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品简介：“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
昆曲《十五贯》，由浙江省《十五贯》整理小组根据清初朱素臣同名传奇(又名《双熊梦》)改编，陈静执笔。《十五贯》改编者根据“推陈出新”的方针，对原本做了大胆果断的增删取舍，删去了原传奇中熊友蕙、侯三姑冤案的一条线，集中在熊友兰、苏戍娟的冤案上，场次也压缩为八场。故事写无赖娄阿鼠杀死酒徒尤葫芦，并盗走他的十五贯钱。尤葫芦的继女苏戍娟当夜因其父戏言要卖她而出走投亲，路遇客商熊友兰，他的身上恰巧带了十五贯钱，无锡知县过于执以此为据，妄断熊友兰、苏戍娟二人盗钱、杀父、淫奔，判为死刑。苏州知府况钟监斩时发现冤情，连夜求见巡抚周忱，争得半月期限，他亲至无锡查访，仔细查勘后发现了凶手的蛛丝马迹，于是化装成拆字先生微服私访，终于以拆字奇招将真凶娄阿鼠缉拿归案，使冤狱得以昭雪。
1956年，浙江昆苏剧团将《十五贯》搬上艺术舞台，在杭州、上海、北京等地相继演出，引起轰动，出现了满城争说《十五贯》的盛况，获得了“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的美誉。周恩来总理观看演出后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为“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树立了榜样。《人民日报》也为此发表了社论，盛赞昆曲《十五贯》整理与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总结了戏曲改革的经验。评论界一直以来也对其褒扬有加。“文革”中，《十五贯》被扣上“大毒草”的帽子。粉碎“四人帮”后，得以重见天日。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对它作出了新的评价，提出《十五贯》具有典型的民间趣味，剧中某些情节不符合精英的审美情趣，但整个剧作也体现出了主流意识形态、知识分子和民间对历史的不同想象与寄托。
二、 评论文章选萃1． 人民性与历史主义你们浙江做了一件好事：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十五贯》有丰富的人民性和相当高的艺术性……
《十五贯》轰动了全国，是有它的历史原因的……
《十五贯》的演出，复活了昆曲，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奠定了基础……
《十五贯》是从传统剧目的基础上改编的，改得切合了历史主义的要求。它改得恰当，没有把不符合历史的思想和现代词句硬加进去……《十五贯》有着丰富的人民性，相当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它不仅使古典的昆曲艺术放出新的光彩，而且说明了历史剧同样可以很好地起到现实的教育作用……《十五贯》还可以再改，但大体上水平是高的。《十五贯》一针见血地讽刺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是成功的……
《十五贯》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使人们更加重视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
《十五贯》为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树立了良好榜样……
《十五贯》的思想性很强，反对主观主义，也反对官僚主义……
《十五贯》教育我们做“官”的人，让我们想一想，是不是真正在为人民服务?
(周恩来：《关于昆曲〈十五贯〉的两次讲话》［1956年4月19日，5月17日］，《文艺研究》1980年第1期) 昆曲《十五贯》的丰富的人民性、相当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我国戏曲艺术中的优异的成就……
浙江省昆苏剧团轰动上海、轰动北京，“满城争说十五贯”的盛况，不仅给了现代的过于执们一个响亮的回答，也向这几年来的戏曲改革工作、向领导戏曲改革工作的文化主管部门，提出了严重的问题：在“百花齐放”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不少的花被冷落了，没有能灿烂地开放?在扶植和发展了不少地方剧种的时候，是不是同时也压抑和埋没了一些地方剧种?
自然，任何人决不会抹杀这几年来戏曲改革工作的成就。可是，昆曲“十五贯”的出现，却为我们的戏曲改革工作作了一次检验。
(《人民日报》社论：《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1956年5月18日《人民日报》) 《十五贯》的改编者经过长期的摸索、不断的演出实践，终于抓住了歌颂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唯物主义精神以及对人民负责、不怕困难、敢于斗争的精神，批判自以为是、主观片面、不问民瘼、墨守常规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官僚主义这个主要的思想倾向，作为作品的主题思想。这样在改编时就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了……
《十五贯》的思想内容和现实意义正是通过况钟、过于执、周忱等人物所活动于其间的场面和情节中自然流露出来的。这种思想内容和现实意义是作品中固有的，改编者的任务是发掘并加以发扬。《十五贯》并没有把它的人物贴上标签，也没有脸谱化，并不是为了宣传某种思想而驱使人物去行动，不管这些行动是不是符合人物的性格；而是从人物性格逻辑出发，写人物将会怎样行动……在《十五贯》中，全剧看不到一句宣传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台词，也没有批判主观主义的大段议论，但全剧又是无处不在宣传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精神，无处不在批判主观臆测、自以为是的唯心主义精神……《十五贯》虽然由《双熊梦》改编而来，但却看不出人工的斧痕，好像它原本应该是这样的。它所表现的古代的生活场景和人物性格，都是符合历史真实的，丝毫没有把它们现代化，但是它所体现的思想却是对今天仍具有现实教育意义的。
(刘士杰：《古老兰花放新彩——谈昆曲〈十五贯〉的推陈出新》，《文艺论丛》1979年第5期) 满城争说《十五贯》，盛况空前。不仅轰动了北京，而且轰动了全国。从此，昆曲这株行将枯萎的“兰花”，又在舞台上重新开放，散发出奇异的芬芳，赢得了无数的知音。
“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据我的记忆，这句话是田汉同志说的，周恩来同志很赞扬，所以在讲话中引用了)。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贯彻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昆苏剧团的同志们，在新文艺工作者的合作之下，经过艰苦的努力，对旧的《十五贯》进行了改革，改得恰当，改得切合历史主义的要求，使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大大提高。不仅富有现实的教育意义，而且给观众以焕然一新的美的享受。《十五贯》是推陈出新的成功的典型，所以周恩来同志给以很高的评价。
(阳翰生：《谈谈戏曲的推陈出新——学习周恩来同志〈关于昆曲《十五贯》的两次讲话〉》，《文艺研究》1980年第4期)2． 清官戏与清官
《十五贯》不同于一般的清官戏，它的成就和价值远远超过以往所有的清官戏。而况钟也不同于一般的清官，在他身上所体现的思想意义也远远超过以往所有的清官。
在《十五贯》中，况钟没有被描写成像包拯那样的铁面无私，被神化了的清官，而是一个脚踏实地，注意调查研究，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不严刑逼供，富有正义感和斗争性的官员的形象。况钟的形象不仅与以往的清官不同，甚至跟原著中的况钟相比，也有差别……
比之原著，况钟的形象更加丰满、更加有血有肉了。
(刘士杰：《古老兰花放新彩——谈昆曲〈十五贯〉的推陈出新》，《文艺论丛》1979年第5期) 改编本突出了况钟的清官形象……抓住了况钟思想中愿意为民请命的积极一面，顺理成章地加以深入开掘，把为民请命的思想作为统摄况钟全部行动的灵魂和贯穿全剧的核心思想。为此，改编者在《判斩》一场中，特地增加了况钟命门子去悦来客栈查问陶复朱是否付予熊友兰十五贯钱并叫他前往常州办货这一细节，表现了况钟不轻信口供，注重调查研究的思想作风……细致地揭示了况钟在“为民请命”(抗上)和“错杀二命”(害民)之间难以抉择的思想矛盾……
改编本深刻地揭露与批判了过于执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一扫原作中封建迷信、虚假庸俗的情节安排，精雕细刻地塑造了过于执这个封建官僚的典型。过于执一出场，改编者就点出他作为封建官僚的敌视人民、看问题主观武断的性格特征……抓住了他的性格发展的必然逻辑和他全部行动的内在联系，从而使过于执这一形象有新的艺术生命了。过于执明明有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但他却自以为胸有宏才，善于审清疑案，而且狂妄自大，强不知以为知。这就使这一形象带上了一层包含讽刺意味的喜剧色彩。
(十院校编写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下卷，第599—60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2月版) 况钟、周忱、过于执，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吏。却是三个明显不同的典型，各有独特的性格。
况钟，不是一般的清官，他不同于《聊斋》中神秘而不可攀的于中丞，也不同于《秦香莲》中的包拯。包拯对国太、公主、驸马当面顶撞，铁面无私的斗争精神是很了不起的；况钟对巡抚一般不采取当面硬撞的办法，而是态度委婉，据理力争，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是难能可贵的……
过于执这个典型，也不是他阶级属性的概念的代表。他不是集众丑于一身的坏蛋。他并不贪污纳贿、残暴凶恶、奸淫掳掠；他还以英明果断的清官自居……他的性格特征是主观自负……
周忱也是一个独特的典型。他不贪污，也不横暴。表面看来似乎老成持重，处事稳妥，端正清廉。他也不像过于执那样锋芒毕露，显得能干，过分主观，自满之状溢于言表。他的性格核心是但求自己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闲适轻松，哪管人民的死活……
(王世德：《〈十五贯〉塑造典型人物的经验》，《陕西戏剧》1981年第8期)3． 娄阿鼠及其他
我们看《十五贯》的演出，看到“访鼠”完了，就觉得高潮已过，下面已经没有什么戏了。这最后“审鼠”一场，有些草率结尾之感。这场戏有没有矛盾冲突呢?我以为是有的。这戏的高潮，并不在于娄阿鼠的拿获，而在于翻案能翻成。要翻案，还得要和周忱、过于执等人作斗争；还得他们自认失败，即无法否认况钟的论据的时候，才能够彻底成功。现在的审讯，不仅周、过等人抵抗甚微，而娄阿鼠也异乎寻常的老实，这是不合乎这个故事发展的逻辑的。我觉得过于执应当被调来会审，这个尖锐的斗争才能在明场上出现。娄阿鼠这绝非老实之徒，也可以在这里大钻空子。克服了这些障碍而达到胜利，才是彻底的胜利。当然，这场戏绝不宜拉长，而仍是应当迅速解决的。
(张庚：《向〈十五贯〉的成功经验学习——谈〈十五贯〉的剧本整理》，《剧本》1956年第6期) 娄阿鼠的思想变化更加明显。他并不是一出场就想作杀人凶手。他的性格核心是到处想占便宜，不劳而获。正是：能骗则骗，得偷便偷；偷不到便抢，抢不到就杀。总之，只要有机会就抓拿骗吃、巧取豪夺。但他在某一时刻到底采取什么行动、表现什么思想，并非预先规定好的，也非一成不变的，而必然随着客观情势的变化，相应地采取不同的行动……
娄阿鼠的每一段戏，都符合他性格逻辑的思想变化过程，这些变化正好丰富地表现出了他“看风使舵，见机行事”的狡猾性格。
(王世德：《〈十五贯〉研究》，第160—16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1月版) 娄阿鼠是该剧描绘得较生动的艺术形象之一。他贪婪、愚蠢而又奸诈。杀了尤葫芦，抢去钱财之后，娄阿鼠不是逃跑，而是回到尤家观察动静，在群众中制造舆论，帮助公差捉拿“凶犯”，站在公堂上作证，想方设法促成冤案，以便自己逍遥法外。尤其是在“访鼠”一场里，娄阿鼠的狡猾而又愚蠢、善变而又疑惧的心理状态得到了惟妙惟肖的描写。
(二十二院校编写组：《中国当代文学史》，第1卷第350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版)4． 浓厚的民间趣味
作为一出公案戏，《十五贯》体现出非常典型的民间趣味，其情节也属这类戏“巧合成奇冤——昏官冤枉无辜——清官以奇招破案”的模式。这种戏之所以受民间欢迎，当然与清官形象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其中奇案与破案的趣味性。在《十五贯》中，十五贯成了巧合的中心，苏熊二人因而被冤，真凶在一旁贼喊捉贼更使案件扑朔迷离，这样的故事很能吸引一般人的好奇心。而况钟以拆字奇招破案，更与《潘杨颂》中寇準设假阴曹审潘仁美的情节有异曲同工之处：关键不在其现实可能性，而在于这种传奇式的情节所具有的趣味性能够满足市井细民好听奇闻异事的心理。况钟以“鼠”、“窃”、“窜”及老鼠好偷油(尤)的字面与意义联想，旁敲侧击，让娄阿鼠胆战心惊中说出真话，这段心理战在剧本中写得很成功。如果站在精英立场的话，会认为这出戏荒诞无稽、一无可取，可是它之受民间欢迎正在于其于荒诞无稽中所体现出的民间趣味。
当然，公案戏中的清官，作为普通百姓在不能主宰自己命运时“幻想中的偶像”，也是这类戏受欢迎的原因。改编本《十五贯》中塑造的况钟形象，去掉了神秘色彩，增加了其内心冲突的描写……对其心理冲突的描写使其性格有了更现实的内涵。改本对作为陪衬的昏官过于执与老官僚周忱也作了精彩的漫画式描写。过于执在刚审案时的场面，典型地表现了其草率、愚蠢、固执的性格……民间的爱憎，通过这些形象得到了表达。
改本《十五贯》的成功典型地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知识分子和民间对历史的不同想象和寄托。整体来看，改本《十五贯》仍然是一出有浓厚的民间趣味、民间感情、民间意识的戏曲作品。但官方与知识分子，却对之作了“为我所用”的理解。官方从中看到了“现实的教育作用”，把它的主题解释为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使之可以在现实的整风运动中起到作用。像巴人这样的知识分子则从中看到了人道主义、用笔的严肃性等等。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121—12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三、 作家自述：张扬实事求是精神的改编思想
我认为《十五贯》所表现的这一案件，集中地反映了正反两方面处理方法的不同后果，促使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精神，反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这对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的。当然，原剧作者不可能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但唯物与唯心的斗争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只要不违反事件发生时的历史情况，这个戏是有基础能够按照我们的观点整理、改编得好的。
我头脑里酝酿着这些想法，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我就热烈地向中共浙江省委文教部和省文化局的同志们宣传这个戏，并阐明我对这个戏的改编观点。同志们看过戏后，给我以赞同和支持。我欣幸地得到两位有力的合作者：一位是省委文教部的文艺处处长、作家郑伯永同志，一位是省越剧团的编导、剧作家陈静同志。我们三个人立即组成了整理小组，和剧团的主要演员：演况钟的周传瑛、演娄阿鼠的王传淞、演过于执的朱国梁、演周忱的周传铮等同志合作。剧团的这几位同志知道我们是热心人，又知道我们对昆曲是外行，却又处在领导的地位，他们的心情是又高兴，又有疑虑。我们完全采取艺术民主，互相协商，取长补短。经过大家的努力，终于把这场唯物与唯心的思想斗争，通过演员的艺术表现才能，充分地体现出来了。整整二十个昼夜，完成了这戏的改编、排演任务。
以后，在上海、北京演出，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的赞许，受到其他党政领导同志以及文化艺术界的领导同志和戏曲界的前辈们的赞赏和支持。广大的观众审定批准了这个戏。《人民日报》还专门为这个戏发表了社论，而且把田汉同志的“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这一句话，作为社论的题目。但我心里明白，真正搞好这出戏，救活这个剧种的，是毛泽东思想。在这个戏里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坚决主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调查研究的科学态度，强烈地反对主观主义，和反对助长主观主义的官僚主义。这一点，周恩来同志在《十五贯》的座谈会讲话中也曾给予充分的肯定……
林彪、“四人帮”打着“红旗”反红旗，颠倒敌我，混淆是非，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泛滥成灾。他们利用特权，毫无根据地把人民欢迎的作品扣上“反党文章”、“反党小说”、“黑画”、“黑戏”等罪名。《十五贯》也被扣上大毒草的帽子。他们颠倒是非，胡说《十五贯》的要害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肃反运动”，“煽动反革命分子向无产阶级专政反扑”，等等。
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十五贯》才得重见天日，重放光彩。
(黄源：《十五贯》后记，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四、 编者评点：“推陈出新”的典范
《十五贯》通过“被冤”、“判斩”、“见都”、“疑鼠”、“访鼠”等主要场景，集中描写了况钟、过于执、周忱处理熊友兰、苏戍娟一案的不同态度，塑造了清官况钟、昏官周忱、庸官过于执三个真实可信的封建官吏形象。况钟不同于以往人们熟知的铁面清官形象，他既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为昭雪冤狱而不计宦途风险，为民请命，又讲究策略，善于斗争。过于执与周忱则是封建官僚的另一种典型，改编者并没有刻意简化和丑化他们的形象，两人都不是残暴荒淫、贪财纳贿之徒，但一个沽名钓誉、主观自负，一个则老朽昏庸、不问民瘼。剧作还活灵活现地表现了娄阿鼠这个心狠手辣、谋财害命并贼喊捉贼、企图嫁祸于人的反面形象。
改编本对原作线索和情节进行了适当删减，使剧作线索更加分明，情节更加精练，结构更加严谨。改编本剔除了“托梦”、“鼠窃”、“天命”、“因果报应”等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情节，加强了原作中蕴涵的积极的思想意义和丰富的社会内容，深刻地揭示了构成这场冤狱事件的本质。
《十五贯》的改编者，运用中国戏曲艺术人物鲜明对照的传统手法，使人物相互映衬，相得益彰，突出了人物的性格化、造型美。它的戏曲语言，一改旧昆曲用典过多、艰涩难懂的弊端。全剧的道白和唱词，生动简练，雅俗共赏，富于表现力。《十五贯》改编和演出的成功，为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树立了榜样，也使得昆曲这个长久以来趋于式微的古老剧种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不啻枯柳著新绿，古兰吐芳蕊。
继《十五贯》之后，全国很多剧种也涌现了不少成功的改编之作，有人称此为“拨亮一盏灯，照红一大片”。这些改编作品在思想内容、艺术风格、编剧技巧等方面既展示了各种传统戏曲剧种的特色，更为它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技巧。其中，比较有名的是京剧《杨门女将》、川剧《拉郎配》、莆仙戏《团圆之后》、吉剧《包公赔情》等。
与同类题材的戏曲通常低沉抑郁的格调不同，由范钧宏、吕瑞明改编的《杨门女将》加强了对杨门忠烈的英雄气概和高洁品性的描写，充满了悲壮激昂的浪漫主义色彩。沙汀、徐文耀据《鸳鸯绦》改编的《拉郎配》，使原剧从有女儿的人家为避免女儿被皇上征选入宫而仓促拉郎成婚的闹剧变成了揭露皇帝淫威罪恶的讽刺喜剧。《团圆之后》由福建省仙游县编剧小组根据《施天文》改编而成，通过父子两代人都被封建礼教虐杀的悲剧，揭示了封建制度的吃人本质。王肯据二人转《赔情》改编的《包公赔情》，写包拯因铡了贪赃枉法的亲侄儿包勉，而向嫂嫂赔情，最终得到嫂嫂的谅解和爱戴。作者借鉴了二人转情节跌宕曲折的艺术手法，层层推进包拯与嫂嫂间“执法”与“护私”的矛盾冲突，突出了严于执法、不徇私情的主题思想。
五、 参考文献和思考题
1．参考文献
浙江省《十五贯》整理小组：《十五贯》，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
王世德：《〈十五贯〉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1月版。
2．思考题
① 比较分析《十五贯》(改编本)中况钟、周忱、过于执三个封建官吏的典型形象。
② 你是怎样看待《十五贯》的民间趣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