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家简介：“文成于难”

梁斌(1914—1996)，原名梁维周，河北蠡县人。青少年时代在河北保定读书时就受到新文化潮流和革命思想的影响，参加过以争取民主和抗日为目标的保定第二师范学校的“七六学潮”。震惊全国的1932年的“高蠡暴动”就发生在他的故乡，极大地影响着他，促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于193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此后便长期在冀中地区从事党的基层工作和文学创作。1947年曾随军南下至湖北，担任过地委宣传部长、《武汉日报》社长。1954年调北京，在文学研究所工作，不久转河北文联，后长期定居天津，从事专业创作。

梁斌成名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但是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从事文学创作。1935年，曾以“高蠡暴动”为题材写过一篇题为《夜之交流》的短篇小说。1942年，他又根据同一题材写出短篇小说《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中篇小说《父亲》，以及多幕剧《千里堤》、《五谷丰收》等。《红旗谱》里的主要事件和人物形象在上述小说和剧本里都已出现。1953年，经过充分的酝酿和准备，作者正式动笔创作《红旗谱》三部曲。1957年年底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一部，反映反割头税和二师学潮的斗争生活。后被改编为同名电影。第二部《播火记》，1963年出版，反映“高蠡暴动”。第三部《烽烟图》，几经周折后于1983年出版，反映“七七”事变前后北方抗日救亡运动。这三部书共109万字，从清朝末年写到抗战初期，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出版后一直深得广大群众的喜爱，受到文艺界的高度评价，它是作者长期革命斗争生活和文学创作集大成的产物。近年来，在新的文史观念的影响下，上述评价在总体上虽有所降温，并且有的评论研究者提出了一些批评，但谁都不否认“它是17年文学的少数优秀之作”，“在描写的内容、规模和气派上堪称一部新型农民革命的史诗”。

综观梁斌一生的创作，我们不禁想起了1983年他对一位青年作者的临别赠言：“文成于难。”这里所说的“文成于难”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作品的产生是作家长期生活积累的结果，二是作家在创作时要一丝不苟，反复修改。他的《红旗谱》的创作，从短篇到长篇，历时二十多个春秋，在这方面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这也是老作家对自己半个多世纪创作生涯的经验总结。

除了《红旗谱》三部曲外，梁斌还创作出版了反映冀中土改斗争的长篇小说《翻身记事》(1977)，创作论《春潮集》(1980)，散文、文论集《笔耕余录》(1984)，回忆录《一个小说家的自述》(1991)等。

二、 评论文章选萃1． 阶级斗争主题与革命起源的叙述农民问题从来就是我国文学的最重要的主题。这是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而当无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以后，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心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是取得农民为革命同盟军的问题。施耐庵在民间文学的基础上，创造了伟大的不朽的“水浒”，反映了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表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英雄性格；而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中，还缺乏对于农民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进行群众斗争的描写，还缺乏丰满的、高大的概括中国人民的伟大精神品质的农民形象。鲁迅创造的阿Q的形象是不朽的，但他不但不是一个反抗的、英雄的性格，而且是英雄性格的反面；当代最善于写农民的作家赵树理的创作特色和主要成就，也并不表现在描写农民群众对黑暗势力的正面冲突和塑造高大的英雄形象。而《红旗谱》描绘了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阶级斗争的壮丽的图画，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当然，这部作品在艺术成就上还没有达到《水浒传》那样的高度，但它毕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朱老忠和严志和比李逵和武松的生活道路要宽广得多，任务也艰巨和光荣得多，他们不需要到梁山泊去聚义，而要“就地扎根”，他们不但能继承先人的传统英雄性格，不但能以此教育下一代，并且还能从下一代接受教育和帮助。在这个意义上说，《红旗谱》的思想高度，就远非《水浒传》所能比拟的了。

(冯健男：《论〈红旗谱〉》，《蜜蜂》1959年第8期) 小说以朱老忠、严志和两家三代同冯老兰一家两代的斗争历史为主线，描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割头税运动和保定二师学潮斗争，艺术地概括了大革命前后中国北方农村和城镇的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反映了中国农民革命由自发反抗到有组织的斗争的历史进程。它在揭示中国民主革命的农民问题，揭示农民和共产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关系上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可以说在五四以来反映农民问题的小说中是一个集大成者。它既真实地写出了祖国历史的风云，农民心灵的演变，又再现了中国农民走向革命的历程，总结了两千多年来农民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形象地说明了中国农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组织起来，斗争才会胜利。正是这一点，作品揭示了民主革命阶段的若干本质特征，它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反映，也就达到了生活广度和思想深度的有机结合。

(汪名凡主编：《中国当代小说史》，第98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版) 80年代中期以来，在重写文学史的浪潮中，提出了对50年代出版的《红旗谱》等作品的重新评价问题。有人认为这类作品宣扬阶级斗争，是为政治服务的，因而不应给予高度的评价。其实，这种观点是缺乏分析的，也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阶级斗争的存在是客观的历史事实……文学艺术要真实地描写这一阶段中国的历史生活，又怎么能够回避阶级斗争的历史事实呢?……其次，我们今天已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但这不等于说文学艺术可以脱离政治……所以决不能因为《红旗谱》曾起过有力的政治作用，就加以贬低，关键是看它是否是艺术品，是否具有审美的魅力。

(张炯：《论〈红旗谱〉的历史意义》，张炯：《走向世纪之交》．第49—51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7月版) 革命起源，是革命历史小说的“既定”主题之一。在一些小说中，它通过对革命的参加者(主要是工农民众)投身革命的生活、心理动机的表现来实现，而在《红旗谱》等小说中，则直接描述二三十年代在乡村和城市革命运动最早的孕育、开展的情形。据梁斌的回忆，为着写作《红旗谱》，他有过长时间的准备。在作家看来，“史诗性”地概括中国农民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生活和命运，需要安排相当宏阔的生活画面和长卷式的结构。因而，小说被构思为多卷本……和《创业史》一样，《红旗谱》开头也有独立成章的“楔子”(《创业史》是“题叙”)，讲述主人公或其先辈曾经的奋斗：老一辈农民朱老巩和严老祥大闹柳林镇，赤膊上阵，拿铡刀拼命，朱老明对簿公堂，和地主打官司，但“都注定要失败”。这为“正文”提供了铺垫和对比：他们的后代在“接触了党，党教导他们要团结群众，走群众路线的道路”之后，斗争终于“取得了很大的胜利”。通过这样的结构安排，小说完成了这样的“叙事”：“中国农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更好地团结起来，战胜阶级敌人，解放自己。”在《红旗谱》中，这一主题，主要通过对朱老忠等人物“成长”(由传统农民的仇恨和反抗性，到获得由“时代”、由无产阶级政党所赋予的理想和集体主义精神)的描写来实现。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110—1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 从小说所反映的历史长卷而言，第一部农民斗争只是铺垫，主要表现的恰恰是知识分子(运涛、江涛都是农村知识分子)在广大农民还没有觉悟的时候，起着革命的先锋和桥梁的作用，直到他们在革命实践中屡遭失败，并在唤起了民众之后，有组织有觉悟的农民阶级才逐步承担了历史的革命重任。所以《红旗谱》的主题实际上是写知识分子在革命实践中的成长，从第二部《播火记》农民才开始成为真正的主角。但在当时，突出知识分子革命经历的艺术实践不符合新的文化规范。尽管作家表现的是参加了革命实践的知识分子，但仍然会被认为是对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运动的不真实的反映。而且《红旗谱》所描写的保定第二师范的学潮，是执行了当时中共党组织内部的“左”倾路线，这多少是有忌讳的，所以作家为了淡化这一历史背景，只能让尚未做好准备的农民好汉朱老忠仓促登场，构成了小说文本与主观解读的严重错位。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7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2． 党性与人民性的书写

《红旗谱》所表现的年代，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最得势、最疯狂、最黑暗的高压年代。作者在反映这个历史年代的现实斗争生活的时候，固然写了人民的苦难，但也没有忘记写人民生活中的欢乐、美好、幸福、明亮的一面，虽然这些诗情画意是在巨大的丑恶的阴影下笼罩着的，是时刻受到反动势力摧残的，但是，作者仍然抓住一切机会来写，并且往往是有力的、诗意的描写。运涛和春兰、江涛和严萍的爱情，名贵的脯红靛颏的捕得，“宝地”上的耪地和说故事，大年夜的饺子和鞭炮，千里堤上的春风杨柳等等，就都是这样的描写……但是，把生活中的本来存在的美好的东西予以诗意的描写，却是艺术家的不容推卸的责任，哪怕他写的是着重反映人民苦难的场面。因为，写好美丽的东西，就能更好地显出丑恶的东西，深刻地写出美的人、美的事、美的生活，就能更有力地激发人们保卫这种美好事物、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就能更有力地鼓舞人们向摧残美好生活的势力作斗争。

(冯健男：《论〈红旗谱〉》，《蜜蜂》1959年第8期) 梁斌同志曾经说过：“我考虑，阶级斗争的主题是富于党性、阶级性和人民性的。”《红旗谱》写了这个主题，《播火记》同样延续了这个主题的描写，而且把它推向武装反抗的高峰。这是铁和血的斗争，是打碎国家机器的斗争，因而是决定阶级命运的斗争，劳动农民和封建地主两大阶级的生死搏斗，在作者满带血泪的笔下，得到了雄浑激越的显现。高蠡暴动的历史的风雷，也必然引起社会各阶层心理的复杂变化，作者反映了这些变化，特别是饱含热情地反映了农民反抗斗争中的阶级友情和他们相依为命的团结一致等传统的美德，而且被反映得那么深沉，那么富有农民阶级的人情味，从而满有说服力地显示出革命的农民阶级强大的生命力和终将胜利的历史前途。

(阎纲：《刻骨的仇恨，韧性的战斗》，《新港》1964年第3期)3． 朱老忠

朱老忠这一典型，不仅是一个普通贫雇农的典型，更主要的他是一个兼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和革命性的英雄人物的典型。他有旧时代起义农民的那种英雄品格，他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正义感，有点像鲁智深；他的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的硬骨头，有点像李逵；他的勇猛向上、正直无私的气概，有点像武松；他的有胆识、深谋远虑的能耐，又有点像李秀成。他可以够得上鲁迅先生所称为“历史的脊梁”般的英雄人物。然而，他不仅继承了古代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古代英雄人物的光辉性格，而且还深刻地体现着新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革命精神。他从单枪匹马的复仇进步到去找寻党的领导、依靠党的力量，从个人敢怒敢骂、能说能打的反抗走向有组织、有计划、有明确目标的斗争，从一个“慷慨悲歌之士”发展成为一个金刚钻般坚强的布尔什维克……这是多么曲折多么艰苦的历程。他是跨越新旧两个时代的人物。只有在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里，在有了无产阶级的坚强领导的时代里，作为富有反抗性的农民的朱老忠，才能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才能从个人主义英雄主义走向集体主义英雄主义……朱老忠这个典型的重大历史意义，还在于他体现了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精神。有人认为，朱老忠这个人物，可以说是概括了我们这个世纪劳动人民中父亲一辈的英雄典型，看来并非过誉。

一颗明星的出现，预告着群星灿烂。一只燕子的降临，预告着百花齐放的春天。我们之所以特别重视朱老忠这一个典型，正因为他是我们十年来文学创造中第一颗光芒最明亮的新星，第一只羽毛最丰满的燕子。

(冯牧、黄昭彦：《新时代生活的画卷——略谈十年来长篇小说的丰收》，《文艺报》1959年第19期) 朱老忠的性格是豪迈的，行动(包括心理活动)是强烈的，作者就给他安排了极富于戏剧性和传奇性的、有声有色的故事情节。小虎子——幼年的朱老忠，最初出场就是在“平地一声雷，震动了锁井镇一带四十八村……”的剧烈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之中。这是小说的序幕。继“朱老巩大闹柳树林”的故事之后，朱老忠再度出场，已是25年以后的事情了。在这25年间，作者交代朱老忠一段“走南闯北”的生活经历，而在他回到故乡以后，锁井镇上的阶级斗争仍然在剧烈地进行着。朱老忠永远是活跃在矛盾和斗争的尖端的英雄。

(冯健男：《谈朱老忠》，《文学评论》1961年第1期) 在五四以来的文学历史上，农民开始是以被污辱被损害者的姿态进入新文学的人物画廊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农民形象逐步以觉醒者的面貌步入文坛。他们从悲苦的生活境遇和落后思想的桎梏中站起来，踏上反抗的道路。但这些形象都还缺乏丰满的英雄的性格特质。40年代到50年代初，革命作家描写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形象的成长过程，揭示出农民从奴隶到主人的历史地位的巨大变化，但总的说，尚没有从历史和现实的深广程度上，从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和时代的发展进程中，创造出中国革命农民丰厚而深沉的高大英雄形象，以此来概括中国农民从旧时代到新时代生活命运和斗争道路的历史巨变，深刻地展现他们的成长过程。而《红旗谱》则明显地前进一步。在朱老忠这一英雄形象里，既合着旧时代农民群众美好的传统品格，又熔铸着新时代农民英雄的特质。巨大的历史深度，广泛的艺术概括性，深沉丰富的个性特征，充分地显示出这一典型人物的创作成就，成为我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宝贵收获。

(二十二院校编写组：《中国当代文学史》，第168—16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 朱老忠性格展示的纵向线，以他15岁时为起点，主要写了其父朱老巩为48村百姓的利益护钟牺牲，这种壮烈之举在朱老忠心灵上留下的影响。30年闯关东虽是虚写，但朱老忠性格的发展却是显而易见的，当他重返锁井镇时，小说以他新的精神风貌有力地吸引着读者。接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脯红鸟被占、大贵被抓去当兵、运涛遇见党的地下工作者贾湘农等，展示性格的纵向线仍在延伸，朱老忠的性格不断被展开，从“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侠义式莽撞到“出水才看两腿泥”的沉着、忍耐，到“扑摸到”受苦人的靠山时“两只眼睛放出一道明亮的光辉”的惊喜，这些，不断地显露出性格中的新因素，朱老忠在锁井镇的活动中逐渐成了“顾问”式的人物，对他的同辈兄弟们如严志和、朱老明等，他是“智囊”、主心骨；对他的晚辈孩儿们运涛、江涛、春兰来说，他又是得力的后盾。作家仅注意显示他在锁井镇斗争生活中的作用，而逐渐忘掉显示在这种发展着的斗争环境中他的性格的发展。特别是写到朱老忠在反割头税斗争中入党以后，性格就停留在一个平面上，也就是说，在作品的后半部，展开朱老忠性格的承受体已经不再是纵横交叉式，而变成平面式了。朱老忠的性格表现变成只局限在一个侧面上，也即他的侠义、豪气和坚韧。而作为生活在小生产文化环境中的农民的复杂意识，以及这种复杂意识在历史发展中的复杂表现，却未得到应有的体现。

(陈美兰：《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论》，第122—12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10月版) 这部小说仅仅是作家所要表现的历史长卷的第一部，仿佛是一道序幕，许多斗争刚刚展开，朱老忠的英雄性格并没有通过具体的斗争事件充分表现出来。他仿佛是一个茫茫长夜期待光明的饱经风霜的灵魂，许多历史事件并没有击中他穿透他，而只是在他身边轰隆隆地滑过。这部小说主要描写了四场斗争。第一场是朱老巩“大闹柳树林”，作为全书的“楔子”，以此来揭示朱严两家农民与恶霸地主冯家的血海深仇，为朱老忠被迫闯关东、25年后回乡复仇做了铺垫，但朱老巩只是朱老忠的父亲，不能替代主人公自身的斗争。第二场斗争是“脯红鸟事件”，从运涛抓到一只珍奇的“脯红”鸟，到冯老兰欲买不成，派账房先生李德才威逼利诱，再到鸟儿不明不白就“给猫吃了”，冲突双方没能得到充分展开，特别是朱老忠完全游离在冲突以外。第三场“反割头税运动”是四场斗争中农民取得的唯一胜利，也是作品最为重要的部分，从江涛回乡发动群众到朱老忠和大贵在家门口安锅宰猪；从刘二卯当街挑衅到冯老兰派独生子冯贵堂代表割头税包商向县衙门求救；从反割头税大会和示威游行，再到朱老忠、严志和、大贵等举行入党仪式等，整个过程写得有声有色，但领导者始终是江涛，出面宰猪的是大贵，朱老忠仍然是跑龙套敲边鼓的角色。第四场“保定二师学潮”是作品的压轴戏，斗争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中心人物也是江涛，描写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学潮、学生与国民党军队面对面的激烈斗争，朱老忠只落得一个扮成车夫救学生的次要角色。应该承认，作家描写这些冲突事件的笔墨还是很精彩、很真实，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但问题是斗争的中心人物从第一代的朱老巩一下子过渡到第三代的运涛、江涛两兄弟，作为主要塑造的英雄朱老忠完全被架空了。小说中唯一与朱老忠直接有关的事件是去济南探监，但也只是就事论事地完成了任务，没有写出朱老忠第一次遭遇共产党员而产生的精神作用。作家认为：“几千年来，在中国革命农民英雄的典型的塑造上，应该越完善越好，越理想越好!”可是这个“完善”与“理想”主要是通过作家的理性分析与人物的主观抒情来完成的。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7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4． 严志和

作者把严志和着力刻画为一个忠厚、勤俭、耐劳的农民。作者开始是从他的儿子江涛这个小孩的嘴里来介绍他的性格的：当朱老忠和严志和一起回家，朱问江涛你爹是什么样儿人的时候，江涛回答说：“我爹呀!他是个连须胡子，长脑瓜门儿，大高个儿。他呀，你要是不跟他说话儿，他就一天不开口。你要是不叫他吃饭，他就低头做一天活。我娘要是不给他洗衣裳，他就一年到头穿着那个破褂儿。”通过小孩的介绍，严志和的性格不是很清楚地突出了吗?这样的一个善良、本分的农民，同样地被封建地主逼上了反抗的道路。但是，严志和不同于朱老忠，他不是一往直前的人物，在他的性格中，反抗性和软弱性，统一在一起，他的性格是复杂矛盾的统一体。而反抗性的一面，由于现实的不断教育和阶级觉悟的不断提高，因而在逐步的滋长着。他有两亩“宝地”，可以保证他过一般的农家生活。小生产者的狭窄、保守、懦弱的特点，在严志和的身上是清楚地存在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的家仇，他一再被地主欺压；他的善良、正义感，以及他要摆脱封建地主的束缚过好日子的愿望，使他能够缓慢地走上革命的道路。这个人物的塑造可以看作我国旧时代千百万农民的化身，作者是深刻地理解了他们的生活，才能落笔，才能写得如此成功的。

(王知伊：《谈〈红旗谱〉的故事和人物》，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 严志和也是刻画得相当成功的革命农民的典型。他同样仇恨地主阶级，富有侠义精神，但他从未离开过乡土，因而见识短浅。他的主要性格特征是勤劳、善良、朴实、软弱。在地主残酷的剥削压迫下，他有要求翻身过好日子的愿望，但惧怕生活的颠簸；他只想依靠吃苦耐劳和砌匠手艺，维持一家的温饱平安。在地主的剥削压迫面前，他总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如三告冯老兰失败后的弃家出走，多次劝朱老忠忍让冯老兰的欺压，特别是运涛遇到共产党，他顾虑重重，诚惶诚恐，这些都鲜明地表现了他这种性格特征。但他本质上是要反抗、要革命的，在朱老忠的帮助下，他甩下肩上的重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运涛、江涛的先后被捕，无疑是对他的沉重打击，使他一时悲观失望。但由于共产党的教育、朱老忠的开导、革命形势的影响，他终于克服了自己的软弱与动摇，勇敢地投入新的战斗。这样，农民的反抗性与软弱性，在严志和的成长道路上得到了集中的表现，这也就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大多数农民在革命动荡的年代中的思想状况和行动轨迹，较深刻地概括了旧中国农民曲折的历史命运。严志和的形象，在同朱老忠的对比中，相互补充，交映生辉。

(汪名凡主编：《中国当代小说史》，第100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版)5． 燕赵风骨与民族气魄

从《红旗谱》看来，梁斌有浑厚之气而笔势健举，有浓郁的地方色彩而不求助于方言。一般说来，《红旗谱》的笔墨是简练的，但为了创造气氛，在个别场合也放手渲染；渗透在残酷而复杂的阶级斗争场面中的，始终是革命乐观主义的高亢嘹亮的调子，这就使得全书有浑厚而豪放的风格。

(茅盾：《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人民文学》1960年第8期) 与革命理想相结合的反抗性格、建立在阶级原则上的信义、受革命组织纪律制约的勇敢，再加上无私的慷慨与豪放，就形成了新时代的“燕赵风骨”，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华北农民的风采品格……

我认为，无论怎样来评价梁斌的作品，都应当把握住他的这个风格特色。因为这是梁斌所以同其他作家区别的地方，是梁斌所以成为梁斌的要谛所在。通观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史，像梁斌这种创作风格并不多见。它是整个文学交响乐队中的一支悲亢的号角，是整个文学苑囿中的一株苍劲的松树。正因如此，它将在人民的文学生活中长久地存在下去。

……我们承认：文学百花园中需要有“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的纤秾，需要有“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的典雅；但更需要“观化匪禁，吞吐大荒”的豪放和“行神如空，行气如虹”的劲健。因为这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内聚力、向心力的秘密，是中华民族御侮自强、开拓前进的元神。在我们今天的文学园地里，这一类作品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我们需要有更多这类的作品出世，作为我们从昨天跨向明天的精神桥梁。

(鲍昌：《新时代的“燕赵风骨”——梁斌创作风格一析》，《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2期) 《红旗谱》对农民革命和农民英雄性格在现代中国的“发展规律”的描述，有着它的某些“独特性”。作家在寻找着观念、阶级斗争的主题和乡村风俗、传统文本的联结，这被他概括为小说的“民族气魄”的探索。这包括人物性格中的“慷慨侠义”的“江湖气魄”，也包括生活情景和文本构造的“民族色彩”。这种联结，虽说主要被看作是观念、主题的表达方式，但有时也会使叙述“逸出”观念、主题拘囿，而使某些在另外文本中被阶级斗争重大事件淹没的，有关人的欲望、日常生活、习俗、仪式等的表达有所浮现。对这一地区的民间语言的运用，也加强了小说表现的生活的历史连续性，而多少缓和了观念、主题阐释上的坚硬、紧张的程度。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1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 如果我们换一个阅读视角，即从民间的角度来解读《红旗谱》，就会发现这部小说在描写北方民间生活场景和农民形象方面还是相当精彩的。作家说过：“只要概括了民族的和人民的生活风习、精神面貌，即使不用章回体，也仍然会成为民族形式的东西。”也就是说，所谓“民族化”，重要的不是形式而在内容。只有对自己所要描写的农村生活和农民文化心理有了真正透彻的理解和美学上的把握，作家才有这样的自信。小说语言风格浑厚朴素，在看似有点自由散漫的叙事中，仿佛是无意地点染、绘织出一幅幅乡间的人情风土画卷。如“脯红鸟事件”，不仅写出了河北民间玩鸟的风俗文化，还轻松地写出冯老兰的“老夫聊发少年狂”以及运涛、大贵两个孩子的不同胸襟和性格，虽酝酿已久，却举重若轻，引出朱严两家第二代人的形象。朱老忠的形象如果不用所谓“英雄”来衡量，那么，他的慷慨、豪迈、讲义气、有远谋、急人所难等等农民好汉的脾气，通过点点滴滴的语言和细节还是表现得很鲜明的。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7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6． 与传统文本的联结

可以看出，作者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和他对于我国的传统文学艺术技巧的学习和吸取分不开的。但是，作者虽然从我国古典文学作品(尤其是《水浒传》)摄取了丰富的营养，却丝毫没有为传统的艺术技巧所局囿或束缚。作者声称，他在创作中追求一种“比西洋小说写法略粗一些，但比中国的一般小说要细一些”的写法，但他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所达到的，分明是一种既成功地吸取了民族传统作品的艺术特色，同时也适当地采取西洋小说的某些艺术技巧的统一的、富有民族气魄的艺术风格。

(冯牧、黄昭彦：《新时代生活的画卷——略谈十年来长篇小说的丰收》，《文艺报》1959年第19期) 这里，我们看到梁斌同志艺术方法上的显著特点，那就是：作者较多地运用了行动性强和富于表现力的对话这种近似戏剧性的手法。作者刻画人物时，最着重的是形象化的东西，他极少由作者的叙述直接解释人物的心灵世界，除非万不得已，他总是将人物的性格特点、心理活动甚至作品的故事情节的发展一概都渗进人物言语举止的描写，从中，我们看到了我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优秀传统的艺术方法的继承和发扬，看到作家梁斌同志已经创作出自己得心应手的、又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风格。

(阎纲：《刻骨的仇恨，韧性的战斗》，《新港》1964年第3期) 作者采用了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一些传统艺术手法，“比西洋小说写法粗略一些，但比中国的一般小说要细一些”。在情节结构上，作者没有简单地采取传统的章回体结构，而是运用相对集中的短章节结构手法，富于戏剧性、传奇性。如开篇的楔子——朱老巩大闹柳树林的故事，传奇色彩非常鲜明。与此同时，在大事件中穿插小故事，情节的大步推进与细节的生动描写相结合，疏密错落，张弛有致。如“反割头税”和“二师学潮”是贯穿全篇的中心事件，但围绕这两大事件，穿插着“老驴头杀猪”、“脯红鸟的风波”、“朱老忠济南探监”等小故事，有浓有淡、波澜起伏，整部作品浑然一体，自然天成。(汪名凡主编：《中国当代小说史》，第102页—103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版)三、 作家自述：英雄性格的把握与艺术形式的探索

过去有一句老话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真的，从我的少年时代开始，就从故乡人民的精神面貌中，窥到这种伟大的性格。于是我把这种伟大的人民性格，尽量赋予我所敬爱的人们，形成他们之间的共性。事实上，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经过几千年的锻炼，曾出现不少这样的英雄人物。我不过是从故乡的土地上研究、塑造、歌颂了他们。

(梁斌：《我怎样创作了〈红旗谱〉》，《文艺月报》1958年第5期) 我写这部书，一开始就明确主题思想是写阶级斗争，因此前面的楔子也应该以阶级斗争概括全书……

书是这样长，都是写的阶级斗争，主题思想是站得住的，但是要让读者从头到尾读下去，就得加强生活的部分，于是安排了运涛和春兰、江涛和严萍的爱情故事，扩充了生活内容。

(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人民文学》1959年第6期) 我写《红旗谱》时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人物必须扎根于现实，然后大胆地尽可能用理想和联想去加强和提高。当时，我不想受任何束缚。另外，在塑造人物上还有这样的体会：旧的人物好写，新的人物不好写；反面人物好写，正面人物不好写……第三部开始写的时候是有这个缺点的。后来想出了对策，我的办法第一是让他篇幅占得少，第二是尽可能写得集中。我认为要压缩反面人物的阵地，正面人物的阵地越多，则正面人物的性格形象就越容易展开。如果反面人物的篇幅占得多，正面人物必然写得少，甚至有被反面人物压倒的危险。反面人物篇幅虽然占得少，但却更需要写得集中，这样才能集中地突出他们的性格。由于篇幅占得不多，你再突出也压不倒朱老忠和严志和等正面人物了……我在写冯老兰和冯贵堂时，写父子两代的思想方式的不同、剥削方式的不同……写父子两代在不同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不同的统治阶级的性格。冯老兰是从封建的生产基础上生长起来，是封建思想的代表人物。冯贵堂受了资产阶级教育及帝国主义奴化教育，开始也曾热衷于资产阶级革命，还打出改良主义的幌子，后来成为买办型的农村资产阶级的代表。

(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人民文学》1959年第6期) 在写长篇之前，我心里暗暗产生一种期望，想在小说的气魄方面、语言方面，树立自己的风格。有人写过的题材尽可能不写，有人用过的语汇尽可能不用。这样，即使再不好，叫人看了知道是我自己的东西。我们的祖国这样广大，我们生存的天地这样辽阔，我想这样是可以做得到的……

在创作中，我曾考虑过，怎样摸索一种形式，它比西洋小说写法略粗一些，但比中国的一般小说要细一些；实践的结果，写成目前的形式。我未考虑用章回体写，但考虑过中国小说中句、段的排法，后来才考虑到毕竟不如新小说的排法醒目，就写成目前的形式，我想，如果仅仅是考虑用章回体写，不能用经过锤炼加工的民族语言，不能概括民族的和人民的生活风习、精神面貌，结果还是成不了民族形式；反过来，只要概括了民族和人民的生活风习、精神面貌，即使不用章回体，也仍然会成为民族形式的东西。赵树理同志的小说并不是章回体，但从他写下的人物的精神面貌、语言方面，可以显著地看出民族气魄和特点。我感到洋化的语法结构，会破坏民族形式与民族气魄。

(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人民文学》1959年第6期) 民族形式的主要问题是语言问题，其次是章法和结构。

文学语言是经过提炼加工的广大工农群体的语言。广大工农群众在劳动生产过程中，在阶级斗争中，以至在日常生活中，自然流露很多表达力很强的、新鲜活泼的语汇，那是文学语言的可贵的原料。许多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特别是《水浒传》和其他描写农民生活的作品，都吸收了群众语言这种原料。即便是描写贵族生活的《红楼梦》和《西厢记》，也运用了大量群众语言。元曲中也运用了不少的群众语言。这些语言中的精华部分，我们今天还可以吸收。此外，工农群众的语法结构，也能使文学语言增加新鲜的特色，为广大群众乐于接受。

但是，为了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我们的民族语言的基本语汇虽然很少变化，但它们仍要起着新陈代谢的作用。旧的、过时的、失去了社会意义的部分，逐渐要被淘汰。同时，为了描写新的时代、新的英雄人物的精神面貌，必须吸收新的、活生生的群众语言。这是社会主义文学语言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在文学作品民族化的过程中，语言起着很大作用。没有经过提炼加工的、概括性很强的文学语言，没有为广大群众所习惯的语法结构，就不能使文学作品进一步民族化……

表现方法、章法和结构，也是和文学作品的民族化有关系的。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表现方法，是通过人物的行动和对话来表现人物的身份、精神面貌和性格。外国小说则多用叙述和心理描写来表现人物的身份、精神面貌和性格。中国小说多用粗线条的勾勒来写人物性格。外国小说则多用工笔描写人物性格。前者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我个人不喜欢用工笔的方式，它容易流于繁琐的叙述和冗长的心理描写。但我又觉得粗笔勾勒还嫌不足，还可以加上一些必要的叙述和一些细致的描写，以补不足。

(梁斌：《关于文学作品问题——梁斌同志访问记》，《文艺报》1960年第23期)四、 编者评点：新时代的革命英雄传奇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产生了一些至今仍不失某种经典意义，代表了那一段文学史艺术水准的文本。代表作有被称为“三红”的《红旗谱》、《红日》、《红岩》以及《青春之歌》、《三家巷》、《苦菜花》、《迎春花》、《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平原枪声》等。这是历史的创造者对于本阶级的历史和业绩的一次充满自信的大规模的复述，借以证明已经和正在进行的事业的必然性与正确性，评论家则称之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伟大胜利。这类作品大多都自觉地将文学创作与革命传统教育结合，通过阶级斗争主题的书写来体现强烈的政治目的。但是，由于它们的作者大都是革命斗争实践的参加者，有着较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切身体验，故其所描写的具体历史内容和情节场面仍然具有独立的历史价值和审美意义。有些作家调动一生的经验感受，加上人民性思想的丰富和补充，甚至超出一般政治宣谕的功能局限，表现出了相当的艺术个性。梁斌的《红旗谱》就属于这种情况。尽管今天重新审视这部作品时，可以明显地感到当年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给它的主题带来的制约，使之出现了不应有的狭隘与僵硬，但是，作为那个时代被人推崇的新的文学范式的经典，《红旗谱》在当时许可的条件下确实将“文学”与“革命历史”之间的关系推到了极致，在自己的文本中，大力弘扬符合时代精神的新道路，并通过令人吃惊的发行量，直接影响到亿万人的思想与行动。只看到前者而看不到后者，是有失公允的，也必将招致虚无主义的文学史观和写作立场。这是一。

其二，与大多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一样，《红旗谱》不仅刻意运用长篇形式叙述自己难忘的斗争经历，普及宣传党的历史和基本观念，而且饱含强烈的政治激情，精心塑造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英雄，将观念形态的东西审美对象化。全书在阶级斗争的历史画卷上，层次分明地描绘了朱老巩、严老祥、朱老忠、严志和、大贵、运涛等三代革命农民的形象，组成了一个壮观的英雄谱系。这些人物包括塑造得最成功的主要人物朱老忠，也许有过分拔高的理想化色彩，甚至出现评论家指出的游离于斗争的中心漩涡、构成了文本叙事逻辑与作家主观意图的某种错位的现象，但就大体而论还是成功的。作者在他们身上集纳了中国农民英雄尤其是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传统要素，同时又融入了新时代英雄的精神特点，通过他们从家庭的复仇到为夺取政权而斗争，从自发反抗到自觉革命，概括了中国农民革命的历史进程。无论就人物塑造的生动性、鲜明性而言，还是就形象描写的广度、深度来看，《红旗谱》在17年文学创作中是不多见的。

其三，艺术上自觉借鉴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英雄传奇”，继承五四以来的“革命史诗”传统，努力探索既充分民族化又颇为个性化的叙事，使之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而又通俗易懂的艺术形式。作者高度注意故事情节的戏剧性、传奇性，虽不大注重人物内在的心理描写，但由于强化了故事情节的超常发展和富有动态的叙述，因此，全书波澜起伏，摇曳多变，传奇色彩非常明显。如开篇的楔子“朱老巩大闹柳树林”的故事，将“革命”与“传奇”巧妙地融为一体，既符合那时的欣赏习惯和审美风尚，与中国传统文化直接接轨，又达到了政治意识形态教化的功能。类似的情况在《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平原枪声》中也存在；只不过相比之下，《红旗谱》在这方面所作的探索更为成功，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

五、 参考文献和思考题

1．参考文献

梁斌：《红旗谱》，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

梁斌：《播火记》，百花文艺出版社1963年版。

梁斌：《翻身记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梁斌：《烽烟图》，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

2．思考题

① 试述朱老忠形象的典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