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藩封诸子及藩王之制

太祖朱元璋是一位多妻妾多子女的皇帝。根据记载，他的皇后及众妃嫔一共生育男女四十二人，计皇子二十六，公主十六，早殇的各二。作为父亲及开国之君的明太祖，如何汲取前朝历史及当世经验，教导诸子并创制立法，建立封藩制度以为王室屏障，将朱明基业传之久远，无疑是研究明朝开国史的一个重要课题。明太祖诸子失德渎职，闯下祸端，对宗藩制度及太祖施政产生重大的冲击，其研究也一样重要。

除却正室高皇后马氏（1332—1382），朱元璋拥有很多妃嫔，来源有汉王陈友谅（1320或1321—1363）的妃子，有从元宫接收过来的，而更多是从民间征选，其中包括蒙古及高丽人。详张廷玉等纂修：《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一一三《后妃传》，页3505—3509；又据王世贞：《弇山堂別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影印万历十八年［1590］刊本，1965）卷二〇《史乘考误一》，页5上—5下。参吴晗：《朱元璋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修订本），页279；吕景琳：《洪武皇帝大传》（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页259—278。并见下注。她们生育的皇子和公主的名单首载解缙（1369—1415）编纂的《天潢玉牒》（1402？），解缙是太宗（世宗嘉靖十七年［1538］九月改称成祖）永乐帝朱棣（1402—1424在位）时，奉诏重修《明太祖实录》（1402—1403）的翰林学士。《玉牒》提到的皇子及未记载的公主，皆收入太宗于永乐十一年(1413)九月撰写的《大明孝陵神武圣德碑》，其个别生卒年都载录于三修《太祖实录》（1411—1418）。解缙《天潢玉牒》本条，见沈节甫编辑：《纪录汇编》（上海：商务印书馆影万历四十五年［1617］刊本，1938）卷十二，页11下—12上。又见袁褧编辑：《金声玉振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台南县柳营乡：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影嘉靖钞本，1996）所收版本，页11上—12 下。《大明孝陵神武圣德碑》之标点本载南京博物院编：《明孝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附录一》，页1—3。诸王世系简见郑晓：《皇明同姓诸王表》卷上，载《吾学编》,《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十二，页1上—3下；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三二《同姓诸王表》，页4下—25上；章潢：《图书编》,《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1987）卷八〇，《皇明同姓初封王表》，页13上—16下。详《明史》卷一〇〇至一〇二《诸王世表》一、二、三。兹据清修《明史》卷一一六《诸王传一》综合上述记录，将二十六名皇子及其封国，与其可考的生母胪列如下（*代表谥号）：

马皇后：（长子懿文*）太子标（1355—1392）、（二子）秦（愍*）王樉

（1356—1395，封于西安）﹑（三子）晋（恭*）王（1358—1398，封于太原）、（四子）太宗〔成祖〕（燕王棣，1360—1424，封于北平）、（五子）周（定*）王NFECC（1361—1425，始封吴王，后改周，

封于开封）

胡充妃：（六子）楚（昭*）王桢（1364—1424，封于武昌）

达定妃：（七子）齐王榑（1364—1428，封于青州，建文废为庶人）、（八

子）潭王梓（1369—1390，封于长沙）

郭宁妃：（十子）鲁（荒*）王檀（1370—1390，封于兖州）

郭惠妃：（十一子）蜀（献*）王椿（1371—1423，封于成都）、（十三子）代

（简*）王桂（1374—1446，始封于豫，后改于代〔大同〕）、（十九

子）谷王 橞 （1379—1417，封于宣府〔宣化〕，永乐朝废为庶人）

胡顺妃：（十二子）湘（献*）王栢（1371—1399，封于荆州）

韩 妃：（十五子）辽（简*）王植（1377—1424，始封于卫，后改于辽〔广

宁〕）

余 妃： （十六子）庆（靖*）王椸（1378—1438，始封于庆阳〔宁夏〕，后改

于韦州）

杨 妃： （十七子）宁（献*）王权（1378—1488，封于大宁）

周 妃： （十八子）岷（庄*）王楩（1379—1450，封于岷州，后改云南，建文

朝废为庶人）﹑（二十子）韩（宪*）王松（生年未详，卒于

1407，封于开原）

赵贵妃：（二十一子）渖王模（生年未详，卒于1431，封于潞州）

李贤妃：（二十三子）唐（定*）王桱（1386—1415，封于南阳）

刘惠妃：（二十四子）郢（靖*）王栋（？—1414，封于安陆）

葛丽妃：（二十五子）伊（厉*）王NFECD（1388—1444，封于洛阳）

按，（十四子）肃王楧（生年未详，卒于1419，始封于汉，后改于肃〔甘州〕），母郜无名号；（九子）赵王杞（1369—1371）、（二十二子）安 （惠*）王楹（生年未详，卒于1417，封于平凉）、（二十六子）皇子楠，皆未详所生母。赵王杞洪武二年(1369)生，次年（1370）受封，四年(1371) 殇。皇子楠洪武二十六年（1393）生，逾月殇。诸王传记见郑晓：《皇明同姓诸王传》卷一(《吾学编》卷十四)，页8下—23下；卷二（《吾学编》卷十五），页1上—23下；朱谋玮：《藩献记》（万历二十三年［1595］自序）卷一、卷二。又见《明史》卷一一六、一一七、一一八《诸王传》一、二、三，页3558—3614。太子朱标在其子朱允炆登位为建文帝后被追尊为孝康皇帝，庙号兴宗，燕王即帝位，复称懿文皇太子。传见《吾学编》卷十四，页8下—13下；《明史》卷一一六，页3547—3551。参 F. W. Mote撰传, 载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简称DMB), ed. L. Carrington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vol. I, pp. 346348. 燕王朱棣后起兵“靖难”，在建文帝焚死后嗣统为永乐帝，庙号太宗，嘉靖十七年（1538）九月后改称成祖。传见《明史》卷五—七《成祖本纪》；参 F. W.Mote/L. C. Goodrich 撰传, DMB, vol. 1, pp. 355365。又见页61注②。

　　上述各皇子的生母，史家争议最大的是四子燕王朱棣﹑即后来的成祖生母究竟为谁。这一问题，与燕王起兵“靖难”，借言建文帝朱允炆（1377—1402？，1398—1402在位）在南京宫中焚死，登基为永乐帝后谋继统正名有密切关系。燕王起兵“靖难”始末及建文帝的下落，略见《明史》卷四《恭闵帝纪》；卷五《成祖纪一》；详见永乐官书《奉天靖难记》及张辅等监修：《明太宗实录》（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卷一至卷九，《奉天靖难事迹》；又私史如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1598年序刊）；赵士喆：《建文年谱》（1636年成书）等。考证详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明靖难史事考证稿》(四川李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5；上海商务1948年重印)；又参 F. W. Mote撰传，DMB, vol.1, pp. 397—404。关于建文帝的下落，官书言其在燕王兵陷南京时在宫中焚死，私史则言其削发为僧从地道出亡。详孟森：《建文逊国事考》，《明清史论著集刊》(台北：世界书局，1961)，页1—12；又见伦明：《建文逊国考疑》，《辅仁学志》第3卷第2期 (1932年7月)，页1—62。近人有关论著甚多，良莠不齐，限于篇幅不予叙录，但可参考徐作生：《泛槎考述录》（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第6篇《建文帝亡命何方？》，页162—259。早在永乐史臣解缙编撰《天潢玉牒》时，为重修《太祖实录》以配合政治需要，已有高皇后生育“五子”（太子标、秦、晋、燕、周王）说，及“二子”（燕王、周王）说两个不同版本。前者初出，后者继起，但最后永乐官书如《奉天靖难记》及《明太祖实录》皆主五子说。见《奉天靖难记注》卷一，页1、36；姚广孝等监修：《明太祖实录》（简称《实录》（1962）卷一四七，页2315—2316）。《天潢玉牒》高皇后生“五子”说有两种版本，见沈节甫编辑：《纪录汇编》卷十二，页11下；吴弥光编：《胜朝遗事汇编》所收本（光绪九年［1883］ 刊），页11下。《天潢玉牒》“二子”说亦有两种版本，载袁褧编辑：《金声玉振集》所收本，页11上；邓士龙编：《国朝典故》所收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据万历钞本排印），页8。《天潢玉牒》无署撰人，但一般认为系主持重修《太祖实录》的翰林学士解缙所编撰；参王崇武：《明本记校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5），《序》，页7。王氏怀疑解缙为要取悦永乐帝，将“五子”说改为“二子”，不意被认为失当，导致被谪并开局再修《太祖实录》。解缙传见《明史》卷一四七，页4115—4123; Hoklam Chan撰传, DMB, vol. 1, pp. 554558. 此问题详同前作者, “ Xie Jin (13691415) as Imperial Propagandist: His Role in the Revisions of the Ming Taizu shilu,” T’oung Pao XCI. 13 (2005)： 59125。按近人考证，燕王生母应为蒙古弘吉刺部（Qonggirad或Khungirat）妃，通称碽妃，其冒称为马皇后所出，盖因燕王起兵“靖难”即以“我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清除朝廷奸臣为号召，并以此符合《皇明祖训》“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的条文，为建文帝焚死，秦﹑晋二王已薨，依法继承太祖的唯一皇子。近人考证燕王生母多断定为蒙古碽妃，详吴晗：《明成祖生母考》，《清华学报》第10卷第3期 (1935年7月)，页631—646；李晋华：《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本第1分（1936年3月），页55—77。又参J. S. Shaw (卲循正),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urious Theory of the Mongol Blood in the Veins of the Ming Emperors,”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Review 20.4 (January 1937):492498；及周清澍：《明成祖生母弘吉剌氏说所反映的天命观》，《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7年第3期，页1—18。 明太祖制定有关皇位继承条文，见《祖训录》及《皇明祖训》，载张德信﹑毛佩琦主编：《洪武御制全书》（合肥：黄山书社，1995）《法律》，页375、401。又见《实录》卷二九，洪武元年正月乙亥条（页482）。由于朱棣的出身并非如此，而记载又不少与其“靖难”借口抵牾，故此需要窜改记录，掩饰篡夺并为继统正名。这便是永乐帝编纂宣传官书，冒称生母为高皇后，及两次改修《明太祖实录》的主要原因。嗣子孙为要保持继统的合法性，必须巩固其先祖地位，因此宣德五年（1430）修成的《明太宗实录》及后来的明代官史政书，以至清朝官修《明史》皆维持成祖生母为高皇后说。关于永乐编纂宣传“靖难” 官书并窜改《明太祖实录》不符燕王继统理据的记载，详王崇武：《明本记校注》，《奉天靖难记注》及《明靖难史事考证稿》 等书有关章节。详见Hoklam Chan, “Legitimating Usurpation:Historical Revisions under the Ming Yongle Emperor (r. 14031424),” in Philip Y.S. Leung, ed., The Legitimation of New Orders: Case Studies in World History (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75158。

朱元璋对于自己的儿子，有极高的要求及期许。在古代父权当道的宗族社会，子孙的德业及繁衍为个人及家族的荣辱所系，每个父亲都会有此愿望并尽力使之实现。何况膺天命的天子，拥土御民的至尊皇帝，需要诸皇子藩屏国家，安抚生民，巩固基业以延绵帝祚，大权不能旁落他人？往古圣王之制，历史的教训，当时建国的需要，使朱元璋洪武纪元后便实行封建皇室子孙的制度，大封诸子为藩王。根据《明太祖实录》，朱元璋于洪武元年（1368）正月登基后即册封嫡长子朱标为皇太子，册文内言：“于戏，尔生正宫为首嗣，天意所属。……其敬天为谨，且抚军监国，尔之职也”，委以“抚军监国”的重任。《实录》卷二九，洪武元年正月乙亥条（页482）。册立皇太子的诏告见《孝陵诏敕》，收入吴相湘编：《明朝开国文献》（台湾学生，1966）第4册，页1834。朱标传见页60注①。关于皇太子的“监国”地位，详徐卫东：《明代皇位继承中的监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第6辑（合肥：黄山书社，2004），页501—507。

二年四月，诏中书编《祖训录》，“定封建诸王国邑及官属之际”，而三年（1370）正月定王府官制，设左右相傅。第一次封王在三年四月乙丑，自二子樉至十子檀及从孙守谦（靖江王，1364—1392)，共十王。《实录》卷四一，洪武二年四月乙亥（页818）；卷四八，洪武三年正月甲午（页951）；卷五一，洪武三年四月乙丑（页1000—1）。关于《祖训录》，详页64注①。翰林待制王祎（1323—1374）撰《拟封建诸王诏》因此首言：“考诸古昔帝王，既有天下，子居嫡长者必正位储贰。若其众子，则皆分茅胙土，封以王爵，盖明长幼之分，固内外之势者。”文终又言：“于戏！众建藩辅，所以广盘石之安；大封土疆，所以眷亲支之厚。古今通谊，朕何敢私。尚赖中外臣邻，相与维持，弼成政化。”王祎撰《拟封建诸王诏》载《王忠文公集》,《丛书集成》本（上海商务，1936）卷九，页225。此文载《实录》卷五一，洪武三年四月乙丑（页1000—1001）条者有修改，其言曰：“……朕惟帝王之子，居嫡长者必正储位，其诸子当封以王爵，分茅胙土，以藩屏国家。朕今有子十人。……于戏！奉天平乱，实为生民，法古建邦，用增至治，故兹诏示，咸使闻知。”诸子除第二子朱樉外，册封时多年少，至十八九岁成年时然后到封藩，由儒臣及王相、王傅辅佐开府(其中第九子赵王杞以早殇未就国) 。第二次封王在洪武十一年（1378）正月甲戌，自十一子椿到十五子植，共五王。第三次封王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三月辛未，自十六子椸至二十五子NFECD，共十王。但这次只有椸、权、橞、楩四子之藩，而自二十子松以下六王都未来得及就国，朱元璋已经去世。《实录》卷一一七，洪武十一年正月甲戌（页1907）；卷二〇八，洪武二十四年四月辛未（页3100）。

三次封王共封二十四位，就国者十八位，其藩地遍布全国，负责 “藩屏家邦，盘固社稷”。其始以北方自西安至北平为第一线藩国，作为边境攻防驻守重点；其后在西起甘州、大同，东至大宁、广宁等地建立第二线，一则监督节制北方统帅，二则千里呼应联络，为国家干城。其在成都及昆明建藩亦有同样的意义。又其次为增强对内地的控制，因此在山东、河南、湖广，及山西、北平等地皆设藩国。惟江浙、江西等地都是皇室直接管辖的畿内地区，故此不予封王。各藩王皆拥有封都但无国土，有军事权但无行政权，但享受丰厚岁禄并在司法及人事上拥有特权。《明史·诸王传序》略言：“明制，皇子封亲王，授金册金宝，岁禄万石，府置官属。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隶籍兵部。冕服车旗邸第，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伏而拜谒，无敢钧礼。”可见王国有如一小朝廷，亲王有超越的地位及优渥的待遇。《明史》卷一一六，页3557。有关明代封建诸王的研究，参看吴缉华：《论明代封藩与军事职权的转移》、《明代皇室中的洽和与对立》，载同作者，《明代制度史论丛》（台湾学生，1971）上册，页31—55；下册，页265—303；又见张德信：《明代诸王分封制度述论》，《历史研究》1985年第5期，页76—91。

有关封建诸王制度，包括王国本身及与朝廷往来的礼仪，亲王的职务，行动与岁禄，继承法则，王府的组织，文武官员的任命，兵卫的编制及成员，法律上藩王的特权及对诸王的管制，以及对罪责的惩罚等等，都详载于洪武十四年（1381）颁行的《祖训录》、洪武二十八年（1395）改编的《皇明祖训》与三修《明太祖实录》收录的诏诰。《祖训录》有洪武六年（1373）初定本，十四年（1381）更定本，及二十八年（1395）所定之《皇明祖训》，今日仅存后二种。详黄彰健：《论“祖训录”颁行年代并论明初封建诸王制度》，载同作者，《明清史研究丛稿》（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页31—56。现代排印本见《洪武御制全书》，页362—386，387—410。英文翻译见Edward L. Farmer, Zhu Yuanzhang and Early Ming Legislation: The Reordering of Chinese Society following the Era of Mongol Rule (Leiden: E. J. Brill, 1995), Appendix 1,“The August Ming Ancestral Instruction,” pp. 114149。《祖训录》与《皇明祖训》的比较研究见页93注②。以下将《祖训录》之《礼仪》、《法律》、《职制》、《兵卫》、《营缮》、《供用》诸项有关封建诸王的规定条款加以摘录，再予说明：

《礼仪》：凡王国宫城外，左立宗庙、右立社稷。社稷之西立风、云、雷、雨、山川坛，坛西立旗纛庙。凡兄为天子，亲王来朝，未至京师，当先遣人奏闻。……王既至，天子亲率其弟诣奉天殿行礼。……凡正旦遣使进贺表笺。……凡遇天子寿日，王于殿前台上设香案，具冕服，率文武官员具朝服，行祝天地礼。……凡朝臣奉使至王府，或因使经过见王，并行四拜礼。虽三公、大将军、亦必四拜，王坐受之。……凡亲王每岁朝觐，不许一时同至，务要一王来朝，还国无虞，信报别王，方许来朝。……凡天子与亲王，虽有长幼之别，在朝廷必讲君臣之礼，盖天子之位，即祖宗之位。……凡诸王来朝，先谒奉先殿，拜见天子，次见东宫，行四拜礼，如王系尊长，东宫答拜。……凡亲王在国，讲亲亲之义。如燕王要见秦、晋二王，秦、晋二王要见燕王之类，许三岁、四五岁来一见；或十年一见。《洪武御制全书》，页369—373。

《法律》：凡亲王及嗣子，或出远方，或守其国，或在京城，朝廷凡有宣召，必须差亲信人，赉持御宝文书前去，方许起程诣阙。凡亲王所自用文武官员并军士，生杀与夺，从王区处，朝廷毋得干涉。凡王所居国域，及境内市井乡村人民，敢有违犯及侮慢王者，从王区处，朝廷及风宪官毋得举问。……凡亲王有过，重者，遣内使监官宣召。如三次不至，再遣流官同监宣召之至京。天子亲谕以所作之非，果有实迹，以各王所差在京者及内使监官，陪留十日。其十日之间，五见天子，然后发放。虽有大罪，亦不加刑。重则降为庶人，轻则当因来朝面谕其非，或遣官谕以祸福，使之自新。……凡亲王及宗室之家有犯罪者，必归宗正司取问。若宗正司官有犯罪者，许宪官奏闻。天子自问，诸衙门不许干预。……凡风宪官以王小过奏闻，离间亲亲者，斩。风闻王有大故，而无实迹可验，辄以上闻者，其罪亦同。……凡朝廷新天子正位，诸王遣使举表称贺，谨守藩边境，三年不朝，许令王府官、掌兵官各一人入朝。……如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平之。既平之后，收兵于营，王朝天子而还。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虽长不得立。《洪武御制全书》，页373—375。

《职制》：亲王嫡长子年及十岁，朝廷授以金册金宝，立为王世子。……亲王次嫡子及庶子，年至十岁，皆封郡王，授以镀金银册银印。……子孙未封者称王子。……凡郡王子孙，授以官职，子授镇国将军，孙辅国将军，曾孙授奉国将军。……立宗正司，以亲王长者主领导事。……凡亲王文武官，除长史及守镇指挥并护卫指挥，初俱系朝廷所遣。……其府县官，皆系朝廷除授，不在王府选用。……凡亲王文武官属，文武及首领官，从王于境内选用；武官千户、百户等，于所部军职内选用。同上书，页380—383。

《兵卫》：凡王府侍卫，每指挥二员，率领将军、猛士守御王宫城正门，每三日一次轮值宿卫。……凡亲王入朝，以王子监国。……凡朝廷调兵，须有御宝文书与王，并有御宝文书与守镇官。……守镇官……又得王令旨，方许发兵。……凡王国有守镇兵，有护卫兵。其守镇兵有常选指挥掌之，听王令旨。……凡守镇兵，不许王擅施私恩，其护卫兵或有赏劳，听从王便。同上书，页383—384。

《营缮》：凡诸王宫室并于已定格式起盖，不许犯分。燕因元之旧有。若王子、王孙繁盛，小院宫室，任从起盖。秦王府西安，晋王府太原，燕王府北平。同上书，页385。

《供用》：凡亲王每岁来朝，经过有司，照王廪给，马匹草料，具数放支。……凡亲王每岁合得粮储，皆在十月终一次尽数支拨。……凡亲王钱粮，就于王所封国内府分，照依所定则例期限放支。……凡亲王府每岁支拨米五万石，在城课税、马匹草料，每月验数照支拨。《洪武御制全书》，页385—386。

据此，诸藩王原先拥有相当权力，不过到后来鉴于秦王及其他藩王跋扈作恶，无视法纪，到编订《皇明祖训》时这些权力便被大大削减，回归朝廷的管制（详后）。

朱元璋以幼年失学为憾，又深受儒家的影响和历史的教训，故此既为天子之尊，奄有四海，对子孙的教育极为重视。在京师南京宫中特建大本堂，储藏古今图籍，征聘名儒教育太子及诸王，轮班讲课，并选择才俊青年伴读，时常设宴赋诗，谈古说今，讨论文字，使能通晓修身治国之道，熟练文章以应付政事文书。师傅中以翰林院学士宋濂（1310—1381）及儒士孔克仁最为知名。前者教导皇太子标先后十馀年，一言一行皆以礼法讽劝，精诚讲解政教及历代兴亡得失；后者侍帷幄最久，深得信任，负责为诸王及功臣子弟讲授经书。宋濂传见《明史》卷一二八，页3784—3788；F. W. Mote撰传, DMB, vol. 2, pp. 12251231。孔克仁传见《明史》卷一二八，页3922—3924。关于明太祖对于皇太子及诸皇子的教育，参朱鸿林：《洪武朝的东宫官制与教育》，载王成勉编：《中华文化的承传与创新：纪念牟复礼教授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页95—142。朱元璋曾谕孔克仁等师傅曰：“朕诸子将有天下国家之责，功臣子弟将有职任之寄。教之之道，当以正心为本，心正则万事皆理矣。苟导之不以正，为众欲所攻，其害不可胜言。卿等宜辅以实学，毋徒劝文士记诵词章而已。”《实录》卷四十一，洪武二年四月己巳（页816—17）；详吕本等辑：《皇明宝训》（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万历三十年壬寅［1602］刊本，1967）卷二《教太子诸王》； 引文见《洪武御制全书》，页450—458。可见教育重点所在。诸王到藩国开府后，又派遣博学有道之士为相傅以扶持之，并常召回京师及中都（凤阳），练兵习武兼专读圣贤之书。又令儒臣从古书摘录周、秦、汉、唐诸藩王之失德衍行，编纂为《永鉴录》、《纪非录》及《宗藩昭鉴录》传诸各王阅读，作为富贵失德的鉴戒，使其成为帝室的辅佐，国家的磐石。焦竑：《国朝经籍志》（伍崇曜编辑：《粤雅堂丛书》第5集，1853）卷一，页1上载“《昭鉴录》五卷（训亲藩）；《永鉴录》一卷（训亲藩）”。《明史》卷九七《艺文志二》，页2389—2390载：“太祖《御制永鉴录》一卷（训亲藩）﹑《知非录》一卷（训周齐潭鲁诸王），《宗藩昭鉴录》五卷（陶凯等编集）。” 《昭鉴录》于洪武六年三月癸卯成书，见《实录》卷八〇该日（页1448—1449）。皇太子成年后温文儒雅，学问德行兼具，俨然一介儒生，遂使实习政事。洪武五年（1372）十二月，诏谕省府台臣，今后百司所奏之事，皆启太子知之；十年（1377）六月，复令群臣自今大小政事皆先启太子处分，然后奏闻；又常令教导劝谕失德犯过的藩王，对之倚重甚殷。不幸太子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四月病逝，太祖哀痛逾常恒，八月庚申谥曰懿文，同年九月庚寅立其嫡次子允炆为皇太孙，后嗣位为建文皇帝。《实录》卷七七，洪武五年十二月辛巳（页1411）; 卷一一三，洪武十年六月丙寅（页1864）; 卷二一七，洪武二十五年丙子（页3194）；卷二二〇，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庚申（页3223）；卷二二一，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庚寅（页3233）；又见《明史》卷一一五《兴宗孝康皇帝传》，页3547—3550；卷四《恭闵帝纪》，页57。

由于家庭教育严格，朱元璋其他的十几名封王就国的儿子中不少都有才干，能处理藩府事务，或代父领军出征守边，或操练军马备战，其中以第三子晋王及四子燕王棣最为佼佼。从洪武二十三年（1390）起，晋王及燕王开始率将北征蒙古犯境部众，虽未能屡次奏效，但充分表现军事将才。因此自二十六年后，开国的元勋宿将凋零，晋王便与二兄秦王樉及燕王棣专门负责对付蒙古的军事任务。他们还常率领数王弟如齐王榑、楚王桢、辽王植及湘王栢等巡逻斥堠，校猎沙漠。其中数人也有文学成就，如第五子周王博学能词赋，著有《元宫词》及《救荒本草》；十七子宁王权撰史论《通鉴博论》、私史《汉唐秘史》、炼丹书《庚辛玉册》、杂剧《太和正音谱》、《荆钗记》等著作数十种，亦喜爱音乐戏曲。第八子潭王梓、十子鲁王檀、十一子蜀王椿、十六子庆王椸都好学礼士。第十二子湘王栢则文武全才，性嗜学，读书每至夜分，开阁招纳文士，校雠图籍；又喜谈兵，膂力过人，善弓矢刀槊，驰马若飞；行军时缥囊载书以随，尤善道家言，自号紫虚子。以上诸王传记，除朱棣（成祖）外，见《吾学编》卷十四， 页15下； 18下—19上； 20下；21上—22下； 22下—23上；23上—23下；卷十五, 页1上—1下；2下；5上—5下；6上—6下；9下—11下；卷十六，页26上—28上；及 《明史》卷一一六，页3562；3565—3566；3570；3573—3574； 3575； 卷一一七，页3579—3580；3581；3586—3587；3588—3589；3591—3593；卷一一八，页3612—3613。 并参吴晗：《朱元璋传》，页279；吕景琳：《洪武皇帝大传》，页485—508。周王及宁王传又见Chaoying Fang撰传,DMB, vol. 1, pp. 350354; D.R.Jonker 撰传, DMB, vol. 1, pp. 305307。

不过，如同前代历朝帝王一样，明太祖亦不乏恶劣不肖子孙。藩王如秦、周、齐、潭、鲁、代及靖江诸王自恃出身皇裔，拥有无上威福及权力，骄奢淫逸，罔视礼法，胡作非为，贪婪滥杀，罪恶盈贯，累劝不悛，以至有被废为民，牢狱亡身者。

这些藩王的罪行，官史皆因忌讳缺载或隐约其词，因此真相不明。但是朱元璋对家丑并不隐瞒，而且直书不讳，收录于幸存的《太祖皇帝钦录》的勅谕和为此事专撰的《纪非录》，便暴露诸王的种种败德罪行，以为其子孙后代的鉴戒。《钦录》为当时晋王府的长史司就原档编集，原钞本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早已影刊流传，《太祖皇帝钦录》原藏北京故宫，1948年后与部分文物图书迁移至台北故宫博物院；原钞本附昌彼得《叙录》，已影刊于（台北）《故宫图书季刊》第1卷第4期（1970年9月），页71—112。参阅陈学霖：《关于“明太祖皇帝钦录”的史料》，《暨南史学》第2辑（2003年12月），页26—30；此文又刊于《明史研究论丛》第6辑，页76—98。张德信最近重编上述资料，题名《“太祖皇帝钦录”及其发现与研究辑录——兼及“御制纪非录”》，刊于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6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页83—110，更方便流通。以下引文据《故宫图书季刊》复印件。《纪非录》关乎宫闱秘密，原来止在诸藩王间传阅，外间罕知，以为已经亡佚，其实，此书有清人传抄本，今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根据朱元璋洪武二十年二月撰序，《纪非录》是时记录的犯罪诸王止于周、齐、潭及鲁王，但今抄本再增秦、代及靖江王。秦及靖江王罪行尤累累彰目，前者共有三十七项，后者也有二十大项，每项又分无数小项。观其犯罪时间，此书可能在洪武二十五年左右写就。已故北京师范大学顾诚教授，首次利用《纪非录》撰文考述朱文正的事迹，见所著《朱文正事迹稽考》，载中国明代研究学会主编：《明人文集与明代研究》（台北：中国明代研究学会，2001），页51—68。笔者承顾教授惠赠复印私藏《纪非录》订正本，因有机会据之详论诸王罪行。见陈学霖：《明太祖“纪非录”书后——秦周齐潭鲁代靖江诸王罪行叙录》，《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45期（2005），页97—138，有关秦王的事迹见页107—114；靖江王的事迹见页125—134。年前钱伯城等编纂《全明文》，囿于闻见或限于体例，未将上述文献收入《朱元璋文》册中。以下考述秦王朱樉的罪行及评论其对太祖朝政治的影响便以此二书为基础。

二 《明太祖钦录》及《纪非录》所载秦王朱樉罪行

　 兹先据《明太祖实录》的纪事钩稽朱樉的事迹。樉为太祖第二子，母亲孝慈皇后马氏，生于元顺帝至正丙申十六年十一月丁亥（1356年12月3日）。《实录》卷四，丙申（至正十六年）十一月丁亥（页50）。按，《实录》此条但言：“皇第二子生，孝慈皇后出也。”并未载樉之名。洪武三年（1370）四月乙丑，朱元璋封之为秦王，时年十四。册文有曰：“今尔固其国者，当敬天地在心，不可踰礼以祀，其宗社山川，依时享之。谨兵卫，恤下民，必尽其道。于戏，勤民奉天，藩辐帝室，允执厥中，则多膺多福。体朕训言，尚其慎之。”翌日，命郑久成为秦府左相，王克让为左傅，文原吉为右傅（原吉后以左长史致仕）。四年九月，册故元右丞相河南王王保保（按，即扩廓帖木儿［？—1375］）女弟为王妃。五年三月，赐秦王苏州﹑吴江县田百顷，江西湖池鱼课岁米九千二百石。八年（1375）九月，命樉与皇太子、晋、楚及靖江王出游中都以讲武事。九年二月，以秦、晋及燕王将之国，使先往凤阳祖宗观肇基之地，俾知王业所由兴，九月始还京师。十一年（1378）三月，樉就藩西安，时年二十二，其护卫军士三千七百四十八人。同年五月御赐玺书曰：“关内之民，自元氏失政以来，不胜其弊。今吾定天下，又有转输之劳，西至于凉州，北至于宁夏，南至于河州，民未休息。予甚悯民焉。今尔之国，若宫室已完，其余不急之役，宜悉缓之，勿重劳民也。”《实录》卷五一，洪武三年四月乙丑（页1001—2）；卷六八，洪武四年九月丙辰（页1272）；卷七三，洪武五年四月己卯（页1341）；卷一〇一，洪武八年十月壬子（页1710）；卷一〇四，洪武九年二月庚子（页1747）；卷一〇八，洪武九年九月戊午（页1803）；卷一一七，洪武十一年三月壬午（页1917）；卷一一八，洪武十一年五月乙亥（页1927）。十二年正月，樉与晋王同获赐黄金百斤。十五年（1382）八月，高皇后崩，与晋、燕诸王奔丧京师，十月还国。十七年七月，高皇后大祥，复来朝，九月遣还。十八年九月，太祖遣使谕秦、晋、周三王：“近者五星太阴皆犯井，主秦晋周有兵。……符至，秦兵勿出关，晋周之兵皆不宜有所调遣，止于本国训练防闲。慎之慎之”，指示观察星象与军防的关系。二十一年（1388）九月丙戌，樉与晋、周、燕等十王朝京师，壬辰各还其国。《实录》卷一二二，洪武十二年正月癸巳（页1973）；卷一四七，洪武十五年八月壬寅（页2324）；卷一四九，洪武十五年十月癸巳（页2350）；卷一六三，洪武十七年七月乙丑（页2532）；卷一六五，洪武十七年九月己酉（页2542）；卷一七五，洪武十八年九月丁亥（页2662）；卷一九三，洪武二十一年九月丙戌、壬辰（页2903、2905）。前引《实录》洪武十八年九月丁亥条详见《明太祖御笔》，参索予明：《明太祖御笔释例》，（台北）《故宫季刊》第2卷第1期（1967年7月），页36—38。

　 二十二年（1389）正月，改大宗正院为宗人院，命樉为宗人令。二十四年八月，奉诏还京师。此处并未透露召还的理由，但《实录》二十三年九月载太祖诏礼部铸秦、晋、燕诸王金宝各一，继言“寻命秦世子且停宝铸”，想必有事故。《明史》本传（后揭）则说召还系“以樉多过失”，又言皇太子朱标视关陕还而为之调解，樉于明年（二十五年）七月始得归藩。不幸皇太子是年四月突然病逝，朱元璋于九月立其嫡次子允炆为皇太孙。二十六年（1393）七月樉与晋、燕、周、齐诸王应召回京师，谅与安抚彼等对册立太孙有意见之事有关。（按，潘柽章［1626—1663］《国史考异》考证云：“朱国祯 (1447—1632？)《皇明大政记》：‘太祖将徙都关中，秦王闻之，有怨言，召入京锢之。……〔徙都〕计定，赦秦王，将改封，仅五阅月，太子薨。’”以为秦王被锢系因对徙都有意见，别具一说。）《实录》卷一九五，洪武二十二年正月丙戌（页2925）；卷二〇四，洪武二十三年九月戊午（页3058）；卷二一一，洪武二十四年八月己卯（页3133）；卷二一七，洪武二十五年四月丙子（页3194）；卷二一九，洪武二十五七月庚辰（页3213）；卷二二一，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庚寅（页3233）；卷二二九，洪武二十六年八月癸未（页3352）。参《明史》卷一一六，页3560；潘柽章：《国史考异》，《续修四库》本，卷三，页15上。惟潘氏随言：“《实录》不载秦王得罪之详，然考王还国后，不给护卫，至二十六年乃复给之，而赐‘愍王’谥册，有‘不良于德，竟陨厥身’之语，岂尚以前过耶？”可见对秦王以徙都事得罪说有保留。二十八年（1395）正月奉诏帅平羌将军宁正征叛番于洮州，是年三月癸丑（4月9日）卒，享年四十。

秦王之正妃为元王保保之妹，秦王纳王保保妹为妃事，见《明史》卷一一五，页3551。按，俞本《纪事录》戊申洪武元年四月下载：“元追封齐王（察罕帖木儿）……以其甥王保保袭为总兵，元改其名为扩廓帖木儿。……上欲其来附，娶其妹为秦王妃。”见张大同编﹕《明兴野记》（天启丙寅〔六年［1626］〕序）卷下，页3上—3下。此记可见太祖之政治目的。关于《纪事录》，见页79注①。次妃为宁河王邓愈（1337—1377）女。前者无子，王死随制以身殉；后者年前自缢身亡（见后）。王有六子，皆先后嗣位。《实录》是月癸丑载其讣闻云：

秦王樉薨。王，上第二子，孝慈皇后所生也。年十五受封，二十三之国。至是薨。年四十。讣闻，诏定丧礼。礼部尚书任亨泰曰：“考之宋制，宜辍朝五日，今遇时享，宜暂辍朝一日。”……定谥曰“愍”。册曰：“古之君国子民者，生则有爵，殁则有谥。爵以辨上下，谥以昭善恶，此古今不易之典，天下之公论也。朕自即位以来，列土分茅，封建诸子。尔以年长者首封于秦，期在永保禄位，藩屏帝室，夫何不良于德，竟陨厥身。呜呼！哀痛者父子之至情，追谥者天下之公义，义之所在，朕何敢私。兹谥尔曰‘愍’。”

闰九月下葬。据俞本《纪事录》，知系葬于城南白鹿塬上。《实录》卷二三七，洪武二十八年三月癸丑（页3461—2）；卷二四二，洪武二十八年闰九月“是月”（页3519）。按，谥册原载《太祖皇帝钦录》，可与《实录》所见者比较文字异同。编纂《实录》时，史官谅已采得太祖谴责秦王的勅谕祭文及《纪非录》，但根据体例，要为皇室保存形象，所以对秦王的行事隐讳，并无透露其犯过失。

　 明廷并无编纂诸王传记，私撰以郑晓（1499—1566）《皇明同姓诸王传》为最早，其卷一《秦王传》略言：“秦王樉洪武三年年十五受封，二十三而之国西安。初聘元河南王王保保女弟，继妃宁河王〔邓愈〕女也。王生而歧嶷，严毅英武，上委以关西兵事，得专行赏罚。岁秋巡边，大将皆听节制，御军整肃，所过秋毫无犯，未尝妄杀一人。二十七年征降西番，赐玺书，赏赉万计。时露宿山野，遘疾，寻卒，在位二十七年，年四十。上命礼部尚书任亨（太）〔泰〕定丧礼，谥‘愍’。愍王六子。”见《吾学编》卷十四，页13下—14上；秦王的世系详同卷，页14上—15下。此秦王传又收录于焦竑（1541—1620）编辑：《国朝献征录》（台湾学生，1965）卷一，页5上—5下。郑晓所纪秦王行事及其子孙世系，皆根据《玉牒》及《实录》记载，故正确无误。其言太祖“委以关西兵事”及“征降西番”云云亦为事实。但前言“王生而歧嶷，严毅英武”，于史无据，疑是谀词。至于言“御军整肃”云云及“时露宿山野，遘疾，寻卒”，今以《太祖皇帝钦录》及《纪非录》勘对，显然出于虚构误闻。万历朱谋玮（？—1624）编纂《藩献记》，其《秦王传》亦取材于郑传及《实录》，并无新鲜资料。朱谋玮：《藩献记》卷一，页1上—1下。此秦王传又收录《国朝献征录》卷一，页8上—8下。清修《明史》卷一百十六《诸王传一》亦根据《实录》，记云：“秦愍王樉，太祖第二子。洪武三年封。十一年就藩西安。其年五月赐玺书曰：‘关内之民，自元氏失政，不胜其弊。今吾定天下，又有转输之劳，民未休息。尔之国，若宫室已完，其不急之务悉已之。’十五年八月，高皇后崩，与晋、燕诸王奔丧京师，十月还国。十七年，皇后大祥，复来朝，寻遣还。二十二年改大宗正院为宗人院，以樉为宗人令。二十四年（1391）。以樉多过失，召还京师，令皇太子寻视关陕。太子还，为之解。明年命归藩。二十八年正月命帅平羌将军宁正征叛番于洮州，番惧而降。帝悦，赉予甚厚。其年三月薨，赐谥……曰‘愍’。樉妃，元河南王王保保女弟。次妃，宁河王邓愈女。樉薨，王妃殉。”《明史》卷一一六，页3560。秦王的世系详《明史》卷一〇〇《诸王世表一》，页2505—2520。由于《实录》隐讳，《明史》编者对秦王所知有限，对其行事无甚负面评论，仅言“多过失”，并无交代详情，但已较明朝的官私史传进步。

其实，秦王的为非恣行，《太祖皇帝钦录》载录朱元璋洪武十一年七月十九日（1378年9月1日）之《勅谕秦王文》，已露端倪。该书曰：

朕尝听儒臣诵古人书传，见周、秦、汉、唐藩王多有不才而失富贵者，有自己蠢而被欺侮者。此二者朕命儒录为书，题曰《昭鉴录》，其富贵得失，尽在其中。若有心将斯以为戒，甚不难于检阅。今有是书而不看，即是古圣贤之道不行，将欲恶之也。若此必美古恶人之志，又将欲行之矣。前者命尔之国关内，朕必欲日日起居出入，皆合吉祥。何至国中，不居寝室，止宿歇门下，是何道理？于此观之，非人所为，禽兽也。且尔所居宫殿城郭，前后役使军民，非一朝一夕而成者。今既完成，军民想望尔到，必有休息之理，何期至无知，不念军民之艰辛。又欲将九龙池中亭子，移往杨家城古殿基上。此一事轻看不觉，若是昔日汉唐子孙有此所为，则奸人易为借口，其王身命不保朝暮。今朕见在，尔不晓人事，蠢如禽兽，朕加尔以责罚，庶可无疑。设若朕身后日久，尔蠢若是，非是为兄者之过，乃尔自取之也。朕观尔不会保身命有二。其罪大者无如欲移亭子，其恐有不测之祸。数辱造膳者；膳、立命也，非操专其事者不得其精，尔将操膳者视以寻常，是不可也。若频加捶楚，不测之祸恐生于此。且初之国，各园中果菜之类，初年用不了，宜给各衙门官共到次年，或者如此为庶可。自今以后，十分谨慎，不可非理放肆。移亭一节，非文王相（按指文原吉，洪武六年九月起任秦府右相，后改为左长史按，文原吉于洪武三年四月任秦王府右傅，六年九月任右相，十三年十月罢相府后改为长史府左长史，二十一年九月致仕，见《实录》卷五一，洪武三年四月丙寅（页1002）；卷八五，洪武六年九月己酉（页1511）；卷一三四，洪武十三年十月壬戌（页2122）；卷一九三，洪武二十一年九月丙申（页2907）。又参页78注②。）苦谏，事不谐矣。尔不听人谏，久必不好。尔到新宫，不居寝室，朕命内使令来教说观尔。尔终不从父命，止居于门下，若此非为权且饶尔，若久不省，自来回话。如今朕乃尔父教之不听，若久后为兄者以苦口毒言教之，尔必为己是兄非，此不能保富贵也。朕言既至，尔自观之省之，为苦谏有功。《太祖皇帝钦录》，页71。

勅中朱元璋指陈秦王三项“自己蠢而被欺侮”的过失，一是“不居寝室，止宿歇门下”。秦王有此怪异生活习惯，在皇族甚至常人眼中已不寻常，何况自律甚严，在《祖训·持守》中明言“以乾清宫为正寝，后妃宫院各有其所”的父皇？因此严加指斥，并指出所居宫殿城郭皆役使军民完成，成而不用，不念军民的艰辛。二是“欲将九龙池中亭子，移往杨家城古殿基上”。何以此事会被视为大罪？按，《祖训·营缮》明言：“凡诸王宫室，并依以定格式起盖，不许犯分。”《洪武御制全书》，页367、385（《祖训录》）；页392、409（《皇明祖训》）。意谓诸王宫室格式出于帝命，以私意改动即蔑视皇法，何况九龙池中亭子正象征皇权。此举易给奸人借口诬以谋反罪名，招致不测之祸。三是“数辱造膳者”，指出秦王恶待造膳之人，极不明智，因为此等人专精于饮食，为王立命，不应视以寻常而频加捶楚，若果有怨而采取报复，则性命堪虞。朱元璋曾为此数事遣内使往劝，虽然移亭一节因文王相苦谏而止，但秦王并未听命而仍居于门下，因勅此书再三劝谕，晓以大义并警告后果，盼其能自观自省免受惩罚。

然而秦王并非唯一犯过的藩王。根据《钦录》记载，太祖于同年赐周﹑楚﹑齐王的勅谕，便提到齐王的失德，称其犯了“轻薄惨酷之事”及“重违长者之言”，不听从父亲教训。所谓“轻薄之事”者，谓“有鹁鸽自东舍飞于西舍，指鸽口出非礼之言，曰敢飞这里来，遂抽甲士刀砍之，斯轻薄也”；“惨酷之事”者，则指“檐有雏雀，人已取之，此子令人将去活烧，此无仁惨酷也”。《太祖皇帝钦录》，页72。周、楚、齐王传见《吾学编》卷十四，页18下—19下；20下；21上—21下；《明史》卷一一六，页3565—3566、3579、3573—3574。周、齐王所犯罪行，参陈学霖：《明太祖“纪非录”书后》，页114—116。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及四月一日的《勅谕靖江王文》，又重责靖江王朱守谦行藏不检，淫泆放荡，夺人财宝，受人教唆图谋不轨，屡劝不听，希望他能改过自新，不然他日祸亦不浅。此处未言惩罚，但在六月十六日的《勅谕周王文》，则言王“蹈其父〔朱文正〕恶，冥顽不尊教训，拒谏饰非……朕于是召归，降为庶民”。靖江王羁绊凤阳力田七年后复爵，使统军云南，但又累累作恶为非。《纪非录》列其前后大罪凡二十项，每项又分若干小项，随召回京师，被笞而禁锢于牢狱，洪武二十五年正月身亡。《太祖皇帝钦录》，页73—75。靖江王朱守谦之卒，见《实录》卷二一五，洪武二十五年正月辛亥（页3174—76）；传见《吾学编》卷十六，页26上—28上；《明史》卷一一八，页3613。所犯罪行，详陈学霖：《明太祖“纪非录”书后》，页125—133。朱文正传见《明史》卷二一五，页3612—3613；事迹详顾诚：《朱文正事迹稽考》，页51—68。

洪武二十年二月十六日，朱元璋借天象昭示灾异，指出去年太阴、火星凌犯（按，“凌犯”为非常接近之意）诸王星四次，本年太阴、金星又犯诸王星四次，恐系周、齐、潭、鲁一概为非，得罪于神人，激怒上天之故。因此勅谕晋王有关诸王恶行，着其说与各王知道：《太祖皇帝钦录》，页94。按，《实录》迟至洪武二十年五月丙寅（十九日，1387年6月5日） 始记载：“太阴犯诸王星。”（卷一八四，页2768） 今将天象昭示灾异，明白具定年月日时，四次太阴、金星凌犯诸王星。其祸必有当者。旧岁十九年，太阴、火星凌犯诸王星四次。朕忧诸子，恐有当灾者。不期周、齐、潭、鲁一概为非，已得罪于神人，时下虽备责罚，如何消得神天之怒。若不急急改过，将后命不可活。今年太阴、金星又犯四次，此祸不知何。王每日为非，激怒上天，所以二曜（按指火星、金星）相犯甚急，罪恐专在周、齐、潭、鲁。按，诸王为古星座名，象征皇帝之子，今在“金牛座”（Tauri 附近）。太阴、火星或金星凌犯诸王星，古代占星学视为危害诸侯之象。见房玄龄等纂修：《晋书》（中华，1982）卷十一，《天文志一上》：“五车（星座名）南六星，曰诸王，察诸侯存亡。”(页298)又见脱脱等监修：《宋史》（中华，1977），卷五一《天文志四》：“诸王六星，在五车，主察诸侯存亡。”（页1044）“犯”指两星接近1°左右，“凌”则 指更接近。本注释多承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天文学史专家黄一农教授指教，谨此铭谢。为甚么料想周、齐、潭、鲁当之？如周无所不为，说不能尽。为非之甚者，夺生员颜钝已定亲，至今不还。齐擅将民间女子入宫，不用者打死，烧成灰送出外来。潭一千皮鞭打死典簿一员，铁骨朵打死典仗一员。鲁至无礼，其妃当凌迟处死。这等泼东西，一日着内官召回宫来凌迟了。如何将民间十岁、七八岁将在宫中玩耍，三五日才方将出，阉为火者，怒及当境人民，此二夫妻死不可迯。又将军家营里小孩儿拿入宫中，有放的，有不放的，吓得军家小孩儿见火者去都藏在床下。如此教人难过，这夫妻两个死罪绝不可迯，合当凌迟信国公女。今将大概说与各王知道。天象如此，爱惜生命的自保护，作善挽回天意，不然祸不可迯。故谕。

　 诸王的胡作非为，如周王抢人之亲不还，齐王擅掠民间女子入宫，不用者打死；及潭王无故殴杀典簿及典仗皆为大罪，而鲁王及妃将民间十岁、七八岁儿童诱入宫中玩耍，阉为火者，又将军家营里小孩拿入宫中，随意处置，扰乱军家安全，亦是不可饶恕。勅中说鲁王及妃夫妻死罪绝不可逃，看来鲁妃似被凌迟。但《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二年十二月庚戌所载鲁王讣闻，言王“服金石药，致毒伤目”，至是疾作而死，谥名曰“荒”，疑有隐情。不过其谥册云：“夫何之国以来，昵比匪人，怠于政事，屡曾屈法伸恩，厥咎乃复，不知自爱之道，以致夭折。……今特谥尔曰‘荒’，昭示冥漠，用戒将来。”见《实录》卷一九八，洪武二十二年十二月庚戌（页2974）。鲁王传见《吾学编》卷十四，页23上—23下；《明史》卷一一六，页3575。所犯罪行详陈学霖：《明太祖“纪非录”书后》，页118—119。其严重过失甚为明显。

事有巧合，在勅谕晋王关于周、齐、潭、鲁诸王恶行的同日，朱元璋为编成的《纪非录》作序，痛述众王的败德贪婪，凶残恶行。此序所指周、齐、潭、鲁王每人所犯罪行，由数项至十数项不等，显然系补充前勅的未足。序文未提及秦、代及靖江王，但今本内容已包括后者，谅于二十四至二十五年皇太子尚存时增入成书，在皇族传览以为警惕。详陈学霖：《明太祖“纪非录”书后》，页103—104。由于缺乏资料，无由知悉是否秦王在洪武二十年前已经稍为收敛，抑或少有悔改但未被察知，使太祖以为其已自省。难以解释的是，朱元璋在洪武二十二年（1389）正月委任其为宗人令。宗人府是一个监管藩王家族非常重要的机构，若果此时秦王的败德罪恶已经暴露，断不会得到这个职位。秦王似到二十四年始以犯大罪被召还京师，但内容未有披露，翌年始回封国。

　 根据《纪非录》，秦王这时的恶行达三十七项，原文每条皆冠以“一”字，今为醒目起见，改以次序排列如下：

（1） 不修国政，于王城内开挑池沼，引浐水灌之。于中盖造亭子，又筑土山。令各窑烧造琉璃故事，排列山末，以为玩戏。如此劳人。

（2） 往先文长史在职时，诸般事务拨置停当，却行凌辱本官。及本官告老去职，不听人谏，亲信小人，以致政事销靡。（按，长史指文原吉，洪武二十一年九月致仕。据此，其事应在此时之前发生。文原吉致仕见《实录》卷一九三，洪武二十一年九月丙申（页2907）；参页78注②。）

（3） 假厮儿王婆子系元朝宫里使唤的，取来在宫住歇，听其教诱为非，以致王婆子常引其子王二、王六出入宫内。

（4） 容纵范师婆出入宫内，以致其子范保保如常假装内官，在宫宿歇。

（5） 差刘镇抚同火者等前去苏杭等府节次买取人家女子。其各女子父母兄弟亲戚一同带来。母则入宫住过，又加重赏，妄费民财。其兄弟亲戚俱各在外寄住藏趓，使人会处寻觅，时常引入宫内。

（6） 差陈婆同火者吴泰又去苏杭等府要似纸上画的一般模样女子买来。本人无处寻买，二次差人催取。将火者吴泰剜了膝盖，将陈婆就于杭州打死。

（7） 听信妇人李僧奴差人于在城咸宁、长安二县民人处买金子。及其买到，着银匠销过。内销出银子，又与李僧奴看。本妇言说问他买金子，他却搀入银子，而今只问他买银子，看他再搀甚么。依听所说，又差人买银子。如此搅扰百姓。

（8） 草场内羊见有十五万有余，又听信库官人等将库内烂钞于民间强买羊只，却回街上货卖。又军人每五家散羊一只，要新钞七贯。

（9） 每年剪下羊毛，差人骑坐驿马，起百姓车辆装载，于河南、凤翔、凤阳、扬州等处货卖。

（10） 取到北平会煎银子回回一名，教护卫军人校尉于淘银洞采取石头煎银，以致冻坏军人。

（11） 于蒲城、渭南二县取到娼妓彭女伴姑等六名，节次在宫歌唱荒淫。

（12） 强买民间夏布，将行头人等枷令在街。

（13） 三护卫每百户下散与钞一十五贯，着要买红普鲁一个。（按，“普鲁”疑即普罗，普罗即氆氇，是一种西藏及古印度手织毛席。参张其昀监修：《中文大辞典》（台北阳明山：中国文化研究所，1962—1968），第16册，页54上: “普罗， 即氆氇”；第18册，页355中：“氆氇，西番毛席也。”）

（14） 将课程钞散与在城百姓买金子，致令民人一家夫妇二人无处买办俱各缢死。又听信库官余大使、董副使，差校尉曹总旗等前往泾阳龙桥强买百姓金子。

（15） 明知绣匠耿孝、银匠杨仁诈传令旨，去行院（按，此指妓院）据卜键主编：《元曲百科大辞典》（北京：学苑出版社，1991），页59（词语·H·行院）条所引元曲资料，“行院”有三义，一指妓女，一指伶人，一指任职行“枢密院”官员。看来《纪非录》此处引文及后文《谕祭秦王祝文》内（9）（13）（23）诸项之“行院”一词，俱指娼妓或妓院。此条承南开大学常建华教授检示，谨此铭谢。处买金子，也不罪他，止枷了八日，都放了。

（16） 容留待诏赵虎儿出入宫内为非。

（17） 常留旗手陈允、吴忠、周全三名在根前说是非，又差他三人强买民间马匹羊只金银等物。

（18） 常令张画士在宫里拣画，以致本人如常在宫宿歇。

（19） 明知左右使唤丫头王宫奴等有娠，不行穷究，止打了几下。

（20） 又听信席婆诱说，差校尉人等出外俵与百姓烂钞，收买金子，以致民间将儿女房舍货卖。

（21） 买到杭州女子王官奴在宫，凡有事务便与商量。他说可行便行，不可行便不行。

（22） 常留女子母亲陆妈妈在宫拨置为非。

（23） 常差假厮儿王婆子于各官家探问宝石并玉器，收取入宫，又不还钞。

（24） 嫌本处女子脚大，又差人于苏杭收买女子。

（25） 陕西老人因见累次买金，百姓生受，具本来启，反将本人枷了， 排门号令不与饭吃，饿死了。

（26） 打扫宫殿搜出男子一人，在龙床上睡着，不行穷究，止着号令死了。

（27） 容留医人赵小儿、刘锁儿、杜虎儿在宫夜宿看病，以致为非。

（28） 容留二仪人持观音堂尼姑在宫看病，住了十日，以致为非。

（29） 于军民家抬取寡妇入宫。

（30） 容留旧日为非火者九名，另盖房子在遵义门外与住，不着钦差内官得知。

（31） 容纵妳子丈夫并儿子常行出入宫内。

（32） 唤瞎眼男子在宫门上唱词。

（33） 唤算命人裴先生等入宫算卦。

（34） 不亲近正人，常与旗手水眼张说话。

（35） 唤林通山、华先生入宫，于各门上画门神，又于正宫门上画符。

（36） 唤唱琵琶词人汪德亨在宫唱词，过夜方出。

（37） 差校尉总旗李福引领三护卫亲丁十五名前往广东买珠子。以上各条文字，见陈学霖：《明太祖“纪非录”书后》，页107—109。此处记载秦王所犯罪行极详细具体，谅朱元璋系综合监官或内使的侦察报告写成。若以洪武十一年之《勅谕秦王文》为上限，下揭二十八年之《谕祭秦王祝文》为下限，则犯罪时间应在十一年之后，特别是二十年至二十五年之间。秦王三十余项的败德暴戻罪行可综合为：不修国政，于王城内开挑水池，造亭子筑假山以为玩戏，又凌辱文长史（文原吉），及该官告老去职，亲信小人，以致政事销靡按朱元璋对文原吉有好评，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壬子，在其致仕后勅谕曰：“左长史文原吉昔在秦府终其任，而国赖以安，民乐田里，一旦致政而归，国凶而民扰，所以然者由群小憸邪导其为非，于是忠良奸宄昭然可见，使朕念卿，夙夕不忘。特遣中使赍白金二锭，褚币百锭，文绮帛三十匹赐卿以养高年，至可领也。”见《实录》卷二一〇，页3131。（第1、2项）；听从前元朝宫人王婆子教唆，召使各种男女人等出入宫内，并留其住宿胡为，包括医人儿女，寡妇，尼姑等（第3、4、16、26、27、28、29、31项）；又邀画师入宫宿歇，命画士及道士入宫施法（第18、33、35项）；于外县取到娼妓，节次在宫歌唱荒淫，又唤唱琵琶词人连夜在宫唱词（第11、36项）；喜欢杭州女子，差人王苏杭依样往买，其父母兄弟亲戚一同带来，买不到者被处以极刑，及买到女子王官奴，使其操权管理王宫事务（第5、6、21、22、24项）；数次听宫人及官员诱说，差人到城县各地向民间强买金子、银子，致令民人无处买办者缢死，或将儿女房舍典卖，又强买民间夏布，将行头人等枷令在街（第7、12、14、17、20项）；教护卫军人校尉采取石头煎银以致冻坏军人，又差王婆子于各官家探问有无宝石及玉器，收取入宫而不付钞（第12、23项）；差校尉总旗李福引领三护卫亲丁十五名前往广东买珠子（第37项；按，据下揭《谕祭秦王祝文》，此举系为取悦偏妃邓氏）。

实则，秦王的恶行，当代野史如俞本（1331—1403后）《纪事录》（永乐元年成书）已有透露。是书于洪武二十三年庚午 ( 1390 )下云：

□月，秦王府牧马数千匹于咸阳、兴平、武功、扶风等，县民被其害；又于护卫士卒处给以钞贯买金，无籍之徒，乘时于省城内外，凡遇往来官军及士庶妇女，但有金首饰之类即攘夺之。陕西所属各县里甲，散钞买金，每钞一贯收金一钱，刻日车载驴驮纳之。牧养官羊肥则卖之，收出库钞贯却换软纱，复给民间买羊入群。时遇三月清明节，秦王令内侍于城之内外秋千架下，见美女，访其姓名，即娶入宫，如意则留之，否则杀之。及僭造龙衣龙床。上知之，宣秦王入京，皇太子标亲往陕西抚谕军民，寻宥，令复其国。

又于二十八年己亥补充秦王事迹云：“正月，洮州屯田被戎摽掠，屯寨离城窎远，数屯旗军并军属俱被杀掳，上命秦王出征平之。是年三月，秦王薨，谥曰‘愍’，葬于城南白鹿塬上，寻以世子嗣国。”长期以来，学者皆认为俞本《纪事录》已于清顺治七年（1650）毁于钱谦益藏书阁绛云楼之火。其实是书尚存。今日藏于台北“国家”图书馆，由张大同改编，题名《明兴野记》（天启丙寅〔六年［1626］序刊〕）上下卷者原是此书。详Edward L. Dreyer, “The Chishih lu of Yu Pen: A Note on the Sources for the Founding of the Ming Dynast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1.4 (August 1972):901904。秦王事迹的引文见此书卷下，页38上—38下、41下。笔者已将《明兴野记》标点排印还原为《纪事录》，载陈学霖：《史林漫识》（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附录三》，页406—460；上条引文分别见卷下，页38上；及页456、458。俞本以当时人记当时事，史料价值甚高，钱谦益（1582—1664）《国初群雄事略》及《太祖实录辨证》屡屡征引。由此可见秦王的劣迹已流传于外。

秦王之死因，详见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八年四月五日，两度传达于周王关于秦王凶信的记事。其一为三月二十六日据秦府报告撰写的，前有朱元璋的评论；其二为同月二十七日朱元璋撰写关于秦王之死、传达于诸王作为训诫的。兹将二件分别抄录及论析如下：

记事一 洪武二十八日四月初五日(1395年4月24日)，周府千户周彬赉捧到记事。谕第三子晋王知道﹕今将尔兄秦王府中报到凶信，尔看此是平日不听教训，放肆宫中淫乐，酷害死良家子女若干。于宫不立正妃，宫且无主，小人杂进。挨晚食葡萄煎，初更小人同寝，及至二更又小人进，先小人退去。噫，生尔等若干，数召至观其所以，少有能立事，皆是泛泛愚下之人，略不高明远见。吾深忧为何？为其有功者，数数阴谋不已。诸子甚不知关防为。饮食之为，吾尝教之，都在宫内造进。不依吾言，吾忧之不已，今果有事。今将所报辞语令尔等知之。

洪武二十八年三月十九日(4月8日)夜三更时分，有婆婆报说，殿下有病，说不得话。随即进到宫内前殿东房，看见扶座床前，痰涎壅响，身体温，四肢冷，眼目不开。当即令守宫门内使钦义等，传唤医士齐瑢、张志善等，一同护卫指挥长史纪善等官，眼同令医士看得四肢逆冷，唇口指甲俱青，目闭不开。诊得六脉闭绝，随煎四味理中汤药，不能进，急灸脐下，用热水瓶，温熨脚心，即令胸前微温。至本月二十日(4月9日)五更时分，又令医士用“葱熨”法，救治不回，至当日卯末辰初时身冷薨逝。洪武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1395年4月15日)未时记事。《太祖皇帝钦录》，页91—92。

这则关于秦王凶讯的记事，书于三月二十六日，至四月初五日始抵达晋王府。内文首先指责秦王无视日常教导，放肆淫乐宫中，酷暴害死良家子女，又言王不立正妃，以致“小人杂进”，死日且“初更与小人同寝，及至二更又小人进，先小人退去”。按，前言秦王淫乐害死良家子女，后言与小人同寝，看来秦王有双性倾向，与宫女阇宦胡乱。据周王朱NFECC编纂的《普济方》，葡萄煎为一食疗偏方，类似饮料的汤药，能“治热淋、小便涩少碜痛沥血”，疑秦王服用葡萄煎与舒缓其纵欲致疾有关。朱NFECC编纂《普济方》,《四库》本,卷二五九《食治门·葡萄煎方》记载：“治热淋、小便涩少、碜痛沥血。葡萄（绞取汁五合），藕汁（五合），生地黄汁(五合) ，蜜(五两)。右相和煎如稀汤，每于食前服二合。”（页14下）此条及下面两条注释所引有关“葱熨”及“樱桃煎”等医药资料，亦承常建华教授检示，谨此再谢。

记事又言诸王不知饮食须要关防，多不依指示在宫内造进，果然秦王出事。秦王究竟得何病，很难从秦王府所传报告中的征状断定，但可怀疑是中毒所致（见下）。在治疗方面，病人既不能进汤药，唯有采用特殊急救法。据明程林刪定宋政和奉敕编《圣济总录纂要·伤寒门》记载，“葱熨法”能治伤寒病后气虛阳脫，体冷无脉，气息欲绝，不省人事及阴厥服百法不效者。其法将“葱以麻缕扎如盏许大，切去根及叶……如大饼餤，先以火熁一面，令通热，乃以热处放在病人脐中……其葱上以熨斗满贮火烫之，令葱饼中热气透入肌肉中。……良久病人渐醒，手足俱温，有汗出。更服四逆汤以温其内，其病即差。”此急救法宋元明三代皆很流行，可惜未能挽回秦王性命。详明程林刪定宋政和奉敕编《圣济总录纂要·伤寒门》卷三，页43上—43下。朱NFECC《普济方》卷四一八《针灸门伤寒·葱熨法》转录其处方曰：“以葱用索缠如盏许大，切去根及叶……如大饼餤，先以火熁一面，令通热，艾勿令灼人及以热处搭病人脐，连脐下。其上以熨斗满贮火烫之，令葱饼中热气透入肌肉中……良久病人当渐醒，手足温有汗则瘥。更服四逆汤俾温其内，万万无忧。”（页3上—3下）记事二 洪武二十八年四月初五日，内使虎儿赍捧到记事。谕第三子晋王知道：秦有事，皆是宫无〔主〕主宫者，无昼夜杂处。近日酷死良家子女二名，一名传说火者埋了，一名不知所在。迩来帅兵西征，所俘所杀将及二千，内于军中搜取女子一百五十余人入宫，又将幼男阉了若干，不知的实。古时王者出师，务行仁义，今秦初出乃有如此不仁。班师之后，逸乐于宫，日常数饮冰水，此是服药燥使然。今服毒身死，吾观毒入之计，中在临归寝服樱桃煎，由此而亡。亡由正宫被苦，因宫禁不严，饮食无人关防计较。且如寝宫处所，尔等来朝，吾曾亲引指示吾床，周匝群宫人铺睡处，所有关防有势。秦不以吾言为法，与小人孤处，杀身之祸必生矣。老眼昏花，为诸子之计，又拭模糊老眼，还亲藳净行以示诸子。洪武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1395年4月16日）记事。

　 这则记事写于三月二十七日，是朱元璋对前日秦王之死的告谕的补充，于四月初五日始传到晋王府。内文除披露秦王生活放荡，“宫无主宫者，无昼夜杂处”。又揭发他在帅兵出征西番时，俘杀番人近二千，并于军中搜取女子百五十馀人入宫，将幼男阉了若干等残暴不仁行为。又言秦王在班师之后，逸乐于宫，日常数饮冰水，似出于服药（今日看来，不排除是兴奋性药物）燥热之故。朱元璋认为秦王系服毒身死，而毒入是在其临归寝服樱桃煎之时。据宋林洪《山家清供》及元朱震亨《局方发挥》的记载，樱桃煎系一种蜜饯食疗物品，将樱桃煮以梅水，去核捣印为饼加蜜而食，或调以沸汤而饮之，味甘美而有保健作用，故得秦王喜爱。林洪《山家清供·樱桃煎》记载：“樱桃经雨则虫自内生，人莫之见，用水一碗，浸之良久，其虫皆蛰，蛰而出乃可食也。杨诚斋〔万里〕诗云：‘何人弄好手，万果捣虚脆，印成花细薄，染作冰澌翠，北果不多此，味良久独美。’要之，其法不过煮以梅水，去核捣印为饼，而加以蜜耳。”此见陶宗仪《说郛一百二十NFEDB》NFEDB七十四，页23上；参《说郛三种》（上海古籍，1988）第六册，页3411。朱震亨《局方发挥》（《四库》本）释元人称“舍利别”的清汤又提到“樱桃煎”：“谓之‘舍利别’者，皆取时果之液煎熬如饧而饮之。稠之甚者调以沸汤，南人因名之曰煎。味虽甘美，性非中和，且如金樱桃之缩小便，杏煎、杨梅蒲桃煎、樱桃煎之发胃火。”（页37下）按，洪武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记事说“挨晚食葡萄煎”致死，次日记事则说“临归寝服樱桃煎”致死，葡萄煎与樱桃煎不同，二记有异，疑是抄误所致。但不管是葡萄煎还是樱桃煎，其所下毒素似系由宫人渗入，令秦王进食即致命。下揭《谕祭秦王祝文》，便提到“三老妇人，潜地下毒入于樱桃煎内，既服之后，不移刻而死”。朱元璋随言秦王“亡由正宫被苦，因宫禁不严，饮食无人关防”，又言曾亲指示诸王，于寝宫处所布置关防以保安全，但“秦不以吾言为法，常与小人孤处，杀身之祸必生矣”，可见系认为秦王为宫人毒害，故此再书其事传达诸王以为警惕。秦王樉之死《实录》及史传均讳言其故，今据此两道记事知其荒淫暴虐，被宫人下毒葡萄煎或樱桃煎内，食后毒发身亡，可补《纪非录》及官史之未逮。

朱元璋随撰秦王谥册诰文及《谕祭秦王祝文》。前者摘录于《实录》但文字有增省（见前），后者更详细列举其所犯作恶罪行，可与《纪非录》比较。二文皆抄录于《钦录》，载于秦王死讯之记事之后：

一、 《秦王谥册诰文》

洪武二十八年九月初十日（1395年10月24日），皇帝制曰：朕惟古者君国子民，生则有爵，殁则有谥。爵所以辨上下，谥所以昭善恶，以帝王之制，古今不易之典也。朕自即位以来，列土分茅，封建诸子，以尔年长，首封于秦。本期永保禄位，藩屏帝室，夫何失于防戒，竟陨厥身。呜呼！哀痛者父子之至情，追谥者天下之公义，义之所在，朕何敢私。兹谥尔曰“愍”，尔其有知，服斯制命。——秦王谥曰“愍”， 妃谥曰“愍烈”。《太祖皇帝钦录》，页92—93。

按前揭《实录》，有关秦王之丧礼体制及谥名系礼部尚书任亨泰所进呈，而册文出朱元璋手笔，简约含蓄合乎礼制，仅言“夫何失于防戒，竟陨厥身”，并书“哀痛者父子之至情”，表达内心伤痛，而定谥曰“愍”，与在《祭文》的公开痛斥怒骂秦王的罪行迥然不同。

二、 《谕祭秦王祝文》

洪武二十八年。今将《谕祭秦王祝文》开写于后：朕有天下，封建诸子，期在蕃屏帝室。尔樉年次东宫，首封于秦，自尔之国，并无善称。昵比小人，荒淫酒色，肆虐境内，贻怒于天。屡尝教责，终不省悟，致殒厥身。尔虽死矣，余辜显然。特将尔存日所造罪恶，列款昭谕。尔其听之（按，原文每条罪行皆冠以“一”字，今为醒目起见，改以次序排列）：

（1） 尔居母丧，未及百日略无忧戚，不思劬劳鞠育之恩，辄差人往福建、杭州、苏州三处立库，收买嫁女妆奁，孝心安在。

（2） 尔国内凡有罪人，每命拿赴京来，本欲为尔穷究奸恶，除尔国害。尔乃恐其赴京言尔非为，即时杀死，以灭其口。如此者数番，故违父命，罪莫甚焉。

（3） 听信偏妃邓氏，将正妃王氏处于别所。每日以敝器送饭与食，饮食等

物，时新果木，皆非洁静，有同幽囚。为夫之道，果如是乎。

（4） 听信偏妃邓氏拨置，差人于沿海布政司收买珠翠。

（5） 洪武二十七年(1394)间来朝，着命三护卫于龙江收买玉器真珠等物，致令告发。尔先为收买珠翠，己自家破人亡，今又不改前非，果何所为。

（6） 因打扫殿宇，搜出男子一名，本是宫中过宿者，不行究问明白， 轻易杀了，因此宫中小人得以为非，是非莫知所以。

（7） 听信元朝假厮儿王婆子教诱，服淫邪之乐，于军民之家搜取寡妇入宫，陆续作践身死，非人所为。

（8） 连年着关内军民人等收买金银，军民窘逼无从措办，致令将儿女典卖。及至三百余人告免，尔却嗔怒，着拿来问，走了二百，拿住一百，日内即时杀死老人一名。当时天怒，大风雨雹， 拔折树木，满城黑暗，对面人不相识。天谴如此，并不省惧。

（9） 将杭州买到女子王氏，同行院二名共管王宫事务，如此倒置，何以齐家。

（10） 于苑中开挑水池，地本沙土，不能畜水。潦水漫流暂时积满，不久即便干涸，着令军士用桩板墁底，周匝以砖砌之。离城二十余里，于浐河内取涂泥铺上，挑水养鱼。殊不知其地本是沙土，虽把涂泥做成池底，终又渗漏，如何盛得水住。这不是十分至愚？又于池上建立亭子，不恤军士，做囚徒一般役使，以致天怒，雷击碎了亭子，鱼皆飞去。

（11） 听信郭火者拨置，画美女图，差人赍往杭州，照样寻买入官。

（12） 与偏妃邓氏于花园台上同坐，令宫人捲衣至膝上，于姜擦上跪行。至半

坡，宫人膝痛，跌倒衮下，却说打得好觔斗，以为笑乐。

（13） 在殿内听政座上，两手牵两行院坐于脚踏左右。行院仰面笑说，我两个

偏做不得妃子。不自尊贵，致令小人如此无礼。

（14） 烧造琉璃故事，做成假山以为玩好，如此妄劳人力。

（15） 制造后服与偏妃邓氏穿着，又做五爪九龙床如大殿御座之式。且前代藩

王只用四爪龙床，尔乃如此僭分无礼，罪莫大焉。

（16） 为粉奁事，合拿刘镇抚，却改作胡镇抚。三次提取不发，直至小人畏惧事发，出首到官。

（17） 长史之官，即是王相，职专辅导谏诤，必当以礼相待，朝夕与他议论国

政。尔却听信火者典仗拨置，将长史（按指文原吉）擅自捶辱，自此之后，无人敢言。以此全不忌惮，纵恣非为，致使国无政事，遂殒厥身。

（18） 本府已有羊一十五万，又信从库官人等拨置，将库内烂钞于民间买羊来

卖，有同商贾，岂王所为。

（19） 护卫军士，多有贫窘的，尔本府每岁剪下羊毛不下百十馀万，若将此等

羊毛，捍成毡衫毡袄，散与军士御寒过冬，其军士岂不感恩思报，遇有紧急，必肯舍死出力。尔却起递运车辆运赴河南等处发卖，为王之道，果如是乎。

　 （20） 尔妹公主府第，都是定制，周回不过百十馀丈，皇城亦不过九百馀丈。尔起盖郡主府，房屋百馀间，周围墙四百丈，比之皇城，将近一半。设若尔有十女，城内恰好只盖得你郡主府，百姓都用出城去住。如此过分劳民，岂不愚甚。

　 （ 21） 土番十八族人民，我千方百计安顿抚恤，方得宁帖。尔因出征，却将他有孕妇人搜捉赴府，如此扰害，将人夫妇生离，仁心安在。

（22） 尔于殿上闲立，有杭州买到女子王官奴，从后走来，潜地将尔跌倒，却

惊问是谁。本人笑说便是王官奴。盖因尔平日与他亵狎，无尊卑分，致令小人敢肆凌侮。

　 （23） 尔常将行院二三十人入宫住宿，趱促宫人做造衣服与穿，或过半月、一

月，打发出去。宫中事务，都是这等无藉妇人出外泛舌声扬，却听王官

奴并行院二人言说，都是宫中女子泛舌，尔便将那女子割了舌头。如此

全无分晓，滥杀无辜。

（24） 征西番，将番人七八岁幼女掳到一百五十名，又将七岁、八岁、九岁、十岁幼男，阉割百五十五名，未及二十日，令人驮背赴府，致命去处所伤未好，即便挪动，因伤致死者大。

　 （25） 出征军士将带儿男挑运衣粮，尔不恤军士艰苦，却将此等幼男一概阉

割，如此全无人心。

（26） 征西番时，军士粮食驴驮车载，人肩一千四五百里，如此艰苦。平贼

之后，将军人所得牛羊，拘收三千余只以为己有，不行散与军士以当粮

食，如此无知。

　 （27） 在宫中闲逸无度，将妇女用稠粘厚粉涂面，臙脂昼口，将近耳垂，就令

本妇两手执纸旗二面，飞舞奔走。宫人喧笑趓避，又将官人以墨面，用

大紫茄二枚缀于两耳，令两人肩此妇行，盘桓殿廷廊庑，以取欢乐。宫

人见者，无不喧笑，如此荒荡无礼。

（28） 偏妃邓氏，因妒忌被责，自缢身死，自此之后，再三省谕以礼相待正妃王氏。不听父教，仍将王氏幽囚宫中，夫妇之道，并无一定之人，不过宵昼与无知群小放肆自乐。由是宫中无主，饮食起居无人撙节看视，因而恣纵，非法刑诸宫人，有割去舌者，有绑缚身体埋于深雪内冻死者， 有绑于树上饿杀者，有用火烧死者。老幼宫人见之，各忧性命难存，以致三老妇人，潜地下毒入于樱桃煎内，既服之后，不移刻而死。

呜呼，观尔之为，古所未有，论以公法，罪不容诛。（按，指《皇明祖训·法律》：“虽有大罪，亦不加刑。”）今令尔眷属不与终服，仍敕有司浅葬， 降用公礼，俾尔受罪于冥冥，以泄神人之怒。尔其有知，服斯谕祭。《太祖皇帝钦录》，页93—97。

按，《祭文》未署月日，然《实录》载秦王葬于闰九月，谅撰写于此时。文章指斥秦王失德违法，淋漓痛快，逐一条列所犯过错罪行，直言无讳，并转达于周王及诸藩王作为劝诫，与传统祭文之伤悼赞美迥异。所公开秦王的各项荒诞暴戻罪行，种类及残酷与《纪非录》所记有类似，但亦有前者未及。从首先指控秦王居母丧而略无忧戚，辄差人往苏杭收买嫁女妆奁，毫无孝心来看，似将其罪行自洪武十五年算起。所列举秦王的二十馀项恶行主要为：屡将应送京穷究的罪犯先行杀死，防其口供对己不利，重违父命，罪大至极（第2项）；在宫中强暴奸淫妇女，苦主有军民之家的寡妇，又收容外间男子小人入宫住宿，平时闲逸无度，与宫女放荡嬉戏（第6、7、23、27项；参《纪非录》第3、4、16、26项）；喜欢杭州女子，差人依样往买，将买到王氏与行院二人共管王宫事务，本末倒置（第9、11项；参《纪非录》第5、6、21项）；不理政事，在苑中开挑水池养鱼，在池上建亭，又烧造玻璃，做成假山作为娱乐（第10、14项；参《纪非录》第1项）；长史犹如王相，专职辅导谏诤，却听信下人谗言将长史文原吉捶辱，此后无人敢言国政（第17项；参《纪非录》第2项）；做五爪九龙床如大殿御座之式，目无皇法，又擅自起盖郡王府，房屋及围墙将近皇城一半，劳民伤财（第15、20项）；着关内军民人民收买金银，军民窘逼无从措办，致有令将儿女典卖交差 （第8项；参《纪非录》第14、20项）；不恤护卫军士缺毡御寒，将每岁剪下羊毛运外发卖，又用烂钞于民间买羊来卖，如同商贾（第18、19项；参《纪非录》第8、9项）。

最特别的，是披露《纪非录》未记载的秦王虐待正妃，宠爱偏妃之胡乱。据报秦王听信偏妃邓氏， 将正妃王氏幽禁别处；差人为邓妃收购珠翠（第3、4、5项）；与妃在花园令宫女跪行以为笑乐；又制造后服与妃穿着（第12、15项），如此皆僭分无礼之大罪（第12、15项）。邓氏后来因事自缢身死，但王不听父教，仍将王氏幽囚宫中，宵昼与群小放肆自乐，饮食起居无常，又恣纵非法刑诸宫人，不少被残酷虐死，三数服毒自尽（第28项）。此事最令朱元璋火怒痛心，故以长篇文字缕述作为教训。此外，又吐露秦王在二十八年正月出征西番于洮州时，对待降人的残暴及贪婪行为，如入土番搜捉有孕妇人入王府；掳捉番人幼女幼男各百余名，幼男被阉割，不少因伤致死，无法为出征军士挑运衣粮；又不恤军士驴驮车载及人肩粮食千里之艰苦，班师后将军人所得牛羊拘收三千馀只据为己有，不施与军士当粮食（第21、2 4、25、26项）。以上发生于秦王死前三月，其他记事并无记载。

　 秦王无疑有极复杂的性格及心理状况。贵为一国之主，自大目无纲纪皇法，又放荡恣纵，虐待正妃，宠爱偏妃，在宫中淫秽杂交，除宫女及外间寡妇外，又延男子及小人（阉寺？）同寝，显示强烈的性变态。由于生活极不检点，又可以恣纵权力，形成贪婪躁暴性格及凶残乖戾行为，随意加刑虐害下人，杀害战俘，掳捉番人幼女幼男，将幼男阉割因伤致死。其他各类的荒诞失职违法罪行罄竹难书。朱元璋既在秦王生前无法监管，死后又须依礼制谥，册文只能含糊其词，因此借此祭文尽吐其胸中块垒及伤感之情。1925年俞平伯在北平故宫检读《太祖皇帝钦录》，评论其为天下之一大妙文，充分表现朱元璋的粗暴直率性格，说道：“那篇《祭秦王祝文》是很有趣的文字。祭文我见得很多，无非痛悼赞美不休。……至于把它们做得和檄文一般的，你们见过吗？……《祭秦王祝文》就是那么一篇妙文。……总是说： ‘你的死是自作自受的。我列举你的罪过，你试听咱！’下面便一条一条的指斥着。每一条首，那标着‘一’字。乍然一看，简直不多不少是一篇檄文。而且全文是异长的冗长，更足见朱元璋的令郎是死有余辜的了。”俞平伯：《记在清宫所见朱元璋的谕旨》，《杂拌儿》（上海：开明书店，1928），页112—117，引文在页113—114。今日将此祭文与《纪非录》所记合看，始可见到秦王败德罪恶的全貌，和体会朱元璋内心的愤怒及伤痛。

三 秦王朱樉等的罪行与明初藩王权力的削弱

上面列举的《太祖皇帝钦录》所收的勅谕，以及《纪非录》的有关描述，对秦王樉及其他皇弟的败德恶行已暴露无遗，足以证明《太祖实录》的隐讳，及后起私撰的太祖诸王史传的不可置信，从而可对明初的封建制度及各个藩王的成败作出崭新的评价。从朱元璋自撰的记录来看，明太祖虽然是成功的开国之君，在历史上有辉煌的地位，但是作为父亲，教导诸皇子使之成为德学并重，文武兼资的封建藩王，使为王室屏障，巩固朱明基业，很明显是非常失败。究竟问题出于何处，诸王的败德恶行如何反映朱元璋的管教及处置方法，又如何影响后来的政治发展，这些都是研究明初历史需要探索的主题。

朱元璋早年失学，后来自修经史，深受儒家礼教的熏陶影响和历史的教训，因此既登大宝，开国创业，对儿子的教育及其在王朝所负担的任务极端重视。于是在制定分封制度，册封皇子为藩王之后，在宫中征召名儒教导太子及年幼诸王，讲授经史，又选才俊学子伴读，谈说古今，讨论文字，使能通晓儒家修齐治平之道，熟练诗赋辞章以应付政事文书。及诸王成长到藩国开府后，又任命博学有道之士为相傅扶持，并常召回京师及中都（凤阳），练兵习武兼专读圣贤之书。复令儒臣从古书摘录前朝藩王之失德衍行，编纂成册，传诸各王阅读作为富贵失德的鉴戒，期望使其成为帝室的辅佐，国家的磐石。这些都是儒家帝王学的教育方式，希望诸子能透过经典的诵读，师傅的言教及身教，汲取圣贤之道，变化气质，修身养性，深明礼教，进而熟习齐家治国的政事为天子辅佐。不过这种理想的教育方式，收效谈何容易，何况对出身贵胤的藩王，就学数年成长后即离京赴封地开府，成为一国之主，拥有特权、厚禄及军士护卫，在缺乏父皇的直接监管，及明文的刑法制裁下难免腐败渎职，单凭府内儒学相傅辅导，或责成兄长劝谕注定失败。

朱元璋未尝忽略对藩王的管教及惩罚，不过根据《钦录》、《纪非录》及《祖训录》、《皇明祖训》等记载，朱元璋是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本，着重以道德说教，循循劝喻，轻则借来朝时面斥其非，或遣官谕以祸福，使之改过。除却亲自诫训，又常命皇太子，或较年长的皇子劝谏年幼弟辈，使其醒觉从善，悔过自新。亲王若犯过重之罪，屡劝不改，则差内使监官宣召至京师，亲自鞫问，果有实迹，则作十日羁留，使其五见天子，然后发放。轻则面谕其非，或遣官谕以祸福，使之改过。虽有大罪，亦不加刑，重则降为庶人 ，在京师或中都禁锢。按，太祖时以凤阳皇城内宫为羁留所，至宣宗（1426—1435在位）时始在其周围修筑高墙。见王剑英：《明中都》（中华，1992），页128。关于明代高墙的发展，参黄培：《明代的高墙制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44期（2005年），页61—80。朱元璋虽然以凶残手段对付功臣异己，但对家庭骨肉，则无论犯了如何严重罪行仍不处死，这不但出于父慈溺爱好生不忍之心，亦是维护古代统治帝王“刑不上大夫”的传统。这种宽松容忍甚至姑息的态度，已见洪武十四年颁布的《祖训录》，后来增订的《皇明祖训》亦无更改，与太祖习用严刑竣法惩罚犯罪的官吏庶民，如《大诰》、《教民榜文》、《大明律》等法典所见残酷事例有天壤之别。见《洪武御制全书》，页373—374、400。关于明太祖之以严刑竣法治国及有关法典的研究，可参杨一凡：《明大诰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洪武法律典籍考证》（北京：法律出版社，1992）；Edward L Farmer, Zhu Yuanzhang and Early Ming Legislation; Jiang Yonglin, The Great Ming CodeDa Ming Lü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5) 等。

按《纪非录》的记载，朱元璋处理所有为非作恶的皇子都不逾越这个界线。此书撰序评论周、齐、潭、鲁诸王的罪行（其时并未包括秦王和靖江王）便以儒家的天道及孝道训示，指出失德者若不改革自新，天命不容而民离之，必致身亡国除，丧失孝道。序云：

今朕诸子列土九州岛之内，朕愿藩屏家邦，盘固社稷，子子孙孙同始终天。何期周、齐、潭、鲁擅敢如此非为，此数子将后必至身亡国除，孝无施于我。使吾垂老之年皇皇于宵昼，惊惧不已，为何？噫，军功者皆英俊也，抚有余则可，岂有辱之用为羽翼乎？急之必变。民天命也，有德者天与之，民从之；无德者天去之，民离之。今周、齐、潭、鲁将所封军民一概凌辱，天将取而不与乎？是子等恐异日有累家邦，为此册书前去，（期）〔朝〕暮熟读以革前非，早回天意，庶几可免。汝其敬乎？见陈学霖：《明太祖“纪非录”书后》，页104。

朱元璋很明显期望诸王在熟读这些败德的纪录后，能深明大义，悔过自新，因此对周、齐、潭、鲁诸王的为非并无作分外处分，就算在极怒下要将鲁王处死，最后仍然饶恕。至于罪该万死的秦王樉和靖江王守谦，亦不过将之禁锢京师，并无处决。前者在被禁一年后由于皇太子说项释归，而且在安抚后被派遣率师出征西番，到返回藩府后为宫人下毒而死；后者先被废为庶人，羁管凤阳力田七年，随免罪复爵使统军云南，再犯恶罪后被禁锢京师，庾死牢狱而已。这种面谕劝诫，期望悔过自新的方式，既无刑法处决的阻吓，而朱元璋对骨肉又多仁慈溺爱，自然招致失败。因此诸王犯罪累累，荒诞恶极，虽屡次儆诫，迁移藩府，甚至召回禁锢，降为庶人，都未能产生预期效果。因此在洪武二十四年将累恶不悛的秦王樉召回京师收押后，改弦更张，修补《祖训录》管制诸王权力的条文，期望能产生监管的作用，为后来的《皇明祖训》奠下基础。

不幸在此关键时刻，皇太子朱标突然于洪武二十五年四月丙子病逝，朱元璋顿觉晴天霹雳，哀痛五内，失落逾于常恒，并且面临即位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太子一向得父皇宠爱，寄予厚望，不但钦点为储君，而且殷倚其树立榜样，教导诸弟立德修行，辅助皇室以安邦定国。因此，立刻要作出的决定是继位人选，而秦王及诸皇子的贪婪败德，罪行盈盈，揆之当日政情，对其册立皇太孙有密切的关系。根据《祖训》条文，朱元璋有两种选择。一是依照“兄终弟及”原则，立嫡母所生儿子。一是依照“国家建储，礼从长嫡”原则，立太子嫡子即己之嫡孙。《洪武御制全书》，页401;《实录》卷二九，洪武元年正月乙亥（页482）。关于继统问题的讨论，参页62注①所揭论著。若据第一原则，按照伦序，须立次嫡子秦王樉，但樉不修国政，荒淫无度，作奸犯科，贪婪敛财，凌辱军民，残害无辜，决不能委以大业。三子晋王虽有才干，但为人性骄，在国多不法，亦不能考虑，何况秦王樉为次子，除非已被废立，越序而立有乖长幼之序。至于四子燕王棣，内柔外刚，足智多谋，器宇轩昂，看来符合条件，虽亦不符伦序，究竟有无被考虑过？据《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五年四月戊寅载：“上御东角门，召廷臣谕之曰：‘太子不幸，朕第四子贤明仁厚，英武似朕，朕欲立为太子，何如？’翰林学士刘三吾（1312—1399?）进曰：‘陛下言是，但置秦、晋二王于何地？’上不及对，因大哭而罢。”似太祖本有意立燕王。但据近人考证，此类《实录》记载系永乐史官伪造，作为燕王篡夺及继统的正名，并非信史。见《实录》卷二一七，洪武二十五年四月戊寅（页3195）；参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页122—123。实则，燕王冒称高皇后嫡子，其生母为蒙古弘吉剌部碽妃，就算不顾伦序，亦不能入正大统。因此，朱元璋的唯一选择，是依照祖训另一原则，册立皇太孙。按太子妃常遇春（1330—1369）女常氏（？—1378）生嫡长子雄英，但不幸早殇（1374—1382）；次妃吕本女吕氏生次子允炆（1377年生），时年十六，聪慧好学，孝顺敬上，深懂礼法，得父祖眷爱，太祖于是在二十五年九月庚寅立为皇太孙。朱雄英之生卒见《实录》卷九三，洪武七年十月己未（页1628）；卷一四五，洪武十五年五月己酉（页2273）。朱允炆之生见《实录》卷一一六，洪武十年十一月己卯（页1892）；其册立为皇太孙见卷二二一，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庚寅（页3233）。册立诏告见《孝陵诏敕》，收入《明朝开国文献》第4册，页1935。常妃于建文元年追封为孝康皇后；吕妃于其子即位后被尊为皇太后。传略见《明史》卷一一五，页3550—3551。此时秦王已经返回封国，但翌年七月又与众亲王应召来京，谅或听取父皇训导，劝谕顺从太孙，而秦王此后似未再受责罚，二十八年正月且奉诏帅平羌将军宁正征叛番于洮州以为奖励悔过。

由于皇太孙年少柔弱，容易引起诸王的嫉妒和反对，甚至策划阴谋倒戈的危机，因此朱元璋对嗣君悉心保护，不但致力安抚藩王，芟除对皇权有威胁的勋臣武将，而且修订《祖训录》，使能在制度上确立皇太孙的权威，收管诸王的权力，减少其犯罪作恶和对嗣君构成威胁的机会。朱元璋为人猜疑，妒忌英才，不容他人觊觎君权，习以严刑峻法治国，用凶残手段对付异己。从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以谋逆罪处死左丞相胡惟庸，废中书省，独揽大权开始，屡屡遄兴党狱，滥杀无辜，虽元勋国戚、勋臣宿将亦不免。一时被株连时称胡党的文武官员及从属凡数万人，连太师韩国公李善长（1314—1390）亦以涉嫌同谋于洪武二十三年五月被赐死。 到二十六年二月名将凉国公蓝玉，又以谋反与勋臣鹤庆侯张翼、景川侯曹震、东莞伯何荣、吏部尚书詹徽等十馀人皆坐诛，而从犯被处死者万馀人。朱元璋且亲撰《逆臣录》张扬其事，史称“胡蓝之狱”。胡惟庸传记及党案始末见《实录》卷一二九，洪武十三年正月甲午（页2043—2048）；《明史》卷三〇八，页7906—7908；参 Hoklam Chan 撰传,DMB, vol.1, pp. 638641。李善长传见《实录》卷二〇二，洪武二十三年五月戊戌（页3023—27）；《明史》卷一二七，页3769—3772；参 Romeyn Taylor 撰传, DMB, vol. I, pp. 850854。蓝玉传见《实录》卷二二五，洪武二十六年二月乙酉（页3296—3297）；《明史》卷一三二，页3863—3866；参 Edward L. Dreyer/Hoklam Chan 撰传，DMB, vol. 1, pp. 788791。史事考证见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四部丛刊》本， 卷一〇四《太祖实录辨证四》；卷一〇五《太祖实录辨证五》，页8下—10下，12下—13上，13上—15下。潘柽章：《国史考异》卷二，页17下—35上；卷三，页1上—5上、页15下—21下、24下—26上、24上—37上、37下—39下。详细研究见吴晗：《胡惟庸党案考》，《燕京学报》第15期（1934年5月），页163—205；Thomas P. Massey, Chu Yüanchang and the HuLan Cases of the Early Ming Dynasty. Ph.D diss., Michigan, 1983 (Ann Arbor, UMI, 1992). 又参吕景琳：《洪武皇帝大传》，页352—337、419—444。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及二十八年二月，颍国公傅友德及宋国公冯胜(1330?—1395)又坐事被赐死。《实录》于此隐讳，仅言“颍国公傅友德卒”，未附其事迹；虽载冯胜讣闻，并未志其死因。但俞本《纪事录》于洪武二十八年下云：“是年以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等为党逆事伏诛，而家属悉令自缢，毁其居室而焚之。”此知二公亦被诬为同谋处死。一时开国勋将名臣被铲除至尽，其故安在？朱元璋是否因惧怕元勋乘机僭权，抑或在伤痛诸子为非作恶，又不忍诛杀，无法处理之愤怒复杂心理下将矛头转向旧臣？吴晗《朱元璋传》对此评说：“皇太孙的性格极像他的父亲，元璋担心他应付不了这个局面，诸将大臣将来会不服从他的调度。只好再一次斩除荆棘，傅友德、冯胜这几个仅存的元勋宿将也给杀光了。”这是中的之论，不过并未能全面涵盖太祖的复杂心理。傅友德及冯胜讣闻见《实录》卷二三五，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丑（页3435），洪武二十八年二月丁卯（页3447—3451）。参俞本：《纪事录》卷下，页41下。有关考证见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一〇五《太祖实录辨证五》，页13上—15下；潘柽章：《国史考异》卷三，页24上—37下。冯胜及傅友德传见《明史》卷一二九，页3795—3799，3799—3803；参 Chaoying Fang 撰传，DMB, vol. I, pp. 453455; F. W. Mote撰传，DMB, vol. I, pp. 466471。评论见吴晗：《朱元璋传》，页298。

同年九月，朱元璋颁布增订的《皇明祖训》，其修订旨意近人论者已多，主要认为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祖训录》原来用以规范封建诸王制度，以及朝廷与地方的官制与法律的规条已不适时，特别是随着皇太子的早逝，皇太子的册立及诸藩王违法作恶带来的政治冲击与负面影响，有全面斟酌损益的需要。根据张德信的考证，《祖训录》与增订的《皇明祖训》二者之间最少有七十个重要的不同点，而谭家齐接踵，探索修订《祖训录》制度的一些重要因素。兹勾勒本文所关注的命题在二书所改动的条文略作说明。《皇明祖训》于洪武二十八年九月庚戌颁行，见《实录》卷二四一，页3503—3504。详细研究参谭家齐：《从“太祖皇帝钦录”看明太祖修订“祖训录”的原因》，《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卷44期（2004），页83—104。关于《皇明祖訓》的较早论著，见石原道博：《“皇明祖訓”の成立》，載《清水博士追悼紀念明清史論叢》（東京：大安株式會社，1962），頁1—36；黃彰健：《论“祖训录”颁行年代並论明初封建諸王制度》。又见张德信：《“祖训录”与“皇明祖训”比较研究》，《文史》第45辑（1998年9月），页139—62；许振兴：《明太祖家法的研究与价值——“祖训录”与“皇明祖训”论》，载方克立等编：《中华文化与二十一世纪》（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页905—915。

首先，是制度礼仪上对天子和亲王关系的重新安排。按，始制《祖训录》时，其《礼仪》的“兄为天子”条所规定亲王来朝的仪节，系预计以皇太子朱标继承大统，统御王弟，但在册立皇太孙后，未来天子变成统御王叔，为要解决这个尴尬问题，便在改订《皇明祖训》时删除这一条。同时，朱元璋亦在礼仪上保护太孙和安抚诸王。例如，在《祖训录·礼仪》的“亲王来朝”一节，规定亲王要对天子行“五拜礼”，但没有注明要叩头；但是《皇明祖训》却规定诸王要“叙君臣礼，行五拜三叩头”，使诸王不能减少对晚辈天子的礼数。 同时，《祖训录》虽规定若亲王为尊长，与天子叙家人礼时，王坐着受“四拜礼”，但是《皇明祖训》却强调君臣的区别，“虽行家人礼，君臣之分不可不谨”，因此天子行礼不叩头。这些礼仪上的澄清，使晚辈的朱允炆不会受到皇叔的侮辱，而在确立尊卑的同时，也维持诸王坐受天子四拜的礼数，开导诸王不满的情绪。《洪武御制全书》，页369、370、371、397。

其次，是太祖对藩王的权力的调整。根据《钦录》记载，不少《祖训录》条文在《皇明祖训》更订，是因应秦王及其他藩王所犯罪恶。例如，有关诸王的内事，《祖训录·箴戒》首要劝诫诸子常怀警惧，日夜小心，举出元朝英宗（硕德八剌［Shidabala，1321—1323在位］）被害，“只为左右内使回避太远，故有此祸”为例。《皇明祖训·祖训首章》载录“只为左右内使回避太远”后插入“后妃亦不在寝处”一句。《洪武御制全书》，页365、391。元英宗被害事史称“南坡之变”，见宋濂等纂修：《元史》(中华，1976) 卷二八“英宗纪二”，页633。详萧功秦：《英宗新政与“南坡之变”之变》，《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4期（1980年4月），页36—46。朱元璋为何重视诸王与后妃同寝？今按前揭《谕祭秦王祝文》，太祖责备秦王的无数过失其一为“听信偏妃邓氏，将正妃王氏处于别所……有同幽囚”，而邓氏受责自缢后，秦王“宵昼与无知群小放肆自乐，由是宫中无主……因而恣纵，非法刑诸宫人”，以致为宫人下毒身亡。因此要增入条文强调后妃和睦的重要性。 又朱元璋出身贫微，故此得位后体恤民困，不尚奢华，但所封诸王不少虽已有足够宫舍，仍滥造宫殿台榭以为逸乐。《纪非录》列举秦王的三十多项失德罪恶，就有几项滥兴土木，修建宫室、装饰庭园的事例。《祖训录·营缮》并无禁诫诸王兴建离宫别榭的条文，但《皇明祖训》在此则末端增补一条：“凡诸王宫室，并不许有离宫、别榭及台榭游玩去处。虽是朝廷嗣君掌管天下事务者，其离宫、别殿，台榭玩去处，更不许造。”同上书，页385、409。显然系在诸王累累违训后立例图谋补救。

此外，在《祖训录》所列各类条文，朱元璋赋予藩王在所辖王城内极大的人事权和法律权。例如《职制》列出，藩国内除却长史及镇守、护卫等指挥系朝廷所遣，“凡王府文武官属，文官及首领导官，从王于境内选用。武官千户、百户等，于所部军职内使用。……不由各衙门，差人直诣御前闻奏，颁降诰敕。仍照京官例给俸。”同时，诸王对所用官员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如《法律》明言：“凡亲王所自用文武官吏并军士，生杀予夺，从王区处，朝廷毋得干预。”同上书，页382、373。不过由于诸王，特别是秦王率性行凶作恶，如捶辱长史，虐待属官，滥杀军士、平民，残害西番幼童男女等，对王国的管理及法治影响很大。因此《皇明祖训·职制》删去诸王对本府文官及首领官的任用权，只可任用武官以保持诸王的军事功能，无疑系针对秦王等之累恶不悛而作的补救。至于《法律》亦收回诸王的生杀大权，并有新规定云：“凡王国文官，朝廷精选赴王国任用，武官已有世袭定制，如或文武官员犯法，王能依律剖判者听，法司毋得吹毛求疵，改王决治。其文武官，有能守正规谏，助王保其国者，无得轻易凌辱。朝廷闻之，亦以礼待。”《洪武御制全书》，页406、400。

上述条文的制定有三大意义：一系鉴于秦王之捶辱长史事件，将保护官员范围推及所有文武从属；二是诸王不可再随意断臣下的生死，必须服从法律条文；三为据此规定，藩王的司法及用人权大被削减，回归朝廷管制。此外，按《祖训录》规条，藩王虽不处理国内钱粮词讼，但对境内平民之违法及悔慢王者拥有生杀之柄。《法律》云：“凡王所居国城，及境内市井乡村人民等，敢有违犯及悔慢王者，从王区处，朝廷及风宪官无得举问。”但鉴于秦王以下诸王之肆杀无辜百姓和滥刑残害军民，《皇明祖训》将“敢有违犯及悔慢王者”删去“违犯”一词，又将“从王区处”改作“王即拿赴京来”，并续言“审问情由明白，然后治罪”。可见新制不但不许诸王随意处分臣属，亦收回其对平民审讯及处罚的权力。最值得注意的是，《法律》门下加增一条：“凡臣民有罪，必明正其罪，并不许以药鸩之。”同上书，页373 、400。此当系朱元璋见诸王以毒药私刑臣民，往往不依律法随意杀害谋作补救。由此看来，《皇明祖训》大部分的改动系在洪武二十八年之前，显然为针对秦王及诸王之累恶不悛，希望能借助制度的更革，遏阻这种儒家教育不能改善的情况，只不过为时已晚，在政治形势的剧变下已无可作为。

既芟除对皇太孙有军事威胁的勋臣武将，又遣派秦王率师出征西番，晋王及周王率山西、河南诸卫军出寨筑城屯田，而又命燕王率师出辽东、大宁以防蒙古兵侵犯，朱元璋已为其继承者充分部署。到洪武二十八年三月秦王卒，三十一年二月晋王又卒，朱允炆的嗣位已无伦序上的顾虑。但为防范燕王野心有异志，据《钦录》收录同年五月戊午圣旨，又命嗣立晋王之济熺教属官“预先选下好人好马，堤备临阵时，领着在燕王右手里行”作为监视，希望能防止意外。《实录》卷二三六，洪武二十八年正月甲寅（页3445），甲子（页3446）；卷二三七，洪武二十八年三月癸丑（页3461）；卷二五六，洪武三十一年三月己未（页3704）。《钦录》洪武三十一五月戊午赐晋王圣旨内容在《实录》卷二五七（页3715）同日条，已为永乐史官窜改，变为“勅左右军都督杨文……往北平参赞燕王……选拣精锐马步军士，随燕王往开平堤备，一切号令皆出自王”。这使燕王变为主将。参陈学霖：《关于“明太祖皇帝钦录”的史料》，《暨南史学》第2辑，页220；《明史研究论丛》第6辑，页82。是年闰五月乙酉太祖病亟，遗诏言“皇太孙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允炆遂嗣位为建文皇帝。不过三修《太祖实录》又载：“即……召今上〔太宗〕还京。……疾亟，问左右曰：‘第四子来未？’言不及他。”《实录》卷二五七，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乙酉（页3718）。太祖遗诏今存载傅凤翔编辑：《皇明诏令》，《续修四库》本，卷四《太祖高皇帝下》，页48上—48下。遗诏日期为洪武三十一年闰九月初十日（1398.10.19）。朱允炆嗣位为建文皇帝《实录》无载。仍言欲传位于燕王。《实录》删去遗诏，而官书《奉天靖难记》杜撰“皇太孙矫诏嗣位”以配合为燕王继统正名，后来《太宗实录》卷首之《奉天靖难事迹》亦据此。由此可见，诸皇子的败德为非，特别是秦王的暴戻恶极，朱元璋的管教失败，形成藩国的毒瘤。这一无法改变的现实，在皇太子死后对立储及太孙允炆的继位有决定性的影响。未几燕王以“奉天靖难” 为名，依《祖训》出师清除朝廷奸臣，军压南京，借言建文帝焚死，登基继父亲为永乐皇帝，更是太祖所未预料到封王建藩种下的祸根，但为朱明王朝历史带进一新纪元，历史的吊诡莫甚于此。见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页15—16。《奉天靖难事迹》收入《太宗实录》前九卷。卷一纪太祖病终后言：“皇太孙遂矫诏嗣位，改明年为建文元年”，见《明太宗实录》卷一，页5。有关史事纪录的窜改，参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页122—123；又参黄彰建：《读明刊“毓庆勋懿集”》，载《明太祖与武定侯郭英敕书》，页144—145。本篇原载朱鸿林编：《明太祖的治国理念及其实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此文有英文版，内容大致相若，但表述方式稍异。见“Ming Taizu’s Problem with His Sons: Prince Qin’s Criminality and Early Ming Politics,”Asia Major Third Series, vol.XX, part I. Academia Sinica, Taibei。第六篇 明太祖“龙飞”官史“塑像”之分析——《明太祖实录》史料探源举隅引 言

钦

维〔大明〕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应千年之景运，集群圣之大成。天命眷顾之隆，起徒步不阶于尺土，人心向〔悦〕服之诚〔固〕，未三年已定于京都。“龙飞云从”而华夏蛮貂罔不率俾〔服〕，日照月临而山川鬼祥莫不攸宁。

李景隆、解缙等：《进“实录”表》此为二修《明太祖实录》之进呈表，于永乐元年六月十五日(1403年7月4日)， 由监修国史都总裁官李景隆等谨进，翰林学士解缙撰文， 今收录于姚广孝等监修：《明太祖实录》（简称《实录》(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附《进“实录”表》， 页2。文内括号之缺字从解缙：《解文毅公集》(乾隆三十一年［1766］ 刊本) 卷一， 页21上—24下所收表文补录。表中“龙飞云起”语出《易上经．乾卦》：“《文言》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即象征天子即位。见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注疏》(《四部备要》本) 卷一，页9上；参见页170注②。明季吴朴撰太祖开国历史，即以《龙飞纪略》为名，是书八卷，有嘉靖二十一年(1542) 序，今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台湾台南县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据原刊本影印，1996。明初人物、史事、传说第六篇 明太祖“龙飞”官史“塑像”之分析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自从三代出现所谓三皇五帝，到周代从天命说出现天子，在典籍记载和流行传说里，都以半神半人的模相出现，而自从秦始皇(前221—前210在位)建立皇帝制度，皇帝成为最高权力的统治者，其神化程度就变本加厉。皇帝的神化，从秦始皇已开始，除却利用原始宗教迷信之外，其理论基础和缘饰主要来自阴阳家邹衍(前305—前240?)的“五德终始”说。(“五德”即“五行”，其循环次序为土木金火水，从所不胜，时称“五德相胜”或“相克”)关于中国皇帝制度的建立及皇帝的神化，参雷海宗：《皇帝制度之成立》，《清华学报》第9卷第4期(1934年10月)，页853—871(此文收入雷海宗、林同济合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长沙：岳麓书社，1989重刊］，易名《中国的元首》，页73—93) ；又见白钢：《中国皇帝》(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 。邹衍“五德终始”说详见所著《主运》等篇，原书已佚，遗文残存吕不韦：《吕氏春秋》(《备要》本)，卷十三。邹衍学说之演变及对政治学术之影响论者甚多，详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载《古史辨》第5册(北平：朴社, 1935)，页423—427；同作者:《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王梦鸥：《邹衍遗说考》(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 ；李汉三：《先秦两汉阴阳五行学说》(台北：钟鼎文化出版公司，1967) ；孙广德：《先秦两汉阴阳五行说的政治思想》(台湾商务，1993年修订本) ；及邝芷人：《阴阳五行及其体系》(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 等。有关阴阳五行学说的英文著述见本书第一篇《明朝“国号”的起源及“火德”问题》注2。司马迁(前145—前90?)《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封禅书》又说：“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蚓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鸟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见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六，页235; 卷二八《封禅书》，页1366。 参看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页423—427；及同作者：《秦汉的方士与懦生》，页12—15。推定水德不但建立秦在朝代循环系统的正当性，亦为始皇及后代帝皇的神化开创先例。例如先秦时以龙为天子之象征，《易上经·乾》卦辞言：“飞龙在天，大人造也。” (疏：“飞龙在天，犹圣人之在王位造为也。”)至此便移用于皇帝。上揭《秦始皇本纪》引汉初流传秦王政三十六年(前211)奉璧人预言：“今年祖龙死”，即指秦始皇，自此以龙称皇帝便成为神化的惯词。见《周易注疏》卷一，页6上；《史记》卷六，页259。关于以龙为天子及皇帝的象征，参看罗二虎：《龙与中国文化》(成都：三环出版社，1990) ，页121—142；刘志雄、杨静荣著：《龙与中国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页273—280。

汉兴之后，阴阳家学说继续炽盛，建立政权正当性（legitimacy）及改制更革的理论基础，提高皇帝的地位及加深其神化。汉高祖刘邦(前202—前195在位)沿秦传统，重定水德之位承周之火德，但朝臣以嫌及继秦而酝酿改制，到武帝(前140—前87在位) 太初元年(前104)便改为土德。 《史记·孝武本纪》云：“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因为太初元年。” (又见《汉书·武帝纪》) 武帝改定之德运系根据董仲舒(前179?—前104)修正之模式。董生著《春秋繁露》，发明天人感应，灾异祥瑞论说，将“五德终始”的行序改为木火土金水，从所相生，称“五德相生”，取代邹衍原来的德运次序，又倡赤黑白“三统”说，主张汉继周为黑统为改制之张本。关于汉初诸帝对推定德运及改制的讨论，详见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页430—450；及同作者：《秦汉的方士与儒生》，页12—15。引文见《史记》卷十二《孝武本纪》，页483；卷二八《封禅书》，页1378、 1381、 1402； 班固：《汉书》(中华，1962)卷六《武帝纪》，页199。董仲舒对“五行”及“三统”之解说见《春秋繁露》(《四部丛刊》本)卷三三；参考顾颉刚上揭，页441—450, 481—492。本传见《汉书》卷五六，页2495—2528。在秦帝制及阴阳学说的影响下，汉朝皇帝的地位日愈崇高，日愈神化。例如高祖公然视天下为其个人私产，令立太上皇庙；高祖死后，惠帝(前195—前188)令诸侯郡国各立高祖庙以岁时祠，而后继汉帝皆于生时各自立庙使人崇拜。武帝最尊崇鬼神，大肆求神仙、行郊祀、巡狩、封禅之礼，又以“万岁”一词为皇帝之专称，至太初元年(前104)推定土德，便将皇帝的神化推至极高峰。见《史记》卷八《高祖纪》，页387、392；卷二八《封禅书》，页1384、1397、1402； 《汉书》卷二五上、下《郊祀志上、下》；参看雷海宗、林同济合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页83—92；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页12—20；及王春瑜：《万岁考》，《历史研究》1979年第9期，页89—91。武帝以后，国运日趋下落，至成、哀二帝之世(前33—前7; 前7—前1在位)，人心思变，灾异之说兴盛，酝酿汉室再受命改制。刘向(前77—前6) 汇集时论，著《洪范五行传》推波助澜，而刘歆(?—23)摭董子及其父余绪，编订古文众经典，窜改史传，宣称高祖为尧后及火德，王莽(9—23在位)受汉帝禅以土德王，为其嗣位之论据。在此时期，谶纬之书大量出现，以阴阳学说解释经典，糅杂民俗传说，编造古圣帝王神话，而各类视为符瑞之图记物象亦迭出不穷。汉室诸帝受命之谶记尤多，如宣称高祖为“赤帝子”，斩白帝子受命为帝；哀帝时传“赤精子”之谶，言“汉当再受命”，为王莽篡汉铺路，而光武帝刘秀(25—57在位) 之兴亦有“赤伏符”谶记，谓“四七之际火为主”，预言刘氏将复兴汉统。关于汉末改德更制之酝酿，以及王莽受禅以土德王的经过，详见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页430—450；及同作者，《秦汉的方士与儒生》，页12—15。 史源见《史记》卷十二《孝武本纪》；卷二八《封禅书》；《汉书》卷六《武帝纪》；卷二一下《律历志下》；卷二五下《郊祀志下》；卷三六《楚元王传附刘向、刘歆传》；及卷九九上、中《王莽传》。谶纬的源流及对政治学术的影响之论著，除上揭顾颉刚诸作，可参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の基础的研究》(东京：汉魏文化研究会，1966) ；钟肇鹏：《谶讳论略》(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有关章节；及丁鼎、杨洪权：《神秘的预言》(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 ，页1—29等。 高祖“赤帝子”之谶引文见《史记》卷八《高祖纪》，页347；源出《尚书中候》、《春秋演孔图》、及《春秋合诚图》，收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原称《重修纬书集成》，东京明德出版社出版，1971—1991)上册， 页401；中册，页581、765；哀帝时“赤精子”之谶引文见《汉书》卷十一《哀帝纪》，页340；卷七五《李寻传》，页3192；光武帝“赤伏符”之谶见范晔：《后汉书》(中华，1965) 卷一上，页18、20、22;《后汉书志》第七《祭祀上》，页3158；又见《纬书集成》下册, 页1160《河图赤伏符》。

这些由阴阳学说孕育的图谶符瑞，自西汉末至南北朝风行一时。它们不但成为王权正当性的政治符号，而且如欧美汉学家论中国传记之撰写者言，为帝皇神化的“塑像”(portrait) 提供如中古圣徒传记(hagiography) 常见之“铸定的描绘” (stereotyped characterization)和“因袭的模样” (conventionalized topoi)，有沿承的典故和夸张的辞藻(stock phrases and hyperbole)，既为当世政治宣传发挥作用，又为同时代及后世编纂官史者所资取。参考Denis Twitchett, “Problems of Chinese Biography,” in Confucian Personalities, ed. Arthur F. Wright and Denis Twitchett (Stanford: Standard University Press,1960), pp. 24—39; 其他有关论著见张源译：《美国历史学者对中国传记的看法》，载刘绍唐等：《什么是传记文学》(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 ，页88—102。关于汉代图谶的搜集与研究，见页171注②所揭著作。两晋至隋的图谶资料见《纬书集成》下册《附录编》， 页1303—1361； 论著见吕宗力：《两晋南北朝より隋に至る图谶をする历史の真相》，《中村璋八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学论集》(东京：汲古书院，1996) ，页243—301。正史所见古代帝王的神化略见杜奎英：《中国历代政治符号》(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63) 第3章《符瑞》，页72—90；及孙广德：《我国正史中的政治神话》，《社会科学论丛》第30期(台北，1982年9月)，页29—76。详细研究见丁鼎、杨洪权著《神秘的预言》有关个案研究。英文论著见Zongli Lu, Power of the Words:Chen Prophecy in Chinese Politics, AD165618 (Bern:Peter Lang AG., 2003), chaps. 2,3.由于古代载籍极多流失，大部分图谶资料都是通过官史，如“起居注”、“日历”、“实录”，以至纪传体正史的采录而幸存，其间虽或经过史家润饰删节，原貌犹存，不过由于明以前的“实录”俱失传，研究早期帝王的神化及帝王的塑像就只能从正史钩稽资料。从汉至宋朝正史所见，历代史官根据图谶或传说资料塑造的帝王神化形象，有以下类型的特征：

其一，诞生神异。如《史记·高祖本纪》载汉高祖：“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后汉书·光武皇帝纪上》载光武帝：“皇考南顿君〔钦〕初为阳济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于县舍，有赤光照室中。钦异焉，使卜者王长占之。长辟左右曰：‘此吉兆不可言。’是岁县界有嘉禾生，一茎九穗，因名光武曰秀”；如《南史·宋本纪上》记高祖刘裕(420—422在位):“以晋哀帝兴宁元年，岁在癸亥，三月壬寅夜生。神光照室尽明，是夜甘露降于墓树”；《隋书·高祖纪》记高祖杨坚(581—604在位)：“皇妣吕氏……生高祖于冯翊般若寺，紫气充庭。有尼来自河东，谓皇妣曰：‘此儿所从来甚异，不可于俗间处之’”；《旧五代史·梁书·太祖纪一》载太祖朱全忠(朱温，907—912在位)：“生于砀山县午沟里。是夕，所居庐舍之上有赤气上腾，里人望之，皆惊奔而来。曰：‘朱家火发矣。’及至，则庐舍俨然。既入，邻人以诞孩告，众咸异之”；又如《宋史·太祖纪一》载太祖赵匡胤(960—976在位):“宣祖仲子也。母杜氏，后唐天成二年生于洛阳夹马营，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见《史记》卷八，页341；《后汉书》卷一下，页86；李延寿等修撰：《南史》(中华，1975)卷一，页1；魏征等修撰：《隋书》(中华，1975)卷一，页1；薛居正等监修：《旧五代史》(中华，1976)卷一，页2；脱脱等监修：《宋史》(中华，1977)卷一，页2。

其二，状貌异禀。如《史记·高祖本纪》记汉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后汉书·光武皇帝纪上》记光武帝：“身长七尺三寸，美须髯，大口，隆准曰角”；《南齐书·高帝纪上》载高帝萧道成(479—482在位):“姿表英异，龙颡钟声，鳞文遍体。……〔宋〕明帝常嫌太祖非人臣相，而民间流言云：‘萧讳当为太子’”；《隋书·高祖纪上》载高祖杨坚:“为人龙颜，额上有五柱入顶，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长上短下，沈深严重”;《南史·梁本纪上》载武帝萧衍(502—549在位):“帝生而有异光，状貌殊特，日角龙颜，重岳虎顾。舌文八字，项有浮光，身映日无所。两骻骈骨，顶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帝’”;又如《宋史·太祖纪一》载太祖赵匡胤：“既长，容貌雄伟，器度豁如，识者知其非常人。”见《史记》卷八，页343；《后汉书》卷一上，页1；萧子显等修撰：《南齐书》(中华，1972)卷一，页3、6；《隋书》卷一，页1；《南史》卷六，页168；《宋史》卷一，页2。

其三：谶讳灵异。如《史记·高祖本纪》记汉高祖：“被酒夜径泽中，……有大蛇当径，……乃前拔剑击斩蛇。……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问:‘何哭？’……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后汉书·光武皇帝纪上》记光武帝:“宛人李通等以图谶说光武云：‘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同舍生强华自关中奉《赤伏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晋书·元帝纪》载元帝司马睿(318—322在位):“太安之际，童谣云：‘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及永嘉中岁，……王室沦覆，帝与西阳……五王获济，而帝竟登大位焉”;《隋书·高祖纪上》载高祖杨坚：“先是，定州城西门久闭不行，齐文宣帝时，或请开之以便行路。帝不许，曰：‘当有圣人来启之。’及高祖至而开焉，莫不惊异”;《旧五代史·梁书·太祖纪三》记太祖朱全忠:“〔受禅前〕帝之家庙栋间，有五色芝生焉，状曰芙蓉，紫烟蒙护，数日不散。又，是月，家庙第一室神主上，有五色衣自然而生，识者知梁运之兴矣”;又如《宋史·太祖纪一》载太祖赵匡胤：“〔周〕 世宗在道，阅四方文书，得韦囊，中有木三尺余，题云：‘点检作天子’，异之。……还京师，拜太祖检校太傅、殿前都点检。”见《史记》卷八，页347；《后汉书》卷一上，页2、21；沈约等修撰：《晋书》(中华，1972)卷六，页157；《隋书》，卷一，页2；《旧五代史》卷三，页45；《宋史》卷一，页3。

由此可见，秦汉以降历代帝王都经历不同程度的神化，而透过史官的采录改造及裁剪润色，出现各类同一理念但反映时代思想的塑像、典故、虚构故事和因袭的辞藻，对政治史、史学史至于文化史的研究都有殊特意义。不过，由于原手官史如“日历”、“实录”之类俱失传，明朝以前这一课题的研究都需要从后代编纂的正史钩稽。本篇利用现存的《明太祖实录》，考索官史中朱元璋崛兴、“龙飞”成为明太祖的“塑像”之过程，庶几弥补此一缺憾，为中国帝皇的神化作一政治与史学史的个案研究。“龙飞”指天子之就位，出处见页169注①。此题目笔者曾有英文论著作初步研究，见Hoklam Chan, “The Rise of Ming T‘aitsu (r. 136898): Facts and Fictions in Early Ming Official Historiography,”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95.4(Oct.Dec. 1975): 679715. 又参Hoklam Chan and Laurie Dennis, “Frenzied Fictions:Popular Beliefs and Political Propaganda in the Written History of Ming Taizu,” in Long Live the Emperor!Uses of the Ming Founder across Six Centuries of East Asian History, ed. Sarah Schneewind (Minneapolis, MN:Society for Ming Studies, 2008), pp.1536。

明太祖朱元璋(1368—1398在位)，濠之钟离乡 (今安徽凤阳)人，生于贫穷农家，早年失学牧牛田畋，年十七厉疾肆虐，双亲俱亡，于是皈依释氏，厕身皇觉寺，游乞于淮泗之间，随投身红巾郭子兴(?—1355) 军旅，奉侍宋国主韩林儿(卒于1366年底或1367年初) ，以雄才天姿，际会风云，不十数年间戡定陈友谅(1320或1321—1363)、张士诚(1321—1367)、方国珍(1319或1320—1374)诸群雄，又北伐中原，摧灭元室，开创大明王朝，诚是国史上之丰功伟迹。朱元璋的政迹及其历史地位论者已多，本文并不置喙，要注意的是后代的评论及其在历史上的形象，都是建筑在立国后撰述的史书和编纂的文献资料。近代学者对明太祖的评NFECE，举其大者，可见孟森：《明代史》(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57)第2篇第1章；方觉慧：《明太祖革命武功记》(台北：文海出版社，1964重印)《导言》；吴晗：《朱元璋传》（北京人民，1965年修订本），并英文著述如 F.W. Mote, “The Growth of Despotism: A Critique of Wittfogel’s Theory of Oriental Despotism as applied to China,” Oriens Extremus 8.1(1961):1841； Ssuyu Teng , “Ming T’aitsu’s Constructive and Destructive Work,” Chinese Culture 8.3(Sept. 1967): 1438; Frank Munzel, “Some Remarks on Ming T’aitsu,” Archiv Orientalni 37 (1969):377403。 其他中文论著见李小林等编：《明史研究备览》(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 ，页418—421所揭；又见陈梧桐：《朱元璋研究》(天津人民，1993) ；吕景琳：《洪武皇帝大传》(辽宁教育，1994) ；朱鸿：《近十年来(1989—2000)有关朱元璋研究的介绍》，《汉学研究通讯》第20卷第1期（2001年2月），页28—44。英文著述见Ssuyu Teng 撰传, 载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 ed. L. Carrington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简称DMB), vol.1， pp. 38192;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7: The Ming Dynasty,

由于历史传统的影响，加上对自己出身及身后名的敏感，朱元璋对史事的记录和史官制度的重建极为关注。在即帝位后，便曾以文言撰作 《朱氏世德碑》、《皇陵碑》、《纪梦》、《西征记》、《周颠仙人传》等碑记及文录叙述其家世、早年事迹，及征战陈友谅、张士诚等经过，作为历史的见证而为修史者采录。朱元璋此类亲撰文章俱已收入后人所编之《明太祖文集》，现存者有刻于洪武、嘉靖、万历各朝，卷帙自十二卷、二十至三十卷不等。今日通行者为《明太祖御制文集》，二十卷，台北台湾学生书局据洪武十三年(1380)内府刊本影印， 1965；及《明太祖集》，亦二十卷，合肥黄山书社据万历十年(1582) 刊本影印， 1991。解题见永瑢等纂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简称《四库提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卷一三四；Wolfgang Franke（傅吾康）,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s of Ming History《明代史籍汇考》（简称Sources）（Kuala Lumpur: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8）, 6.8.5. 关于明太祖之文学造诣，略见包遵彭：《明太祖及其文章》，载《明文祖御制文集》，卷首，页1—19；及梁容若：《朱元璋的文章》，见所著《书和人》(台北：文星书店，1964) ，页131—137。又自吴元年(1367，朱元璋即吴王位)起，循元之旧于翰林院附国史院，以翰林编修、修撰、检讨为史官，并设起居注官日侍左右记录言动，而洪武改元(1368)后复增置品阶员伍。《明史·职官志二》载：“翰林院。学士一人 正五品，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各二人 并从五品，侍读、侍讲各二人 并正六品。……史官修撰、编修、检讨、庶吉士无定员。学士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以考议制度，详正文书，备天子顾问。凡经筵日讲，纂修实录、玉牒、史志诸书，编纂六曹章奏，皆奉敕而统承之。……史官掌修国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礼乐、兵刑诸大政，……皆籍而记之以备《实录》。……吴元年，初置翰林院，秩正三品，设学士正三品，侍讲学士正四品，直学士正五品，修撰、典簿正七品，编修正八品。洪武二年置学士承旨，正三品，改学士，从三品，……增设待制从五品、应奉正七品、典簿从八品等官，十三年增设检阅从九品。……史官，自洪武十四年置修撰三人，编修、检讨各四人。……起居注 甲辰年置。吴元年定秩正五品，洪武四年改正七品，……九年定起居注二人，后革，十四年复置，秩从七品，寻罢。”张廷玉等修纂：《明史》(中华，1974)卷七三《职官志二》，页1786—1788。洪武朝官修的当代编年史籍主要为《起居注》、《钦录簿》及《日历》；《起居注》为左右史所记皇帝言动；《钦录簿》为档案文册的摘录；《日历》宋称《日录》，系以《起居注》、《时政记》等资料编成，为建文朝修纂《实录》之基本史料。此外，史院又编纂各类玉牒史志、制诰奏章，天文地理，礼乐兵刑诸大政之典籍，俱为后代修纂国史所资取。关于明初官史学之发展及著作，略见Wolfgang Franke, “Historical Writings during the Ming,”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7: The Ming Dynasty, part 1, pp. 73646; 及谢贵安:《明实录研究》(台北文津，1995) ，页215—219。明太祖《钦录簿》一帙今幸存台北故宫博物院，题名《明太祖皇帝钦录》，复印件刊于《故宫图书季刊》第1卷第4期(1971年4月)， 页71—112。又见张德信：《“太祖皇帝钦录”及其发现与研究辑录——兼及“御制纪非录”》，《明清论丛》第6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7月），页83—110。

《太祖实录》始修于建文朝，不但为官修太祖朝史事的总集，亦为继位者对先祖之盖棺论定，故此如何塑造其历史形象、立定其历史地位便成为修纂史官煞费心机之事，而如何搜集及剪裁史料，将朱元璋从一介牧竖、佛门沙弥改塑为一真命天子、开国皇帝，及其在后世遗下的形象便是本论文的主题。但是《实录》曾经改修两次，因此要考究太祖的“塑像”及其改造的过程，必须对《实录》的修纂作一勘察。《明太祖实录》之修纂与改修论者甚多，可参阅近人对《明实录》著述有关此一题目之章节，如吴晗：《记明实录》，收入所著《读史札记》(三联，1957)，页186—96； 间野潜龙：《明实录つ研究》，载田村实造编：《明代满蒙史研究》(京都：京都大学文学部，1963) ，页1—72；Wolfgang Franke, “The Veritable Records of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ed. W. G. Beasley & E. G. Pulleyblank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 6077; 陈学霖：《“明实录”与明初史事研究》，刊于林徐典编：《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中华，1959)下册，页114—124，与谢贵安：《明实录研究》， 页34—41等。又参阅下页184注②揭笔者之有关英文论文。

按《明史·艺文志二》有言：“《明太祖实录》二百五十七卷。建文元年（1399）董伦等修。永乐元年（1403）解缙(1369—1415)等重修。九年（1411）胡广(1370—1418)等复修。起元至正辛卯（1351），讫洪武三十一年戊寅（1398），首尾四十八年。万历时，允科臣杨天民请，附建文帝元、二、三、四年事迹于后。”《明史》卷九七《艺文志二》，页2377。此条语焉不详，实则《太祖实录》之改修，明清史家已有揣论，多谓系因初修本指斥“靖难”为叛逆，故命重修。此指太祖第四子燕王朱棣(1360—1424) 以“靖难”为借口，举兵篡夺其侄太祖之长孙建文帝允炆(1399—1402在位)之皇位，成功后改元永乐，庙号初为太宗，到世宗嘉靖十七年（1538）改称成祖。 二修《实录》时焚初修本，至三修时又毁二修本，前二本俱不可得见。正如沈德符(1578—1642)言:“建文元年正月，始大开局修《太祖实录》。……文皇新即位，以前任知府叶仲惠等修《太祖实录》，指斥‘靖难’君臣为逆党，论死籍没。本年十二月始命重修，其时监修者为曹国公李景隆、忠诚伯茹嫦。……永乐九年，又以景隆、嫦等心术不正，编辑不精，改命姚广孝(1335—1418)、夏原吉(1366—1430)为监修。”又谓“本朝《太祖实录》修于建文中，王景等为总裁。后文皇‘靖难’，再命曹国公李景隆监修，而总裁则解缙，尽焚旧草。其后永乐九年复以为未善，更命姚广修监修，总裁则杨士奇，今所传本是也。然前两番所修，则不及见矣。”（《万历野获编》卷一《监修实录》条）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1959)卷一，页5—6。关于燕王朱棣“靖难”事变的始末，详见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四川李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5；上海商务1948年重印)； 及David B. Chan, The Usurpation of the Prince of Yen,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1975). 又见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The Ming Dynasty, pp. 21418.

顾炎武(1613—1682)亦指出“《太祖实录》凡三修，……再修、三修所不同者，大抵为‘靖难’一事”，并揭出《实录》之特殊书法，较沈氏为精允。(《亭林文集》卷三《答汤荆岘书》) 徐乾学(1631—1694)、 徐元文(1634—1691)昆仲则以为成祖为亲讳过举，故三修本极失实，其所上《修史条议》略言：“《太祖实录》凡三修，一在建文之世，一在永乐之初。今所传者，永乐十五年重修者也。前二书不可得见，大要据实直书，中多过举，成祖以为亲隐讳，故于重修时尽去之。”顾炎武：《亭林文集》(《丛刊》本) 卷三，页12下—13上；徐乾学：《憺园文集》(台北：汉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据康熙三十六年［1697］刊本影印，1971)卷十四，页14上。夏燮(1799—1875?)议《实录》最后出，但持论至精审，以为“成祖于建文所修之《太祖实录》，一改再改，其用意在‘适出’一事。盖懿文太子薨，则其伦序犹在秦、晋，若洪武之末，则秦晋二王已甍，自谓伦序当立，藉以文其篡逆之名也。”继又据家藏《太宗实录》细加校阅，谓“成祖自受封燕王以及防边之命，靖难之由，无不与所改之《太祖实录》先后同符”，证明《太祖实录》三修本凡于成祖之篡夺，乃出高祖遗意之张本。其说详见《明通鉴》卷首《义例》，近人评论多以为依归。夏燮：《明通鉴》(中华，1959)， 卷首《义例》，页13—14。例如吴晗（1909—1969）于《记明实录》所言：“对于《太祖实录》再修、三修之用意，……固一以迎立建文遗臣之指斥，一以欲隐太祖生前之过举，一以歌颂‘靖难’之举为应天顺人。而其最重最要者，实为‘适出’及伪撰太祖本欲立燕王之故事，以自解于天下后世也。”见王崇武：《明本纪校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5)，《序》，页1—10。关于《明太祖实录》之重修与永乐帝为“靖难”篡夺及继统建立正当性的关系，详Hoklam Chan,“Legitimating Usurpation: Historical Revisions under the Ming Yongle Emperor (r.14021424),” in Philip Y.S. Leung, ed., The Legitimation of New Orders:Case Studies in World History (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75158.即根据其说加以申绎。

今日通行之《明太祖实录》系据现存三修本各钞本之校勘本，而初修二修者俱已失传，仅有辗转钞存之残篇片断聊供参考而已。 1940年代王崇武（1911—1959）著《明本纪校注》对此问题有发明。他将流传之《皇明本纪》与今本《实录》校勘，参照有关典籍，细加稽考，认为是书系出自《实录》，但从内容及文字观之，成书较今本《实录》为早，似出初修本，疑与《天潢玉牒》同为永乐初宣传太祖宠信燕王，有传位之意，使减轻其篡夺之罪名而作（见后）。同上书，页1。因此，今日研究《实录》之史源及成书过程，必须参照王崇武对《皇明本纪》之校注。以下谨就今本《太祖实录》首卷记载朱元璋“龙飞”之事迹，自出生至登位为开国皇帝数年之间，选择若干则考察官史塑造其形象之经纬，先迻录《实录》有关史文，然后逐条剖析。

甲、真命天子

《明太祖实录》卷首叙述朱元璋的家世，于元天历元年(1328)诞生濠之钟离乡农家，早年贫困失学，年十七，双亲及长兄皆丧于厉疾，依靠无着，入皇觉寺为僧，徐流离淮甸觅食，以至正十二年(1352)，年二十入濠城投靠郭子兴等事迹都掺杂不少奇事异闻，这些记述可分四部，兹按时序钞录并就其性质揣加标题如下

一、诞生志异

大明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姓朱氏，讳元璋，字国瑞，濠之钟离东乡人也。其先帝颛顼之后，周武王封其苗裔于邾，春秋时子孙去邑为朱氏。世居沛国相县，其后有徙居句容者。世为大族，人号其里为朱家巷。高祖德祖、曾祖懿祖、祖熙祖，累世积善，隐约田里。宋季时熙祖始徙家渡淮，居泗州。父仁祖，讳世珍，元世又徙居锺离之东乡，勤俭忠厚，人称长者。母太后陈氏，生四子，上其季也。方在娠时，太后常梦一黄冠自西北来，至舍南麦场，取白药一丸，置太后掌中，有光起，视之渐长。黄冠曰：“此美物，可食。”太后吞之，觉，以告仁祖，口尚有香气。明日，上生，红光满室，时元天历元年戊辰九月十八日子丑(1328.10.11)也。自后夜数有光，邻里遥见，惊以为火，皆奔救，至则无有，人咸异之。(《实录》卷一，页1—2)

二、童年奇遇

常遘疾。抱之佛寺，寺无僧，复抱归。见室东檐下一僧面壁坐，顾仁祖曰：“来。”乃以手抚摩上顶，旦日疾遂愈。后复疾，仁祖念前梦之异，欲俾从释氏，不果。既而徙居钟离之西乡，后迁太平乡之孤庄村。太后常谓仁祖曰：“人言吾家当生好人，今吾诸子皆落落不治产业。”指上曰：“岂在此乎？”及上稍长，恣貌雄杰，志意廓然，独居沉念，人莫能测。既就学，聪明过人，事亲至孝，侍奉左右不违意。一日黎明，仁祖坐于东室檐下，上侍侧。有道士长髯朱衣，持简排垣栅直入，遽揖仁祖曰：“好个公公，八十三当大贵。”仁祖初见道士突入，颇不悦，闻其言异，乃留之茶。道士不顾而去，既出门不见，时莫知所谓。及上即位，追上遵〔尊？〕号，推其年数，适符其言。(《实录》卷一，页2)

三、皈依浮图

岁甲申(1344)，上年十七，值四方旱蝗，民饥，疾疠大起。四月六日乙丑(5.18)，仁祖崩。九日戊辰(5.21)，皇长兄薨，二十二日辛巳 (7.2)，太后崩。上连遭三丧，又值岁歉，与仲兄极力营葬事。既葬，念仁祖、太后常许从释氏，乃谋于仲兄，以九月(10月)入皇觉寺。仅五十日，寺僧以食不给，散遣其徒游四方。上遂西游至合淝界，遇两紫衣人，欣然来就，约与俱西。数日，上忽病寒热。两人解衣覆上身，夹侍而卧，调护甚至，病少差，复强起行。行数日，至一浮图下，两人者辞去，谓上曰：“姑留此待我三日。”后三日，疾愈，两人亦不至，上心异之。及行，至六安，逢一老儒，负书箧，力甚困。上闵其老，谓曰：“我代翁负”，老儒亦不让，偕行至朱砂镇，共息槐树下。老儒谓上曰：“我观贵相非凡，我善星历，试言汝生年月日为推之。”上具以告，老儒默然良久，曰：“吾推命多矣，无如贵命，愿慎之。今此行利往西北，不宜东南。”因历告以未然事甚悉，上辞谢之。老儒别去，问其邑里姓字皆不答。上遂历游光、固、汝、颍诸州，凡三年。时泗州盗起，列郡骚动，复还皇觉寺，上所居室夜复数有光，僧皆惊异。(《实录》卷一，页2—4)

四、祷神指示

壬辰(1352)春二月，……辛丑(3.13)，乱兵焚皇觉寺，寺僧皆逃散，上亦出避兵。日暮上归，念无所逃难，甚忧之，乃祷于神曰：“今兵难如此，吾欲出避兵，志无所定，愿于神卜之，出与处孰吉，明以告我。”祝已投卜凡三，俱不吉。上曰：“出与处既不吉，无乃欲吾从雄而后昌乎？”一投卜而吉。上自念曰：“今豪杰纷纷，孰堪与御乱者，况从雄非易事。”乃复祝曰：“兵凶事，从雄吾甚恐，盖许以避兵。”复投卜，珓跃而立，上知神意必欲从雄也，固守以待。……是时元将彻里不花率兵欲来复濠城，惮不敢进，惟日掠良民为盗以徼赏，民皆恟恟相扇动不自安。上以四境逼迫，讹言日甚，不获已，乃以闰三月甲戌(4.15)朔旦扺濠城。入门，门者疑以为谍，执之欲加害，人以告子兴。子兴遣人追至，见上状貌奇伟异常人，因问所以来。具告之故，子兴喜，遂留置左右。(《实录》卷一，页4—5)

在未考究上述史料出处，先列举《皇明本纪》之相关记载作一比较。根据王崇武推论，《本纪》系从较早修纂之《实录》钞出，又为今本《实录》沿袭，故此对考订史料年代先后极有帮助。《本纪》言：

大明太祖高皇帝濠梁人也，姓朱氏，世为农业，名元璋，字国瑞。母太后陈氏，夜梦一黄冠自西北来，至舍南麦场中，麦糠内取白药一丸，置太后掌中。太后视渐长，黄冠曰：“好物，食之。”太后应而吞之，觉谓仁祖曰：“口尚有香。”明旦，帝生。生三日，腹胀几殆，仁祖梦抱之寺舍，欲舍之。抵寺，寺僧皆出，复抱归家。见东房檐下有一僧坐板凳面壁，闻仁祖至，回身顾曰：“将来受记！”于是梦中受记，天明病愈。自后多生疾症，仁祖益欲舍之。上自始生，常有神光满室，每一岁间， 家内必数次夜惊以〔似〕有火，急起视之，惟堂前供神之灯，他无火。及〔欲〕出〔家〕幼，太后必欲舍之，仁祖未许。至十七岁，仁祖与太后俱以疾崩。上长兄□□王亦逝，惟仲兄□□王存。上自以家计日窘，思昔父母因疾曾许为僧，于是与仲兄谋，允托身皇觉寺。入寺方五十日，寺主以岁饥，罢僧饭食。时师且有室家，所用弗济，乃西游庐，六、光、固、汝、颍诸州，如此三载，复入皇觉寺，始知立志勤学。（页1）

王崇武评论云：

案《实录》与此书记事相同，而技术巧拙，则颇悬殊：如此书谓“生三日，腹胀几殆”，《实录》作“尝遘疾。”此书谓“见东房檐下有一僧坐板凳面壁”，《实录》作“见室东檐下一僧面壁坐。”此书谓“闻仁祖至，回身顾曰：‘将来受记’，于是梦中受记，天明病愈。”《实录》作“顾仁祖曰：‘来！’，乃以手抚摩上项，旦日疾遂愈。”此书谓“上自始生，常有神光满室，每一岁间，家内必数次夜惊以〔似〕有火，急起视之，惟堂前供神之灯，他无火。”《实录》作“自后夜数有光，邻里遥见，惊以为火，皆奔救，至则无有，人咸异之。”由上诸例比较，可见同纪一事，此书俗俚繁冗，《实录》简炼修洁，则《实录》之因袭此书，而非此书钞自《实录》可知矣。此一例也。见王崇武：《明本纪校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5)，《序》，页3。

无论《实录》所据稿本为何，须将史文来源说明以考溯修史过程。关于第一则故事记叙朱元璋之先世，其基本史料无疑是《朱氏世德碑》，此碑郎瑛(1487—1566后)《七修类稿》卷七 《国事类》有收，谨摘录于下：

本家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家巷，在通德乡。上世以来，服勤农业。五世仲八公，娶陈氏，生男三人：长六二公，次十一公，其季百六公，是为高祖考，娶胡氏，生二子：长四五公，次即曾祖考四九公，配侯氏，生子曰初一公、初二公、初五公、初十公，凡四人。初一公娶王氏，是为祖父母，有二子：长五一公，次先考五四公，讳世珍，元籍淘金户，非土产，市于他方(“以供岁赋”，按《翦胜旧闻》本无，恐非)。先祖初一公困于役，遂弃田庐，携二子迁泗州盱眙县。先伯考十有二岁，先考才八岁。先祖营家泗州，置田产，及卒，家道日替。由是五一公迁濠州钟离县，其后(“先考君”，《旧闻》本无此三字)因至钟离同居。先伯父洎先考君性皆淳良，务本积德，与人无疾言忤色，乡里称为世长。……先考君娶陈氏，泗州人。长重四公生盱眙，次重六公，重七公，皆生于五河，某其季也。《朱氏世德碑》《明太祖文集》失收，见郎瑛：《七修类稿》(中华， 1959) 卷七，页119—121。此碑又载徐祯卿：《翦胜野闻》，见沈节甫编辑：《纪录汇编》(长沙商务1938年影万历四十五年［1617］刊本) 卷一三〇，页1上—3上；及转录于潘柽章：《国史考异》，《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1995）卷一,页1下—2下。朱元璋于 《世德碑》言本宗出自金陵之句容，五世祖重(仲)八公以上不复可考，其实不然，见页184注②所揭资料。

此碑出处不详，谅系朱元璋发迹前述作，但言“本家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家巷，在通德乡”而不及其宗族世系，而所叙先祖名字自五世祖仲八公以下皆以数目字出之，此为宋元间百姓之习惯，至元璋龙飞以后，追封先祖，始有名字及庙号。《实录》所述元璋之封号：“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盖系永乐元年六月太宗所上尊号(1403)，而其先祖庙号——德祖、懿祖、熙祖、仁祖，则采自洪武元年(1368)正月朱元璋对先世追谥之名号。见《实录》卷一，页1；卷二九，页479—480。至于所言“其先为帝颛顼之后，周武王封其苗裔于邾，春秋时子孙去邑为朱氏，……其后有徙居句容者世为大族”云云，将朱氏从一普通农民家族提升为贵胤大族之后代，当根据永乐二修《实录》之总裁、翰林学士解缙(1369—1415)编撰之《明帝典》所述相传朱氏皇族之世系源流。此书已佚，但存《题词》一篇，以骈文间约撰述世系源流及开国前后之史事，与所编《天潢玉牒》互为表里，其开端谓“明开天辟地，正伦复义，通幽达明，……世系绪本颛顼，周诸侯国于邾，汉大司空浮裔丹徒句容，族以显渡度江墙于泗”，与《实录》吻合，可见其史源。解缙传见《明史》卷一四七，页4115—4123；及Hoklam Chan撰传，DMB, vol. 1, pp.55458。详见商传：《论解缙》，《明史研究》第1辑(黄山书社，1991)， 页141—158。解缙之《明帝典题词》见《解文毅公集》卷十六，页1上—3上。《明帝典》今不可见，据《题词》，其对朱元璋本宗上代之追溯谅亦止于五世祖， 然潘柽章《国史考异》卷1,页13下—14上引承休端惠王《统宗绳蛰录》，言五世祖重八公之远祖为九二一公，讳伯通，汉时山东衰州府仙源县兴贤乡人，传十五辈，至南齐时，有讳永昌者，拜官著作郎，又传二十五代至宋初，始因兵徙居建康句容县。潘氏以为其书纂自明藩府，必非无所征信，故敢为摭入与《朱氏世德碑》相发明。关于明朝凤阳朱氏世系的资料，详见刘佑平：《中华姓氏通书、朱姓》(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4) ，页170—174。解缙对二修《太祖实录》的贡献详Hoklam Chan, “Xie Jin (1369415) as Imperial Propagandist:His Role in the Revisions of the Ming Taizu shilu,”T’oung Pao XCI.13 (2005)： 58124.

次段所叙关于朱元璋诞生之志异，始见解缙编撰之《天潢玉牒》，《玉牒》叙述朱氏之先世与生平勋业作为皇室谱牒之记录，草成于永乐初，俨为改修《太祖实录》之题要。记云：

太祖高皇帝先世江东句容朱家巷人。熙祖生于宋季元初，太后王氏，二子：长寿春王，次仁祖。淳皇渡淮，因家泗州。太后陈氏，四子：长南昌王，次盱眙王，次临淮王。仁祖年五十，迁钟离之东乡。天历元年戊辰，龙飞濠梁，九月十八日，太祖高皇帝降诞。先是，陈太后在麦场见西北有一道士，修髯簪冠，红服象简，来坐场中，以简拨白丸置手中。太后问曰：“此何物也？”道人曰：“‘大丹。’你若要时将与你一丸。”不意吞之，忽然不知何往。及诞，白气自东南贯室，异香经宿不散。见解缙：《天潢玉牒》，收入《纪录汇编》卷十二，页1上—1下。

解缙既为改修《实录》之总裁，采用《天潢玉牒》当出其手；与《实录》对照，此故事比较冗长，不似前者经过修饰后之戏剧性。至于所言朱元璋生时“红光满室……，邻里遥见，惊以为火”则不见《玉牒》，似另从他处采录（详后）。

第二则故事记朱元璋童年尝遘疾，其父仁祖抱之佛寺求医未遂，一僧随至其家以手摩顶旦日而病愈；复记仁祖后十年迁居邻乡，又遇一道士到访预测其将大富贵，类似情节亦见《天潢玉牒》：

〔上〕后不能食，淳皇求医归，有一僧奇伟，坐于门侧，曰：“翁何往？”淳皇曰：“新生一子，不食。”僧曰：“何妨？至夜子时，自能食。”淳皇谢，许为徒，入家取茶，不知何往，至夜半信然。后十年，迁钟离之西乡，时至正丁丑。俄有一老翁造门曰：“你家有一龙。”时太祖正在侧。又迁太平乡县庄村，复有一翁指淳皇曰：“好一个八十公公。”到了归仁德，追封尊号，年符其数。同上书，同卷，页2下。

二则故事皆甚具传奇性，盖为《实录》改造的依据。其言有老翁造门谓仁祖“家有一龙”，又言有一翁指其为“一个八十公公”，到洪武元年追封尊号，年符其数，如此巧合，读似虚构小说。《实录》删去“家有一龙”一句，然将后者改为“好个公公，八十三当大贵”，使其预测更与事实配合，显然系史官改订藩饰。朱元璋追封先祖尊号事见《实录》卷二九，页479—480。

第三则故事叙述朱元璋埋葬死于疾疠之双亲及长兄之后，投身皇觉寺之经过及遭遇，皆本诸洪武二年(1369)儒臣危素(1303—1372)所撰《皇陵碑》及朱元璋于洪武十一年(1378)亲撰之《大明皇陵之碑》。按危素之《皇陵碑》竖立后，朱元璋不甚满意，谓“碑记皆儒臣粉饰之文，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于是将之废弃，亲自另撰碑文，称为《大明皇陵之碑》。危素《皇陵碑》叙朱元璋出身云：

岁甲申，皇考及皇妣陈氏俱亡弃，长兄与其子亦继殁。时家甚贫，谋葬无所，同里刘大秀悯其孤苦，与地一方以葬皇考、皇妣，今之先陵是也。葬既毕，朕茕然无托，念二亲为吾年幼有疾，尝许释氏，遂请于仲兄，师事沙门高彬于里之皇觉寺。邻人汪氏助为之礼，九月乙巳也。是年蝗旱，十一月丁酉，寺之主僧岁歉不足以供众食，俾各还其家。朕居寺时甫两月，未谙释典，罹此饥馑，彷徨三思，归则无家，出则无学，乃勉而游食四方，南历金斗，西抵无锡，北至颍州，崎岖二载。泗州盗起，剽掠杀人，时承平既久，列郡骚动，仍还皇觉寺。危素所撰《皇陵碑》于洪武二年二月乙亥诏立，见《实录》卷三九，页787，但未悉碑文是否已刻成，若成则必因朱元璋另撰新碑而遭剜改或破毁。此碑文据郎瑛：《七修类稿》卷七，页114—116所收抄录。碑文又摘录于夏原吉：《一统肇基录》，收入王昌龄编辑:《稗乘》(台北艺文印书馆影万历刊本, 1968), 页1上；潘柽章:《国史考异》 卷一，页3上—3下. 参下注引王剑英论文，页87—90。危素传见《明史》卷二八五，页7314—7315；及Hoklam Chan撰传，DMB, vol. 2, pp. 146467.

御撰《大明皇陵之碑》则言：

昔我父皇，寓居是方，农业艰辛，朝夕彷徨。俄尔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丧。田主德不我顾，呼叱昂昂，既不与地，邻里惆怅。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黄壤。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既葬之后，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计不张。孟嫂携幼，东归故乡，值天无雨，遗蝗腾翔。里人缺食，草木为粮。……汪氏老母，为我筹量，遣子相送，备酝馨香。空门礼佛，出入僧房。居未两月，寺主封仓。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搜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倘佯。西风鹤泪，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一浮云乎三载，年方二十而强。时乃长淮盗起，民生攘攘，于是思亲之心昭著，日遥盼乎家邦。已而既归，仍复业于于皇。朱元璋亲撰《皇陵碑》见《明太祖御制文集》卷十六，页1上—4上；《明太祖集》卷十四，页271, 及《纪录汇编》卷一，页1上—3下。今据《文集》抄录并参考后者。 详细研究见王剑英：《“大明皇陵 之碑”考释》，载邓珂编：《邓之诚学术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页83—101。

《天潢玉牒》亦略叙朱元璋此段经历：

太后不许，因循未入释氏。疫厉既侵，遂请于仲兄，师事沙门高彬于里之皇觉寺，邻人汪文助为之礼，九月乙巳也。在寺居，夜有红光，近视弗见，众咸异之。是年旱蝗，十一月丁酉，寺主僧以岁歉不足给众食，俾各还其家。居寺甫两月，未谙释典，乃勉而游食，南历金斗，西抵光、息，北至颍州，崎岖二载，乃还于皇觉寺。久之，见有红衣道士在寺西北，言这寺中有好人，至正乙酉也。《纪录汇编》卷十二，页2上—2下。郭子兴传见《明史》卷一二二, 页3679—3681; 及Romeyn Taylor撰传, DMB, vol. 1, pp. 77780.

《玉牒》所增之异迹：“在寺居，夜有红光，近视弗见”，当为《实录》记叙朱元璋诞生时“红光满室，……自后夜数有光，邻里遥见，惊以为火，皆奔救，至则无有，人咸异之”异迹之史源。如前所述，此类异迹屡见历代正史《本纪》，为神化统治皇帝因袭之“模样”(topoi) ，是虚构而非事实。至于《实录》后则记叙朱元璋离皇觉寺游食四方，途中罹病得紫衣人掺护，其后又遇老儒指示往西北谋出路，前述诸籍未见记载，疑系史官采自当世或前代野闻。《宋史·太祖纪一》记赵匡胤出身有一则与此颇类似，记云：“太祖，宣祖仲子也，母杜氏。后唐天成二年生于洛阳夹马营，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汉初，漫游无所遇，舍襄阳僧寺，有老僧善术数。顾曰：‘吾厚赆汝，北往则有遇矣。’会周祖以枢密使征李守真，应募居帐下。”按朱元璋早年侍奉宋国主韩林儿，以推翻蒙元恢复中华为号召，高举大宋为正统之象征，与宋之关系甚密切，因此，史官若将宋太祖出身故事移殖于明太祖，固有历史之因缘。《宋史》卷一，页1—2。关于朱元璋与宋国政权之关系、及其政权与大宋象征性之继承，详本书第一篇《明朝“国号”的起源及“火德”问题》。

至于第四则故事记皇觉寺遭兵灾，朱元璋无所栖身，彷徨中祷于伽蓝神以定去向，始祷避兵，投珓卜三次皆得阴象，及改祝从雄倡义始得吉兆，于是入濠城从郭子兴，其史源出朱氏亲撰《纪梦》自述：

予当是时，尚潜草野，托身缁流，两畏而难。前欲出为元，虑系绛以废生，不出，亦虑红军入乡以伤命。于是祷于伽蓝，祝曰：“岁在壬辰，纪年至正十二，民人尽乱，巾衣皆绛，赤帜蔽野，杀人如麻。良善者生不保朝暮。予尤恐之。特祝神避凶趋吉，惟神决之。若许出境以全生，以珓投于地，神当以阳报；若许以守旧，则以一阴一阳报。”我祝毕，以珓投之于地，其珓双阴之。前所祷者两不许，予乃深思而再祝曰：“神乃聪明不佞，余骂然而祈之。(案：《纪录汇编》作“予出守咸听于神，笃志祈之。”)神不为我决，既不出而不守旧，果何报耶？请报我阳珓，予备糗以往。”以珓掷于地，其珓仍阴之。就而祝曰：“莫不容予倡义否？若是，则复阴之。”以珓掷地，果阴之，方知神报如是。再祝曰：“倡义必凶，予心甚恐，愿求阳珓以逃之。”珓落，仍阴之。更祝神必逃，神当决我以阳。以珓投于地，神既不许，以珓不阴不阳，一珓卓然而立。予乃信之，白神曰：“果倡义而后昌乎？神不误我，肯复以珓阴之。”以珓投于地，果阴之。予遂决。入濠城，以壬辰闰三月初一日至，城门守者不由分诉，执而欲斩之。良久，得释，被收为步卒入伍。几两月余，为亲兵，终岁如之。此据 《明太祖御制文集》卷十六，页8下—9下；又见《明太祖集》卷十四，页281—282；及《纪录汇编》卷五，页1下—2下。《纪梦》有英译，见Romeyn Taylor, “Ming T’aitsu’s Story of a Dream,” Monumenta Serica 32(1976): 120.

此一脍炙人口故事实情如何无考，不过明人何孟春(1474—1536)指出宋太祖微时，被酒入南京高辛庙，亦曾取竹杯茭占己之名位，自小校而上至节度使一一掷之皆不应，至天子之位始一掷而得，由是知天命所在，与朱元璋神投卜以定出处之故事类似。《余冬序录》云：

我太祖高皇帝微时，尝托身濠之皇觉寺，旋丁兵乱，寺僧散去，上祝伽蓝神以竹茭卜吉凶。曰：“若容吾出境避难，则以阳报，守旧则以阴报。”祝讫，掷茭，一俯一仰如是三四。后祝曰：“出不许，入不许，神其欲我从雄而后昌乎？”则请如前，于是再掷如前。上惊悔以为难，复祝而掷，其一卓立，知神意有在，乃归滁阳，时至正壬辰闰三月也。昔宋太祖微时，被酒入南京高辛庙，香案有竹杯茭，因取以占己之名位，以一俯一仰为圣茭，自小校而上至节度使一一掷之，皆不应，忽曰：“过是则为天子乎？”一掷而得。宋人记之，谓天命素定如此。……其事与我太祖亦何其相类也。《纪录汇编》卷一四八，页6上—6下。

钱谦益(1582—1664)《太祖实录辨证一》亦征引此条，谓“帝王之兴，何其相类也”，但未揭史源，实则故事见叶梦得(1077—1148)《石林燕语》卷一，何孟春钞录其文而遗其作者，钱牧斋亦然。朱元璋身处乱世，兵荒马乱中祷神投卜决定去向未必忆及宋太祖前事，然而元璋仰慕宋朝，以大宋为中华正统，史家或因此将宋太祖及朱元璋之故事联想为一体。叶梦得撰，宇文绍奕考异：《石林燕语》(中华，1984)卷一，页1；参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丛刊》本)卷一〇一，页1上—2上。不过今本《实录》将故事简化，但言：“乃祷于神曰：‘今兵难如此，吾欲出避兵，志无所定，愿于神卜之，出与处孰吉，明以告我。’祝已投卜凡三，俱不吉。上曰：‘出与处既不吉，无乃欲吾从雄而后昌乎？’一投卜而吉。上自念曰：‘今豪杰纷纷，孰堪与御乱者，况从雄非易事。’乃复祝曰：‘兵凶事，从雄吾甚恐，盖许以避兵。’复投卜，珓跃而立，上知神意必欲从雄也，固守以待。”纪事将重点放在投卜于“从雄而后昌”之祝而得吉象 (《纪梦》原作“倡义而后昌”)，强调神意亦即天命所在而略去其他不吉之报，因此须与《纪梦》参校，始见史官编改记载的痕迹。

乙、瑞征呈祥

一、祷雨应验

甲午(1354),…秋七月，滁大旱，上忧之。滁人杨元杲曰：“滁之西南丰山阳谷栢子潭有龙祠，水旱祷之辄应，既祷，或鱼跃或鼋鼍浮，皆雨兆也。”上闻即斋沐往祷。祷毕，立渊西崖，久之无所见，乃弯弓注矢，祝曰：“天旱如此，吾为民致祷，神食兹土，其可不恤民?吾今与神约，三日必雨，不然，神恐不得祠于此也。”祝毕，连发三矢而还，后三日大雨如注。上即乘雨诣祠谢。是岁滁大熟。（《实录》卷一，页14—15）

按甲午为至正十四年，朱元璋于年初占取滁州，秋间即遇大旱，故有赴栢子潭龙祠祷雨之举。该潭在滁之西南丰山(在琅琊山东南) 幽谷，隅水甚深，其上有五君龙祠，祷雨辄应。光绪《滁州志》卷三之四《营建志四·祠祀》记其沿革云：“栢子龙潭庙，在城西南三里栢子潭侧，旧名会应。宋元符旧志云：‘乾德四年，知州高保绪见祠，绘五龙像。元丰二年，郡守吕希道奏，赐今额。大观二年祷雨，应，五龙神各封王爵。’元因之。明洪武甲午夏七月，驻跸于滁，丁旱叹，躬祷，甘霖大作。洪武六年，有旨创建祠宇，改封为栢子龙潭之神。十六年，浚龙潭，潭周为楼，极其壮丽，有御制碑记及祭文。”见熊祖贻等修纂：《滁州直隶州志》(光绪二十二年〔1896〕排印)卷三之四，页50上—50下。朱元璋祷雨事首见其亲撰《祭栢子潭龙文》及《神龙效灵赞并序》，皆系纪念滁州之役颂词。《祭栢潭龙文》言：

昔兵驻滁阳，适当秋首，正禾苗畅茂，时乃无雨，军民惶惶，予亦甚沮。询及土人，言丰山之东，潭有神龙，每遇旱患，祷之辄应。予亲诣恳切于祠，神不我弃，后三日乃答。俄风生万壑，倏墨云遍于太虚。须臾，霖雨济我军民。然虽去此而常想，二十年间，凡旱患犹极目于神方。今年群牧在斯，掬渊泉饮。有告我者，蛇入于神祠。予想非蛇，必神有所为而至。岂牧竖亵渎而有所恶欤？抑神心悦而至欤？呜呼！倏然、忽然，予所不知。特遣官致祭，并禁掬水，神其鉴焉。见《明太祖御制文集》卷二〇，页1下—2上；《明太祖集》卷十八，页416。

《神龙效灵赞并序》云：

世之有龙曰神，凡所以别之以二，曰：道、庸。其丰山龙族，太古渤海君之苗裔，千万年相继，混淆中稳，渊泉出没，不妄听役而驱雨旸以时。滁人怀泽，依泉而祠焉。岁甲午，予兵驻本州。秋首旱，民谓予曰：“州之西南有潭，神龙出没。曩职于此者，遇旱患必祈，祈必有应。”时信而往祷之，期日以三，后果答我所求。正朗间，俄肤寸出潭，倏被太虚。其云也，上摩苍而下霭地，鸿鸿蒙蒙。以身蜿，则电掣天外，以驱蜒，则雷吼三千。嘘气风生八极，吸气四海波腾。飞沧溟于浓云之上，作甘霖入黄壤而透九泉，不伤而不溢，功天地，泽下民，效灵于我。遂率官民诣，时祠曰：“谢龙不自功。”以其词告上帝，致帝察彼之德。询其由，龙乃渤海君之族神，龙种其来远矣，遂令统天下之神，凡以调四时。今也龙听天命，神鬼既知，安得不颂而赞之。赞曰：……见《明太祖御制文集》卷十八，页2下—3上；见《明太祖集》卷十六，页350—351。

上述二文已说明龙祠之历史及太祖往祷雨解旱之经过，不过《实录》所述太祖弯弓注矢于渊作祝首见宋濂(1310—1381)之《琅琊山游记》。记云：“洪武八年(1375)十有一月壬子，皇上以皇太子暨诸王久处宫掖，无以发舒精神，命西幸中都，沿道校猎，以讲武事，濂实奉诏扈从。十有二月戊午次滁州驿。濂进启曰：‘臣闻琅琊山在州西南十里，……颇闻秀丽伟拔，为淮东奇观，愿一游焉。……敢请。’皇太子NFECF然可之。…… 山东南有栢子潭，潭在深谷底，延袤亩余，色正深黑，即欧阳公〔修〕赛龙处，上有五龙君祠。皇上初龙飞，屯兵于滁，会旱叹，亲挟雕弓，注矢于潭者三，约三日雨。如期，果大雨。及御宝历，为作栏楯护潭，且新其庙。”见宋濂：《宋学士文集》(《丛刊》本)卷三六(《翰苑别录》第六)，页7下—8下。宋濂传见《明史》卷一二八，页3784—3788；F.W. Mote撰传，DMB, vol. 2, pp. 122531。详传见潘杰：《宋濂传》(重庆：重庆出版社, 1987) 。宋濂此处系追述开国前之事，至洪武十八年(1385)十二月，太祖敕有司于栢子潭侧建亭铭记其经过，并亲撰《栢子潭神龙效灵碑》，亦复述志异，可见朱元璋当日确有注矢于潭祷雨。记云：

……初，土民有云：“凡祷之日，潭必有异，或鱼尾于渊，或鼋鼍浮于面，斯雨泽之先兆者。”朕亦欲是，至期无见，祷已毕矣。亲跻峦侧，立渊西崖，扳弧俯视，以矢入渊者三，祝谓神曰：“曩有祷于神者，谓神有异，今乃无是。朕兴神约，期三日，神若我答，无不神敬，设杳然还，可祠于渊乎？”祝毕，乃归。是日天朗，日明万里无云，三日，其晴愈甚，漏当巳正之间，纤云不飞。待至午漏将正，出视四天。滁之西南，丰石之右，墨云一点，昭示碧天，其巨如斗。噫，久旱不雨，今碧天万里，所望之云不过如斗量，岂济哉？果若不答，神必我较将有他变欤。于是NFED1息于中堂，俄顷，视外澹影幽阴，即出外视。呜呼，敥然忽然墨云已匝太虚，雷轰天上，电掣九霄，霖雨大作。时朕冒烈风迅雷，即诣神祠谢神，如朕所约。邑中去潭多不三里，余比至潭，所在山川滂沱盈溢，无不浩浩荡荡，神乃我答不伤不溢，民获丰稔。朕自去此三十年，余若遇旱患，心目朝向是方，意在诣祠而祷，斯慕神之切也。此文两种《明太祖文集》俱失录，今幸存于《滁州直隶州志》卷三之四，页51下—53上。

今将《实录》与碑记比较，《实录》纪事显然系从此出，但增补报告栢子潭龙祠灵验的土人姓名，又将朱元璋祝词口语化，使人觉其有说服之威力。此碑现存两种《明太祖文集》皆失收，今见上揭《滁州志》卷三之四《营建志四·祠祀》。以今日观之，祷雨得甘霖虽云是神所报，恐或系巧合，不过朱元璋之弯弓注矢于渊三次作祝，从民俗学言之，与古之尧帝命羿射日为民除害类似。如刘安(前179—前122)《淮南子·本经篇》载：“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邱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此射日故事古籍记载甚多，兹不赘，朱元璋之弯弓注矢于渊祷雨，或可视为此一古俗衍化之痕迹欤？刘安著，高诱注：《淮南子》(《备要》本)卷八，页5下—6上。开于后羿射日及有关神话之研究，详见管东贵：《中国古代十日神话之研究》，《“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3本(1962年2月) ，页287—329。关于此事件的个案研究，详陈学霖：《朱元璋祀龙祷雨纪事小考》，载《华学》第9—10辑《饶宗颐教授九十华诞纪念学术论文集》（2008），第4册，页1346—1354。二、龙蛇显灵

〔乙未，正月〕辛巳(1355.1.31)，元兵十万来攻和阳。上以万人拒守，连兵三月，间出奇兵击之。元兵数败多死。及夏，乃解去，城中复乏粮。时元太子秃坚及枢密副使绊住马，民兵元师陈埜先各遣兵分屯新塘、高望及青山、鸡笼山，道梗不通。上帅师往攻之，拔其傍寨，明旦进抵鸡笼山侧，因解鞍假息，忽有异风来触。上疑和阳有急，分兵还备，复假寐。俄有蛇缘上臂，左右惊告。上视之，蛇有足，类龙而无角，上意其神也。祝之曰：“若神物则栖我帽缨中”，蛇徐入绛缨中。上举帽戴之，遂诣敌营，设词喻寨帅，寨师请降，乃还师。未至和阳三里，有卒持矛至，言贼来攻和阳，幕官李善长督兵，战却之，杀获甚众。上归，喜，因忘前蛇，坐久方悟。脱帽视之，蛇居缨中自若，乃引觞酌，因以饮〔蛇〕，蛇亦饮，遂蜿蜒绕神椟，矫首四顾，复俯神主项，若镂刻状。久之，升屋而去，莫知所之，人咸以为神龙之征，未几，敌众皆走渡江。（《实录》卷二，页23—24）

按是年为至正十五年，正月，元秃坚太子率大军进攻和阳，朱元璋奉命领兵万人驻防，此神蛇故事来源未详，不过首见《皇明本纪》，谅系由此摘录。《本纪》同年正月下言：

辛巳，元将以兵十万来击和阳，上惟以万人守。连兵三月，元兵数败，而死者多。达〔应作“逮”〕夏，元兵解去。和阳乏粮，时元秃坚太子及枢密副使绊住马，义兵元帅陈也先等众分屯亲塘、高望、青山及鸡笼山，梗〔原作“更”，今改〕塞道路，上亲帅师以讨之。抵所在，克其羽翼，根本未下。明日清晨，固守防慎，寝于山侧，不寐复起，有异风来触，上将谓和阳有兵，先发数队，归复寝。未寝，有蛇由右臂而上，旁曰：“蛇上身矣。”上举臂而视之，乃足蛇，类龙而无角，上意其必神也，于是祝蛇入帽绛缨，蛇循祝而诣绛缨，隐〔一作“稳”〕而弗动。上顶戴其蛇，诣敌寨下，设辞以喻寨主，寨主请降，乃得还师。归至和阳，将至三里，有卒持矛亦归，问何往而归，对曰：“适来贼攻和阳，幕官李善长督兵已败之矣，而又俘获马匹。”上还居处，闻善长已败敌人，喜气增益，一时忘蛇在首。久之方悟，取帽视之，其蛇仍隐于绛缨中。时〔应作“特”？〕引觞酌蛇，蛇乃即饮微酒，于是纵蛇入家神牌，蛇乃由中升顶，两手按牌，矫首四视，俨若雕刻之状，良久升房入脊桁中，莫知所之，此神龙之报吉凶也。未几，彼众皆走渡江。《明本纪校注》，页32。郎瑛：《七修类稿》卷7摘引此条，题名“蛇蟠缨帽”并加按语云：“帝王之兴，每有龙见，亦此类欤。” (页113—114)，可见明人之心态。

朱元璋此奇异逅邂难令人信，谅或以寻常之事而夸大绘述，显示有神祇阴助，预报战事吉凶。王崇武考证说：“案龙有足无手，而此书记‘蛇乃由中升顶，两手按牌，矫手四顾’，殊不近实，故《实录》改为‘复俯神主顶’，胜前多矣。”后来野史渲染其事，再增添神异情节，愈加玄秘，如徐祯卿(1479—1511)《翦胜野闻》记云：

太祖在滁，尝濯手于栢子潭，有蛇扰而就之。因祝之曰：“如天命在予，汝其永附焉。”一日战毕，群坐藉土，蛇忽蜿蜒其侧，帝乃掩以兜鍪。顷复报战，亟载兜鍪而往，是日手刃甚众。军法战胜必祭甲冑，众推帝功居多，乃置其兜鍪于前，甫奠，忽霹雷大震，白龙夭矫自兜鍪中出，挟雷声握火光，腾空而去，诸将自是畏服。《纪录汇编》卷一三〇，页3下—4上。

徐氏所录与上文系同一故事，但记叙迥异，盖以传播愈远，时代愈久，则神迹愈灵异之故。其始作俑者似为初修《实录》之史官，至今本《实录》复加润色以夸张朱元璋在开国前之神迹奇遇，由是推广流传，成为脍炙人口的民俗资料。

三、五色云见

〔戊戌，十二月〕甲申(1359.1.19)，上入婺州，下令禁戢军士剽掠。有亲随知印黄某取民财，即斩以徇，民皆按堵。城未破，先一日有五色云见城西，氤氲如盖，城中望之以为祥。及城下，乃知为上驻兵之地。 （《实录》卷六，页72—73）

按戊戌为至正十八年，此处叙述朱元璋于年底领军入驻婺州，城西出现之云气异象未见《皇明本纪》，谅亦不见初修《太祖实录》，其史源出于刘辰(1335—1412)《国初事迹》。记云：“太祖围婺州，驻跸西峰寺基上，城中人见五色云罩。元帅刘脱因不花暗晓天文，曰：‘此乃瑞气，不日城破必及。’二日，同佥宁安庆以城降。”案刘辰于永乐元年参与二修《太祖实录》，《国初事迹》系于是年改修《实录》时呈进，此条当于二修或三修时始增入。刘辰:《国初事迹》, 收入张海鹏编辑:《借月山房汇钞》(嘉庆十七年〔1812〕刊本)，页23上。刘辰之参与二修《明太祖实录》见李景隆、解缙等：《进“实录”表》，页5。 参见吴晗：《读史札记》，页194—195；谢贵安：《明实录研究》，页107—108。刘辰传见张辅等监修：《明太宗实录》(1962)，永乐十年七月丙午条，卷一三〇，页1612； 《明史》卷一五〇，页4166。《实录》“五色云见”的记载源出战国阴阳家“望气”之俗，盖为《周礼》春官保章氏以星观妖祥、以云辩吉凶之余流，后代簿录所载之《别成子望军气》及《望气书》即为此类望气家之著述。“五色云”之兆秦汉之际已见，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羽与刘邦对垒，曾使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此五色采云即视为天子现身的征兆。 自汉至宋之正史时有“五色云”、“王气”、“紫气”之记载，其形如“楼阁”、“华盖”或“车盖”之状，作为象征天子的神异符瑞，因此亦屡见于《太祖实录》。按《周礼·春官》“保章氏”条云：“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十有二岁之相观天下之妖祥，……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浸象。”见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备要》本)卷二六，页12上—13下。《别成子望军气》见《汉书》卷三〇《艺文志》，页1760；《隋书》卷三四《经籍志》，页1890。秦汉之际“五色云”的记载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页311；其他见诸正史类似象征王气的记载甚多，详见孙广德，《我国正史中的政治神话》，页4—9,16—21。据笔者统计，《明太祖实录》二五七卷记载洪武三十一年事，就有二十二则“五色云见”，有一年数见甚至同月数见之现象，足见史官对其瑞征的重视，容另文论之。四、预知阴晴

〔庚子，闰五月〕庚申(1360.6.18)，陈友谅既僭号，乃潜遣人约张士诚来侵建康，群议皆欲先复太平以牵制之。上曰：“不可。……今彼既居上流，顺势来寇，舟师十倍于我，猝难敌也。……吾有一计足以破之。”于是召指挥康茂才喻之曰：“……陈友谅欲来为寇，吾欲速其来，非汝不可。汝与友谅旧，且佯欲为叛，遣人致书，约其来当为内应，彼必从。”茂才曰：“诺，吾家有老阍者，尝事友谅，颇信之，且忠谨不泄，具书令赍以往则必达，信来无疑，将行所以谋。”……遂遣阍者持书，乘小舸径至友谅军。友谅见阍者，即呼问曰：“尔何为来？”阍者曰：“康相公令我来。”友谅曰：“康公何言？”阍者出书进之。友谅观书毕，甚喜，问阍者曰：“康公今何在？”曰：“见守江东桥。”又问：“江东桥何如？”曰：“木桥也。”乃与酒食遣还。谓曰：“归语康公吾即至，至则呼老康为号。”阍者诺，归具以告。上曰：“虏落吾彀中矣。”乃命李善长撤江东桥易以铁石，通宵治之，及旦而桥成。……（《实录》卷八，页102—103）

命冯国胜、常遇春率帐前五翼军三万人伏于石灰山侧，徐达军于南门外，杨璟驻兵大胜港，张德胜、朱虎帅舟师出龙江关外。上总大军于卢龙山，令持帜者偃黄帜于山之左，偃赤帜于山之右，戒曰：“寇至则举赤帜，举黄帜则伏兵皆起”，各严师以待。

乙丑(23日)，友谅果引舟师东下，至大胜港，璟整兵御之，时水路狭隘，仅容三舟入港。友谅以舟不得并进，遽引退出大江，径以舟冲江东桥。见桥皆铁石，乃惊疑，连呼老康、老康，无应之者，始知阍者之谬己。即与其弟号五王者率舟千余向龙湾，先遣万人登岸立栅，其势锐甚。时暑酷热，上衣紫茸甲，张盖督兵，见士卒流汗，命去盖。众欲战，上曰：“天将雨，诸军且就食，当乘雨击之。”时天无云，众莫之信，忽云起东北，须臾雨大注。赤帜举，上下令拔栅，诸军竞前拔栅。友谅麾其军来争战，方合，适雨止，命发鼓。鼓震，黄帜举，冯国胜、常遇春伏兵起，徐达兵亦至。张德胜、朱虎舟师并集，内外合击，友谅兵披靡不能支，遂大败，溃兵走趋舟，值潮退，舟胶浅卒不能动，杀溺死者无算，俘其卒二万余人，……获巨舰……百余艘及战舸数百，友谅乘别舸脱走。（《实录》卷八，页103—105）

以上记至正二十年闰五月，陈友谅既称帝立国号，约张士诚夹攻建康(又名金陵，后称南京)谋大举，遂率舟师沿江东下侵至龙湾，朱元璋以诸将议聚大军于石灰山下大胜港(以战果而得此名)，分数路迎战，用康茂才(1314或1315—1370)妙计诱敌舟师入港，一举而歼灭其主力。《实录》纪事史源未详，谅出《日历》，兹将《皇明本纪》叙事比较以见史官增饰痕迹。《本纪》至正庚子夏闰五月条言：

陈友谅舟师寇陷太平，列巨舟于采石，僭称帝，国号汉，改元大义，遣人约张士诚来夹攻金陵。时群议皆以为宜速复太平。上曰：“不可，且太平初起竖垒，岂意彼以巨舰破之，若战于陆地，彼必不能进，今彼既势居上流，遣兵与战，难以取胜，若由水上决战，则彼舟十倍于我，势可量也。若亲征，彼既见我兵势，不来接战，即解缆下流，半日可至金陵。若步骑非一日不可至，纵使可至，百里趋战，又非上将利也。”乃令指挥康茂才佯为谋叛，诱使来攻。茂才遣人具书以往。将行，以所谋问李善长，善长曰：“方不得寇去，何为更诱其来？”上曰：“此计之上也，傥今不往，久则生计，陈张若合，吾何以支？”于是茂才遂遣人行。乃命冯宗义率兵伏于石灰山下，徐达列阵南门外，杨璟列兵大胜港，张德胜、朱虎出舟师于龙江关外。辛丑（按《实录》作“乙丑”），友谅果率舟师来寇，陷大胜港口，杨璟御之。时水路狭隘，其舟师不得进，其弟陈五等军泊于龙湾江渚，至午大雨，仅容三巨舟入港口，及遣万人登岸立栅，乃雨止，伏兵自石灰山起，步骑交至，舟师亦集，大破陈友谅军。时潮已退，彼舟搁岸不能动，于是其军二万余众皆舍舟降伏，并获其战舰。见《明本纪校注》，页71—75。陈友谅是次攻击建康之分析详见中山八郎：《陈友谅の第一次回南京攻击》，《铃木俊教授还历东洋史论丛》(东京：东洋史学会，1964) ，页447—472； 又参 Edward L. Dreyer, “The Chishih lu of Yu Pen:A Note on the Sources for the Founding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1.4(August 1972): 9014.

《皇明本纪》与《实录》所载各有详略，但皆以朱元璋为出战陈友谅之主谋，并将战果在不同程度上归美未来君主。若与现存其他记载比较，则可见其间歧异。如黄伯生撰《诚意伯刘公行状》载其事云：“会陈氏入寇，献计者或谋以城降，或以钟山有王气，欲奔据之，或欲决死一战，不胜而走，未晚也。公独张目不然，上召公入内。公奋曰：‘先斩主降议及奔钟山者，乃可破贼尔。’上曰：‘先生计将安出？’公曰：‘如臣之计，莫若倾府库，开至诚以固士心。且天道后举者胜，宜伏兵伺隙击之，取威制敌以成王业者，在此时也。’上遂用公策，乘东风发伏击之，斩获凡若干万。……”有关刘基献计事，元璋本人亦认同，其《赠刘伯温》诗有句：“妙策良才建朕都，亡吴灭汉显英谟。”黄伯生所撰刘伯温《行状》收入刘基：《诚意伯文集》(《丛刊》本) 卷首；此段引文见页3上。黄氏未记作《行状》之年月，近人王馨一将其系于洪武十六年(1383) ，而刘德隅认为应作于洪武十二年(1379) 至二十四年(1391) 之间。见前者著：《刘伯温年谱》(上海商务，1936年) ，页94；后者编辑：《明刘伯温公生平事迹拾遗》(台北，自印本，1976年) ，页1。朱元璋《赠刘伯温》诗见《明太祖集》卷二〇，页470。刘基传见《明史》卷一二八，页3777—3782；及Hoklam Chan撰传, DMB, vol. 1, pp. 93238. 详传见郝兆矩、刘文峰:《刘伯温全传》(大连：大连出版社, 1994年)。有关刘伯温传说之研究,详见本书第八篇《刘伯温传说的产生及其演变》所列书目。因此《行状》所述应是实录。《皇明本纪》及《实录》皆不载刘基进言，显然是借此归美开国之主。至如康茂才献计用老阍者佯作投降诱陈友谅进水师大胜港事，宋濂撰《蕲国公谥武义康公〔茂才〕神道碑铭》略云：“又明年六月，伪汉陈友谅倾国入寇，攻陷我姑孰，杀戮我吏民，意将窥我南京。上召公谓曰：‘尔不疑我乎？’公复顿首谢。上曰：‘汝既不相疑，宜作书遣使伪降友谅为内应，招之速来，仍绐告以虚实，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势。’友谅果如所言。暨至，诸将同公奋击，大破之，缚其士卒二万。”见《宋学士文集》卷二(《銮坡前集》卷二)，页7上—10下，引文见页8上—8下。康茂才传见《明史》卷一三〇，页3815；及Romeyn Taylor撰传，DMB, vol. 1, pp. 69496.这可见康茂才献计遣使伪降陈友谅诚有其事，不过是否如此铺张则尚待佐证。

若将《实录》与《皇明本纪》比较，《实录》显然远较夸张、美化朱元璋之神迹感召。例如《本纪》记元璋与友谅在龙湾大战事言：“陈五等军泊于龙湾江渚，至午大雨，仅容三巨舟入港口，乃遣万人登岸立栅，及雨止，伏兵自石灰山起，步骑交至，舟师亦集，大破陈友谅军。”是太祖于雨止始战，并非预知天雨，因乘而击之也。《实录》则改为“时暑酷热，上衣紫茸甲，张盖督兵，见士卒流汗，命去盖，众欲战，上曰：‘天将雨，诸军且就食，当乘雨击之。’时天无云，众莫之信，忽云起东北，须臾，雨大注。……战方合，雨始止”，以为朱元璋预知阴晴，故神其迹，非原来之义。事实上，根据当日以“帐前黄旗先锋”身份参战的俞本(1331—1402后)的记述，是时预测午前有雨者为一随征之占者。其《纪事录》同年条云：“上于石头城山上立马督战，天晴盛暑，占者曰：‘今日午前有雨，敌大败。’至其时，大雨如注，顷刻复晴。再战，大破友谅之兵，五王仅免。”由此可见官史略去占者将预测归美于朱元璋之过程。《明本纪校注》，页74—75。五、龟蛇显兆

〔八月，庚寅〕(1361.9.11) ，上遂决意伐……陈友谅。……徐达进曰：“师直为壮，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刘基亦言于上曰：“昨观天象，金星在前，火星在后，此师胜之兆，愿主公顺天应人，早行吊伐。”上曰：“吾亦夜观天象，正如尔言。”至是，遂率徐达、常遇春等各将舟师发龙湾。上御龙骧巨舰，建大旗于前，署曰：“吊民伐罪，纳顺招降。”诸军乘风溯流而上，有鸟数万夹上舰而飞，又有蛇自西北浮江趋蟠于舵，视其状甚异。明日至采石，泊牛渚矶，复有龟蛇于急流中旋绕舵后竟日，众喜，以为神物之相。时友谅江上斥候，望风奔遁。(《实录》卷九，页118—119）

上述指至正二十一年八月，朱元璋决意征伐陈友谅，从刘基进言与徐达(1332—1385)、常遇春(1333—1385)等各将舟师发龙湾，诸军乘沿江溯流而上，见有鸟数万夹上舰而飞，又有蛇自西北浮江趋蟠于舵之象。其情节系取材自朱元璋所撰《西征记》：

癸卯秋，以巨舟千艘，载甲士十万。是日，天风东发，扬帆泝流，西征荆楚。禡旗之后，缆解舟行。时两岸诸山，墨云叆叇，左雷右电，江湖汹涌，群鸟万数，挟舟翅焉。少顷，有蛇自西北浮江趋柁，朕亲视之，斯非神龙之化若是欤？果天不我舍，加神龙运机，则西鄙之寇如豺狼之被猎，不旬日必至吾麾下。次日，舟师抵采石，泊牛渚矶。未几，一龟一蛇，浮凝柁后，略不畏人，如此终半昼不异。斯急流之所，疑其然，怪之。见船末巨鼓一枚，恐妨战斗，即令左右将施神庙。语既，鼓行。复视之，莫知龟蛇之所在。此据《明太祖御制文集》卷十六，页14下—16上；其文又见《明太祖集》卷十四，页287—289(排印有讹字不可取) ；及《纪录汇编》卷二，页1上—2上。徐达传见《明史》卷一二五，页3723—3730； 常遇春传见《明史》同卷, 3732—3737；又见Edward L. Farmer; F.W. Mote撰传, DMB, vol.1, pp. 6028, 11520.

《西征记》系朱元璋于即皇位后撰述，追忆当年征讨陈友谅战役之情况，其所见江上鸟蛇鏖集不外自然现象，然而事后笔录，却以为系神龙化身，因言“天不我舍，龙神运机”，阴助剿灭敌寇，自忖得天神之护佑。此则不见《皇明本纪》，疑系二修或三修《实录》时始插入。史官于此将资料简化，于记载江上鸟蛇鏖集现象后略去朱元璋自诩之词，但书“众喜，以为神物之相”，改以从军将士为主词，意谓众人皆以为是次征伐有神物相助，不过其神化人主之用意则一。

丙、道冠志异

〔癸卯八月〕壬戌(1363.10.3)，陈友谅穷蹙，进退失据，欲奔还武昌，乃率楼船百余艘趋南湖觜，为我军所遏，遂欲突出湖口。上麾诸将邀击之，我舟与敌舟联比，随流而下，自辰至酉力战不已。至泾江口，泾江之师复击之。张铁冠大笑，贺上曰：“友谅死矣！”上笑曰：“无妄言！”复戏铁冠曰：“缚汝于水滨以俟。”乃遣乐人具牲酒往祭友谅以觇其死生，且曰：“如其生，往者必返，若不返，其死必矣。”已而往者俱被杀。未几，有降卒来奔，言友谅在别舸中流矢，贯睛及颅而死。诸军闻之，大呼喜跃，杀敌益奋，敌众大溃。（《实录》卷十三，页165）

友谅有权术，兵强一时，及弑主称帝，群下多不服而叛，遂至灭亡，死时年四十四，自称帝至死仅四年。友谅之初起也，其父甚恐，曰：“汝一捕鱼儿，欲图大事，吾不愿也，何不守汝故业。”友谅答曰：“昔有术者观先世葬地，谓我后当富贵，今正其时。”及稍贵，遣人迎其父。父曰：“汝不听吾言而起事，至此吾惧不能勉。”至是果败。初，上亲征友谅于九江，遂至洪都，有周颠者谒上道旁，曰：“告太平。”及还军建康，颠者亦随至。见上复曰：“告太平。”间为人言未然事多验，人以为神异，称为颠仙。及友谅再围洪都，上亲勒兵往援，因问颠仙曰：“吾此行何如？”对曰：“吉。”上曰：“彼已僭帝矣。与之战，得无难乎？”颠仙仰面上视，久之，曰：“上面无此人分。”上曰：“吾与汝偕往，可乎？”颠仙曰：“可。”即踊跃持所策杖急趋，若挥戈状，以示必胜之兆。舟次皖城无风，上令人问颠仙有风乎。答曰：“行则有，不行则无。”既行，不数里风果大作。至马当，颠仙见江豚戏水，曰：“水怪见，损人多。”上恶其语，令弃之江中。明日，颠仙复来见。上以其异，与之食，食已，至上前引颈曰：“颠仙可杀矣。”上笑而遣之。及友谅败死，其言颇验云。（《实录》卷十三，页167—168）

张铁冠者名中，字景和，临川人，少应进士举，不第。遇异人，授以皇极数，谈祸福多验。元末兵乱，归隐幕府山间，至城市，与人言避兵之方，从之者多获全。壬寅(1362)，陈友谅围南昌，上帅师下之，参政邓愈荐中。上问之，曰：“予定南昌，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苏息否？”中对曰：“天下自此大定，但此地旦夕当流血，庐舍焚毁必尽，铁柱观亦仅存一殿耳。”后指挥康泰反，一如中言。癸卯夏五月，上祭百神于覆舟山下，召问中所以。中曰：“吉，天马两重，似拜似舞。”祀毕，上欲还，马忽人立作舞状，已而俯首若拜。是日，复有献名马者，果符“两重”之语。中又言省署当有震惊，城中扰扰，俄而忠勤楼灾，楼近省署，内外咸恐及。友谅复围南昌，上忽得异梦，命占之，曰：“当于咽喉处用力。”遇夜，烧灯花蓓蕾可爱，铁冠适在旁，遽剪之。左右唶曰：“嘉兆，可惜。”铁冠曰：“宜亟援江西。”后三日，报果至。上遂亲将兵往复，召问中。中曰：“是行勿迟，五十日当大胜。戌、亥之日，获其首领。”常遇春等与友谅战，率舟师深入敌围之数重，众谓不可出。中曰：“勿忧，当自出。”既而果出，其它奇中，往往类此。中为人狷介，寡言笑，不事华饰，常戴铁冠，人号为张铁冠云。（《实录》卷十三，页169—170）

以上叙述至正二十三年八月，朱元璋与陈友谅鏖战于彭蠡（鄱阳〕湖，友谅大败，乱战中飞矢死事，其间加插道士张铁冠中及周颠仙人参战事迹。二者禀赋异常，放荡不羁，善风角占候，逆言祸福，因获邀随征彭蠡，预测战果及陈友谅阵亡皆奇中，声名大噪。史源出宋濂之《张景华传》及朱元璋撰《周颠仙人传》。宋濂撰《张景华〔中〕传》云：

张中，字景华，临川人也。少习儒，以春秋应进士举，不中，遂放情山水。历游江右诸郡，遇异人，授以太极数学，谈祸福多验。时天下大乱，归隐莫府山，与人言避兵之方，从之者吉，违则凶。岁壬寅春正月，上帅师下豫章，御史大夫邓愈侍上左右，因荐中，遣使者召至，赐之坐。问曰：“予定豫章，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苏息否？”中对曰：“未也，旦夕此地当流血，庐舍焚毁殆尽，铁柱观亦化为灰烬，惟一殿岿然存耳。”夏四月，指挥使康泰反，一如中言。中自是宠遇有加，旦言国中大臣将有变，上宜预防。秋七月，平章邵荣、参政赵继祖伏甲北门欲为乱，事觉，伏诛。岁癸卯夏五月癸未，上祭山川百神于覆舟山下，问中曰：“此行何如？”中对曰：“吉。天马两重，似拜似舞。”祀毕，上欲还，马忽人立作舞状，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鸷名马，果符“两重”之语。中又言省署内当有震惊，城中亦扰扰，但于上无伤耳。六月丁未，忠勤楼灾，药炮藏楼中，遇火怒激如雷，省署与楼连，内外咸恐。伪汉陈友谅围我豫章，三月不解。秋七月癸酉，上举兵伐之，召问中。中对曰：“五十日当大胜，亥、子之日，获其首领，其战必在南康。”上因命中从行，舟次孤山，无风弗能进。中曰：“臣颇习洞玄法，当为祭之。”祭已，风大作，遂达彭蠡湖。巳丑，战湖中之康郎山。常忠武王遇春深入，虏舟数四围之，其势甚危，佥以为不可救。中曰：“勿忧也，亥时当自出”，如期果出，连战辄大胜。伪吴王陈友仁及将士溺死无算。八月壬戌复大战，流尸蔽江，陈友谅中飞矢卒。癸亥，降其众五万。自癸酉至癸亥仅五旬，惟南康与康郎山小异尔。初豫章受围，上问何日围解。中对曰：“当在七月丙戌。”暨报至，乃乙酉，盖日官算历，是月常差一日，实在丙戌解去。其他奇中，往往类此。中为人狷介，寡与人言。尝戴铁冠，人因号曰铁冠子云。

赞曰：濂数与中游，见其人类阳狂玩世者，与之语，稍涉伦理，辄乱以他言，竟莫测其故。甲辰夏五月，同列二博士有咈上意，方杜门待罪。中叩二人所生年，捉笔作点，点状如计数者。良久笑曰：“不远复，期在七月五日。”濂书而识之。至六月之晦，有旨令二人复官，颇疑其术之未尽验，及获见上谢，则中所期也。中之术亦异哉。上尝亲疏十事，命濂作传，藏金匮中。后六年，睹遗稿于故箧，因缮录之，而并纪所识之事云。见宋濂：《宋学士文集》卷九(《銮坡前集》卷九)，页3上—4上。此传之英译及张中预言之详细研究见 Hoklam Chan, “The Prophecy of Chang Chung: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Legend of an Early Ming Taoist,” Oriens Extremus 20.1 (June 1973)：65102. 又见陈学霖：《东瀛刊行的中国预言书述评》，载《史薮——庆祝建校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1994) ，页169—201。

根据赞语，宋濂系应朱元璋之请为张中撰传，而基本资料为其所“亲疏十事”及濂本人的闻见，内容尽是张铁冠之善言祸福，屡应不爽，如预言大臣邵荣、赵继祖变乱，朱元璋征战陈友谅得胜，早测友谅阵亡等事情。由于此类奇行异能皆出人君的传述，又无其它记载佐证，难免有附会编造以神化其事之可能。今本《实录》加插其人事迹，除摘采宋濂撰传，并补录三数闾巷传闻以藩饰记载。例如称张中于鏖战间戏言陈友谅死于江滨，未几降卒来奔果然证实；又如记友谅较早围南昌时，朱元璋得异梦，中占者之谓作战“当于咽喉处用力”云云，史志俱无记载，当系出自地方传闻。此外，又厘订前志以充实记载，如宋濂传称张中尝预言“五十日当大胜”陈友谅，“亥、子之日，获其首领”，《实录》则改为“〔壬〕戌、〔癸〕亥之日”(即八月二十六、二十七日〔阳历10月3、4日〕)以符合事实。由此可见修史之用心，并非一字不易，惟钞录旧籍史文而已。张中传又见《明史》卷二九九，页7640；Hok-lam Chan/Anna K. Seidel撰传, DMB, vol. 1, pp. 6163; 其他传记见上揭 “The Prophecy of Chang Chung” 论文所引资料。

关于周颠事迹，朱元璋撰《周颠仙人传碑》记：

颠人周姓者，自言南昌属郡建昌人也，年一十有四岁，因患颠疾，父母无暇常拘，于是颠入南昌，乞食于市，岁如常，颠如是，更无他往。元至正间，失记何年，忽入抚州一次，未几仍归南昌。有时施力于市户之家，日与俦人相杂，暮宿闾阎之下。岁将三十余。俄有异词。凡新官到任，必谒见而诉之。其词曰：“告太平。”此异言也，何以见？当是时，元天下承平，将乱在迩，其颠者故发此言，乃曰异词。

不数年，元天下乱，所在英雄据险，杀无宁日，其称伪汉陈友谅者，帅乌合之众以入南昌，其颠者无与语也。未几，朕亲帅舟师复南昌，城降。朕抚民既定而归建业，于南昌东华门道左，见男子一人拜于道旁。朕谓左右曰：“此何人也？”左右皆曰：“颠人。”朕三月归建业，颠者六月至。朕亲出督工，逢颠者来谒，谓颠者曰：“此来为何？”对曰：“告太平。”如此者，朝出则逢之，所告如前，或左或右，或前或后，务以此言为先。有时遥见，以手入胸襟中，似乎讨物，以手置口中。问其故，乃曰“虱子”。复谓曰：“几何？”对曰：“二三斗。”此等异言，大概知朕之不宁。当首见时，即言婆娘歹，又乡谈中常歌云：“世上甚么动得人心，只有臙脂胚粉动得婆娘嫂里人。”及问其故。对曰：“你只这般，只这般。”每每如此，及告太平。终日被此颠者所烦，特以烧酒醉之，畅饮弗醉。明日又来，仍以虱多为说，于是制新衣易彼之旧衣。新衣至，朕视颠者旧裙，腰间藏三寸许菖蒲一茎。谓颠者曰：“此物何用？”对曰：“细嚼饮水腹无痛。”朕细嚼水吞之。是后颠者日颠不已，命蒸之。初以巨缸覆之，令颠者居其内，以五尺围芦薪，缘缸煅之。薪尽火消，揭缸视之，俨然如故。是后复蒸之，以五尺围芦薪一束半，以缸覆颠者于内，周遭以火煅之。烟消火灭之后，揭缸而视之，俨然如故。又未几时，以五尺围芦薪两束半，以缸覆颠者于内煅炼之。薪尽火消之后，揭缸视之，其烟凝于缸底若张绵状，颠者微以首撼，撼小水微出，即醒无恙。

命寄食于蒋山寺，主僧领之。月余，僧来告，颠者有异状。与沙弥争饭，遂怒不食，今半月矣。朕奇之，明日命驾亲往询视之。至寺，遥见颠者来，迓步趋无艰容，无饥色，是其异也，因盛殽馐同享于翠微亭。膳后，朕密谓主僧曰：“令颠者清斋一月，以视其能否。”主僧如朕命，防颠者于一室。朕每三日一问，问至二十有三日，果不饮膳，是出凡人也，朕亲往以开之。诸军将士闻是，争取酒殽以供之大饱。弗纳，所饮食者尽出之。良久，召至，朕与共享，食如前，纳之弗出。酒过且酣，先于朕归道傍侧道右边待朕至。及朕至，颠者以手画地成圈，指谓朕曰：“你打破个桶，做个桶”，发此异言。当是时，金陵村民闻之，争邀供养。一日，逢后生者俄出异词：“噫！教你充军，便充军。”又闲中见朕，常歌曰：“山东只好立一个省。”

未几，朕将西征九江，特问颠者曰：“此行可乎？”应声曰：“可。”朕谓颠者曰：“彼已称帝，今与彼战，岂不难乎？”颠者故作颠态，仰面视房之上。久之，稳首正容，以手拂之，曰：“上面无他的。”朕谓曰：“此行你偕往，可乎？”曰：“可。”询毕，朕归，其颠者以平日所持之拐擎之，急趋朕之马前摇舞之，状右壮士挥戈之势，此露必胜之兆。后兵行带往，至皖城，无风，舟师难行，遣人问之。颠者乃曰：“只管行，只管有风，无胆不行，便无风。”于是诸军上牵以舟薄岸，泝流而上。不二三里，微风渐起。又不十里，大风猛作，扬帆长驱，遂达小孤。朕曾谓相伴者曰：“其颠者无正语，防闲之，倘有谬词，来报。”至马当江中，江豚戏水。颠者曰：“水怪见前，损人多。”伴者来报，朕不然其说。颠果无知，弃溺于江中。至湖口，失记人数约有十七八人，将颠者领去湖口小江边，意在溺死，去久而归。颠者同来，问命往者何不置之死地，又复生来。对曰：“难置之于死。”语未既，颠者猝至，谓朕欲食，朕与之食。食既，颠者整顿精神衣服之类，若远行之状，至朕前鞠躬舒项，谓朕曰：“你杀之。”朕谓曰：“被你烦多，杀且未敢，且纵你行。”遂糗粮而往，去后莫知所之。

朕于彭蠡之中，大战之后，回江上星列水师以据江势，暇中试令人往匡庐之下，颠者所向之方，询土居之民，要知颠者之有无。地荒人无，惟太平宫侧莫莽间一民居之，以颠者状云之。谓民人曰：“是曾见否？”对曰：“前者俄有一瘦长人物，初至我处，声言好了，我告太平来了，你为民者，用心种田。”语后于我宅内不食半月矣。深入匡庐，无知所之。朕战后归来，癸卯围武昌，甲辰平荆楚，乙巳入两浙，丙午平吴越，下中原、两广、福建，天下混一。洪武癸亥八月，俄有赤脚僧名觉显者至，自言于匡庐深山岩壑中见一老人，使我来谓大明天子有说。闻见说，乃云国祚，殿廷仪礼司以此奏。朕思方今虚诳者多，朕驭宇内，至尊于黔黎之上，奉上下于两间，善听善见，恐贻民笑，故不见不答。是僧伺候四年，仍往匡庐，道在欲见。朕不与见，但以诗二首寄之。去后二年，使人询之，果曾再见否，其赤脚者云：“不复再见。”

又四年，朕患热症，几将去世。俄赤脚僧至，言天眼尊者及周颠仙人遣某送药至。朕初又不欲见，少思之，既病，人以药来，虽真假合见之。出与见，惠朕以药。药之名二，其一曰温良药，两片。其一曰温良石，一块。其用之方，金盆子盛着，背上磨着金醆子，内吃一醆便好。朕遂服之，初无甚异，初服在未时间，至点灯时，周身肉内搐掣，此药之应也。当夜病愈，精神日强，一日服过两番，乃闻有菖蒲香，醆底有丹砂沉坠，鲜红异世有者。其赤脚僧云：“某住天池寺，去岩有五里余，俄有徐道人来言竹林寺见请。往视之。某与同往，见天眼尊者坐竹林寺中。少顷，一披草衣者入。某谓天眼曰：‘此何人也。’对曰：‘此周颠是也。方今人主所询者此人也。即今人主作热，尔当送药与服之。’天眼更云：‘我与颠者和人主诗。’某问曰：‘将视看。’对曰：‘已写于石上。’某于石上观之，于悬崖处果有诗二首。’”朕谓赤脚曰：“还能记乎？”曰：“能。”即命录之。初见其诗麤俗，无韵无联，似乎非诗。及遣人诣匡庐召敬之，使者至，杳然矣。朕复以是诗再观。其词其字皆异寻常，不在镌巧，但说事耳，国之休咎存亡之道已决矣，故纪之以示后人。

天眼尊者诗曰：“圣主祥瑞合天基，如影随邢(形？) 总是痴。奉天门下洪福大，生民有难不肯衣。非非想处方出定，金轮积位四海居。明君有道乾坤广，等闲一智声如雷。”

周巅仙人诗曰：“初见圣主应天基，一时风来一时痴。逐片俱来箍一统，浩大乾坤正此时。人君自此安邦定。齐天洪福谢恩驰，我王感得龙颜喜。”本传太祖《文集》二种皆失录，今见《纪录汇编》卷六，但有脱字。据下注引《明太祖实录》，是传为洪武二十六年七月，朱元璋于庐山为周颠立碑而作。原碑已毁，此处系据碑文拓本抄录，见吴宗慈编：《庐山志副刊》 之一：《庐山金石汇考》(上海：民国二十二年〔1933〕)，页82上—85上。根据拓本所示，碑文于洪武二十六年癸酉九月由从事郎中书舍人詹希原奉敕书丹篆额。碑阴刻明太祖祭天眼尊者、周癫仙人、徐道人、赤脚僧文，见同卷页85上—85下，今以冗长不录。此碑英译见Chan Hoklam, “Two Ming Biographies: The Crazy Chou and the Ironcap Taoist,” Renditions 4 (Spring, 1975), pp. 8590. 周颠传又见《明史》卷二九九，页7639—7640；其他传记见前揭英文译作所引资料。

根据《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六年(1393)七月辛未，“礼部员外郎潘善应、司务谭孟高往祭庐山，为周颠仙立碑”条，朱元璋于至正二十三年彭蠡湖战役后即失去周颠踪迹，及陈友谅败死，曾遣人至庐山求之不得。洪武十六年(1383)秋，有僧人名觉显，自言庐山岩中老人使来见，元璋以其虚诞却之。至是元璋不豫，饮药未瘳，前僧复徒趺至，云周颠仙遣进药。元璋初不纳，及僧具言前事始饵其药，觉有葛蒲丹砂之气，是夜疾愈，僧亦去不知所去。元璋于是亲为文勒石记其事，而命善应等往祭祠，《实录》亦摘录其撰传，这便是《周颠仙人传》的来由。见《实录》卷二二九，页3348—3350。

上传所记周颠的异能奇行与张中相仿佛，然朱元璋对其人较为亲切，故记载其神怪诞妄轶事尤详。朱元璋笔下的周某颠疯异常，玩世不恭，但早识龙颜，胡言乱言中能推测天下大事，如预言元璋崛兴，剿灭群雄，及随侍征战陈友谅，又屡屡逆言旗开得胜，事后亡去，而元璋即天子位后患病，周颠复来送药，服后即痊愈，又遗诗明志，惟遣使者觅之已杳然无踪。朱元璋何故对此二位奇异道冠厚爱，并细录其事迹立碑传诸后世？揆诸历史，此二者词语玄虚莫测，实质贡献甚为可疑，其所以获得朱元璋重视，可能系借此宣传其有神异之徒相助，实行以神道设教，眩惑人心以强化其威信。朱元璋此种政治伎俩，洪武十一年(1378)解缙于所上万言书时已指出：“陛下天资至高，悉合于道，凡百家神怪诞妄恍惚，臣知陛下洞瞩之矣，然犹不免欲以愚弄天下，若所谓以神道设教者，臣谓不必然也。一统之舆图已定矣，一时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奸雄已熠矣，天无变灾，民无患害，圣躬康宁，圣子圣孙，继继绳绳，所谓得真符者矣。何必兴师以取宝为名，谕众以神仙为征，谓有某神仙某神孚佐国家者哉。”可谓观察入微，一语中的。见解缙：《大庖西封事》，载《解文毅公集》卷一，页7下—8上。

《实录》既要神化朱元璋的功业，因此摘录周颠纪传，主要凸显其预告朱元璋摧灭陈友谅，如在征讨友谅至洪都时颠仙屡屡向元璋“告太平”，及随元璋沿江作战，又曾仰视天谓“上面无此人分”，后随征至皖城无风，又扬言舟行则有风，果然应验，而终篇则言“及友谅死，其言颇验云”。史官采录之用意既然如此，周颠事迹之真确与否并不重要，但后人坚持修史必须考核真伪，颇怀疑二位道冠的历史价值。例如谈迁(1594—1658)《国榷》至正二十四年二月条下记朱元璋征战陈友谅时，便将张中与周颠事迹删除，其按语云：“《实录》盛称铁冠张中、周颠仙事，虽确，开狐鸣鱼书之诞，为尽汰之”，谈迁：《国榷》(北京：古籍出版社，1958)卷二，页310。可见史家自有慧眼。

丁、异梦之兆 〔洪武元年二月乙卯〕，上退朝，御东阁，翰林侍讲学士朱升、待制詹同侍。上顾谓升等曰：“近观《周礼》，见有所谓‘六梦’者，因思去秋尝梦在乡里游舍南，仰见群鸟摩天而下，少近则类鸠鸟之状。忽一鹤冲起其中，徐度东南，予回顾鹤已不见，惟见五色云中，青旛数行，浮空而过。少顷，天西北拥一朱台，四周槛栏，前立二人兜鍪金甲，口若宣授之状。忽台四转以左向南，列坐仆头抹额者数人。台又旋北向，以后居南，中立三尊贵，若道家三清。其中一人美貌，修髯异常所见，顾我甚至。既而三人西北去，朕亦归舍，复出门，则景象迥异，非在乡里时矣。傍有立者，朕问适尊贵何之。曰：‘还天宫矣。’朕急趋从之，道遇紫衣者数人，其一人以绛衣授朕，里皆五彩。朕问此何服。一人曰：‘此真人服。’朕方服之，不觉冠履俱备。又一人授朕剑，光气烨然，复命朕道东南而行，遇一皂衣短袖者来，露首及两肱两股，首戴一灶，两耳怒目，由西北而去。朕复东南行，度一小川，川南山北有房，东西约十余间，见朕长子衣青衣而立，忽然梦觉。若此者，其思梦耶，正梦耶。”升对曰：“梦者，人之精神所感。此诚陛下受命之兆，所谓正梦也。昔黄帝梦游华胥而天下大治，古已有之。盖帝王之兴自有天命，非人智力所能致也。”（《实录》卷三十，页526—527）

此节史源为朱元璋自撰《纪梦》下半段，追忆即皇帝位后之秋月某日，作梦回到寒微之时，一日暇游舍南，仰观西北天上有仙鹤、青旛、朱台，台上立三异人若道家“三清”之状，其一尊者与之顾盼；及回家再出门，景象迥异，已不在寒微之时，步趋往朝天宫，途中逢数名紫衣道士，以五彩文理真人服授之，其后遇一道士授以一剑，并教其前行。继又遇一皂衣秃袖异装者怒目而西北往，未几过一小川，见东西有房间，忽然梦觉。详情如下：

江南已定，臣民拥戴，以明年戊申正月即皇帝位，朕许之。至秋，不记月日，忽梦居寒微，暇游舍南，仰观见西北天上，群鸟如燕大小，数不可量，摩天而下。须臾少近，皆鸠鹊之状。又少近，比鸟之状。忽然自鸟中突一仙鹤者，徐翅东南，予回首以顾之。有鹤数对，略少将近，忽不知鹤之所在。惟有青旛数行，但见旛去，旛首浮空而行，不见持旛者，亦不见其竿。旛过，少顷，西北天上有一木，为朱台，四有棱角，周有栏槛，色皆以朱黄绳四扯之。前上立二人，如寺阍内金刚，一体无二。极目视之，见二人口若宣扬之状。忽台转西，以左向南，不见二立士，却见列坐仆头抹额者数人。又台旋北向，以后向南，见台上中立三尊，若道家“三清”之状。其中尊者，美貌修髯，人世罕见。略少回顾于我，仍往西北。余尚梦寒微中天神既去，急归，告于老嫂曰：“适来天神过此，我必得罪，故归告于家，且回听命。”出门既行，乃换其景，不在寒微之时。便问：“昨来天神何往？”傍曰：“朝天官去矣。”急趋之，行未久，途逢数紫衣道士者，以绛衣来授予。揭里视之，但见五彩。问：“此何物也。”内一道士随声：“此何物也？”又一道士叱彼道士曰：“此有文理真人服。”予服之，忽然冠履俱备。傍有一道士授我一剑，靶上皆如牙齿之状，特教我行。不数十步间，东南途逢一皂衣秃袖者来，露首及两肱、二股，首顶一灶、两耳，怒目而西北往。予再东南行数十步，过一小川，川南山北有房，东西约十余间，见东宫，衣青衣而立彼，忽然而梦觉。此据《明太祖御制文集》卷十六，页10上—11下；参《明太祖集》卷十四，页283—284；又见《纪录汇编》卷五，页3上—4下。

朱元璋所述梦境的真实程度不可知，不过显然反映当时民间流行之释道信仰，特别是君命神授的理念，因此流露上述神异佛道真人故事。是故毋论此梦有无，朱氏书之于篇并于即位后告知朝臣以示天道昭彰，其帝王心态暴露无遗。

今将二者比较，《实录》显然从《纪梦》摘录润色，不过加插朱元璋与翰林学士朱升(1299—1371)、及时为起居注之待制詹同(?—1374) 的对话，并引《周礼·六梦》典故以阐释所梦之意义。朱元璋缕述既毕，询问升等其梦究竟为思梦或正梦。按《周礼·春官占梦》释云：“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一曰正梦，二曰噩梦，三曰思梦，四曰寤梦，五曰喜梦，六曰惧梦。”郑玄(127—200)《注》释“正梦”为“无所感动，平安自梦”，而谓“思梦”为“觉时所思念之梦”，前者当为至佳之吉梦。朱升传见《明史》卷一三六，页3929；詹同传见同卷，页3927；又见Hoklam Chan撰传, DMB, vol. 1, pp. 34850; 4244. 《周礼》“六梦” 释义见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五，页1下—2上。朱升史事另见王春瑜：《论朱升》(1980)， 收入同作者，《明清史散论》(上海：知识出版社，1996)， 页172—184。朱元璋并未作解释，朱升随释为“正梦”，并引黄帝梦游华胥国而天下大治故事，谓帝王之兴自有天命，不无阿谀之嫌。《实录》此则当出于《起居注》，其后又编入《日历》，不过后者已不可见。今日流传万历四十四年(1616)刻的朱升诗文集《朱枫林集》，卷九有汇传《翼运绩略》记其事云：“上御东阁，顾谓朱升曰：‘近观《周礼》，有所谓“六梦”者，朕尝感异梦，厥兆维何？’升对曰：‘人之精魄上通于天，此陛下受命之兆。昔轩辕梦游华胥，天下大治，帝王之兴，自有天命，盖振古如兹矣。’”此则内容与《实录》相同，谅同一史源或从《实录》抄出。见朱升，刘尚恒校注：《朱枫林集》(黄山书社，1992)卷九，页147。朱升所言“昔轩辕梦游华胥，天下大治”故事则出自《列子·黄帝第二》：

黄帝三月不亲政事，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华胥氏之国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齐国几千万里，盖非舟车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其国无帅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夭殇，不知亲已，不知疏物，故无爱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利害，都无所爱惜，都无所畏忌。入水不溺，入水不热，斫挞无伤痛，指擿无痟痒，乘空如履实，寝虚若处床。云雾不硫其视，雷霆不乱其听，美恶不滑其心，山谷不踬其步，神行而已。黄帝既寤，悟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闲居三月，斋心服形，思有以养身治物之道，弗获其术，疲而睡，所梦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八年，天下大治，几若华胥氏之国，而帝登假，百姓号之二百余年不辍。见《列子》，张湛注 (《备要》本)卷二，页1下—2下。关于黄帝梦游华胥国故事之研究，见池田不二男：《黄帝华胥氏の说话について》，《国学院杂志》第69卷第5期(1968年5月)，页56—60。

以上为道家所传黄帝故事，借梦游华胥之国，道出顺应自然，无为而治，养身得道之境界，意谓圣人治国亦当如是。朱升引此比喻，似应视作劝谕为帝王者不必苛政劳形，不过继言“帝王之兴，自有天命，盖振古如兹矣”，则知其所应对旨在取悦当朝皇帝。《实录》采摭朱元璋《纪梦》并《起居注》或《日历》所载与朱升谈话，以《周礼·六梦》阐释所见释道异人之梦境为正梦，更进一步以儒家经典肯定缘饰新主的天命所在。

余 论

以上已勾勒《明太祖实录》将朱元璋从一出身草莱、庇难释门，崛兴为抗元领袖之开国皇帝，塑造为一吻合传统王权理论、充满政治神话之“真命天子”形象的过程及史源。以下谨就有关资料作数点综合观察及分析。

其一，关于朱元璋神化的根源，显然遵循历朝皇帝造神的传统，因此其模式及塑像都与前代君主见于正史典籍的造型与描绘相若, 但是其过程则受国初政治剧变之影响而另具特色。此即燕王朱棣(后之太宗〔成祖〕永乐帝) 以“靖难”为借口，举兵篡夺建文帝皇位, 引致二度改修《太祖实录》以掩饰大过。在篡改过程中，据王崇武的考察，因要显示朱棣为继承丰功伟绩之开国君主以强化其正统地位，故此特别藩饰美化太祖，此为史官于重修再修《实录》之际，增入附丽太祖之灵异祥瑞枝节, 以凸显其真命天子形象之缘由。王氏首引永乐十六年(1418) 太宗亲撰《太祖高皇帝实录·序》云：“朕皇考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龙飞濠梁，扫灭群雄，除暴救民，拨乱反正，不十余年而成帝业。其间战改讨伐，指麾号令，动如神明，无往不克。及功成治定，制礼作乐，立法创治，纤悉备具，靡有所遗，诚卓冠于古今者也。”随作按语云：“案此虽词臣代笔，然必希旨为之，揆以成祖摹仿太祖诸事，此实为由衷之论。推成祖之意，以为太祖创业定制，皆足垂型后人，而惠帝之柔弱不武，变乱祖制，则不足以光昭遗美，以暗示己能踵继之。此书之所以特彰太祖盛德者，其意偿在斯乎。”见《实录》，页1； 王崇武:《明本纪校注》，页9—10。其义甚谛，由此可以揣测永乐史臣改修《实录》与朱元璋在官史之神化的密切关系。

其二，从《太祖实录》改修过程，可以推断负责将附丽朱元璋之神迹异闻掺入《实录》之总裁史官；依上述分析观之，其人当为太宗首次诏令重修《实录》之翰林学士解缙。解缙早聪颖，熟读经书，才华洋溢，文思溢发，洪武二十一年(1388)登进士第后获授翰林编撰，随任庶吉士，得以从待太祖左右，颇见器重。然缙持才傲物，冒进求名，接连上陈策书，虽不乏傥论砭言，但因措辞过于激烈, 二十四年(1391)被免官，至太祖卒后建文帝继位始用荐授翰林待诏。朱棣“靖难”篡夺成功，翰林官员纷纷迎附，解缙亦在其中，未几即由从九品之待诏骤升为正七品之编修，时称是因其为燕王草写《登极诏》之故。缙自此飞黄腾达，而由于其长于修纂书籍、娴熟文字, 朱棣即位后即以为宣扬文治之主要官员，命与李景隆﹑茹嫦主持重修《太祖实录》，而缙为总裁，故此二修《实录》系成于其手，详见所撰《进“实录”表》。关于解缙参与重修《明太祖实录》的经纬，见页184注②所揭传记资料。又见吴晗：《记明实录》，页190—193；谢贵安:《明实录研究》， 页36—39。由于重修《实录》一主要目的为建立燕王所继承丰功伟烈之太祖之形象，故此需要缘饰夸张其禀赋功业，而董其事者非解缙莫属，此不但因其为编纂总裁，而且其人曾编撰《实录》所采材之史著，如《大明帝典》及《天潢玉牒》, 或甚至参与撰写记述“靖难”之官书如《奉天靖难记》等。是故证据凿凿，不容置疑，足以推断解缙为官史创造太祖“龙飞”塑像之主要人物。

其三，关于《太祖实录》神化朱元璋之资料，及其历次改动增饰之痕迹大致亦可追溯辨认。约言之，其资料可分：(一)朱元璋亲撰之自身记载，如《朱代世德碑》﹑《皇陵碑》﹑《纪梦》﹑《周颠仙人传》﹑《西征记》﹑《栢子潭神龙效灵碑》等; (二)史官奉旨撰述有关开国时事之记载，如宋濂撰《张景华〔中〕传》，解缙之《大明伦典》及记载太祖行事之《天潢玉牒》，又如刘辰撰《国初事迹》等。虽然初修本《实录》已焚毁，无从知其原来面目，不过根据现存似从初修本钞录之《皇明本纪》片断及其他后出资料，大部份附丽朱元璋之灵迹祥瑞﹑奇事异闻俱出于重修本，到三修时部分或再加修订润饰。在抄录这些情节入重修本时，史官曾据体例适度剪裁，并且斟酌情形改动，务求烘托太祖真命天子之塑像，如有关其诞生志异，早年奇遇，参加军旅征讨四方遇见之各种瑞征祥异，特别是在征战陈友谅时出现之各种神奇现象﹑预言屡中之张铁冠道士及周颠仙人之随行相助等等。此类资料有事实基础，亦有虚构成分，不排除有朱元璋自己编造及史官增饰之情形，其间不乏宗教迷信及民俗信仰，反映古代“君权神授”之王权理论及政治神活，与传统正史载籍神化皇帝及塑造真命天子形象所采用之模式﹑描绘及辞藻。此外，从剖析《太祖实录》所见，就神化太祖而言，史官似未独自编造虚构之故事情节。永乐二修或三修《明太祖实录》另插入杜撰之虚假资料，指出燕王朱棣为高皇后所生，太祖有意立其为太子，洪武三十年后曾数次命其领兵驻守北境以显示对其钟爱及信任，而临终时曾询问第四子来未等等情节，皆系为朱棣“靖难”嗣位之吻合《祖训》建立历史证据。详见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序》；及同作者，《明靖难史事考证稿》第2、第4章； 又见黄彰健: 《读明刊“毓庆勋懿集”所载明太祖与武定侯郭英敕书》， 收入同作者，《明清史研究丛稿》(台湾商务， 1977)， 页142—153。又参Hoklam Chan,“Legitimating Usurpation”, pp. 10510.

其四，永乐史官刻意塑造太祖的神化形象，除却在当世的政治有重要作用，对后代有何影响？此一问题涉及《太祖实录》的传布，须要深入探讨。按明朝修纂《实录》自太祖而下, 皆于修成进呈皇帝后誊录正副两本, 正本世宗前藏于内府 (嘉靖十三年〔1534〕始建皇史宬), 副本则藏于内阁，原稿随焚毁以示机密。 若是, 史官锐意铸造之太祖塑像, 外间不睹, 岂非白费心机？不过, 要注意的是《实录》正本虽然密藏于金匮石室, 惟副本藏于内阁，每修一帝《实录》必取前朝之副本为参校, 阁臣史官由是均得私抄, 故此外间渐渐得见。 况且, 嘉靖十三年朝廷以建皇史宬故, 诏令重录历朝《实录》宝训玉牒置于史宬, 前后历时两年, 抄传者当不少, 因此名史家如郑晓(1499—1566) 、王世贞(1526—1590)等皆家藏《实录》。关于明朝《实录》之收藏及传布情况, 见《明太宗实录》， 卷二〇〇，页2081；张懋监修:《明孝宗实录》(1964)卷六三， 页1214—1220； 张溶等监修：《明世宗实录》(1965), 卷一六五, 页3635—37；卷一八九, 页3995—3996; 卷一九〇, 页4003—4006。又见朱国祯:《涌幢小品》(中华，1959)卷二，页31； 顾炎武：《亭林诗文集》卷五，页17上—19上等。 参吴晗：《记明实录》， 页179—186，231—234； 谢贵安：《明实录研究》， 页328—340。 郑晓当朝史著作甚丰， 著名者为《皇明大政记》及《建文逊国记》，俱收入总集《吾学编》，共收十四种， 刊于隆庆元年 (1567) ；另有《今言》四卷，收入《纪录汇编》卷一四四—卷一四七； 《今言类编》六卷， 刊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王世贞之史学著述远过郑晓，其总集始名《弇州山人四部稿》、《续稿》，后改编为《弇山堂别集》一〇〇卷,刊于万历十八年(1590), 其后又称《弇州史料》《前集》三十卷， 《后集》七十卷， 刊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 各书解题见《四库提要》，卷五一，页1138；卷五三，页1175；卷六二，1373；傅吾康, Sources, 2.1.1., 4.2.2., 2.2.6., 2.2.8.。王世贞的史学贡献详孙卫国，《王世贞史学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神宗以后前朝《实录》传布更广，始于万历十六年(1588) 皇帝意欲查检史事, 下诏重录《实录》为小型本, 校对誊录官遂乘机私自传抄, 其后又以开馆修纂国史故, 史官再有机会查检抄录《实录》。后者始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 九月, 礼部尚书大学士陈于陛(1545—1597) 建议仿宋朝之例纂修国史, 朝廷核许，明年二月遂开馆修史，以《实录》宝训玉牒为基础，其书虽因二十四年(1596)三殿遭火焚及于陛之死未能完成，然历朝《实录》必因修史而更广流传, 尤其是《实录》被毁令再重抄，两年之后完成。此故，太祖在官史之“龙飞”塑像, 虽然早年因《实录》秘藏金匮而鲜为人知，嗣后由于《实录》在各种情形下被辗转传抄外流, 太祖之神化形象遂亦渐为史官熟悉, 浸而著于史籍杂著, 甚至沾及稗乘小说, 传布民间, 断非昔日斤斤于保密之史官所能预及。关于万历年间重抄历朝《实录》之经过， 见张贤等监修： 《明神宗实录》( 1965年)卷一九八，页3732；卷二〇六，页3861—3862； 卷二三〇，页4269—4270； 卷二九五， 页5482；卷二九六，页5517；卷三二五，页6028—6029。 又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页800—801；陈继儒: 《眉公见闻录》卷三, 页8下—11上(收入《尚白斋陈眉公杂着秘笈》第1帙；台北: 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影明刻本，1977年) 。详黄彰健：《明末实录书成誊写四分说》，载《明清史研究丛稿》， 页356—364。 陈于陛建议编纂国史始末见《神宗实录》卷二六四，页4896; 卷二七一，页5033、5039；卷二七六， 页5108； 又见其本传，卷三〇五, 页5710—5712; 《明史》卷二一七； 页5731—5732； Lienche Tu Fang撰传, DMB, vol. 1, pp. 19092. 又详李小林： 《万历官修本朝正史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第1章；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页226—236。

其五, 明中叶以前开国史料虽然密藏不露，但是《太祖实录》采用以塑造朱元璋神化形象之资料，不少都流传于世。这些包括御撰《皇陵碑》、《纪梦》、《周颠仙人传》,及儒臣史官如宋濂所撰《张景华传》﹑解缙所撰《天潢玉牒》等传记, 为私家撰述国史提供重要史料。 例如, 嘉靖陈建(1497—1567) 编撰《皇明启运录》(《皇明〔资治〕通纪》前编) ，便将上述载籍附丽太祖的若干灵怪异闻, 如诞生志异, 早年奇遇，征战陈友谅有张铁冠道士随行, 预言胜利等情节编入其书以补偿未睹《太祖实录》之缺。同时，嘉靖、万历间流行之稗乘杂著，如祝允明(1461—1527)《野记》、徐祯卿(1479—1511)《翦胜野闻》、杨仪(嘉靖五年〔1526〕进士)《高坡异纂》、陆粲(1494—1551)《庚巳编》、王文禄(1503—1586)《龙兴慈记》等，亦载录不少由此衍出的朱元璋轶事异闻，推波助澜。陈建《皇明启运录》八卷有嘉靖三十四年(1555) 序， 其后收入由卜世昌编：《皇明〔资治通纪〕前编》， 有万历三十三年(1605) 序刊。附丽朱元璋之灵怪神异事迹见卷一， 页3上—4上、页 5下—6下、页13下—14上(张中事迹)； 卷二， 页27上、 页46上—47上(周颠事迹)。解题见傅吾康,Sources,pp.3335。关于是书的研究，见向燕南: 《陈建“皇明‘资治’通纪的编纂特点及影响》，《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1期， 页48—56；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页261—84。 祝允明《野记》﹑徐祯卿《翦胜野闻》、杨仪《高坡异纂》、陆粲《庚巳编》、王文禄《龙兴慈记》等为嘉靖万历间孚名的稗乘杂著，记载不少附丽朱元璋的奇事异闻。 《野记》收入李栻编辑：《历代小史》， 有上海商务1940年影万历刊本。徐祯卿、陆粲、王文禄诸书皆摘录于沈节甫编辑：《纪录汇编》。杨仪《高坡异纂》收入王文濡编辑：《说库》， 有台北新兴书局1964年影万历刊本。各书解题见傅吾康, Sources,2.3.14, 3.6.3, 4.5.7,492。到了万历中叶，坊间出现托名徐渭(1521—1593)撰的开国讲史《英烈传》,一称《云合奇纵》, 更进一步将其事迹夸张及小说化。是书原名《皇明开运英武传》,始刊于万历十九年(1591) , 为一演绎明初开国功臣事迹的通俗小说，据说是明初武臣郭英(1335—1403)后人郭勋所作, 其后有删节及通俗本，改今名，有万历四十四年(1616) 序刊本。是书敷演朱元璋生涯充满神怪戏剧性情节，例如说他与未来配偶马皇后(1332—1382)是玉皇大帝麾下的金童玉女降生，不过其他熟悉的事端，如诞生志异，早年奇遇，征讨四方遇见之各种瑞征祥异，如在征战陈友谅时，获得预言屡中之张铁冠及周颠仙人随行相助, 预言胜利凯旋等等，都是本诸朱元璋的著作及前述之稗乘杂著的记载而加以润饰。 由于是书畅行一时，又为说书、俗曲、演剧刺取的对象，明太祖在《实录》奠立的神化形象便更广泛深入民间。《英烈传》传世祖本有三： 最早为《皇明开运英武传》八卷本， 万历十九年〔1591〕刊；次为《新刻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世英烈传》六卷本，亦万历刊，但未审其年； 再其次为《皇明英烈传》六卷本， 有崇祯元年(1628) 序。 今传《英烈传》别名《云合奇纵》， 一题徐渭所编, 系据旧本剪裁, 有甲乙二本行世，其一有万历四十四年〔1616〕序。 通行本系赵景深、杜浩铬据二者校订, 1955年由上海四联书店出版，以后迭有重印。 有关是书的版本源流及史源，见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北京:作家出版社， 1957)， 页 56—58； 通行本《英烈传》序言；及赵景深: 《中国小说丛考》(济南：齐鲁书社，1983)，页176—209。笔者曾以刘基为例，对是书之明代开国人物小说化作个案研究，见Chan Hoklam, “Liu Chi in the Yinglieh chuan:The Fictionalization of a Scholarhero,” Journal of the Oriental Society of Australia 5.11 (December 1967)：2642. 又参Martin W. Huang, “Sage, Hero and Bandit:Zhu Yuanzhang’s Image in the SixteenthCentury Novel Yinglie zhuan”,in Sarah Schneewind， ed., Long Live the Emperor!,pp.13748.

最后，由于《实录》逐渐流传于外，不少私家撰述开国史事均采摭入书，例如薛应旂《宪章录》(万历元年〔1573〕刻本)﹑雷礼(1505—1581)《皇明大政记》(万历三十年〔1602〕刻本) 、谭希思(1542—1610)《明大政纂要》(万历四十七年〔1619〕刻本) 、刘振《识大录》(?—1645)(清钞本)﹑朱国祯(1557—1632)《皇明大政记》(崇祯五年〔1632〕刻本)等。此类史籍泰半是编年史，由于体裁所限，所记附丽朱元璋生平的灵怪异闻多数简略，集中于《实录》所塑造的神化情节，如朱元璋的诞生志异﹑早年奇遇﹑征战陈友谅于龙湾所出现奇迹异事、张铁冠之预言等等。内容最充实者为刘振《识大录》，是书为纪传体未刊之明史，共三十五卷，卷一为《帝典·太祖高皇帝》，所记朱元璋之神化故事至多，几乎尽出《太祖实录》，包括铁冠道人事迹。见薛应旂:《宪章录》(万历元年〔1573〕刻本)卷一， 页1上—1下、页30上—30下(张中事迹)； 雷礼:《皇明大政记》(万历三十年〔1602〕刻本)卷一，页1上—1下、页20上、页24下； 谭希思:《明大政纂要》(万历四十七年〔1619〕刻本)， 卷一， 页1上、页10下(张中事迹)； 刘振：《识大录》(清钞本)， 卷一， 页1上—页1下、页15上、页19上、页30上(张中事迹)；朱国祯: 《皇明大政记》(崇祯五年〔1632〕刻本)，卷一， 页1上—2下、页4上。以上诸书俱收入《四库存目丛书·史部》。各书解题见《四库提要》，卷四八，页1060,1062—1065；傅吾康, Sources, 1.3.1., 1.3.3., 1.3.5., 2.1.3.。明清易代, 即致力编纂《明史》，始于顺治二年(1645), 经过三朝将近百年, 至乾隆元年(1736)张廷玉(1672—1755)等纂成《明史》三三二卷。《明史》以《实录》为基本史料，系纪传体，故此其体例﹑风格与传统正史大致相同，对于明朝所塑造的开国皇帝的形象的传布有很大影响。大致言之，朱元璋之灵异事迹集中于《明太祖本纪》，包括征战陈友谅、张士诚时出现的奇事异闻，都是采自《实录》。不过由于另辟《列传》的关系，周颠与张中二人的行事俱收入《方技》传，因此二者随军征战，预言朱元璋得胜，陈友谅阵亡的灵异事迹都收入于《列传》，如是在叙事上与朱元璋的关系似乎未有如《实录》之密切。《明史》叙事虽较简略, 但对传播明官史的朱元璋“龙飞”塑像极为重要，因为此举代表传统帝王神话在正史上的延续，与稗史小说如《英烈传》等的传播互为表里，牢固明太祖神化塑像的流传。清修《明史》所载附丽朱元璋的灵怪神异事迹见卷一 《太祖纪》，页1—2、7、9；周颠传见卷二九九 《方技》， 页7639； 张中传见同卷， 页7640。参Chan Hoklam,“Two Ming Biographies:The Crazy Chou Immortal and the IronCap Taoist,” pp.8395. 《明史》修纂体例见刘承干《明史例案》(1915) ；其修纂经过详李晋华《明史纂修考》 (北平: 哈佛燕京学社出版，1933), 又见包遵彭编《明史编修考》(《明史论丛》之一)(台湾学生，1968) 所收有关论著。

总而言之, 《明太祖实录》所见朱元璋皇帝“龙飞”的官方塑像, 虽然遵照传统意理及史学模式创造, 但其过程错综复杂不易阐明。本文以抽丝剥茧之考证为基础, 借此整理头绪, 辨认历史文献之源流及其相互交错之层面, 进而探索其政治目的及文化含义, 庶几对此类问题有深入了解，推动贯通古今多元化之史学研究。

本篇原载《岭南学报》新第1期，香港：岭南大学，1999年12月。重刊于陈学霖：《明代人物与史料》。第七篇 明初都督宁正父子传记辑补一、引 言

自

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国，恢复汉族统治，内则专擅皇权，立纲陈纪，抚恤黎民，外则南征北伐，鼎定方夏，经略边陲，扩张帝国版图，重振汉族神器声威。洪武改元未几，即派遣名将如徐达(魏国公，1332—1385)、常遇春(鄂国公，1330—1369)、李文忠(曹国公，1339—1384)、邓愈(卫国公，1337—1377)、冯胜(早名国胜、又称宗异，宋国公，1330？—1395)、傅友德(颖国公，？—1394)、沐英(西平侯，1345—1392)等率师北讨蒙元，西征吐蕃西番，随而进军西南，降服诸蛮夷民族，功勋彪炳，成绩辉煌。不过就事而言，此辈统帅又颇倚赖中下将官之领导军兵，摧坚陷阵，甘冒矢石，出生入死，然后胜利可期，因此后者之勋绩宜应著于史册。今以明初开拓边陲而言，其一战功辉煌者乃本文表彰之都督宁正(韦正)，事迹见清修《明史》卷一三四《本传》：张廷玉等纂修：《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一三四，页3905—3906。宁正其他传记资料见“国立”中央图书馆编：《明人传记资料索引》(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1966)上册，页630 。所列资料除《明史·本传》外另有焦竑编辑：《国朝征献录》(台北：台湾学生书局影万历四十四年1616；刻本，1965)卷一〇六，页1上—3下附《实录·本传》, 及徐乾学编辑：《明史列传》(据旧钞本影印)卷十七，页636—638。后者收入周骏富辑：《明人传记资料丛刊》(台北：明文书局，1991)第89册。 宁正，字正卿，寿州人。幼为韦德成养子，冒韦姓。元末，随德成来归，从渡江。德成战殁宣州，以正领其众，积功授凤翔卫指挥副使。从定中原，入元都，招降元将士八千余人。傅友德自真定略平定州，以正守真定。已，从大军取陕西。冯胜克临洮，留正守之。大军围庆阳，正驻邠州，绝敌声援。庆阳下，还守临洮。从邓愈破定西，克河州。洪武三年，授河州卫指挥使。上言：“西民转粟饷军甚劳，而茶、布可易粟，请以茶、布给军，令自相贸易，省挽运之苦。”诏从之。正初至卫，城邑空虚，勤于劳徕。不数年，河州遂为乐土。玺书嘉劳，始复宁姓。兼领夏卫事，修筑汉、唐旧渠，引河水溉田，开屯数万顷，兵食饶足。十三年，从沐英北征，擒元平章脱火赤，知院爱足，取全宁四部。十五年，迁四川都指挥使，讨平松、茂诸州。云南初定，命正与冯诚共守之。思伦发作乱，正破之于摩沙勒寨，斩首千五百。已，敌众大集，围定边。沐英分兵三队，正将左军，鏖战，大败之，语在英传。土酋阿资叛，复从英讨降之。英卒，诏授正左都督代镇。巳，复命为平羌将军，总川、陕兵讨平阶、文叛寇张者。二十八年，徒秦王讨平洮州番，还京。明年卒。明初人物、史事、传说第七篇 明初都督宁正父子传记辑补

从上可见宁正出身寒微，幼年为元帅韦德成养子，因冒姓韦，及长以父荫从军，随朱元璋征战，开国时已膺指挥副使。洪武改元之后，数从大将徐达、常遇春、冯胜、傅友德、邓愈等讨伐北元、略定西番，又随邓愈、沐英翦除蒙古余将、讨平松潘、东川诸蛮，而从征之余复镇守陕西、宁夏、四川诸都指挥司，开垦荒圹、经营生计，平定叛乱，颇著勋绩，洵为国初一名将功臣。

《明史》述传系采录《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五、洪武二十九年（1396)三月书宁正卒所附行实。从草稿至定本，传记内容一致，但文字则略有删节，如徐乾学(1631—1694)辑《明史列傅》，本传开端于“冒韦姓”下有“沈鸷有胆略”，而于“德成战殁”下增“赠中翼副元帅、京兆郡侯”，今本皆删除。由于体例限制，《明史·本传》仅作概述，详细事迹，则须钩稽《实录》及有关编年资料。见《明史例传》，页636；姚广孝等监修：《明太祖实录》(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卷二四五，页3562—3566。官史而外，宁正生平又可见明初俞本(1331—1402后)所撰之《纪事录》(一称《皇明纪事录》)有关记载。《纪事录》为记述元末群雄起义至洪武末年之私撰编年史，作者以“骑士”身份从征诸役，描述数十年之亲历闻见，深具历史价值。钱谦益(1582—1644)编纂《开国群雄事略》(今称《国初群雄事略》)，即以其书为基本史料，可惜钱氏藏书连同草成之明史稿，不幸于顺治七年(1650)毁于绛云楼书阁之火，而后世咸以为《纪事录》已亡，皆采用牧斋摘引资料。今本俞本《纪事录》由天启张大同改编，易题《明兴野记》，参下注。俞本生平及《纪事录》内容略见下卷末端幸存之自述残篇：“予自冠年，从事行伍，御卫大驾，今逾耳顺矣。自元之辛卯(1351)，至大明之丁丑(1397)，四十七年之间，历观兴亡成败，如一梦耳。凡将相升黜，华夷顺逆，本末颇记，万…… (下阙)”叙事虽止于洪武三十年，但随后记言“永乐即位矣”，可见其书成于永乐元年(1402)后。由此推断，若以俞本之冠年(二十岁)为辛卯算，本当生于1331，《纪事录》成书时年已七十有一，谅于永乐初年仍存。钱谦益编纂《国初群雄事略》经过略见其书《序》，收入《牧齐初学集》，《四部丛刊》本，卷二八，页2下—4上。是书有中华书局1982年张德信等点校本，参考朱鸿林：《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撰作经过与成书年代推考》，《明清史集刊》第1卷(香港大学中文系，1985)，页77—103；蔡美彪：《钱谦益“群雄事略”沈抄张尔田藏本及章钰藏本书后》，《中华文史论丛》第41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页283—295。《纪事录》之毁于绛云楼火见钱谦益《复吴江，潘力田书》：“俞本《纪录》作绛云灰烬”(答复前者借书之请)，收入《牧齐有学集》，《丛刊》本，卷三九，页 15下。实则，据笔者寓目，是书犹存，现今藏于台北“国家”国书馆，题名“《明兴野记》，俞本撰、张大同编次”一书即俞氏之《纪事录》。俞本隶属都督韦正(洪武九年〔1376〕后复姓宁氏)征战多年，因此记叙其行实赡富亲切，与官史不相侔。见《“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台北，同图书馆，1986)，页153：“《明兴野记》二卷二册，明俞本撰，张大同删定。”是书研究详见本书第二篇《元末明初俞本及其“纪事录”》。今人论明初史事多误以《纪事录》佚亡，所据止于《群雄事略》，兹以宁正为例，取其《实录》宁正《本传》为底稿，缀辑《实录》其他有关史料并与《纪事录》参校，考核补充宁氏传记，举一反三，庶几有助于明初人物史事之研究。

二、宁正事迹 (一)〔洪武二十九年三月〕是月，右军都督府左都督宁正卒。正，字正卿，凤阳寿州人，少为里中韦德成养子。元末德成率乡兵从上克滁、和二州，遂渡江，克太平、建康，进兵击宣州，正与有功。德成战殁，诏赠昭勇大将军、中翼元帅府副元帅，京兆郡侯，以正袭职，代领其众。(卷二四五，页3562—3563)

按此传记(下称《本传》)采自《明太祖实录》纂修官所搜录之宁正行实，正卒授之职衔，据《明史·职官志五》为正一品武官(卷七六，页1856)。《本传》无载韦德成事迹，仅言正为其养子，并未言正因从其姓，至洪武九年十月始复姓宁氏(见后)。按《实录》，朱元璋于至正十二年壬辰(1352)闰三月，至濠州从郭子兴（？—1355) 誓师讨伐蒙元，翌年(十三年癸巳［1353］)七月略滁州(卷一，页5、12)。

谈迁(1594—1658)《国榷》系其事于十四年甲午(1354)三月癸亥；《明史·太祖纪一》纪于十三年，惟未注明何月；毕沅(1730—1797)《续资治通鉴》仍从《实录》，夏燮(1799—1875?)《明通鉴》则系之于十四年七月。见谈迁：《国榷》(北京：古籍出版社，1958)卷一，页264；《明史》卷一，页3；毕沅《续资治通鉴》(中华，1957)卷二一一，页5759；夏燮：《明通鉴》(中华，1959)，《前编》，卷一，页8 。揆诸各书记载及考证，朱元璋克滁州应在至正十四年春夏间。参见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页35。又据《实录》，十五年乙未(1355)正月戊午元璋取和州，六月乙卯率诸将渡江，随拔太平；翌年(十六年丙申［1356］)三月庚寅入集庆(古称建康，更名应天府)，十七年丁酉(1357)四月丁卯取宁国路(卷二，页20；卷三，31—32；卷四，页41；卷五，页52)。至正二十一年辛丑(1361)四月改宁国路为宣城府，二十六年丙午(1366)正月再改称宣州府(《明史·地理志一》卷四〇，页927)。《本传》言德成率乡兵随从征讨，甚有功勋，殁后诏赠昭勇大将军(正三品)(《明史·职官志一》卷七二，页1751)、中翼元帅府副元帅、京兆郡侯，以正袭职。按《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五校勘记》引陈琏(1370—1454)《琴轩集》卷八，《故南海卫指挥使韦公墓碑铭》，记其赠官作“中翼元帅府左副元帅”，《实录》疑脱“左”字。此为韦德成孙韦贤(1383—1432)《墓碑铭》，开端略记其祖之事迹云：“公讳贤，字思齐，姓韦氏，世为凤阳临淮人。祖讳德成，终左副元帅，追赠京兆郡侯。当元之季，群雄蜂起，郡侯为万户，从太祖高皇帝渡江。岁丙申，以功升右副元师，征宣州，殁于阵。”见《明太祖实录校勘记》(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8)卷二四五，页782；陈链：《琴轩集》，(收入陈伯陶编辑：《聚德堂丛书》,1930）卷八，页37上。《实录》及《墓碑铭》缺略之韦德成事迹，可由俞本《纪事录》补充。是篇至正十六年七月言：“韦德成、邵肆领兵攻宣州，不克，韦德成溺死，邵肆阵亡。大军回广德，塑德成及肆像于(晋忠臣)卞壶庙祀之。”(卷上，页7下)由此可知德成阵亡情况。《纪事录》至正十七年三月又言：“故元师韦德成妻美，上(朱元璋)令移居后庭，通而生子，名曰朱生。或谏曰：‘故将之妻，不可纳。’遂于本妇配总管胡汝，名朱生，随母往焉。以德成义子韦正袭为元帅，仍领其众。”(卷上，页10上)此处喻指朱元璋曾与韦德成之遗孀私通生子，或因此关系命其义子袭职，仍领其众。俞本直书不为人主讳，盖因其曾为韦正下属，受恩深重。此见编者张大同对是则评语：“我太祖才匹汉高，德迈文王，汤武以后，一人而已。俞本载韦德成妻之事，何足为圣德累。盖本棣韦正部下，受恩颇深，正乃德成义子，本直书不讳。虽曰私谤，吾不信也。”(同前条)按韦正之职衔不甚高，此处谓其袭为元帅恐有错误。

（二）从徐达克常州，进阶怀远将军。攻下宣州、江阴。戊戌，从上取婺州，又从常遇春克衢州，从上克江州，改授民兵千户。破陈友谅于鄱阳湖，调天策卫千户。又改雄武卫千户，从傅友德守徐州，与李二等战有功。吴元年，擢凤翔卫指挥副使。(页3563)

据《实录》，徐达是时以大将军率师征讨张士诚(1321—1367)，于至正十七年丁酉三月壬午克常州(卷五，页51)，“怀远将军”为从三品(《明史·职官志一》，卷七二，页1751)，韦正获此殊荣定因于是役有功。下宣州(原称宁国路)、江阴事在同年四月丁卯、六月己未；前者系朱元璋亲自督师，后者则由长春枢密分院判官赵继祖等统军(页52-54)。朱元璋同时攻略元军镇守州府，取婺州系在十八年戊戌(1358)十一月甲子(卷六，页70)；常遇春则于翌年(十九年己亥［1359］)九月丁未克衢州(卷七，页87)。朱元璋随于二十一年辛丑(1361)八月庚寅，亲帅舟师伐陈友谅（1320或1321—1363），大败之于江州(卷九，页117—119)，而正由是改授民兵千户。破陈友谅于鄱阳湖，系指二十三年癸卯(1363)朱元璋与友谅作决死战事，《实录》及《纪事录》记叙甚详。是役自四月壬戌始，双方对垒江上，水陆并举，火石兼施，战况之烈空前，结果八月壬戌陈友谅于泾江中流矢死，其军遂溃，降者甚众(卷十二—卷十三，页151—166)。明年(二十四年甲辰［1364］)二月辛亥，元璋攻陷武昌，执友谅子陈理及其官属，陈氏遂亡(卷十四，页177—179)。韦正随调天策卫千户，《实录》系天策卫设置于是年三月庚午，为十七卫亲军指挥使司之一(卷十四，页l85)，则正之调职应在此时。按《纪事录》，傅友德系于二十六年丙午(1366)六月以雄武卫指挥使守徐州(卷上，页30下)，韦正之调往雄武卫殆在此一二年间，由是与傅友德建立关系。据《实录》，与元将扩廓帖木儿(？—1375)、李二等战争系在吴元年(至正二十七年［1367］)二月丁未。扩廓帖木儿汉名王保保，为元顺帝妥欢帖睦尔(1333—1370在位)手下最骁勇之大将，元廷视之为关系蒙古存亡的人物。记云：“元将扩廓帖木儿遣左丞李二侵徐州，指挥傅友德御之，……率兵二千余，……开门出兵陈城外，……生擒李二及其将士二百七十余人，获马五百余疋。”(卷二二，页317—318)韦正因功擢升事见《实录》是年九月甲戌：“升雄武卫千户韦正为凤翔卫指挥副使。”(卷二五，页361)

(三)从徐达平中原，取沂、莒、密三州，克益都、济南、东昌，转下汴梁、河南、蒿州。渡河取磁州、广平、通州，进克元都，招降元将平章谢雪儿等八十余人，获马五百余匹。略永平，擒元将平章高家奴。(页3563)

按《实录》，吴元年十月甲子朱元璋命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甲士二十五万，由淮入河北直捣元廷巢穴(卷二六，页395)。十一月壬午取沂州(卷二七，页410)，甲午莒州守臣来归款(页415)；同月辛丑又克益都(卷二七，页418)，十二月己酉下济南(卷二八上，页427)，辛亥密州守将邵礼诣徐达降(页428)。洪武元年（1368)二月癸丑，常遇春自济南克东昌(卷三〇，页526)，同年三月己亥徐达等徇汴梁(卷三一，页540)，随于戊申下河南(页548)，同月壬子常遇春略嵩州(页551)，戊午冯宗异(胜)陷陕州，甲子入潼关(页553、557)。《纪事录》述其事于四月二十八日，言上升傅友德为参政，友德“调凤翔卫指挥副使韦正攻白马寨，僧右丞率众降，……遂围神顶寨；铁头张知院拒险不克，至七月……七日，张知院降”。(卷下，页3下)《实录》则系于五月戊辰，略言：“参政傅友德克神顶寨，元守将张知院等以其众降。”(卷三二，页568—569)闰七月庚子，徐达率师发汴梁徇取河北(卷三，页579)，韦正亦随从，乙巳师至磁州，丁未取广平(页580)，丙寅入通州(页595)，是夜三鼓，元顺帝及其后妃太子开建德门北走，阅五日明军入大都，元亡。八月庚午，徐达部将入都城，执元监国、太尉中书左丞相、平章、右丞、御史中丞等戮之，并封府库及图籍宝物，又禁士卒侵暴，人民皆安堵，市肆不易。(卷三四，页600)《本传》言“招降平章谢雪儿等八十余人”云云未悉所指。《纪事录》是年十月记韦正等奉命抄籍故元府库：“差金吾、羽林、凤翔、天策等卫指挥张焕、韦正等抄籍府库，得金二十五万两、银五十万两、宝玩珠翠、象牙奇禽异兽、锦绣衣袄段匹不可胜纪。”(卷下，页5下)此条他处未见，弥足珍贵。同年九月戊申，都督同知张兴祖率师略永平(卷三五，页628)。韦正擒元将平章高家奴事详见《纪事录》九月下：“薛右丞(显)领兵克永平，至沙河，元丞相也速领番汉骑士万众迎敌，大战。凤翔卫指掉韦正擒平章高家奴，杀掳其众，克其城，也速仅免遁去。”(卷下，页5上—5下)据此，领兵克永平者为右丞薛显。

（四)下真定，平太原、平阳，自河中府渡河，追元将孔兴等。进取麈(应作“鹿”)台，攻凤翔，逐李思齐，遂下巩昌。克平凉，至定西、六盘，招降元知院毛翔，下临洮。徐达令正招抚土豪赵脱儿、孙平章等，及马鞍山以西诸土酋。(页3563)

据《实录》，洪武元年十月己巳常遇春率师克真定(卷三五，页631)，而十一月乙卯徐达“令指挥韦正守真定营垒”(卷三六上，页670)，随于十二月丁卯陷太原，扩廓帖木儿宵遁(卷三七，页7O7)，冯宗异(胜)则于甲戌取平阳(页743)。二年（1369)二月辛卯，徐达师自平阳次河中，遣指挥造浮桥，从常遇春、冯宗异渡河趋陕西追逐元军(卷三九，页798)。三月乙未，达率军自蒲州渡河(卷四〇，页801)，庚子师至鹿台，遂入奉元路，元行省平章李思齐(1323—1374)副将遁去。《实录》是日载：“初，元行省平章李思齐据凤翔，副将……张思道与孔兴、脱列伯，金牌张龙济……等驻鹿台以卫奉元。及闻大兵入关，思道等先三日由野鱼口遁去。”(页808)丙午，常遇春等率师至凤翔，李思齐惧，领所部十余万西奔临洮(页810)。四月丙寅，徐达至凤翔，丁卯师度陇州，庚午至泰州马跑泉，元守将遁去(卷四一，页815、816、817)。乙亥下巩昌，平章梁子中等投诚(页820)；丁丑冯宗异师至临洮，李思齐出降，遂遣人送往大将军营(页821)。徐达闻捷，即令韦正与降将赵琦等镇守，又随立临洮卫。《实录》同日记：“大将军徐达遣指挥韦正及赵琦、司马来与朵儿只吉等守之。琦、狄道人，一名脱脱帖木儿，时呼为赵脱儿，世为元土官云。”(页823)乙酉徐达师至靖宁州，故元知院杜伯卜哈遁去。明日师度六盘山，至开城，谍报故元豫王驻西安州，遂令右丞薛显将兵追袭，豫王遁去，获其人口头目车辆而还(页824)。五月甲子，徐达师还至红城，薛显以所获王保保(扩廓帖木儿)部将毛祥(按即《本传》纪事之毛翔)及知院尹铎、李遵正等并马二千余匹送至。丁酉徐达师出萧关，遂下平凉(卷四二，页827)。《本传》所记韦正随徐达从征时日地点有倒置，应以《实录》校正。

《纪事录》叙徐达大军克临洮与平凉较详细，可资补充，但日期有差异。其记临洮之降系于四月十二日：“达遣大都督冯胜，追(李)思齐至临洮，土官平章赵脱儿挟思齐出城降，达以金吾卫指挥潘彝守之。……上欲怀远人，授思齐为平章，……脱儿为临洮卫指挥佥事。”(卷下，页9下)按赵脱儿前揭《实录》洪武二年四月丁丑言其为李思齐养子，名琦，早名脱脱帖木儿，时呼为赵脱儿，世为元土官云。《纪事录》述徐达克平凉则系于六月下：“克平凉，元豫王、西安王遁去。克延安、绥德、获李景昌军士家属二万余人。达令凤翔指挥副使韦正押送河南省，时遇酷暑，水竭，饥馑载道，死者过半。”(卷下，页10上)豫王为阿剌忒纳失里，西安王为其弟答儿麻，俱于至正十三年(1353)受封。徐达遣韦正守卫临洮系替代非材之潘彝，《纪事录》六月下详记其事：“达、遇春议彝非守城材，遣凤翔卫指挥韦正领全卫马步兵，诣临洮代之。彝苛刻，贪贿嗜杀，临洮内外军民远遁。间有附者，彝嗔来迟，即凌迟之。自四月至九月，无一人降者。时有河西戎瞥至城下摽掠，达知之，遂有此代。正至临洮，尽收刑具于市中焚之，远近闻正代彝，渐有降者。正给以衣粮，遽者遣人赍御榜以招之，远居土穴者抚之，再四负固者，率壮士掘出之，亦不加刑。……四山潜伏军民，自此闻风相率而至者无虚日，土著土卒来降悉置之左右，访其地里人情，此地遂安。”(卷下，页10下—11上)由此可见韦正才干与徐达倚重之缘由。

按《实录》洪武二年六月甲子，宁州父老诣徐达降，遣指挥吴宏往抚谕，并招徕邠州等处(卷四三，页843)；乙酉，参政傅友德移兵会庆阳城下(页848)。七月辛亥，王保保将韩扎儿攻破原州，指挥陈寿俱陷殁。徐达闻报遣右丞徐礼将兵镇守，又遣指挥叶谷(国)珍守彭原，调韦正守邠州(页854)。八月戊寅，徐达督诸军攻庆阳，癸未克之(页867—868)，至九月壬辰，师至平凉，又以韦正守临洮(卷四五，页877)。同月乙卯，河西番兵寇临洮，屯于洮河原，韦正率兵御之。《实录》载录一则近乎神话之奇迹，记言：“时河水未冰，师不得济，正焚香祝曰：‘正仗国家盛德，镇抚一方，将以休养生民，今贼在迩而不得击，何以报国家。天意使贼平，则令河冰。’未几，有冰如巨屋自上流而下，风随之，河冰遂合，正即率兵直捣虏营。虏大惊，以为神，俱投戈请降。正之守临洮也，善于招徕。时土酋赵琦弟同知赵三及孙平章、祁院使等皆先后来归。正悉与衣冠，厚遗而遣之，自是诸部土官相率来降。”(卷四五，页904—905)韦正祝祷河水凝冰，因得渡江灭番兵事又见《纪事录》十一月下。说云：“河西番兵集于西岸，欲出兵追之，洮水归槽，深不可渡。韦正乃仰天拜祝，须臾，有一巨冰筏自上流而下，直至其处，坚冻不动。正令兵布沙土而渡，大败锁南之兵，擒者纵之，兵还而冰复解矣。若非天佑，何以致此。”又言：“临洮地寒，上遣使督运战衣绵布、绵花给赐军士，赐韦正御衣一领，御酒二樽以劳之。正令千百户、镇抚共饮其酒，下诏谕之，略曰：‘广牧牛只，以备来春耕种。遐迩之民，无不畏威怀德矣。’”(卷下，页11上—11下)前所记韦正祝祷应验与《实录》略异，然后节记正因平西番获赏则不见《实录》，足以补史之阙。

(五)洪武三年五月，从邓愈克河州，留正镇守，时元镇西武靖王卜纳剌等诸酋长拥兵犹众，正遣兵追之于宁河，杀获颇多，于是沙家失理与诸酋长遣人来请降。正即策马往谕之，酋长皆感悦，献其全部军马及元所授金玉、印章、金牌。宣命擢临洮卫世袭指挥同知，又招降元宣政院使何锁南等。寻置河州卫，以正为指挥使，招徕撒里畏吾儿，安定王卜烟帖木儿等，暨土番朵甘灌顶国师。乌斯藏诸部奉表朝贡。(页3563—3564)

据《实录》洪武三年(1370)五月己丑：“大将军徐达分遣左副将军邓愈招谕吐蕃而自取兴元”(卷五二，页1011)，此为邓愈出征吐蕃之始。其克河州则系于辛亥：“左副将军邓愈自临洮进克河州，遣人招谕吐蕃诸酋”(页1027)，但未言命韦正为留守。韦正奉谕招降武靖王卜纳剌、元宣政院使何锁南《实录》记载甚简略，但于是年六月末段云：“是月，……故元陕西行省吐蕃宣慰使何锁南等，以元所授金银牌印宣勅诣左副将军邓愈军门降。及镇西武靖王卜纳剌亦以吐蕃诸部来降。先是，命陕西行省员外郎许允德招谕吐蕃十八族大石门、铁城、洮州、岷州等处，至是何锁南普等来降。”(卷五三，页1056—1057)此处并无提及韦正衔命招降事，但归功于陕西行省员外郎许允德。

韦正擢临洮卫世袭指挥及出任河州卫指挥使《实录》无载，仅记其以后者身份执行以绵布、茶易粟之买卖政策。此见三年九月甲寅：“河州卫指挥韦正言：‘西边军粮，民间转输甚劳，而绵布及茶可以易粟，今绵布以挽运将至，乞并运茶给各卫军士令其自相贸易，庶省西民之劳。’诏从其言。正初至河州时，城邑空虚，人骨山积，将士见之，咸欲弃去。正语之曰：‘正受命同若等出镇边陲以拒戎狄，当不避艰险致死命以报国恩。今既至此，无故弃去，一旦戎狄寇边，其谁御之，民被其害，则吾与若等死亡无地，虽妻孥不得相保，与其死于国法，无宁死于王事乎？’于是众感激曰：‘愿如公命！’正日夜抚循其民，俾各安其居，河州遂为乐土。”(卷五，页1098—1099)此处叙述经营河州政绩为一重要文献，他书无载，甚有价值。同年十一月丙申，朝廷赏赐陕西兰州等处守御将士，以指挥王子明、韦正等备御临洮城有方，攻剿贼类，威镇西陲，人赏文绮帛八匹，千户卫镇抚以下有差(卷五八，页1136)。四年(1371)十一月丁丑，吐蕃必里万户府朵儿只星吉来降于河州卫，韦正因遣送至京，随置必里千户所，属河州卫。《实录》是日云：“置必里千户所，属河州卫，以朵儿只星吉为世袭千户。必里在吐蕃朵甘思界，故元设必里万户府，朵儿只星吉为万户。至是，来降，河州卫指挥使韦正遣送至京，故有是命。”(卷六九，页1292)

《实录》以上各条颇资印证《本传》记载，但仍嫌简略，需从《纪事录》补充。按《纪事录》将〔何〕锁南受降及卜纳剌归顺分为二事，先于三年四月叙锁南，然后于十月记卜纳剌，时间与《实录》倒置。所记何锁南受降云：“土番宣政院使锁南，领洮州……等十八族六元帅府大小头目，赍所授元宣敕金银牌面、银铜印信，亲诣〔邓〕愈前降，愈悉纳之，具名闻。上以锁南为河州卫指挥同知，以其弟汪家奴为河州卫指挥命事。”(卷下，页13下—14上)其记韦正征伐卜纳剌及劝谕求降尤为详赡，堪称一时实录。

《纪事录》先叙邓愈与韦正筹粮进袭卜纳剌，由参政朱亮祖(？—1380)率领，时为三年四月后。记言：“河州粮乏，愈与韦正议集锁南等，劝奖六千户军民，家输纳米麦六千石以济家需。愈遣参政朱亮祖等领兵追袭，镇西武靖王卜纳剌，院使马迷行至乞台山至土鲁干河，山水泛张，深急不能渡，军士无粮，饥甚。时六月二十四日夜，雪雨大作，卒俱穿夏布衣裤，未赉糇粮，饥寒特甚。亮祖遣人谓正曰：‘士卒饥寒将死，公当救之。’正即令巩昌、临洮二卫旗军以膻衫热食济之，次日遂回。”(卷下，页14上—14下)又续记河州卫军士饥甚，遁亡者众，韦正恩威并施，顾全大局。同年七月下云：“河州军士饥甚，夜逾城而遁者七百余人。是夜三鼓，……集旗军于门下，……正扬言曰：‘圣天子养吾等数十年，托守边城，汝等不受暂时饥寒，吾自武安州与汝等败元游兵，擒李二左丞，曾蒙主上重赏，汝等思归，我当独守此土，以待转运。’遂泣拜入内，将士感泣，令各百户具所处士卒名数，遣人于临洮结河二桥，凡见逃者，即以正语告之，闻者复回。民间讹言，官军某月某日弃城去矣，人心不安，正即遣军占荒田屯牧，民心遂安。”(卷下，页15上—15下)足见韦正之规画才干与御兵有方。

关于武靖王卜纳剌投降事，《纪事录》是年十月叙述甚详。记云：“武靖王卜纳剌、院使马迷率番将士三十余众及家属万人，至答失蛮沟下营。遣人至河州，谓韦正曰：‘我等胡人，畏威不敢造次近城。韦相公若到营中，同饮金酒，即降。若不来，我等即回。’正谓俞本曰：‘我不造营，纳其降，彼兵远来，饥甚，必大掠良民而归，虽无大害，恐烦上虑，托圣天子洪福，去必无虞。……’四鼓遂行，布马步于两翼，亲率骁士百余骑，直造虏营。相去百余步，令骑士下马，俱止此地，仅与俞本数骑至营。卜纳剌、马迷迎之，互拜毕，共坐帐中，大小头目罗拜于前。正谕以天道人事。西番俗例以金磨酒共饮为誓，设大牢宴之，至酉而回。次日，卜纳剌、马迷领部下大小番酋所授元朝金银铜印，金银牌面、宣敕，及金玉图书曰：‘此王者所执信物也。’具省院官员姓名、番军人数目，率家属于城东驻札十营，具本奏闻。上于河州设武靖卫，以卜纳剌为指挥同知，马迷为指挥命事。”(卷下，页16上—17上)

《纪事录》四年正月又记载韦正招抚西番诸酋：“西宁州地名锁罕秃朵只巴，岐王遣元参政阿失宁至河州降。韦正令镇抚张护神 奴遣书及御榜往谕之。朵只巴虽奉书，而时遣人通语其家，无归心。”(卷下，页18上)岐王为锁南管卜，元泰定帝泰定四年(1327) 受封。二月下续言：“是月，……韦正遣人招抚山后好来、阿仁、剌哥、美吉、朵的、云都、亦思麻因等七站人民，并下缺军总旗仲兴等七人。委监站掌印，以土官为副，共牧人民。”(卷下，页18下)十二月下又言：“韦正遣人谕朵只巴曰：‘元朝皇帝海外，中原天下尽归。天朝昔颁诏旨，略曰：“胡君远遁沙漠，皇子爱猷失里答剌若能审识天命，衔璧来归，待以殊礼。”量汝有多少气力，若做一家，上必任以重职。汝既年老，恣择便利，草地处之，汝当静思之。’朵只巴遂遣侄朵失结至河州奉表朝觐，上授朵失结为河州卫指挥佥事，颁以金筒诰命。”(卷下，页19下)以上所载，补充《实录》殊多，可见《纪事录》之史料价值。

(六)七年，改置西安行都指挥使司于河州，以正为都指挥使，进阶骠骑将军，提调朵甘、乌思藏都卫。正又招降元右丞朵儿只失结等，奏置西宁等卫。八年，改西安行都指挥使司为陕西行都指挥使司，正仍为都指挥使。九年十月，复姓宁氏，进阶龙虎将军。会川藏戎为盗，命卫国公邓愈讨之，正从征有功。(页3564)

按《实录》洪武七年(1374)七月己卯：“诏置西安行都指挥使司于河州，升河州卫指挥司韦正为都指挥使，总辖河州、朵甘、乌思藏三卫。”(卷九一，页1595)此处未言其进阶骠骑将军(正二品) (《明史·职官志一》，卷七二，页1751)，但其总辖朵甘、乌思藏诸卫，则与《本传》吻合。同年八月乙卯，增列侯等官禄秩，韦正以西安行都指挥使得千五百石（卷九二，页1616）。《本传》同年条言“正又招降元右丞朵儿只失结等，奏置西宁等卫”，按《实录》系于六年(1373)正月己未：“置西宁卫，以朵儿只失结为指挥命事。朵儿只失结西宁人，仕元为甘肃行省右丞。初，王师下关、陕，与太尉朵儿只班在青海，朵儿只班遣其来朝进马，上赐以袭衣文令其招谕其部曲。朵儿只班不奉诏，遁甘肃，朵儿只失结自率所部二千余人还西宁，遣弟赍齐答等赴京言朵儿班不奉诏之故。及宋国公冯胜总兵征甘肃，遂以所部从行，胜乃命朵儿只失结同指挥徐景追袭朵儿只班，获其金银印及军士马匹，遣其弟答克麻送京师，至是立西宁卫。”(卷七八，页1430)此处叙事甚详，然并未语及韦正招降朵儿只失结之功。

韦正改陕西都指挥使见《实录》八年(1375)十一月癸丑：“以在外各处所设都卫并改为都指挥使司，……西安都卫为陕西指挥使司。”(卷一〇一，页1711)复姓事见《实录》九年(1376)四月己酉：“河州卫都指挥使宁正守边有功，上赐玺书，劳之曰：‘卿守西疆今已九年，恩威远播于戎羌，号令严明于壮士，忠心昭著于朝野，朕甚嘉焉。时当初夏，特遣人往劳，卿宜慎抚边戎，晨昏毋怠。’正初冒姓韦，至是命复本姓。” (卷一〇五，页1762) 《本传》系其事于九年十月，又言复姓后进阶龙虎将军(正二品，见《明史》同上条)，时间及内容稍异。《实录》随即以宁正之名记其行事，如同年八月末言：“西番土官朵儿只巴叛，率众寇罕东，河州卫指挥使宁正率兵击走之，追至西海北山口而还。”(卷一〇八，页1802)但上两则仍沿用正旧职衔，不悟前年已擢升陕西都指挥使。据《实录》，邓愈于十年(1377)四月戊申奉命与沐英为正副征西将军，率师讨吐蕃，肇因为所部川藏邀杀使者巩哥锁南等谋乱(卷一一一，页1851)。五月辛丑，大捷师还，《实录》记：“征西将军邓愈兵至吐蕃，攻败川藏之众，追至昆仑山，斩首甚众，获马牛羊十余万，遂遣凉州等卫将士分戍碾北等处而还。”(卷一一二，页1858)不过此处并无记载宁正从征，需从《纪事录》补苴。后者系韦正从邓愈、沐英讨川藏戎于前年(九年)五月言：“卫国公邓愈，西平(应作‘平西’)侯沐英、南熊(应作‘南雄’)侯赵庸，上授以征西将军印剑伐川藏，以都指挥使韦正为前锋，直抵昆仑山，屠西番，获牛羊马匹数十万以归。遂于昆仑崖石间，刻‘征西将军邓愈总兵至此’，绘其地里进上。”同年十二月又记：“上遣中书舍人张道宁宣韦正至京，询西征事于玄清宫，赐宴。次日，宣正于寝殿，朝皇后马氏，赐以巨珠耳坠，又降勅曹国公李文忠宴于私室。越三日，□于奉天门，上赐以龙衣令归。添设河州左卫。”(卷下，页29下)于此可见宁正之勋绩及恩赐奖赏之隆厚，不过，《纪事录》纪年与《实录》相差一载，而亦无言及复姓事，凡纪事皆用韦正姓名，至十五年始见宁正之名，殊为失误。

(七)十一年，西平侯沐英征西番，遣正追袭叛虏朵儿只巴，获其羊马辎重而还。十二年，兼领宁夏卫事，至则修筑汉唐旧渠，令军士屯田，引河水灌田数万余顷，兵食以足。十三年，从西平侯沐英征北，至和林，擒元平章脱火赤，知院爱足部众万余人。十四年，从西平侯经略公主山寨，歼其戍卒，取全宁四部。十五年，除四川都指挥使。会河西土官，故元左丞剌瓦蒙、藏卜等来降，唯松、茂等州西羌未附，正调兵讨之，擒贼首杨知府。(页3564—3565)

按《本传》记沐英征西番，当系前揭《实录》十年四月载邓愈与沐英率师讨吐蕃之后续，其事至十一年(1378)十一月始结束。《实录》同年月庚午记太祖自为文告祭岳渎山川诸神曰：“曩者兵争日久，老幼颠连，少壮奔逼，其苦甚矣。……上帝好生，于是命予平祸乱。……今者祸乱已平十有一年矣，惟西戎密迩边陲，岁常肆侮，特命西平侯沐英，都督佥事蓝玉、王弼等率兵致讨，惟神有灵，尚克相之。”(卷一二一，页1960)宁正奉命进袭朵儿只把则未见记载。《纪事录》于是年六月下有言：“归德州西番土人汝奴叛遁亦咂地方。宋国公冯胜遣人于韦正处索马。正不与，胜憾之，于上前谮曰：‘韦正不以国法为重，不善治西番，致有叛。勅遣中书舍人徐光祖赍札谕正，赦其死，降为归德州守御千户，以陕西都指挥叶升代镇河州。昇贪婪无耻，至则尽更升令。’”(卷下，页30下)此事未见《实录》，与官方记载亦不吻合，未悉究竟。此令是否未曾执行，因而在十二年(1379)七月调升宁夏时所提及之前任职衔仍为河州卫千户?

《实录》十二年七月庚戌云：“升河州卫千户宁正为宁夏卫指挥佥事。”(卷一二五，页2005)。十三年(1380)宁正从沐英北征和林，见《实录》是年二月壬申：“上以故元国公脱火赤，枢密知院爱足率众万余，屯于和林，恐为边患，命西平侯沐英率陕西兵往讨之。”(卷一三〇，页2060—2061)大捷之报道见三月壬子：“英遂率师渡黄河，经宁夏，历贺兰山，涉流沙，凡七日夜至其境，去穹庐五十里。分军为四道，至夜衔枚而进合围之，擒脱火赤，爱足等，尽获其部曲以归。”(页 2074)两则记事与《本传》吻合，但并无提到宁正参与。宁正十四年(1381)从沐英远征沙漠御边见《实录》是年四月庚午：“大将军徐达率诸将出塞，右副将军傅友德至北黄河，虏骑骇避，友德选轻骑夜袭灰山，克之，获其部落人畜甚众。西平侯沐英等略公主山长寨，歼其戍卒，获全宁四部以归。”(卷一三七，页2162—2163)此处述事甚详，可惜未语及宁正。宁正升四川都指挥使见《实录》十五年(1382)正月戊戌：“升……宁夏卫指挥佥事宁正为四川都指挥使。”(卷一四一，页 2226)《本传》言“会河西土官故元左丞剌瓦蒙、藏卜等来降”云云，《实录》十五年六月乙卯记：“故元四川分省左丞瓦剌蒙(前作“剌瓦蒙”)遣理问、高惟善等自西番打煎炉、长河西来朝，上故元所授银印……”(卷一四六，页2291)，即指“河西土官来降”事。又十六年(1383)十月丙子云：“松、潘二州羌民作乱，四川都指挥使司发兵讨平之。”(卷一五七，页2433—2434)宁正是时为四川都指挥使，当系其发兵讨平羌乱。

(八)十九年，改云南都指挥使。二十一年，百夷据险作乱，贼将刀思郎等聚众十余万，驱象百余拒敌。正率兵从西平侯沐英进战，斩其二将，贼众奔溃，尽获其象马。未几，东川蛮反，而越州、龙海、广西等寨亦据险作乱，正从西平侯沐英讨平之。二十五年沐英卒，诏授正荣禄大夫、右军都督府左都督代英镇守。久之，命为平羌将军，总陕西、四川兵讨阶、文千户张者之乱，平之。二十八年正月，率兵从秦王往洮州打鱼沟等处，克平番寇，三月还京，至是以疾卒。上为辍视朝一日，遣官吊祭，擢其子鹰扬卫指挥使忠为前军都督府都督佥事。(页3565—3566)

上言十九年(1386)宁正改云南都指挥使，然《实录》是年四月癸丑云：“命四川都指挥使宁正与指挥胡原、汤昭同署云南都司事” (卷一七七，页2688)，非为云南都指挥使。实则，《实录》二十年(1387)五月庚申，记其奉谕留意百夷窥边，仍称为四川都指挥使(卷一八二，页2739)。宁正何时真除云南都司未悉，《实录》迟至二十五年(1392)七月庚寅，始称其以云南都指挥使擢升右军都督府左都督，受命镇守云南(卷二一九，页3215)。《纪事录》十五年壬戌记：“上……以西平侯沐英为总兵镇云南，调四川都指挥使宁正为云南都指挥使。云南之地，叛服无常，正善抚众，故有此调。”(卷下，页33下)此处将任命提早数年，甚误。二十一年(1388)，宁正从沐英进剿百夷酋长思伦发，《实录》是年正月辛巳言：“百夷思伦发，诱群蛮入寇马龙他郎甸之摩沙勒寨，西平侯沐英遣都督宁正击破之，斩首一千五百余级。”(卷一八八，页2812)同年三月甲辰叙沐英讨平思伦发云：“分军为三队，都督冯诚领前队，都督同知宁正领左队，汤昭领右队。……将士皆奋勇欲战，……奋呼突阵，众随之无不一当百，贼众大败。斩首三万余级，俘万余人，象死者过半，生获三十有七。……余贼皆溃，……思伦发遁去。”(卷一八九，页2858—2860)《实录》是年八月壬寅又言：“西平侯沐英调都督宁正帅兵会颖国公傅友德讨东川”(卷一九三，页2893)，则是年秋宁正转从傅友德出征东川乌蒙、芒部诸蛮并越州叛酋阿资。《实录》二十二年(1389)二月末段详述：“是月，西平侯沐英遣都督宁正从颖国公傅友德击阿资于越州，败之，斩其党火头，弄宗等五十余人，获马牛羊以千计。阿资势穷蹙，与其母请降。”(卷一九五，页2934)

据前揭《实录》，宁正于二十五年七月擢升右军府左都督镇守云南，此项任命，如《本传》言，系因沐英是年六月卒(见《实录》卷二一八，页3205)，亟须将才填缺。未几，宁正被召返京师，《实录》于数月内三次记录其行踪。如二十五年十月乙亥：“命镇守云南都督宁正署云南都指挥司事……还京。”(卷二二二，页3244)；二十六年(1393）正月戊申：“遣使召署云南都指挥使司事右军都督宁正还朝。”(卷二二四，页3274)；又同年四月丙辰：“署云南都指挥使司事右军都督府左都督宁正至京师。”(卷二二七，页3316)朝廷催速宁正返京，据《本传》言，系任命其为平羌将军，统兵至陕西叛平千户张者等叛乱。《实录》二十七年(1394)八月丙戌记：“陕西阶、文千户张者等叛，命右军都督府左都督宁正为平羌将军，会都督佥事徐凯，率陕西成都卫兵……一万八千余人往讨之。”(卷二三四，页3416—3417)是年底，乱平。《纪事录》系其事于二十七年十月，惟将张者书作张赭：“上遣右军左都督宁正，授以平羌将军印剑，总兵于十一月初十日平之。”(卷下，页41上)翌年正月，正又奉命从秦王朱樉(1356—1395，太祖第二子)出征洮州平番寇。《实录》是月丙午载：“平羌将军右军都督宁正讨平阶、文叛寇张者等，复命正以兵从秦(案：‘王’字缺)樉征洮州等处。”(卷二三六，页3445)同月甲子记张者被械至京伏诛：“右军都督宁正遣人械叛寇张者、赵原言至京伏诛。”(页3447)三月正还京，至是以疾卒。《实录》无载其终寿岁数，因此未知其生卒年。子宁忠任命见《实录》二十六年(1393)十一月丙辰：“以右军都督宁正子忠为鹰扬卫指挥使。”(卷二三〇，页3365)与三十年(1397)三月辛未：“以鹰扬卫指挥宁忠为前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卷二五一，页3632)

三、宁忠事迹

宁忠出身已见《明太祖实录》，据此知其从父任军职，洪武三十年晋升前军都督府都督佥事，随奉诏领军从征麓川平缅宣慰使刀干孟叛乱。《实录》是年九月记：“戊辰，麓川平缅使司刀干孟叛，逐其宣慰使思伦发。……乙亥，上以平羌将军都指挥齐让……平蛮无功，命左军都督杨文佩征虏前将军印为总兵官，右军都督同知韩观副之。……复谕文等曰：‘凡用兵行师以严明为胜，赏罚必当功罪，然后恩威并行，人心悦服。……宁都督、汤〔昭〕都督尝领兵为楚、湘二王宿卫，驻营黔阳、辰溪之地，二人亦令从征。’”(卷二五五，页3679—81)宁都督当指宁忠，因其父是时已卒。不过，《实录》同年十一月癸酉，又载命西平侯沐春(1363—1398)为征虏将军，左军都督何福为左将军，徐凯为右将军，率云南四川诸 卫兵往讨刀干孟(页3688)。翌年(洪武三十一年［1398］)五月丁未，则报道击溃叛蛮，斩获甚众，然刀干孟诞诈未降，思伦发还平缅，踰年卒(卷二五七，页3714)。(详后揭《徐凯传》)据此，宁忠或未出师，即或从征，并无功赏记录。宁忠传记资料见《明人传记资料索引》上册，页630；详见本页注②、③，页242注②，页243注①。

1398年建文帝继位后，宁忠调属长兴侯耿炳文(1335?—1404)麾下，燕王朱棣“靖难”兵起，随从炳文征战殉难，为一“逊国”功臣。宁忠事迹始见佚名撰《奉天靖难记》，此为朱棣登基后所编纂关于“靖难”之官方记录。卷一元年(洪武三十一年)八月壬戌记忠从耿炳文镇守真定，为燕王战败被擒：“〔上，指燕王〕至真定城二十里，……耿炳文出城来战，……上以奇兵出其背，循城夹击，横透贼阵，耿炳文大败，急奔入城，军争门，门塞不得入，相蹈藉死者甚众。……左副将军驸马都尉李坚领众接战，……薛禄引槊刺坚堕马，……生擒之。右副〔将〕军都督宁忠，左军都督顾成，都指挥刘遂俱被擒，斩首三万余级。”见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页56—57。燕王颇礼遇投降之朝廷将官，李坚、顾成、刘遂俱获赦罪并赐爵禄，然则宁忠之下场如何，其事详见嘉靖后面世之逊国功臣传记汇编。

最先记述宁忠的为郑晓(1499—1566)《建文逊国臣记 》卷八《本传》，言曰：郑晓：《建文逊国臣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明嘉靖刻本，1973)卷八，页2上。此书原刊于《吾学编》(嘉靖四十五年〔1566〕)，卷五九。

宁忠累官都督，建文元年，充征虏右副将军，与驸马都尉李坚从大将军至北平。八月，及“靖难”兵战于真定，败奔滹沱河。战，又败，与都督顾成，都指挥刘遂(一作“燧”)皆被执。忠之妻，都督徐凯女也，后与凯同死。

此传甚简略，未语及死因，仅透露忠妻为都督徐凯之女，但所言“后与凯同死”含糊不清，是指其妻随后与父母罹难，抑或与宁忠共死？徐凯亦为“逊国”功臣，《建文逊国臣记》卷四有传，不过记事年代多误，宜以《实录》匡正。凯以开国功为茂州卫指挥使，后守松潘军民司。据《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二年正月以战功升四川都指挥同知，二十六年四月擢中军都督府都督命事，仍署四川都司事，翌年八月与宁正剿平陕西阶、文千户张者等叛。三十年底从西平侯沐春(1363—1398)、左都督何福等往讨麓川平缅叛酋刀干孟，踰年擒干孟以归。建文改元后还京师，凯仍为都督。据《奉天靖难记》，是年三月从宋忠练兵临清防范燕王，八月奉耿炳文命驻军河间，二年(1400)十月出守沧州，与吴杰守定州、盛庸守德州为犄角，及燕王攻城，大战落败，与都督及将校百余人被执。凯等投降愿事新主，燕王遣至北平仍许其官禄，但传言事后暴卒，一说在械送北平道死，未审其详。徐凯传见郑晓：《建文逊国臣记》卷四，页10下—11上。又见曹参芳(杨思本评)：《逊国正气纪》(影崇祯刊本)卷六，页18下—19上；钱士升：《皇明表忠记》(影崇祯刊本)卷五，页15下—16上。(上二书收入《明人传记资料丛刊》第63、64册)郑晓谓徐凯被“遣至北平，仍其官禄，靖难后暴卒”；钱士升则言“凯及都指挥、……将校百余人皆被执，械送北平道死”。徐凯事迹补充资料见《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五，页2929；卷二二七，页33l2；卷二三四，页3416；卷二五五，页3688；卷二五六，页3702；卷二五七，页3714。又见《奉天靖难记注》，页28、51、126。

宁忠最翔实之传记，见崇祯间黄士良纂《逊国神会录》及曹参芳辑《逊国正气纪》，两者内容相若，后者似系沿袭前者。惟缺“赞曰：……”。兹将前者之《宁忠传》抄录如下(文内加“括号”之文字为后者之异词)：见黄士良：《逊国神会录》卷下，页8下—9下(收入《明人传记资料丛刊》第62册)；曹参芳：《逊国正气纪》卷六，页17下—18上。 宁忠累官都督，建文元年(“元年”作“初”)充右副将军，与驸马都尉(省“都尉”)李坚，佐大将军(省“大将军”)耿炳文北征，驻军真定。潘忠、杨松败，王 (按指“燕王”)至郑州，获降将张保。保言炳文兵十三万，半营滹沱河南，半营(补“河”字)北。燕王计欲炳文并其众，则易破，乃善抚保，遣归，诈言兵败被执，幸脱归。又令言雄县败状，燕兵旦夕且至，炳文闻言，果移南营过河(作“炳文遽信之，尽移南营”，省“过河”二字)。燕王(略“王”字)兵次无极县，炳文军滹沱河北，繇西门而营，直抵西山。次日，燕师(“师”作“兵”)未至真定二十里，擒樵采，知炳文惟备西北，王(略“王”字)乃率(增“轻”字)骑数千绕出城西。炳文适出(略“出”字)送使客(增“出”字)，觉兵至奔回，急趋桥，燕兵斫桥，炳文几被擒。城中大惊，炳文乃率坚、忠出城(省“出城”)交战。燕王与丘福以奇兵出其背，循城夹攻，横冲其阵，炳文大败，急奔大城。军争门，门塞不得进，跆藉死者甚众。忠及都指挥刘燧(按《实录》作“刘遂”)等皆被执，后忠与妻徐同死，徐即凯女也。

赞曰：“雄莫失守，恒沧随弃，长子舆尸，弟子缧系，勇怯同尽，邦家之瘁，败则可矜，死亦其义。”

同时人钱士升纂《皇明表忠记》(崇祯十一年［1644］序)，其《宁忠传》亦据前二传稍易数字，“赞曰”首二句则改为：“天雄失守，山随弃。”见钱士升：《皇明表忠纪》卷五，页 9下—10上。

上述宁忠传记，主要取材《奉天靖难记》及《明太宗实录》等官方资料，又参考郑晓《建文逊国臣记》，故此特别详尽。传末言“后忠与妻徐同死，徐即凯女也”，远较《逊国臣记》清晰，虽未言其死因，但知夫妻同死。无论如何，宁忠与其姻亲俱系尽忠王事殉难，在帝王政治与正统史观立场，二者皆垂名当世，而忠固无愧于其名与父执之祈望也。

本篇原载《汉学研究》第15卷第1期，台北： 1997年6月。重刊于陈学霖：《明代人物与传说》。