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品简介：诗意磅礴的历史剧
《蔡文姬》是郭沫若创作的五幕历史剧，发表于《收获》1959年第3期。作者以“文姬归汉”为素材，以替曹操翻案为主要目的。剧作描写曹操平定中原后，广罗人才，力修文治，并遣董祀和周近赴南匈奴赎回战乱中没入南匈奴12年的才女蔡文姬。已为左贤王王妃的蔡文姬，在国与家之间进行了痛苦的抉择，最终离夫别子，回归汉室。文姬归汉后，继承父亲蔡邕遗业，撰修《续汉书》。后来，由于周近的挑拨进谗，曹操误判董祀“暗同关节，行为不端”，令其自裁。文姬闻讯，趋而力谏，道明真相。曹操知错就改，并晋升董祀。8年后，《续汉书》修成，蔡文姬的儿女因左贤王已逝亦归汉，文姬与董祀也由曹操主婚，结为夫妇。
《蔡文姬》是一部引起较大争议的剧作，其主题众说纷纭：有人将主题与作者的写作动机等同，认为是“替曹操翻案”；有人认为通过蔡文姬在国与家之间的两难抉择体现了“情感与责任的巨大冲突”；有人则提出多重主题说，认为“以国事为重”、“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深层意蕴才是剧作的主旨所在，“替曹操翻案”、“民族团结”等只是基本主题的派生。此外，对剧中涉及的民族政策、民族关系问题的理解，人们也各执一端，观点不一。
“替曹操翻案”的成功与否，也是争论的焦点。不少评论家认为“翻案”是成功的，也有一些人持反对意见，甚至有人对剧作家的创作动机提出了质疑，认为是“在揣摩领导意志中获取灵感”。还有人对剧作的艺术结构提出了批评。
二、 评论文章选萃1． 追求历史本真的翻案自宋一千多年来，在舞台上，特别是在《三国演义》里，曹操一直被歪曲为犯上作乱的“奸雄”。郭老在《蔡文姬》剧中，洗去了涂在曹操脸上的白色油彩，对曹操作出了肯定的评价，毫不犹豫地把这个旧案翻了过来。历史上的曹操是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和诗人。剧中侧重表现了诗人曹操的形象，同时还表现了政治家曹操爱惜人才、执法如山和勇于认错、改错的一面。这样，在《蔡文姬》中，曹操就作为一个正面形象立起来了。但是这个剧的主人公毕竟不是曹操，这个剧的情节毕竟不是以曹操为中心展开的；他主要是以文姬归汉的提出者出现的。 郭老在运用这一题材时，没有拘泥于历史事实，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原则下，进行了艺术集中和虚构。剧中所描写的曹操赎回文姬的目的是因为文姬“博学多才”，可以继续父业，“参与《续汉书》的撰述”。这种虚构是那个时代可能发生的，并符合历史人物的思想性格。历史上的曹操确实是一个在“文治”上做出一番大事业的人物，文姬也确实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女诗人，在整理她父亲的遗著上做出了贡献。
(李蕙芳：《感情和责任的巨大冲突——历史剧〈蔡文姬〉主题浅见》，《草原》1980年第2期) 《蔡文姬》这部史剧是比较成功的。它不单把蔡文姬这个古代女诗人的命运写得楚楚动人，更拂去了曹操身上沉积的历史灰尘，使这个杰出的封建政治家再现出耀眼的光辉，从而热情地歌颂了曹操在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发展文化建设方面的历史贡献，有力地表达了“替曹操翻案”的主题。这个戏对曹操的描绘，似乎着墨不多，好像主要是写蔡文姬的，戏剧情节也是围绕蔡文姬的内心冲突而展开，而曹操是直到最后两幕才和观众见面。在此以前的三幕中，曹操压根就未出场。但是，从剧本一开始，人们就感受到曹操形象的光辉。蔡文姬的感情和命运的每一步发展变化，都和曹操紧紧相联……前三幕曹操尽管没有出场，但剧本在写文姬、董祀、周近，写单于，写左贤王时，实际上就从不同角度烘托出曹操的威望、品格、功业和影响，笔力所至，无处不在写曹操。曹操的形象已是宛然在目，呼之欲出。正是在这样层层铺垫的基础上，曹操才正式出场。在最后两幕中，郭老以浓淡有致的笔触，一方面生动勾勒出曹操力修文治、重视人才，威严凌厉、深谋远虑的杰出政治家品质，同时又着意渲染曹操那种风趣幽默、富于人情味的动人性格特征。郭老塑造的这个曹操形象，是那么栩栩如生，令人难以忘怀。同过去那个“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大奸雄截然相反，判若两人。应当说，这个戏“替曹操翻案”，还是翻得成功的。
(张毓茂：《评郭沫若的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辽宁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在60年代初郭沫若同志为曹操翻案之前，从来历史学家很少有人对曹操作否定的评价，这就是说，就史学而论，不存在曹操的翻案问题；就小说、戏曲而论，曹操的否定形象却又如此根深蒂固，人们也许可以粗暴地把这些作品给以否定，加以取缔，若要来一个根本改造而又奢望无损原作的精华，那是无法想象的。郭沫若同志曾写出《蔡文姬》那样的佳作，但对戏曲中曹操鼻凹上的那小块白粉，对小说《三国演义》的流传，却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
(徐朔方：《历史剧纵横谈》，《剧本》1982年第4期) 郭老以史学家的慧眼卓识，剧诗人的宏伟气魄，一反传统的旧偏见，将“一代乱世奸雄”的曹操第一次作为一位伟大政治家的形象搬上戏剧舞台，还他以历史本来面目。它形象地表明了剧作者过人的胆识、闪光的思想和艺术上顽强的探索精神。在创作过程中，郭老正是以自己当年“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归国杂吟》)的强烈爱国主义热忱赋予文姬以艺术生命的。因此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主题就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全剧始终，不断地给人以新的启示和教育。这是《蔡》剧积极的现实意义，也是它至今还能鼓舞人心激励斗志的根本原因。
(朱家驰、田旭修：《胡笳垂千古 风厉识高节——从戏剧冲突看郭剧蔡文姬艺术形象的塑造》，《河北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2． 寄寓作者理想的形象
剧中的主人公蔡文姬，虽然就贯穿全剧来说，她的美学形象还不够相当完美（这一点主要是指第五幕，原因或许是作者受到史实的限制），但是就这个形象的主要方面来说，却达到了极高的艺术造诣……
剧本中的另一个主人公曹操，是第一次以正面形象出现在舞台上。他的雄才大略、平民的作风、真挚的友情以及诙谐、潇洒等等，都刻画得相当成功。尤其是第四幕第一场，通过他对《胡笳十八拍》的欣赏以及和曹丕论诗，把诗人和文学家的曹操表现得有声有色、活灵活现。偏信和勇于改正错误，两者同时存在在曹操身上，这在剧本中通过处理董祀这件事上，描写得很精彩，然毫不曾给人以剧作者是在这里作戏的感觉。
(张锦才：《一首激动人心的抒情诗——〈蔡文姬〉观后感》，《戏剧报》1959年第11期) 剧作者创造了性格优美的蔡文姬和有新生命的曹操。……剧作者在曹操身上用了同样有力的笔墨。他有分寸。他建立了形象，推开了史学家们的争论。剧作者根据剧情的需要，写出了曹操的友情、公正、偏急和爽快。他没有让曹操为曹操自己而在戏中存在。
(李健吾：《从哀伤到欢乐——演出成功的〈蔡文姬〉》，《新观察》1959年第11期) 就剧作而言剧作，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居于主要地位，《蔡文姬》一剧的创作，郭老不是在写簪花妙格，而正如吴道子作画，笔酣墨饱地从内在的思想感情直到眉目口角，传神地绘出了剧中许多人物的风貌神姿——特别是对蔡文姬这一才华盖世的女诗人的运笔敷彩，更无疑地是气韵畅达，而完成了一个高美的艺术造型……
我认为在这剧中，除了蔡文姬这一人物是出色的造型之外，对于曹操的描写，当然既未予以贬低，可也未曾过分夸张，在符合历史真实的要求之下，恰当地作了艺术的勾勒，清晰而准确的线条，生动而鲜明的渲染，这一世之雄的灵魂与脸谱，在郭老的笔下不仅得复故观，而且真实可信……郭老通过这剧，既刻画出曹操的雄才大略和文功治绩，更着重地写出了他那平易近人、朴素俭实；这些都是历历般般有史可据，所以我说艺术的藻饰是并不曾违背历史真实的。
郭老以充满心肺的诗情的激动，创造出蔡文姬这一博大胸怀、忘我无私的旷世女诗人的庄严塑像。
(孟超：《诗情洋溢的〈蔡文姬〉》，《文艺报》1959年第13期) 在《蔡文姬》这出戏里，郭老为了表彰曹操的文治武功，安排了一个“太平景象”，“人寿年丰”，“百姓逐渐地在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的社会环境。这情况有着一定的真实性……文姬归汉前的那种“天不仁兮降离乱”的情景，并没有完全改变……因此，这个“太平景象”的环境，就不完全合乎历史的真实性了……
从这个社会环境看来，剧中对曹操的描写似乎还可以斟酌。郭老要替曹操翻案，在舞台上出现一个新的形象，原是无可厚非。但是，通过董祀、文姬的口过多过分地赞颂，就未必合适……和曹操的具体形象联系起来，这个曹操就是有些现代化，董祀要文姬效法曹丞相“以天下之忧为忧，以天下之乐为乐”，而曹操的初次出场也就表现得时刻关怀人民……
剧中还把曹操用的兵，描写为“王者之师”；把他对南匈奴的关系写成平等的关系；这些都不能说符合历史的真实性，似乎是作者的过誉。从整出戏对曹操的描绘看来，他是一个十分完善的人物……《蔡文姬》中曹操形象的时代特征和阶级特征是不够鲜明的，缺乏体现出作为靠剥削农民来进行他的事业的统治者的面貌……
以替曹操翻案作为这出戏的主题就未必合适。这样做的结果，势必成为拿蔡文姬来为表扬曹操服务，而不是以蔡文姬为中心，结合着有关的事件来写曹操，这就转移了文姬归汉一人一事的主脑，从而使剧本的中心分散，问题繁芜，结构显得有些散漫。以文姬归汉为主脑，同样可以收到正面描写曹操之功，并且可以免除剧本所不能负担的全面表现曹操的任务，使主题更鲜明些、集中些，蔡文姬也可以写得更丰满、有力……
我是比较喜欢第四幕的蔡文姬，她仗义、沉着、果敢，性格比较鲜明，第五幕文姬的形象，似乎比较单薄，没有进一步发展，整个看来，这个形象前后不够统一，贯穿线不明。
(温凌：《〈蔡文姬〉的历史真实性》，《戏剧报》1959年第13期)3． 渗透强烈抒情因素的剧诗
首先从剧本内容分析，作者发挥了高度的想象力，信手拈来，指挥如意，使用历史资料，随心所欲，左右逢源，但却如“杜少陵诗，无一字无来历”。同时，作者一面坚定了为曹操翻案的历史观点，一面又深切结合当前民族政策，予人以一定政治感染。在这些方面，也完全体现了厚今薄古的时代精神。综观全剧，就是一首感情非常充沛，用意温柔敦厚，风格却又瑰丽美婉，体裁则是洋洋洒洒的长诗。
(景孤血：《写在看话剧〈蔡文姬〉后》，1959年6月2日《文汇报》) 郭沫若同志的历史剧，热情奔放，词句铿锵，充满积极浪漫主义精神；戏剧性强(有时候陷入为戏找戏)，是非性尖锐；处处带着他个人的演说(十三四年前，我听他的演说，像烈火一样燃烧我的心!)情调。但是另一方面，他的剧本并不细贴，词句缺乏对生活的恰如其分的笔致。像是有一阵风，把你带进他的历史世界，不给机会让你细看。他的话剧实质上很像歌剧。他却偏偏写的又是话剧。
(李健吾：《从〈蔡文姬〉的演出想到的》，《戏剧报》1959年第11期) 郭沫若不仅善于从特定的情境中突出人物的抒情因素，而且还善于从戏剧冲突的发展过程中表现人物情感的变化。《蔡文姬》是“五幕历史喜剧”，她在剧中经历了从悲到喜的发展过程。她的悲和喜，决定于汉朝和匈奴之间关系的变化。因此，当蔡文姬第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吐露“喜得生还兮逢圣君，嗟别二子兮会无因”的内心痛苦时，她所抒发的虽是不忍抛弃儿女的母子之情，其中也有两个民族之间的感情因素。在一般情况下，母子离别，并不一定令人伤感，而蔡文姬的处境不同寻常，返回乡里就必须抛弃子女，顾全子女就只得常住异域，这种内心痛苦当然十分强烈。郭沫若在第一幕中深刻解剖蔡文姬当时复杂的内心世界，就点染出诗的意境来……
《重睹芳华》这八句诗表现出新的精神境界，由私人的母子之情升华为崇高的爱国爱民之情。郭沫若表现蔡文姬从悲到喜的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呈现出三种感情色彩：不忍抛弃子女而流泪；刻骨思念子女而晕厥；目睹太平景象而欢欣。《重睹芳华》所表现的感情，是她思想发展的高峰。最后，郭沫若再写母子团圆，“镜剑配合”，于是出现诗情洋溢的喜剧结尾。
(陈瘦竹：《论郭沫若的历史剧》，《郭沫若研究专刊》，《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第2辑)4． 艺术力受损与翻案的不足
从整体上看，《蔡文姬》存在着两条有联系但又截然不同的冲突线索。第一条，主要存在于第一、三幕中，是感情与责任的冲突……这条重要的冲突线索，写得入情入理，使人情动于衷，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全新的境界，一系列使观众的感情与前半场戏脱节的冲突……
在《蔡文姬》创作中，作者为了使自己的作品尽量统一起来、两个主题趋于一致，显出和谐，不得不屈就于既成局面，犯些“忌讳”，在结构内容允许的情况下作出了最大限度的弥补。从故事来看，它更完整了，更适合看故事人的口味了，但从戏剧角度看，却未免给人以“蛇足”之感……
《蔡文姬》结构上的缺陷，还可以在曹操形象的刻画中看出痕迹。总的说来，曹操的形象在剧中是站立起来了，而且性格的某些方面在剧中也刻画得十分精彩。但如果我们留心一下就会发现，除在董祀遭陷一事件中，善于兼听、知错改错的性格特点表现得比较充分、根底比较扎实外，其他都比较一般，有的还很薄弱。
(白贵、范国华：《历史剧〈蔡文姬〉成败管见——从结构看〈蔡文姬〉的主题》，《河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郭沫若同志的《蔡文姬》创作于1959年5月。此作此时而成，自有其渊源。当时，《毛主席诗词》18首发表不久，其中《浪淘沙·北戴河》提及“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的典故，引起了郭老的揣摩：“毛主席在写诗时因种种客观事物的相同而想到曹操，想到曹操的东征乌桓，这是很值得注意的。”既然“略输文采”的秦皇汉武、“稍逊风骚”的唐宗宋祖、“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统统“俱往矣”，而唯独魏武有遗篇，何不“千秋公案翻云雨”呢?于是《替曹公翻案》便在是年3月应运而生，紧接着《蔡文姬》也就粉墨登场了。诚如郭老所述：“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醉翁之意显然不在蔡文姬；而替曹操翻案的主要目的又是什么?大概也不在曹操吧?……
当然，一代文章泰斗的郭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有其卓越贡献的。但作家的历史观和文艺观总是受时代风气所影响。他的历史剧创作往往为了迎合某种个人好恶而不惜随心所欲地臆造历史，这是处于只能在揣摩领导意志中获取灵感的文学侍臣地位的不幸。
值得提出的是：早在1960年，赵朴初同志就以《竹枝》、《鹧鸪天》、《快活三带过朝天子四换头》三首词曲表达对《蔡文姬》的一些颇有见地的看法，如：“遣使何为?赎身何意?我道曹公差矣!谓中郎有遗书，有女儿能诵记，只消得寄个纸笔。睦邻大计，更要将心比他意。常通声气，频传消息，何如认个亲戚?和吐蕃的唐太宗，和乌孙的汉武帝，都比你，有主意。”这真是褒贬得当，令人心服。实际上，对《蔡文姬》，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有些不同看法，只是得不到应有的反映，被淹没在一片赞扬声中罢了。
(曾立平：《“我道曹公差矣!”——小议翻案不足的〈蔡文姬〉》，《戏剧界》1981年第13期) 由于剧作家急切地要把自己的幸福感受与蔡文姬的经历同化，这种强烈的主观意图促使他把曹操执政的时代过分理想化了，因而，也就使剧本失去了历史的具体性。同时，这种简单的大团圆式的喜剧性结局，也使这部历史剧失去了应有的历史深刻性，而且，尽管剧作家凭着卓越的诗才赋予这些场面以感人的气氛，却难以弥补这些根本性的缺陷……
至于这部剧作在艺术表现上的缺陷，诸如，由于多次陈述同一内容而造成的重复，第二幕以后悬念的软弱无力，缺少有力的戏剧性行动，等等，也大大影响着它的艺术吸引力。
(谭霈生：《中国当代历史剧与史剧观》，《戏剧》1993年第4期)三、 作家自述：主体色彩彰显的创作风格
我写《蔡文姬》的动机就是要为曹操翻案。但这只是剧本的主题，还应当有个故事。我选了文姬归汉这个故事。文姬归汉是在建安十三年，前一年曹操向辽河流域远征，荡平了三郡乌桓，解救了被俘去的十多万户汉人……蔡文姬被迎接回国，只是作为一个典型：通过她可以代表很多的人。蔡文姬能够被赎归汉，不是只靠金钱，还是靠曹操的文治武功才能争取回来的。这个事件是典型的，可以通过它来表扬曹操。
我写《蔡文姬》，一部分是根据历史上的材料，一部分是我编造的。有些人物是虚构的，有些事情的过程也是想当然的……
董祀与文姬的亲戚关系是我安排的，这样可以让董祀有理由去和她在思想上作深入的接触。文姬归汉后重嫁董祀，根据曹丕的《蔡伯喈女赋序》，是出于曹操的安排，但详细情形是怎样，史无明文。他们可能是经历过恋爱过程的，但我没有让他们随便谈情说爱，那样会把蔡文姬也庸俗化了。我是采取了高一层的手法来处理他们的爱情的……
对于曹操，主要是通过别人的口来歌颂他。开始是通过董祀对文姬的谈话介绍，结尾则通过文姬的《贺圣朝》表达。剧中关于曹操接见外宾时，请崔琰代替；为人俭朴，一条被子用了十来年；只著布衣等描写，都是有历史依据的……通过他对文姬《胡笳十八拍》的品评，表明曹操欣赏文姬诗词，首先看重思想性高，有无神论思想。曹丕则欣赏文姬诗词的技巧。这种不同处表明曹操与曹丕的思想与欣赏角度。曹操的着眼处来得高。后来曹操又询问周近的看法，周近恰恰批评曹操欣赏的那些地方。这是个保守分子，但曹操听他说，不露声色。这表明曹操是有深度的人物。周近犯了错误，曹操不但不处分他，还让他去辅导右贤王。这表明曹操是个好人，但并不是滥好人，他是有手腕的。曹操发现自己偏听犯了错误，肯于收回成命，也表明他是个能改正自己缺点的英雄。
(朱青：《郭沫若同志谈〈蔡文姬〉的创作》，《戏剧报》1959年第6期) 法国作家福楼拜，是有名的小说《波娃丽夫人》的作者，他曾经说：“波娃丽夫人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我也可以照样说一句：“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
《蔡文姬》却恰恰相反，它有一大半是真的。其中有不少关于我的感情的东西，也有不少关于我的生活的东西。不说，想来读者也一定觉察到。在我的生活中，同蔡文姬有过类似的经历，相近的感情。但是这些东西的注入，我是特别注意到时代性的。蔡文姬的时代和今天的时代是完全不同了。我在写作中是尽可能着重了历史的真实性，除掉我自己的经历使我能够体会到蔡文姬的一段生活感情之外，我没有丝毫意识，企图把蔡文姬的时代和现代联系起来。那样就是反历史主义，违背历史真实性了……
再有一点我要声明，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曹操对于我们民族的发展、文化的发展，确实是有过贡献的人。在封建时代，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但以前我们受到宋以来的正统观念的束缚，对于他的评价是太不公平了。特别经过《三国演义》和舞台艺术的形容化，把曹操固定成为了一个奸臣的典型——一个大白脸的大坏蛋。连3岁的小孩子都在痛恨曹操。
我们今天的时代不同了，我们对于曹操应该有一种公平的看法。因此，我写了一篇《替曹公翻案》，这是我在《蔡文姬》中所塑造的曹操形象的基础。尽管在目前对于曹操的看法还有分歧，但我相信那些分歧是会逐渐接近或者消灭的。
从旧有的正统观念来看曹操，那是已经过时了。那样的分歧是不足道的。今天的主要分歧是从新的观点来的，便是对于曹操打过黄巾的看法问题。关于这一层，明白地说，凡是多少有一些新的历史观点的人，谁也没有说过曹操打了黄巾是应该。不同的只是对于打了黄巾之后曹操的一些设施，应当作如何评价……
人是可以转变的。曹操尽管打过黄巾义军，不能否认他也受到农民起义的影响，逼着他不能不走上比较为人民所喜悦的道路。曹操在《述志令》中叙述过他的主观愿望，说他曾经想做一个隐居的学者，后来又想立功封侯，做征西将军，而结果却为时势所迫，做到锄豪强、抑兼并，身为宰相，贵极人臣，成就了统一中国北部的霸业。这就表明客观条件逼着他在不断改变。他又曾经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然而他到后来毕竟还是称了王，而让他的儿子曹丕称了帝。曹丕称帝后建元“黄初”，这当然有五行说的含义，和谯县出现过所谓黄龙有关，但和“黄天当立”不也有一脉相通的气息吗?因此，我说：“曹操虽然是攻打黄巾起家的，但我们可以说他是承继了黄巾运动。”
我是肯定曹操的功绩的。他使汉末崩溃了的社会逐步安定了下来，使黄河流域的生产秩序得到恢复和发展，使流离失所的人民得到安居乐业……总之，曹操对当时的人民是有过贡献的，对民族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发展也是有过贡献的……
其实曹操的为人，他的才、学、识，他的生活态度，作为一千七八百年前的人来看，已经就够突出一头的了……
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我虽然肯定了曹操的功绩，但并没有否定曹操的罪过。我不仅说过打过黄巾义军是曹操生活中最不光彩的一页，不仅说过他的缺点很不少，还在剧本里面通过他判处董祀死罪的情节，把曹操由于偏信几乎错杀了好人形象化了。剧中的情节虽然是出于我的想象，但曹操由于性急，有时误杀过好人，确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过分美化曹操，和曹操同时代的人倒有过这个倾向……
这些歌功颂德的文字简直把曹操说得天上有、地下无。特别是“同量乾坤，等曜日月”，“民望如草，我泽如春”等句，是值得欣赏的辞藻，但也似乎特别夸大。但是，我们根据这些，却可以看出建安时代的人对于曹操的一种看法……
蔡文姬归汉后究竟做了些什么工作，除掉《后汉书》的本传中说她凭记忆记录出了她父亲蔡邕的作品四百余篇之外，别无资料可考。四百余篇的内容到底是些什么，也是一个无法解答的疑问。在剧本中，我说曹操要她帮助撰修《续汉书》，这虽然也是出于虚构，而在我却是有所依据的。
(郭沫若：《〈蔡文姬〉序》，文物出版社1959年7月版)四、 编者评点：以诗人情怀观照历史人物
郭沫若的历史剧气势宏伟、诗意浓郁，在如何处理历史题材、怎样古为今用等方面为历史剧的创作积累了丰厚经验。他早在1923年创作《卓文君》、《王昭君》时，就不拘泥于历史细节，而是大胆想象，敢于做翻案文章。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一共创作了六部历史剧：《棠棣之花》(1941年)、《屈原》(1942年)、《虎符》(1942年)、《高渐离》(1942年)、《孔雀胆》(1942年)、《南冠草》(1943年)。这些剧作紧密联系时局，影射反动当局，热情歌颂仁人志士为正义而献身的高贵品质。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依然保持着蓬勃强劲的历史剧创作热情，推出了《蔡文姬》和《武则天》(1960年)。较之先前的创作，这两部翻案剧作不再以古人暗射今人，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评价历史人物，力求恢复他们的本真面目，从中吸取历史经验。
郭沫若在《蔡文姬》中，以炽烈奔放的热情、大胆丰富的想象、绚丽多姿的笔触，创作了曹操和蔡文姬两个典型形象。该剧体现了郭沫若以诗入剧、剧中有诗的浪漫主义风格，有助于凸显曹操、蔡文姬的诗人气质，特别是蔡文姬所作的《胡笳十八拍》和剧作家拟作的《重睹芳华》，更加增添了剧作浓郁的诗意美。他的“蔡文姬就是我”的主体化色彩强烈的创作方式也是其剧诗风格的一个重要特征。
就曹操的艺术形象而言，郭沫若在《蔡文姬》中，以诗人情怀观照历史人物，通过对蔡文姬一生悲欢离合的描绘，主要采用侧面烘托的表现手法，塑造了一个文治武功、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的曹操形象，这与人们熟知的乱世奸雄形象判若两人。剧中这种充盈着浪漫激情的改写，也是对剧作家置身的时代精神的积极回应。应该肯定，剧中曹操的“治世英雄”形象，不仅还原了历史本真面目，也是对宋以来曹操传统文学典型的一大挑战与突破。但是，由于剧作家本人对曹操的偏爱，导致了矫枉过正，人物形象过于理想化。而且，选取让蔡文姬骨肉分离的“文姬归汉”事件来替曹操翻案，以及剧本过多地通过他人之口颂扬曹操，似乎不太合适，也有损于曹操形象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五、 参考文献和思考题
1．参考文献
郭沫若：《蔡文姬》，文物出版社1959年7月版。
苏民、蒋瑞、杜澄夫编：《〈蔡文姬〉的舞台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12月版。
田本相、杨景辉：《郭沫若史剧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5月版。
王训昭等编：《郭沫若研究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8月版。
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2月版。
2．思考题
① 简析《蔡文姬》的主题思想。
② 从《蔡文姬》看郭沫若历史剧的“剧诗”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