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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管理思想

第四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佛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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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是由公元前6—前5世纪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所创,他的名字是悉达多,姓是乔达摩。因为他属于释迦族,人们又称他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佛”是所谓“觉悟”的意思,指他觉悟了“绝对真理”。

自从汉哀帝时期(相传为公元前2年)佛教传入中土以来,佛家思想就逐渐与中国传统思想融合,发展出不同于印度本土佛教的中国佛教思想,并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长期处于战乱之中,人民厌战的情绪非常严重,希望能够找到一种宗教思想来慰籍自己的心灵;另外,依靠武力建立起统治秩序的上层统治者,为了维持自己政权的合法性,缓和社会矛盾,也大力宣传佛家思想,使得佛教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佛家主要思想中,也蕴含了一些管理思想的因素,值得后人研究。这一时期佛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慧远、僧肇。

一、 因果报应论

中国传统迷信思想中也有“福善祸淫”的说法,但是这种福、祸都由一个神主宰着,理论比较粗糙。佛教关于因果报应的说教则精致得多,佛教徒认为不能简单地说有一位主宰者在那里司善惩恶,而是从主体自身的精神活动中自作自受来说明因果报应关系。

[ZW(]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中国哲学史(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1页。[ZW)]

东晋时的慧远大师在其《三报论》、《明报应论》等著述中,对因果报应论作了全面的阐述,并概括提炼其中的人有“三业”(身业、口业、意业)、业有“三报”(现报、生报、后报)、生有“三世”(前世、今世、来世)等观点作为自己因果报应学说的基本框架,并结合中国原有的朴素的因果报应说和灵魂不死的观念,对印度的业报轮回学说进行了充实和发展。

慧远认为人们之所以会遭受种种不幸,其原因是因为人有“贪爱”等情感,“本以情感而应自来,岂有幽思?”

[ZW(](东晋)慧远:《明报应论》。[ZW)]

人的境遇全都是自己情感造成的,并没有什么主宰者,所以“因请致报,乘感生应”

[ZW(]同上。[ZW)]

。慧远在其《三报论》中,开宗明义点明了报应的三种方式:“经说业有三报。一曰现报。二曰生报。三曰后报。现报者。善恶始于此身。即此身受。生报者。来生便受。后报者。或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慧远认为,现报是现世所作的行为,在现世中就召感果报,不待来生。生报是业力因缘不如现报的强大,但也不软弱,今生所作善恶业,来生即受善恶果报。后报是业力软弱,时作时悔,未酬报前,业因不失,遇缘即报。

[ZW(]马恺征:《慧远对佛教因果报应论中国化的贡献》,《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9期。[ZW)]

慧远强调因果报应是“自然的赏罚”,把因果报应说成是人生的自然规律。

因此,只有相信佛教,才能把这一切因果轮回报应看成“空”,才能不受“贪爱”等情感的牵绊,超脱轮回,最终投身西方极乐世界,永证佛果。

二、 沙门不敬王者论

中国封建社会等级分明,这也是统治者维护统治的一种方式。但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由于佛教教义规定僧侣是超越世俗的,不用给统治者下跪,这引起统治阶层的不满,东晋时期,还引发了一场是否应实行“沙门敬王”的辩论,慧远是主力之一,并写下了《沙门不敬王者论》。

在《答桓玄书》中,慧远说道:“如令一夫全德,则道恰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亦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矣。是故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就是说,如若一个人信佛,那么他的公德就可以遍及六亲,甚至整个天下,即使没有王侯将相的地位,但其作用已经协助了帝王治理了国家。虽然不用对帝王行礼,但是已经通过自己的行为表示了对帝王的尊敬。因此,“释迦之与尧舜,发致不殊,断可知矣”。

在这里,慧远缓和了僧侣和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为佛教更好地适应中国文化并融入中国文化作出了贡献。

三、 物不迁论

僧肇是东晋时期的著名僧人,据《高僧传》载,僧肇乃京兆人,少而家贫,以佣书为业,外学内典,无不毕览,在弱冠之年即已成为一位很有名气的佛教学者;后罗什来华,僧肇投其门下,为罗门四大杰出弟子之一。僧肇的佛学著作,现在所能见到的主要有《维摩经注》和《肇论》,另外也可见到少量经序。

他在《物不迁论》中论证了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为什么佛家追求的永恒不变的“极乐世界”是存在的。他认为,佛家所谓的不变,并不是教人们离开了变化去寻求不变,而是要在变动中去认识不变,即“寻夫不动之作,岂释动以求静,必求静于诸动”

[ZW(](东晋)僧肇:《物不迁论》。[ZW)]

。僧肇认为,人们总是在现在中寻找过去,因为他们总认为事物是变化的。他则相反,要在过去中找到现在,所以知道事物是不变的。他列举了著名的梵志的例子:少年的梵志只存在于梵志的少年时期,白发的梵志则是现在的梵志。现在白发的梵志不是过去少年梵志延续、变化而来的,而是在不同时期、不同躯体中的两个梵志。只能说白发的梵志好像少年的梵志,而不能说白发的梵志是由少年的梵志变来的。两个梵志好像有联系,所以也可以说有变动;但实际是分属两个不同的时期,所以实际上并没有变动。在僧肇看来,即使同一个事物,在不同的时期,它的质也绝无连续的,甚至是根本不同的质。所有的连续只是一种虚假的幻想。这就是僧肇“即动以求静”的本质:动是幻想,敬是实质。

僧肇的“物不迁论”是为佛教因果报应、三世轮回等理论做论证的。僧肇说:“果不俱因,因因而果。因因而果,因不昔果。果不俱因,因不来今。不灭不来,则不迁之致明矣。”果和因不能同时存在,对过去的因而言,有现在的果。因有过去的因而有现在的果,这说明因在过去是不会消灭的。因与果不同时存在,这说明因不会继续到现在。因既不会在过去消灭,又不会继续到现在,那么物不迁的道理就十分明白了。也就是说,过去的因既已形成,不会消灭,也不会继续到现在而有所改变,那么现在受其果,得到报应,就是不能更改的。因此,结论是说服人们超脱现实世界,信奉佛教。

[ZW(]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中国哲学史(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7—188页。[ZW)]

这一时期的佛家思想的特点就是开始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众多本土教徒开始为佛教中国化而添砖加瓦。慧远和僧肇的佛家思想,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他们用中国人自己的视角解释因果报应论、物不迁论,同时又与当时的统治阶层之间达成妥协,才使得佛家思想开始在中国古代治国思想中留下印记,对中国许多朝代的统治者治国理政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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