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汉武,是中国封建社会初期最杰出皇帝的代表。汉武帝刘彻(前157年—前87年),幼名刘彘,是汉朝的第五代皇帝。他16岁登基,在位55年,建立了西汉王朝最辉煌的功业之一。《谥法》说“威强睿德曰武”,就是说威严、坚强、明智、仁德,所以称为武帝。他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皇帝。
汉武帝的管理特色是“大一统”:文武并用、“霸王道杂之”
[ZW(](东汉)班固:《汉书·元帝纪》。[ZW)]
。汉武帝即位后,继续推行文景二帝修养生息的政策,并颁布“推恩令”,削弱藩国实力;削弱相权,加强皇权;他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儒学在古代中国的特殊地位铺平了道路;引入了刺史的官级,监察地方;对匈奴软硬兼施,不断削弱其势力,开拓西域,初步形成了中国的版图。
一、 政治治理
汉武帝继位时,年纪尚小,政权由太后把持,虽然“文景之治”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在政治上,汉朝的政治制度有待改革和创新。亲政之后,汉武帝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出发,为贯彻“大一统”政策奠定基础。
(一) 削藩
楚汉之争中,刘邦从大局出发,分封了一些异姓诸侯王。汉初,刘邦为了实现其“家天下”的理想,努力铲除异姓诸侯王,分封了一大批刘氏宗室子弟为诸侯王,以刘氏子孙作为皇室屏障。但是,事实并未能随其所愿,同姓诸侯国的不断膨胀,严重威胁着中央政权,削藩势在必行。文景二帝时期,分别采纳了贾谊和晁错的建议,逐渐推行削藩的政策。各地藩王不甘坐以待毙,遂反叛中央,掀起“七国之乱”。反叛失败后,诸侯国的实力被大大削弱。景帝又通过在反叛诸侯国继续分封皇子,贬低诸侯王地位,削夺其任命官员的权力等措施,进一步削弱诸侯王的实力。以上种种措施,都为汉武帝削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首先,汉武帝接受主父偃的建议,实施了“推恩令”。主父偃是擅长分析利害的政论家,他迎合汉武帝厉行中央集权的意愿,上书建言:“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则逆节萌起,前日朝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嫡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地之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必稍自销弱矣。”
[ZW(](东汉)班固:《汉书·主父偃传》。[ZW)]
汉武帝深知削藩必须在名义上找到好的借口,于是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余诸子皆在王国范围内分到封地,作为侯国,由汉廷定封号。把大的王国分为若干个小侯国,从此“诸侯稍微,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上足以奉贡职,下足以供养祭祀,以蕃辅京师”
[ZW(](西汉)司马迁:《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ZW)]
。封国越分越小,甚至欲与汉郡等强而不得,不复为中央政权的威胁。
其次,在颁布推恩令的同时,武帝又行“阿党法”,“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阿党法”规定,诸侯王如果有罪,其下的高级官吏如不举报,就视为一党,诸侯王不仅丧失了治国理民的事权,还必须承受来自傅、相的就近监督。甚至于有这样的事例发生:朝廷任命有严苛之名的大臣为王国之相,尚未到任,担心受到迫害的诸侯王就畏罪自杀了。“左官律”规定凡在诸侯国任官者,其地位低于中央官吏,且不得任中央官吏,以此阻止诸侯王网罗人才,图谋不轨。“附益法”严禁封国官吏与诸侯王串通一气,结党营私,以此孤立诸侯王。
再次,武帝还利用各种机会,对诸侯王国实行削爵、夺地、除国。如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谋反未遂而国除为郡;武帝还以诸侯王所献助祭“酎金”成色不好、斤两不足为由,夺爵削地106人,占当时列侯的半数;武帝还在全国设十三部刺史,巡行监督郡国,限制“强宗豪右”。
至此,王侯虽还存在,但只得衣食租税,封土而不治民,封国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与汉郡无异,汉初郡国并行的地方行政区制度,在实质上演化成单一的郡县制,中央集权空前加强。
[ZW(]库晓慧:《从汉初郡国并行制的演变看中央集权的逐步加强》,《沈阳大学学报》2009年第12期。[ZW)]
(二) 加强皇权,削弱相权
汉初丞相位尊权重,实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尤其是汉初丞相都是出身列侯,本身就有实权,更难以听命于皇帝,这是汉武帝这位有着宏伟志向的皇帝难以容忍的。他继位之后就开始千方百计地削弱相权,加强皇权。
1. 任命布衣儒生为相。要想让丞相听命于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丞相除了皇帝之外,没有别的势力可以依靠,汉武帝破格任命布衣儒生公孙弘为相,就是利用了这一点。公孙弘能成为丞相,完全是汉武帝的恩赐,布衣儒生没有任何背景,也不具备与皇权抗衡的物质和精神条件,只能支持皇帝的决策。
2. 诛杀不听皇命的丞相,贬低丞相地位。公孙弘之后,丞相权力被大大削弱,但汉武帝并没有放松对丞相的抑制,继续“穷追猛打”。先后有李蔡、严青翟、赵周、公孙贺、刘屈等五位丞相被杀。公孙贺一直唯皇命是从,却因儿子卷入政治纠纷而惨遭灭族。从此,群臣一提到丞相这一职位,都胆战心惊,使得丞相这一职位丧失了吸引力。
3. 设置内朝,对抗“外朝”。汉武帝在政治体制上开设了中、外朝,形成两个官僚系统:一个是由大将军、尚书等组成的中朝,又称内朝或内廷,是决策机关,实质上是由皇帝所信任的人组成的亲随和秘书班子;一个是以丞相为首的外朝,是政务机关,包括朝廷的行政官员们。唐代史学家颜师古对“中朝”、“外朝”的界定是:“中,谓天子之宾客,若严助之辈也。外,谓公卿大夫也。”
[ZW(](东汉)班固:《汉书·严助传》颜注。[ZW)]
这样,皇帝就把决策权力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外朝”官员仅仅是在执行皇帝的诏令,丞相的地位更为尴尬,完全丧失了与皇权抗衡的基础。
通过加强皇权、削弱相权,中央集权不断强化,这样,汉武帝就可以利用自己手中空前集中的权力,去实现自己“大一统”的理想。
(三) 表儒里法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将儒家思想提升到统治思想的地位,而在治国实践中,汉武帝并非仅仅利用儒家思想,而是“表儒里法”,以便更有效地治理国家。
所谓“表儒里法”,就是以儒之名,行法之实。表面上,提倡儒家的治国思想,将儒学制度化,以“德治”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实际上,以法家思想的功赏过罚作为统治的手段,依靠强大的国家机器来贯彻皇帝的意志,总之“表儒里法”是保留对统治者有利的部分、剔除不利部分的外松内紧的统治策略。
1. 儒学制度化
为确保儒术独尊,就必须使儒学制度化,为此武帝在以下几方面进行了制度创新:首先,“置五经博士”制,这是儒学经学化的重要标志。其次,创博士弟子制:由朝廷为五经博士选置弟子,标志着汉代太学的建立。最后,创儒术取仕制:逐步确立了以察举为主的儒术取士制度,科举制就是它的完善与发展。以上制度创新,标志着儒学制度化,使儒学与王权的结盟长期稳定下来,并对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2. 重用酷吏
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为酷吏作传,说明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为了打击豪强地主势力,汉武帝重用了一大批酷吏。他们以皇权做后盾,以酷杀而著称。酷吏参与律令的编次论定,为维护皇权提供法律依据;酷吏打击宗室贵族、兼并土地的豪强,镇压吏民反抗,铲除强化或维护皇权统治的障碍;酷吏是皇帝得心应手的鹰犬,皇帝是酷吏至高无上的靠山。他们的存在,对于抑制豪强地主的气焰、加强专制皇权有着显著的作用。但是,必须指出,酷吏决非清官廉吏。他们中的一些人往往以酷行贪,以酷掩贪,这既是他们聚敛财富的主要方式,也是这一时期贪官的重要特点。因此,一批豪强地主被打下去了,一批酷吏贪官却滋生起来。司马迁就深受其苦,酷吏的错判误判屡见不鲜,也有大批忠臣含冤入狱,受折磨而死。
实际上,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自汉武帝始,各朝各代的统治者都有意无意地选择了“表儒里法”的统治方式,以至于一旦出现稍微重视“德治”的君主,就为人民所称赞,这是由政治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决定的,也是一国之君必然要实行的“统治之策”。
(四) 完善官吏的选拔和监察制度
1. 官吏的选拔制度
察举制与太学养士制度,同为汉武帝时期建立的选官体系。其中的察举孝廉是察举制度的核心。元光元年(前134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ZW(](东汉)班固:《汉书·武帝纪》。[ZW)]
,奠定了汉代察举制的基本格局。汉武帝为了推行察举,针对地方官不举荐人才的问题,下诏严责:“与闻国政而无益于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进贤者退,此所以劝善黜恶也。……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
[ZW(]同上。[ZW)]
这是设制以强制在位官员必须认真对待察举。太学中的博士弟子,凡是考试合格者,就授以不同秩别的官职。由此入仕者的人数虽然远少于察举,但同样是士人所看重的“正途”。这些新的用人制度的确立,使得汉武帝时期的政权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群士慕向,异人并出。……汉之得人,于兹为盛。……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
[ZW(](东汉)班固:《汉书·公孙弘卜式·宽列传》。[ZW)]
2. 强化监察制度
汉代在中央设置御史府,也叫御史大夫寺,为最高监察机构,长官为御史大夫,下设御史中丞和侍御官等属官,增设丞相司直和司吏校尉为中央检察官。设置丞相下的监察司直,完善了汉初丞相、御史大夫最高行政长官负责监察的制度,强化了丞相、御史大夫两府之间的相互制约机制。司隶校尉,持节,称使者,主要监察京畿地区,甚至皇太子、三公也在其监察的范围之内。中央监察制度的完善,能够使皇帝更好地掌握中央官员,尤其是中央的“外朝”官员的情况。
在地方,则把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设立十三部刺史。平时刺史们在管辖的监察区内巡视,负责监察地方上“两千石”级别(相当于现在的省级)的官僚们,年终回京汇报,中央据以对相关官吏加以奖惩。同时,为了防范刺史滥用权力,干涉地方官员履行正常的行政职责,又明确规定刺史不得越过“六条”
[ZW(]六条:“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详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也。”[ZW)]
之外问事。这样就可以使得行政机构和监察机构各自按照其规则运作。汉武帝时期的吏治较为清明,与多层次强化对官僚队伍的监察、监督制度密切相关。
[ZW(]孙家洲、王文涛:《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河北学刊》2004年第7期。[ZW)]
需要指出的是,汉武帝之后,由于刺史的作用愈加重要,到了东汉,尤其是东汉末期,刺史成为地方实际上的最高长官。
二、 对外政策
(一) 反击匈奴,适时转变政策
汉初国力薄弱,对匈奴实行屈辱的和亲政策,以宗室女下嫁匈奴,同时每年赠送大量金银财物。可以说,和亲政策为汉初的休养生息提供了较为安定的外部环境。但是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国家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内部政治统治也更加稳定,汉武帝不堪忍受匈奴欺凌,开始反击匈奴。他派卫青、霍去病、李广等北伐匈奴,将其逐往漠北,封禅于居胥后才班师而还。
但在反击匈奴的漫长过程中,西汉连年征伐,造成“天下虚耗,户口减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出现了“巫蛊之祸”
[ZW(]巫蛊之祸:传统迷信认为“巫蛊”之术(即巫术诅咒及用木偶人埋地下)可以害人。汉武帝晚年多病,疑其为左右人巫蛊所致。征和元年(前92年),丞相公孙贺用巫术诅咒在驰道埋木偶人的事件被人告发,公孙贺父子后来死于狱中。次年,江充诬告太子(即刘据)宫中埋有木人,太子捕杀江充,武帝发兵追捕,太子也发兵抗拒。激战五日后,太子兵败出逃泉鸩,皇后卫子夫随即自杀,后官吏欲捕太子,太子自尽。[ZW)]
。巫蛊之祸之后,各种矛盾进一步升级,大有亡秦之征兆。征和四年武帝悔悟,发表《轮台诏》,悔征伐之事,强调要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史称“轮台罪己”。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罪己诏,标志着西汉国家政策再一次转轨:由外事四夷到休养生息的转轨,为“昭宣中兴”奠定了基础。汉武帝关键时刻能审时度势,机智权变,化危机为转机。朱熹高度评价说:“轮台之悔,亦是天资高也。”
[ZW(]转引自徐平华:《论汉武帝的管理智慧》,《茂名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ZW)]
(二) 开发西域,打通丝绸之路
汉武帝时期,为了联合西域(狭义的西域就是新疆地区)各国家共同反击匈奴,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获得了西域各国的信息,加强了与各国之间的联系,张骞也因开辟西域,官封博望侯,彪炳史册。史载张骞死后,“诸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是信之”
[ZW(](东汉)班固:《汉书·张骞传》。[Z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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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设置西域都护、戍己校尉等中央政府驻西域的权力机构,大规模移民屯田、修筑亭障设施和兴办农田水利建设,以发展西域地区的经济生产,推进社会进步;加强对西域的管辖和治理,维护西域与中原、汉族和西域各少数民族的统一和团结。
《汉书·西域传》记载:“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旁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汉武帝时期开始形成的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东西方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成果,通过丝绸之路得以相互传播,可以说这是汉武帝开发西域对后世最深刻的影响。
汉武帝在位55年,其统治思想也从黄老哲学转向儒学治国,由四处征战到休养生息,不断地适时转变,他的制度创新和统治智慧是后世各君主的榜样。后世对于汉武帝的功过褒贬不一,但是他在管理上的智慧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不愧为名垂千古、雄才大略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