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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秦汉时期的管理思想

第三节 汉初黄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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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建立西汉王朝之初,中原刚刚经历了秦朝的暴政、秦末农民战争与为期八年的楚汉战争,人民饱受战乱之苦,生活日益艰难,社会产品匮乏,社会经济凋敝。据史料记载,汉初从事生产的劳动力极少,社会产品匮乏,天子出行的车驾都凑不齐同样颜色的马匹,人民食不果腹,生存条件简陋。汉初统治者为巩固新生的政权,恢复社会经济,吸取了秦朝因苛政而速亡的教训,转变治国方略,以清静无为、修养生息为核心的黄老思想获得了统治者的青睐,汉初统治者采纳了黄老之学,将其作为治国的主导思想。

黄老思想产生于战国中期,是齐国稷下学宫的一个学派。该学派假托黄帝之言,以黄帝为祖师,以道家的老子为宗,故而称为黄老。黄老最初兼收道家与法家的思想。发展到汉初时,黄老学派在传承先秦黄老思想的基础之上,又吸收了儒、墨、道、法等各家的思想,如儒家的“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墨家的“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阴阳家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记。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法家的“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名家的“若夫循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派。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指出黄老是“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ZW(](西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ZW)]

。可以看出,此时的黄老之学与先秦黄老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张积极入世,参与社会管理政策的制定。

汉初统治者从巩固汉朝统治、恢复社会经济、缓和社会矛盾、重建社会秩序的角度出发,十分推崇黄老之言,从汉惠帝、吕后、汉文帝、汉景帝、窦太后到名臣萧何、曹参、陆贾、贾谊都主张以黄老之术治国。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淮南王刘安召集门客编写的《淮南子》一书。该书“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

[ZW(](东汉)班固:《汉书·刘安传》。[ZW)]

,记述了黄老思想的精华,是黄老思想的集大成者。一时间,黄老思想成为国家的主导思想,黄老之学成为“显学”。黄老思想以无为政治为核心,提倡宽刑省法、刑德并用与因循守故。

一、 无为政治

[JP2]无为政治是黄老思想的核心内容。汉初黄老道家管理思想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无为”,与民休息。陆贾曾提出“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

[ZW(](西汉)贾谊:《新语·无为》。[ZW)]

。他通过历史比较,认为历史上治理成功的国家,都采用了无为的管理政策,如上古尧舜和周朝的周公都采用“无为”的原则来管理国家,国家都实现了大治。而秦朝则“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

[ZW(]同上。[ZW)]

,造成了“事愈繁,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

[ZW(]同上。[ZW)]

的局面,最终造成了国家的灭亡。刘邦在制定国家政策之初,也听从了萧何、曹参、陆贾的建议,“填以无为,从民所欲,而无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

[ZW(](东汉)班固:《汉书·刑法志》。[ZW)]

,尽量不干扰人民的生活,给予人民以宽松的社会环境,制定了简约的赋税制度,轻徭薄赋,宽以待民,与民休息。人民在轻徭薄赋和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全心投入经济生产,刚刚建立的汉王朝的统治也得以巩固。到了汉惠帝和吕后主政时期,仍沿用黄老之术,遵循刘邦时代的治国政策,“君臣俱欲休息于无为”,经济进一步得到恢复,生产得到发展,国家实现了“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ZW(](西汉)司马迁:《史记·吕后本纪》。[ZW)]

,百姓产品开始丰富起来,生活好转。汉文帝同样秉承了汉朝一贯以来的治国方略,“本修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净无为”

[ZW(]应劭:《风俗通·正矢》。[ZW)]

,政治上废除了大量的酷刑,取消连坐,认为“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

[ZW(](西汉)司马迁:《史记·孝文帝本纪》。[ZW)]

,犯罪的人既已论处,还把他的父母、妻子、兄弟及其他没有犯罪的人牵连进去受罪,这是法不正、罪不当,是“法反害怕于民,为暴者也”

[ZW(](东汉)班固:《汉书·刑法志》。[ZW)]

,断刑从轻,减少了全国的判刑数量;经济上减轻赋税,下诏改十五税一为三十税一,多年免除田税,鼓励农民开垦山林,发展生产;生活上勤俭节约,据史书记载,汉文帝在位23年期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

[ZW(](东汉)班固:《汉书·文帝纪》。[ZW)]

。他曾经计划建造一个露台,当得知需用百金,便说:“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

[ZW(]同上。[ZW)]

,结果作罢。文帝的宠妃慎夫人在穿着上也十分节俭,“衣不曳地”。汉文帝生活节俭,大大缩减了财政开支,减轻了人民负担。

《淮南子》对于汉初的无为政治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淮南子·原道训》中提出:“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

[ZW(]《淮南子·原道训》。[ZW)]

“无为”,就是说在事物还没有到来之前,或者事物还没有发展到人们可以去做某事之前,不要动手去做某事。国家不应过多地干涉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各级行政官员各司其职,不要扰民,让人民自由安定地从事生产活动,只有这样,社会才能稳定,经济才能发展。《淮南子》非常推崇民本农本思想,认为“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

[ZW(]《淮南子·主术训》。[ZW)]

。农业生产关系到人民的生活和国君的统治,是国家的根本。对此,《淮南子》提出:“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勿夺时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节欲。”

[ZW(]《淮南子·泰族训》。[ZW)]

国家治理的根本在于节制无谓的欲望诉求,给人民安定的生活,不应当干扰人民的生活,减少对人民的剥削。

汉初统治者都推行无为政治的治国理念,法律宽厚,轻徭薄赋,重农养民,国家政治稳定,经济恢复,社会发展。到文帝和景帝时期,国家经济已十分富裕,国库充裕,社会产品十分丰富,人民安居乐业,进入了文景之治的繁荣时代。

二、 因循守故

黄老学说另外一个重要的理论就是因循守故。黄老学说要求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尽量对民众已经习惯的旧制度不加改动,即使客观形势要求变化,也要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变动。根据这一原则,汉初包括皇帝以下的官僚机构在内的政治制度基本上都沿袭了秦代旧制,即所谓“汉承秦制”。例如在中央官僚体制上,基本延续了秦的三公九卿制,甚至连官名也基本相同。汉初,设丞相,后改称相国,其职责同秦朝的规定基本一致,总理中央行政事务,协助皇帝决定国家大政方针,总领百官奏事。太尉与御史大夫的设置也和秦朝基本一致,由太尉掌管国家军政,御史大夫掌管监察。在三公之下沿用了九卿制,即太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空、少府。

汉初推行黄老学说因循守故思想的代表人物是萧何的继任者、汉惠帝的丞相——曹参。早在其担任齐相时,就提出:“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

[ZW(](东汉)班固:《汉书·曹参传》。[ZW)]

曹参在继任丞相后,“举事无所变更,壹遵何之约束”

[ZW(]同上。[ZW)]

,维持了刘邦与萧何的治国方略,对国家政策基本不作改动,不滋事,不扰民,整日饮酒。汉惠帝责问其失职时,曹参回答说:“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令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乐乎?”

[ZW(](西汉)司马迁:《史记·曹相国世家》。[ZW)]

曹参选拔官吏时,凡“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

[ZW(]同上。[ZW)]

,专门任用“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

[ZW(]同上。[ZW)]

。曹参的这一治国理念,被后人称为“萧规曹随”。汉朝在曹参的治理下,经济进一步恢复,人民也感念曹参的功德,并编写了一首歌谣赞颂曹参,曰“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

[ZW(]同上。[ZW)]

。司马迁在《史记·曹相国世家》中也称曹参“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ZW(]同上。[ZW)]

。曹参的因循无为的治国措施看似平庸,实际上包含了深刻的管理智慧。在汉初国家虚弱、经不起大的动荡的背景下,因循无为实际上是在淡化政府的强制作用,充分发挥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为国家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作出了巨大贡献,使得社会经济在汉惠帝时期得到了进一步恢复。

三、 刑德并用,明法轻刑

与传统的道家思想不同,黄老思想吸收了法家思想中关于法治的理念,主张“文武并用”,“德刑相济”。

首先,汉初黄老学派在批判秦代严刑酷法的暴政的同时,并不否认法律在行政管理中的重要性。黄老思想的代表作《淮南子》对法治的作用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淮南子》中写道:“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

[ZW(]《淮南子·主术训》。[ZW)]

建立健全的法律能够使国家的管理更加顺畅有效,即“谨于权衡准绳,审乎轻重,足以治其境内矣”

[ZW(]《淮南子·本经训》。[ZW)]

。法律不仅仅能够维护国家统治的稳定,建立和谐的统治秩序,更能够约束统治者的行为,《淮南子》认为:“法藉礼义者,所以禁君,使无擅断也”

[ZW(]《淮南子·主术训》。[ZW)]

,“人之主立法,先自立检视仪表,故令行于天下”

[ZW(]同上。[ZW)]

,“所立于下者不能废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

[ZW(]同上。[ZW)]

,国家通过法律约束国军的言行,将法律作为规范君主与臣民行为的共同准则。总的来说,黄老思想希望通过法律,在国家管理中起到“正上下之仪,明父子这礼、君臣之义,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弃贪鄙之心,兴清洁之行”

[ZW(]同上。[ZW)]

的作用。对于法治与德治之间的关系,《淮南子》也进行了专门的论述。《淮南子·泰族训》中说:“治所以为本者,仁义也”

[ZW(]《淮南子·泰族训》。[ZW)]

;“民无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礼义,廉耻不立”

[ZW(]同上。[ZW)]

。刑罚是惩处犯罪的手段,能解决国家存在的表面问题,是治标;而礼义教化则是提高人民的品行的方式,使人民不想犯罪,是治本。刑法并不能改变人民的品行和社会的风俗,法令只能用以“诛恶”而不能“劝善”,即“刑罚不足以移风,杀戮不足以禁奸”

[ZW(]《淮南子·主术训》。[ZW)]

。人民的品行不能通过法律来塑造,必须实行仁义之政。“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

[ZW(]《淮南子·泰族训》。[ZW)]

,主张统治者治理国家时应当实行仁政,将德治放在统治国家的主要地位,而法治应当作为德治的补充出现的。

对于如何以法治国,黄老学派主要提出了两点要求。第一,管理国家首先要“明法”。所谓“明法”,一方面是指国家应立法明确,让天下人民通晓法律。如果法律制定之后,秘而不宣,人们无以了解,奸臣污吏必然会在国家管理的过程中目无法纪,扰乱人民,产生严重的恶果。“明法”应当如文帝时“山东吏布诏令”,老弱残疾“扶杖而往听之”。而且,法律一旦制定下来,就不应当随意更改,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只有法律稳定,人民的生活环境才会安定,即“权衡规矩,一定而不易”

[ZW(]《淮南子·主术训》。[ZW)]

,如此依法进行行政管理便可以达到前述“无为”的境界了。另一方面指执法者执法要明,国君更应如此,即国君要“进退循法,动作合度”

[ZW(](西汉)贾谊:《新语·思务》。[ZW)]

。因为国君“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纲”

[ZW(](西汉)贾谊:《新语·明诫》。[ZW)]

,国君的举动,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天下,所谓“谬误出于口,则乱及万里之外,况刑及无罪于狱,杀及无辜于市乎?”

[ZW(]同上。[ZW)]

他们还认为,法律一经制定之后,要信赏必罚;无论贵卑贱之分还是贤庸之别,都要平等对待。国家明法,社会才能“名各自名,类各自类,事犹自然,莫出于己”

[ZW(]《淮南子·主术训》。[ZW)]

,要求做到无为而治的状态。第二,黄老反对秦朝时的“轻罪重罚”的法治理念,认为“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

[ZW(](西汉)贾谊:《新语·辅政》。[ZW)]

。重刑理论非但没有帮助秦代统治者治理好国家,徒然使“刑者相伴于道,而死人日积于市”

[ZW(](西汉)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ZW)]

,天下愁怨,人民造反。因此,黄老学派主张“刑不厌轻”。黄老思想认为上古之所以实现圣人之治,在于其“设刑者不厌轻,为德者不厌重,行罚者不患薄,布赏者不患厚”

[ZW(](东汉)班固:《汉书·刑法志》。[ZW)]

,这样便可以获得民心,实现“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的统治效果。统治者执行诛赏,务必十分慎重,切实消除“无罪见诛,有功无赏”的现象。受到“刑不厌轻”这一思想的影响,汉初统治者的法律制度大都宽松简单,刑罚大大减少。汉文帝统治期间,“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

[ZW(]同上。[ZW)]

,“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

[ZW(]同上。[ZW)]

。景帝则多次下令“审疑狱,慎刑罚”。中元五年下诏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狱,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复生”

[ZW(](东汉)班固:《汉书·景帝纪》。[ZW)]

,“诸狱疑,若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者,辄谳之。”

[ZW(]同上。[ZW)]

一时间,社会祥和安定,人民一心从事农业生产,国家呈现出平安富足的景象。

汉初统治者采用的黄老治国思想为汉初经济的恢复、社会的安定、统治秩序的巩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经过汉初历代统治者的经营,到文帝、景帝时期,社会经济得到了根本扭转,产品极大丰富,人民生活十分富足,国家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据《史记·平准书》中记载,文景之治时期国库十分赋予,府库中的钱有几百万万,串钱用的绳子烂了,散钱多得无法计算;而仓库里新粮压旧粮,甚至堆放在露天地上,许多粮食甚至都已腐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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