有尾、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以人物的语言行动表现人物的性格、心理，借用旧体诗词等各种文体展示人物的个性、气质，以及大起大落、横云断岭的结构布局等，全是读者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它使用民族化的语言，包括规范化的普通话和富有地方色彩的方言土语，句式短，讲究音节美，具有强烈的民族生活气息，体现了本民族的习惯和风貌。

(汪名凡主编：《中国当代小说史》，第234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版)6． 关于战争描写及其他

第一卷中写战争不落《三国演义》等书的旧套，是合乎当时客观现实的艺术加工，这是此书的独创特点。以潼关南原之战为例，有时写短兵相接，有时写战局全面的鸟瞰，疏密相间，错落有致。义军分兵两路同时突围而略有先后，写了李自成一面，接写高夫人一面，重点在李自成，而高夫人一面仍然声势不凡，而两面有时亦复衔接。如此布局，极见匠心。

(《茅盾给姚雪垠的信》，《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9月版) 关于战争场面的描写，中国古典小说有一种传统的程式，相因成习。姚雪垠曾在一首律诗中对此作了概括：“阵前苦斗貔貅将，旗下旁观草木兵。”这种传统程式实际上反映了古代作家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尊主将如神物，视兵士为草芥，战争的胜败取决于将领们的本领高低。而这种写法又适应了封建社会风靡流行的英雄史观，因而在战争题材的小说创作中这类写法就能代代相因，成为传统。姚雪垠大胆地剔除了这一偏见，扬弃了这一传统。他从真实地再现历史生活的本来面貌的原则出发，“写出潼关南原大战的场面来，背叛了这个传统”。南原大战写得声威激壮，悲天壮地。在这场大战中，敌我双方的主将洪承畴和李自成并未直接照面，兵铁相击，“大战三百余合”，因为特定的战争条件决定了主将之间不需要照面，作者没有改变历史的条件，让作品硬行适应传统的描写手法。作者倾尽心血所描写的是一幅义军士卒用命、金鼓大振的战争鸟瞰图，怒马哀兵，同心戮敌，枯木朽株，一齐努力。刘宗敏巍立阵前，三易坐骑；高夫人分兵突围，袭扰临潼。李双喜勇胜左光先，贺金龙计退敌官军，郝摇旗独擒万人敌。孩儿兵几番请缨，动人心弦；老营眷属义无反顾，催人落泪。义军于垂危之际舍生忘死，将士于战阵之中毫不畏缩，即使连狗娃这样的普通农民也手提栎木棍，当向导雄姿英发，临疆场壮怀激烈。作者倾万斛激情于卷面，以磅礴如云的气概，描写了南原之战是民心之战、士气之战。这是对历史生活的真实描绘，对古代战争的唯物主义的正确反映，也是对古代战争小说中主将交阵、武艺决定一切的传统写法的大胆突破!正如姚雪垠本人所说的那样：“认真用艺术手法写出古代(明末)战争的面貌，而纠正从《三国演义》以来各种演义小说对战争场面的歪曲和程式化。”这充分反映了姚雪垠对文学遗产的积极态度。

(吴功正：《精湛的史诗艺术——论〈李自成〉》，第7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6月版) 从《李自成》里面我们看到了多少不同的战争场面!有农民战争，有民族战争；在战争上有自卫，有还击，有攻坚，有防守，有大大小小各色各样的战争描写，哪有雷同之感?!不仅与当今作品相比，就是与过去的作品相比，也难找到雷同之处。在义军方面，潼关南原大战与商洛山突围保卫战就不同，三打开封与朱仙镇大战就不同，无论是斗智，还是斗勇；是布局筹划，还是应付紧急局面，在容量和深度上，都有很大的扩展和增进。不像有些作品那样，还是停留在以描写我方为主，局限在一个地方的攻防出击，思想与生活的跨度都很小。《李自成》不同，思想跨度大，大都是敌我双方交叉地写，从最高统帅写起，从最高的指挥部写起，也写中层和下层，上下结合，内外结合，武中有文，文中有武，斗智斗勇，有勇有谋，互相交替，全面地表现战争，反映了战争的全局、全貌、发展和变化。在写明王朝方面，也是有声有色的，一点也没有简单化，既有上层的勾心斗角，也有战场上与义军轰轰烈烈的拼杀；有多少文官大将，性格多么鲜明，多么复杂，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血肉。

(王维玲：《从〈李自成〉的出版谈起》，《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年第1期)三、 作家自述：历史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

李自成是小说中的中心人物。我在塑造他的英雄形象时，在性格和事迹方面基本上根据他本人原型，但也将古代别的人物的优秀品质和才干集中到他的身上。由于史料上对李自成的生活和性格记载不多，也很抽象，我只得虚构了很多动人的情节，好使他的形象丰满而典型化。

(姚雪垠：《李自成》第一卷前言，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12月版) 为要替党的文学事业多尽点微末力量，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占领历史题材这一角文学阵地，填补起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长篇历史小说的空白，我将不断地努力追求，直至生命终止。

(《姚雪垠给毛泽东的信》，《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4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9月版) 关于写长篇历史小说，除内容方面的问题之外，我也在实践中探索一些艺术上的问题，包括如何追求语言的丰富多彩，写人物和场景如何将现实主义手法与浪漫主义手法并用；细节的描写应如何穿插变化、铺垫和埋伏，有虚有实；各种人物应如何搭配；各单元应如何大开大阖，大起大落，有张有弛，忽断忽续，波谲云诡等等。我没有研究过艺术理论，可以说缺乏起码的常识。我把以上各种要在创作实践中探索的技巧问题统目之为“长篇小说的美学问题”。

(《姚雪垠给茅盾的信》，《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6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9月版) 我认为，写历史小说也同别种题材的文艺创作一样，各个作家可以采用不同的艺术方法，通过不同的途径，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我写历史小说与40年代以来一些历史剧作家的写作道路就不相同，主张也不同。我觉得历史研究应该是历史小说的创作基础……

在我看来，历史小说应该是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的有机结合。所谓古为今用，应该是在作品中深刻地反映历史运动的规律，以历史的经验教训启发和教育今人，以历史上的英雄人物鼓舞和鞭策人们前进，而决不应该是随随便便地脱离历史客观实际，不顾历史运动的规律，断章取义，以古喻今，牵强附会，借题发挥。写历史小说，研究历史是第一步，小说构思是第二步，完成艺术表现——找到最好的艺术表现手段是第三步。第一步是基础，第二、第三步是从前者发展的。第二、第三步本来可作一步看，但我这么分开，是强调到第三步才算真正进入创作实践。

(《姚雪垠给臧克家的信》，《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8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9月版) 今后向前写和回头修改，都以阶级斗争为纲，努力写好阶级斗争，反映历史的客观规律，而不写自己所不理解的事，也不在历史本身规律之外、历史条件允许之外，附加不可能的事。倘若能够深刻地写出明末的阶级斗争和历史规律，塑造出一批典型人物，从而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在读者面前展开一幅描绘17世纪中叶丰富多彩的生活画卷，给读者一些祖国历史的知识，也给读者一些健康的艺术享受，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姚雪垠给江晓天的信》，《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11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9月版) 我在写第二卷时已经明确地考虑到李自成是一个悲剧英雄，一部《李自成》是一部多幕大悲剧，李自成是其中一个主要的悲剧英雄，而他的悲剧来自他的军事战略和政治策略的双重错误……

由于“左”的思潮在文学领域的影响，过去多少年中，大家讳言李自成后期的失去人心，讳言由于传统的封建正统观念，北京城中和四郊人民对李自成的敌视态度。好像李自成是农民革命领袖，广大人民当然拥护。其实不然。在封建社会，不同阶级的人都是皇权主义者，而且都有牢固的正统观念。这种牢固的正统观念使他们只能将李自成看成流贼。其次，大家讳言大顺军进北京后军纪败坏，讳言在北京的抢劫和奸淫。在“左”的思潮泛滥时期，很多人看见这类史料，简单地斥之为“地主阶级的造谣”，用盲目的阶级偏见对待客观史料，将自己应该注意的历史现象抛开，从而将应该有的思想路子封闭。在十分强调“无产阶级立场鲜明”的年代，很多人在有些重要历史问题上，只敢有现代流行的“阶级观点”，不敢有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其三，将大批明朝的勋戚和文臣逮捕，拷掠追赃，甚至处死，也在北京大失人心，影响外地。这些被拷掠追赃的人们与其家族，在社会上有广泛的联系和声望。为了要钱，将这种人同时大批逮捕，酷刑拷打，直至打死，不能不在社会上产生极大的震动，特别在中上层社会(包括富商)造成恐怖气氛。像这样的事情，历朝开国皇帝都不会做，而独出于李自成创业建国之初，不能不使人们认为他毕竟是个流贼，不具开国帝王气象。

(姚雪垠：《创作体会漫笔——〈李自成〉第五卷创作情况汇报》，《文艺理论与批评》1990年第2期) 我坚持走一条比较艰难的路，即我所探索的“历史现实主义”，它的基本精神是我反复强调的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的有机结合；指导它的哲学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艺术风格上强调中国的民族传统，在创作方法上以现实主义为根本，容纳积极的浪漫主义。所有以上种种方面，我认为历史小说家最重要的一个任务是通过小说艺术写出历史事变的基本真象，它的运动规律，它所包含的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以及它向后人提供的历史知识和值得重视的经验教训。

(姚雪垠：《从历史研究到历史小说创作——从〈李自成〉第五卷的序曲谈起》，《文学评论》1992年第4期)四、 编者评点：明末清初的“百科全书”

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我国长篇历史小说创作一直是一个薄弱的环节，除李劼人的《大波》之外，殊无他作。而描写农民起义的历史长篇，更是一片空白。《李自成》的问世，是历史小说创作的一大创举，它不仅在本题材领域具有开创性的功绩，而且为当代历史小说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

顾名思义，《李自成》是写明朝末年李自成农民起义的。但这只是这部超长篇巨著的一部分内容，事实上，作者的创作意图更为恢弘远大：他是以这支农民起义军为中心，力图为我们提供一部气象万千的明清社会的“百科全书”。小说采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以及农民起义军内部矛盾等多条线索即复线的形式，把笔墨伸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全面系统地反映“天崩地裂”时代的历史剧变。全书自始至终贯穿阶级斗争和农民革命悲剧的总主题，但每卷又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主题。前三卷着重展示李自成起义军从困境中奋起，由小到大，由弱至盛，但悲剧的因素也随之滋长，为整个大悲剧的运演作了充分的准备。后两卷主要描写李自成攻下北京后，由于自身的蒙昧、腐败和短视，也由于战略的失策，很快盛极而衰，功败垂成，最后终于被清军打败。小说在广阔的背景下，深入挖掘了明末错综复杂的历史环境、农民运动的悲剧根源及其一般规律；阶级性、民族性、人性连同作者爱恨交加的主体情感有机交融，多角度、多侧面地谱写了一部启人警世而又具有深广容量的悲壮史诗。

与上述恢弘的题材内容相适应的，是该书整体开阔、色彩丰富、平衡匀称的艺术表现。作者将它称为“长篇小说的美学问题”，有意识地在作品中加以追求和实践。这突出表现在：

在人物塑造上，放笔描写了囊括当时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行各业人物的一大批艺术形象。全书有名有姓的人物有三百人之多，从皇帝后妃到豪绅役吏，从义军将士到巫婆乞儿，从绿林好汉到商贾市贩，三教九流，各式人等应有尽有，无所不包；并且，各种形象之中，又各自成一个个艺术群体，如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等组成了一个义军领袖的艺术群体，牛金星、李信、宋献策、徐以显、刘玉尺等组成了一个封建知识分子的艺术群体。他们相互关联，如网交错，构成了一个宏大的形象体系。

在艺术结构上，小说采取单元共同体的组合形式：全书分成很多章，数章一个单元。这些单元，大小不一，但都围绕一个中心事件展开。它们彼此既相对独立，又互相关联，并且往往在单元的转换上横云断岭，舒卷自如，极尽波谲云诡之妙。如第一卷写潼关南原大战中李自成与高夫人分两路突围，在高夫人下落不明的情况下，作者笔锋一转，写李自成、张献忠的谷城之会。这种大开大阖、峰回路转的安排，正是复线矛盾发展所要求的。它构成了一张一弛的节奏，使故事情节波澜起伏，摇曳多姿。

在叙事和描写上，广泛地使用生活化的笔法。在展示残酷、激烈的阶级和民族斗争的同时，浓墨重彩地引进了有关当时的乡土民情、风俗习惯和社会风貌，如北京的灯市、米脂的乡俗、河南的婚礼、相国寺的风光、皇帝的抽签、百姓的朝山、术士的卖卜、骚人的诗酒、巫婆的下神，甚至连诸如银子和制钱的比价变化，崇祯案头上放些什么器物，北京戒严应有哪个衙门出布告等，也都于观静察变之间准确如实地加以描摹，从而大大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性和艺术魅力。

当然不必讳言，《李自成》也有明显的不足。前三卷有些地方描写过于冗繁琐细，后两卷的艺术笔触又显得比较粗糙。另外，在塑造李自成等正面形象时，不适当地将其拔高和现代化，也是该书的一大缺陷。对此，大多读者都有批评。

五、 参考文献和思考题

1．参考文献

姚雪垠：《李自成》(第一卷上、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7月版。

姚雪垠：《李自成》(第二卷上、中、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12月版。

姚雪垠：《李自成》(第三卷上、中、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6月版。

姚雪垠：《李自成》(第四卷上、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8月版。

姚雪垠：《李自成》(第五卷上、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8月版。

《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9月版。

2．思考题

① 试析李自成和崇祯形象的塑造。

② 为什么说《李自成》是一部明末清初的“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