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约公元前468—前375年),姓墨字翟[WTXT](dí)[WTBZ],战国时期鲁国人,著名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早年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但后来发现孔门仿周制而创立的礼乐伦理繁琐并劳民伤财,由此转为反儒,建立了自己的墨家学派。墨家学派在战国时期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成为与儒家学派并列的两大学派。墨家学派成员大都来自社会下层,深知民间疾苦,崇尚节俭,学派内部有着严格的组织和纪律,其首领称为“巨子”。墨子死后,墨家分为三派,相互攻讦,后逐渐衰落。《墨子》一书部分为墨子弟子对墨子讲学的记述,另一部分为后期墨家所著,可能还有部分伪作,是研究墨子思想的主要著作。
墨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墨子。墨子是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来论述自己的管理思想的,以此劝说统治者合理治国,其中有着许多对于管理的深刻理解。
一、 “国富民治”是墨子管理的总目标
墨子认为,统治者治理国家,“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
[ZW(]《墨子·尚贤》。[ZW)]
。就是说统治者的目标是国家富强,人民众多,政治清明、刑法合理,总之可以概括为国富民治。
墨子借鉴历史经验,阐述了禹汤文武时期实现了民无饥寒之忧,劳者可得息,乱者可得治,是后世治国的楷模,所以统治者应当将富国和消除民困的“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作为努力的目标。墨子认为,谋划天下大事是“亲贫,则从事乎富之;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即“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
[ZW(]《墨子·鲁问》。[ZW)]
。他还认为“强乎耕嫁树蓺”、“强乎纺绩织纴”
[ZW(]《墨子·非命》。[ZW)]
,即努力发展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生产,必可以致富,免受饥寒之苦,有温饱之乐。在墨子看来,国家只有从人民利益出发,发展生产,才能有足够的财政支持,进而对外于其他诸侯国交往,对内食饥息劳、将养万民,因此富国也包括治理好人民,使之过上富裕和美满的生活。
二、 “兼相爱”、“交相利”是墨子管理思想的核心
(一) “兼相爱则治”
墨子认为,人际关系中有两个根本对立的原则,“相爱”和“相别”。“相别”即“交别”,“别”就是把人们分为贵贱等级的差别,实际上是指阶级之间物质利益上的对立。在墨子看来,统治者维护封建等级制,损民以自利,和劳动大众处于“别”的位置,“相别”即相互攻击相互争夺,以致整个社会处于“交相别”的对立状态。“别”表现在人际关系方面,必然是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损害别人的利益,这就违背了墨家“兼爱”的原则。
所谓“兼相爱”,就是“周爱人”,长幼贵贱皆爱,即使是奴隶也不例外,哪怕多到无穷无尽,也不妨碍爱之所及。兼爱的实质就是利人,“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
[ZW(]《墨子·兼爱》。[ZW)]
。在墨子看来,利是相互的、对等的,你爱人利人,别人也会爱你利你,利人是前提,利你是回应,这对双方来说自然是互利互惠。墨子还以孝为例,对此作了具体论述。作为一个孝子,必须先爱别人的父母,别人才会爱自己的父母,爱别人的父母是使自己的父母得到爱护的前提。故只有爱无差别,才会获得对方同等的回报。
墨子将“兼相爱”看做是人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是管理者必须奉行的治国之法。因此,那些以治理国家为己任的管理者,一定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禁止和制裁人们相互厌恶,劝勉和鼓励人们彼此相爱,这就是实现“圣王之道”,而给予“万民之大利”的行为准则。用墨子的话说,就是“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
[ZW(]《墨子·兼爱》。[ZW)]
。
(二) “交相利则安”
墨子的“兼相爱”是与“交相利”相结合的。“兼爱”是墨子的基本管理准则和道德规范,“交利”则是“兼爱”这一观念的具体反映,是否做到“兼相爱”,必须看是否实现了“交相利”。两者同时实现,是墨子理想的境界。
所谓“交”,就是相互的意思,“交”体现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交利”,当然不是指谋取一己之利,而是要求人们去谋取社会和大众之利。在墨子看来,“利”也包含着“义”的内容。墨子主张“义”以“利”为准,利于人方为“义”,不利于人的行为就是不义。“凡言凡动,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否则就“舍之”
[ZW(]《墨子·贵义》。[ZW)]
。一切言论行动,都以是否有利为标准,甚至干脆把义等同于利,“义,利也”
[ZW(]《墨子·经上》。[ZW)]
。他从小生产者的立场及其功利务实的作风出发,来重新审视“义”,改造了儒家的“义”,赋予其完全不同的内涵。如果说孔子是以伦理规范来制约“利”的话,那么,墨子则是用“利”去充实伦理规范的。他认为讲仁义必须与人们的物质利益相结合,给人以实惠,就是义,反之就是不义。故统治者讲爱民,不能停留于口头,而应“示之以利”给百姓以实际利益,这样国家才能安定繁荣。
三、 “尚贤使能”的用人之道
(一) “尚贤使能,为政之本也”
墨子认为,一个国家治理的好坏,关键在于各级行政官员是否具有治理地方的能力,因此,他十分重视具有贤能的官员的作用。他说:“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ZW(]《墨子·尚贤》。[ZW)]
(二) “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
[JP2]墨子在总结古代贤君的经验时,认为那些任人唯亲的王公大臣,置国家的安危于不顾,如果让这些人担任官员,“则国家之乱可得而知也”
[ZW(]同上。[ZW)]
。所以墨子认为,应当在实践中选拔贤才。在选拔过程中,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迹其行”,要考察“其德义”,还要考虑“其思虑”。这样才能全面衡量出一个人是否是真正的贤者。
(三) “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
墨子反对贵族世袭官职,认为不应当仅仅从社会上层选拔人才,而是主张从整个社会各个阶层选拔人才,不问出身,只看贤能,为下层人才开辟了发展的途径。墨子曰:“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
[ZW(]《墨子·尚贤》。[ZW)]
有能力的人才要提拔为官员,无能力的官员就要退位让贤。
(四) “量才使用,以劳定赏”
墨子提出用贤要置“三本”。何谓“三本”?“爵位不高,则民不敬也;蓄禄不厚,则民不信也;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也。”
[ZW(]同上。[ZW)]
也就是说,一要给予贤者以很高的爵位,否则人民就不尊敬他;二要给予贤者丰厚的俸禄,否则人民就不信任他;三要给予其判断政务的能力,否则人民就不惧怕他。这就是用贤的三个基本原则。这三方面的优惠和条件,不是所谓的恩赐,而是“欲其事之成也”
[ZW(]同上。[ZW)]
。这样管理官员,才能达到“王天下,正诸侯”。
四、 “尚同”的管理制度
尚同,也就是“上同”,要求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各级行政长官(包括全体人民),都要有统一的意志,“上下同义”,“是以国治”
[ZW(]《墨子·尚同》。[ZW)]
。墨子认为,政令不一,只能导致社会混乱。“尚同为政之本;治之要也。”
[ZW(]同上。[ZW)]
古时没有政令时,“一人一义,二人二义,十人则十义”
[ZW(]同上。[ZW)]
,思想发生混乱,都以自己的义为真义,以他人的义为非义,终于发生争斗。有鉴于此,墨子提出“一同天下之义”,把天下人的思想统一起来。
天下人的思想要一同于谁呢?一同于天子。要是天下人一同于天子,天子就必须兼爱天下,兼爱不仅是同级之间的关系准则,更应当是天子对于天下人的基本态度。天子的责任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在此基础上,墨子认为在组织内部,应当绝对服从上一级,直到“天子”,天子也要尽自己的责任。绝对不允许反其道而行之,即“无从下之政上,比从上之政下”
[ZW(]《墨子·天志》。[ZW)]
。墨子提出上下级关系的阶梯应是:天、天子、诸侯、三公、大夫与将军、士、庶人。庶人即农夫,他们应努力耕种或从事其他劳动,不得由自己随意行事,而应当听从士人的领导;士、大夫与将军、诸侯,乃至天子也不能随意行事,应依次由上级来领导,直到最高层——天,这是贯彻最高层意志的组织系统和组织原则。这样,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绝对领导和有效的逐级管理,就可以实现“人之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上强听治,则国家治”,“下强听事,则用财足”
[ZW(]《墨子·天志》。[ZW)]
。
墨子曰:“尚同之问说也,尚用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诸侯,可而治其国矣;小用之家君,可而治其家矣。”
[ZW(]《墨子·尚同》。[ZW)]
由此可见,“尚同”的管理制度,可以在任何组织中使用,如此全国就能统一思想,实现国富民治的目标。
五、 “节用”的消费原则
崇尚节俭,反对铺张浪费,是我国古代的优良传统,也是先秦各学派最普遍的主张之一。不过,墨家是先秦各家中对节用问题论述最多的学派,节用节俭在其整个管理思想中具有突出的地位,并具有鲜明的特色,具体表现在《节用》篇中。
《节用》篇一开始,就明确指出了治国安天下的过程中,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实行节用这一管理原则的重要性:“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
[ZW(]《墨子·节用》。[ZW)]
国家要发展就要不断地增加国民财富,而增加国民财富的手段不能向外夺取,应该依靠本国的人力、物力来创造物质财富,并通过节用的手段,达到实现财富倍增的目的。
墨子还提倡“节葬”和“非乐”。当时,统治阶级在丧葬和乐舞方面的奢侈挥霍,构成了他们寄生生活的重要内容,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影响。墨子针对这种情况,大力提倡节葬,宣扬非乐。墨子主张实行火葬,他说:“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
[ZW(]同上。[ZW)]
至于丧期,他说:“死则既已葬矣,生者必无久苦,而疾而从事。”
[ZW(]同上。[ZW)]
明确提出葬后不服丧,而应该赶快从事自己劳作的主张。“非乐”,也是墨子节用管理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过度大量制造乐器,众多人乐舞弹奏,耗费大量的钱财人力,耽误了生产劳动,所以墨子极力提倡“非乐”。
墨子的管理思想史是围绕着“兼相爱,交相利”这个核心来进行阐述的,其“尚贤”、“尚同”、“节用”的思想,切中当时社会现实,对后世也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墨家的理想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是难以实现的,诸侯割据争霸,为了利益你争我夺,除了尚同的集权思想被后世继承之外,墨家留给后人更多的是一种企及理想,兼爱众生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