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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郭沫若、田汉、曹禺的戏剧

第三节曹禺的《胆剑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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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家简介:紧扣时代脉搏的历史剧

曹禺(1910—1996),原名万家宝,字小石,原籍湖北潜江,现代著名戏剧作家。历任第一届中国文联常委,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剧协主席,中国作协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中国文联执行主席等职务。

曹禺半个多世纪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从《雷雨》、《日出》到《原野》是曹禺创作的第一个时期,主题都是揭露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的腐朽和黑暗,贯穿着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从《正在想》到《桥》是曹禺创作的第二个时期,题材的现实性显著增强,风格由精雕细刻、浓艳繁丽转向平易朴实、清淡隽永;从《明朗的天》到《王昭君》是曹禺创作的第三个时期,更多地转向通过历史题材为现实服务。

1961年,曹禺与梅阡、于是之合作完成五幕话剧历史剧《胆剑篇》(曹禺执笔),刊载于《人民文学》1961年第7、8期合刊。《胆剑篇》以春秋时期吴越交战为背景,书写越王勾践在战败后与百姓一起发愤图强,卧薪尝胆、终雪国耻的故事。《胆剑篇》一经问世,便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许多评论者从时代精神、主题思想、人物塑造、情节结构、戏剧语言等方面分析了剧作的成就与不足。总体看来,人们对《胆剑篇》的肯定性评价比重更大一些,认为它是同时代众多描写“卧薪尝胆”题材的剧目中的佼佼者。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批评性意见,其中最为严厉的是周恩来的意见,他认为曹禺在创作《胆剑篇》时受到了思想束缚,致使剧本不够感人;一些评论家也从主要人物性格的欠缺、情节结构的“二元裂痕”等角度,对剧本进行了批评。

二、 评论文章选萃1. 主观意图与现实精神《胆剑篇》不但写出了侵略者和被侵略者间的矛盾,写出了侵略者吴国的内部矛盾,和被侵略的越国内部领导思想和人民群众间的矛盾(还包括人和自然灾害的斗争),更写出了人物的自我矛盾,特别是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他们两人思想发展过程中的自我矛盾……

作者敢于正面来写这一历史题材,看出作者的信心和魄力,也看出作者对这一历史题材的看法和态度。第四幕苦成老人向勾践献胆时说:“一时强弱在于力,千古胜负在于理。”这两句是贯穿全剧的中心思想,也是作者着笔时的指导思想。第一幕勾践答辩时斥夫差不义不勇的一段话,也反映了这同一思想。要从吴越春秋中取其可服务于今天的,这一指导思想应是启发作者尝试写这一历史题材的动因。

(凤子:《〈胆剑篇〉演出浅谈》,1961年12月9日《人民日报》)我发现它是有一个贯穿全剧的思想的。不管作者的主观意图是怎样,这个作品自己说明了它最主要的思想内容是这样:一个国家用武力来侵略别的国家,压迫别的国家的人民,它总是要遭到顽强的反抗的;而一个被侵略的国家的首领,只要他能够和人民一起,依靠人民,艰苦奋斗,不管他会碰到什么样的屈辱和困难,他最后总能够战胜侵略者。这样的思想是贯穿着整个五幕戏的。然而作者似乎又不满足于仅仅表现这样的思想内容,也许是觉得这比较一般一些吧,于是在第三幕又写到了“靠自己,图自强,自强不息”的思想;在第四幕中又写到“一时强弱在于力,千古胜负在于理”的思想;而且通过勾践对苦成所献的胆的独白,第四幕还写到了胆有这样许多意义……然而所有这些思想都并未能贯穿全剧,并未能成为全剧的主干,而且也不可能许多思想同时成为主干。

(何其芳:《〈胆剑篇〉印象》,《文艺报》1962年第1期) 这几年树立了许多新的偶像、新的迷信,也就是大家所说的框框……新的迷信把我们的思想束缚起来了,于是作家们不敢写了,帽子很多,写的很少,但求无过,不求有功。曹禺同志是有勇气的作家,是有自信心的作家,大家很尊重他。但他写《胆剑篇》也很苦恼。他入了党,应该更大胆,但反而更胆小了。谦虚是好事,但胆子变小了不好。入了党政治上对他有好处,要求严格一些,但写作上好像反而有了束缚(曹禺:现在比过去有一点点进步)。把一个具体作家作为例子来讲一下有好处。所以举曹禺同志为例,因为他是党员,又因为他是我的老同学,老朋友,对他要求严格一些,说重了他不会怪我。过去和曹禺同志在重庆谈问题的时候,他拘束少,现在好像拘束多了。生怕这个错、那个错,没有主见,没有把握。这样就写不出好东西来。成见是不好的,意见要从实际出发,否则是谬见,是主观主义。但要有主见,现在主见少了。《明朗的天》好像还比较活泼些。有人说它不深刻,要求太高了,因为这是解放后不久写的,写在1953年。这个戏把帝国主义办医学院的反面的东西揭露出来了,我看过几次,每次都受感动。《胆剑篇》有它的好处,主要方面是成功的,但我没有那样受感动。作者好像受了某种束缚。

(周恩来:《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1962年2月17日],《文艺研究》1979年第1期)2. 新的题材与新的经验

《胆剑篇》的思想性,正是通过历史真实的艺术描写而实现的。剧作家无需乎乞灵于廉价的影射;借助于空泛的说教;也不要任意地“拔高主题”或“拔高人物”;而是经过尖锐的戏剧冲突和冲突的解决,把历史的经验教训突现出来;把英雄人物的美德刻画出来;把古人在政治斗争中的智慧表现出来;由此帮助观众对舞台上的历史事件得出正确的认识和评价,从中吸取有用的东西。这就有了思想教育作用,并且间接地闪耀出新的时代精神的光彩……

《胆剑篇》用新的观点来评判历史;通过历史真实的具体描绘,帮助我们认识2400多年以前的那个千奇百怪的时代。它艺术地总结了那一段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描绘了历史人物的可资继承、发扬的英勇精神和发愤图强的精神;再现了古人在政治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值得今人参考、吸取的谋略和智慧。

(张光年:《〈胆剑篇〉的思想性》,《文艺报》1962年第1期) 1962年,我们国家面临着暂时的经济困难,赫鲁晓夫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妄图卡我们的脖子。党和人民正经受着严峻的考验。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他同梅阡、于是之一起创作了历史剧《胆剑篇》。这部历史剧是作家对时代提出的尖锐课题的回答。他写的是春秋时代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抒发的是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的时代声音。他把全国人民奋发的英雄气概和不屈服于霸权压力的革命精神熔铸于历史剧作之中,使《胆剑篇》成为一部古为今用的优秀剧作。作品发表和演出后,立即受到文艺界的重视和观众的称赞。《戏剧报》专门召开了座谈会,何其芳、张庚、张光年、吴晗等均给予热情肯定。稍后,茅盾也在《关于历史和历史剧》一文中,肯定它是同类题材中写得最好的一部剧作。在曹禺解放后的创作道路上,《胆剑篇》标志着他的创作新发展和新成就。正如他过去每一部作品都力求创新一样,《胆剑篇》不仅意味着作家开拓了一个新的题材领域,而且在历史剧的创作上也提供了新的经验。

(田本相:《曹禺剧作论》,第300—301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12月版)3. 人物形象与性格冲突

《胆剑篇》在这一点上,纠正了过与不及,越王勾践的话就说得响亮,情绪就格外沉痛。这个人物性格的刻画,我以为是成功的;他确是春秋末期(越国当时还在奴隶经济阶段)的一个有为之主,分寸恰当。虽然写他自己没有提出什么惊人的计划,他只是善用他人之所长,从善如流,然而领导越国复兴的,确是他。这是符合于当时历史事实的……

夫差和伯嚭就不是舞台上常见的一般的花脸,而是有个性的人物;他们不是没有能耐的人,但是他们所走的路是一条死路,所以终于不能免于死亡。范蠡的个性也很鲜明,但相形之下,文种稍觉逊色……

但是可惜,《胆剑篇》不能为伍子胥安排更多的好戏,第五幕的伍子胥就不过尔尔。可以表现伍子胥性格的历史记载还有的是,但是《胆剑篇》的人物太多了,不能不把伍子胥的戏挤掉一些……

人物性格的描写,是《胆剑篇》的优点之一。但是可惜,夫差的性格还稍嫌片面些,虽然已经不把他写成一个糊涂蛋。虚构的人民英雄大都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可能产生的,虽然这些英雄人物还缺少个性;苦成的戏不少,也很动人,可是不知为什么,他给我的印象不深,没有特点。也就是说,他的个性不明显。保守分子(或者说是投降主义者、恐吴病者)泄皋也只平平。作者不想强调越国也有多么强大的内部矛盾,因而泄皋这个人物,不过聊备一格而已。

(茅盾:《关于历史和历史剧》,《文学评论》1961年第5、6期) 《胆剑篇》的戏剧矛盾的魅力,尖锐地集中在人物形象和性格冲突里……

《胆剑篇》里的伍子胥虽然保存了传统文艺中的基本性格,却仍然是一个新的创造……他刚正忠直而又专横残暴,老谋深算而又骄矜自负,虽然只有两次出场,但他的形象却是鲜明、丰满的。两次出场都被作者编织在尖锐的戏剧冲突的中心,透过强烈的性格对比、性格冲突,而揭示了伍子胥历史形象的复杂内容……

勾践是《胆剑篇》的中心人物。在他的形象创造上,作者并未拘泥于历史事实,而是大胆地剪裁枝蔓芜杂的材料,沿着司马迁所说的“禹之遗烈”的性格线索,也适应着《胆剑篇》的情节需要,集中突出了他性格中主导的坚忍不屈的特征……但是,《胆剑篇》中的勾践,又很鲜明地显示出他是一个统治阶级的英雄,剧作者是有分寸地在他所处的典型环境里刻画他的性格的。

(李希凡:《〈胆剑篇〉和历史剧——漫谈〈胆剑篇〉的艺术处理和形象创造》,1961年9月6日《人民日报》) 西施这个人物处理得很好,既没有夸大她的作用,也给了她恰当的位置。剧本在紧急关头,通过西施冒死盗出了夫差验关金符去拯救勾践出宫的情节,充分地体现了这个善良而美丽的女子的爱国精神。特别是关于西施如何去吴国的这一情节的处理,这一剧本是很有特色的。过去有些剧作者,对这一情节的处理很感棘手……《胆剑篇》里的西施是因为挺身拯救一个将被吴王杀害的小女孩而被押解到吴国的。我感到这样处理比较好,既可避免上述那些缺陷,又能使西施的形象更加完美。

(吴晗:《略谈〈胆剑篇〉》,《中国青年》1961年第16期) 《胆剑篇》的杰出成就主要表现在历史人物性格的塑造上。它的突出优点是人物形象既具有鲜明生动的个性,又具有真实可信的历史感。它善于根据史籍提供的性格线索,有所发掘,不落陈套,赋予人物性格以令人信服的发展逻辑。即使一些完全是虚构出来的人物,也表现了一定的历史真实性……

《胆剑篇》在塑造勾践性格时,则比较准确地掌握住这一历史人物的性格分寸。作家在有限的史实中找到了他的性格的矛盾,在戏剧冲突的发展中揭示出勾践性格的复杂性,从而塑造出一个坚忍不拔的古代君王形象。作家是在勾践的“烈”和“忍”的性格矛盾中表现他的复杂性格的丰富历史内容的……

勾践本来是处于情节中心的人物,但有时却没有或很少着重刻画他,而苦成并非处于情节中心的人物,又过多描写了他。这样,就使两个人物都不能在情节发展中得到应有的刻画,形成了二元的裂痕。正是在这样一个问题上表现出作家所受到的“束缚”和“新的迷信”的影响。在处理勾践和苦成的关系上,也即古代君王和人民群众的作用上,作家似乎怕过分突出了勾践的历史作用。尽管作家找到了勾践的性格发展逻辑,却不能给予充分描写,他的性格发展轨迹出现了抖动的曲线,创作的激情受到抑制。对苦成不发生过分之嫌,热情洋溢,但毕竟又受到历史事件的限制,总不能不顾及勾践复仇卧薪尝胆的事迹,这就造成了互相撞车的二元的弱点……

如果再解剖《胆剑篇》的情节体系,会进一步发现二元裂痕带来的损害。一出戏的剧情发展,必须为一种统一的热情和情绪所推动。在情节的提炼和组织上,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联系的整体,产生由这一情节导致另一情节的逻辑发展的力量,而最后推向作家预期的高潮。尽管一出戏有着错综复杂的纠葛,有两串或者三串事件,但是都必须交织到一个统一的中心进展线索上,把这些事件的推动力都引向一个最终的目标。《胆剑篇》有时就背离了这一原则……《胆剑篇》虽然不乏精彩的场面和鲜明的性格创造,但由于受到“新的迷信”的影响,损害了作家的艺术创造力,也损害了作品思想和艺术的完整性。

(田本相:《曹禺剧作论》,第306—326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12月版)4. 戏剧语言与结构艺术

剧本的文学语言是十分出色的。它是散文,然而声调铿锵。剧中人物的对白,没有夹杂着我们的新词汇,没有我们的“干部腔”;它很注意不让时代错误的典故、成语滑了出来。特别是写环境,写人物的派头,颇有历史的气氛。

(茅盾:《关于历史和历史剧》,《文学评论》1961年第5、6期)《胆剑篇》的成功,首先在于它是戏,而不是历史的图解——富于戏剧性,有情节,有成功的人物形象,有生动的语言……《胆剑篇》像曹禺同志的其他作品一样,它的突出的成就,就是通过戏剧情节的精心构造,展示了他所要反映的历史生活的尖锐的冲突……

如果说《胆剑篇》的戏剧冲突构成的特点,是善于把紧要的情节活动搬到舞台上来,以其激烈、真实的画面出现在观众面前,当场出彩,那么,应该说,含蓄的笔法、侧面的描写的比较缺乏,实写多,虚写少,却是这个剧本的弱点……

作为一个文学剧本,《胆剑篇》的成功,也不能不归功于有些场面里的铿锵有力、富有诗情的对白,像第一幕范蠡和伍子胥的对白、勾践和夫差的对白,第四幕里苦成和勾践的抒情独白,它们是那样的感情充沛而富于表现力!

(李希凡:《〈胆剑篇〉和历史剧——漫谈〈胆剑篇〉的艺术处理和形象创造》,1961年9月6日《人民日报》) 《胆剑篇》的结构总的来说是严谨的。作者非常注意幕与幕之间的衔接,虽然每幕相距的时间都是好几年,但作者通过台词、意境、情节使每幕的开头与结尾都互相贯穿和连接起来。作者笔势夭矫,章法多变,有虚有实,有隐有现,有明有暗,并且非常巧妙地运用了戏剧的对比手法。人物性格之间有对比,场景有对比,幕与幕之间也有对比,使形象在对比中更加鲜明,更加深了观众的印象……

作者集中表现勾践的内心活动是在第四幕的一段独白里,这段独白虽然很长,但却不感到沉闷。这段独白以前,作者对勾践的处境、心情已作了充分的介绍和烘托,因此这段独白是勾践剧烈的内心感情到达了顶点,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戏剧的和抒情的因素在独白里紧密地结合和交错着。

(颜振奋:《谈〈胆剑篇〉的艺术成就》,《剧本》1961年第10期)三、作家自述:心有顾虑的创作状态与表现手法的精益求精

总理对我的批评,我听了心中热乎乎的,我毫无紧张之感,觉得如释重负。我的确变得胆小了,谨慎了。不是我没有主见,是判断不清楚。我那时倒没有挨过整,可是讲的那些头头是道的大道理,好像都对似的。现在,懂得那是“左”倾的思潮,但当时却看不清楚。在创作中也感到苦恼,周围好像有种见不到的墙,说不定又碰到什么。总理是说到我,但他是希望作家把沉重的包袱放下来,从“新的迷信”中解放出来。起码我个人是受到鼓舞和激励的……

解放后,我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是努力工作的。虽说组织上入了党,但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帽子,实际上也是背着的,实在叫人抬不起头来,透不过气来。这个帽子压得人怎么能畅所欲言地为社会主义而创作呢?那时,也是心有顾虑啊!不只我,许多同志都是这样,深怕弄不好,就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广州会议,一下子把人们思想解放了,把帽子脱掉了,建国后13年那种隐隐约约、时现时隐的怪影,终于在心头消失了,怎能不让人由衷地感谢党呢?怎能不令人愉快呢?但是,好景不长啊!

([曹禺1984年6月3日同田本相的谈话记录],田本相:《曹禺传》,第411—412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8月版) 当我们集中力量琢磨人物性格时,他的构思是有特色的,就是采取性格对比的表现手法……他确实是善于应用对比的戏剧艺术表现手法的,勾践和夫差对比,伍子胥和伯嚭对比……对比之下,伍子胥和伯嚭这两个人的性格特色都写得异常鲜明。范蠡和文种也是对比写的。范蠡善于外交,文种明于内政;范蠡精明,风度翩翩,文种朴拙,忠心耿耿,是个老黄牛。

在场景上,曹禺也是运用对比的手法。第一幕越国会稽大火漫天,吴军烧杀掠抢,山河破碎,勾践辞庙。第二幕吴国烟笼春水,草木欣荣,馆娃宫畔,遥见雕栏玉砌的姑苏台,气氛静谧安然,与第一幕形成对比。第三幕越国大旱,日轮当午,火旗焰焰,烈日杲杲,百姓苦不欲生。第四幕会稽近郊,一夜透雨就要晴霁的江南景色,水足土润,满眼是茁壮的禾苗,透露着勃勃生机。第五幕又回到第一幕,15年后的一个秋收季节,清晨阳光洒满江岸,江流蜿蜒,越国战舰云集,大小渔船往来如梭,田野稻穗累累,江岸禹庙焕然一新,同样是对比写的。

对比,这是曹禺独特的东西,在这出戏里把它运用得恰到好处。在艺术细节上,他也是对比写的……

他总是让我们设想尽可能多的细节来,他不愿听那些大而无当的意见。我们设想的一些细节,他采纳了,像勾践劈石,勾践怎么尝胆以及具体的环境,他采用了。有些就没用,我们设计了勾践看到墙角的蜘蛛网,风吹掉了,蜘蛛又吐丝织网。这样的细节,他就没有用。他总是说,表现人物有一种方法,两种方法,三种方法,还有没有第四种、第五种?一定要找到最能表现出这个人物性格的方法。灭吴之后,勾践在吴宫里发现了一个枯胆,这个细节没用,而是由苦成送胆。挖空心思去想细节,通过最恰当的细节来塑造人物。他根据人物性格及其发展,对各种细节加以筛选,从不急于求成。有大的情节又要有艺术细节,才能引起观众的兴味。

([梅阡1984年11月29日同田本相的谈话记录],田本相:《曹禺传》,第404—405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8月版) 曹禺同志曾经为《胆剑篇》想过一个很好的结尾,是一个安静的结尾。越军占领吴宫,外面下着大雪,一个老的吴宫宫娥,就在夫差的办公室里,抚摸着一个枯胆。勾践问她为什么?她回答说:“这是夫差常常尝的!”夫差也跟勾践一样尝胆,一边尝着胆一边问自己:“你是否忘了那场败仗了?”这个情节是历史上没有记载的。吴国吃过越国的败仗,也不忘记耻辱。老宫娥和勾践的一番对话,曹禺想到这样一个结尾。可是,我就泼了冷水,我想勾践就是中国,夫差就是苏联,我们怎么能让他也尝胆呢?“春秋无义战”,我跟院领导一汇报,众人均曰不可。我们这些人只是反苏,而曹禺想的是如何深化主题,深化戏剧的意境。他的看法比我们深,比我们独到。现在看来,那时曹禺的才华没有流尽。我是幼稚病,曹禺是深刻的……

他很讲究结构。他说:“写戏跟写小说不一样,这是针线活。”“该叫谁上谁就上。”夫差在吴国养马,我们写了几遍提纲,曹禺再拿一个提纲,曹禺说应该让无霸上(这场戏上),曹禺提出来,我们不能不同意,无霸怎么能到吴宫来了?曹禺说:“怎么上你们别管。”无霸只一句话:“只要有黄色花的地方都能进来!”这样写,无霸的性格有了,结构也有了。

写文种下场,曹禺给了勾践这样一句台词:“这样的贤才,也很难驾驭。”以此说明文种的才能,也写出勾践为王的复杂的心理。显然,曹禺对吴越春秋的看法比我们要深刻很多。他的设计情节结构和塑造性格是密不可分的,他说:“一个看人物,一个看结构,一个看语言。”他对奥尼尔的戏剧结构也好,契诃夫戏剧结构也好,都反复钻研过。但是,这一切,是为了写性格。

([于是之1985年10月的一次发言],田本相、刘一军:《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第259—260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版)四、 编者评点:契合当代诉求的史剧创作

20世纪60年代初,以“卧薪尝胆”为题材的戏剧数目众多,据文化部《艺术研究通讯》1961年第4期的不完全统计,剧本有71部,曹禺的《胆剑篇》是其中唯一的一部话剧,也是总体艺术成就最高的剧作。剧作取材于春秋吴越战争的历史,描写越王勾践战败后,吸取教训,忍辱负重,在范蠡、文种等人的辅助和人民的支持下,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历时15年,终于由弱变强,转败为胜,一雪国耻。剧作既尊重史实,又不囿于史料,并能独创性地处理题材,赋予古老的历史故事以新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达到与时代精神的契合,从而折射出强烈的现实意义。

剧作采用粗线条的写意手法,较为成功地塑造了具有强烈历史感、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勾践的坚忍不拔、刻苦自励,夫差的骄奢淫逸、狂妄自是,范蠡的刚毅果敢、智勇双全,伍子胥的老谋深算、骄矜自负,都跃然纸上。曹禺还虚构了苦成这个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坚毅不屈、赤胆忠心的形象。《胆剑篇》围绕着“胆”与“剑”两个意象别具匠心地设计了一系列情节,既紧扣主题,又耐人寻味。从苦成献胆,到勾践尝胆,并向胆抒怀,升华了“胆”坚忍自强的象征意义;吴王的“镇越之剑”则贯穿全剧:夫差插剑,苦成拔剑,苦成献剑,吴兵搜剑,苦成殉剑,勾践舞剑,鸟雍磨剑,吴王以剑自裁,突出了人物的思想性格,深化了剧作的主旨。

《胆剑篇》发扬了曹禺剧作传统的艺术风格和特色,即擅长运用细腻生动的笔触,古朴凝重的语言,营造尖锐复杂的戏剧冲突,构筑波澜壮阔的戏剧场面。剧作还多处运用了对比的艺术手法,既有剧本情节结构的对比,也有人物场景的对比,凸显了吴越两国势力的强弱互变。

由于剧作者要突出表现人民群众对历史的推进作用,在苦成身上着墨较多,以至于笔力分散,喧宾夺主,造成勾践的形象游离于情节的中心,也未能对其性格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此外,第三幕戏表现的是勾践回国后第一次和越国人民一起艰苦斗争的场景,其中“求雨”的场面写得生动感人,但总体看来,由于出场人物庞杂,致使情节不够集中,缺乏戏剧性。

五、 参考文献和思考题

1.参考文献

曹禺等:《胆剑篇》,中国戏剧出版社1962年10月版。

王兴平等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曹禺研究专集》,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10月版。

田本相:《曹禺传》,北京十月出版社1988年8月版。

田本相、刘一军:《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版。

2.思考题

① 分析勾践艺术形象塑造的得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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