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是春秋战国时期典型的实用主义管理思想的代表。该思想流派推崇法治,主张“以法治国”,故而被称为“法家”。春秋战国时期,法家的产生和发展,是当时诸侯争霸,新兴的地主阶级逐渐成为政治生活的主角,国家管理者追求国富兵强的时代大背景下催生出来的。法家的管理思想最早要追溯到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和郑国的子产。他们积极推动国家削弱贵族特权,建立国家法律,发展农业,奖励耕战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到了战国时期,法家出现了商鞅、申不害和韩非子等代表人物,他们都参与国家政权,推动国家改革与变法,实现了法家思想在国家管理上的实践。
一、 法家管理思想概述
法家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人性利。“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
[ZW(]《商君书·算地》。[ZW)]
法家认为人天生是自私自利的,人们追求利益,是人的本性使然,因而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利益驱动着人们从事各项活动。因此,国家统治者的管理活动就应当建立在人们为了利益相互争斗、相互合作的基础上,管理的关键在于有效利用人民的“逐利”之心,使之与统治者的管理目标相结合,通过许之以利益为诱饵,引诱人民执行国家法令,做到统治者希望其做到的事。采取各种手段满足人民的利益需求来让人民为统治者服务,实现统治者的管理目标,促进国家的富裕和国力的强盛。
法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以法治国”。法家重视法律在管理国家中的作用,崇尚法治,重视立法、普法与执法。法家在治国的过程中,积极推动变法,强调法令在国家管理中的崇高地位,树立法的权威性,采用严刑峻法来保证国家管理活动的正常运行。法家主张“法不阿贵”,无论地位高低、身份贵贱,都应遵守国家法令,从上到下的管理都依法进行。在法令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法家主张严刑峻法,轻罪重罚,要求“罚多而赏少”、“刑九而赏一”。通过严酷的刑法,让人民害怕受到惩罚,不敢犯罪,从而遵守法律。另外,法家强调法律要令行禁止,法律的执行要有信用,通过国家的信用,树立法律的权威性。
法家基于“以法治国”的核心理念,在对国家管理的具体措施上包括奖励耕战、君主专制、愚民政策与运用权术。法家各项主张的立足点在于富国强兵,帮助国家实现霸业。因此,在经济上法家积极推动国家的农业生产,充分运用奖励与惩罚措施,鼓励人民投入到农业生产当中,为国家富强、开创霸业积累物质基础。同时,法家还将商人、手工业者视为不利于耕战的群体,对其活动进行限制,降低其社会地位。在政治上,法家极为推崇君主专制,强调国家的管理者应当将国家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商鞅提出要将法、信、权这治国三要素中最为重要的“权”掌握在君主的手中,确立君主的中央集权;申不害提出君主应该独视、独听、独断,用权谋统御群臣。在举国征战的时代背景下,法家推崇的君主专制有利于形成一个统一、稳定的统治中心,最大限度地调动国家的力量,投入到诸侯争霸之中。韩非子进一步提出了加强君权,君权不可分。而在管理方法上,法家强调君主在国家的管理过程中,要掌握利用权术,通过权术通于百官、驾驭群臣、维护君权,从而保证官吏不会威胁到君主的统治,维护统治者的无上权威。
与儒家、道家、墨家等思想流派相比,法家的思想无疑是最具实用价值的。法家的管理思想处处针砭时弊,针对种种不利于国富兵强的传统制度弊病,进行实用而卓有成效的政治改革,采取有效措施维护君主权力,削弱贵族势力,提升军队战斗力与国家的竞争力,因而十分迎合诸侯争霸时期致力于争夺天下霸权国家统治者的口味。而法家思想的实践者也收到了预期成果,秦国经过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的变法,国家经济、军事实力迅速攀升,国力跃居七国之首,并最终实现了天下的统一。因而,法家管理思想,对于推动历史的进步,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
二、 商鞅的管理思想
商鞅(约前390—前338年),原姓公孙,名鞅,又称卫鞅,后因受封于商,因此被称为商鞅。战国前期卫国人,战国前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政治家,思想家。商鞅少时好刑名治学,主张变法,最初在魏国,因不受魏王重用而转入秦国。在秦孝公时期受到重用,被封为左庶长,主持秦国的变法。经过变法,秦国国力迅速强盛,国富兵强,为后来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但商鞅因其在变法中危害到旧贵族的利益,孝公死后,商鞅遭秦国旧贵族诬陷,被车裂而死。商鞅的主要思想包含在《商君书》中。
(一) 人性利
商鞅的管理思想是以人性利的理论为基础。商鞅认为人的本性是好利的,追求利益是人的本质属性。“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
[ZW(]《商君书·算地》。[ZW)]
,“民之生,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
[ZW(]同上。[ZW)]
。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利益的支配下进行的,人性好利的特点自人诞生起就是人的属性,伴随着人一生的成长,即所谓“民之欲富贵也,其阖棺而后止”
[ZW(]《商君书·赏刑》。[ZW)]
。商鞅的管理思想便是以人性利的观点为基础,认为人性利并非坏事,统治者应当尊重人性利的特点,充分利用人追求利益这一人的根本属性,设计管理制度与管理方式,通过利益的诱导,引导人们按照管理者的意愿去行动,如以给予民众田地、房宅、官职为诱导,鼓励民众发展农业生产,或参军作战,从而实现统治者的管理目标。
(二) 崇尚法治
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十分强调“法”在国家管理中的作用,在商鞅主持的秦国的改革中,“变法”为首。商鞅认为,“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
[ZW(]《商君书·定分》。[ZW)]
。法律制度是国家的根本,是君主管理国家的基础,只有建立了合理完善、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法律制度,国家的管理才能够正常、有序地运行。国家应当将法律置于一个明确、崇高的地位,不因私人干涉法律,即“鼓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
[ZW(]《商君书·权修》。[ZW)]
。人人守法,实现“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在民众中树立法律的权威性。
“严刑峻法”。对于法律制度的宽严程度来讲,商鞅主张严刑峻法,重罪轻罚,以严酷的法律治理国家。“以刑去刑,刑去事成”
[ZW(]《商君书·靳令》。[ZW)]
,以严酷刑罚遏制犯罪就是商鞅严刑峻法主张的出发点。“禁奸止过,莫过重刑”
[ZW(]《商君书·去强》。[ZW)]
、“以刑去刑,刑去事成”。商鞅认为遏制犯罪最好的办法就是以严刑重典来震慑人民,让人民不敢触犯法律。在刑法的程度上,商鞅主张“刑多而赏少”、“刑九而赏一”
[ZW(]《商君书·开塞》。[ZW)]
,通过严酷法律的威胁,震慑民众,让人民害怕法律,不敢犯罪,也就减少了犯罪,也就从侧面上让民众一心向善。民众就不会去做不利于国家管理的事情,从而使国家管理更加顺畅。
“刑无等级”。刑无等级也是商鞅法治思想的又一重要原则,商鞅认为,法律的目的是为公,法律的平等是法律权威性和至高无上性的保证。法律的性质是“公”,法律代表了“公”的意志,任何人的思想都不能凌驾于“公”之上,因此,法律必须为全体人民所共同遵守,不能因为任何人而改变法律的公正性。商鞅主张要求“刑无等级”,不能因为人的高低尊卑而受到法律的不同对待。他在《商君书》中提出:“壹刑者,刑无等级,子倾向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
[ZW(]《商君书·赏刑》。[ZW)]
任何人在触犯法律后都不能逃脱法律的惩处,不因为官爵的高低而有所偏重。另外,商鞅还主张功不抵过,主张“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
[ZW(]《商君书·赏刑》。[ZW)]
,不因为之前的功勋和善举,而逃脱法律的制裁,以维护法律的公正与权威。
不难看出,商鞅主张采用严酷的律法和绝对的公正性来落实其以法治国方针。对于法律制度的实现,商鞅主张通过国家的信用来保证法律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在其新法推行过程中,商鞅在国都南门设立巨木,贴出布告称谁能将其扛至北门,赏黄金十镒。百姓都不相信,商鞅后又将奖赏提高到五十镒,有壮汉动了心,将巨木从南门搬到了北门,商鞅果然赏给了他五十镒黄金。商鞅南门移木的消息传遍天下,自此天下皆知商鞅守信。此后,商鞅每颁布新法,都能在全国顺利推行。商鞅通过言出必行、令行禁止的对法律绝对的执行力,让秦国的人民相信法律,更使人民遵守法律,新法得以顺利实施。
(三) 奖励耕战
商鞅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在春秋战国时期,国家的管理目标在于富国强兵,开疆扩土,成就霸业。因此,商鞅在秦国所推行的管理措施,均是围绕着“争霸”这一管理目标开展的。对此,商鞅清醒地认识到,国家若要增强实力、成就霸业,关键在于“耕”与“战”,也就是经济与军事。
在经济方面,商鞅在法律中要求鼓励人民耕作,支持国家的农业生产,对于农业生产做得好的人民给予奖励。他在秦国推行了“废井田,开阡陌”的土地制度,将国有土地重新划分,二百四十步
[ZW(]一步,按五尺计。[ZW)]
为一亩,百亩给一夫,人们得到土地后土地归于私有,可以自由买卖,国家收取赋税,并鼓励人民开垦荒地。所垦荒地归私人所有,大大调动了人民种田开荒的积极性。而对于不利于农业生产的行业进行压制,如限制工商业,控制思想文化,尽最大可能调动力量,支持农业生产。在军事方面,商鞅也制定了奖励人民英勇作战的法令,使人民对战争投入巨大,“民见战赏之多则忘私,见不战之辱则哭生”
[ZW(]《商君书·外内》。[ZW)]
。商鞅在秦国主持变法期间,制定了奖励军功的制度,新法规定军人每在战场上杀一个人,就可以提升一级爵位,获得物质奖励。商鞅认为“耕”与“战”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人民从事农业生产可以为战争提供足够的物质保证。因此,商鞅一方面通过法律制度的规定,给予从事耕战的人民以巨额的物质奖励,让人民投入到农业生产和从军作战中;另一方面,商鞅认为农业是“本业”,商业、手工业、文化教育,都是阻碍农业生产的因素,称为“末业”,因此,他主张限制工商业,禁止人们从事除农业之外的其他产业,弃本求末,或游手好闲而贫穷者,全家罚为官奴,并禁止文人讲学。
另外,商鞅在其主持的秦国变法中,颁布了关于改革传统体制的法令,进一步动摇了西周以来的奴隶主统治秩序,开创了新兴的封建管理体制的局面。主要包括“废分封,行郡县”、“定户籍,行连坐”、“燔诗书,名法令”与统一度量衡。
“废分封,行郡县”:废除分封制,“集小都乡邑聚为县”,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在秦国内设立了三十一个县。县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县下辖都、乡、邑、聚等基层行政单位。郡县制的确立,奠定了我国数千年来的地方管理体制的基础,成为我国一直沿用的地方与基层管理的基本模式。
“定户籍,刑连坐”:商鞅规定秦国各户要登记各人户籍。居民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将什、伍作为基层行政单位。按照编制,登记并编入户籍,互相监督。一家有罪,九家必须连举告发,若不告发,则十家同罪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发“奸人”的与斩敌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燔诗书,名法令”:商鞅认为变法必须扫除复古思想的障碍,对此,他提出燔《诗》、《书》而名法令的举措,在秦国大力销毁文化典籍。制定《秦律》,在秦国颁布,全国人民必须遵守《秦律》,各级设立法官,负责向民众宣传、解释法律。
统一度量衡:商鞅在全国对度量衡的规格进行了统一,例如规定“尺”、“升”的具体规格,在秦律中,1标尺约合今0.23公尺,1标准升约合今0.2公升,商鞅还统一了斗、桶、权、衡、丈等度量衡。要求秦国人必须严格执行,不得违犯。统一度量衡的举措,完善了国家的赋税、交易制度,为国家政令的执行提供了保证。
商鞅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与实施者,他所倡导实施的管理方式对于当时旧有的管理模式,是一次巨大的冲击。商鞅变法瓦解了旧的政治经济管理制度,促进了封建式管理制度成为国家管理的主流,而变法给秦国带来了国家实力的迅速强盛,更是为后来秦统一天下、实现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三、 韩非的管理思想
韩非(约前280—前233年),战国时期韩国人,战国末期思想家,法家学派的杰出代表,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拜师荀子,精通管仲、申不害、商鞅等法家思想家的经典思想,将法家分散的法、术、势三大流派相结合,将法家思想进行了全面整合,将法家思想推向更高的境界。他著有《韩非子》一书,该书蕴含了韩非丰富的管理思想。
(一) 人性好利
韩非认为,人天生自私,人的本性是追求利益的。他在书中提出“人以肠胃为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
[ZW(]《韩非子·解老》。[ZW)]
,人们对于物质利益的欲望是出于人生存的需要,不追求物质利益,人就无法生存下去,因此人进行的一切活动皆是为了追求利益。人们之间的关系亦是围绕利益建立起来的,都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就连父母子女之间都是“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业,而况无父子之泽乎?”
[ZW(]《韩非子·六反》。[ZW)]
在韩非认为,道德难以约束人们的行为,人们行为的出发点不是道德,而是利益,即“计数之所出也”
[ZW(]《韩非子·难一》。[ZW)]
。对于国君与臣属之间,韩非也认为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二者是相互利用的,臣属尽全力为国君服务,来换取国君赏赐的官爵,即“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
[ZW(]同上。[ZW)]
。在人性好利的思想的指导下,韩非对于其管理理论的设计也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为了利益相互争斗、相互合作的基础之上。韩非认为:“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
[ZW(]《韩非子·八经》。[ZW)]
国家的管理者就应当利用人性好利的本性,采用暴力与威胁,实现对国家的有效管理。
(二) 历史进步论
韩非的历史观中有朴素的唯物思想,他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演进的。韩非将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和当今四个时期,每个时期有不同的时代特点,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变化的,一步步走向进步。每一时代都有其不同的特征,因而需要采取不同的措施来解决不同时代的问题。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那么就会“必为新圣笑矣”。韩非指出,“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ZW(]《韩非子·五蠹》。[ZW)]
,认为采用过去的治国方法来治理当前的国家,是一种守旧与落后。他提倡“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
[ZW(]同上。[ZW)]
,主张从国家的当前实际出发,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
(三) 法、术、势相结合的管理理论
在韩非之前,法家分为以韩非为代表的“法”,讲究法律制度在管理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以申不害为代表的“术”,讲求对下属的任用、考核、评价与制约体系;以慎到为代表的“势”,专攻权术的利用,维护管理者的权威地位。而韩非则是将法、术、势三者进行了整合,建立了法家系统的管理思想体系。
首先,韩非健全完善了“法治”的思想。韩非崇尚商鞅的法治,反对人治,主张“上法而不上贤”。韩非认为人治是靠不住的,“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
[ZW(]《韩非子·难势》。[ZW)]
。大部分君主都是“中主”,难以达到较高的水平。韩非提出“圣人之治国也,不待人之为我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
[ZW(]《韩非子·显学》。[ZW)]
,国家秩序的稳定不能依靠人们的道德自律,国家的统治不应建立在使人为善的基础上,而是应当建立在使人不为非的基础之上。因此,需要法律制度来进行治理,法律制度是国家管理的基石,只有通过制度化得法律,规范管理活动,“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
[ZW(]《韩非子·用人》。[ZW)]
,法律成为维护国家统治的规范,国君只需要按照法律的规定管理国家即可,从而维护管理系统中等级秩序的稳定,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法者,王之者也”。
对于法治的具体实施方式,韩非提出了几点原则。第一,“法莫一而固”
[ZW(]《韩非子·五蠹》。[ZW)]
。法律应当固定、统一。韩非主张法律虽然需要与时俱进,但要保证稳定与统一,“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
[ZW(]《韩非子·解法》。[ZW)]
,常变的法律会造成国家通知的混乱。第二,“名其法禁,必其赏罚”
[ZW(]《韩非子·五蠹》。[ZW)]
。对于法律制度要坚决执行,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ZW(]《韩非子·有度》。[ZW)]
,不能因为身份的不同而受到不同的法律待遇,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确保法律的效力,维护法律的公正和权威。第三,“赏莫如厚,诛莫如重”
[ZW(]《韩非子·八奸》。[ZW)]
。厚赏重罚,对于有功的人,给予巨大奖赏,从而鼓励其发挥才能;对于有罪的人,给予严厉处罚,让人民不敢犯罪。第四。“法莫如显”
[ZW(]《韩非子·难三》。[ZW)]
。要普及法律,让人民知法守法,使“境内卑贱莫不闻之也”,确保每个人都知晓法律,让法律成为民众行为的准则,达到“以法教心”的目的。
其次,韩非吸收了申不害的“术治”思想。韩非的术治究其根本,是用人思想与权谋之术的雏形,韩非认为:“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
[ZW(]《韩非子·定法》。[ZW)]
也就是说,“术”是对人的管理,讲究的是如何用人,根据人的才能而给予相应的职位。韩非认为,君主不应事必躬亲,其主要职责就是“治吏不治民”,着重对人的管理,做到正确地选用人、防人,充分发挥下属的才能,实现以人治人。具体来说,韩非主张君主在用人时,要做到选用德才兼备的人;以法选人,不凭个人好恶,量功授官;专职专任,让人才从事其擅长的职位,以才任职;打破世袭,建立以才为本的选人制度。
在注重选人用人的同时,韩非也注重对人的防范。《韩非子》中对于防人,提出了“六微”、“七术”、“八奸”、“十过”,来防范下属对君主的不臣之心,以阴谋诡计的权术驾驭臣下,来维护君主权力的安全,保证君主权力不旁落。在“六微”与“八奸”中,韩非要求君主着重提防以下七种人:
“养殃”——贿赂君主之人;
“民萌”——贿赂百姓、收买民心之人;
“流行”——圆滑、善变之人;
“威强”——豢养恶人、死士之人;
“四方”——利于外部力量的人;
“权借在下”——以权谋私之人;
“托于类似”——欺君之人。
对于如何对付怀有不臣之心、危害君权的大臣,韩非提出了多种权谋之术来加以防范。如“挟知而问”,装聋作哑,知道的装作不知道,看见的装作看不见,以达到迷惑对方,判别忠奸的目的;“倒言反事”,故意说反话,做与想法相反的事,检验下臣的忠诚度;“挑拨离间”,严厉打击臣属结党营私,极力打击下臣之间的合作,让下臣相互之间互不信任,关系不和,来防止下臣联合威胁到君主的统治;“间谍之术”,设置专门的人员监督管理,在暗中观察臣下的行为,对于威胁到君主的官员,则采用投毒等方式进行暗杀。韩非希望通过此类阴谋之术,让统治者全面控制手下的官吏,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
最后,韩非为了其“法”和“术”的有效运行,吸收了慎到的“势”的思想。韩非认为国家需要有一个绝对权威的君主,君主能够掌握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因此,他对君主权力的建立和使用进行了专门的论述,即“势”的思想。“势”是君主统治国家的权威,是君主管理臣民的权力,是国家以君主权力为基础的统治状态。“势”是君主统治国家的关键,权势在谁的手里,谁就占据主动的地位,即“在君则君制臣,在臣则臣制君”
[ZW(]《韩非子·外储说右下》。[ZW)]
。韩非在慎到的基础上,将势分为两类,一类是伴随权力而自然取得的“自然之势”,另一类是如何运用权力取得更大权力的“人设之势”。韩非认为“人设之势”比自然之势更为重要。对于如何实现人设之势,韩非主张通过运用天下的智慧,以天下为耳目洞察世界的“聪明之势”和运用权威,利用权力的“威严之势”达到“人设之势”的目的。对于如何用势,韩非提出了“刑”和“德”两种手段,他提出:“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
[ZW(]《韩非子·二柄》。[ZW)]
主张通过刑罚之刑与奖赏之德来恩威并施,让臣下服从于君主,专心地为君主效忠。因此,韩非的“势”的思想的核心是维护君主的权力,确立君主在管理国家中的权威地位,是韩非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
韩非的管理理论是在人性好利的基础上,以法、术、势三大理论有机结合、相互支撑的整体为主体的专制理论体系,大大丰富了法家思想的内涵与外延,将法家各种流派的精华思想集于一身,对于法家思想的理论总结与现实实践,有着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