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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中外管理思想及管理理论的演进

21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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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源远流长,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孕育出了诸多的管理思想。当前,我国正处于新世纪的管理文化变革潮流之中,西方管理学正经历着向东方管理思想的历史回归,更何况,五千年的悠久文化传统非常广泛地反映和渗透到人们的社会生活、思维方式等各个方面,不管是自觉地还是不自觉地,人们都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因此,人们应该总结和吸收中华民族优秀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经验。但由于篇幅所限,只能在诸多的管理精华中选取部分学说的部分内容做一简介,目的是打开一扇窗,引领大家走进中国古代博大精深的管理思想世界,希望能够对大家理解古代管理思想,以及指导现实的管理实践有所帮助。

211儒家管理思想

儒家思想产生于西周时期,成熟于春秋战国时期,一开始就是为当时的各国诸侯治理本国并进而治理天下提供理论和方略的。到了汉代,它被推上了独尊的宝座,以后又经过历代思想家的改造和发展,成为统治者治理天下的基本指导思想。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部分,其中包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孔子、孟子和荀子是儒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

1孔子

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对以往儒家思想进行了总结、阐发和传播,构建了儒家思想的基本框架。孔子的管理思想主要包括“以和为贵”的管理目标、“修己安人”的管理过程、“言传身教”的管理机制,以及“循于礼本乎义”的管理原则。孔子的管理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管理艺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君子不器。

孔子认为,管理者和管理助手,以及管理对象之间应有明确的分工,高层管理者主要关注全局性、方向性的大问题,凡属管理对象职责范围内的事,应放手让管理对象自己去做,高层管理者不应亲为,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不器”(《论语·为政》)。领导者的职责是领导全局,必须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决策和用人上,而不能把自己放在“器”即局部、具体工作的执行上,否则,就会影响自己对全局的观察和指导,也会妨碍管理对象的作为,削弱其主动性和责任心。这与当代管理中提倡的“授权”原则不谋而合。

(2)举直错诸枉。

在《论语·为政》中孔子讲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放在重要岗位上,一来可以做好这些岗位的工作,二来可以影响、带动处于周围其他岗位的工作者,使其受到激励而努力工作,从而使管理作风有所转变。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品质不好、不称职而又不肯改弦更张、弃恶从善的管理者就会被暴露出来或被揭露出来而遭到清除,或者因感到孤立、无地自容而自行离去。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举直错枉和举直远佞。

(3)因材任使。

孔子对使用人才,提出了“器之”(《论语·子路》)的原则。“器之”即因材任使,像对器具一样,什么样的器具派什么样的用场。既善于识别管理对象的才能,又善于为其安排适宜的工作岗位,既知人,又善任,就叫“器之”。“器之”就应“求无备于一人”(《论语·微子》),即对任何人都不能要求他完美无缺,只要在品德方面大节无亏,在工作能力方面胜任所担负的职务,即使发现其有某些缺点,也要具体分析,只要缺点不妨碍他任职的基本条件,就应该继续使用,并给予信任。

(4)中庸之道。

在《论语·先进》中有“过犹不及”的表述。中庸是界定管理职能限度的准绳,孔子在子张问政时所说的“尊五美,摒四恶”,可以算是比较完善的解释。这里的“尊五美”即指“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也就是要防止偏倚和走极端,亦即“摒四恶”——“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尧曰》)。“尊五美”的意思是,君子要给百姓以恩惠而自已却无所耗费;使百姓劳作而不使其怨恨;要追求仁德而不贪图财利;庄重而不傲慢;威严而不凶猛。“摒四恶”的意思是,不经教化便加以杀戮叫做虐;不加告诫便要求成功叫做暴;不加监督而突然限期叫做贼;同样是给人财物,却出手吝啬,叫做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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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必备的品质——宽容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译文:子夏的学生向子张询问怎样结交朋友。子张说:“子夏是怎么说的?”答道:“子夏说:‘可以相交的就和他交朋友,不可以相交的就拒绝他。’”子张说:“我所听到的和这些不一样:君子既尊重贤人,又能容纳众人,能够赞美善人,又能同情能力不够的人。如果我是十分贤良的人,那我对别人有什么不能容纳的呢?我如果不贤良,那人家就会拒绝我,又谈何拒绝人家呢?”

子张的这段话表面看是说交友之道,其实既包含了做人之道,也包含了管理之道。宽容,是一种美德,是一种宽大的胸怀和气量,也是作为一个管理者必备的品质。2孟子

孟子是孔子之后儒家的又一杰出代表,被后世称为“亚圣”。孟子的管理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实施仁政。

孟子继承了儒家的重民思想,并把它发展成为激进的民本思想,鲜明地提出了“民贵君轻”论。作为孟子管理思想理论基础的是他的人性本善论。从民本观和性善论出发,孟子认为社会管理的核心就是争取民心和实施仁政。

(2)义利统一。

在义利问题上,孟子基本继承了孔子以义制利的观点,同时,他将孔子仅仅涉及个人道德修养的义利观扩大为一个国家和社会如何处理义利关系这样一个更具普遍性的问题上。孟子主张义先利后、义利统一。

(3)执经达权。

孟子继承了孔子关于“经”、“权”的思想并对其有所发展,对“经”、“权”的内容做了具体的阐述。权的本意是衡量物之轻重,作为一种行为原则,其基本内涵是灵活变通。与权相对的是执一,即拘守某种规范而不知变通,执一必然导致一般规范的僵化,并使之难以应付丰富多样的社会生活,从而最终限制规范本身的作用。在孟子的管理思想中充满着通权达变的灵活性。

3荀子

荀子的管理思想在外在形态上与孟子呈现出不同的分野,但在本质上与儒家精神相契合。荀子以其独到的观察和思考,丰富了儒家管理思想,他的主要观点包括以下几点。

(1)隆礼重法,平政爱民。

荀子的人性本恶的观点是对人之本性的更深入的挖掘。荀子首先区别了“性”、“情”、“欲”三者的不同,认为人性本恶,同时“心”、“性”两分,对人的管理应该“化性起伪”(变化先天的本性,兴起后天的人为)。荀子从其人性论出发,认为管理必须“隆礼重法”,平政爱民。

(2)任贤使能,明分使群。

荀子特别强调“任贤使能”,他把任不任贤提到仁与不仁的高度,应根据士大夫的不同才能,委任其以不同的管理职责。国家管理者的职责就在于按一定的分工和等级把人们组织起来,这就是“明分使群”。“明分使群”的总要领是使士农工商诸民各得其位,各自按自己的职分从事自己所应该做的工作,使人人各得其位,从而也满足自己的需求。

212法家管理思想

法家管理思想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兴盛于战国中后期,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有“阳儒阴法”(名为独尊儒术,实为以法治国)之说。与其他诸子学派的管理思想相比,法家管理思想以“富国强兵”为管理目标,坚持“好利恶害”的人性论,主张以法为主的制度管理和因时制宜的管理权变观,具有鲜明特色。法家管理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管仲、商鞅、韩非子等人。

1管仲

管仲,史称管子,其管理思想的着眼点在于国家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其立足点在于“趋利避害”的人性思想,其管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人为本、法德并举、赏罚有度。

(1)趋利避害。

这是管子对人性的基本认识。在管子看来,任何人都会追求利益而躲避不利于自己的事情,这是一种客观现象,要对人进行管理,首先就要准确把握“趋利避害”的人性特征。管子认为这种人性特征具有强大的动力,人们的各种行为都是在这种人性的驱使下进行的,“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管子·形势解》)。对于趋利避害的人性,管子没有做简单、机械的善恶批判。他认为,人性本身无所谓善恶,人的善恶如何,是由趋利避害的方式决定的。作为管理者,只有对人性有了准确的把握之后才能进行有效的管理。因此,要招来民众,应先创造对其有利的条件,有了有利的条件,即使不主动招揽,民众也会自己来,如果对其有害,即使招来民众也不会来。

(2)以人为本。

这是管子管理思想的核心理念。在管子看来,人民是国家的根基,是君主治理天下所依赖的根本力量。因此,在管理中,必须要爱护人民、造福人民、为民除害、使民安乐。

(3)法德并举。

管子认为,在国家的治理之中要法德并举,既要靠“法治”,又要靠“德治”,要有效地运用德治与法治两种手段,互为补充,紧密结合,从而达到治国理民的管理目标。

(4)赏罚有度。

这是管子激励管理的重要思想。在管子看来,赏罚是引导人们行为的重要手段。在管理中,赏罚既要有分量,又不能太过,这样才能起到良好的激励作用。

2商鞅

商鞅在中国法家管理思想发展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其管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以法为本、以刑去刑、无宿治等。

(1)以法为本。

商鞅认为,法是建立良好统治秩序、实现富国强兵的基础。“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商君书·定分》),即法令是对民众的命令,是进行治理的根本措施。要管理人民、强盛国家,建立良好的秩序,就需要实行严刑峻法。

(2)以刑去刑。

这是商鞅法治管理思想的根本原则。在商鞅看来,采用重刑能够劝善止恶,能够使所有人都遵纪守法,从而可以达到国家大治的管理效果。而且,商鞅奉行刑无等级的原则,就是实施刑罚不管人们的等级,从卿相、将军直到大夫、平民,有不服从君主命令、违反国家禁令、破坏法制的,判处死刑,绝不赦免。虽然以前立过功,但犯法不因此而减轻刑罚。为了让人们都知法守法,还实行严酷的连坐制,一人犯法,邻居和家族都要受牵连,用国家的强制力量保障法律的落实。

(3)无宿治。

这是商鞅提出的法制管理的基本要求。在商鞅看来,法律要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就必须要提高管理效率,当天的事必须当天完成,不准官吏拖拉政务,不准官吏留下当天的政务,必须提高办事效率,避免造成公务积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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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不饶太子师

商鞅变法,侵犯了贵族的利益,因此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当时,人们都说商鞅说话算数,颁布的法令都是有令必行、违者必究的。于是,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师公孙贾就教唆太子驷犯法,看商鞅怎么处理。如不惩办,天下人就会慢慢地开始违法,如若惩办,必然得罪孝公和太子,就看商鞅怎么办。

商鞅知道这件事后非常生气,为了巩固新法,他详细地调查了公子虔和公孙贾的罪行,并且把调查的材料公布于众,揭露了太子驷犯法是公子虔和公孙贾幕后策划的结果。然后,毅然根据法令,处公子虔割掉鼻子、公孙贾面上刺文。“商鞅不饶太子师”使旧贵族望而生畏,从而保证了新法的贯彻执行。3韩非子

韩非是先秦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好利恶害”人性假说的基础上构建了当时最具综合性、最具实用价值的管理理论,其管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抱法处势、以术治吏、邢德并用。

(1)抱法处势。

韩非提出了以法治国和任势而治的思想。他认为“明法者强,慢法者弱”(《韩非子·饰邪》),即彰明法制的,国家就强盛,怠慢法制的,国家就会衰弱。他同时强调法治的严肃性和人性化。韩非对“势”进行了分类,将其分为“自然之势”和“人设之势”。具体来讲,“势”既是权势,即一种具有绝对权威而令人不能不服从的强制力,同时又是威望,即由管理者自身的素质以及管理者与下属之间的情感所产生的。韩非认为,作为领导者,除了他所具有的正式权力之外,还应当赢得民众的尊敬和拥戴,只有这样,才能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2)以术治吏。

在韩非的管理体系中,“术”是重要一极。所谓“术”,即根据各人的才能来授予相应的职位,按照职位名分来责求、衡量实际功绩,掌握生杀大权,考核各级官吏才能的方法和手段。“术”治的实行,使得最高管理者可以很好地管理下属管理人员,监督控制使其依法办事,从而实现了对法治的补充和保障。

(3)刑德并用。

刑和德是韩非管理思想体系中两个不容忽视的方面。何谓刑德?韩非认为“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韩非子·二柄》),并且认为要“明赏严刑”。对于刑德(赏罚)管理,韩非提出了几个基本要求:赏罚有据;赏可为,罚可避(英明的管理者在设立赏罚时,总是使奖赏通过努力可以争取到,而惩罚经过努力也能尽量避免);赏罚敬信(奖赏优厚而且一定守信用,刑罚严厉而且一定执行)。

213道家管理思想

道家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思想学派之一。道家倡导自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核心是“道”,基础为“德”,重视无有之转化。其代表人物有老子、庄子等,因此,后人也常将道家学说称为老庄之道。

1老子

老子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其学说以自隐无名为务,提出了“道”、“德”、“自然”、“无为”、“不争”、“柔弱”等著名的概念,其中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老子管理思想是其道德思想在管理领域的应用,具体包括以下思想精华。

(1)尊道贵德,无为而治。

老子认为,在管理上有德即有道,无德即无道,缺德即失道。管理者必须遵守管理之德,尊道管理必须以贵德管理为根基,只有在管理上做到尊道贵德,才能真正实现无为而治。道家最核心的思想是自然无为,所谓自然就是事物本来的面貌、状态,自然所表现出来的最大特色就是无为。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并不是不为,而是含有不妄为、不乱为、顺应客观态势、尊重自然规律的意思,无为而治就是通过无为的管理方法达到较好的管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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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争 善 胜

汉文帝的名字在中国历史上是很有名的,“文景之治”就是对他政绩的充分肯定。文帝名刘恒,是刘邦的第四个儿子,母亲是薄姬。

刘恒在刘邦的众多儿子中是很幸运的。刘邦共有8个儿子,吕后仅生了一个,即惠帝刘盈。在惠帝去世后,吕后为了使自己长期掌握政权,对刘邦其他的儿子大开杀戒,到吕后死时,刘邦的8个儿子只剩下了刘恒和刘长。

在刘邦的众子中,刘恒是最不引人注目的一个,这和他的母亲有关。他的母亲薄姬喜欢走道家“清静无为”的路线,无欲无争,所以文帝刘恒从小就做事小心,从不惹是生非,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刘恒8岁时,30多位大臣共同保举他做了代王。而吕后也没有把这对母子放在眼里,这才躲过了吕后的迫害,幸运地活了下来。

刘邦的旧臣陈平和周勃在吕后死后,携手诛灭了吕氏势力,然后商议由谁来继承皇位。最后,他们相中了宽厚仁慈名声较好的代王刘恒,于是派出使者去接刘恒赴长安继承皇位。这也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治世“文景之治”。小思考

在实践中,无为而治有哪些表现形式?(2)道法自然,有无相生。

辩证法思想是老子管理哲学的精华。他认为,所有的管理行为与管理效果在产生效益的同时也会同时存在不利的因素,事物的不利因素与有利因素是处在同一体中的,有利因素中本身就蕴涵着不利因素,不利因素中也蕴含着有利因素,没有绝对的好与坏。而且,老子特别重视“见微知著”,提出了朴素的量变、质变规律,也是现在所讲的“细节决定成败”。

(3)天人合一,欲望适度。

老子认为,人性没有绝对的善恶,当一个人以好心做好事的时候就是一个善人,当以恶心做坏事的时候就是一个恶人,一个人的善恶主要看其以什么心态做什么样的事。老子还认为,人的行为会受环境的影响,所以作为管理者,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导人从善,即创造良好的氛围,引导百姓的欲望趋向于合道。老子认为,作为成功的管理者,必须引导百姓控制贪欲,同时又强调满足百姓合理的愿望和要求,无原则地满足所有的愿望是不对的,但合理的愿望若不满足,管理也是没有效果的。

2庄子

庄子一生都过着清贫的隐居生活,门下弟子也寥寥无几。因此,庄子的管理思想更多地体现在其对自我的修身和理想状态的描述方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道通为一。

庄子的“道通为一”思想可以理解为在管理中应遵循“道”这一自然规律,从而将管理中的一切事物都看成一个整体,即一种整体性的管理思维。

(2)物无贵贱。

这是庄子关于如何接人待物的重要管理思想。在庄子看来,万物并没有尊卑贵贱的区别,每个人、每个物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因此,在管理中就不能主观地判定任何个体、事物价值的有无,而是应充分尊重个体价值、平等相待。

(3)法天贵真。

这是庄子管理思想中对于管理者自身的要求。“法天贵真”就是要求管理者应做到真实可信、具有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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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愀然曰:“请问何谓真?”客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其用于人理也,事亲则慈孝,事君则忠贞,饮酒则欢乐,处丧则悲哀。忠贞以功为主,饮酒以乐为主,处丧以哀为主,事亲以适为主。功成之美,无一其迹矣。事亲以适,不论所以矣;饮酒以乐,不选其具矣;处丧以哀,无问其礼矣。”——出自《庄子·渔父》(4)天道无为,人道有为。

用“人道有为”补充“天道无为”,这突出了人在自然界中的能动作用。此外,庄子用天道来喻君道,用人道来喻臣道,得出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结论,即通过前面阐述的管理思想,最终达到一种高层管理者无为而治,从而组织成员各司其职的理想境界。

214兵家管理思想

兵家管理思想是中国管理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主要蕴藏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兵书之中。战争作为人类一种暴力对抗形式,蕴涵着计谋、策划、指挥、组织、协调、督导等管理要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是人类最富有技巧的一种管理行为。兵家管理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孙武、吴起等。

1孙武

孙武,后人尊称为孙子。孙子是兵家最伟大的思想家,他所著的《孙子兵法》思想深刻,理论性强,流传千古而不衰,有着非常丰富的管理思想,精华部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将有五德。

孙子认为领导者应具有五种德行:智、信、仁、勇、严,即智谋才能、赏罚有信、仁义爱人、坚毅果敢、纪律严明是一个领导者必备的优良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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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企业管理者的智、信、仁、勇、严

管理者之“智”,作为一个管理者,手中把握的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命脉,如果没有过人的智慧,那么,他所带领的企业,前景必将暗淡,管理者需要运用自己的智慧合理地管理和利用资源,使之发挥能量为企业所用。

管理者之“信”,作为一个管理者,在某种意义上讲,其在企业中的一言一行,已经不只单纯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代表着一种企业行为。“信”是为人为事之根本所在,“信”虽无形但却是一种宝贵的财富。管理者一旦失信于员工,那么,所带来的后果不仅仅限于人格和威信的下降,更是要收到在管理中无法得到员工认同和支持的恶果。

管理者之“仁”,仁能附众,作为一名管理者,得到大家的支持、把众人团结到自己的身边,在管理的过程中是必要的同时也是必需的。管理中的“仁”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双赢”,管理者赢得管理,而员工则赢得利益。管理中并非为“管”而“管”,而是为“理”而“管”。

管理者之“勇”,“将不勇,则三军不锐。”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管理者如果没有迎难而上、乘风破浪、历险前行的“勇”,则无法带领团队有所作为。管理中的“勇”并非独立存在,而是与“道”和“智”相辅相成。

管理者之“严”,中国有句俗语叫“军令如山”,正是有了这样严格的纪律,军队才可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号令,在战场上才可能有披靡的战绩,此为为将之道。作为管理者就是企业中的“将”,在管理中也应该有三严:其一,法令严,在管理中如果没有严格的规章作为标榜和约束,那么,企业就没有了规矩,纪律必然松散;其二,赏罚严,在管理中如果没有明确而严格的赏与罚,那么,就会缺乏激励和制约,其法令必然难以贯彻执行;其三,律己严,作为管理者,如果在企业中无法做到严于律己、宽以待人,那么必然会无法服众,无人遵从。(2)修道保法,爱兵如子。

在孙子看来,“修道”就是要想民众之所想,急民众之所急,兴民众之所喜,除民众之所恶。“保法”就是要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严明国家法律的权威,这样国家政治才能清明,才有了实现国富民强的基础。《孙子兵法》中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也就是说将领要关心爱护自己的士卒,就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这样就可以使得士卒亲附于将领,从而为将领卖命。

(3)主动权变,立于不败。

面对军事竞争,孙子提出了两大管理原则,即主动原则和权变原则。主动原则包括“致人不致于人”和“立不败,待可胜”,即在战争中要掌握主动权,要求将领努力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不让敌人有机可乘,同时积极主动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而不是鲁莽地和敌人交战。权变原则则要求将领要对战争进程中各种因素所形成的总体情况和变化趋势、敌我双方力量分布,以及动态变化情况等进行把握,从而主动改变自己的力量分布,以实现避实击虚的目的。

2吴起

吴起的思想集中反映在《吴子》一书中,《吴子》是兵家中仅次于《孙子兵法》的一部重要著作,其管理思想简单实用,是吴起几十年管理实践经验的结晶,其思想精华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以人为本,先戒先知。

以人为本,就是要善于安人,善于用人。“先戒”和“先知”原则是吴起针对军事竞争提出的两大原则。吴起认为,安定国家的基本原则首先就是要保持一种谨慎小心的意识,有了这种意识,才能远离祸患。另外,战争对国家和组织是一种巨大的消耗,组织领导者不仅要看到战争对组织的利益,也要认识到战争可能对组织带来的巨大危害,才能保证战略的胜利。

(2)内修文德,外治武备。

“内修文德”是指要搞好组织内部管理,加强组织内部团结,以积蓄内部实力。“外治武备”主要是指选募良将精兵,组建一支赏罚严明的军队。

(3)审敌虚实,因形用权。

吴起认为,竞争战略的要点在于根据形势和对手的情况,灵活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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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的管理之道

吴起做将军时,和最下层的士卒同衣同食。睡觉时不铺席子,行军时不骑马坐车,亲自背干粮,和士卒共担劳苦。士卒中有人生疮,吴起就用嘴为他吸脓。这个士卒的母亲知道这事后大哭起来。别人说:“你儿子是个士卒,而将军亲自为他吸取疮上的脓,你为什么还要哭呢?”母亲说:“不是这样的啊。往年吴公为他父亲吸过疮上的脓,他父亲作战时就一往无前地拼命,所以就战死了。现在吴公又为我儿子吸疮上的脓,我不知他又将战死到哪里了,所以我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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