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秦消灭了东方的齐国后,结束了自公元前770年以来诸侯割据的战乱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政权——秦朝。随着秦朝的建立,统治中国近一千多年的奴隶分封制度彻底崩溃,中国走入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时代。秦朝一统天下后,建立了东到东海之滨、西到陇西、北到长城一线、南至南海的辽阔疆域。此时,秦朝的国家管理遵循了秦始皇及丞相李斯的以中央集权、严刑峻法为核心的治国理念,在政治上,秦朝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建立封建的官僚体系,在地方废除了周以来的分封制,在全国实行郡县制,由郡守、县令进行管理。在社会文化上,全国统一使用小篆,在全国大量修建道路;统一全国的度量衡、风俗,实现“书同文、车同轨”;“燔诗书名法令”,实行焚书坑儒,推行文化专制政策;法制严酷,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在对外关系上,秦朝北征匈奴,南讨南越,维护边疆稳定。一系列维护秦朝权威统治的政策建立了人民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巩固了新生的国家政权,是时代的进步。但由于秦朝统治政策过于严酷,远远超出了人民的负担,最终盛极一时大秦帝国没有抵挡住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二世而亡。
在经过了秦末农民战争和为期八年的楚汉之争后,由刘邦建立的汉王朝一统天下,定都长安,成为了中国第二个封建王朝——西汉。西汉王朝基本沿袭了秦朝的国家管理体制,虽然也曾出现了分封刘姓王的倒退,但并没有阻挡住封建中央集权的历史趋势,自秦以来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管理体制在汉朝得以传承和发展。汉朝建立后,以刘邦、萧何为代表的汉初统治者在维持国家管理体制的同时,吸取了秦朝速亡的教训,采用“黄老之学”,实行宽松的国家管理政策,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注重国家经济的恢复,保护人民的生产活动。经过多年恢复,西汉王朝在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经济繁荣,社会发展,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时期——“文景之治”。在这一时期,“黄老”的社会管理理念得到充分运用,国家实现了“无为而治”。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武帝转变管理思想,启用董仲舒等儒家思想家,重视儒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的大一统思想治理国家。这一时期,西汉的政治、经济、文化达到了历史以来空前的高度。
汉武帝去世后,西汉开始走向衰落,并于公元9年为王莽的新朝取代。之后,汉朝刘氏贵族刘秀经过统一战争,继承了西汉王朝的统治,定都洛阳,史称东汉。东汉沿袭了西汉的国家管理模式,在经过了约近两百年的统治后崩溃。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时代。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220年这段时间内,中国社会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确立和发展,二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了长期、稳定的发展,三是中国士人阶层逐渐形成了奋发进取的传统。这段时期,出现了秦始皇、汉武帝等出色的统治者,李斯、萧何等贤明的臣子,还有董仲舒、司马迁等积极入世的知识分子,各自阐明或是实践了自己的管理思想。比较典型的是秦朝法家的“严刑峻法”,“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汉初的黄老之学,主张“休养生息”;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理念。时代的变化不断地推动管理者选择、创新和改进治国指导思想,遵循着这条主线,中国管理思想也在损益中不断向前发展。
总的来讲,秦汉时期的管理思想与管理实践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基本建立。在中央,建立了三公九卿的官僚体系,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合称“三公”。三公在皇帝之下,掌握国家的行政、军事、监察权力,辅佐皇帝进行国家管理政策的制定。在三公之下,设立了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九大职务,九卿。九卿在三公的领导下,主管国家的礼仪、经济、司法、外交等事务,其职权涉及了国家管理和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地方,实行郡县制,秦始皇将天下分为三十六个郡,郡成为地方最高级别行政单位,郡下设县、乡、亭、里。郡的最高长官称为郡守。郡县制代替了周以来的分封制,成为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制度。
第二,管理理念完成了从法家的“严刑峻法”到道家的“休养生息”再到儒家的“独尊儒术”的转变。秦朝统一之后,仍然采用了秦国一直沿用的“严刑峻法”的管理理念,强调国家对人民的绝对控制,制定了严酷的法令限制人民的行为,实行沉重的赋税和徭役,剥夺人民的财富。秦朝希望通过严刑峻法维护其统治,但过于严酷的法律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国家政权反而为农民起义推翻。汉初统治者在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实行了黄老的“休养生息”的政策,国家尽量不干预人民生活,清静无为,劝课农桑,重农抑商,给人民以宽松的环境从事农业生产。这一政策帮助汉初统治者度过了秦末农民战争后国家萧条的困难时期,国家经济得到了恢复,人民生活逐渐富裕,汉朝走向了盛世。而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家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其治国的指导方针也从黄老之学转变为了儒家思想,国家管理政策从“无为”转变为“有为”,加强皇权,打击豪强地主,进行对外战争,开创了大一统的新局面。
第三,围绕着如何治理国家,各学派在这一时期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秦国建立之后,以李斯为代表的法家学派就同王绾等主张分封制的保守势力进行了论战,最终,秦始皇力排众议,赞同李斯的观点,推行分封制。而在汉武帝时期,黄老学派也同儒家学派进行了激烈的论战,黄老学派仍主张国家实行无为而治的理念,国家尽量不干预民众;而儒家学派则主张“有为”,建立君臣等级体系,行仁政,重教化,推行儒家的治国方略。汉武帝基于维护国家政权统治与实现“大一统”的需要,最终选择了董仲舒的“独尊儒术”的治国理念。
第四,各种管理思想实现了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秦汉时期是中国管理思想融合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各学派的管理思想不再拘泥于春秋战国时期各学派的理念,各学派开始吸取其他学派的思想,形成自身新的管理理念。如汉初的黄老之学名义上是采用道家思想进行国家治理,但实际上,它是在秉承道家管理思想的基础上,吸收了儒、墨、道、法等各家的思想,如儒家的“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墨家的“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阴阳家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等理念,应用于汉初的国家治理实践中。而在汉武帝时期采用的“独尊儒术”的治国思想,则是在儒家思想外壳下,吸收了法家思想的精神,实行了“外儒内法”的治国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