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又名《吕览》,是战国末期秦国统一六国之前,相国吕不韦为综合百家、统一思想而组织其门客编纂的一部政治、历史、文化学术论著,它兼有儒、道、墨、法、农诸家学说,被后世归为“杂家”著作。吕不韦编撰这本书的目的在于综合百家之长,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以后的秦国统治提供长久的治国方略。据说书成之后,吕不韦颇为得意,“以为备天下万物之事”,并将书陈列于咸阳街市,扬言谁能增删一字,便赏千金。
秦汉之际,思想界对《吕氏春秋》评价很高。司马迁认为此书“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班固则称赞其“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可见此书为后世治国提供了丰富的管理思想。
一、 “通乎性命之情”
先秦各家在论述自己学说的时候,往往是以人的本性为出发点的,《吕氏春秋》一书认为,人的本性是人的“自然欲”,为政之人要做到“通乎性命之情”。
那么何为“性命之情”?“性者,万物之本也,不可长,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数也。……贤不肖之所欲与人同,尧、桀、幽、厉皆然。”
[ZW(]《吕氏春秋·贵当》。[ZW)]
“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贵贱愚智贤不肖欲之若一,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
[ZW(]《吕氏春秋·情欲》。[ZW)]
由此可见,人的“性命之情”就是人生而有之的满足自身各种需要的欲望,是人的感觉器官追求得到满足的自然性。无论是圣人,还是一般平民,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同样的欲望,人们各种行为产生的原始动力正在于对自身欲望的满足。这种“自然欲”,是无所谓“善”、“恶”的,仅仅是客观现实而已,认识到了这一点,就要充分利用这一点来进行治理国家的活动,做到“通乎性命之情”。
管理人们的欲求,要把握:一要“行其情”,“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
[ZW(]同上。[ZW)]
。即承认人的各种自然欲求是合理的,应当加以顺从并尽量满足。二要“必有所制”,即当人的欲求对自身或组织利益有害时必须加以节制,而不能放纵。“耳虽欲声,目虽欲色,鼻虽欲芬香,口虽欲滋味,害于生则止。……由此观之,耳目口鼻,不得擅行,必有所制。”
[ZW(]《吕氏春秋·贵生》。[ZW)]
三要尽量刺激人们“多欲”,反对“寡欲”、“清修”,倡导刺激物,诱导人们增强对富贵、长寿等的追求,进而把这种追求与组织目标结合在一起。
[ZW(]聂志红:《秉“性命之情”,求“天下为公”——吕不韦的管理思想》,《安阳师范学报》2008年第3期。[ZW)]
“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得用亦少;无欲者不可得用也。”
[ZW(]《吕氏春秋·为欲》。[ZW)]
二、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
至公无私是《吕氏春秋》对为政者道德要求的最高制点,其在《贵公》篇中首当其冲地指出:“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即天下大治的关键在于为政者能否首先具备一心为公的信念和胸怀,也只有为政者能够一切从公心出发进行决策管理,才能做到国泰民安,随后在《贵公》篇中提出了名垂千古的论断:“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要做到“公”,就要贵公去私。
首先君主应施政为民。《吕氏春秋》吸收了儒家的民本思想,认为民心向背是国家兴亡的决定因素。《务本》篇曰:“宗庙之本在于民。”《顺民》篇曰:“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知曾有也。”所以执政者要“顺民心”、“得民心”,“凡举事,必先审吗,民心,然后可举”。《适威》篇要求在人民危难之际,执政者应“务除其灾,思致其福”。君主如果“上不顺天,下不惠民”,那么就应当有人出来“诛暴”,“废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将无道之君废除掉或是杀掉,另立新君主。
其次是形成正确的君臣关系,主张君主“因而不为”。“君臣互市”的观念应转变为君臣相互依存的观念,把君臣对立关系转变为君臣通力合作的关系。《任教》篇曰:“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为则扰矣。因则静矣。……故曰:君道无知无为,而贤于有之有为,则得之矣。”君主只要按照事物的本性制定正确的方针国策、发出号令就行了,至于具体的事务,那是百官的职能,君主就不必干预了,“因而不为”,最终做到“无知无为”是最理想的管理境界。《忠廉》篇曰:“忠臣亦然,苟便于主,利于国,无敢辞违,杀身出生以殉之。”作为臣下,其天职在于“忠君”,尽职尽责、全心全意完成君主交付的任务。如果君臣之间发生分歧,那么臣下应当敢于为了“便于主”、“利于国”而挺身而出,也就是为了上级的长远利益,为了组织的整体利益,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这就是“臣道”,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贵公去私的风气。
再次要“正名审分”。既然“因者,君术也”,检验臣子的手段就显得十分重要,这里《吕氏春秋》借鉴了韩非的思想,认为应“正名审分”。
“名正则治,名丧则乱”
[ZW(]《吕氏春秋·审分》。[ZW)]
,强调君主治理国家应使名实相符、取实予名,从“按其实而审其名,以求其情,听其言而察其类,无使放悖”的原则出发,使层次不等的臣下的职权相符,正名的实质就是将各种管理秩序制度化和规范化。“审分”强调的是君主应当依据正名定分所确定的秩序,考察臣下能否各按其名分行事,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当一定的制度确立之后,君臣关系就变得简单而有效,无非就是借助“审分”而已,即“凡人主必审分,然后治可以至。王良之所以使马者,约审之以控其辔,而四马莫敢不尽力。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群臣者,亦有辔。其辔何如?正名审分是治之辔”
[ZW(]同上。[ZW)]
。正名审分将复杂的治国为政的活动抽象为简单的过程,将儒、道、法三家的思想融为一体,体现了《吕氏春秋》这本杂家著作杂糅的特点。
三、 “八观六验”、“六戚四隐”
《吕氏春秋》中蕴含着丰富的观人法,集中体现为“八观六验”和“六戚四隐”。
“八观六验”,即“通则观其礼,贵则观其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受,贱则观其所为;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特,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也就是说当有地位时看是否趾高气扬,蛮横无理;任要职之时看其推荐什么样的人;富足之后结交什么样的人;听他们所言之后看他做不做,如何做;看他闲暇时追求崇尚什么;当他身处领导周围,有一定的发言权时看他出好主意还是坏主意;穷困之时看其是否不受非分之财;贫贱时看其是否不做不义之事;使之欢喜,看他是否不变操守;使之高兴,看他是否有不良癖好;使之发怒,看其是否能自我约束;使之恐惧,看其是否意志坚定,信念不变;使之失败,看其是否自制、自强;使其处于艰苦环境,看其是否有大志。在各种环境和条件下,全面观察考验其品德、志向、学识、才能,这就是“八观六验”。
“六戚四隐”,“六戚”即“父母、兄弟、妻子”,是看一个人在处理与亲人的关系上是否遵守伦理规范;“四隐”即“交友、故旧、邑里、门郭”,是看一个人在处理与熟人、同乡、同宗的关系上时候贵公去私。总之,“内则用六戚四隐,外则用八观六验,人之情伪贪鄙美恶,无所失矣”
[ZW(]《吕氏春秋·论人》。[ZW)]
。只有对人进行了全面、严格的考察,才能知人识才,才能真正做到知人善任。
《吕氏春秋》一书融合了各家之长,但没有“自成一家之言”,这是它最大的特点,也是最大的缺陷。章太炎就说过:“杂家集他人之长,以为自有,《吕览》是已。”在内容上,可以说《吕氏春秋》就是对儒、道、法三家的评述,这也体现了杂家博采众长,兼容并蓄,又在操作上切实可行的特点。
总之,先秦诸子百家的管理思想,以儒、道、法三家为主,墨、兵、杂、商、名、纵横等为辅,是中国管理思想发展史上的首个高潮,也是最为系统阐述管理思想的一个阶段。可以说,后世中国的管理思想与管理实践,从系统思想到具体制度方法,无一例外都能从诸子百家中找到渊源和痕迹。以儒家的德治和法家的法治为基本治理方式,追求道家的“无为而治”的状态,辅之以其他各家思想,就是中国管理的常见的管理模式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