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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秦汉时期的管理思想

第六节 司马迁与《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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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前145—约前87年),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一说山西河津)人,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著有《史记》,又称《太史公记》。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李陵事件”触怒了汉武帝,遂遭受宫刑。在狱中,他发愤图强,自强不息,忍受了非常人所能忍受的痛苦,继续编写《史记》。出狱后,司马迁任中书令,同时继续著书,终于于公元前91年完成了《史记》。《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0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公元前90年,司马迁逝世,终年56岁。

司马迁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史记》之中。在经济管理方面,司马迁正视并尊重个人追求利益的需要,提倡农虞工商并举,主张国家对经济因势利导的调控;在治国之道上,他总结历史经验的同时提出自己的观点,提倡德政,反对阿谀奉承,主张勇于直谏。

一、 经济管理思想

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平准书》、《河渠书》列入八书,并为古代的经济思想家和大工商业者专辟《货殖列传》,此后历代王朝所修前朝正史,都开《食货志》专章,司马迁对中国古代经济和管理思想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贡献。

(一) 正视人性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

司马迁在记录历史的过程中,秉持客观公正的原则,认为利己之心人皆有之,追求物质利益是人类的本性。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写道:“人之趋利,若水之就下;日夜无休时。”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日夜不休。他又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即天底下熙熙攘攘、川流不息的人们,都是为了追求利益才会如此忙碌,那些王侯将相都会担心贫穷,况且平民百姓呢?追求财利的欲望任何人都是一样的。

(二) 因势利导的经济调控管理思想

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因势利导。司马迁认为老百姓的经济活动可以自由进行,根本不用政令干涉。人们为求富活动所驱使,自发地在自己选择的商业活动上“任其能,竭其力”,根本不用政府发号施令。

根据人类趋利、享乐的本性,司马迁指出国家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必须贯彻几个原则,即“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善者因之”,就是说对于国家来说,最好的经济政策是顺应经济的发展,听任人们进行生产、贸易等活动而不加干涉;“利导之”,就是在“因之”的前提下,由国家在一定的方面进行引导,鼓励人们从事经济活动,这是次之的选择;“教诲之”,就是国家用教化的方式去诱导人们从事某一方面的经济活动或是禁止人们从事某项活动,这是又次之的选择;“整齐之”,就是国家采取相应的行政和法律措施来干预人们的经济活动,这是再次之的选择;“与之争”,就是国家直接接手和经营工商业,这是最坏的选择。

(三) 农虞工商并举

秦汉以来,政府一直就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司马迁认真考察了商人活动的情况,针对时代特点,大胆地提倡农虞工商并举,挑战“重农抑末”的传统经济思想。

司马迁引用《周书》“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

[ZW(]《逸周书》。[ZW)]

,说明农虞工商四者的重要作用,进而在《货殖列传》中说,农虞工商“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虞、工、商与农业生产有的是物质生产部门,有的是商品流通部门,任何一个都是重要而不可或缺的,“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司马迁把生产(农虞工)和交换(商)联系起来考察,四者并重,给商人以相应的地位,在当时是一个大胆的观点。

(四) 人的道德行为受他所占有的财产多少的影响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引证了《管子》的话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他又说:“礼生子有,而废于无。”就是说所谓礼这个道德规范,不外乎以物质生活为内容。他认为,道德以权势大小和占有的财产多少为标准。权势愈大和财富愈多,道德水平愈高。他说:“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说明人的道德行为受他所占有的财产多少的影响。

二、 治国思想

虽然司马迁不是政治家,但是他在记述历史的同时,也从史学家的角度,提出自己对于治理国家的看法。

(一) 治理国家,应当实行“德政”,并辅之以“法”

在《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中记载:“臣迁谨记高祖以来至太初诸侯,谱其下益损之时,令时世得览。形势虽彊,要之以仁义为本。”司马迁认为,只有实行“德政”,以仁义为本,才能取得政权,巩固统治。

在强调“德政”重要作用的同时,司马迁也重视刑法的作用。但是他认为刑法只是治理国家的工具,在《史记·酷吏列传》中,司马迁写道:“法令者,治之具,而非治清浊之源。”他对法家思想的评论是“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由此可见,司马迁始终是以“德治”为根本,法只是治理国家的辅助措施。

(二) 大臣应勇于直谏,刚正不阿

为了维护汉武帝专制独裁统治的需要,董仲舒提出“君权神授”、“君为臣纲”,强调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强调臣对君的绝对服从,而司马迁深受先秦及汉初进步思想的影响,对汉武帝的专制统治极为不满,并认为大臣应勇于直谏,刚正不阿。

司马迁在《汲郑列传》中写了好直谏的汲黯

[ZW(]汲黯(?—前112年),字长孺,濮阳(今河南濮阳)人,西汉初年名臣,以直谏闻名。[ZW)]

。汲黯“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好直谏,数犯主之颜色。”他当面指斥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有人责备他这种行为,他则说:“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义乎?且已在其位,纵爱身,奈辱朝廷何!”他斥责张汤作为正卿,却“上不能褒先帝之功业,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国富民”,指斥汉武帝因匈奴浑邪王来降而骚动人民,“罢弊中国而以事夷狄之人”,“庇其叶而伤其枝”

[ZW(](西汉)司马迁:《史记·汲郑列传》。[ZW)]

。汲黯的刚正不阿导致他被罢免。这种君臣关系令人惋惜。在汉武帝时代,大多数人都阿谀奉承,取悦主上,汲黯的犯颜直谏可谓难能可贵。司马迁在文中描写汲黯的刚直不阿,赞叹之情溢于言表。

[ZW(]李建英:《司马迁的君臣观》,《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8年第9期。[ZW)]

通过《史记》,司马迁以史学家的身份论述了历史,同时表达了自己的管理思想。他的经济管理思想和治国理论都是建立在对历史经验总结的基础之上,异于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颇有“局外人”的冷静和睿智。“古为今用”、“以史为鉴”,司马迁独立的人格和思想体系为后世学者和管理者树立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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