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历史文化典籍,是春秋战国以前历代史官所收藏的政府重要文献的选编。《尚书》是春秋时期,由孔子编辑修订而成,是儒家的主要经典。它原称《书》或《书经》,西汉初以其为“上古之书”始称《尚书》。王充在《论衡》中认为:“尚书者,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故谓之《尚书》。”它记载了我国上古时代公元前23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约一千六百年间的历史,保存了上古大量的政治、哲学、天文、地理、刑法等方面的珍贵史料。《尚书》提倡德、仁、敬、诚,重视廉政爱民、戒奢肃贪的德政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对后世治国有着深刻的影响。
一、 “洪范九畴”
《尚书·洪范》九畴基于对国家的特性、作用的深刻理解,是我国古代最早对国家治理的经验总结。所谓“洪”就是巨大的意思,所谓“范”就是规范或大法之意,“洪范”两字组合就是治理国家的大法,即大的治国方案。
综观《洪范》篇,其所阐述的“九畴”治国方案,有自己鲜明的特点,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强调依照自然和社会规律治理国家,按规律办事。要求帝王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应重视“五行”即“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遵循“八政”即“政、食、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八种政务,运用“五纪”即“岁、月、日、星辰、历数”五种计时方法等;二是强调统治者应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安邦的过程中要讲究“五事”即“貌、言、视、听、想”的个人行为举止,施用“三德”即“正直、刚克、柔克”的个人品性,规避“六极”即“一曰凶、短、折(早死),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
[ZW(]《尚书·洪范》。[ZW)]
的个人不幸的事情;三是主张国家立事要中庸,强调治国要“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
[ZW(]曾宪年:《〈尚书〉行政思想的现代简析》,《湖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Z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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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大禹的名言,成为民本思想的起源。它出自《尚书·五子之歌》,“固”可以理解为安定、团结,这就话的意思就是: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和基础,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就能太平。
《尚书·皋陶谟》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
[ZW(]《尚书·皋陶谟》。[ZW)]
《尚书·泰誓》也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就把民的作用与天的权威之间划上了等号,认为统治者对民负责就是对天负责,顺乎民心也就是顺乎天命。《盘庚》等篇分别阐述了君王敬重黎民,不让他们受到伤害;先王没有不承顺和保护人民的;对穷苦百姓像对待自己子女一样爱护;王的职责就是敬重、关怀小民、照顾孤弱老人等。
三、 “三宅三俊”、“九德”的用人观
所谓“宅”,作动词用就是考察的意思,作名词用就是对一级官员的称呼,“三宅”就是宅事、宅牧、宅准三个官职,亦可理解为多次考察;所谓“俊”就是贤良、俊杰的意思。所以“三宅三俊”的用人观就是知人善用,用人惟贤。在《立政》篇中,周公赞扬成汤的用人“严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协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见德”。其大意就是:成汤敬念贤君选用官员的大法,能够任用各级官员,他在商都,用这些官员处理好与老百姓的关系,他在四方,用这些大法显扬他的圣德。
另外,在《皋陶谟》篇中,更是直接提出了用人的九项标准,即“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
[ZW(]同上书。[ZW)]
要求人要“宽宏而又坚栗,柔顺而又卓立,谨厚而又严恭,多才而又敬慎,驯服而又刚毅,正直而又温和,简易而又方正,刚正而又笃实,坚强而又良善”
[ZW(]同上书。[ZW)]
。“九德”,实际上是十八项内容,既可以看做是选才用才的标准,又可以作为君臣修身的标准。后世《贞观纪要》中,就记载了魏徵上书唐太宗要弘扬这“九德”。
四、 倡廉尚勤,戒奢肃贪
[ZW(]方兰、文兵:《〈尚书〉——先秦德政通鉴》,《理论导刊》1996年第9期。[ZW)]
《尚书》中记载了先秦时期的明王贤臣清廉勤政、戒奢肃贪的传统。
尧指令他的官员“夙夜惟寅”,勤奋做事;舜赞扬禹勤政于国,慎重履行自己的职责,敬行人民需要他做的事;《君陈》中“惟日孜孜,无敢逸豫”;《周官》中“功崇惟志,业广惟勤”,“议事以制,政乃不迷”,“蓄疑败谋,怠忽荒政”等,都是勤政的事迹要求。
戒奢肃贪,从舆论、政令、法律等方面坚持贯彻,毫不动摇,如坚决反对淫逸,禁止观赏、游猎、酗酒、贿赂等,“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位不期骄,禄不期侈,恭俭惟德”,“不贵异物贱用物”,“骄淫矜挎,将由恶终”,“无依势作威,扭于奸究,败常乱俗”等警告,义正词严,如雷贯耳。《酒浩》,则是周初专门禁酒的政令,明令官吏不能喝醉酒,要珍惜粮食,“聚众饮酒予其杀”,屡教不改也要杀,只许在祭祀、庆丰收或父母特别高兴时才可适量饮酒。值得称道的是,远在商汤就制定了《官刑》,目的是“傲于有位”,要求朝野官吏要率先守法,狠杀当时官吏中蔓延的“三风十愈”,对“恒舞于宫,酣歌于室”的“巫风”,“殉于货色,恒于游欧”的“淫风”等,规定卿士犯一条“家必丧”,诸侯犯一条“国必亡”。臣下不匡正君主则处以墨刑,这种满门抄斩和撤销封国的法律是何等严厉。在当时社会民众物质、文化生活极其简陋的情况下,鉴于夏桀腐败亡国的教训,对于新贵族执政的奴隶社会来说,应该说是有远见有胆识的。
《周易》和《尚书》是中国管理思想的源头。在漫长的奴隶社会中,中国人形成了自己关于天人关系以及国家治理方面的基本观点,这些观点虽然不系统,不能称为理论,但是其中所蕴含的民本、德政、中庸、权变等的精神却被后世吸收借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奴隶制逐渐解体,中国社会迎来了动荡和变革,同时也是思想爆炸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