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前179—前104),河北广川人。西汉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今文经学大师,是继孔子、孟子之后儒家思想的杰出代表。汉景帝时被任为博士,汉武帝时因贤良对策受到重用,曾任诸侯国相国,为国家出谋划策。晚年著书立说,其思想仍受到朝廷重视,每当朝廷有大议,皇帝常会派人向他请教对策。主要著作有《春秋繁露》、《春秋决狱》和《举贤良对策》等。
董仲舒的思想是在吸收孔孟儒家经典理论的基础上,引用借鉴了道家、法家与阴阳家的思想精华,适应封建君主专制的需要,提出的以“天人合一”为根本出发点、君权神授为核心的君主管理思想。同时,董仲舒还以“大一统”、“独尊儒术”、“三纲五常”等有利于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与国家统一的思想丰富了其理论建构,建立起一套将儒家思想与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相结合的思想体系。董仲舒的思想将儒家思想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儒家思想不再与君主统治相对立,而是成为历代君主统御国家、治理人民的有效工具。董仲舒也因为其对儒家思想的贡献与在儒家思想传承中的作用,为后世儒生所称颂。
一、 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董仲舒君主专制思想的基础与出发点。“天人合一”最早产生于先秦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学派。董仲舒继承了儒家的思想,他认为,上天与人是相互感应,紧密相通的。天创造了人,因此,上天与世人在结构、思想、情感上都是相通的,人的所作所为都会与上天相感应。“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
[ZW(](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为人者天》。[ZW)]
人的身体、气血、德行、好恶、喜怒等都是与上天感应。因此,上天的情况是世人行为的反应与征兆。所谓“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
[ZW(](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必仁且智》。[ZW)]
。也就是说,人的德行与上天行为相互感应,人的德行出现了问题,上天就会以灾害的方式惩治世人,因此,王朝的兴衰、社会的治乱甚至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受到上天的控制和安排的。
通过“天人合一”的思想,董仲舒树立了上天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地位,他要求人的行为必须顺应上天的意愿,世人的一举一动都应当顺应天意,人应当多行善举,遵守道德规范,按照上天的意愿来指导、约束自身行为,只有这样才能安居乐业,否则就会受到上天的惩罚。在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础上,董仲舒提出了“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思想。
二、 君权神授
在“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础上,董仲舒提出了君权神授的观点。作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拥护者,其思想的本质在于维护君主在国家管理中的核心地位。董仲舒认为,上天拥有对天下万物最高的统治权,但上天并不直接管理国家,而是将权力授予君主,通过君主实现对世人的管理。即“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
[ZW(](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为人者天》。[ZW)]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人主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
[ZW(](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通三》。[ZW)]
,[JP2]认为天子代表了上天的意志,奉上天的命令拥有生杀予夺的大全,替上天统治管理人民,行使统治国家的权力。这就在上天的权威基础上,将君主树立为国家的管理者,是世间的统治权威,并将君主的管理权力赋予合法性。因此,董仲舒要求百姓要支持君主的统治和管理,无条件地忠诚并服从于君主的统治和管理。君主要处于国家管理的中枢核心地位,“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
[ZW(](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立元神》。[ZW)]
。
关于君主的管理方式,董仲舒认为,君主是上天意愿的执行者,代天管理臣民,因此其权力应当在一定程度上被约束,君主也不能不受任何约束,为所欲为。对此,董仲舒提出了“天谴说”,认为君主的行为与上天是相互感应的,君主无道,上天就会降下灾难来惩罚君主。对于君主来说,天既可以立之,又可以废之。“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
[ZW(](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ZW)]
君主应当以仁德治理国家,爱护百姓,勤政爱民,让人民安居乐业,上天也会风调雨顺;反之,君主不施仁政,倒行逆施,上天就会降临自然灾害来惩戒君主,如果国君仍不知悔改,上天就会降下大难,国家就会灭亡。因此,君主应当时常反思自身行为,更好地管理国家。
董仲舒的君主专制统治思想是建立在天人感应的基础上,借助上天的权威来树立君主的统治地位,使人民拥护汉朝君主的统治,并以上天为约束力,制约君主的管理行为,使君主合理有效地行使其管理权力,从而达到君主统治的长治久安、汉朝江山永固的目的。
三、 “大一统”与独尊儒术
董仲舒十分推崇“大一统”思想,他认为:“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一是万事万物的本源,也是万事万物存在的原则。基于这一观点,董仲舒向汉武帝进言曰:“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ZW(](东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ZW)]
他认为大一统是时代的必然规律,是万事万物的核心,是天经地义、永世不变的真理。
董仲舒认为,大一统思想反映在政治上就是国家必须在唯一的君主的绝对统治之下,君主应当保证在政治上的大一统局面,群臣、诸侯必须无条件地忠诚于君主,全心全意地维护君主的权威。对于汉初诸侯、豪强并立及皇权削弱的局面,董仲舒提出了“立义以明尊卑之分,强干弱枝以名大小之职”,国家必须遵循君主对国家的专制统治与中央对地方的有效管理,群臣应当维护君主的权威,君主应当削弱地方的自治权力,将大权收归中央,实现人民服从君主,地方服从中央的统治效果。
此外,董仲舒还十分重视思想上的大一统,他认为,政治上的大一统需要以思想上统一来维护。西汉之初,国家实行了不同于秦朝的宽松的文化政策,各思想流派纷纷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作为儒家思想的卫道士,董仲舒主张在思想与学术上以儒家思想为尊,禁止其他学派的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统一的儒家思想来管理控制人民。对此,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了:“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避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ZW(](东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ZW)]
他认为除了儒家之外,其他各家思想都是歪理邪说,会动摇君主的统治,只有禁绝其他各家,独尊儒术,国家的统治秩序才能得以统一,法律制度才会为人民所遵守,国家的统治才会稳定。通过禁止其他学派学说,树立儒家思想在国家思想上的统治地位,使百姓接受董仲舒儒家思想的指导,让君主更好地控制和掌握人民,从而维护君主的专制统治,实现思想大一统和政治大一统。
四、 三纲五常
从董仲舒开始,儒家思想开始建立起来一套以维护君主统治为目的的封建等级统治秩序。董仲舒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礼”的思想,杂糅了阴阳的阴阳五行学说,提出了封建伦理道德体系——三纲五常,制定一套完整的行为规范守则,以道德和封建礼教来约束民众的行为,让人们更加坚定地遵守和维护君主的统治和管理。
董仲舒认为,万事万物都各有阴阳,事物的运行发展都要遵循阴阳规律,事物的等级顺序是“阳尊阴卑”。在这一制度下,董仲舒提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
[ZW(](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ZW)]
董仲舒认为,阳与阴是主从关系:“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ZW(]同上。[ZW)]
在这一制度下,人被分为不同的等级,下级对上级要绝对地服从,下一等级的人要遵从上一等级的人的意愿。三纲的核心是“君为臣纲”,臣民要永远服从君主的统治,臣民坚定不移地执行君主的命令,做到“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
[ZW(](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阳尊阴卑》。[ZW)]
,保证整个国家管理体系运转的顺畅。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从根本上确定了封建社会的等级体系,确立了封建国家如何管理社会的基本原则,形成了国家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的角色顺序,将封建等级体系正式化、神圣化,成为数千年来封建社会的社会管理体系的主体框架。
三纲是君主统治国家与管理社会的总体原则,在三纲之下,董仲舒又进一步提出了五常——仁、义、礼、智、信,作为人民的日常行为准则和社会成员应当普遍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在“五常”之中,仁和义处于核心地位。对于何为仁,董仲舒认为:“仁者心坦爱人,谨翁不争。好恶敦伦,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嫉妒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诐之事,无避违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气和,其欲节,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无争也。如此者,谓之仁。”
[ZW(](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必仁且智》。[ZW)]
而对于“义”,董仲舒也有自己的定义,即“何可谓义?义者,谓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后所以称义”
[ZW(](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仁义法》。[ZW)]
。他在《春秋繁露·仁义法》中提出:“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仁之于人,义之于我者,不可不察也”
[ZW(]同上。[ZW)]
,“是故《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
[ZW(]同上。[ZW)]
他要求人应当仁慈对人,用大义修身,宽以待人,严于律己。董仲舒认为“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
[ZW(](东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ZW)]
,作为约束人民日常行为的公共道德规范,“五常”致力于建立一套引导人们行善正身的普世价值观,让人们的思想品德更加高尚,形成人人遵守道德的社会风气。
五、 行仁政、重教化
董仲舒传承了儒家思想中以德治国的管理理念。在管理国家上,他主张实行德治,反对以法治国,坚持“任德不任刑”,国家的管理主要通过德治的手段,尽量避免采用刑罚。对于如何以德治国,董仲舒提出了行仁政、重教化的主张。
(一) 行仁政
董仲舒认为,施行仁政是上天的旨意。他指出,秦朝之所以灭亡是其施行暴政、不行仁治的结果;而汉王朝之所以能够兴盛,则是由于汉朝历代君王顺应天意,施行仁政,“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
[ZW(]同上。[ZW)]
。因此,“为政而任刑,谓之逆天,非王道也”
[ZW(](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阳尊阴卑》。[ZW)]
。仁政在治国政策上的表现是爱民,董仲舒认为君主应当重视人民,爱民养民,给予人民以安居乐业的生活。他提出“故其德民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
[ZW(](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尧舜不擅侈,汤武不专杀》。[ZW)]
,国君只有勤政爱民,上天才会支持他的统治,欺民害民之君则会遭受上天的惩罚。在具体的治国政策上,董仲舒针对汉武帝时期土地兼并严重、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的现实,提醒汉武帝要调和财富分配,“使富贵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
[ZW(](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度制》。[ZW)]
,让富人富而不骄,穷人能够维持生计。他提出了“限民名田”以限制豪强地主兼并土地;提出“薄赋敛,省徭役”,以节省民力;“去奴婢”以解放劳动力等举措,以达到爱民养民的治理效果。
(二) 重教化
董仲舒认为国家在实行仁政的同时,应当重视对百姓的教化,通过教化来改变百姓的本性,矫正百姓的缺点,引导百姓一心向善。对于教化的作用,董仲舒认为:“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提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
[ZW(](东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ZW)]
他将教化比做是预防人民反对的堤防,由于人们都是追求利益的,因此教化这一堤防可以让人们一心向善,不产生犯罪的想法。在董仲舒看来,与刑法相比,教化更能够起到预防人民犯罪的效果。对于如何实行教化,董仲舒主张在中央和地方设立学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ZW(]同上。[ZW)]
。教育人民,普及道德,形成良好的社会风俗。
董仲舒在主张实行德治的同时,并不主张放弃刑罚,他认为德治与刑罚是治理国家的两种手段,就如同有阴也有阳,四季有寒也有暑,德治不能完全代替刑罚的作用。德治与刑罚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固守其德以附其民,固执其权以正其臣”
[ZW(](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保位权》。[ZW)]
,德治与教化是相辅相成的,“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
[ZW(](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ZW)]
。两者方式不同,但都是为了君主管理国家而服务的。
儒家思想从董仲舒时期开始在中国的封建统治秩序中占据主导思想地位,董仲舒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在汉武帝时期将儒家思想推向自春秋战国以来的第一个高峰,儒家思想也开始与君主专制统治相结合,成为中国管理思想史上的主流与正统思想。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政策也给中国管理思想的多元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