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末年,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礼乐崩坏,社会动荡,中国历史进入了春秋战国时期。在这个新旧势力不断更替,各个诸侯国相互侵蚀、不断整合的过程中,各国的统治者都在寻求积极有效的管理方法来取得更多利益,管理思想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儒、墨、道、法、兵、商等流派,这其中又以儒家和道家的管理思想对于后世的影响最大。
在战火纷飞的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主张关心国家的兴衰和社会治乱。儒家思想,始于鼻祖孔子,“亚圣”孟子完善了儒家管理思想的体系,从“性善论”入手,提出“仁政”学说,荀子则是从“性恶论”入手,引入法治思想,进一步发扬了儒家管理思想。儒家的管理思想,其出发点就是“仁”,应用在政治上就是“为政在人”和行“仁政”,所以儒家也特别重视个人品德的修养和人才的作用,其积极入世的处世态度和以天下苍生福祉为己任的人生追求,对于后世管理者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孔子的管理思想
孔子(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其主要思想见于《论语》一书。儒家是古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正统思想流派,古代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孔子的学说中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孔子的学说以“仁”为基本出发点,崇尚和谐中庸的管理文化,以“义”和“礼”为标准制定管理制度,重视诚信和人才的作用。
(一) “仁”
孔子说:“仁者,人也。”
[ZW(]《礼记·中庸》。[ZW)]
孔子认为“仁”的本质是人,“仁”所讲的是做人的道理。孔子的“仁”强调的是人的社会性,孔子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维系,就在于尊卑亲疏的差别,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伦理道德规范,伦理道德体现了人的本质,可以说没有伦理道德,人就不能称之为人。人伦的基础就在于要有人道爱心,即“仁”。
孔子“仁”的思想内涵丰富,具体说来包括孝悌、忠恕、诚信、恭敬、宽惠、克己、智勇等美德。在《阳货篇》中就有如下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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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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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关于“仁”的论述相当多,其中比较全面的论述是和颜渊的一段对话。颜渊问孔子何为“仁”,孔子回答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进一步追问具体条目,孔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ZW(]《论语·颜渊》。[ZW)]
孔子首先说明了仁就是约束自己的行为使其符合礼的规范,一旦做到这一点,天下人都公认为这个人做到了“仁”。其次,“仁”是完全处于自发自觉的,不是依靠他人才能做到的。最后,孔子列举了做到“仁”的具体要求,就是在视听言动四个方面都合乎礼,这样就能做到“仁”。
如何行“仁”?孔子认为首先还是要求人们遵守礼制,服从伦理规范。其次,最重要的就是推己及人,关心百姓,和谐相处,普遍地爱人。“子欲立而立人,子欲达而达人”
[ZW(]《论语·雍也》。[ZW)]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ZW(]《论语·颜渊》。[ZW)]
。
(二) 和与中庸
孔子在理念上推崇“和”,在方法上则提倡“中庸”,有利于形成了一种开放、宽容、权变且适度的氛围,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1. “和”的管理理念
《论语·学而》有云:“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先贤成功之道,就是以和谐为美,无论大事小事都遵守和谐的原则。“和”既是孔子的管理理念,也是他所追求的管理境界。
中国自古便有“和同之辩”之说。自《周易》开始,中国古代管理文化就提倡“和”,“和”在形态上表现为最终走向和谐统一,因此容易让人忽略其强调差异和多样性的一面,错误地以“同一”来取代“统一”。孔子从自己教导学生的实际管理经验出发,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ZW(]《论语·子路》。[ZW)]
的观点。他认为君子并非一味去迎合他人,以求“和”,而是应当在坚持自己主见的同时去争取意见的统一,和中有刚,刚中有柔,刚柔相继。“和而不流”,为何?孔子答曰:“安人!”
[ZW(]《论语·宪问》。[ZW)]
也就是说,“和”也并非退缩,而是在坚持原则的情况下,求得人际关系的和谐,继而实现目标。
“和而不流”,以求“安人”,是孔子的政治理念。国家太平时,不改变自己的志向,不沉迷于眼前的繁华,多为长远、为以后的和谐而努力;国家混乱,政治昏暗时,更会坚持操守,不改变自己的志节,并为改变世道和为民请愿而奋斗。“和”的理念影响深远,已扎根于中国人的日常行为处事之中了,成为中国人的人格特征之一。也正是如此,中国人的管理理念,往往有着深刻的儒家印迹。
2. “中庸”的管理方法论
“和”的管理理念,强调“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ZW(]《左传·昭公二十年》。[ZW)]
,即要宽猛相济,既不过宽,也不过猛,在平衡中实现和谐。落实在方法上,这种理念必然导致“中庸”的管理方法。
“中庸”,通俗而言,就是要正确地把握事物发展的“度”,既不偏,也不倚,既不过头,也无不及,事事处处做到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实际上,要达到这个“度”相当困难,故孔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ZW(]《论语·雍也》。[ZW)]
就是说,把握中庸这种高尚的道德,很少有人可以做到。
“中庸”要求执中以致和。执中,表示采取正确的方法;致和,反映达到理想的目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中庸”:
(1) 中庸思想注意考察矛盾的两个方面,力求全面、均衡、灵活和统一。例如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ZW(]《论语·雍也》。[ZW)]
意思就是说,做事只考虑实际的朴质而胜过文采,就显得粗野;做事只考虑外表的文采而胜过朴质,就显得虚浮;只有朴质和文采全面兼顾,不偏废于一面,才能称为做事恰到好处的君子。
(2) 中庸思想强调对“度”的把握。例如孔子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ZW(]《论语·子罕》。[ZW)]
既要有自己的主见,又不能主观用事;既要有一定的原则,又不能固执己见。“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ZW(]《论语·尧曰》。[ZW)]
要求为政者既要施惠于民,又不过分消耗;既要劳役百姓,又不能心存抱怨;既有欲求,又不贪心;既庄重又不傲慢;既威严又不凶猛,十分重视分寸的把握。
(3) 中庸思想重视权变,即因时因地而变化,不断改变策略和方法。例如孔子说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ZW(]《论语·微子》。[ZW)]
像虞仲、夷逸这些人,过着隐居缄默的生活,保持清高,退隐得合乎时机,这当然好。但他自己却不以为然,认为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更为灵活的态度,即所谓“无可无不可”。
(三) 义利与礼
在管理制度上,孔子提倡正确的义利观,追求礼制,重视长远发展和社会责任。
1. 义利观
[JP2]所有人都有对私利的追求,也自然会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产生冲突和对立。在孔子看来,“重义轻利”乃是正确地处理义与利关系的制度原则。“利”处于主导地位,“利”必须服从于“义”。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ZW(]《论语·里仁》。[ZW)]
这里既美化了统治者,又表明了重义轻利的立场。孔子“罕言利”,反对“不义而富且贵”,还希望人们都能“见利思义”。如何实现“重义轻利”,孔子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
(1) 统治者必须肩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ZW(]《论语·卫灵公》。[ZW)]
人们都有活下去并且活得更好的目标,但不能为了个人的私利去损害他人的正当利益,当个人利益与国家社会的利益相冲突时,应当服从后者。统治者也一样,作为社会整体的一部分,自身活动必须要有益于社会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称得上是“义”,在这种情况下取得的收入才是合乎义的利,符合“义以生利,利从义出”。
(2) 统治者要以身作则,以义治欲。统治者要身体力行,才能为被统治者做出榜样,孔子认为,如果统治者能够端正自身,管理政事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能端正自身,又怎么能纠正别人的错误呢?在对待被统治者的错误时,不能一味地从被统治者身上找原因,而应当主动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3) 要教育民众向义好义。孔子作为春秋末年的著名教育家,十分提倡教育的作用。当其弟子子路问起怎样管理政事时,孔子说:“先教育百姓,然后再要求他们勤劳地工作。”子路要求再讲一些,孔子说:“办事不要懈怠。”
[ZW(]《论语·子路》原文为: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子曰:“无倦。”[ZW)]
在对义利观的教育上,孔子说:“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ZW(]《论语·宪问》。[ZW)]
,“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
[ZW(]《论语·子路》。[ZW)]
。“上好礼”,“上好义”,一方面要求统治者以身作则,另一方面要求以“礼”和“义”来教化百姓。
2. 礼治观念
孔子将“仁”解释为“克己复礼为仁”,所以要达到“仁”的境界,就必须按“礼”的要求来办事。所谓“周礼”,就是西周统治者制定的一系列经济、政治制度和道德规范、礼节仪式等。孔子认为“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ZW(]《论语·八脩》。[ZW)]
。遵循周礼,整个社会也就不会再有离经叛道之事了。那么,如何达到礼制呢?孔子认为其要害就是正名。
孔子主张严格的等级制度,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得秩序稳定,治国就要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ZW(]《论语·颜渊》。[ZW)]
,君主、臣子、父辈、子辈都各守本分,按自己的身份来办事,这就是“正名”的具体内容。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ZW(]《论语·泰伯》。[ZW)]
要求人们丝毫不要超越自己的本分。当时的社会环境并非如此,孔子因此提出用理想的“名”,来纠正不符合周礼的“实”,将礼治观念贯彻到现实生活中。
[JP2]孔子并非简单地仿效周礼,而是更强调道德的教化作用。孔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ZW(]《论语·阳货》。[ZW)]
就是说,对于周礼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玉帛这一类形式上。为政者应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ZW(]《论语·为政》。[ZW)]
。就是说用政令来治理百姓,用刑法来整顿他们,
[HJ11.5:*4/9]
老百姓只求能免于犯罪受惩罚,却没有廉耻之心;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制去同化他们,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有归服之心。“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ZW(]《论语·宪问》。[ZW)]
,只要统治者做好表率,自觉遵守礼仪,人民就好治理了。强调法治的同时重视礼治的感化作用,是孔子治国理念中最鲜明的特色。
(四) 重视诚信
孔子十分重视诚信问题,认为这是管理成败的关键性因素。孔子的弟子子贡问孔子足食、足兵、民信这三项何为最重要,孔子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民信。因为从根本上说,任何国家的管理者如果丧失了民心、失去了民众的信任,他们的一切政策、制度、法规也就得不到民众的支持,这样的政权,即使足食、足兵也不会长久。反之,如果民心齐,大家共同努力,即使条件恶劣,“食”、“兵”不足,同样可以取得胜利。
统治者要做到诚信,必须坚持孔子的“义”,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
[ZW(]《论语·子路》。[ZW)]
如果不分是非曲直,对所讲的话一概守信,对所办的事都坚持到底,这样的人,不过是固执而不明事理的小人罢了。真正追求诚信的人,首先要分辨清楚守信的内容本身是否符合道义,只有合乎道义,才能真正塑造“信”的人格形象,进而树立良好的整体形象。用“义”来对“信”加以规范,是孔子塑造诚信人格的一个重要原则。
(五) 任贤使能
孔子的“人本管理”之中,对人才的管理可以说具有一些独到之处,影响了许多中国人才的思维和行动,任贤使能,是最主要的特点。
1. 十分重视人才的作用
孔子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
[ZW(]《礼记·中庸》。[ZW)]
就是说,贤才在位,则政治清明,成绩显著,人才不在,则政绩也会消失。孔子还主张“见贤思齐”
[ZW(]《论语·里仁》。[ZW)]
,向有才能的人学习,可以看出孔子十分重视人才的作用。
2. “听其言观其行”,克服偏见
夸夸其谈、纸上谈兵,并非真正的人才,对人才的识别应采取孔子“听其言观其行”的方法。孔子认为,了解一个人的言论主张是考察他的重要途径,“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ZW(]《论语·尧曰》。[ZW)]
,但是,仅仅根据他的言谈就下结论是不行的,更要看他做得如何。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
[ZW(]《论语·为政》。[ZW)]
,[HJ]通过行为来判断。他主张“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ZW(]《论语·卫灵公》。[ZW)]
。对众人的评价要进行分析,“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ZW(]同上。[ZW)]
。大家都说好的,这个人未必是好,反之亦然。而且最好进一步看看好坏评价来自何方,只有受到好人称赞而被坏人憎恶的人,才是真正可用的人才:“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ZW(]《论语·子路》。[ZW)]
[JP2]孔子主张在选人用人方面要克服主观偏见。“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ZW(]《论语·颜渊》。[ZW)]
他主张用人如器,各取所长。他说,君子“及其使人也,器之”,而小人“及其使人也,求备焉”。人要择长而用。他主张容人,不求全责备,“宽则得众”,应“薄责于人”,在选拔人才时要“赦小过,举贤才”
[ZW(]《论语·子路》。[ZW)]
,他在《论语·微子》篇中,引用周公的话说:“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与一人。”
认为对于一些老臣,如果没有严重的过失,就不要抛弃他们,不要对人求全责备。
[ZW(]蒋雪群:《略论孔子的人才思想》,《武汉冶金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ZW)]
3. “学而优则仕”,培养人才
在孔子看来,无论一个人原来的身份地位如何,只要能通过努力学习,不断地进德修业,具备治国之德与安邦之才,就可以委以重任,这种观点即“学而优则仕”。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中国人一直重视对于人才的培养,培养的人才也以“治国安邦”为己任,打开了一条社会上下流通的渠道。
在培养人才上,孔子首先主张“有教无类”
[ZW(]《论语·卫灵公》。[ZW)]
,这是孔子仁爱思想的具体体现。史称孔子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他的学生多为鲁国人,但也有来自秦、郑、宋、吴、楚等其他国家的弟子,范围十分广泛,包罗了社会各阶层。孔子这种培养人才不分域和年龄,不分贫富和贵贱,主张人人都可以接受教育的思想及其实践是我国古代培养人才上的伟大创举。
[JP2]其次,孔子主张“因材施教”。子路问孔子:“听到了(鼓励的话)就该去做吗?”孔子回答:“家有父兄在,如何能一听到了就去做呢?”冉又问:“听到了(鼓励的话)就该去做吗?”孔子回答:“听到了就该去做。”公西华问:“子路问听到了(鼓励的话)就该去做吗,你说有父兄在;冉求也问听到了(鼓励的话)就该去做吗,你说听到了就该去做。我很困惑,冒昧地问一下。”孔子回答:“冉有做事总是退缩,所以我激励他勇敢去做;子路好勇过人,所以我限制他太过刚勇。”
[ZW(]《论语·先进》原文: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之,故退之。”[ZW)]
孔子因材施教的创举,是他中庸方法的具体体现,也奠定了他“万世师表”的特殊地位。
[HJ]
孔子的管理思想是自成体系的,他的出发点是“仁”,方法上提倡中庸之道,制度上提倡礼治,重视诚信,任贤使能,是一套可以付诸实施的理论体系。但是由于当时社会环境极为复杂,孔子周游列国也无法推行自己的思想,难以实现抱负。然而,孔子的学说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统治秩序,一旦社会上出现了统一的局面,必然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这也是后世王朝之所以推崇孔子的原因。
二、 孟子的管理思想
孟子(约公元前327—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邹(今山东邹城市东南)人,孔子学说的继承者,有“亚圣”之称。孟子师从子思(即孔伋,孔子之孙,后被称为“述圣”),是儒家思想的嫡派传人,也是孔子后儒家学派最重要的代表。其一生的活动也与孔子相似,包括游说诸侯、授徒讲学和著书立说三个方面。其“仁政”的思想,对中国人的管理思想,乃至人格的塑造,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孟子晚年与其门人公孙丑、万章等共著《孟子》七篇。
(一) “性善论”——孟子管理思想的基本出发点
[JP2]在战国时代,面对兵荒马乱、弱肉强食的社会现实,在人性问题上产生了三种基本的观点,即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以及告子的“性无分善不善论”。
孟子认为,人生来都有一种基本的共同天赋本性,这就是“不忍人之心”,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对别人的“同情心”。孟子曾举例说:人突然看见小孩子掉进井里去,都会有惊惧和同情之心。这种同情心,并非为了讨好孩子的父母,也不是为了在别人那里获得好名声,更不是讨厌小孩子的哭声,而完全是从天生的本性中存在的,这就是“不忍人之心”。以此为基础,孟子提出了“仁政”思想。
“不忍人之心”,孟子也称之为“恻隐之心”。除此之外,孟子认为人生来还具有“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四种“心”,就是孟子说明天赋道德观念和论证人性本善的依据。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ZW(]《孟子·公孙丑上》。[ZW)]
人最基本的四种道德品质仁、义、礼、智是从这四种天赋的“心”发端的,也可以说是这四种“心”并不是外物强加给我们的,而是我们生来就具有的,只不过是没有好好想想罢了。孟子十分强调这四种“心”,认为如果没有它们,就不能算作是人。
[JP2]孟子的管理思想是以“性善论”为基本出发点的。他坚信人的本性是善的,是健康向上的,统治者应从人性本善出发来进行管理活动。与此同时,每个人也应当反省自己,看自己是否在主观上放弃了天赋的“四心”,如果没有就努力找回,人的活动也要合乎天赋道德观念,才能获得最大的快乐,即“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ZW(]《孟子·尽心上》。[ZW)]
。
(二) 行“仁政”是孟子管理思想的核心
孟子的“仁政”思想源于孔子“仁”的学说,他把孔子讲究个人修养的“仁”推广到政治领域,把“仁”同政治结合在一起,提出了“仁政”这一新概念,并发展为安邦治国的管理学说。
1. 尊重被统治者才能保证管理活动的成功
“仁政”之所以又称为“不忍人之政”,就是要求统治者要以比较同情的态度来进行管理,“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
[ZW(]《孟子·公孙丑上》。[ZW)]
。在孟子看来,只要统治者能够实行真正尊重人、爱护人的管理方式,才能治平天下。
战国时代,战争杀戮不断,君主都争权夺利,穷兵黩武,为扩充自己的土地无所不用其极,视百姓的生命为儿戏。面对这种情况,孟子却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治国思想。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这对矛盾体当中,强调了被管理者的地位和作用,这种管理思想大大异于当时君王的思想,是对社会混乱的秩序的反思。
2. 以德服人,重视管理者的榜样作用
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ZW(]同上。[ZW)]
孟子对比了两种管理方法:一种是以力服人,依靠手中的权力,即职位所赋予的奖惩力,来对统治对象进行压制,迫使其不得不听从自己的管理;另一种则是依靠管理者自身的优良品质,以身作则,以人格魅力来教导下属听从领导。前者的管理方式虽然说能够在一定条件下取得成功,但是要想使得被统治者“诚服”,必须要以德服人。
3. “以佚道使民”
孟子提出:“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
[ZW(]《孟子·尽心上》。[ZW)]
就是说如果统治者以宽松的方式役使人民,人民虽然劳苦也不会心怀怨恨。按照孟子所言,“以佚道使民”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1) “取于民有制。”
[ZW(]《孟子·滕文公上》。[ZW)]
也就是应当建立起相应的租税徭役制度并依制度而行,且对民众的租税徭役的征发要有一定限制。(2) “勿夺其时”或“不违农时”
[ZW(]《孟子·梁惠王上》。[ZW)]
。徭役的征发要避开农忙季节,不打断正常的农业生产规律。(3) “制民之产。”孟子认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
[ZW(]同上。[ZW)]
只有读书明理的人才能做到没有一定的维系生计的产业却能一贯坚持向善的好思想。至于一般老百姓,只要失去一定的维系生存的产业,就会丢掉一贯向善的思想,便有可能违法乱纪,为非作歹。因此,“制民之产”就是要发展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让人民拥有自己的私产,保障人民自身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
(三) 强调灵活、权变是孟子管理思想的重要特点
《孟子》一书的最大特点就是善于雄辩,利用各种条件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孟子本人也被誉为“中国古代权变管理思想大师”,强调灵活、权变是孟子管理思想的重要特点。
1. 以时间为转移:“彼一时,此一时也”
“彼一时,此一时也”是孟子回答学生充虞的一句话。说的是有一次孟子因为其政治主张不为齐王所采纳而闷闷不乐,学生充虞就问他:您不是经常教导我们要“不怨天,不尤人”吗?怎么现在又这样了呢?孟子就回答说了上面这句话。意思是,当时说那些话的时候,自己心里对当时的各诸侯国尚存有一丝希望,觉得自己的主张终有一天会被君主接受。可是现在,天下的混乱局面愈演愈烈,永无安宁之日,自己的政治理想恐怕永远无法实现了,所以我怎么能不担忧呢?因此,“彼一时,此一时也”也就成了一起随时间变化而转移的一句成语。
2. 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孟子·离娄上》中有一段很经典的话,意思是:男女授受不亲在一般情况下是合乎礼仪规范的,但是在嫂子溺水的特殊情况下,小叔子却需要灵活变通一下,施以援手才合于礼,合于道德原则,是权宜之计也。在一般条件下男女授受不亲,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打破常规,违反形式上的礼仪,却符合一种更高的价值目的。
3. 以条件为转移:“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
在《孟子·公孙丑上》中,孟子将伯夷、伊尹、孔子三个圣人的行为风格加以比较,指出孔子行事比较随和圆通,其进退是当时的条件而定,应该做官就做,应该不做官就不做,应该继续待下去就待下去,应该马上走人就马上走人。孔子表现出相当的灵活性,是能够随着时代进步而进步的圣人。对于孔子这样能够适应社会和环境的变化,随时进行调整,不拘于某种固定的模式,即善于权变的人,孟子很是敬佩,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因此,孔子的行为,也是孟子推崇的主张。
(四) “先义后利”的管理价值观
在义利观上,孟子主张先义后利,反对先利后义。他在《孟子·梁惠王上》中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所有人都不顾道义的约束,一味追求自己的私利,人们就会失去理性,回归到野蛮状态,会亡国,会使得民不聊生。因此,孟子将“义”放在“利”之前,要求百姓,尤其是统治者在自身活动之中严格遵守道义,追求正当利益。
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主张,以“性善论”为基本点,发展出自己的“仁政”思想,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行仁政的君主,可以不通过战争来实现“王道”。这在当时很有进步意义,不过由于当时残酷的社会现实,其思想主张很难得到实施。但是,孟子的“仁政”学说及其管理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两汉以及以后的统治者。
三、 荀子的管理思想
荀子(生卒年不详),名况,字卿,战国中期赵国人。十五岁时到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市)游学,在稷下宫居住了较长的时间,曾向齐相提出过改革建议,未被采纳。不久南下楚国,并被任命为兰陵令。后又回到齐国,担任学宫祭酒,李斯、韩非都是其学生。晚年,定居兰陵,潜心治学,著有《荀子》一书。
荀子思想中最杰出的内容,是他的唯物主义宇宙观。他认为,“天有常道”、“地有常数”,天地自然界的运行都具有一定的客观规律,这种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道德的好坏而改变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
[ZW(]《荀子·天论》。[ZW)]
只有正确地认识客观规律才能“制天命而用之”,利用客观规律,达到管理万物、役使万物、为人类服务的目的。在此基础上,荀子展开了自己的管理思想。
(一) 性恶论
荀子反对孟子宣扬的天赋道德观念的“性善论”,并且提出了与孟子截然对立的“性恶论”。
1. 明确区分“善”“恶”的含义
荀子认为,一般所谓的“善”,就是符合封建礼仪制度和道德规范;所谓的“恶”,就是用心不良,犯上作乱,破坏封建统治秩序。因此,他认为就这种含义的“善”,在人性当中是根本不存在的,人不可能一生下来就自觉遵守这些封建道德规范。相反,人生来就好利、嫉妒、喜生色,如果不加以克制,发展下去就会产生争夺、犯上、淫乱,而辞让、忠信、礼义这些道德也就没有了。所以,事实上人的本性是“恶”的。
2. “圣人化性而起伪”
荀子曰:“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又说:“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故为之立君上之埶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
[ZW(]《荀子·性恶》。[ZW)]
这里所说的“伪”,不是指虚假,而是指人为,即“善”是人们出世以后,经过教化的结果。圣人通过对自然本性的教化,而制定出人为的道德法律制度,有了这些道德和制度,随之也就可以制定出各种具体故障制度,以此来维护等级秩序。
荀子是把“性”和“伪”置于矛盾的辩证统一之中的,他真正强调的是“性伪合一”的理论,他说:“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宇中万物,生人之属,待圣人然后分也。”
[ZW(]《荀子·礼论》。[ZW)]
即是说,“性伪合而天下治”是荀子人性治理模式的最好表达。人性多欲,那就要满足人的生存的需求,尽量满足人的欲望;但是,人的欲望又是没有止境的,所以必须要用礼义来教化,使之节欲,把人们的欲望限制在“礼”所规定的范围之内,使人各自按照自己的职分、地位去行事,不能有僭越的行为。社会上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个等级的人,都按照“礼”的规定,各安其本分,各得其位,社会才能安定和谐。
[ZW(]陈述德:《论荀子“性伪合而治”的人性管理模式》,《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3期。[ZW)]
在荀子的人性论中,既有针对人先天的趋利避害的自然属性而提出的重视法制建设的内容,也有重视人后天的教育。荀子据此提出了“隆礼重法”的治国手段。
(二) “隆礼重法”,礼法结合
荀子提倡“隆礼重法”的治国方略,将“礼”和“法”两者相结合,发展了孔孟二人关于“礼”的学说,并加入了“法”的内容,“纳法入儒”,变革了儒家管理思想。
1. “隆礼”为首选
在荀子“隆礼重法”的治国手段中,“隆礼”是最重要的,是首选。他说:“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
[ZW(]《荀子·议兵》。[ZW)]
荀子甚至把“礼”提高到关乎人类社会生死存亡的高度,“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
[ZW(]《荀子·修身》。[ZW)]
。荀子认为,人类社会有了“礼”的规范,就能贵贱有等,长幼有序,社会上的不同职业者,就能按照社会分工安心工作,不做非分之想,不行非分之事,这样,社会就能朝着有序的方向发展了。
2. 重视“法治”的作用
荀子对“法治”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他指出,人之所以做出违法乱纪之事,根源在于人性中的“恶”,以及由“恶”所导致的多欲。荀子认为,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人人都想实现自己的欲望,就必然导致各种罪恶的产生。而礼义教化只能依靠人的自觉遵守才能成功,不具有强制力。所以,为了使社会得到全面治理,还必须辅之以法,对教而不化的罪犯实行强制性的法律制裁。他说:“治之经,礼与刑。”
[ZW(]《荀子·成相》。[ZW)]
他认为:“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於争夺,合於犯分乱理而归於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於辞让,合於文理,而归於治。”
[ZW(]《荀子·性恶》。[ZW)]
荀子主张法制,但不主张滥用刑法。在施用刑罚时,一定要做到“刑当罪”
[ZW(]《荀子·君子》。[ZW)]
,要“公义胜私欲”
[ZW(]《荀子·修身》。[ZW)]
。
荀子的“隆礼重法”,事实上为我国封建社会中长期推行的“德主法辅”、“德本法用”的治国方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 强调“民本”,是荀子管理思想的重要特点
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
[ZW(]《荀子·大略》。[ZW)]
将更好地治理百姓作为君主存在的根本目的。他还引用古代的传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ZW(]《荀子·王制》。[ZW)]
即告知统治者,如果下层人民对政治不满,统治者的地位也就不能安定了。这就像水和船的关系一样,水虽然能够承载船,但是一旦掀起风浪,就能把船吞没。所以说,统治者要勤政爱民,礼贤下士,实行“尚贤使能”
[ZW(]《荀子·君道》。[ZW)]
的政策,给百姓以实际利益,才能获得百姓的“力”、“死”、“誉”,否则,就会遭到百姓的唾弃,统治也难以维系。
(四) “上下具富”的经济管理思想
荀子认为“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必须是“上下具富”
[ZW(]《荀子·富国》。[ZW)]
。要做到这一点,应当采取以下措施:
1. 强本
荀子曰:“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窌仓廪者,财之末也。”
[ZW(]同上。[ZW)]
这里所指的“本”,就是具体的农业生产,也就是重视农业生产的基础作用。
2. “轻税”
荀子提出“轻田野之税”
[ZW(]同上。[ZW)]
减轻农民的负担。他认为应当按照土地收获的十分之一收税,这是非常合理的税率,只有使得农民富裕起来,才能增加生产投资,使产量成倍增长,国家税收也会随之大幅增长。
3. “节用”
荀子认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下不能使之富”
[ZW(]《荀子·天论》。[ZW)]
。加强农业生产,在农业中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充分利用资源,来增加产量。同时荀子更是主张国家财政支出的节省,认为这是实现轻徭薄赋、由富民到富国的前提,也是国家防止在经济困难时期发生混乱的必要条件。
(五) 尚贤用能的人才管理思想
荀子明确指出:“彼国错者,非封焉之谓也,何法之道,谁子之与也。”
[ZW(]《荀子·王霸》。[ZW)]
这就是说,管理一个国家主要抓两件大事,一是实行什么样的法,二是任用什么样的人。两者中最关键的还是要看选用什么样的人才,“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
[ZW(]《荀子·致士》。[ZW)]
。说明用人对管理国家的重要性。
在选才上,国君应选拔那些“内足使以一民,外足使以距难,民亲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爱百姓而不倦”
[ZW(]《荀子·臣道》。[ZW)]
的贤者为大臣,选拔时要坚持“不恤亲疏,不恤贵贱,唯诚能之求”
[ZW(]《荀子·王霸》。[ZW)]
的原则。用这样的大臣执政,才能收到“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政令教化,刑下如影”
[ZW(]《荀子·臣道》。[ZW)]
的效果。
在用才上,“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贤使之为三公,次贤使之为诸侯,下贤使之为士大夫,是所以显设之也”
[ZW(]《荀子·君道》。[ZW)]
。这即根据德才情况,委以不同的重任,使其各专其事,各得其所,充分发挥“人尽其才”的作用,组成富有管理效能的行政管理体系。
掌握“退奸进良”之术。荀子还强调管理者应该在兼听他人意见的基础上明辨是非,赏罚分明,“闻听而明誉之,定其当而当,然后士其刑赏而还与之”。如是,“则奸言、奸说、奸事、奸谋、奸誉、奸诉莫之试也。忠言、忠说、忠事、忠谋、忠誉、忠诉莫不明通,方起以尚尽矣”
[ZW(]《荀子·致士》。[ZW)]
。这些就是荀子所谓的“衡听、显幽、重明、退奸、进良之术”。
儒家的管理思想对于中国管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儒家的管理思想,发端于孔子,后经孟子和荀子从“性善”、“性恶”两方面出发的论述,逐渐全面,其治国思想也不断清晰,从“礼治”到“仁政”,再到“隆礼重法”、礼法结合,越来越明确,也越来越容易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