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对旧时代、旧文化的审视与批判

没有充分地表现出日益发展中的人民革命力量，也就不可能把光明的未来展示给读者……《茶馆》显示的光明是如此微弱，希望是那样渺茫。

王利发是一种典型的奴隶性格，难道不应该予以批判?作者对此没有有力量地给予批判，反而在最后通过王的自白，把他的这种行为美化了。

作者笔下的几个劳动人民形象也是消极的，不会斗争，逆来顺受，显然没有劳动人民的爱憎分明的情感。

剧中出现了不少迎合小市民阶层的庸俗趣味，如把太监买老婆、两个逃兵合娶老婆的畸形故事告诉今天的读者，究竟有多大的现实教育意义?

剧中出现的人物，其阶级性格是极其模糊的，还没有真实地反映出当时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的严重斗争，对旧社会揭露得不深，鞭挞得不力。 全剧缺乏阶级观点，有浓厚的阶级调和色彩。

(刘若泉、刘锡庆：《评老舍的〈茶馆〉》，《读书》1959年第2期) 这些作品，是劳动人民翻身解放的欢乐之歌，也是作者对党和新中国的赞美之歌。在这些颂歌里，有一曲悠远低沉的带笑的旧社会的葬歌，恰似华美乐章的主旋律的一段变奏，它从另一个角度和侧面，深挚含蓄地抒发了作者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之情。这就是老舍于1957年创作的三幕话剧《茶馆》。

(冉忆桥：《带笑的葬歌——谈围绕〈茶馆〉争议的几个问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 老舍是一个出色的抒情诗人和心理学家。在这一点上他完全可以与鲁迅并列，而他作为幽默家和讽刺家有时还超过鲁迅。但从50年代中期起，老舍的嘲笑声渐趋沉寂，最后终于沉默了。这里的部分原因是周围现实已不那么令人愉快，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作家被迫竭力进行“思想改造”。确实，老舍是中国作家中唯一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人，但当他发表了揭露在中国国家机关行骗的栗晚成的讽刺剧《西望长安》时，人们却无缘无故地指责他，似乎他的这部作品“对反动分子的斗争不够尖锐”。老舍最优秀的剧作《茶馆》也遇上了种种挑剔。这样，在他紧接着的喜剧《女店员》中，他被限制在一种无可指责的笑上便不足为奇了。

(［苏］A．A．安基波夫斯基：《老舍早期创作与中国社会》，第163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11月版)2． 国民性的解剖与民间叙事模式的探索

《茶馆》……富于说服力地解剖了传统的国民性的深层结构：围绕着权势，一边有出卖灵魂的鹰犬、阿谀奉承的寄生虫、卑鄙无耻的吸血鬼；另一边则有洁身自好者、苟安偷生者，以及根基浅薄的实干者。这种深层结构表明了中国专制政体的根深蒂固，也暗示了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的艰巨性，从而实际上提出了改造国民性、荡涤国民灵魂的严峻任务。与其简单地说《茶馆》的主题内涵是“埋葬三个时代”，不如说此剧的主题内涵在于揭示专制政体高压下的国民性。所谓《茶馆》“调子低沉”，其实不过是因为剧中寓有深沉的认识意义，能使人联想到这种种国民性的构成因素的历史延续性。但剧中也暗示了希望，主要表现在受迫害者已从自己惨痛的一生中省悟到自身的弱点，而在临终前完成了扬弃自身弱点的自我否定。这大概就是《茶馆》一剧的哲学意义。

(洪忠煌：《〈茶馆〉主题新释》，《烟台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老舍的《茶馆》是中国当代戏剧舞台上首屈一指的杰作，其突出之处在于，在与时代“共名”契合的同时，作家调动了丰富的生活资源，展现出了一幅旧北平社会的浮世绘，通过“茶馆”这样一个小小的角落，表现了50年来中国历史的变迁。在当时的现代历史题材创作中，它是将《死水微澜》式的民间叙事模式发挥得最好的一部作品。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8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3． 民族化、个性化的艺术追求

张光年哪几段最出戏?

焦菊隐现在刚开始排第一幕。庞太监和秦仲义见面那场很好……

张光年不错。我读到这里，写了个批语：针锋相对，笑里有刀。 焦菊隐我们和老舍同志商量了一下，将第三幕的结尾就结在王、秦、常三个人撒纸钱那里。我们觉得这样比原来结束在沈处长的那场戏上好些。沈处长的戏，或者移前一些。林默涵结束在撒纸钱的地方，还可以象征着给旧时代送葬。 夏淳这个戏和反帝反封建有关系……这条线应当贯穿下来，也就是焦先生所说的红线。王瑶这个剧本时代气氛足，生活气息浓，民族色彩浓，语言精练。

张恨水总之，我觉得《茶馆》写得好，尤其是第一幕。 李健吾一看人物表，就感到气魄很大……这个戏有这个戏的特点。用中国话说，这是“图卷戏”，是三组风俗画。每幕每场都是珍珠，不是波浪。本身都很好，但不能向前推动。菊隐同志方才说要有一条红线，我看不必，就这样排吧!陈白尘我是一口气就读完了的。读过之后，心情很愉快，我认为这是老舍同志在写作上的重大收获……虽然是旧时代的葬歌，但爱憎还是分明的，特别是透露了作者对于剧作中并没出现的新社会的爱。所以读起来不感到消沉，有鼓舞力量。林默涵写法别开生面。从没有一个贯穿全剧的中心事件这点上说，有点像高尔基的某些剧本的写法，但高尔基的剧本反映的时代比较集中，对人物内心的挖掘也比较深；《茶馆》所反映的时间却很长，前后50年。(焦菊隐等：《座谈老舍的〈茶馆〉》，《文艺报》1958年第1期) 老舍这个戏是一幅巨大的画……年代如此之长，经过的历史事件如此之多，出场的人物如此之杂，所涉及的社会面又如此之广，不是富有社会经验的和写作经验的作家，谁敢下笔呢?

人物虽然多，年代虽然长，但是作者所用的笔墨却不多，只写了3万字，在这点上又可看出作者是高度概括地在描写着人物和时代的。这个剧本的很大一个特点就是简洁：一个人物，费很少的笔墨，差不多只是一两句话，就给它勾出一个轮廓来。

(张庚：《〈茶馆〉漫谈》，1958年5月27日《人民日报》) 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确使老舍的创作进入了黄金季节。1957年上半年老舍完成了话剧《茶馆》的创作，它是这个黄金季节的代表作。

在老舍所有的话剧之中，《茶馆》是最有名的和上演得最多的一出。1958年上演过一期，1963年上演过一期，1979年又上演过一期，成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保留剧目。25年来，一共上演了400多场。1980年，《茶馆》作为老舍话剧的代表作到联邦德国、法国、瑞士作了演出，大受欢迎，最多的时候，一晚上谢幕次数达到36次。1983年又东渡日本演出，也是盛况空前，连走道上都卖了站票。1982年《茶馆》被搬上银幕，荣获了特别荣誉奖。

茶馆的容纳量本身就很大，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都能在茶馆中出现，加上变了三个时代，天地就更大了。它喧闹，它多彩，大幕一拉开，气势非凡。老舍把无数奇特的小故事交错在一起，放进茶馆里，成了一组五光十色、触目惊心的东方史诗。作者构思的巧妙，令人折服。

《茶馆》的魅力，在于它的真实、不说教和艺术上的成功。

《茶馆》到西欧和日本演出之后，头一个评论都是：“现实主义回来了!”

(舒乙：《老舍》，第149—152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 《茶馆》中的人物形象塑造，表明老舍先生抛弃了类型化的模式，在向性格化的高层次推进……这一特点，不仅仅体现在王利发以及秦仲义、常四爷等主要人物身上，即使一些出场次数较少，台词自然也较少的次要人物，剧作家也常常以画龙点睛的简练手法，勾勒出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

(马风：《论〈龙须沟〉到〈茶馆〉的美学趋向》，《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