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明太祖朱元璋治国，以重典严刑震慑顽民，整肃吏治，夷除陋习，除先后颁布《大明令》及《大诰》等律诰、榜文峻令，辄以大辟酷刑惩罚贪赃奸佞。按史所纪，有凌迟、刷洗、枭令、称竿、抽肠、剥皮等等。今人吴晗《朱元璋传》与杨一凡《明初重典考》等专著对此类“法外（或律外）用刑”的政令皆有论述。其中最惊心动魄，令人栗惧发指者莫如“剥皮实草”之酷刑。自清儒赵翼（1727—1814）于《廿二史札记》表襮其事，后世始广知有如此残忍刑罚，而晚近金良年之《酷刑与中国社会》及王文宽之《中国古代酷刑》皆予征引并大加挞伐，以为古代暴君残民的显例。见吴晗：《朱元璋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修订本），页258—260；黄彰健：《“大明律诰”考》、《明洪武永乐朝的榜文峻令》，收入同作者，《明清史研究丛稿》（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页155—207，237—286；杨一凡：《明初重典考》（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页67—81；金良年：《酷刑与中国社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页32—33；王文宽：《中国古代酷刑》（1991）（台北：云龙出版社，1998年第二版），页41—42。
1959年，东京大学东洋史教授清水泰次(1890—1960)在《史潮》发表《明の太祖の体刑“剥皮实草”にっぃて》一文，是现代学人探究这个课题的伊始。清水并未读到有关“剥皮实草”事例的洪武朝原手史料，他是从民初柴蕚《梵天庐丛录》所摘录元末明初叶子奇《草木子》记载有关剥皮酷刑得到启示，然后从后出的史料考证推论勒成这篇文章。清水泰次：《明の太祖の体刑“剥皮实草”にっぃて》，《史潮》第68期（1959年7月），页19—28。《梵天庐丛录》卷十七《剥皮十二则》其一云：“《草木子》记明祖严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千（按，应为‘六十’之误）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后海瑞疏亦举太祖剥皮囊(草?)云云，并见《明史·海瑞传》。”按此则抄自赵翼《廿二史札记·重惩贪吏》条，但缺载出处。见柴蕚：《梵天庐丛录》（上海：中华书局，1925）卷十七，页2下—3上；参赵翼：《廿二史札记》，《四部备要》本，卷三，页6下—7上。又见页38注②。清水随摘录三数明中叶后私史及杂著追溯有关“剥皮实草”刑罚作为太祖酷刑的论证。例如吴朴《龙飞纪略》记“帝严于吏治，凡有贪酷县令，许里老解赴京师，剥皮问罪。……官赃至十六（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以为将来之戒。”又如何良俊《四友斋丛谈》记太祖以 “剥皮楦草”之刑惩治钱粮作弊的贪官酷吏，及何乔远《名山藏·刑法记》记太祖于“府州卫所，右廨左庙，名曰皮场。吏受赇至六十金者，引入场中，枭首剥皮，更代之官设皮坐之”。（详后掲）此外，作者又征引《皇明祖训》及《御制大诰》、《大诰·续编、三编》所载太祖屡以各种残酷极刑，惩罚贪赃奸佞以整肃吏治，由是可以推论证明“剥皮实草”这一酷刑的实际存在。
清水之论中国学界不多注意，而半世纪以后，有学者持不同意见。《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刊出安徽师范大学教授王世华撰《朱元璋惩贪 “剥皮实草”质疑》一文，对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三《重惩贪吏》条言明太祖以“剥皮实草”之刑严惩贪官酷吏，在地方公署特立一“皮场庙”，并在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以作警惕诸说表示怀疑，因为并无佐证史料，或为万历刊行之《稗史汇编·刑法类》 “皮场庙”条之附会误导。王文发表后，明史学者甚称赏，认为考证周详，厘清稗说野闻，对明太祖刑法之治的认识有帮助。《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页156—159。评语见朱鸿林：《明太祖的孔子崇拜》，《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0本第3分（1999年6月），页488。笔者始初亦以为是，但最近因校注元明之际俞本（1331—1402后）之《纪事录》，广览洪武朝原始史料，曾寓目三数关于“剥皮” 酷刑之资料，因重读王文，发现其考证有失误， 错论 “剥皮实草”为子虚之说，仅作此文商榷并兼论有关问题。
兹先摘录《廿二史札记·重惩贪吏》条：
又按《草木子》记明祖严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后海瑞疏亦举太祖剥皮囊(草?),及洪武中所定枉法赃八十贯论绞之律以规切时政，见瑞传。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三，页6下—7上。 王树民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第497则，页764。案：小注引文“后海瑞疏亦举太祖剥皮囊”，“皮囊”后疑缺“草”字。
此则札记分两部分，先言“明祖严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所谓“剥皮实草”，根据下列资料，系指将处死罪犯剥皮，以草充实其皮囊示众的酷刑。王氏引文略去赵氏附录万历海瑞（1514—1587）上疏之小字夹注，随援用明太祖先后颁布的《大诰》四篇：《御制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所收录的诸多贪赃案例，按类分析，指出不少案犯赃额虽高达数万贯钞，但并未有被“剥皮实草”，而是分别处以凌迟、弃市、赐缢等刑。诸案犯受赃较轻，如在百贯之内的，都未立即施刑，而是听其戴罪任职，只有少数“两犯不悛，至于四犯”者始将之处决，但亦无使用“剥皮实草”的极刑。《大诰》四篇载包遵彭编：《明朝开国文献》（台北：台湾学生书局影明刻本，1966）第1册。引文事例见《御制大诰》，页8下、22上、38上；《大诰续编》，页17上、44下；《大诰三编》，页72下。文章又指出太祖至洪武三十年（1397）颁布《大明律》，对贪官始有明确之处罚。《大明律》在“贪赃”条下分为“枉法赃”与“不枉法赃”两种。前者规定：“一贯以下杖七十，一贯以上杖至五贯杖八十。……八十贯绞。” 后者规定：“一贯以下杖六十……一百二十贯止杖一百，流三千里。”见刘惟谦等撰：《大明律》，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台湾台南县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影嘉靖十一年［1532］重刻本，1995）卷二三，页1上—3上。参看黄彰健：《明代律例汇编》（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79），页891—893（律），893—899（例）。因此，朱元璋亲颁的《大明律》亦无对贪赃六十两以上之官吏施以“剥皮实草”的刑罚，认为《札记·重惩贪吏》诸说难以成立。
关于《札记》此条资料的来源，赵翼称出于元末叶子奇之《草木子》，但今本《草木子》并无此则。王氏引王树民《廿二史札记考证》注，王树民校注本：《廿二史札记》卷三三，页773。指出所谓“剥皮实草”事见于王圻编之《稗史汇编》（万历三十八年［1610］序刊）卷七四《国宪门·刑法类·皮场庙》条：
国朝初严于吏治，宪典火烈，中外臣工少不称旨，非远戍则门诛，死者甚众。吏守贪酷，许民赴京陈愬。赃至六十両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以为将来之戒，于府州县卫所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于公座傍各置剥皮实草之袋，欲使尝〔常〕接于目而儆于心。人皆惴惴焉，以得罢免为幸。王圻：《稗史汇编》（台北：新兴书局影万历三十八年［1610］刻本，1969）卷七四，页18上—18下。
其文字与《札记》大致相同。因此，既然今传《草木子》缺载，赵翼可能将《稗史》误书为《草木子》，但亦可能系据一已佚之《草木子》钞本摘录，若是，后者可能为《稗史》之史原。黄兆强跟从王树民意见，将赵翼凡书《草木子》者皆改为《稗史汇编》，见所著《廿二史札记研究》（台湾学生，1994），页105注③。案叶子奇书有洪武十一年（1378）自序，原稿二十二篇，至其孙叶溥于正德十一年（1516）刊行时改并为八篇，分四卷，因此不排除《稗史》可能寓目有“剥皮实草”记载的《草木子》原稿。叶子奇字世杰，号静斋，浙江龙泉人。生于元末，用荐任四川巴陵主簿，洪武十一年因事下狱，《草木子》系于狱中之作，卒年不详。《明史》无传，事迹见朱彝尊撰传，载《曝书亭集》，《四部丛刊》本，卷六三，页10上。但此传甚多错误，不可为典要。《草木子》之版本资料见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排印本之《出版说明》。嘉靖李默(?—1556)之杂著《孤树裒谈》十卷（嘉靖刻本），收入《四库存目丛书·子部》（1995），摘引《草木子余录》的明初琐闻十余条，皆现行《草木子》所无，足为正德本有遗漏的佐证。王文对此问题并未深究，但引《稗史汇编》编者王圻序说，谓其书主要取材于元末陶宗仪（1316？—1402？）的《说郛》及明人所著之“小史诸书”，而检查现存明刻三种《说郛》均无“剥皮实草”的记载，此三种《说郛》包括《涵芬楼》百卷本，明刻《说郛》一百二十卷，及《说郛续》四十六卷。复印本已全部收入《说郛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认为此条必出于明人之某一野史笔记，赵翼轻信《稗史》，以致写下此条争议的札记。此一“小史诸书”为何，笔者疑为嘉靖吴朴撰之太祖朝私史《龙飞纪略》，详后。
二
笔者先检讨“剥皮实草”一事然后再论述“皮场庙”的问题。首先，王氏考证明初并无“剥皮实草” 酷刑之事甚疏，主要是忽略《札记》条文末句之小字夹注：“后海瑞疏亦举太祖剥皮囊(草?)，洪武中所定枉法赃八十贯以规切时政，见瑞传。”(王树民《札记考证》亦未注意) 若果从此寻溯，不难达致正确的结论。案赵翼所言为《明史·海瑞传》，海瑞为神宗朝刚直谏官，万历十三年（1585）二月以七十二岁高龄起为南京吏部右侍郎，翌年以衰老恳辞，犹冒死上疏言治安天下要机，请用重刑惩治贪吏，为御史梅鹍祚弹劾。《本传》云：
十二年（1584）冬，〔张〕居正已卒，吏部拟用左通政。帝雅重瑞名……明年正月召为南京右佥都御史，道改南京吏部右侍郎，瑞年已七十二矣。疏言衰老垂死，顾比古人尸谏之义。大略谓：“陛下励精图治，而治化不臻者，贪吏之刑轻也。……”因举太祖法剥皮囊草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八十贯论绞，谓今当用此惩贪。其它规切时政，语极剀切。独劝帝虐刑，时议以为非。御史梅鹍祚劾之。帝虽以瑞言为过，然察其忠诚，为夺鹍祚俸。张廷玉等纂：《明史》卷二二六（中华，1974），页5932。
根据《明神宗实录》，海瑞系于万历十三年正月起为南京都察院佥都御史，二月又改为南京吏部右侍郎。张惟贤等监修：《明神宗实录》（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65）卷一五七，页2892；卷一五八，页2911。参张德信：《明史海瑞传校注》（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页197、208。所上“陈一日治安天下疏”原件不存，近人张德信考证谓当上于万历十四年正月。海瑞恳恩致仕不允准，二月戊辰（三日），又升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而《实录》于甲申（十九日）始载前疏摘要：
南京吏部右侍郎海瑞恳恩致仕，兼陈一日治安天下事。谓：“……自张居正刑犯而后，乾纲独断，无一时一事不惟小民之念。有其心不收其效者，失之有刑而刑轻也。……太祖初，剥皮囊草，洪武三十年定枉法八十贯绞之律。弘治士多廉介之节，民无渔夺之忧……太祖之权衡，审而两全之矣。正德初年，美意始变。世宗朝，詹事霍韬所以有文官恶其厉已，托钦定事例，改杂犯之疏也。贪，其害之大者，与犯此者，抚按官为甚。……”《神宗实录》卷一七一，页3108—3109。参《明史海瑞传校注》，页208、211。
海瑞上疏（“陈一日治安要机疏”）为梅鹍祚弹劾事见《神宗实录》万历十四年（1586）三月辛丑：
山东道监察御史梅鹍祚题谓：“……南京吏部侍郎海瑞言今日刑轻，而侈谈高皇帝剥皮囊草之法者，以清平之世，创闻此不祥之语，岂引君当道志于仁者哉。”上曰：“海瑞屡经荐举，故特旨简用。近日条陈重刑之说，有乖政体，且指切朕躬，词多迂戆。朕已优容，梅鹍祚如何轻率渎奏。罚俸二月。”《神宗实录》卷一七二，页3128；参《明史海瑞传校注》，页208—209。
未几，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房寰又上疏论劾海瑞，特别嗤其妄引剥皮囊草之刑，语见《实录》同年四月庚寅：
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房寰，疏纠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谓其莅官无一善状，惟务诈诞矜己夸人，一言一动无不为士论所嗤笑。妄引剥皮囊草之刑，启皇上好杀之心。吏部覆：“瑞世庙时直言敢谏……海内人士，无不推毂重之者。惟是近日引年一疏，颇不协于公论……而用之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合令本官照旧供职。”上从之。《神宗实录》卷一七三，页3188—3189；参《明史海瑞传校注》，页217—220。房寰于同年七月乙巳再上疏论劾海瑞，但亦无功而退，见同前《实录》卷一七六，页3240。此疏节录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1959），《补遗》卷三《台省》，页885—887。
不过由于吏部及皇上支持，海瑞留任如故。自万历十三年起海瑞七次恳乞致仕皆不获准，至十五年（1587）十月辛未卒于官，寿七十四岁，赠太子太保，谥忠介。《神宗实录》卷一九一，页3590—3591；参《明史海瑞传校注》，页225—227。
关于海瑞上陈治安天下疏的背景，同邑门下生巡抚湖广右副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梁云龙所撰《海忠介公行状》有交代，特别是所引述太祖严刑重惩贪吏的事例。语云：
公……尝思念方今主圣臣良，千载一时，而吏治民风犹如先日。因疏乞骸骨，并陈一日治安要机。……顾独愤贪残满载，论劾不止者，盖起于改枉法赃八十贯绞律，而从杂犯，准徒许赎，非重刑决不能惩。以故援霍文敏（霍韬）请复枉法律疏，而因及国初尚有剥皮囊草，特以明其言必可信，而观者不察，遂谓欲复剥皮令焉。据海瑞著，陈义钟编校：《海瑞集》（中华，1962）下册《附录一·传记》，页542—543。
据此，海瑞上疏系鉴于历来忽视《大明律》“赃八十贯绞”之法，助长贪残风气，因此援引嘉靖初儒臣霍韬（1487—1540）之请复枉法律疏。霍韬时为兵部主事，所请见《谢赐御书兼辞升职疏》附件，载《渭崖文集》卷一。《明世宗实录》记霍氏于嘉靖五年（1526）五月甲辰上疏世宗，称病恳辞升少詹事兼翰林院士侍讲学士。疏中详议当朝迁转失当及吏治腐败等情，认为法网松弛，请求落实高皇帝之枉法赃八十贯绞律以重惩贪吏，但未有回应，而韬升职如故。嘉靖八年（1529）二月庚午，霍韬以灾变应诏陈言（《谨天戒疏》），复申前议；八月癸亥，刑部覆奏“韬言诚切时弊”，世宗称是，下诏“今后官吏犯枉法赃者，赃入官，仍问军发还，不得故出，以长贪气”。见霍韬：《谢赐御书兼辞升职疏》，《渭崖文集》（万历四年［1576］刻本），收入《四库存目丛书·集部》（1997）卷一，页70下—80下（原疏见页79上—80下）。霍韬请辞升职见张溶监修：《明世宗实录》（1965）卷六四，页1484。《明史》卷一九七《霍韬传》，页5210记其事于嘉靖三年之后，曰：“明年……”，即四年，盖误。二者俱无提到请复太祖枉法律疏。霍韬于嘉靖八年（1529）二月应诏言陈见《世宗实录》卷九八，页2289—2292，但略去请复枉法赃八十贯绞律事。所上《谨天戒疏》载《渭崖文集》卷三，页1上—10下；有关复枉法律部分见页7下—8上。世宗之回应见《世宗实录》卷九九，页2355—2356。详黄彰健：《“大明律诰”考》，载《明清史研究丛稿》，页199—201。海瑞除援霍韬请复枉法律疏，并引太祖以“剥皮囊（实）草”重惩贪吏事例与之并列，说明重辟严刑为救时弊必要，并非建议重行剥皮之令。海瑞援引“剥皮囊草” 事虽未明言在何种贪赃情形下施用，但当有根据，若果是道听途说、传闻谣言，何敢笔于书疏，触犯冒渎高皇帝圣誉之死罪？况且，梅鹍祚之弹劾但言瑞“侈谈高皇帝剥皮囊草之法者……岂引君当道志于仁者哉”；而房寰亦仅诋其“妄引剥皮囊草之刑，启皇上好杀之心”，并未指斥其无中生有，虚应故事，可见梅房二氏亦认同此种酷刑为国初之法，何况神宗亲览诸疏亦不以征引先祖苛刑为忤。朝臣下至万历朝，距开国已二百馀年犹在奏疏谈论，想见朱元璋“法外（律外）用刑”的遗烈！
今本《明太祖实录》并无“剥皮囊草”的记载，大概已被史官芟夷以塑造太祖的清平形象。不过，幸存的《太祖皇帝钦录》（《钦录》为修纂《实录》的一种原手史料）所收录的一则《勅谕靖江王文》却有“剥皮”之刑的记载。靖江王指朱守谦（1361—1392），为朱元璋的从孙（长嫂王氏的儿子朱文正［?—1365］之子），勅谕于洪武十二年（1379）二月十五日发出。语云： 朕尝设《祖训录》，防奸臣愚弄我子孙。今广西布政司官张凤公然侮慢，按察司副使虞泰暗地搬说是非，及指挥章集本等管军人员，却乃虚诈惑我幼孙。今张凤、虞泰各得剥皮重罪，其指挥章集，内使到日火速命人钉解前来处治。《太祖皇帝钦录》原藏北京故宫，1948年后与部分文物图书迁移至台北故宫博物院；原钞本附昌彼得《叙录》，已影刊于（台北）《故宫图书季刊》第1卷第4期（1970年9月），页71—112。参阅陈学霖：《关于“明太祖皇帝钦录”的史料》，《暨南史学》第2辑（2003年12月），页26—30；此文又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第6辑（合肥：黄山书社，2004），页76—98。张德信最近重编上述资料，题名《“太祖皇帝钦录”及其发现与研究辑录——兼及“御制纪非录”》，刊于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6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页83—110，更方便流通。以下引文据《故宫图书季刊》复印件。《勅谕靖江王文》见页73(下)。朱文正及朱守谦合传见《明史》卷一一八，页3612—3613。
张凤与虞泰所为何事不知，从勅谕所说，是犯了侮慢欺骗其从孙大罪，因此得剥皮之刑，显然是极严重的处分。这是“剥皮”之刑（虽然未提到“囊草”或“实草”）最早而确凿的证据。
此外，俞本《纪事录》有两则“剥皮贮草”资料可作旁证。俞本为元末扬州高邮人，文宗至顺二年（1331）生，冠年即从军行伍，后归朱元璋麾下，至洪武朝终退休，根据半生亲历闻见撰成《纪事录》二卷，为元明之际一重要编年体私史。钱谦益（1582—1664）极重视此书之价值，因此将之摘抄入《开国群雄事略》（今称《国初群雄事略》）逾五十条。后人咸以为《纪事录》因顺治初钱氏绛云楼失火被毁，不过笔者发现台北“国家”（前“中央”）图书馆庋藏之天启张大同编《明兴野记》二卷（天启丙寅〔六年(1626)〕序刊）实即俞本之书，殆因编者更改书名故人鲜注意。关于此书及作者之介绍， 详陈学霖：《俞本“纪事录”与元末明初史料》，载同作者：《明代人物与史料》（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页1—20。笔者已将张大同改编为《明兴野记》之俞本《纪事录》原文标点，收入陈学霖：《史林漫识》（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附录》（三），页406—460。以下引文还原称《纪事录》。俞本所记 “剥皮贮草”事件见：
（一） 洪武十年（1377），六月。都督毛骧近侍左右，凡驾出，骧披金甲，悬宝剑，执戟侍卫，出入掖庭无禁。至是，掌选受贿，坏法。事露，上亲于中书堂谕曰：“汝之恶极矣。”遂以骧之胸背刺“奸党毛骧”四字，剥皮贮草，置于都府堂上以警后来。刳心肺示众，其妻子皆斩之，以所披金锁甲钦赐蓝玉。《纪事录》卷下，页30上。
案：《明太祖实录》及《明史·毛骧传》皆无载此事；后者但言“坐胡惟庸党死”。《明史》卷一三五，页3921。 （二） 洪武二十九年（1396），正月。……京师犯法文武官员女妇宥其死罪，拘作一局，令阉宦守其门。官中有垢衣，即令澣濯。其中有一妇，挽子而弃其中，宦者以事闻。上疑其通外，将妇女五千馀人俱剥皮贮草以示众，守门宦者如之。《纪事录》卷下，页42上—42下。
案：明初史书如《实录》及《明史》均未见类似记载。
此二事例所不同者，受“剥皮贮草”之刑并不是贪赃官吏；一是掌选受贿坏法的近侍亲信，另一是怀疑在监管中通奸生子的女妇，后者连坐者达五千馀人。俞本所记，历历在目，莫非亲自闻见？沈德符对此有记载，见《万历野获编》（中华，1959)卷六，页159；卷十八，页457。
其实，“剥皮”为明初一种惯见酷刑。正德祝允明（1461—1527）《野记》有言：
国初重辟，凌迟处死外，有刷洗：躶置铁床，沃以沸汤，以铁刷刷去皮肉；有枭令：以钩入脊县之；有称竿：缚置竿杪彼未，县石称之；有抽肠：亦挂架上，以钩入谷道钩肠出，却放彼端石，尸起肠出；有剥皮：剥赃酷吏皮置公座，令代者坐警以惩有数重者；有挑膝盖﹑有锡蛇游等。凡以上大憝之辟也。……迨作《祖训》，即严其禁。
何良俊（1506—1573）《四友斋丛说》（万历七年［1579］重刻）谓太祖有“剥皮楦草”之刑，疑为严惩钱粮舞弊之贪官而设：
余谓纵使官府贪残，不过害及一人，稍滥及，亦只是一时而已。若钱粮作弊，飞洒各区，则是家至户到，无不受其荼毒。而子孙赔貱日久，至于转死沟壑，皆由于此。……且此系是朝廷血脉，百姓脂膏。若藐视国法，任其私情，转移自由，经重在手，则是侮弄神器矣。夫侮弄神器者，其法当与无上者等。则是太祖剥皮楦草之刑，岂非专为此辈耶？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上海中华，1959）卷十四，页117。
明末宦官吕毖（1611—1664）《明朝小史·国初重刑》条又载:
帝开国时，其重辟自凌迟处死外，有刷洗：躶置铁床，沃以沸汤，以铁刷刷去皮肉；有枭令：以钩入脊悬之；有称竿：缚置竿杪，悬石称之；有抽肠﹑亦挂于架上，以钩入谷道钩肠；有剥皮，剥赃酷吏皮置公座，令代者坐警以惩；有挑膝盖；有锡蛇游等法。迨作《祖训》，即严其禁。
《明朝小史》此则文字与《野记》相若，似同一史原，或从其书钞录。吕毖：《明朝小史》，收入郑振铎编：《玄览堂丛书初编》（上海商务，1941）卷一之四三。明太祖颁布之《祖训》首次在洪武六年（1373），称《皇明祖训录》，洪武九年（1376）修改，洪武十四年（1381）再改，洪武二十八年（1395）定稿。今存后二种刻本，未悉《野记》与《明朝小史》指何年颁布之《祖训》。此二种《皇明祖训录》俱影刊于《明朝开国文献》第3册。二书所言明初剥赃酷吏皮置公座《纪事录》亦有一事例。洪武六年五月条记：“中书省右丞杨希武奸党事露，锁置天界寺前，沿身刺‘奸党杨希武’，剥皮作交床，置省府台堂，令后人坐之以警戒，连坐者五百馀人。”《纪事录》卷下，页24下。此事《太祖实录》及《明史》俱无载。据俞本所记，剥皮置公座确曾发生，不过受刑者为奸党而已。
从上观之，朱元璋之“剥皮实草”酷刑诚有其事，如何具体用以惩罚贪赃酷吏虽未见载籍（仅《野记》言“剥赃酷吏皮置公座”），但事例证明曾施于掌选受贿坏法的高官，地方官员犯侮慢欺骗王孙大罪者，以及伤风败德通奸生子的妇女。证据有太祖亲笔的勅谕，史学价值甚高的俞本《纪事录》，及明中叶以后史家的评论，而且又被万历谏官上疏主张（及弹劾）恢复国初严刑峻法以救时弊者援引，因此使人难以怀疑。至于《大诰》四编及《大明律》并无记载，或如祝允明所言此类酷刑“迨作《祖训》，即严其禁”，故此后出之《大诰》诸编（有十八年［1385］及十九年［1386］御制序）及《大明律》遂不见有关刑罚。不过，据永乐史官刘辰（1335—1412）《国初事迹》的评论，朱元璋国初虽编律颁行各衙门遵守，但往往不以诰律定刑，例如见贪赃官吏特多，朝杀而暮犯，便下令“今后犯赃者，不分轻重皆诛之”。刘辰：《国初事迹》，收入张海鹏编辑：《借月山房汇钞》（嘉庆十七年［1812］刊本），页20上。刘辰曾参与永乐元年（1403）之二修《明太祖实录》，传见《明史》卷一五〇，页4166。关于朱元璋此种法外用刑的事例，参看杨一凡：《明初重典考》，页67—81；又见同作者：《洪武法律典籍考证》（北京：法律出版社，1992 ），页163—167。事实上“剥皮实草”酷刑并未绝迹，《纪事录》所举洪武二十九年事例便可为证。到洪武三十年，太祖临终前颁布的《大明律》，对贪官始有明确之处罚。
三
至于《札记》同条言：“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王文续引有关史料，考证系小说野闻无稽之谈。首先抽查明代地方志，如《〔嘉靖〕江阴县志》及《〔弘治〕句容县志·公署类》，见《〔嘉靖〕江阴县志》卷一《建置记第一·公署》；《〔弘治〕句容县志》卷二《公署类》。二书复印件分别收入《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1963），第13、11册。对县衙公署描述记述甚详细，却无“皮场庙”的记载，因此认为作为剥赃吏之皮的“皮场庙”根本不存在。王氏随指出历史上确有一“皮场庙”，但并非剥赃吏之皮的场所，更与朱元璋无关。此见嘉靖田汝成（1500—1563后）《西湖游览志·惠应庙》条：
惠应庙，俗呼 “皮场庙”。相传有神张森，相州汤阴人。县故有皮场镇，萃河北皮鞹蒸溃。产蝎，螫人辄死。神时为场库吏，素谨事神农氏，祷神杀蝎，镇民德之，遂立祠，凡疹疾疮疡，有祷辄应。汉建武间，守臣以闻，遂崇奉之，傍邑皆立庙。宋时，建庙于汴京显仁坊。建炎南渡，有商立者，携神像至杭州，舍于吴山看江亭，因以为庙，额曰“惠应”。咸淳、德佑，累封王爵，两庑绘二十四仙医，相传佐神农氏采药者也。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中华，1958）卷十二，页154—155。
这处俗称“皮场庙”的庙宇，是西汉时河南相州汤阴县的民众，为崇祀一位当地皮场镇的场库吏而建立。库吏名张森，以谨事神农氏，祷神杀灭从屠宰牲畜、剥皮而孳生有剧毒害人的蝎子而闻名。死后被尊为神，土人建祠祭祀，一直流传。北宋时东京（汴京）已建皮场庙，而南宋初有人携张氏神像至行都临安（杭州），因此又建庙于其地，称为“惠应”。
案田汝成报道的宋汴京“皮场庙”，南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十二月奉命出使金国庆贺正旦的行人楼钥（1137—1223），在其纪行《北行日录》提到进入故都东京（金改称南京）城时曾望见。记云：
〔十二月〕九日庚寅。晴。……入东京城，改曰南京。……街北望见……上清储详宫，颓毁已甚，金榜犹在。“皮场庙”甚饰，虽在深外，有望柱在路侧。各挂一牌，左曰“皮场仪门”，右曰“灵应之观”。楼钥：《北行日录》卷上，页15下—16上；收入氏著《攻媿集》，《丛刊》本，卷一一一（上），一一二（下）。楼钥传见脱脱监修：《宋史》（中华，1977）卷三九五，页12045—12048。
其后王栐（？—1227后）的《燕翼诒谋录》描述尤详：
京师试礼部者，皆祷于二相庙。二相者，子游、子夏也。……今行都试礼部者，皆祷于“皮场庙”。皮场，即皮剥所也。建中靖国元年（1101）六月，传闻皮场土地主疡疾之不治者，诏封灵贶侯。今庙在万寿观之晨华馆，馆与贡院为邻，不知士人之祷始于何时？馆何因而置庙也？王栐：《燕翼诒谋录》（中华，1981），卷四，页36。
王栐对此庙的来历不甚了了，而田汝成为浙江钱塘人，以博洽见称，因此对前事有重要补充。其子田艺衡（1524—1574？）《留青日札》“皮场庙”条全录《燕翼诒谋录》，但末端增加“今杭州‘皮场庙’在吴山上，应试士子尚多祷之”一句。田艺衡：《留青日札》（隆庆六年［1572］刻本），收入《四库存目丛书·子部》（1995），卷二七，页3上—3下。这几条资料指出，基于传闻称“皮场土地，主疡疾之不治者”，徽宗（1101—1125在位）诏封张森为灵贶侯，而由于“皮场庙”与贡院为邻，应试士子祈求顺达者多往参拜，犹如民众奉祀求神以保佑平安。影响所及，迁移杭州的“皮场庙”亦受到士子的祷祀，导致香火旺盛。王文对宋代的皮场庙虽然交代清楚，不过认为此与朱元璋的酷刑风马牛不相及，因为明代志乘并无为剥人皮而设“皮场庙”的记载。
然则《稗史汇编》关于朱元璋“皮场庙” 的记载从何而来？笔者检索史料，发现有关记载最早见嘉靖时人吴朴撰的开国私史《龙飞纪略》。是书刻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卷七记载洪武二十一年颁《大诰》于武臣条云：帝严于吏治。凡有贪酷县令，许里老解赴京师，剥皮问罪。……或庶民受害，许赴御前陈诉。官赃至十六（按：应作“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以为将来之戒。于府州县卫所，公座之左特立一庙，以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其府州县卫所公座之后及左右两旁，各一剥皮实草之袋，欲使有司卫所官员接于目而警于心。见吴朴：《龙飞纪略》，收入《四库存目丛书·史部》（1996）卷七，页26下—27上。
吴朴“皮场庙”之说未详根据，不过此条记载后来重见《稗史汇编》，继又为万历屠叔方所编之《建文朝野汇编》，记叙死于燕王朱棣（成祖永乐帝［1403—1424 在位］）“靖难”篡位之建文帝（1399—1402在位）忠臣景清（？—1402）与胡闰（？—1402）的传记采录。屠叔方是书系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为配合朝廷议修本朝国史，及廷臣请恢复被永乐帝革除之建文年号而作，二十六年（1598）成书刊行，为整理建文朝野事迹的首部综合性杂史，搜罗记载甚丰富，有高度史学价值。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原刻本甚稀，今见《四库存目丛书·史部》影印本 （1996）。屠叔方为万历五年（1577）进士，《明史》无传；事迹见Hoklam Chan撰传，载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 ed. L. Carrington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 （简称DMB）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vol. 2, pp. 13271328。关于神宗时朝廷议修国史及恢复建文年号，见《明神宗实录》卷二七一，页5033、5039；卷二八九，页5354—5358。详见吴缉华：《明代建文帝在传统皇位上的问题》《大陆杂志》(台北)第19卷第1期（1959年7月16日），页14—17。议修国史又见李小林：《万历官修本朝正史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第1章。《朝野汇编》所载景清与胡闰的汇传，都记其被处死后遭 “剥皮实草”之刑。卷十《景清》汇传之一云：
景清本性耿，陕西真宁人。清倜傥尚大节，洪武二十七年进士第二人，授翰林编撰，三十年春召见，嘉其材……命署都察院。……建文初，署北平参议，成祖尝宴之，寻召还。成祖即位，觇知建文君出亡也，志图恢复，乃自诣上，上厚遇之。清常藏剑于衽中，一日，灵台奏星变，上因疑清。及朝，清衣绯，遂收之，得所带剑。诘责不屈，乃磔之，实其皮以草，械长安门。是夕精爽叠见，上梦清仗剑逼。晨过清系所，忽索自断，尸前二三步若犯驾状，乃藏之库中。夷九族，掘焚其先墓，又时入殿廷为厉，又命籍其乡。（出《表忠录》）《建文朝野汇编》卷十，页32下—33下。
此传采自佚名《表忠录》，年代不详，所言清被磔后，“实其皮以草，械长安门”，谅根据当日闻见转述，但因朝廷自永乐以来一直禁压有关建文朝史事，所以未有流传。同卷另一《御史大夫景清》小传又有类似记载：
及建文阖宫自焚，清觇知其出亡也，犹思兴复。乃诣上自归，奋立嫚骂。上大怒，命抉其齿，且抉且骂。顷之，含血近前，直沁喷御衣。上愈怒，剥其皮，草楦之，械系长安门，示百官而碎磔其骨肉。是夕上梦清仗剑绕殿追逼。明晨，驾过其尸，忽断索，行三步为犯驾状，乃命藏于库中。诏赤清族，尽掘其先墓焚夷焉。抄提九族，外亲尤惨，真宁一邑几遍，延蔓于邻郡县云。（出《忠义流芳》）《建文朝野汇编》卷十，页34下—35上。景清《明史》本传见卷一四一，页4026—4027，但言“磔死，族之”。F.W. Mote 撰传亦记其死后被剥皮实草，载 DMB, vol. 1, pp. 247249。
此传采自佚名《忠义流芳》，与《表忠录》所记略同，为同一类私撰传记资料，然文字较为清晰并有补充，可见其事广为流传。
《朝野汇编》卷十一《大理寺少卿胡闰》汇传之一，又载闰缢死后被“石灰水浸脱皮，以干草实之成人形，悬武功坊”：
胡闰字松友，西隅人，才志不凡。……洪武四年，郡举秀才……授都督府都事，迁经历。洪武三十五年闰五月，建文君即位……首擢先生右补阙。建文三年辛巳正月，东昌捷至，先生晋大理右少卿。四年壬午六月十三日，谷王（朱）橞、李景隆献金川门，兵入城。即遣内戚召方孝儒……召先生先入。上谕令更服，先生曰：“死则死，服不可更。”上曰：“九族都该死。”面传命抄提以恐之，竟不屈。上怒，命力士以金瓜落其齿，碎之，齿尽声不绝。上大怒，命缢死，以石灰水浸脱皮，以干草实之成人形，悬武功坊。即日差官校驰赴籍家抄提。（出《精忠就义类编》）《建文朝野汇编》卷十一，页1上、2下—3上。胡闰《明史》本传见卷一四一，页4027，但言“不屈，与子传道据俱死”。
《精忠就义类编》为佚名之作，其对胡闰缢死剥皮的描述，较前述景青之死更加深刻，谅从目睹者辗转传录，可信程度极高，足见此类酷刑继续执行。后出有关建文殉难忠臣的述传对二者的记载都取材于《朝野汇编》。例如钱士升（1575—1652）：《皇明表忠记》(崇祯十七年〔1644〕序刊)卷二，页32下—34上《景清》；页39下—41上《胡闰》；蓝鼎元（1675—1733）：《鹿洲初集》,《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1987）卷十五《壬午忠节略》，页15上—19下（景清、胡闰遭遇见页16上，16下）。二书皆有“剥皮实草”的记载。
胡闰本传随载录一则关于 “剥皮实草” 酷刑的起源。语云：
国初，官赃至十六（按：应作“六十”）两以上“剥皮实草”。府州县卫所之左特立一庙，祀土地，为剥皮场，名曰“剥皮庙”。于公座傍置一剥皮贯草之袋。噫，初以处墨吏，今以处忠臣，刘伯温所谓杀运未除耶。《建文朝野汇编》卷十一，页3下。
所记与《龙飞纪略》及《稗史汇编》关于“皮场庙”的描述文字相若，只是将“皮场庙”书作“剥皮庙”。末句“噫……刘伯温所谓杀运未除耶”为作者评论，引太祖佐命功臣刘基（1311—1375）的感叹为国初杀戮过重之证。案此句系撮录黄伯生：《诚意伯刘公行状》，载刘基：《诚意伯文集》，《丛刊》本，卷首，页7下。原文云：“或言有杀运三十年。公概曰：‘使我任其责者，扫除弊俗，一二年后，宽政可复也。’”不过，据杨讷研究，此语系永乐时人编造，因为刘基卒于洪武八年，不可能回应国初“杀运三十年”的议论。详杨著： 《刘基事迹七考——兼析“诚意伯刘公行状”的撰写时间与作者》，刊于萧启庆主编：《蒙元的历史与文化》（台湾学生，2001）上册，页64—65。刘基传载《明史》卷一二八，页3777—3782；详传见郝兆矩、刘文烽：《刘伯温全传》（大连：大连出版社，1994）。其他传记传说资料参本书第五篇《刘伯温与“八月十五杀鞑子”故事考溯》。《朝野汇编》虽未注明资料来源，未知是否采自《龙飞纪略》，但由于其书较《稗史汇编》早出十二年，显然为《稗史》“剥皮”条的一处较早史源（当然，亦不排除二者此条俱出于《草木子》，不过如前所考迄今尚无证据）。此则记载，亦未见前揭嘉靖李默《孤树裒谈》十卷所摘引现行《草木子》刊本所无的《草木子余录》的明初琐闻十余条。《龙飞纪略》及《朝野汇编》所记“剥皮庙”的真实性无旁证，不过既有“剥皮实草”之刑则必有剥皮的场地，故此“剥皮庙” 的存在，亦不应以明代志乘缺载而抹杀，因为可能在修志时经已废除这一酷刑。
无论如何，这则关于“皮场庙”的记载获得史家认可，如何乔远（1558—1632）编纂《名山藏》（崇祯十三年［1640］刊），便将资料摘录于《刑法记》卷首作为明太祖重刑惩贪的佐证：
高皇帝……即位之初，首颁《大明令》。……洪武六年，命刑部尚书刘惟谦复位……而亲裁之。明年，律成，篇目准于唐律，条合六百有六，可谓详矣。而贪墨之吏，奸顽之民，尚未格心。帝乃大召天下耆德高年之人，礼于有司，使得执贪吏，禽奸民面奏，奏实者加非常之诛。于是有挑筯、刴指、刖足、断手、刑膑、钩肠、去势，以止大憝。府州卫所，右廨左庙，名曰皮场。吏受赇至六十金者，引入场中，枭首剥皮，更代之官设皮坐之。何乔远：《名山藏》（又名《十三朝遗史》）（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崇祯刻本，1971）《刑法记》，页1下—2下。
何乔远言府州卫所，右廨左庙设皮场，吏受赃至六十金以上者，枭首示众，更代之官设皮坐，虽未提及“剥皮实草”，其事实一致；而谈迁（1594—1657）《国榷》（顺治十年［1653］完稿），于洪武十八年十月己丑记“上作《大诰》颁示天下”，又征引此条为证，可见至明末史家皆接受太祖以“剥皮”严刑惩罚贪吏奸民的事实。谈迁：《国榷》（北京：古籍出版社，1958）卷八，页657—658。四
总结以上，无论史源为《草木子》或《稗史汇编》及其他，赵翼此则明初《重惩贪吏》札记论朱元璋“剥皮实草”（“囊草”或“贮草”）之酷刑确有其事，不但施于贪赃官吏，而且用以惩罚罪行更严重之犯者，如受贿坏法，侮慢欺骗王室，以及伤风败德通奸等等。至于是否“赃至六十两以上者”即“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及府州县卫有无特立剥皮之场，载籍虽无记录，但自万历屠叔方将此惩贪事例及地方官公署设有 “剥皮庙”笔诸于篇，史家何乔远及谈迁皆予征引，显然以其事为史实。不过，此类惩罚过于残酷，时移世易，容易流为齐东之语。赵翼作此条札记时或恐读者有所怀疑，因此附一小字夹注，指出《明史·海瑞传》载海瑞上疏神宗，请复行洪武中所定枉法赃八十贯以规切时政，曾举太祖之“剥皮囊草”为重辟惩贪先例，作为史家之忠实交代。可惜王教授大意，忽略此重要附注，耗费不少笔墨而解决不了问题，推论立言本于考核史料，笔者提出之新结论亦以此为基础。
管见所及，朱元璋“剥皮实草” 之刑在永乐以后并未绝迹，如柴蕚《梵天庐丛录》及王永宽《中国古代酷刑》所述，历朝皆有若干事例，由于篇幅关系，不遑详细论列。参柴蕚：《梵天庐丛录》卷一七，页2下—3上；王永宽：《中国古代酷刑》，页40—46。谨摘录明末四川官民，在张献忠（？—1646）于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1644］)八月，占据成都称王后，惨死于 “剥皮” 酷刑的几则见闻。康熙沈荀蔚《蜀难叙略》记：
逆……至是据蜀王宫殿，僭伪位，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旋又以不葺治衙署，杀其伪兵部龚完敬，凡内外各伪文武官，偶有小过辄斩之。重则剥皮，实以槁而衣冠之，或剐则刀，数以千百计。沈荀蔚：《蜀难叙略》《丛书集成》本（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页4—7。据自叙，作者于崇祯十五年（1642）随父沈云祚（1602—1644）入蜀为华阳令，时方五岁，其父于张献忠破城时殉难。此叙略完稿于康熙四年（1665）。
稍后彭遵泗《蜀碧》又记：
（一） 甲申（顺治元年）。贼陷叙州。……时诸生熊兆柱倡义讨贼……被获。……贼剥皮鞔鼓，悬之城门，令出入者击之。
（二） 乙酉（顺治二年［1645］）。贼大杀伪从官。……又创为生剥人法，若皮未去而先绝者，刑者抵死。伪兵书龚完敬，以道不治，用前法刲剔，实以衣冠以徇于市。（按《明史·张献忠传》载“又创生剥皮法，皮未去而先绝者，刑者抵死”，出此）
（三） 丙戌（顺治三年［1646］）。贼嗜杀出天性……又禁不得私藏金银，有至一两者家坐诛，十两者生剥其皮。
（四） 抽善走之筋……斮妇人之足，碎人肝以饲焉，张人皮以悬市。又剥皮者，从头至尻，一缕裂之，张于前，如鸟展翅，率踰日始绝。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彭遵泗：《蜀碧》，《集成》本（长沙商务，1939）卷二，页30；卷三，页35、42、43。作者为乾隆二年（1737）进士。据自叙，此书作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有关张献忠嗜杀事参见《明史》卷三〇九本传，页7976—7977。以上所述“剥皮”之刑式样多端，有“实以槁而衣冠之”，与 “剥皮实草”类似；有“剥皮鞔鼓，悬之城门，令出入者击之”，亦有 “生剥其皮”，“张人皮以悬市”。至于“剥皮”之法，明初有关数据皆无记载，因此难以知悉“剥皮场”或“皮场庙”如何运作，今有《蜀碧》第（四）条资料披露张献忠“生剥皮”之法，使人对此类 “剥皮” 酷刑有更多了解，朱元璋“剥皮实草” 的方法应作如是观。本篇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第11期（总第42期），2004。作者按，此处有补充资料及修正。补记：本文于2001年夏撰成，最初拟向北京《历史研究》发稿，但数月音讯全杳，因请其注销，亦无回复，由是改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发表，然是年底阅览《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8月15日出版)，赫然见一署名罗久信者撰文：《也谈“剥皮实草”的真实性》(页157—166)。此文亦对同刊1997年第2期所载王世华之《朱元璋惩贪 “剥皮实草”质疑》一文提出商榷。题目内容雷同，何其巧合！编辑部介绍该作者罗某云：“1969年生，约聘研究员，台北。”何处约聘，语焉不详，身份不明，无从请益问难。深以为憾，因乘结集之便在此补充说明。
罗氏对王文否定赵翼《廿二史札记》记载明太祖以“剥皮实草”重刑严惩赃官，认为系误信野史，并不真实一事提出五点商榷。其一指出今本叶子奇《草木子》虽然无载“剥皮实草”，但并不能据此否定其事，因为现存《草木子》为不足本，此则可能见于《草木子余录》，可惜明人征引其书者（如王圻《稗史汇编》转录）失载此条。其二认为《大诰》及《大明律》虽未载“剥皮实草”，但并不足证明并无其事，因为此种刑罚发生于国初，而前者取材于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间之事例，后者则于洪武三十年始颁布，故此未见记载亦不足为奇。其三回应王文质疑为何赵翼引文言“计赃”以“两”，而不用“钞贯”为单位作解释，指出在洪武八年行宝钞之前，实施的刑政律令皆用两而不用宝钞来计赃，不能单以此一孤例去怀疑其事的真实性。其四不同意王文说因为明代地方志均无“皮场庙”的著录，认为作为剥赃吏皮的“皮场庙”为无稽之谈，指出此举无异“刻舟求剑”，因其庙原为一土地神祠，以在该处剥皮而有“皮场庙”之称，但在废除此酷刑后其俗名已消失，故不能从地方志并无著录而断言其庙并不存在。其五认为王文从明田汝成父子的著作找出“皮场庙”为“惠应庙”的俗称，其庙原为祭祀西汉时地方皮场镇的场库吏张森，因而断言“皮场庙”与朱元璋的惩贪措施风马牛不及，是犯了由观念而不是由考证去研究问题的错误。
罗氏对王文的驳斥立论都言之成理，而论文下半部引用《明神宗实录》载海瑞及其同寅所上奏疏，建言重典惩贪征引太祖“剥皮实草”之制，而万历皇帝不以为忤，亦间接证实此类酷刑的存在，对史事考证甚有裨益。不过罗氏引证的都是后出记载，并未采用太祖朝的原手资料。笔者重研此问题征引《太祖皇帝钦录》及当代人俞本《纪事录》记述有关“剥皮实草”之具体事件，足为其事的真确性提供坚信的证据。此外，罗氏又未能找出《稗史汇编》所记“剥皮实草”及“皮场庙”的史源。拙文虽然亦未考出《草木子余录》记载的来自，但在嘉靖吴朴的《龙飞纪略》及万历屠叔方所编的《建文朝野汇编》，却发现较《稗史汇编》略早的同样记载。二者虽未注明出处，但足证明其故事的早出。
罗文所引资料有两则笔者失检。其一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八《法外用刑》条：“太祖开国时，亦有赃官‘剥皮囊草’之令。遭此刑者，即于所治之地，留贮其皮，以示继至之官。闻今郡县库中尚有之，而内官娶妇者亦用此刑。末年悉除此等严法，且训戒后圣，其词危切，况臣下乎?”(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页457) 此条不但报道明太祖有赃官“剥皮囊草”之令，而且指出遭此刑者，即在就地留贮其皮，闻万历时郡县库中尚有留存，而内官娶妇者亦用此刑。此处言宦官枉法亦遭此刑，可为笔者前揭俞本《纪事录》载太祖疑宦者与宫女私通，而处以“剥皮实草”酷刑印证。按《野获编》卷六《对食》条又载：“太祖驭内官极严，凡椓人娶妻者，有剥皮之刑。”（页159）但罗文失录。沈德符记事严谨核实，故其言可信性甚高，亦说明至万历时朝野仍流传其事。
另一为海瑞：《赠喻邃川奖劝序》，有言：“洪武三十一年定八十贯赃绞罪之律，我太祖爱民之深，与初年皮场设庙无异，同一处死，以其峻厉之刑改从和缓象，盖亦使人士睹典刑而有惮心，严之于先，全之于后，刑期无刑也。”(《海瑞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下册，页400)按喻邃川名效龙，时为琼州澄迈县知县，以勤政爱民获奖。海瑞此处引洪武末定八十贯赃绞罪之律，谓太祖爱民之深，与初年皮场设庙无异，意在使人睹典刑而有惮心。所言“皮场设庙”，当指太祖于剥皮之地建庙，借以和缓其峻厉之刑，其说虽无具体证据，但可为“皮场庙”一词之合理解释。此条甚有价值，不过罗氏将其释为“此庙作为皮场之所”，与海瑞原意有出入，且又将其置于注脚，使此重要史料黯然不彰。
综合上述，明太祖朱元璋以 “剥皮实草” 酷刑惩贪的真确性无可怀疑，而成祖永乐皇帝亦用以处决建文忠义遗臣，其酷烈又重现于明季张献忠流寇之嗜杀，数百载之后读之犹触目惊心，何其残暴无人性耶！
又：笔者随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44期（2004年）发刊《两宋京师“皮场庙”考溯》一文（页21—31），将北宋东京的“皮场庙”的来源及其于南宋迁移至临安，为高宗赐名“惠应庙”的历史交代清楚。由是可以进一步澄清稗史谓明太祖于“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所场，名曰‘皮场庙’，于公座旁各置剥皮实草之袋”实与宋代两京的“皮场庙”并无丝毫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