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北京味儿”

老舍著作的一大特点是它们的“北京味儿”很浓。

所谓“北京味儿”，大概是指用经过提炼的普通北京话，写北京城，写北京人，写北京人的遭遇、命运和希望。总之，在老舍的作品里，故事是编造的，人物是塑造的，但人物活动的地点和故事展开的环境却基本上是真实的。老舍毫不费力地把真实的北京城搬进了自己的小说和话剧。

老舍是由北京的贫民小胡同中生长起来的作家，浑身上下带着他固有的特点，就像他多次描写过的长在北京城墙砖缝中的小枣树一样，土壤、营养都贫乏到极点，可是它依附在母亲——雄伟古城的胸口上，顽强地硬钻了出来，骄傲地长成了树，从而独树一帜，别具风格，令人赞叹不已。

就这样，老舍的著作充满了“北京味儿”，浓浓的“北京味儿”，这是一股多么可爱多么可亲多么可敬的“北京味儿”啊!

(舒乙：《谈老舍著作与北京城》，《文史哲》1982年第4期) 确实，老舍的幽默往往挖苦或嘲弄自己……但这也不能认真或看死。他有一篇关于我的小文，说他常带着几个酸得不能进嘴的桃子给我家小孩，骗一顿饭吃。实际是，他每次来我家，因熟知当时我们手头困难，又多病，他多是买了丰富的肉、菜带了来，让我们全家趁此打一次“牙祭”。这就是老舍的幽默。他在文章里每谈及文协缺少经费，说文艺界朋友不顾手头拮据都自掏腰包，这也同样不能认真看死。

(吴组缃：《〈老舍幽默文集〉序》，《十月》1982年第5期） 老舍的幽默，经过以《二马》为标志的基本确立阶段，以《骆驼祥子》为标志的成熟阶段之后，到了《龙须沟》和《茶馆》，老舍的幽默风格已经发展到了高级阶段。

为什么说《龙须沟》和《茶馆》标志着老舍的幽默已经发展到了高级阶段呢?

第一，《龙须沟》、《茶馆》中具有更通俗、更纯净、更圆熟、更精美的北京口语。

第二，《龙须沟》、《茶馆》的语言是地地道道的民族化的，欧化的倾向没有了。

第三，《龙须沟》、《茶馆》中“引进”说唱，开拓了幽默的新天地。

(刘诚言：《老舍幽默论》，第34—41页，广西民族出版社1989年6月版)2． “说”的方式与美感趣味

“说”作为艺术行为最值得注意之点，“说”的方式(怎么说)被提到了“目的”的位置上。这里有某种市民的“形式主义”。因而北京话并不总以简洁、“经济”为美，其“味”倒是常常要由冗余成分、剩余信息造成的。废话不废，是在美学意义上，在美感效应上，在语言行为作为艺术活动的条件、情境上。倘若不避庸俗社会学之嫌，这或者也是宗法制下的生活所培养的美感趣味?说者追求“味儿”，听者于得信息外，也得其言语中的“味儿”，从而语境、语感等等一并受到注重。附件挤入了主体，外在条件实质化了。有时更是语言技巧重于语义，不惜为了说得聪明、俏皮而牺牲点效用——亦合于北京人天性中的慷慨大度。当然，为说而说，是不免极端的说法。更多的情况下，传达信息的目的与传达语言趣味的目的兼重，既实用又非纯粹实用：竟也恰合于北京文化的特点!

(赵圆：《京味小说与北京方言文化》，《北京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北京文学的地域特点，在北京作家的作品中，往往从叙事文学的人物、事件、环境和语言(尤其是人物语言)中得到体现；在抒情文学中，代替人物、事件和环境的是情感、意象和意境。

(吕晴飞：《北京文学的地域特点从何处得到显现?》，《北京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老舍作品的幽默风格是与他本人的个性素质、生活经历、艺术爱好和修养分不开的。他出生于一个下层旗人的家庭，从小生活在北京。京城的广大市民，尤其是下层的旗人中由于社会生活和历史原因形成的那种机智俏皮的语言艺术，自幼就对他有很大影响。唐人传奇、《儒林外史》等古典小说以及传统的民间艺术如戏曲、相声、快板、大鼓词等又给了他丰富的滋养。

(王建华：《老舍的语言艺术》，第177页，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版)三、 作家自述：题材·讽刺·幽默

我自己是寒苦出身，所以对苦人有很深的同情。我的职业虽使我老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转，可是我的朋友并不都是教授与学者。打拳的，卖唱的，洋车夫，也是我的朋友。与苦人们来往，我并不只和他们坐坐茶馆，偷偷地把他们的动作与谈论用小本儿记下来。我没作过那样的事。反之，在我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我并没有“处心积虑”的要观察什么的念头，而只是要交朋友，他们帮我的忙，我也帮他们的忙；他们来给我祝寿，我也去给他们贺喜，当他们生娃娃或娶媳妇的时节。这样，我理会了他们的心态，而不是仅仅知道他们的生活状况。

(老舍：《〈老舍选集〉自序》，开明书店1951年8月版) 创作需有热情，在一个运动中间写这一运动，热情必高于事过境迁的时候。我明知道，运动结束了，我才能对这么伟大复杂的运动有全面的了解。可是，我又舍不得趁热打铁的好机会。

(老舍：《我怎么写的〈春华秋实〉剧本》，《剧本》1953年第5期) 幽默文字不是老老实实的文字，它运用智慧、聪明，与种种招笑的技巧，使人读了发笑、惊异，或啼笑皆非，受到教育。我们读一读狄更斯的、马克·吐温的和果戈理的作品，便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听一段好的相声，也能明白些这个道理。

幽默的作家必是极会掌握语言文学的作家，他必须写得俏皮、泼辣、精辟。幽默的作家也必须有极强的观察力与想象力。因为观察力极强，所以他能把生活中一切可笑的事、互相矛盾的事，都看出来，具体地加以描画和批评。因为想象力极强，所以他能把观察到的加以夸张，使人一看就笑起来，而且永远不忘。

不论是作品与否，都可以有幽默感。所谓幽默感就是看出事物的可笑之处，而用可笑的话来解释它，或用幽默的办法解决问题……幽默的作家当然会有幽默感。这倒不是说他永远以“一笑了之”的态度应付一切。不是，他是有极强的正义感的，决不饶恕坏人坏事……同时他的心地是宽大爽朗、会体谅人的。假如他自己有短处，他也会幽默地说出来，决不偏袒自己。

人的才能不一样，有的人会幽默，有的人不会。不会幽默的人最好不必勉强耍俏去写幽默文章。清清楚楚、老老实实的文章也能是好文章。勉强耍几个字眼，企图取笑，反倒会弄巧成拙，更须注意；我们讥笑坏的品质和坏的行为，我们可绝对不许讥笑本该同情的某些缺陷。我们应该同情盲人，同情聋子或哑巴，绝对不许讥笑他们。

(老舍：《什么是幽默?》《北京文艺》1956年第3期) 这就该说另一种意见——讽刺得不够。我接受这意见。讽刺剧极难写，我的才力与经验都不够。但是，我必须说明：我的写法与古典的讽刺文学作品(如《钦差大臣》等)的写法大不相同，而且必须不同……我只能讽刺这些缺点，而不能一笔抹杀他们的好处，更不能通过他们的某些错误而否定我们的社会制度。这就是今天的讽刺剧为什么必须与古典讽刺剧有所不同。在我给朋友们朗读剧本初稿的时候，就有人建议把受骗的干部们写得更坏一些。我拒绝了。讽刺是要夸大的，但不能无中生有，信口雌黄。

(老舍：《有关〈西望长安〉的两封信》，《人民文学》1956年第5期) 用这些小人物怎么活着和怎么死的，来说明那些年代的啼笑皆非的形形色色。看了《茶馆》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幸福的，应当鼓起革命干劲，在一切的事业上、工作上争取跃进，大跃进!

(老舍：《谈〈茶馆〉》，1958年4月4日《中国青年报》) 我只认识一些小人物，这些人物是经常下茶馆的。那么，我要是把他们集合到一个茶馆里，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不就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么?这样，我就决定了去写《茶馆》。

人物多，年代长，不易找到个中心故事。我采用了四个办法：(一)主要人物自壮到老，贯穿全剧……(二)次要的人物父子相承，父子都由同一演员扮演。这样也会帮助故事的联续……(三)我设法使每个角色都说他们自己的事，可是又与时代发生关系……(四)无关紧要的人物一律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毫不客气。

这样安排了人物，剧情就好办了。有了人还怕无事可说吗?有人认为此剧的故事性不强，并且建议：用康顺子的遭遇和康大力的参加革命为主，去发展剧情，可能比我写的更像戏剧。我感谢这种建议，可是不能采用。因为那么一来，我的葬送三个时代的目的就难达到了。抱住一件事去发展，恐怕茶馆不等被人霸占就已垮台了。我的写法多少有点新的尝试，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

(老舍：《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剧本》1958年第5期) 没有多少新生活的经验，为什么不去写些过去的事呢?我不肯弃新务旧。旧事重提，尽管也有些教育价值，总不如当前的人物与事物那么重要。昨天总不如今天更接近明天。我喜爱别人写的历史戏和革命回忆录，但我自己乐意描写今天。

(老舍：《我的经验》，《剧本》1959年第10期) 西方国家某些认识我的人说，我已不敢写我所要写的作品，而专听共产党的号召，做了应声虫。假若我是应声虫，我看哪，他们大概是糊涂虫。应声吗?应党之声，应人民之声，应革命之声，有什么不好呢?糊涂虫不肯如此应声，因为糊涂，不辨好歹啊。我应了声，所以我才有了一点新的认识，新的理想，新的责任心，新的力量。这值得骄傲!算了吧，无须再多说，糊涂虫是不容易听懂明白话的。

(老舍：《〈老舍剧作选〉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9月版) 新的题材我不愿放弃，不会因为讨论题材问题就改变这个做法。不过以后我也许要写旧的，如历史题材和反映旧社会生活的作品。新的旧的都写，也是两条腿走路。这样我就更加从容了，不至于因为写不出现代题材的东西而焦急了。

我过去写新题材没有写好，这与生活有关。我从题材本身考虑是否政治性强，而没想到自己对题材的适应程度，因此当自己的生活准备不够，而又想写这个题材的时候，就只好东拼西凑，深受题材与生活不一致之苦。题材如与自己生活经验一致，就能写成好作品；题材与生活经验不一致，就写不好。

(老舍：《题材与生活》，《剧本》1961年第5、6期)四、 编者评点：老舍戏剧的民族文化特征

在老舍所有的话剧中，《茶馆》的成就无疑是最高的。

几乎是动用、综合了作家一生的生活和艺术积累，方才成就《茶馆》这样一个“老舍牌”的艺术精品，其成就主要是在历史内容、人物、艺术表现手段等等方面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

首先，《茶馆》在其中展现的社会背景、生命形态、人们的情绪愿望等方面具备了鲜明的中华文化特征。

“裕泰”本身就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民族文化实体，以它为窗口，可以更民间化地凸现“小人物”们的游弋、撞击、挣扎、反抗，可以更深切地表达对上层集团的切齿痛恨与对平民社会的真诚关注(在这点上，该剧体现了同前期剧作的明显区别)。就生存情状而言，满汉人民在生活观念、精神状态及其生命意欲上已经趋于一致，这是彼时复杂社会现实的一个基本方面。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们经历了各自的人生磨难之后又集合在一起，他们弄明白了艰难时世里的共同对立面：“皇上、娘娘那些狗男女”、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才是制造“小人物”们悲凉人生的最可诅咒的邪恶力量，这种诅咒甚至到了“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甘愿与之同尽的地步!这就是黑暗王国的生活情状和民族发展的历史真实，由它构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东方”，给人以强烈震撼。

其次，《茶馆》还在戏剧人物与戏剧语言方面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或者毋宁说是以民族化的语言活画了人物的民族性格。

老舍的话剧是一种性格剧。他不太注重情节发展的完整与否，而是精心锤炼语言，以自己特有的那种简洁清新、洒脱幽默的民族语言描绘人物，揭示民族性格渊源，以人物活动构成整个民族生活画卷。《茶馆》有名有姓的出场人物共51个，集中了整个市民社会里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各色人等。这么多人物却各有各的神韵，各有各的性格。无论是王利发的胆小圆通、常四爷的正直侠义、秦二爷的骄傲自负，还是马五爷的阴鸷乖戾、唐铁嘴的鄙俗无赖、(小)刘麻子的狡诈轻狂、沈处长的空虚无聊……无不体现了那个乌烟瘴气的时代环境中的残酷的真实，而这些人物也都是完全民族化的。

再次，更能够在直接美学意义上体现出强烈民族性的是，《茶馆》具有突出的民俗文化特征，这类特征是作品所以具有艺术价值，因而也才能被世界接受、承认的重要原因。老舍是在满汉文化背景中长大的，则这一文化背景必然要在作品中反映出来。反映在《茶馆》中的民俗文化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这样两个方面。第一，各式各样的京华旧俗，比如茶经本身及棋道、玩鸟、玩洋表、玩鼻烟壶、相面、说媒拉纤、说和事、祭奠之事、“最荒唐的新闻”、“奇怪的意见”、“洋缎大衫”与“川绸”的冲突、灰大褂与前清的关系、“老字号”与“女招待”的融合……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社会关系，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和认识价值。第二，“满汉全席”的各色人物本身所具的民俗文化性质(包括穿戴、嗜好、礼俗、精神状态、处世哲学等)。以上这些构成了作品内容上的整体文化氛围，使人在这种氛围中不自觉地感受到深刻的历史内涵。应当注意的是，《茶馆》写礼仪，写民俗文化，不是单纯为了猎奇，不是为习俗而习俗(这与当代某些嗜痂成癖的作品是全然不同的)，而是用它状绘社会历史的演进轨迹，向观众展示不同历史阶段的生活情状，用它反映民族的经济、政治等文化形态，揭示生活本质，即“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中国大地上非爆发一场大革命不可!这些才是剧作民俗文化特征的终极意义。

另外，在艺术表现手段上，我们认为，老舍剧作富含机趣，正是这类创作机趣具体传达了京华风味与幽默气息，从而使剧作民族特征得以强化。

李渔在他的戏曲论著《闲情偶寄》中曾明确谈到：“机趣二字，填词家必不可少。机者，传奇之精神，趣者，传奇之风致。少此二物，则为泥人、土马，有生形而无生气。”这里，机趣就是“生气”，是能够使人物或思想活起来的东西，其具体表现就是“精神”与“风致”，即作品的特有神采。有神采即有生气，否则就是徒具“生形”而已，高超与平庸的区别也就在这里。李渔所阐论的虽是戏曲舞台上传奇人物的机趣问题，但已关涉到问题的一些本质方面。所谓创作机趣，就是由作品语言营构和传达出来，体现在具体场景、特定画面、人物言行及作者议论、状绘、抒情等方面的一种独具神采、生动隽永的审美趣味，包括特殊的情趣、机智和义理等。

老舍剧作中的机趣有多种多样的表达方式。

(1)以象征暗寓机趣。老舍并不总是明白如话的，在不少的隐寓性剧本中，情趣与义理往往不是直截了当地传达出来的，需要接受者进行揣摩、玩味。“三人自奠”、“秦、庞对阵”等剧情就是极富象征意味的，其间寄寓着剧作家本人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深刻认识和命运感喟，不用心的读者也许就会当作可有可无的闲笔而忽略其内在机趣。(2)对白中引发机趣。人物对白(人物语言)所显示出来的机趣实际应视为创作主体的独特匠心。对白本身不是创作的最终目的，它是为表现人物服务的，这是戏剧创作的一般规律，而老舍剧作最富机趣的也正是人物语言，事件或冲突往往并不构成艺术重心，这也已是人们的共识。(3)精彩的议论富含机趣。议论往往容易空洞乏味，而在高明的作家那里却总能做到一波三折，引人入胜。实业家秦仲义在遭遇多次打击，终于被日本人给“合作”掉之后所发的那一通“牢骚”，胆小而又圆通一辈子的王利发对于“皇上、娘娘那些狗男女”的愤恨，都可以视为包含了丰富能指的编码系统。(4)描写之中见机趣。描写是最常见的手段之一，包括景物、心理、肖像、语言、性格等方面的描写，其中体现的机趣往往令人会心一笑。《方珍珠》中，北京解放前夕，方太太把体己“穿在了肋条上”，埋下不放心，藏到棚上又怕叫耗子拉去，这类描写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她的小心眼。老林、老陈合娶一个媳妇，沈处长之流的装腔作势、自命不凡……都具体体现了描写中的机趣。(5)反讽式机趣。反讽实即一种悖谬，即通过蕴涵机趣的语言表达某种否定意义的思想情感。老、小刘麻子，唐铁嘴，吴祥子，宋恩子等否定性人物群的一言一行都有悖常理，因而在嘲讽中消解了他们的现实合理性，同时，这类人物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彼时社会现实的形象的注解，由此也表明了人们对所有那些“时代”的怀疑、否定。(6)即兴式机趣。这种方式看似不经意，实际上是一种基调，暗含内在机理，故而有意料之外而情理之中的表达效果。“活在这个时代，真是如鱼得水”；“这年月，人还不如一只鸽子呢”；“改良，改良，越改越凉，冰凉”；“什么都改良，为什么工钱不跟着改良呢”；“你聪明，还能把那点意思闹成不好意思吗”；“我忘了姓什么，也忘不了您二位这回事”；“太监取消了，可把太监的家眷交到这里来了”；“也许您正喝着茶，茶叶又长了价钱!您看，先收茶钱不是省得麻烦吗”……由这一组活泼通脱的天才造句可以看出，即兴式机趣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语言机智，它强化了表现力，也拓展了语义关联阈。

老舍表现机趣的方式还有很多，像层递铺排、象声、活用语词或词性、悖义并现、通感交错等等，正是这类丰富的表达方式使创作机趣成为老舍剧作的一般事实，成为传导京华韵味与幽默气息的基本路径。

《茶馆》就是这样，以其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赢得了世界声誉，所以我们说，她是话剧样式与民族神韵完美结合的典范，是一种诞生在新中国而又选择了古老母土文化根柢为其生存条件的令人瞩目的美的奇观。

五、 参考文献和思考题

1．参考文献

胡絜青、王行之编：《老舍剧作全集》(共四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8月版。

《老舍文集》(共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5月版。

王惠云、苏庆昌：《老舍评传》，花山文艺出版社1985年10月版。

曾广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上、下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7月版。

刘诚言：《老舍幽默论》，广西民族出版社1989年6月版。

2．思考题

① 怎样看待老舍前期剧作的思想艺术价值?

② 简述《茶馆》反映时代社会的独特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